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务员考试时政热点：官员如何面对公众闲话（精选五篇）

第一篇：公务员考试时政热点：官员如何面对公众闲话

公务员考试时政热点：官员如何面对公众闲话1月16日，深圳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刘玉浦称自己即将卸任，成为普通老百姓。刘玉浦认为，“表哥”、“房妹”等事件绝对是好事，是媒体、网络的监督到位。现在好多人不敢戴表，甚至有人说穿得太好怕人家说闲话，其实只要是用自己工资买的，就不怕人说。(1月17日《南方都市报》)

因为有了网络，才让许多“表哥”、“房妹”背后的贪官显出了原形。但是如果将“好多人不敢戴表”的原罪归于网络，则是非常不公平的，因为公众从来不仇官、不仇富，公众仇视的只是贪腐。官员“戴表”即使一时遭遇闲话，但只要“我本将心照明月”，明月不会总是照沟渠的。

其实，公众评价一个领导干部，绝不会只看其外表形象。明朝有个江苏巡抚叫刘应麟，为官清廉，严于律己，体恤百性，卸任时留诗总结自己和警示来者：“来时行李去时装，午夜青天一炫香。描得海图留幕府，不将山水带回乡。”社会公众看待官员，固然欣赏“来时一挑轻担”，但也绝不会置“去时车载船装”不理！纪检部门监督官员，也绝不能只看“廉洁”、“节俭”、“朴实”的表象，还应透过表象看本质，勿让烟雨遮望眼！

公众之所以会对“表哥”、“房妹”等说闲话，并不是毫无根据，而是基于自己所得信息推理后的理性质疑。即使官员都不戴手表了，质疑的闲话也不会消失，只要有任何的蛛丝马迹，就会勾起公众的合理怀疑。但是如果官员的信息和财产都透明了，已经具有了很强的公信力，即使面对“表哥”、“房妹”，如果没有破绽，公众也不会轻易“闲话”出口。

长期以来，领导干部信息和财产透明只是公众一头的热情，不透明被视为对领导干部的一种保护，但在实际上沦为对贪官的保护。网络让绝大多数清白的官员也成为舆论的受害者，成为不透明的受害者；对清白的官员来说，不应该停留在“不怕人说”、“不戴手表”上，而是应该加入呼吁透明或者率先透明的行列中来。面对公众的闲话，领导干部不能“鸵鸟”到底。哪个官员先迈出了这一步，这个时代就会记住他，公众也会给予他最诚挚的回报，他面对的也必然是一个最好的时代。

第二篇：公务员考试时政热点：官员财产公示

公务员考试时政热点：官员财产公示

近日，江苏省连云港市灌云县政府对新任科级干部实行财产申报，在其进行任职前公示时，将其申报的个人财产情况予以公开，接受社会监督。公示的财产涉及房产、汽车、工资以及债务等方面的数字材料。

关于官员财产公示，但凡有些风吹草动，总能吸引到许多人的围观。连云港市灌云县政府对新任科级干部实行个人财产申报并予以公开的做法，便又不出意外的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对于一个县级政府的如此做法，笔者认为，虽然此举走在了许多同级政府的前面，但是，这不过是一场毫无亮点和特色，也不具备任何复制价值的临时举动。虽然是事是好事，但很难在官员财产公示的审美疲劳中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在此之前，新疆阿勒泰、浙江慈溪、湖南浏阳和四川宜宾等多个地区都搞过此类财产公示。较之于以上四个地区的财产公示政策，灌云县仅对新任科级干部财产进行公示的做法，并没有多少创新。在公示官员的人数、级别和财产的范围等多个维度之中，都显得很像是“小脚女人”。而看惯了地方政府各行其是的做法，我们也不可能指望在现在这个环境和体制之下，灌云县财产公示能够取得最终的成功。

质疑灌云县财产公示，至少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一者，灌云县财产公示能够坚持多长时间，是一年，还是两年，还是永久;二者，灌云县到什么时候，公示的范围才能扩大到全体公职干部，包括当地的为数不多的处级干部，包括有“土皇帝”之称的县委书记;三者，谁来监督官员所公开财产的准确性，房产信息未透明，官员有几套房完全靠自己申报，可信度又有几何„„笔者并非质疑灌云县财产公示的诚意，而是说，对于一个地方政府而言，如果对于本地官员财产公示没有一整套制度设计甚至是法律法规的保驾护航，仅仅靠地方领导的心血来潮，必然没有多少持久力和公信力。

官员财产公示，当然需要“单兵突进”，但客观来讲则更需要“整体推移”。官员财产公示阻力重重，有些时候，“单兵突进”的效果并不能保证，因此，我们更需要关于官员财产公示方面的顶层设计。官员财产公示制度正在珠海横琴新区、广州南沙新区和韶关始兴县搞试点，这让公众看到了官员财产公示的信心。但必须要承认，如果没有大的魄力和勇气除去坚冰，之后的官员财产公开制度改革将会更加“积重难返”。而只有尽早地将权力关进笼子，权力才不会形成尾大不掉之势。站在这个角度，灌云县财产公示并无多少标本意义。相反，只能证明地方政府在财产公示领域的“死循环”。

每隔一段时间，我们就会看到有一些“兴致所致”的地方政府，在官员的一声命令之下，搞了一些不完整、不完全的官员财产公开。许多看客也会欣喜一番，发出“公示总比没有公示强”、“让一部分人先公示，再让所有人公示”之类的赞许之声„„可是，官员财产公示并非儿戏，既需要严丝合缝的制度设计，又需要“壮士断腕”和“挥泪斩马谡”的勇气和魄力。那些不能保证长久的财产公示，也难免陷入“作秀”的质疑声中。

第三篇：公务员考试时政热点：电视问政官员就满头大汗

公务员考试时政热点：电视问政官员就满头大汗12月20日开始，温州市直属27个部门的一把手针对当前工作和明年的规划进行了总结汇报，整个过程持续了两天，全程现场直播。温州金融办主任张震宇因温州金融改革一度成为媒体竞相追逐的对象，一向能从容应对的他，在发言时一反常态，脸上不停地直掉大汗珠。（12月24日《东莞时报》）

年终述职年年有，为何一改成电视直播，部分干部就“满头大汗”了呢？除了情绪性紧张之外，一是温州这次的述职不是走过场，而是动真格，占考核的40%，排名末位将被淘汰，直接关系到这些一把手的“乌纱帽”；二是温州的述职不是“你好我好大家都好”的游戏，评委不仅有分管领导，还有专家学者，更有媒体群众代表，不好糊弄了；三是电视直播，完全公开化，有了“诚实”的压力不好撒谎，有了“监督”的压力不好推诿，需慎之又慎。

过去，一些领导干部与群众距离疏远，“夏有空调、冬有暖气”，难得满头大汗一次。群众熟悉的不是鲜活真实的干部形象，而是不苟言笑、刻板威严的神秘形象，导致的结果就是干部似乎权威十足，群众得仰视官员，一些领导干部也自我封闭、自我神化，把来自于群众的权力变成了对群众的恩赐。

近年来，在大众传媒的帮助下，领导干部要上电视接受问政，要在评委面前公开述职，要在微博上与网友互动，要去跟网友面对面，领导干部的神秘感正在一层一层祛除，他们也会和平民百姓一样，急得或者紧张得满头大汗，也害怕公开的监督，也可以和群众打成一片。这是好事，祛除了领导干部的神秘感，他们就必须像平民百姓一样，平时多流汗，才不会在述职的时候“满头大汗”。

第四篇：公务员考试时政热点：全国人大代表官员比降至34.9%

公务员考试时政热点：全国人大代表官员比降至34.9%

据新华社电习近平、李克强、张德江、俞正声、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等领导同志在不同的选举单位当选为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

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2月27日经过表决，通过了关于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的代表资格的审查报告，确认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等35个选举单位选举产生的2987名代表的代表资格全部有效，并决定公布代表名单。

习近平、李克强、张德江、俞正声、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等领导同志分别是在上海、山东、浙江、湖北、内蒙古、北京、天津等省、自治区、直辖市选举单位选举为代表的。

这次选举是首次实行城乡同比选举。选举结果表明，各地区、各民族、各方面都有适当数量的代表，特别是来自一线的工人、农民代表比例明显上升，农民工代表人数大幅增加，妇女代表比例有了提高，党政领导干部代表比例明显下降，代表结构进一步优化。在选出的代表中，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占82.76%以上。

构成特点

干部代表下降“90后”亮相

首次按城乡同比选举

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选举坚持人人平等、地区平等、民族平等。

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选举的最大特点是首次实行城乡按相同人口比例选举人大代表，约每67万人分配1名代表名额。1995年之前，我国农村与城镇每一人大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比例为8比1。1995年将这一比例调整为4比1。2010年再次修改选举法，实行城乡同比选举。

地区平等是2010年选举法修改的一个亮点。每个地区基本名额数为8名。

此外，少数民族代表409名，占代表总数的13.69％，全国55个少数民族都有本民族的代表。

农民工代表大幅增加

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的选举顺利实现了“两升一降”的目标。来自一线的工人、农民代表401名，占代表总数的13.42％，比十一届提高了5.18个百分点，其中农民工代表数量大幅增加；专业技术人员代表610名，占代表总数的20.42％，提高了1.2个百分点；党政领导干部代表1042名，占代表总数的34.88％，降低了6.93个百分点，使代表结构进一步优化。

此外，妇女代表699名，占代表总数的23.4％，比十一届提高了2.07个百分点。

奥运冠军陈若琳最小

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名单中有“80后”代表74名，还有2名“90后”代表。年龄最小的代表陈若琳生于1992年12月。

身为国家跳水队运动员，陈若琳是我国女子跳台跳水大满贯第一人。在去年伦敦奥运会上，夺得跳水女子10米台冠军，为祖国赢得了荣誉。

同为“90后”，20岁的铁飞燕是一名普通的公路收费站收费员，她用弱小的身躯救起落水的修桥工人，用微薄的收入收养弃婴，被称为“最美90后女孩”。铁飞燕走访了不少城中村社区，针对农村留守儿童和城市流动人口子女就学等问题进行了调研。她说：“我们90后是时候承担起一定的社会责任了。”

第五篇：公务员考试时政热点：涨价规则要让公众心悦诚服

公务员考试时政热点：涨价规则要让公众心悦诚服

2月24日晚9时许,元宵节还没过完,国家发改委发布油价上调通知。通知称,根据近期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按照现行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决定提高成品油价格。这是2013年国内成品油价首次调整,上次调价日期为2012年11月16日。两次调价间隔70个工作日。(2月26日人民网)

油价上涨了,当然的解释是,此次油价调整“充分考虑到春运、元宵节以及春耕用油需求等因素”,于是涨价拖到了现在。似乎,公众不仅不该抱怨涨价,反而应该感谢有关方面的善意——至少在春节没有增加开车人的负担,没有给开车人添堵。这可以看成是一种理由。但公众依然有疑问的地方:难道不能以“现在的降”抵“之前的涨”吗?凭什么你说的都有理?

其实,这个凭什么的追问才是关键。一来,它反映了信息的不对称。关于涨价的因素,公众知道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国际油价。他们并不知道决定国际油价的因素,他们并不清楚决定国内油价的机制,他们只是知道国内油价与国际油价有关,甚至连这种关联他们也是模糊的。而对于涨价一方来说,他们却信息充沛,他们知道决定油价的因素有哪些,哪些是主要的,哪些是次要的,他们知道油价到底该涨还是不该涨,他们知道该以怎样的理由涨价才能自证清白。由于信息的不对称,公众在涨价一方面前处于弱势,他们很多时候只是在等一个通知。

二来,它反映了话语权的不对称。如果说信息不对称可以通过信息的沟通和交流进行打破,那么话语权的不对称则是力量对比后形成的,它不仅不能靠信息传播来打破,反而会让信息不对称愈演愈烈。因为,在话语权不对称时,总是一方说了算,而另一方就算有意见也没有公开表达的渠道,或者即使公开表达了,也难以对另一方产生实质的影响。那么,所谓的交流根本不可能存在,双方的状态总是一方说,一方听。长此以往,处于话语权弱势的一方连表达的欲望都没有了,因为他们知道很多事情都是话语权决定的,没有话语权,他们的追问得不到回答。问题当然也就无法深入讨论。

因此,就算此次油价上涨有充分的理由,但是在不同的信息面前,也应该给予公众和舆论足够的表达空间、足够的话语权,让他们提出疑问,让他们说出诉求,从而在回应与交流中,将涨价的真实原因明确地告诉公众,以形成共识,让公众可以在知情和表达满足的情况下,心悦诚服地接受涨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