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媒体的公信力

第一篇：当下媒体的公信力

当下媒体的公信力

李方舟1B083331

所谓媒体公信力，是指新闻媒体赢得社会公众信赖的能力。它是媒体自身内在品质和外在形象在社会公众心目中所占据的位置，是衡量媒体权威性、信誉度和社会影响力的标尺。媒体公信力的高低，决定其舆论影响力的大小。媒体公信力是衡量、评判其舆论影响力最重要、最根本的标准之一。对于媒体来说，就是以其主体业务为核心形成的能够赢得受众、占领市场、获得最佳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并在众多竞争对手中保持独特优势的资源和能力。这只是一个大的、宽泛的定义，在生活中如何去体现，在人民中如何去实现，在政府面前如何去表现，都是我们对于媒体的一个最客观、最真实的评价。

说到媒体的公信力，以政府为突破口的话，制度和人民是公信力的根本保障，制度执行力是公信力的现实体现，人民的需求是物质体现。“十二五”时期，尤其应把媒体公信力构筑在法制和人制的基础上，把依法行政和一切从人民出发作为政府和媒体公信力的生命线，把依法办事和以人为本作为公信力的生长点，用法治的力量和人民的呼声守护公信力成长。提振媒体公信力，是一个系统工程，也是一项长期任务。公信力建设，只有扭住制度问题不放松,着重从制度层面寻找出路，才能获得立足的根基、持续的动力。

媒体的公信力，是一种社会认同和信任，从现象上看，常常表现为大事小情之间的人际诚信，而从实质上看，则是社会运行和治理过程中，人民与人民达成的契约，社会对制度的信仰。因而，提振公信力，媒体工作者的职业操守、道德形象固然重要，但更为关键的是媒体的职业基础是否扎实、媒体说出来的分量是否有效。

媒体是公信力的根本保障。一个好的媒体，可以为民解忧、以人为本的政治理念提供落实载体；一个好的媒体，可以为凝聚共识合力、促进和谐稳定的治理目标铺就现实道路；一个好的媒体，可以为开放透明、加强监督的权利诉求开辟参与渠道。好的媒体，符合社会历史发展潮流，顺应人民群众的要求期待，自然能得到普遍的信任与支持。

在现代社会，利益格局更趋多元，思想观念深刻变化，公众维护自身权益的意识和诉求更加强烈，媒体面临的公共问题日益繁杂，更容易遭遇信任挑战。近年来的一些突发事件和群体性事件中，也不时暴露了制度问题造成的公信力软肋。在这样的背景下，媒体建设唯有与时俱进，因时而变，更加符合经济社会内在发展规律，更加符合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不断调整、完善、创新，才能实现政府公信力的保值增值。近年来，政府不断废止收容遣送条例，颁布新拆迁条例，修改选举法、实现城乡同票同权，出台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制度等一系列制度改革和创新，立足实际情况，顺应党心民意，在破解问题和矛盾中，不也正是为了了解于民、解决于民吗？这样才能不断创造着增强媒体公信力的契机。

从现实情况看，媒体的完善固然重要，一些问题和矛盾的产生，正是由于媒体观察不得力、监督不严格、落实不到位，有法不依、执法不公、执法不严的现象时有发生，少数人民存在权大于法、滥用权力等问题，这不仅在无形中架空了制度，也对媒体形象和公信力造成了损害。

树立公信靠媒体，媒体公信看人民。公信力需要人民来塑造和强化，媒体健全，才能有效规范政府和社会成员的行为，增强人们相互交往与合作的信任度，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和安定有序。政府讲不讲诚信，有没有公信力，一条重要标准就是看政府能不能严格执法，依法办事，能不能始终按照宪法和法律法规规定的权限和程序使用权力。目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形成，“十二五”时期的媒体公信力建设，尤其应把公信力构筑在媒体基础上，把以人为本作为媒体公信力的生命线，把客观真实作为公信力的生长点，用媒体的力量守护公信力成长。

第二篇：增强主流媒体的传播力公信力影响力

增强主流媒体的传播力公信力影响力

2014-7-11编辑李雪

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党性和人民性从来都是一致的、统一的。我们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从本质上说，坚持党性就是坚持人民性，坚持人民性也就是坚持党性，因此必须把体现党的主张和反映人民心声统一起来。要旗帜鲜明坚持党性原则，坚持正确政治方向，站稳政治立场，坚定宣传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坚定宣传中央重大工作部署，坚定宣传中央关于形势的重大分析判断，坚决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决维护中央权威。要坚持以民为本、以人为本，解决好“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这个根本问题，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把服务群众同教育引导群众结合起来，把满足需求同提高素养结合起来。

理直气壮唱响网上主旋律。互联网的迅猛发展，以惊人的深度和广度影响着经济社会生活，深刻改变着舆论生成方式和传播方式，改变着媒体格局和舆论生态。要把网上舆论工作作为重中之重来抓，善于运用网络传播规律，改进创新网上宣传，发展健康向上的网络文化，形成网上正面舆论强势。大力推进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增强主流媒体的传播力公信力影响力和舆论引导能力。加强网络社会管理，加强网络新技术新应用的管理，推进网络依法有序规范运行，确保互联网可管可控，使我们的网络空间清朗起来。

有理有利有节开展舆论斗争。坚持正面宣传为主，决不意味着放弃舆论斗争。在事关大是大非和政治原则问题上，必须增强主动性、掌握主动权、打好主动仗，决不能似是而非、模棱两可，更不能沉默失语、没有声音。要敢抓敢管，敢于亮剑，着眼于团结和争取大多数，对错误思想观点进行有力批驳，针砭要害、揭露本质，帮助干部群众划清是非界限、澄清模糊认识。增强阵地意识，加强阵地管理，不给错误思想提供传播渠道。

第三篇：浅谈当下新媒体艺术的发展现状及其影响

浅谈当下新媒体艺术的发展现状及其影响

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一幅气韵流动的“中国画卷”徐徐拉开,晶莹剔透、美轮美奂,让全世界为之惊艳,陶醉于高科技与中国古典艺术完美结合的魅力。开幕式策划和实施是一大批新媒体艺术家集体智慧的结晶,运用新媒体艺术表现手段展现一幅中国的长卷、历史的长卷、文明的长卷。此外,人们最关心的主火炬的点燃方式和过程,也采用了新媒体艺术互动表演的形式,为世人带来全新的视觉体验和享受。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大量使用新媒体艺术手段并获得巨大成功,昭示着未来中国在重大活动开幕、展览、演出和会议上将大量运用新媒体艺术元素,预示着中国新媒体艺术时代的到来。

在信息时代的背景下，新媒体艺术作为一门新兴的艺术日益成为人类艺术发展史上的重要分支。那么到底什么是新媒体艺术呢？新媒体艺术不同于现成品艺术、装置艺术、身体艺术、大地艺术。新媒体是建立在多媒体计算机和互联网技术基础上的信息传播媒介。广义新媒体艺术的定义涵盖了一系列包含人类思想传递的信息媒介，通常意义上的新媒体艺术泛指以信息或数字技术为手段，以移动通讯和网络媒体为平台创作的各种区别于以往传统手段表现的艺术形式，一般均带有强烈的高科技和互动特征。

一、新媒体艺术诞生的基础

新媒体艺术即在20世纪艺术发展的宏观背景下诞生出来，大约有30年的历史。新媒体艺术的产生有两大支柱。其一是20世纪初期诞生的众多艺术门类和思潮。如观念艺术，早期的未来主义和达达主义，60年代的偶发艺术，70年代的表演艺术，以及70年代的电子艺术，装置艺术和结合机械技术的动力艺术等等。这些艺术形式脱胎于传统的媒介土壤，却无意中奠定了新媒体艺术发展的思想基础，最终更义无反顾地走向了新媒体艺术的怀抱。

其二，20世纪后期的新科技也是新媒体艺术产生的重要土壤。在信息时代的环境中，人类世界对于新科学的隐喻与模式大为着迷，神经科学、生物学、量子力学和计算机等高科技大大激发了艺术家的想象力和创造力，现代艺术发生了更为明显的分化和演绎，各种新兴艺术门类层出不穷，并大多数地带有多媒体和计算机技术的烙印。如：录像艺术、遥在艺术、虚拟现实艺术、网络艺术、机器人艺术、交互艺术、软件艺术、毫微艺术、触觉艺术、游戏艺术等等。这些未被分类或难以被分类，以数字为主要媒体的艺术形式目前均被归结于新媒体艺术的范畴。其共同的特征是：联结、互动、体验、易变。这些分支可被看作是新媒体艺术的初步发展，这也正是我们当下所处的阶段。

二、当下我国体艺术发展的现状

新媒体艺术在中国,已经经历了十来个春秋,以非常惊人的速度发展和壮大起来。在不经意中深入到了我国的各个领域中去了。据中国美术学院院长许江介绍说,“面对越来越数字化的社会空间,整个艺术界正面临一次新的挑战。新媒体艺术作为一种全新的艺术类型在中国正受到极大的关注,尤其是随着数字图象技术的不断发展和成熟,他作为艺术家人文思考时的一种有效手段已经成为可能,而且越来越在社会上受到广泛应用,尤其在新一代的都市年轻人中拥有很多知音。年轻艺术家所具有的活力、想象力、创造力以及对数码艺术的浓厚兴趣使他们的创作与世界数码艺术的发展融会在一起。”

艺术不能脱离社会，也不能置身于科技发展之外。九十年代以来，新媒体艺术在各种国际艺术大展上出尽风头，已成为了与艺术并架齐驱的主要艺术媒介。威尼斯双年展、卡塞尔文献展均有大量新媒体艺术作品人选并得奖。世界重要的艺术馆如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惠特尼美术馆、长滩美术馆及世界各地的艺术机构等纷纷举办专门的新媒体艺术展览，极大地推动新媒体艺术的传播和交流。

国内，有着悠久艺术传统的中国美术学院最旱成立了新媒体艺术研究中心，并成为新媒体艺术创作的中心之一。中央美术学院也创立一多媒体艺术专业，并邀请法国著名新媒体艺术家进行讲座培训。从这些活动中可以看出，在当代新媒体文化与实践艺术之间，建立一种健康的、反思性的互动关系已成为中国艺术教育中不可回避的内容之一。新媒体艺术绝不仅仅意味着增添了一种工具和手段。其力量还在于，它首先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占据了我们的日常视觉经验，自下而上的冲击着我们习以为常的生活观念，它同时意味着一个逐渐开放了的社会文化共同领域的建立。

在中国新媒体艺术运用最多的领域无疑是我们所接受和熟识现代电影,中国特效的国产电影《秦颂》的正式登场是新媒体艺术的亮点,这是一部制作精良、场面恢弘、明星荟萃的历史大片,其中气势庞大的阿房宫就是由电脑制作完成的。2002年,张建亚导演的《极地营救》,整个影片设计都是模拟好莱坞大片制作,此片制作过程,配备了国内第一台数字摄影机,聘请了国内电脑图像图形专家,运了计算机相关软件、作了大量的数字特效力,主要三维软件是Maya和3dmax,影视后期合成软件Inferno、Flame、Shake等。而且创新地使用了国内数字特技制作从未使用过的先进技术,如三维人体扫描、动态捕捉、大型的粒子特效等。使该片的视觉效果达到了国内领先水平,掀起了中国电影的新革命。还有张艺谋导演的影片《英雄》中,大量的运用了新媒体艺术形式,那万剑齐发、万马奔腾的壮观画面,其完美的、不寻常以及震撼人心的视觉及听觉效果,带给我们颠覆性的全新视听感受。

在中国新媒体艺术不仅在电影业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而且另一个值得一提的就是虚拟技术和动画仿真。虚拟设计已被广泛应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如“虚拟生产”、“虚拟贸易”、“虚拟市场”、“虚拟网络”等等。将在建筑设计、装备设计、产品设计、服装设计中发挥神奇的效用。虚拟设计利用3D、CAD建立一个非常完整的模型,加上渲染和动画功能,使模型变成一个形态逼真且具有动画功能的仿真物体,并具有了真实、交互、构想的特点。利用计算机进行模拟人在自然环境中的各种行为活动,实现人与所设计对象的操作与交流。以不断改进设计模型,强调三维图形的立体显示,使设计对象与人、环境更具现实感和客观性。多媒体艺术吸纳了许多传统艺术形式、集图文、影像、声音、互动性于一体，可能性极为丰富。多媒体及网络艺术最为鲜明的特质为其连结性与互动性，在其连结、融入、互动、转化、呈现的过程中，观众可以参与其中与介质及他人产生互动，这可以导致作品及参与者意识转化，并衍生出全新的影像，思维与视觉经验。参与者经由和作品之间的直接互动，参与改变了作品影像、造型乃至意义。它的潜能还需要更多富于想象力、创造力的实践去发展，并将大大改变我们对艺术概念的理解。

三、新媒体艺术特性分析

(1)虚拟性。网络技术的出现和发展，引发了人们的意识形态、思维方式及审美观念的变化。网络的虚拟就是通过技术手段对人类生活进行仿制和再造，逼真地还原事物的外貌和特征，使艺术感受者多方位运用感官系统达到一种通感；极大地满足了人们的心理需要，逐步转变了现实中的事物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和形象，从而带来审美观念的新变化。传统艺术的核心功能是审美，通过与艺术作品的对话最终达到心灵的共鸣。而新媒体艺术与传统艺术在形态上有着本质的不同，它摆脱了对材质的依赖，利用声、像等感官刺激直接作用于人的视听器官，形成一种虚拟领域的审美范畴；同时有着多变的模式，就使得新媒体艺术的审美变得复杂。

（2）交互性。这一特点使新媒体艺术的创作过程和传播过程与以往有很大的改变，受众甚至可以参与艺术创作或者对艺术片进行自我重构。如艺术家郭飞的多媒体绘画作品《可以听到的寂静》中传感技术的应用，欣赏者可与多媒体装置进行互动。使欣赏者对传统绘画呈现出的气韵有了更立体、更多维的体验，创造新的解读方式，从而获得互动的 快感。

（3）形式多元化、符号化。新媒体艺术在依附科技技术的同时，也吸纳了传统艺术中的音乐艺术和绘画艺术及现代艺术的元素，形式趋于多元化。从材料上讲，沙、水、光、纸等材质与影像的巧妙结合都可以作为表现艺术的形式。美术已远远超出了架上绘画的限制，寻求和依托着当前社会人文和科技影响下的精神、物质因素。以摄影为例，一个腾空的剪影、一支攀爬的藤蔓、一抹庭院的晨光、一瞥微妙的眼神，都可以成为一幅美妙的艺术作品。更多地突出趣味性，关注细节，注重人的精神世界、情绪表达和个性解放。相继出现的装置艺术、实验影像等先锋艺术更是让人们审美认识重新定位：艺术已不再是一种单纯的客观标志，而是带有强烈的主观情感意图、融入先入为主的导演成分，抽象为一种艺术符号。以一种新的艺术语言创造不同的解读方式，表达的形式居其次，最重要的是表达的观念和内容，使人们在关注社会的同时更加勇于表达自身价值。

（4）消解性。新媒体消解了传统媒体之间的边界，消解了国家与国家之间、社群之间、信息发送者与接收者之间的边界。在机械复制时代，艺术作品不再笼罩在神秘光环里高不可攀，而越来越接近日常平民生活。美术作品因为高科技所提供的新手段使艺术本源性、唯一性、原创性的观念被逐渐消解，作品的社会性、大众性、通俗性日益成为主流。以往对绘画的诗意微妙的品位，对文学的倾心阅读，让位给了图像的快速浏览、符号化的感官刺激。正所谓“读图代替了品画，快感代替了美感，刺激震惊代替了凝视沉思，戏谑恶搞代替了诗意与思想的浸润，低俗嬉戏代替了品位的追求，更多地倾向迎合时尚流行的大众趣味。”媒体在使我们的感官急剧延伸的同时，也令我们的感官变得麻木。显然，“当代审美经验的性质已经发生了改变，‘低界契合’审美时尚消解了具有相对稳定及深刻理性内容的审美理想”。总体而言，新媒体在传达给我们大量信息、转变了我们的审美思维方式的同时还占据了我们的思考。新媒体对艺术家的创作倾向和受众的审美取向起到很大的引导作用，也许在本意上它并不影响美术家创作，但是它能确定哪一种美术作品应该和值得给观众看。在美术市场方面，它们充当着市场品位和趣味的引导者。为了体现自己的一种艺术主张，它们往往会策划或引导一种趣味，以诱导大众的消费欲望。新媒体艺术使得技术手段运用后的机械复制艺术更符合现代人的审美需求。仅此而言，新媒体艺术的现代性构建了公共性的审美意识。

四、对新媒体艺术发展影响的思考

1、纯美的终结艺术便不再纯洁——或者说，艺术便不再单纯。艺术从构建人们高于现实的高雅的纯美感知的象牙塔上坠入平地，将民主、思想、政治、反抗、解放等元素掺杂于体内，在一系列的化学反应和阵痛后，现代艺术带着一大群平民的孩子占领了原本为贵族和精英们统治的圣地。新媒体艺术作为现代艺术的先驱，虽然带有明确的高科技徽征，但却如前文所述，其主流分支新媒体艺术脱胎于20世纪初期的观念艺术。因此，从一开始，新媒体艺术便根植于人人平等的网络平台，民主观念深入人心，科技手段平易近人。其创作动因或是社会关注者的理智谏讽，或是艺术家的个人情绪冲动，或是IT精英的未来畅想，或是嬉皮士的无聊游戏„„传统艺术中创造纯美的理想几乎萎缩殆尽，甚至被划出圈外。正如德国ZKM媒体艺术中心专家Peter所云：“美丽的人体、理想化的人体由艺术让给了广告。美已不再是艺术所关注的领域。综观当前的发展态势，新媒体艺术虽然呈现出无数不同的面貌，但是以表现纯美为目的的作品却凤毛麟角，大部分的作品以近乎游戏的互动和难以理解的隐喻走向了纯美的两极。

2、无限媒介与有限技术如果说新媒体艺术在无限自由的创作空间和近乎万能的数字工具面前还有什么遗憾的话，那么这遗憾正是源于创作媒介的过于自由。现代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使得数字艺术工具几乎无所不能，艺术家可以随心所欲的设想作品的潜在形式，甚至可以强势控制作品的各个表观细节。但这种自由却绝非美事。媒介的无限扩展提高了表现技法的熟练门槛，也导致了艺术创作的情感低落与诉求无力。正如诗歌和词牌需要格律，艺术创作也需要外在条件的限制。面对一个瀚如浩海的创作空间，艺术家会感到茫然和虚无。我们不难看到一些新媒体艺术作品的明显缺陷，或停留于新式媒介的杂耍式展示，或思想单薄，或言之无物。这诚然与创作者的艺术修养有关，但更多却是源于技术思路的桎梏。一味追求媒介以及表现手法的新颖最大化，作品不幸蜕变为炫耀技术的空壳。在这个意义上，思想性和社会性的缺席导致了艺术性的削弱，过度的媒介自由成为新媒体艺术的创作瓶颈。从操作的层面看，信息媒介的万能表象却只是理想中的美丽肥皂泡。脱离了直观真实的油彩和画笔，新媒体艺术作品大多演化为显示器背后的抽象代码和复杂计算。对于普通艺术家而言，繁杂的技术劳作和冗长的程序编写实属难以掌握的高难技术——这直接造成了新媒体艺术的最大门槛——艺术的最终自由实际上建立在创作过程的不自由之上。创作中的艺术家必须和复杂的程序代码谈判妥协，和苛刻的编程语法交涉让步，在艺术和程序的夹缝中进行艺术构思和不断修正，其过程充满了痛苦的跳跃和未知的历险。这一特殊的创作方式使得艺术思维不得不在理性和感性之间来回往复，因而思路中断，方向迷失等问题屡见不鲜。正因为个人化的创作如此困难，新媒体艺术更为多见的模式是团队的合作。一个艺术团体包括分工明确的各类人员——创意者、程序员、设计师、管理者„„每人各司其职，各尽所能。如此一来，新媒体艺术作品更像是某个规划严谨的项目，而非传统意义上随兴而发的艺术挥洒。如不是配合默契有序的团队，最后的作品往往可能流于集体意图的妥协，既非个人情绪的表达，亦非集体智慧的凝聚——集体创作的困境再次成为囚禁艺术自由之魂的高墙。当然，人类历史上的各门艺术都如罗马城般非一朝一夕所能建成，艺术的萌芽期必然充满了阻力、未知、挑战和历险。新媒体艺术在历史的阵痛中蠢蠢欲动，呼之欲出。相信不久的将来，当科技进一步发展，信息工具进一步普及之后，新媒体艺术的创作最终会走向它应到达的顶峰。

新媒体在传达给我们大量信息、转变了我们的审美思维方式的同时还占据了我们的思考。新媒体对艺术家的创作倾向和受众的审美取向起到很大的引导作用，也许在本意上它并不影响美术家创作，但是它能确定哪一种美术作品应该和值得给观众看。在美术市场方面，它们充当着市场品位和趣味的引导者。为了体现自己的一种艺术主张，它们往往会策划或引导一种趣味，以诱导大众的消费欲望。新媒体艺术使得技术手段运用后的机械复制艺术更符合现代人的审美需求。仅此而言，新媒体艺术的现代性构建了公共性的审美意识，完成了人的个体性解放。当人类的艺术之树发展到分化的节点，当我们路过历史的这个当下，新媒体艺术正面临着一次次的分化和嬗变。这个瞬间既有茫然和未知，也充满机遇和挑战。其间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影响历史发展的因子，身处其间，我们倍感幸运和责任。若干年后，无论我们的努力化为烟波浩淼中的一滴还是大浪淘沙后的一粒，此刻或曰当下——都将成为历史中不可更改的一瞬。

第四篇：政府公信力

信息公开透明和政府公信力

“躲猫猫”“欺实马”“钓鱼执法”的再调查考验着政府的公信力。三起事件中，无一例外出现了政府部门推翻初步结论的“再调查”环节。在信息公开已成为政府法定责任的今天，企图掩盖事实真相的“躲猫猫”不啻鸵鸟政策，既不合法也不高明。政府不能够保证不犯错，但一定要保证诚实。要树立政府的公信力和依法行政的形象，需要日积月累的艰苦努力;而要破坏这种公信力，一件错事足矣。

人们对政府的信任危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地方政府长期没有真正从传统的行为模式中走出来。只要出现了危机，首先想到的事情，是瞒，遮避消息，把事情纳入内部控制的渠道，争取在内部处理。但是，到了信息化程度如此之高的今天，真正意义上的封锁消息，实际上已经不可能，封锁和遮避的结果，是真相难以大白，流言却不胫而走。结果，受损害最大的，是政府的公信力，这种损害积累多了，政府想改辙，但再说什么，也就没人信了。

“钓鱼式执法”，是以违法的方式执法，对法律和道德具有很强的危害性，既腐蚀着道德，伤害人们的善良之心，又损害着执法者的形象，削弱政府的公信力，打击人们对于法律权威的信心，加剧社会的信任危机，破坏社会和谐。有关部门必须引起重视，采取措施，纠正这种“钓鱼执法”行为。一是要加强干部教育，进一步树立依法行政、严格执法的意识;二是加强纠正处理和队伍整顿，对违法执法的人员追究责任，严肃处理，起到举一反

三、警戒震慑的作用，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三是健全长效机制，加强群众和社会舆论对执法队伍的监督，促进行政执法队伍执法行为的规范。

第五篇：政府公信力

较强的公信力是责任政府的内在追求，因为在这里政府公信力产生的根源来自于对政府是否负责的确认。在民主社会，公众服从法律和政府命令的前提是政府具有合法性基础并且其产生符合民主程序。基于此理论，政府公信力来自于政府行为的负责。

政府公信力属于制度体系的范畴，吉登斯认为，信任结构存在着两大类：一个是人格信任，一个是系统信任，或者是制度信任。而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属于制度信任，政府的公信力必须建立在一系列可靠的制度基础上。制度是政府公信力的核心层面。政府公信力的制度包括围绕政府公信本身形成的制度和政府公信监督、评估制度两个方面。前者包括政府信息公开的制度化、开放的行政程序、责任机制建设等，后者包括鼓励公民参与的各项制度建设。公民对政府制度的认可和信任，是他们在危难时刻紧密团结在政府周围的基本条件。同时，制度公信力是危机管理各项制度发挥预期作用的保证。危机管理的各项制度属于具体制度层面，其公信力的强弱关系到其作用的发挥。危机管理制度公信力强，就能在实践中得到落实，产生良好的效果，反之则不能收到预期效用。制度的稳定性及刚性注定了制度效率的长期性，因此，建章立制是对行为预期结果的一种必要手段，也是政府公信力长盛不衰的最好方式。

（一）政府与公众在信息上的不对称性

政府的公共权力属性使其在和公众建立的信任关系中具有绝对的强势，首先体现在双方信息的不对称上。政府和公众信息不对称的程度要严重得多。因为公众在把权力交由政府之初，实质上处于一种弱势形态，政府却获得了在信息获取和处理上的绝对强势。首先，政府的社会信息来源更为全面，公众只能掌握部分社会信息，具有片面性。政府的社会管理职能决定了政府是全社会的公共管理机构，广泛多样的政府活动使政府可以凭借组织和技术优势深入到社会的各个角落。显然政府收集社会各个方面的信息比个人要容易得多，所以，政府掌握的信息量是其他社会组织个人或利益集团所不能相比的。其次，政府可以根据需求处理自身信息和其它信息，而对社会公众隐瞒全部或部分消息。在技术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政府出于公共和自身考虑，如公众知情后社会出现的混乱局面、政府形象的损害等，经常会对某些信息进行隐瞒或封锁。如信息涉及到利益争夺时，官僚体制及政府官员往往具有抵制信息公开的冲动，甚至发布一些虚假信息蒙蔽公众视线。此外，公众由于自身局限导致信息短缺。公众的局限在接受其他公共服务或产品时也会出现，指的是社会公众在享受政府某个公共服务或产品时，对公共服务或产品的获取和提供过程并不十分关心，因为委托代理关系形成之后，公众由于自身的局限产生了一定的惰性，不会对获得社会信息、政府信息产生强烈的欲望，由此，就会导致公众的信息短缺。

（二）公众对政府公信力的评价具有非组织性 公众对政府公信力的评价具有非组织性，主要体现在公众作为政府公信力的评价者非特定也不固定。政府公信力的评价者是社会公众，是一种抽象意义上的指向，并不特指某一个人。并且由于不同时间、不同情境政府公信力的评价者也不同，虽都可成为公众，但这种身份并不固定在某个个人身上，因此，公众对政府公信力的评价具有非组织性。

（三）收入分配不公

市场经济在带来高效率的同时，也拉大了人民群众收入之间的差距，这种收入差距的扩大，引起了部分群众相对剥离感的增强。实际上，市场经济无法解决诸如社会公平问题，这是市场的缺陷或失灵所在。市场的失灵要求政府的干预和介入，市场的缺陷及市场失灵是政府干预的基本理由。政府可以在某种程度上通过相关的政策，克服市场失灵，实现社会公平。

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如何处理效率与公平的问题，理论界和实践层面都在认真探索。改革开放初期，由于我国生产力总体上处于不发达状态，党和政府特别重视效率问题。我国社会主义的国家性质也决定了党和政府不能忽视公平问题，只是在选择偏好上，效率相对于公平具有更加重要的地位。党的十四大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方向，第一次明确提出要“兼顾效率与公平”。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收入分配要体现“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党的十五大和党的十六大都明确提出，要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党的十六大还提出，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这就确立了正确处理效率和公平关系的基本原则，目的就是既要适当拉开收入差距，以发挥收入分配的激励功能，又要防止收入差距过大引起社会不稳定。

然而，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行业收入、地区收入差距逐渐扩大，城乡二元结构也使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社会不公平现象特别突出。在全社会坚持公平的原则、维护公平的价值观，保障人们利益和分配的合理化，使每个社会成员既有平等参与的机会又能充分发挥自身潜力,就成为政府的重要职责。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要“注重社会公平，特别要关注就业机会和分配过程的公平”。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进一步指出，要“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公平”。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要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健全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这些论述，都既坚持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又增强了解决收入分配领域矛盾和问题的针对性，是从实际出发对效率和公平关系认识的不断深化和完善。社会出现严重的不公主要表现为贫富差距悬殊。目前，基尼系数是国际上通用的衡量一个国家社会收入分配的重要指标。根据基尼系数，低于 0.2 表示收入绝对平均，0.2—0.3 表示最佳平均状态，0.3—0.4 表示正常状态，0.4 为警戒线，0.4—0.5 表明收入差距过大，0.6 以上则表明收入悬殊使社会处于危险状态。基尼系数越大，表明一个国家越是处于不公平状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基尼系数存在着逐年增长的趋势。目前，我国基尼系数已跨过 0.4，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已经突破了合理的限度。

社会公平主要表现为机会公平和结果公平。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绝对的结果公平是不现实的，也是难以做到的。一定程度上收入差距的存在，是推动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动力之一。目前，我国社会的不公平更突出地表现为机会不公平。一个有目共睹的事实是，中国现阶段存在着大量的诸如身份特权等先赋因素的存在，严重地违背了机会公平原则。过多的行业垄断，过多的行政审批，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结构，经济决策的不透明，蔓延到司法、执法、行政领域里的腐败行为，法制不健全和市场机制不健全，造成千千万万的寻租机会，是现阶段中国社会经济机会不公平的主要原因。这些现象的长期存在，导致了公众和政府信任关系的瓦解，即政府公信力的下降。

正如对公正的思考是从不公正开始的一样,对政府公信力的思考也应从政府行为中的一些不当行为入手,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可分为四个方面的信任:第一,公众对政府公务人员的信任,公务人员的价值观念、伦理意识和道德水平影响公共权力的正确行使。第二,公众对政府行为的信任。如果政府行为效率低下,办事拖拉,互相推诱,会影响政府信用。第三,公众对政府提供的公共物品的信任,即政府提供的公共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质量和公共政策的信任。第四,公众对政府提供的各种信息的信任。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周汉华指出,目前我国有用信息80%由政府所掌握,但这些信息大多处于不公开状态。当前我国某些地方政府信息公开的状况依然不乐观,有的地方部门政务公开不规范,随意性较大,想公开就公开,不想公开就不公开;一些部门公开的内容不全面,不细致,让群众如雾里看花,看不明白;有的甚至从部门利益出发,公开内容避实就虚,形式主义严重,这些现象直接导致了某些地方政府官方网站浏览量低、公民旁听会市民参与积极性不高等问题的出现,使得地方政府与公众沟通不畅。个别地方政府部门信息一时不公开或公开的信息一次不准确将导致公众对政府信息权威的长期不信任。

一般来说，不信任主要针对政府行为。虽然对政府行为的不信任并不代表对政治体制不支持。但是，对政府行为的不信任也会使政府出现合法性危机。2003年春节过后，源于广东的“非典”引发了全国几个省市抢购板兰根、醋、米和盐的风潮，一时引发社会恐慌，完全出自对政府的不信任。由此可见，提升政府公信力是维护政府合法性的基础前提，是维护政治和社会稳定的迫切需要。

在公共危机时期，政府公信力缺失现象还大量存在，影响和制约着我国经济社会的稳定、健康发展。政府公信力缺失现象，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3.2.2应急部门独立，公共政策扭曲

面对层出不穷的危机事件，最为关键的就是建立核心的危机管理综合协调机构，专门应对各种各样的自然灾害和人为事故。我国政府危机管理体制存在的主要问题，表现为部门化管理，没有形成统一的指挥体制，对于新的公共危机缺少相应的管理机构。在国家层面的实际运作上，缺乏具有会商决策功能的综合体系和综合协调部门，也没有建立处理不同危机事件之间的协调机制。在面对重大危机爆发，或是多种危机事件并发，会使政府在处理公共危机中的政策不能加以协调，从而严重影响政府处理紧急事务的效率。缺乏固定综合协调部门，要么不同管理部门之间相互扯皮推委现象，要么不同部门存在职责交叉、政策各异现象，必会导致面对危机的公共政策失去常态。面对危机的突发性，政府根本未做任何准备，没有固定机构进行危机管理，直接导致政府政策多变、政出多门，决策缺乏科学性、民主性和连续性，政策执行责任隐匿、不明确，政令不通、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导致社会民众无所适从，破坏了政策的严肃性。

3.2.3服务意识薄弱，信息发布滞后

政府公信力在于真诚地为百姓服务，取信于民，欺骗舆论、混淆视听的做法，只会引起不必要的麻烦，增强民众对政府的不信任感，它与建立责任政府和透明政府的目标背道而驰，而且终将破坏民众对政府的信任，严重影响政府的公信力。长期以来，我国政府在计划经济条件影响下，比较多的考虑是展示社会和睦、稳定、繁荣的正面现象。面对突发公共事件、事故灾难等作为消极负面的事情，一般采取的做法是，不说、少说或在处理完毕后作简要报道。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不断推进，突发公共事件新闻发布滞后的现象越来越突出，不仅影响到对外国际形象，而且对于国内社会稳定、树立政府良好形象产生了负面影响。在“非典”疫情发生初期，由于种种原因，政府未披露有关信息，直接导致各种传言漫天飞舞、人心惶惶。官方“非典”信息的缺位和模糊性，让人们对政府“非典”信息不信任，开始怀疑政府行为，从而形成各种谣言、流言。在近几年的事件处理中，信息控制似乎能够避免极端事件的发生，但如果由此得出信息控制是好的结论则过于草率和简单。信息控制有许多负面性，其中最为重要的是政府决策滞后，导致决策效率的低下，并有可能引发一系列的恶性事件。政府决策环节发生故障，那为民众提供公共服务就无从谈起了。

政府公信力是指社会公众对政府的普遍信赖所产生的认同力和信服力。它既是一种社会系统信任，也是公共权威的真实表达。伴随着经济发展、社会转型的加快以及民主政治建设的推进，政府公信力的流失或弱化业已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问题。从问卷调查结果来看，政府公信力的弱化突出表现在四个方面：

1.市场经济格局下政府公信力流失严重

许多学者和政治改革家认定：公信力的提升源自于提高政府绩效能力。从这一理念出发，改革开放以来，随着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政府管理社会和提供公共产品、公共服务的水平不断提高，其应该得到较大的改善。但问卷调查结果显示，被调查者对新中国成立至文革前的政府公信力评价甚高，认为 “很高”和“高”者还达到了 76.4%，平均得分达 4.16；而对实行市场经济体制后的政府公信力评价甚低，认为“很高”和“高”者只有 32%，平均分仅 3.03 分，比对文革时期政府公信力的评价得分还低。被调查者对政府的信任并未如学者们所推断的随着政府业绩的提升而提高，其原因固然是多重的。一方面，正如乔治·弗雷德里克森所指出的，“工业化和科技的发展在促进社会进步的同时，也引发了人口膨胀、社会治安、环境恶化等诸多社会问题，政府所面临的公共问题的复杂性、动荡性和多元性环境，导致了政府不可治理性的增加，客观上引发了政府的信任危机”。另一方面，那就是随着民主法制建设的不断推进，公众的民主意识、法律意识、维权意识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升，特别是伴随着网络的普及，信息的传播更加迅速和透明，公众对政府期望的增长与政府不能有效地满足人们的期望之间形成了一对越来越突出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存在，其中不乏政府职能超载的影响。

2.政府公信力层级递减的趋势明显

在我国各个层级政府中，其公信力的评价各不相同，一个总体趋势是：从中央政府到乡镇级政府，公信力呈现出明显的层级递减。对各级政府信用度作整体评价的结果表明，调查对象认为较高者（很高+高）的比重分别为：中央政府为84.4%，省级政府为 68.3%，市级政府为 31.7%，县级政府为 17.9%，乡镇级政府为 14.9%；从各级政府信用度的平均分来看，中央政府得分为 4.22 分，到县政府一级时已经下降为 2.74 分，到乡镇一级仅为 2.47 分。在宁乡县调查时，有村民反映，“中央的政策是好的，可就是落不到实处。村里的干部、乡里的干部、县里的干部基本都是一伙的，都是吃农民的，市里的稍微好一点，省里的干部又比市里的好一点。反正一句话，越是往下，越是吃我们老百姓的。”虽然这种说法不尽准确，仍然表达了人们对政府整体评价的大势。

3.群众对县级以下政府工作满意度不高

“服务型政府”的理念强调，政府的宗旨是执政为民，为公众提供充足、优质的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政府的主要职责在于全面履行公共责任，努力提高政府及其各部门公共服务的质量和效率，应对和处理突发事件，提供社会安全与秩序的公共产品，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保障公民财产和生命安全。群众对政府工作是否满意也就构成了信用度高低的基础。从问卷调查结果来看，调查对象对中央政府和省级政府的工作满意度较高，评价为“非常满意”和“比较满意”的分别为 82.4%、66%，而市级、县级和乡镇级的这一指标分别为 29.9%、25%、19%；从平均分来看，也是明显呈从中央政府往下逐层下降的趋势。

政府作为公共服务的提供者、公共决策的制定者、公共事务的管理者、公共权力的行使者，在应对公共危机事件中的效能、效果，直接影响到政府公信力的高低。政府在公共危机应对中的政策措施、危机过程中的身体力行、危机后的恢复重建工作，以及避免危机再次发生的危机管理制度等，对于稳定社会秩序、平复公众危机心理、恢复政府形象、提升政府公信力则有巨大影响。群众对政府工作的满意度，与政府日常工作相关，更与危机处理密切相连。调查数据显示，有高达 87.1%的被调查者对中央政府处理公共危机事件的效果表示满意，仅有 1.5%的被调查者表示“不满意”，但越往基层政府，群众对其处理突发公共危机事件效果的满意度越低，对县级政府表示满意者为 24.8%，对乡镇级政府表示满意者只占 21.9%，平均分也是呈逐层下降的格局。

政府的公信力主要来自三个方面：政府的行政理念、行政行为和行政制度。现阶段政府公信力弱化趋势明显，与上述三个方面的因素影响密切相关。并且，政府公信力来源一部分是先赋的，一部分是自致的，前者是一个政府的初始公信力，后者是政府通过后天作为取得的。从调查结果来看，现阶段政府公信力的下降，既包括先赋的部分，但更多的是自致的部分，并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行政管理体制尚不健全

改革开放以来，为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结构的变迁，我国各级政府逐步进行了以职能转变和运作机制调整为核心的管理体制改革。但改革尚不到位，仍存在诸多痼疾和弊端，而这些正成为了政府公信力下降的深层次制度原因。

其一，政府信用责任超载。信用政府的前提是有限政府，只有有限政府才能将政府的有限职能作用于真正需要发挥作用的领域，才能避免政府滥用信用资源。但由于改革尚不到位，政府职能的有限性并未实现，在群众心目中依然是 “全能政府”。由此极易产生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政府角色错位，“越位”、“虚位”现象时有发生，尤其是职能与事权的不对称时引发诸多矛盾；二是政府信用超载，其信用能力与公众过高期望之间冲突严重。

其二，权力制约机制不健全。政府行为能否充分反映人民群众的意愿，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既取决于政府接受监督的自觉程度，更取决于政府行政权力约束机制的完善程度。缺乏制约机制，将政府权威凌驾于监督之外，不能开展有效的监督制约，也就等于把政府架空于社会之上。不受制约的权力必然导致权力的滥用。在政府自身缺乏监督的动力，而外部监督又由于信息不对称等因素未能发挥其应有作用的情况下，一些政府机构和工作人员极易利用手中掌握的公共资源，进行“暗箱操作”，以追求自身和部门利益。例如：在“躲猫猫”事件中，个别公安、检察机关的领导就是把维护和巩固部门利益作为自己的工作职责，放弃了民意，这就必然影响到公众对政府的信任。政府的权力并非是无限的，而是有边界的，应该受到制度层面上的制约。其实，类似“躲猫猫”这些事件的酿成，大都缘自对行政权力的制约机制失灵，从而影响了政府的公信力。

其三，行政问责机制不完善。建设责任政府，必须建立起一个有效的问责机制。但目前的现状与此相距甚远。不少地方的行政问责的成效仍取决于媒体与社会的关注程度，只有像 “钓鱼执法”、“躲猫猫”这样的事件引起强烈的舆论反响时，有关部门才会启动问责制，处理几个官员给公众舆论一个交代。如果缺乏舆论关注或压力较小，问责程序就很难正常运转起来。这样导致的结果是：对一些舆论关注的渎职失职事件，往往问责力度较强，但即使追究责任也是高调问责，低调升迁，或是追究执行者不追究决策者，“追下不追上”；对于那些未受众人瞩目的渎职失职事件，问责就显得力度不够，往往只是象征性地让当事人写个检讨或是写个事情经过说明，就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并且忽视问责那些在渎职失职事件中明哲保身、不作为、无作为的官员或当事人。行政问责机制流于形式、不彻底会使行政权力实际上处于无责任、无风险的运行状态，最终影响到政府的公信力。

其四，利益表达机制短缺。从理论上说，公众的利益表达渠道甚多，但实际上主要只有两条途径：信访和司法。但由于信访制度目前并不完善，特别是信访部门的事权与职能之间严重不对称，不少地方政府 “拦访、堵访”现象甚多，使群众实际问题难以解决，加之司法受行政干扰比较严重，这都使政府公信力受损严重。

2.政府行为不当的影响

政府作为公共机构,在行政过程中表明自己的价值观念、执政思路和工作作风,展示出自己的形象,形成自己的声誉。社会公众也就是根据这种形象和声誉,作出对政府的信任或不信任选择的。如果政府的行为符合公众的意愿,行政公正公平、合理合法,讲信用,重承诺,那么,公众就会对政府作出信任选择,政府公信力也就由此提高。不难看出，政府能否赢得良好的公信力,关键在于政府本身。问卷调查结果也表明，在回答“对政府公信力影响的最主要方面”时,占 45.8％的被调查者认为是“政府履行职责是否到位”，占 23.6％的被调查者认为是“政府行政行为是否适当”。在回答 “造成当前政府公信力降低的主要原因”时，占 26.2％的被调查者认为是“政府职能越位、缺位和错位”，占 16.1％的被调查者认为是“违法行政、非法行政”，占 14.4％的被调查者认为是“公共政策不合理”。

其一，政府行政行为的不作为或乱作为。一方面，一些地方的政府在没有国家法律许可或者行政命令授权的情况下,擅自介入本来与自己无关的事务,对社会经济事务进行具体的干预,这种行政干预不仅浪费了大量行政资源，而且招致社会对政府能力的质疑；另一方面，在本该由政府提供服务平台时，却出现了 “缺位”。特别是政策执行不力，存在如荷兰学者布雷塞斯所说的“象征性合作”现象，口头表态执行，实际上却并未付诸行动”。

其二，政府行为不规范。首先，决策行为不规范。一些地方的政府在决策过程中主观随意性大，发现问题时考虑得更多的是政绩，决定议案时更多的是凭借经验和习惯，出现问题后也不敢承担责任。其次，执法行为不规范。在具体工作中，不按法律法规行事，不按程序办事，直接导致政府公信力的下滑。在近几年所发生的社会公共事件中, 如贵州瓮安发生的一起围攻政府部门的打砸烧事件，就是由于部分群众对瓮安县公安局对该县一名女学生死因鉴定结果不满，加上公安人员在长期工作过程中工作方法简单粗暴，最终失去了部分老百姓的信任所致。

其三，政府资信缺乏透明。政府信息不公开，行政行为不透明，报喜不报忧，隐瞒公共事件，甚至存在某些环节暗箱操作，这样的事例时有发生。本来应该向社会公开的信息，政府不及时通报，而是遮遮掩掩，甚至隐瞒事实、封锁消息，造成主流媒体对突发事件的报道总是滞后或回避不报，这就为小道消息或谣言的产生和传播提供了空间。一些公众也已形成习惯，即宁愿相信网络上甚至是境外媒体的报道，而不愿相信主流媒体的报道。事实上，这种掩耳盗铃的做法，在信息手段发达的今天，只会产生“狼来了”的效应，使政府公信力下降。2004 年非典疫情的大暴发，带给人们的教训是深刻的。

3.公务员队伍中权力异化的影响

一是在公务员队伍中，目前仍有不少人“官本位”思想严重，以官为本，一切为了做官，把做官看作人生最高追求，宗旨观念淡漠，高高在上、脱离群众，对群众的安危冷暖漠不关心，工作方法简单粗暴，甚至肆意欺压百姓，极大地伤害了群众的感情，影响了政府的威信。二是有些公务员，包括一些高级干部，滥用权力谋取私利，贪污腐败，在人民群众中造成极坏的影响，严重败坏了党和政府的声誉。三是不少公务员政绩观不科学，在实践中存在着严重的惟 GDP 是从的倾向，在工作中热衷于搞“门面工程”，搞短期行为，也造成了权力的不当运用，致使“钓鱼执法”、强制拆迁事件等时有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