第一篇：供暖合同纠纷案件的裁判标准
供暖合同纠纷案件的裁判标准
供暖合同属于公共事业合同类，它的履行关系到广大城镇居民的正常生活和社会稳定，因此，认真研究此类合同纠纷发生的原因，提出解决问题的对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根据各地法院对供暖合同纠纷案件的审理情况，既摸索出了一些经验，同时也发现了实践中存在的不少问题。为了更好的处理此类案件，提高审理此类案件的审判水平，逐步减少此类纠纷的发生，应对此类案件审理情况进行分析和总结，并提出处理的建议、对策和标准。
一、供暖合同纠纷案件的特点
供暖合同是供暖单位向采暖单位或个人供暖，采暖单位或个人支付采暖费用的合同。与一般的合同相比，供暖合同的产生、履行有自己的特点，除了体现合同自由的意思自治原则外，更多的则是体现国家强制干预和指导性。在供暖合同中，一方面，供暖单位属社会公用企业，履行供暖义务不仅是基于合同的约定，而且是基于有关行政规章和国家政策的规定，政府每年冬季也均要求检查供暖方是否保证正常供暖；另一方面，供暖在技术上系整体供暖，在采暖方欠费时，供暖单位难以行使其他民事合同的履行抗辩权，停止向特定采暖方供暖，而于其他民事合同的公共服务性、行政强制性和强制继续履行的特点，供暖合同中供暖方与采暖方的权利失衡。并且，由于实际采暖单位与个人众多；居住分散，供暖单位在主张权利方面处于不利地位。实践中，供暖合同纠纷的产生原因多在于采暖单位与个人拖欠供暖费。总的来说，此类案件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案件的季节性。供暖合同纠纷一般发生在每年的冬季及春季，也就是供暖合同中约定的供暖费的给付期间内，由于供暖单位一般都在这一期间进行欠费清算工作，相应的供暖案件也比较集中。
第二，案件事实清楚，法律关系简单。供暖纠纷一般都依据标准合同，双方当事人对于供暖采暖的事实一般也都无异议，供暖单位一般都拥有胜诉权。
第三，纠纷发生原因的多样性。实践中纠纷的发生原因比较复杂，常见的有以下情况：因为企业破产无法为职工交纳供暖费，而供暖单位未申报债权的；企业改制后单位已将供暖费以货币形式发给职工，不愿履行供暖合同的；国有企业经营状况恶化，无力负担职工供暖费的；职工从单位调出后，供暖合同未及时变更的。
第四，结案方式多以调解为主。由于此类案件基本上事实无争议，如果判决结案一方面审理周期比较长，供暖单位虽能胜诉但无形中诉讼成本就会增加，另一方面由于当事人双方系长期合作关系，判决结案不利于供暖单位今后的供暖费收取工作，因此，无论从审判的社会效果还是法律效果，都以调解结案为宜。实践中此类案件的9U％都是以调解结案的。必须继续履行供暖合同，以保证整体供暖。
二、供暖合同纠纷发生原因分析
“单位负担职工供暖费”的政策是我国计划经济体制下适用的，是与当时市场经济不发达，商品房买卖市场不成熟，公房租赁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现状相适应的；职工住房完全依靠单位所分公房，取得公房使用权；由于房屋所有权人依然是单位，因此供暖费所有人负担也在情理之中。同时国家规定职工供暖费由单位负担，也是考虑到当时单位职工的工资比较低，类似于单位为职工提供的一项福利待遇。但是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及商品房买卖市场的逐步规范，国企改革工作也逐步深人，市场经济要求企业办社会的负担要逐渐减轻，因此由于各种原因而产生的矛盾便日益突出，前几年由于供暖单位法律意识淡漠，不善于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因此造成了一些供暖费的损失。近几年来，供暖单位的维权意
识正在逐步增强，许多单位设立了专门的清收部门，指定专人负责。对采暖单位情况进行深入了解，将欠费的单位、个人按照欠费时间长短、欠资原因、清收难度等进行逐一排列，在对方不主动交纳时即直接起诉到法院，这说明当事人的法律意识在增强。根据对我度受理案件的研究，我们发现，根据被告主体的不同供暖案件分为单位被告和个人被告两种，其中单位被告的纠纷发生原因有：
（一）单位效益不好，无力按时交纳供暖费。这类案件大约占到受调案件的60％左右。由于市场竞争的不断加剧，一部分国有企业缺乏适应市场变化的创新机制，导致企业效益下滑，许多企业只能靠国家救济或者银行贷款给职工发工资，根本无力负担供暖费用，导致供暖单位起诉。
（二）单位职工调出或辞职后，供暖合同未解除或终止。有少部分案件属于此种情况，职工调走或辞职后，原单位要求解除与供暖单位的供暖合同，但是由于接收单位不主动或不愿意与供暖单位签合同，导致原合同无法解除，原单位主观上不愿承担供暖费，供暖单位只能起诉解决。
个人被告的发生原因主要有：
（一）职工为公房承租人，职工死亡后，共居人不愿交纳供暖费。此类案件占一定比例。职工死亡后，原有供暖协议自动解除，因此供暖单位应当与房屋使用人重新签订供暖合同。共居人往往拒绝交纳而生纠纷。
（二）单位职工买断工龄的，供暖合同未变更，职工不愿负担供暖费。在国有企业改革、改制过程中，一些单位与职工签订了工龄买断合同，单位一次性补偿职工一定数额的货币，双方劳动合同解除，职工住房的供暖费应当由其自付。实践中一部分职工不愿负担而生纠纷。
（三）企业改制后，供暖费改为职工个人交纳，职工未及时交纳供暖费。实践中一些企业改制后，改变了其负担供暖费的方式，不愿再与供暖单位签订供暖合同，而采取将供暖费用直接发给职工由职工自己去交纳的方式，但是未及时通知供暖单位，而职工也不愿主动交纳而生纠纷。
第二篇：房地产转让合同的确认纠纷案件的类型及裁判标准
房地产转让合同效力确认纠纷案件的类型及裁判标准
物权的平等保护原则是民法的一项重要原则，它适应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机制的需要。如果对各种市场主体不给予平等保护、解决纠纷的办法、承担的法律责任不一样，就不可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不可能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房地产业的健康发展对国民经济良好运行具有重要意义，也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住房需求息息相关。永城市是近年来经济发展较快、城区规模扩展较快、房地产业发展日趋活跃的新兴城市，特别是永城市委、市政府提出的在不远的将来把永城市打造成生态之城、文明之城、卫生之城、园林之城的目标，加快了适应新兴城市的建设步伐，更加促进了永城市房地产产业的发展，随之而来的涉及房地产纠纷案件也孕育而生，且呈逐年增加的势头。那么如何正确审理房地产案件，特别是如何审理好作为物权变动原因的房地产转让合同效力确认纠纷案件，落实物权平等保护原则，维护永城市房地产产业的良性循环发展，成为永城市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的重中之重。
一、房地产转让合同效力确认纠纷案件的类型
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合同、房屋买卖合同的效力确认纠纷案件较多，且较为复杂，具体类型有：
1、以出让方式取得建设用地使用权，使用权人为夫妻，其中夫或妻一方与他人签订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而夫或妻的另一方以未经共有人同意或授权，擅自处分无效为由，要求确认转让合同无效纠纷；
2、1
以划拨方式取得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合同效力纠纷；
3、新城规划区内，原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的庄盘地，使用权转让合同效力确认纠纷；
4、两大集团原分给职工的福利房进入市场交易合同效力确认纠纷；
5、塌陷区村民安置房进入市场交易合同效力确认纠纷；
6、新城规划区内，原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在分得庄盘地上建房多层，对外出售合同效力确认纠纷；
7、未办理房屋产权证，确认房屋买卖合同效力纠纷。
二、裁判标准
1、对夫妻一方处分共同享有以出让方式取得使用权的土地，合同效力的确认，应分别情况处理。如果夫妻双方感情较好，虽然一方没有在转让合同上签字，但法院仍应根据生活法则，按常理裁量认定转让行为系夫妻双方的共同行为，确认合同有效；如果夫妻双方感情不好，长期处于分居状态，一方转让建设用地使用权时存在恶意，可确认合同无效，但符合善意取得条件的除外。
2、以划拨方式取得建设用地使用权的转让合同，最高法司法解释有明文规定，未经政府批准，应当认定合同无效。但起诉前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办理土地使用权出让手续的，应当认定合同有效。
3、新城区内，原集体经济组织的庄盘地的性质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土地所有权性质不变，仍为集体经济组织所有，按人头分配给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按城市规划要求进行建设；第二种情况是政府将庄盘地征收为国有，但批准给原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使用，不给补偿，也不收取土地出让金。上述两
种情况普遍存在，涉及的纠纷也较多。第一种情况很明显土地使用权的性质是集体所有，法律明文规定，集体所有的土地禁止买卖，故此类合同应确认为无效。第二种情况，集体经济组织的庄盘地，政府征收为国有，但仍有原所有者的成员使用，那么此类土地使用权取得的方式，政府没有界定是划拨，还是出让，对这类案件纠纷永城法院存在两种观点：一种是此类土地虽被政府征收为国有，但仍批准为原所有者的成员使用，没有向政府交纳出让金，应视为划拨土地，在没有征得政府批准的前提下，转让合同无效。第二种观点是，虽未向政府交纳出让金，但政府也未对原集体经济组织使用者进行补偿，且允许按城市规划进行建设，故应视为出让土地，转让合同应有效。第二种观点为主流观点。
4、两大集团即永煤集团和神火集团分配给职工福利房进入市场交易，买卖合同效力的问题。两大集团在成立初期，根据当时的政策及自身的实际情况，通过政府征用国有土地出资建设房屋，以福利的方式分配给职工，每人一套，由职工按成本价或低于成本价交集团一部分款取得房产。多年后，这些房产很大一部分已进入市场交易，转卖与集团以外的人，这种买卖合同效力如何确认，永城法院也存在两种观点。第一种是合同无效。两大集团以福利的方式将房屋分配给职工，职工并未取得完全产权，即构成无权处分，故合同无效。第二种观点合同有效。两大集团以福利的方式分配给职工房屋，是根据当时的政策及自身的实际情况，经过多年后，政策已经发生变化，且两大集团对房屋转让行为明知存在却不明确表示反对，可视
为对转让行为的默认，职工取得房产居住使用多年，已取得完全产权，有权自由处分，故该合同有效。支持此观点的还有一个理由，即转让房屋的人较多，考虑到社会稳定因素，如确认合同无效，将会影响社会的不安定，也不利于对当事人权益的维护。该观点为主流观点。
5、塌陷区村民安置房，是政府在城市规划区内建造，根据塌陷区村民人口指标，以低于市场的价格出售给塌陷区村民，有的村民转手出售或将分配指标转让，这种合同效力如何认定的问题。上述住房是政府为安置塌陷区村民，政府投资开发建设，虽具有政策性的优惠，不同于市场上流通的商品房，但该房被塌陷区村民购得后，村民即取得了房屋的所有权，根据财产自由处分的原则，村民有权处分，合同应合法有效；分配指标的转让，也符合财产自由处分的原则，不违背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少数观点认为，转让塌陷区村民安置房，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所以合同应属无效，这种观点不能成立。所谓社会公共利益，是指社会上大多数成员的利益，而不是哪一个单位，部门或者集团的利益，更不是某个个人的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具有广泛性和群众性，该利益的维护将有利于广大群众的生活、生产、学习和工作，对社会公共利益的破坏将影响到广大群众的生产、生活与学习，给公众带来不便等等。在我国，一般认为，社会公共利益主要包括两大类，即公共秩序与公共道德两个方面。公共秩序主要包括社会公共秩序和生活秩序。社会公德，也被称为善良风俗，它是指由社会全体成员所普遍认为，遵循的道德准则。通常的道德规范所涉及的范围
非常广泛，并不是任何违反公共道德的行为都是导致合同无效的行为，只有那些内容严重违反社会公德的合同，才能被确认为无效合同。显然塌陷区村民处分自己的安置房或转让指标并没有影响到广大群众的生产、生活与学习，只是一种对自己享受优惠政策权利的自由处分。
6、新城规划区内原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在分配的庄盘地上建房多层，家庭成员住房多余，又转让他人合同效力应如何认定的问题。这种情况应与上述第3个问题结合起来。①如果土地所有权性质仍为集体所有，那么房屋转让给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以外的主体，该合同则违反了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买卖合同无效。如果出售给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应审查是否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政策，关于宅基地分配使用的规定。②如土地所有权性质已被政府征收为国有，且建设房屋符合城市规划要求，那么房屋买卖合同，应认定为合法有效。
7、房屋出售时，出售人未办理房产权证，房屋买卖合同效力的认定。此种情况，当事人总会以违反《房地产管理法》第三十八条第一款第六项的规定予以抗辩，即未依法登记领取权属证书的，不得转让。该条规定属管理性规定，而非效力性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案例中，已明确了该观点。当然此种情况，还应分清。①涉案房屋占用土地所有权的性质及是否有土地使用证的问题，如果占用的土地属集体所有的性质，仍然应认定为合同无效。②如果虽属国有土地，但房屋建设者未取得土地使用权证书，也未征得政府批准，那么该房屋买卖合同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为无效。③如果属国有土地，虽未取得土地使用权证书，但已经政府批准规划建设，应认定合同合法有效。
以上几种房地产转让合同效力确认纠纷案件，是在审判实践中遇到的比较典型、比较普遍的案件。随着经济的发展，涉及其他类型的房地产转让合同效力确认纠纷案件还会发生，在审判实践中应牢牢把握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确认合同无效的条件，以维护交易安全，防止当事人违背诚信原则，实现避险趋利的目的。
（永城法院 刘亚东）
二Ο一二年四月十日
第三篇：合同纠纷案件
合同纠纷案件
餐饮加盟店特许经营合同纠纷案
一审案号：（2015）成民初字544号
【裁判要旨】
如果同一区域、同一时期，特许人先后特许两家以上加盟店，其中一家加盟店的实际经营及获利状况势必会因此受到较大冲击，特许人未及时向被特许人履行相关信息告知义务，有违诚实信用及公平原则，而当特许人未披露信息直接影响合同履行且足以导致合同目的难以实现的情形下，被特许人取得合同解除权。
【案情介绍】
原告：袁伟
被告：星班客管理公司成?A分公司、星班客管理公司
2013年9月20日，袁伟与星班客管理公司成华分公司签订了《专卖协议》，授权袁伟作为公司拥有的“一食三客”7D多层转转锅品牌在四川省珙县的加盟商。同时星班客管理公司成华分公司向袁伟出具的“一食三客”招商政策载明，加盟精品店的投资总额29 800元，店面面积35平方米；关于“一食三客代理模式”包括县级市、地级市等6个级别，代理权及优势共有6项内容，其中区域保护是指按照代理模式的级别享有区域内独家经销权。合同签订后，袁伟按约支付了加盟费，并投入房租、装修、经营设施等费用，于10月19日正式开业。但袁伟发现同在珙县巡场镇、相距不到500米的地点，同样品牌的另一家专卖店在袁伟签订合同之后被授权加盟，且于同年11月2日开业。袁伟认为星班客管理公司成华分公司在签订协议时，已经明确告知袁伟拥有一公里范围的区域保护权，但却隐瞒同一区域内存在其他加盟店的情况，导致袁伟合同目的不能实现。而星班客管理公司作为星班客管理公司成华分公司的总公司，应当依法承担相应民事责任。据此，袁伟诉请人民法院判令：解除袁伟与星班客管理公司成华分公司签订的《专卖协议》；星班客管理公司成华分公司、星班客管理公司退还袁伟加盟费并赔偿经济损失。
法院审理认为：当特许人未披露能够影响合同履行，且足以导致合同目的难以实现的信息的情形下，被特许人取得合同解除权。本案中，被告作为特许人在签约时，并未明确告知原告即被特许人，选择不同类型的加盟店会取得不同范围及方式的经营权限，而在珙县巡场镇步行距离仅800米左右的区域内，除了被特许人袁伟的加盟店外，星班客管理公司成华分公司还许可另一家规模更大、开业在后的加盟店，此种情形势必引起两家加盟店的竞争，而该信息两被告并未披露，直至袁伟发现另一家店装修并开业，上述情况势必会对原告的实际经营及获利造成较大冲击，且导致袁伟因准备不足、竞争出现而难以履行合同、实现合同目的。因此，法院认定被告未履行披露义务时，原告有权解除合同。
涉案合同解除后，合同双方应承担各自返还的民事责任。特许人应向被特许人返还加盟期限内未实际经营期间所对应的投资款19866元，而被特许人也应立即停止使用合同约定的商标品牌、经营性资源并向特许人返还协议所约定的专用设备。由于涉案合同解除的责任在于星班客管理公司成华分公司及星班客管理公司，则袁伟有权主张赔偿损失。袁伟因履行涉案合同支付了房屋租金、装修费、广告费、购置设施费、货款、运费及员工工资等，最终法院综合考虑合同履行情况及袁伟的实际经营期间，酌情认定损失为28000元。
【法官点评】
该案例涉及特许经营合同中，特许人未履行披露义务时，被特许人行使合同解除权是否成立的法律判断。
（一）商业特许经营法律关系的认定问题。商业特许经营的基本特征在于：特许人拥有注册商标、企业标志、专利等经营性资源；被特许人根据特许人的授权在特定经营模式下使用特许人的前述经营性资源；被特许人按照约定向特许人支付特许经营费用。因此，在特许经营合同法律关系中，被特许人是通过运营特许人许可的包括注册商标、具有独特风格的整体营业形象等能够形成某种市场竞争优势的经营资源，而获取相应的商业利益。
（二）特许人未履行披露义务与被特许人行使合同解除权的认定问题。《商业特许经营管理条例》第三章专章规定了特许人的信息披露义务，包括特许人应当向被特许人提供的信息以及如何进行信息披露。建立并严格信息披露制度，对于避免信息不对称给被特许人带来的投资风险以及实现特许人、被特许人之间的利益平衡，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实践中，如何认定特许人是否已完成信息披露义务，以及合同是否应当被解除，一直是审判实践中的难点。目前，认定特许人是否完成相关披露义务并判断被特许人行使合同解除权成立与否，还应当结合《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对被特许人主张的隐瞒信息或提供虚假信息进行具体分析认定。只有在特许人隐瞒相关信息或提供虚假信息，影响到特许经营合同的实质内容，对缔约与否、合同履行以及能否实现合同主要目的产生实质性影响，才可以认定特许人未完成披露的法定义务，被特许人行使解除权的事由成立；若特许人未披露信息对于被特许人签订合同的真实意思表示或对于合同履行行为及合同目的的实现并不产生实质性影响的，则不宜作为未完成披露义务而认定合同解除。
“那式生活”衍生品开发知识产权合同纠纷案
一审案号：（2016）津02民初491号
二审案号：（2017）津民终489号
【裁判要旨】
合同目的是合同双方当事人通过合同的订立和履行所期望达到的最终目标。在合同约定不明情况下，应根据合同约定的具体内容及合同订立的背景等予以综合判断。
衍生品产业领域目前发展尚不成熟，实践中相关合同的签订与内容尚不规范，争议发生时双方往往有不同的理解，法院可能也会有不同的认识。无论从合同名称还是双方约定的权利义务内容看，涉案《衍生品开发授权合同》并非一般意义上以商标权人将注册商标许可他人使用为主要特征的商标许可使用合同，而是在我国文化娱乐领域消费者的消费能力不断提高、内容产业高速增长、衍生品市场开发潜力巨大的环境下，依托明星与综艺节目的影响力等合作开发周边产品的一种新型合作方式。对涉案合同目的的认定，亦应基于这种背景因素进行判断。
【案情介绍】
一审原告：上海珂兰商贸有限公司（简称珂兰公司）
一审被告：天津那是生活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简称那是公司）
2016年6月7日那是公司与珂兰公司签订的《衍生品开发授权合同》第2条约定的授权范围为那是公司所有的“那式生活”相关品牌元素，授权种类为排他性许可使用，具体为那是公司授权珂兰公司根据合同约定的素材进行首饰类系列产品的设计、制造、售卖。《衍生品开发授权合同》签订后，那是公司将“那式生活”相关品牌元素（尚在申请注册阶段的三个商标）授权珂兰公司使用；珂兰公司于2016年6月29日前，分两次向那是公司支付授权金共计1000000元。根据那是公司提供的NASING品牌元素，珂兰公司设计、生产了第一批衍生品款式产品，并于2016年6月29日交由那是公司审核，双方就产品的设计及做工等问题进行了沟通。2016年7月5日双方就中国好声音节目授权问题，那是公司明确表示因中国好声音版权存在争议不能取得节目授权，双方也未就宣传推广替代方案达成一致。2016年7月15日珂兰公司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确认该合同于2016年7月14日解除。
法院认为，涉案《衍生品开发授权合同》是以那英作为导师参与的中国好声音节目为基础而设立，合作开发“那式生活”相关品牌元素衍生产品，并利用中国好声音节目的影响力进行宣传推广以实现商品价值最大化及利益共享，这也是双方签订该合同的主要目的。那是公司违反合同约定造成珂兰公司合同相关权益无法获得，致使合同目的无法实现，已构成根本违约，故珂兰公司于2016年7月15日通过诉讼解除合同，条件已经成就。因涉案合同已经解除，珂兰公司有权要求那是公司返还已支付的授权费，法院酌情确定由那是公司返还珂兰公司授权金800000元。
【法官点评】
本案系珂兰公司在合同履行期限届满前，以那是公司不能向其提供约定的素材构成根本违约、致使合同目的无法实现为由，向法院起诉要求解除合同引发的纠纷。判断合同是否应当解除，要在准确理解和界定合同目的基础上，审查违约行为是否存在，并充分考量违约行为对合同目的实现的影响程度，合理平衡合同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涉案《衍生品开发授权合同》是否应当解除，即合同解除的条件是否成就，关于涉案《衍生品开发授权合同》的目的以及关于违约行为是否导致合同目的无法实现等各方面的内容。
衍生品产业系从具有一定影响力或商业潜力的内容资源中挖掘可衍生元素，通过商业化手段开发周边产品投入市场，实现影视作品、综艺节目、文化艺术等与商品的跨界融合，该领域发展尚不成熟，实践中相关合同的签订与内容尚不规范，争议发生时双方往往有不同的理解，法院可能也会有不同的认识。本案的审理，对于衍生品授权开发合同这一新型合同的性质、目的、特点等进行了深度的认定和剖析，对类似案件的审理，有一定的借鉴和参考作用，对于该行业的健康规范发展也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教育培训机构特许经营合同纠纷案
一审案号：（2015）宁铁知民初字第1192号
二审案号：（2016）苏01民终8325号
【裁判要旨】
特许经营合同纠纷案，可适用《商业特许经营管理条例》作为的裁判依据。《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五）项的规定，并未排除人民法院对于行政法规的直接选择适用。
特许经营合同未予约定的情况下，被特许人在合理期限内享有单方解除权。赋予被特许人此项法定单方解除权的目的在于给予处于弱势地位的被特许人一定的“冷静期”。
特许人未披露其应当于订立特许经营合同之日前至少30日书面向被特许人披露的信息的，被特许人可以据此解除涉案特许经营合同。
【案情介绍】
上诉人（原审被告）：南京米其儿教育信息咨询有限公司（简称米其儿公司）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赵川鹏
赵川鹏与米其儿公司于2015年3月20日、24日，分别签订了《米其儿国际早教品牌授权合作协议》《米其儿托乐嘉门店转让协议》，约定米其儿公司自2015年4月1日起至2020年3月30日，授权赵川鹏使用其商标及特许经营体系，在特定区域内从事早期教育工作。双方还约定涉案门店现在册学员的培训费用已由米其儿公司收取，赵川鹏负责完成后续的课程服务。上述协议签订后，赵川鹏按照约定向米其儿公司支付了合同款项合计528540元。2015年4月1日至16日，赵川鹏置于涉案门店的收银机共收取学员学费14892元，进入赵川鹏账户。2015年4月16日，赵川鹏向米其儿公司发送了《解除“米其儿品牌特许授权协议”以及“米其儿托乐嘉门店转让协议”通知书》，要求解除双方上述协议，返还已交款项。此后，仍有多名学员陆续向涉案门店交纳学费，但该费用未进入赵川鹏账户。
二审庭审中，赵川鹏述称，在签订涉案合同之前米其儿公司仅口头告知其在册学员数量很少、盈利很好，但从未正式披露过具体情况。米其儿公司承认未书面告知过赵川鹏在册学员的数量、学习周期等情况，但认为赵川鹏多次到涉案门店内实地考察，应当已经了解相关情况。关于涉案门店交接状况，米其儿公司称双方已就涉案店面物品进行了交接，但赵川鹏认为自身并未接手涉案店面的正式经营，涉案店面物品也未实际交接。双方还就员工工资及房租等事宜存在纠纷争议。
2016年7月29日，南京铁路运输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决定解除当事双方间曾签订的两份《协议》，责令米其儿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赵川鹏退还涉案合同款项493648元，并驳回当事双方的其他诉讼及反诉请求。
米其儿公司不服判决，提出上诉。2017年2月9日，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法官点评】
目前，市场上针对婴幼儿群体开办的早期教育培训机构品牌众多、发展迅速，这类培训机构多采用授予被特许人特许经营权的加盟模式，以实现品牌的快速扩张。在此过程中，因特许经营合同约定不规范、特许经营事项不明确、特许人资质不完备、特许人信息披露义务履行不到位等因素，造成双方当事人在合同履行过程中产生纠纷的情况日益增多。本案二审判决，厘清了相关的法律问题，对规范培训机构的特许经营活动起到了良好的引导作用，实现了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对于此类纠纷有三项重要借鉴意义：
（一）释明了解除特许经营合同的法律法规适用问题。二审判决明确了法律、行政法规或司法解释，均是民事裁判文书的引用依据，对于应当适用的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或者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可以直接引用。
（二）进一步厘清了《商业特许经营管理条例》第十二条所涉被特许人单方解除权的适用范围及条件。二审判决明确，《商业特许经营管理条例》授予被特许人的单方解除权是一项法定权利，旨在对处于相对弱势地位的被特许人进行倾斜性保护，以规范特许经营活动、维护市场秩序。同时，该项单方解除权有两条行使条件，一是被特许人尚未实际利用特许人的特许经营资源，二是处于特许经营合同订立后的合理期间内。
（三）明确了涉案机构已在册学员数量属于特许人应当披露的信息。《商业特许经营管理条例》第二十一、二十三条规定，特许人若未在特?S经营合同订立前至少30日，以书面形式向被特许人提供条例第二十二条规定的信息的，被特许人可以解除特许经营合同。上述条款的目的在于强制特许人披露对投资风险和利益至关重要的信息，促使被特许人能在信息充分的情况下作出最佳的投资决策。本案中，已在册学员的数量信息直接关系着被特许人针对此特许经营网点的投资预算，属于前述规定的应当书面披露的信息范围内，被特许人据此主张解除涉案特许经营合同并无不当。
第四篇：最高人民法院审理股权纠纷案件裁判规则
最高人民法院审理股权纠纷案件裁判规则
（二）2015-01-13两高法律资讯转
本期导读：
规则1：未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或侵害其他股东优先购买权的股权转让合同有效，但其他股东可以申请撤销。
规则2：股权转让合同不因转让人瑕疵出资而无效，受让人可被确认为股东。规则3：名义股东无权处分名下股权但未办理变更登记，将股权再次转让的，适用善意取得制度。
规则4：国有法人股转让条款未经批准未生效，但不影响合同其他条款的效力。规则5：企业国有产权转让在场外交易的，交易行为无效。
规则6：法律、行政法规规定股权转让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生效的，在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当事人仍未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的，合同未生效。规则7：公司章程限制股权转让条款经登记后可对抗第三人。
规则8：公司章程限制股权转让条款违反强制性规定或违反股权自由转让原则的，无效。
规则9：显名股东将其名下的股权转让、质押，或者显名股东的债权人要求执行显名股东的股权等行为，合法有效。
规则10：股东可以部分行使优先购买权，但不得妨害股权的转让。
规则11：未经其他股东同意向外转让股权的，股权转让合同相对有效。
规则12：发起人在股份禁售期内将股权委托给未来的股权受让方行使，并不能免除其法律责任。
规则13：夫或妻一方转让共同共有的公司股权，属于对夫妻共同财产作出重要处理，应当由夫妻双方协商一致。规则详解：
1、未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或侵害其他股东优先购买权的股权转让合同有效，但其他股东可以申请撤销。
未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或侵害其他股东优先购买权的股权转让，其所侵害的仅仅是其他股东的利益，而非社会公共利益，因此，只要当事人之间意思表示是真实的，就不应轻易否定股权转让合同的效力。由其他股东通过《合同法》第74条撤销权制度解决，可以充分尊重其他股东的意愿，更有利于维系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平衡。
2、股权转让合同不因转让人瑕疵出资而无效，受让人可被确认为股东。根据《公司法》的有关规定，瑕疵出资股东应当向公司补缴出资，并向其他股东承担违约责任，甚至要承担相应的行政及刑事责任，但其股东资格并不应受到影响。认定瑕疵出资股东仍具备股东资格正是其承担补缴出资义务的前提和基础，如果否认其股东资格，将导致对公司的出资义务无从履行，从而损害债权人和社会公共利益。出资人并不因瑕疵出资而丧失股东权，也就有权转让该股权，股权转让行为并不因瑕疵出资而无效。
如果转让人在签订股权转让合同时将瑕疵出资的事实如实告知受让人，受让人仍同意受让其股权的，股权转让合同有效，受让人将被确认为公司股东，但是受让人所享有的股权会受到瑕疵出资的限制。但受让人可以通过补缴出资来剔除股权瑕疵，再向转让人追偿。瑕疵出资的补足义务不影响股权的确认。
如果转让人在签订股权转让合同时隐瞒了瑕疵出资的事实，使受让人作出错误的判断和意思表示，属于《合同法》54条规定的欺诈情形，受让人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变更或撤销该股权转让合同。股权转让合同被撤销的，出让人仍为公司股东；如果受让人没有主张股权转让行为存在欺诈，除斥期间经过后，如无导致合同无效的情形，受让人将被确认为股东。
3、名义股东无权处分名下股权但未办理变更登记，将股权再次转让的，适用善意取得制度。
《公司法》第32条规定，记载于股东名册的股东，可以依股东名册主张行使股东权利。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所以第三人凭借对登记内容的信赖，一般可以合理地相信登记的股东（即名义股东）就是真实的股权人，依照《物权法》106条规定的善意取得制度，可以接受该名义股东对股权的处分，实际出资人不能主张处分行为无效。实际出资人主张处分股权行为无效的，则应举证证明第三人知道或应当知道该股权归属于实际出资人。一旦证明，该第三人就不构成善意取得，处分股权行为的效力就应当被否定，其不能取得该股权。当然，在第三人取得该股权后，实际出资人基于股权形成的利益就不复存在，其可以要求作出处分行为的名义股东承担赔偿责任。
在名义股东转让股权后，由于种种原因股权所对应的股东名称未及时在公司登记机关进行变更，此时名义股东又将该股权再次转让的，当确有证据证明该第三人在受让股权时明知名义股东不是真实的股权人，股权权属已归于受让股东，则名义股东向第三人再次转让股权的行为无效。如果没有证据证明第三人知道前述情形的，那么第三人可以取得该股权，受让股东的股权利益也不存在了，其可以要求名义股东承担赔偿责任。按照《公司法司法解释
（三）》第27条的规定，未及时办理变更登记有过错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实际控制人应承担相应责任；受让股东对于未及时办理变更登记也有过错的，可以适当减轻上述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实际控制人的责任。
4、国有法人股转让条款未经批准未生效，但不影响合同其他条款的效力。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冻结、拍卖上市公司国有股和社会法人股若干问题的规定》第2条的规定，国有法人股指国有法人单位，包括国有资产比例超过５０％的国有控股企业，以其依法占有的法人资产向股份有限公司出资形成或者依据法定程序取得的股份。国有法人股属于国家财产，未经国家授权的具有管理职能的财政部以及之后行使该职能的国资委批准不得转让，股权转让条款未生效但不影响合同其他条款的效力。对方当事人请求继续履行报批义务并存在继续履行的可能性时，法院应判令继续履行报批义务以促成合同生效。
5、企业国有产权转让在场外交易的，交易行为无效。
根据《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第13条的规定，国务院国有资产管理机构可以制定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的规章、制度。根据国务院国资委、财政部制定实施的《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管理暂行办法》第4条、第5条的规定，企业国有产权转让应当在依法设立的产权交易机构中公开进行，企业国有产权转让可以采取拍卖、招投标、协议转让等方式进行。企业未按照上述规定在依法设立的产权交易机构中公开进行企业国有产权转让、而是进行场外交易的，其交易行为违反公开、公平、公正的交易原则，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应依法认定其交易行为无效。
6、法律、行政法规规定股权转让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生效的，在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当事人仍未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的，合同未生效。
《合同法》第44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生效的，依照其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一）》第9条规定，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合同应当办理批准手续，或者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才生效，在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当事人仍未办理批准手续的，或者仍未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合同未生效。
7、公司章程限制股权转让条款经登记后可对抗第三人。
《公司法》第71条第1款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之间可以相互转让其全部或者部分股权。依照该规定，股东之间可以自由转让股权，未对有限责任公司股东间股权转让加以限制。同时，该条第4款规定，公司章程对股权转让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依该规定，允许章程作出例外规定，这属于任意性条款，股东可以基于该规定对股权内部转让进行限制。因此，对于公司章程中的特别规定，各方都应当尊重。
公司章程是设立公司的法定登记事项，因而公司章程经登记已达到公示之目的，具有对抗第三人的效力。因此，在公司章程中对股权转让设置的限定条件是有效的，具有对抗第三人的效力，违反该限定条件的股权转让是无效的。
8、公司章程限制股权转让条款违反强制性规定或违反股权自由转让原则的，无效。
在肯定章程可以对股权转让作出限制性约定的同时，必须明确，这一限制性约定是受到制约的，对于违法的或者违反公司法原理的限制性条款，不应认定其效力。具体而言：（1）公司章程对股权转让的限制性条款与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相抵触的，应确认该公司章程条款无效，对股东没有法律约束力，股东违反该条款转让股权而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有效。（2）公司章程的限制性条款造成禁止股权转让的后果。这种约定违反股权自由转让的基本原则，剥夺了股东的基本权利，应属无效，股权转让不因违反这些限制性约定而无效。
9、显名股东将其名下的股权转让、质押，或者显名股东的债权人要求执行显名股东的股权等行为，合法有效。
显名股东将其名下股权转让、质押，或者显名股东的债权人要求执行显名股东的股权等行为，属合法有效。因显名股东自身的债务导致其名下股权被执行，从而损害隐名出资人利益的，隐名出资人可以根据其与显名股东之间的合法协议主张权利。
10、股东可以部分行使优先购买权，但不得妨害股权的转让。
《公司法》第71条规定了股东的优先购买权，股东优先购买权产生的情形是：存在股权外部转让，如股权在公司股东之间内部转让则不存在优先购买权；同时，如果向公司股东以外的第三人转让股权的条件优于公司股东的情况下，也不存在优先购买权问题，只有在同等条件下，其他股东才有优先购买权。
股东优先购买权可以部分行使，原因为：一是《公司法》在明文规定股东的优先购买权的同时，并未禁止股东部分行使优先购买权，法无禁止即自由；二是优先购买权是法律赋予公司股东较之于公司外第三人的优先权利，允许部分行使优先购买权可以使公司股东的优先权利发挥得更为充分；三是有利于公司股东通过行使优先购买权增加股权份额，实现对公司的控制权，维护公司的稳定发展；四是强化了公司的人合性，避免或减少因新股东的加入出现新老股东之间产生摩擦的可能；五是有利于公司股东根据其财力状况和实现利益最大化的目标作出选择，既可以部分行使优先购买权，也可以完整行使优先购买权。在肯定股东有权部分行使优先购买权的前提下，部分行使优先购买权必须给予一定的制约，应以不妨害股权转让，保证股权顺利转让为限制。如果由于股东部分行使优先购买权，第三人因受让股权减少而拒绝受让剩余部分股权，则破坏了转让股权股东的顺利交易。此时，为弥补转让股权股东的可能损失，其他股东应受让全部拟转让股权。
11、未经其他股东同意向外转让股权的，股权转让合同相对有效。
未经其他股东同意对外转让股权，该股权转让合同相对于公司及其他股东无效。股权转让合同需要得到公司的同意后，才能对公司生效。未经其他股东同意对外转让股权，该股权转让合同在转让人与受让人之间有效。《合同法》第44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生效的，依照其规定。而公司法及有关行政法规并未就股权转让合同作出须经批准或登记生效的规定。因此，股权转让合同对于转让人与受让人之间而言，合同在成立时即生效。
12、发起人在股份禁售期内将股权委托给未来的股权受让方行使，并不能免除其法律责任。
《公司法》第141条规定，发起人持有的本公司股份，自公司成立之日起一年内不得转让。公司公开发行股份前已发行的股份，自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一年内不得转让。其目的旨在防范发起人利用公司设立谋取不当利益，并通过转让股份逃避发起人可能承担的法律责任。股份有限公司的发起人在公司成立之日起一年内，与他人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待公司成立一年后为受让方办理股权过户手续，并在协议中约定将股权委托受让方行使的，该股权转让合同不违反《公司法》141条的规定。协议双方在公司法所规定的发起人股份禁售期内，将股权委托给未来的股权受让方行使，也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且在双方正式办理股权登记过户前，上述行为并不能免除转让股份的发起人的法律责任，也不能免除其股东责任。因此，上述股权转让合同应认定为有效，但不能免除转让方的法律责任。
13、夫或妻一方转让共同共有的公司股权，属于对夫妻共同财产作出重要处理，应当由夫妻双方协商一致。
夫妻双方共同出资设立公司的，应当以各自所有的财产作为注册资本，并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因此，夫妻双方登记注册公司时应当提交财产分割证明。未进行财产分割的，应当认定为夫妻双方以共有财产出资设立公司，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夫或妻名下的公司股份属于夫妻共同共有的财产，作为共同共有人，夫妻双方对该财产享有平等的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的权利。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一）》第17条第2款的规定，夫或妻非因日常生活需要对夫妻共同财产作出重要处理决定，夫妻双方应当平等协商，取得一致意见。他人有理由相信夫或妻一方作出的处理决定为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另一方不得以不同意或不知道为由对抗善意第三人。因此，夫或妻一方转让共同共有的公司股权的行为，属于对夫妻共同财产作出重要处理，应当由夫妻双方协商一致并共同在股权转让协议、股东会决议和公司章程修正案上签名。夫妻双方共同共有公司股权的，夫或妻一方与他人订立股权转让协议的效力，应根据案件事实，结合另一方对股权转让是否明知、受让人是否为善意等因素进行综合分析。如果能够认定另一方明知股权转让，且受让人是基于善意的，则股权转让协议对于另一方具有约束力。
第五篇：婚姻家庭纠纷案件45条重要裁判指引
婚姻家庭纠纷案件45条重要裁判指引
一、女方婚前与他人发生性关系，婚后怀孕期间男方提出离婚的，不属于《婚姻法》第34条规定的“确有必要受理男方离婚请求”的范围。
说明：第一条是针对审判实践中对《婚姻法》第34条中“确有必要受理男方离婚请求”情形有不同理解而作出的裁判指引。
第一条《婚姻法》第34条规定，女方在怀孕期间男方不得提出离婚，但人民法院认为确有必要受理男方离婚请求的，不在此限。但女方在婚前与他人发生性关系导致婚后怀孕的情形是否属于确有必要受理的范围存在两种意见：
一种意见认为 所谓“确有必要受理男方离婚请求的”情况主要包括：①女方怀孕系婚后与他人通奸所致；②女方小产后，身体健康已恢复的；③男方受虐待，不堪忍受的；④一方对对方有危害生命、人身安全等情形的。[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女方因通奸怀孕男方能否提出离婚的批复》中指出女方婚前与他人发生性行为，应与婚后通奸行为加以区别，婚姻关系尚未确立，男女双方之间未产生夫妻间的相互忠实的法律义务，婚前性行为属道德问题，不属法律问题，所以此种情形不属确有必要受理的范围；
另一种意见认为，女方婚前与他人发生性行为导致怀孕，应赋予男方起诉离婚的权利，在此情况下无必要再保护女方。我们采纳了第一种意见。
二、原审法院在未发现女方怀孕时判决离婚，宣判后女方发现怀孕提起上诉，二审法院经审查不存在确有必要受理情形的，应撤销原判，裁定驳回男方的起诉。
说明：第二条是对二审发现不符合《婚姻法》第34条中“确有必要受理男方离婚请求”情形如何处理的裁判指引。
参见《婚姻法》第34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原审法院在未发现女方怀孕时判决离婚宣判后女方发现怀孕提起上诉应如何处理的复函》（1957年7月19日）。[2]一般情况下，女方怀孕期间男方不得提出离婚请求，除非人民法院认为确有必要受理男方离婚请求。因此不论是一审阶段或者二审阶段，只要女方不提出离婚、人民法院又认为不存在确有必要受理男方离婚请求的情形的，均应裁定驳回男方起诉。
三、请求宣告婚姻无效仅限于已办理结婚登记的婚姻，当事人就事实婚姻申请宣告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告知其按离婚程序处理。
说明：第三条是对无效婚姻适用范围的裁判指引。
无效婚姻是指男女双方虽已登记结婚，但由于违反结婚的法定条件，而不发生婚姻效力，应被宣告为无效的婚姻。无效婚姻案件不适用调解，且采取一审终审制审理。事实婚姻则应进行调解，调解和好或撤诉的，确认婚姻关系有效，调解不能和好的，应调解或判决准予离婚。[3]
四、人民法院受理申请宣告婚姻无效案件后，经审查确属无效婚姻的，不适用按自动撤诉处理的规定。
人民法院在审理无效婚姻案件时发现法定的婚姻无效情形已经消失，婚姻关系则转为有效，人民法院告知当事人后，当事人申请撤诉的，可以准许。
说明：第四条是对无效婚姻案件中当事人申请撤诉或拒不到庭如何处理的裁判指引。
《婚姻法解释
（二）》第2条规定了无效婚姻案件不准许撤诉的规定，但原告撤诉不成时可能拒不到庭，在此情况下同样也不应按撤诉处理。[4]第二款根据《婚姻法解释
（一）》第8条的规定，申请宣告婚姻无效时，法定的婚姻无效情形已消失的，人民法院对该申请不予支持。因此此时当事人申请撤诉不受无效婚姻相关条文的限制，如登记时未达定婚龄，申请无效时已经达到法定婚龄的情形。
五、离婚案件的被告在答辩状中或在举证期限内提出子女抚养、财产分割方面请求的，不构成反诉，人民法院应当要求被告明确其诉讼请求，对该诉讼请求应当合并审理并按照国务院《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的有关规定通知被告预交诉讼费用。
离婚案件的当事人在一审举证期限届满后发现新的夫妻共同财产的，可以在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增加分割该财产的诉讼请求，对该增加的诉讼请求人民法院应当合并审理并按照国务院《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的有关规定通知当事人预交诉讼费用。
离婚案件的被告作为无过错方请求离婚损害赔偿的，不构成反诉，但对该诉讼请求可以合并审理并按照国务院《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的有关规定通知当事人预交诉讼费用。
说明：第五条是对婚姻案件举证时限、被告答辩意见、提出反诉等程序性问题如何处理的裁判指引。
离婚之诉是复合之诉，子女抚养问题、财产分割问题均是附属于离婚之诉的从诉，不能吞并原告提出的离婚之诉，因此被告提出子女抚养、财产分割方面的新请求或反请求均不构成反诉。但人民法院应引导当事人明确诉讼请求并就其提出的诉讼请求涉及的财产分割部分按照《人民法院诉讼收费办法》第五条第一项的规定预交诉讼费用，经人民法院告知后当事人仍不明确其诉讼请求或拒不交纳诉讼费的，可以不予审理。离婚案件的财产方面当事人取证困难，经常在举证时限内无法完成全部举证，举证时限届满后发现新的财产也由于受证据规则的限制[5]无法提出请求，如要求当事人另行起诉不符合方便当事人的原则，既增加当事人诉讼成本，也不能解决纠纷，因此建议放宽离婚案件关于增加诉讼请求的限制（实质上也放宽了举证期限的限制）。离婚案件被告提出的离婚损害赔偿存在理论争议，基于财产、子女请求不构成反诉的同样理由，我们赞同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按不构成反诉的处理意见。[6]
六、原在内地登记结婚的夫妻双方现均居住在港澳地区，如香港、澳门法院以离婚诉讼须由婚姻缔结地法院管辖为由不予受理，当事人向内地人民法院起诉请求离婚的，内地原登记地或一方在国内的最后居住地人民法院可以受理。
说明：第六条是对涉港、澳婚姻案件的管辖权如何处理的裁判指引。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1984年4月14日《关于原在内地登记结婚后双方均居住在香港，现内地人民法院可否受理他们离婚诉讼的批复》。港澳同胞不属于居住在国外的华侨，但如果他们在居住地起诉有困难的，应当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3条[7]关于华侨起诉离婚管辖的规定处理。
七、双方当事人均为香港永久居民，在香港结婚，又在香港法院诉讼离婚。一方当事人在深圳起诉要求分割位于深圳的财产时，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不宜以双方离婚判决未经承认程序为由驳回起诉。
说明：第七条是对双方当事人在香港结合又在香港离婚，在大陆提起离婚后财产分割诉讼时是否需要申请承认香港法院判决问题的裁判指引。
承认香港法院判决程序适用的前提是双方当事人在大陆缔结婚姻关系并在香港判决离婚。如果双方当事人的婚姻关系缔结和解除均发生在香港，亦即双方婚姻关系从未在大陆缔结过的情况下，其婚姻关系解除应理解为事实认定问题，不必再经判决承认程序。此亦有助于减少当事人诉累。
八、人民法院受理离婚案件后，依据原告提供的被告住址无法送达，应要求原告补充被告的其他住址或其近亲属的住址和联系方式，仍不能确定被告住址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向被告公告送达诉讼文书。公告期满被告未到庭应诉的，人民法院可以缺席判决。
人民法院受理夫妻一方下落不明但未宣告失踪，另一方提出离婚的案件，应责令原告提供被告下落不明的事实、时间等证据和证明材料，并附有公安机关或其他有关机关关于被告下落不明的书面证明。
说明：第八条是对离婚案件如何适用公告送达方式及缺席判决的裁判指引。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84条、第130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据原告起诉时提供的被告住址无法送达如何处理问题的批复》（2004年10月9日）的规定，经法院合法传唤后被告不到庭应诉，法院可以缺席审理。但解除婚姻关系的生效判决当事人不得申请再审，[8]为防止原告故意不提供被告的准确地址而损害被告的合法权益，有必要慎用公告送达。
九、夫妻一方在离婚诉讼中申请对股东仅有夫妻两人的有限责任公司的财产采取财产保全措施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夫妻一方在离婚诉讼中申请对股东仅有夫妻两人的有限责任公司的财务账册等资料采取证据保全措施，经审查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七十四条规定的，人民法院可以准许，但应尽量避免影响该公司的正常经营。
说明：第九条是对离婚案件中的夫妻公司的诉讼保全和证据保全如何处理的裁判指引。
根据《公司法》第4条的规定，股东投资形成的法人财产权由公司享有，股东享有的是按投入的资本额确定的资产收益权。因此，虽然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仅有夫妻俩人，公司也实际由夫妻在管理经营，但公司的财产仍不宜直接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该公司的财产仍属案外人的财产，故不宜采取财产保全措施。但在审判实践中通常夫妻一方控制公司的财产，如果不进行证据保全，则可能无法准确确定股权价值，影响案件的公正审理，此时法院在不影响公司经营活动的前提下可酌情采取证据保全措施。
十、离婚案件重审时，原告可以减少诉讼请求，也可以增加诉讼请求，包括就原一审举证期限届满后发生的事实提起的诉讼请求，新增的诉讼请求应当适用举证时限的规定，对增加的诉讼请求应当与原诉讼请求合并审理。
说明：第十条是对离婚案件重审时如何适用程序问题的裁判指引。
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经讨论认为，案件重审时适用新的一审程序，原告可以减少诉讼请求，也可以增加诉讼请求，包括就原一审举证期限届满后发生的事实提起的诉讼请求，新增的诉讼请求应当适用举证时限的规定，对增加的诉讼请求应当与原诉讼请求合并审理。[9]
十一、人民法院在审理离婚案件过程中，债权人或其他案外人以夫妻共同财产、共同债务等涉及其利益为由申请参加诉讼或一方当事人申请追加第三人参加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准许。离婚后财产纠纷案件第三人申请参加诉讼的，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的规定处理。
说明：第十一条是对离婚案件是否应当准许第三人参加诉讼的裁判指引。
离婚之诉是复合之诉，解除婚姻关系的诉请是前提和基础，财产分割和子女抚养等诉讼请求是从属之诉，《婚姻法解释
（二）》第25条关于共同债务不因婚姻关系解除、离婚协议或裁判文书对共同财产分割而免除连带清偿责任的规定表明，离婚之诉对夫妻共同财产和共同债务的处理仅对夫妻双方产生拘束力，属连带责任人之间的内部分担债务的问题；离婚判决对案外人不产生拘束力，对债权人之诉没有既判力，因此我国一直坚持婚姻关系案件的审理不允许第三人参加诉讼的原则，[10]以避免离婚之诉不必要的延误。从既判力角度考虑，我们认为在离婚后财产纠纷案件中第三人同样没有必要参加诉讼，但一些基层法院法官认为离婚后的财产纠纷允许第三人参加诉讼不存在影响离婚之诉的问题且有利于查清事实，可以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参加诉讼，因此本条考虑将离婚后的财产纠纷案件是否准许第三人参加诉讼的决定权交给承办法官，不做硬性规定。
十二、离婚后财产纠纷案件应按照国务院《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十三条第（二）项的规定收取诉讼费用，不应按普通财产案件收费标准计收诉讼费。
说明：第十二条是对离婚后的财产纠纷案件诉讼费标准的裁判指引。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离婚后财产纠纷案件收费标准的请示的复函》（【2003】民立他字第10号）认为“《人民法院诉讼收费办法》第五条第一项的规定，只适用于当事人在提起离婚诉讼时同时提出财产分割的案件。本案当事人向人民法院起诉离婚时已提出请求分割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共同出资建办的煤厂，人民法院因该请求涉及案外人财产在离婚判决中未予分割，告知当事人另行起诉。在离婚案件判决后，当事人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分割该煤厂，且该煤厂所涉案外人财产已经人民法院的有关民事判决所确定。因此，应视为该案属当事人在提出离婚诉讼的同时提出财产分割的案件，按照《人民法院诉讼收费办法》第五条第一项的规定收取诉讼费用，不应按普通财产案件收费标准计收诉讼费”。
十三、下列要件应认定为《婚姻法》所规定的结婚的实质要件：
1、男女双方必须完全自愿结婚；
2、男女双方必须达到法定婚龄；
3、男女双方不属于直系血亲或三代以内的旁系血亲；
4、男女双方均未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
说明：第十三条是对如何理解结婚的实质要件的裁判指引。
《婚姻法》第8条规定了补办结婚登记制度，《婚姻法解释
（一）》第4条则明确规定了补办结婚登记后，登记的效力应追溯到双方具备结婚实质要件的同居期间。因此对结婚的实质要件的理解是确定结婚效力的关键。此条主要目的在于解决婚前同居行为是否符合结婚实质要件的实践问题。《婚姻法》第5、6、7条规定了结婚的实质要件，包括
（一）积极要件：①必须男女双方完全自愿结婚；②必须达到法定婚龄；
（二）消极要件：①已有配偶的；②属于直系血亲或三代的旁系血亲；③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的。审判实践中较为常见的情形是婚前同居（俗称“试婚”）的情况，同居双方相互不承认是一种夫妻关系，只是一种同居的事实状态，双方并未达成结为夫妻的合意，故此种同居关系不符合结婚的实质要件，双方同居一段时间后登记结婚的行为亦不属于补办登记的行为，不能将婚姻关系的效力追溯到同居期间。此种同居关系与事实婚姻的最重要的区别是，事实婚姻是指“没有配偶的男女未进行结婚登记，以夫妻关系同居生活，群众认为是夫妻关系的”，[11]而婚前同居关系不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婚前同居关系不属于法律调整范围，不受法律保护，当事人诉请解除婚前同居关系的，人民法院不应受理，但“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情形除外。[12]
十四、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是指合法缔结婚姻到婚姻关系依法解除或自然终止期间，不包括以下期间：
1、双方虽然共同生活，但双方不具备结婚实质要件，尚未领取结婚证之时的期间；
2、双方登记离婚或诉讼离婚生效后又同居生活的期间。
说明：第十四条是对如何理解婚姻法规定的“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裁判指引。
如何正确理解婚姻法规定的“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是认定夫妻共同财产、继承权等问题的关键，审判实践中出现的问题主要在于婚姻关系的起算时间和终止时间。婚姻关系的起算时间应依据《婚姻法》第8条和《婚姻法解释
（一）》第4、5条的规定确定，即存在两个标准：一是领取结婚证时间作为起算时间的标准，领取结婚证后是否共同生活不影响婚姻关系的认定；二是是否符合结婚实质要件的标准，未领取结婚证但符合结婚实质要件的，婚姻效力具有追溯力，不应以补办结婚登记为起算时间而应以符合结婚实质要件时间为起算时间。婚姻关系终止情形：一是合法解除，包括登记离婚和诉讼离婚；二是自然终止：一方或双方死亡。需要注意的是两种情况，一是在离婚诉讼中一审或二审判决虽准予离婚，但离婚判决尚未生效之前婚姻关系尚未终止；二是登记离婚或离婚判决书或调解书生效后，夫妻又和好并继续共同生活的时间，应认定为婚姻关系已经终止，此期间本质上与未婚男女婚前同居并无不同。
十五、离婚后的男女双方自愿恢复夫妻关系、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但未到婚姻登记机关进行复婚登记的，应当补办结婚登记，未补办结婚登记的，按同居关系处理。
说明：第十五条是对未办理复婚登记情形如何处理的裁判指引。
复婚的夫妻如果不进行复婚登记，只是在事实上恢复夫妻关系而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的，在法律上不具有恢复婚姻关系的效力。当事人离婚后的法律状态将恢复至结婚前的状态，一旦离婚，则男女双方之间的权利义务与未婚男女无任何差异。男女双方如果自愿恢复夫妻关系必须与未婚男女一样履行同样的婚姻登记程序。[13]因此此种情形应按《婚姻法解释
（一）》第5条的规定处理。
十六、一方以同居为由请求对方支付“青春损失费”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女方在同居期间怀孕需要做中止妊娠手术请求男方分担部分因此产生的医疗费、营养费等合理费用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说明：第十六条是对同居期间“青春损失费”及有关费用主张能否支持的裁判指引。
同居是双方当事人自愿选择的一种生活方式，如果没有侵权行为发生，单纯以同居为由请求法院判令对方支付“青春损失费”没有法律依据。但对于同居期间女方还需要做中止妊娠手术的情形，基于公平原则，可以要求男方分担一些由此产生的医疗费、营养费等必要费用。最高人民法院吴晓芳法官在《婚姻家庭纠纷审理热点、难点问答
（二）》一文中亦持该观点，载于民事法律文件解读第89辑第101页。
十七、双方同居或恋爱期间，一方以结婚为目的赠与另一方较大数额财物，分手后请求另一方返还赠与财物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说明：第十七条是对同居期间以结婚为目的赠与大额财物能够请求返还问题的裁判指引。
一方以结婚为目的在婚前给付对方大额财物应定性为附条件赠与行为，如果条件不成就或者条件消失，给付方可请求返还。大陆法系的法国、德国、瑞典等国的民法典均对此有类似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吴晓芳法官在《婚姻家庭纠纷审理热点、难点问答》一文中亦持该观点，载于民事法律文件解读2011年第11辑第44页。
十八、双方恋爱期间一方个人出资买房，产权登记在出资一方名下，双方恋爱关系终止后另一方要求分割上述房产时，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说明：第十八条是对恋爱期间一方出资买房，恋爱关系终止后如何处理问题的裁判指引。恋爱关系与婚姻关系有所不同。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取得的财产原则上为夫妻共同财产，但在恋爱期间一方购买的房产登记在该方名下，应当认定为该方的个人财产。
十九、双方恋爱期间共同出资买房，产权登记在一方或者双方名下的，双方恋爱关系终止后要求分割上述房产时，人民法院应当按照照顾妇女、儿童权益的原则、考虑有关房屋的产权登记情况以及双方实际出资情况，妥善分割。
说明：第十九条是对恋爱期间双方共同出资买房，恋爱关系终止后如何处理问题的裁判指引。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未办结婚登记而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案件的若干意见》第八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非法同居关系的案件，如涉及非婚生子女抚养和财产分割问题，应一并予以解决。具体分割财产时，应照顾妇女、儿童的利益，考虑财产的实际情况和双方的过错程度，妥善分割。此种情形于上述规定相类似，在考虑财产实际情况时可以房屋产权登记情况为主结合双方实际出资情况妥当处理。
二十、人民法院审理婚约财产纠纷时，应将存在婚约关系的男女双方列为原、被告，如果彩礼给付人或者接收人并非存在婚约关系的男女双方，人民法院可以将彩礼给付人或者接收人列为共同原告或者共同被告。
说明：第二十条是对婚约财产纠纷案件诉讼主体如何列明问题的裁判指引。
该裁判指引的主要目的在于方面保护公民的财产权利，减少当事人诉累、统一两级法院裁判标准。最高人民法院吴晓芳法官在《婚姻家庭纠纷审理热点、难点问答》一文中亦持该观点，载于民事法律文件解读2011年第11辑第46页。
二十一、存在同居关系的一方当事人以另一方当事人违反忠诚协议为由提起违约之诉，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说明：第二十一条是对同居期间能够以违反忠诚协议为由提起违约之诉问题的裁判指引。
未婚同居关系并非婚姻法保护范围，恋人之间相互忠诚属于道德范畴，不宜由法律调整。最高人民法院吴晓芳法官在《婚姻家庭纠纷审理热点、难点问答》一文中亦持该观点，载于民事法律文件解读2011年第11辑第47-48页。
二十二、经人民法院判决不准离婚后双方又分居满1年，互不履行夫妻义务而再次起诉的，经调解和好无效，可以判决准予离婚。
说明：第二十二条是对夫妻感情确已破裂酌定情形的裁判指引。
在《婚姻法》修订之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如何认定夫妻感情确已破裂的若干具体意见》第7条[14]前半部分“因感情不和分居已满3年”的规定已经与《婚姻法》第32条关于“因感情不和分居满2年”的规定有抵触，虽然该司法解释未被明文废止，但按新法优于旧法的适用原则，司法解释的该部分规定不应再继续适用。但该条文的后半部分情形修订后的《婚姻法》以及《婚姻法解释
（一）》、《婚姻法解释
（二）》均未作规定，但审判实践中多次起诉离婚的现象较为普遍，因此判决不准许离婚后的分居情况可以作为认定感情是否破裂的依据之一，有利于合理解决实际情况。
二十三、主张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取得的财产为个人财产的一方应承担举证责任，当事人无法举证，人民法院又无法查清的，应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
说明：第二十三条是对离婚案件财产分割举证责任分配的裁判指引。
由于我国婚姻法采用婚后所得共同制，因此婚后所得财产原则上应认定为共同财产，个人财产为例外，故个人财产的举证责任应分配给提出主张的一方。[15] 与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婚姻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2006年征求意见稿）第9条意见一致。
二十四、工商登记中载明的夫妻投资比例不应认定为夫妻对财产归属的约定。
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无论使用一方的个人财产还是使用夫妻共同财产投资设立的股东仅有夫妻两人的有限责任公司，公司经营所产生的股东收益均属于夫妻共同财产。
说明：第二十四条是对夫妻公司股权工商登记及收益如何理解和处理的裁判指引。
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的倾向性意见是：《公司法》对于股东身份无限制性规定，故夫妻双方作为股东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并不违反法律规定，在离婚案件中否定夫妻公司的法人人格没有法律依据。工商登记中载明的夫妻投资比例并不能绝对等同于夫妻之间的财产约定，如果有证据证明工商登记所载明的事项只是设立公司时形式上的需要，则应按夫妻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去处理。在离婚案件中处理有关夫妻公司问题时，既要以《婚姻法》为依据，又要兼顾《公司法》中的规定。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无论是用一方婚前的个人财产还是用夫妻共同财产投资设立夫妻公司，公司经营所产生的收益均应属于夫妻共同财产。[16]原文是“公司经营所产生的收益”，但考虑到公司法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财产权归公司所有，夫妻双方作为股东只能享有夫妻公司股东所应享有的收益，故本条款在收益前增加了“股东”。
二十五、夫妻一方在婚前购买房产并登记在该方名下，另一方主张其在买房时亦有出资且婚前买房目的即为结婚共同居住，如果并无充分证据显示有关款项属于借款或者赠与等其他性质，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双方按照各自的出资比例共有房产。
说明：第二十五条是对婚前双方实际共同出资买房但产权登记在一方名下的情况下，离婚时如何分割该套房产的裁判指引。
该条裁判指引主要考虑是双方当事人婚前买房的目的是为了结婚共同生活，并没有明确的借款或者赠与的意思表示，从公平角度考虑，可以认定双方按照各自的出资比例共有该房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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