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公司未清算即注销股东对公司债务应承担清偿责任案
公司未清算即注销股东对公司债务应承担清偿责任案
【案情】
原告：徐州凤凰大酒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凤凰公司”）。
被告：郑郁青，女，原徐州市三水水产有限公司股东。
被告：陶修明，男，原徐州市三水水产有限公司股东。
郑郁青、陶修明为夫妻关系，均系原徐州市三水水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水公司”）股东。1995年12月13日，三水公司因生产经营需要，从凤凰公司借款40万元，双方约定利率为月息10．08‰，还款日期为1996年3月13日，以三水公司房产设定抵押。协议签订后双方未办理抵押登记手续。借款到期后，三水公司付利息至1998年4月，其余本息未付。
三水公司是1994年11月15日经工商部门登记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金60万元，股东为郑郁青、陶修明，法定代表人为郑郁青。该公司在经营过程中，因为徐州淮海玻璃有限公司向银行贷款提供担保，被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其资产135万元以偿还银行贷款。执行后，三水公司遂以公司资产被执行完毕，无法经营为由，于1999年6月10日向工商部门提出公司注销登记申请，并于申请表中注明公司债权债务“清理完毕，如有债务，由郑郁青、陶修明承担”。此后，三水公司于同年10月6日、10月23日、11月6日在《彭城晚报》上登报声明：“徐州市三水水产有限公司已宣布注销，请予以办理有关登记手续”。同年11月10日，工商部门核准注销了三水公司。但自公司决定解散至工商部门核准注销期间，三水公司并未按照公司法的规定进行清算，工商部门亦未审查。1999年10月27日，凤凰公司诉至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法院，要求三水公司还本40万元，付息95 040元。
诉讼中因三水公司注销，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法院将被告变更为郑郁青、陶修明。二被告对借款事实不持异议，但辩称：三水公司已注销，其作为公司股东不应对原公司债务承担清偿责任。另原告起诉已超过两年诉讼时效。
在一、二审诉讼期间，二被告以账册丢失为由，拒不提供公司财务账簿及资产状况。
【审判】
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凤凰公司与三水公司之间的借款行为违反了国家金融管理法规，属非法借贷，双方签订的借款合同无效。鉴于凤凰公司系用自有资金帮助三水公司解决资金困难，且双方约定利率未超过同期银行贷款利率，对凤凰公司要求返还本金并支付利息的诉讼请求应予以支持。三水公司付息至1998年4月，其后并未付款，但诉讼时效依法中断。故对被告关于原告起诉已过诉讼时效的主张，不予采纳。根据我国公司法关于有限责任公司的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仅以其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有限责任公司解散后，其股东应对公司进行清算。本案中三水公司虽已登记注销，但因该公司未经清算，故其股东仍负有用清算后的公司资产偿还所欠凤凰公司债务的义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八条、第一百一十二条第一款之规定，该院于1999年12月2日判决如下：
一、郑郁青、陶修明自判决生效三十日内以三水公司的资产清偿凤凰公司借款本金40万元。
二、郑郁青、陶修明自判决生效三十日内以三水公司的资产清偿凤凰公司借款利息68 544元。
判决后，凤凰公司不服，上诉称：股东的清算责任发生于公司注销之前，在公司依法注销后，再由股东承担清理责任没有基础和依据。公司决定解散后应当进行清算，清算后发现公司财产不足以清偿债务的，应当向人民法院申请宣告破产。由于二股东未申请破产，应推
定公司财产能够清偿公司债务或者还有剩余。公司注销后，该公司财产已转归其股东占有，故应判决股东还债。此外，二股东在工商部门的承诺，实质上是对有限责任的放弃，系其自主选择的结果，应当认定有效。因此，原审判决郑郁青、陶修明承担清理责任不当，应改判二被告承担清偿责任。
郑郁青、陶修明答辩称：股东承担有限责任为公司法的原则，除非证明股东有虚假出资、抽逃资金或侵占责任财产，始终由股东承担侵权责任或赔偿责任。本案中我二人并无过错，造成债权人损失的原因在于，三水公司注销前确无可供分配之资产，故其股东不应承担责任。其在工商部门的承诺系应登记机关的要求被迫作出，违背自愿原则，应确认无效。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三水公司决定解散后应进行清算而不进行清算，可以推定原公司财产已由股东接收，其行为损害了债权人的利益，故应由股东在接收原三水公司资产的范围内承担返还责任或赔偿责任。鉴于其不提供公司账册，无法判断其占有资产的形态和具体数额。但从举证责任分析，有证据证明持有证据的一方当事人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如果对方当事人主张该证据的内容不利于证据持有人，可以推定该主张成立。据此，可以推定郑郁青、陶修明接收的资产大于或等于债权，应就40万元本金及其利息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原审人民法院认定事实清楚，确认合同效力正确，但未能正确界定股东行为的性质，在处理结果上导致行为性质与责任承担不相适应，属法律适用不当，应予改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条、第一百零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该院于2000年7月5日作出判决如下：
一、撤销泉山区人民法院一审民事判决。
二、郑郁青、陶修明于本判决书送达后十日内赔偿凤凰公司40万元及其利息（自1998年5月1日起至本判决确定之履行期限届满时止，比照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
【评析】
本案争议焦点在于在公司注销后，其股东对原公司债务承担清理责任还是清偿责任。审判实践中，由于这类纠纷占有相当的比例，因而责任问题也就成为一个较为普遍的问题。最常见的做法是，在无证据证明股东虚假出资或抽逃资金的情况下，判决股东在一定期限内承担清理责任。由于我国的公司法、民事诉讼法以及司法解释对强制清算程序均缺乏相关规定，因而无法对股东采取切实有效的强制执行措施，对债权人不公平，也有损法院判决的尊严。正因如此，也有法院判决逾期不承担清理责任时，由股东承担清偿责任。本案的终审判决，从侵权行为的角度为这类纠纷的解决提供了一个新的视点。
（一）关于股东行为性质的界定
股东承担有限责任是公司法的基本原则之一，但在出现特殊情况时，有限责任即不适用。从目前法律及司法解释的规定来看，对股东有限责任的排除有以下几种情况：（1）投资不到位，且未达到法定最低资本额的，可否定法人人格，由股东承担无限责任。（2）投资不到位，但达到法定最低资本额的，则由股东在不实的范围内承担责任。（3）抽逃资产的，由股东在抽逃的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前两种情况发生于公司设立阶段，第三种情况发生于公司运行阶段。惟独公司解散时，股东不尽清算义务应承担何种责任缺乏明确的规定。我们认为在法无明文规定的情况下，应依据公司法的立法精神、民法的基本原则和一般条款去界定该行为的性质，并据此确定应承担的责任。
公司法的初衷在于通过拟制人格的方式创设主体，鼓励交易。为防止股东利用公司的人格或者说有限责任损害公司利益或债权人的利益，公司法又通过规范公司和股东的行为，维护交易安全，从而平衡公司、股东与债权人之间的权益，当公司或股东的行为打破这种平衡时，法律便提供一定的救济措施，去恢复受损一方之利益。前述三种股东承担责任的情况即属此类。
清算也是如此。公司注销前应当进行清算，既是公司法的规定，也是商业上诚实信用的要求。对债权人而言，清算是债权人通过非诉方式实现债权的最后一道保障。在公司未经清算即予注销的情况下，本应作为清偿债务的原公司责任财产便转由股东占有，其性质与投资不实、抽逃资金等一样，同属侵害债权人利益，危害交易安全的行为，在处理原则及方式上应当具有一致性，即由股东在占有原公司财产的范围内承担返还责任或赔偿责任。
本案中由于公司解散后未进行清算，可以推定原公司财产已由股东接收。虽然股东不提供公司账册，无法判断其占有资产的具体形态和数额，但从证据规则分析，有证据证明持有证据的一方当事人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如果对方当事人主张该证据的内容不利于证据持有人的，可以推定该主张成立，据此可以推定郑郁青、陶修明接收的资产大于或等于债权，赔偿责任的份额可以确定为40万元本金及其利息损失。
原审法院的判决未能正确界定股东行为的性质，在处理结果上会带来鼓励股东利用公司注销恶意逃债的负面影响，且在公司已注销、股东不提供账册的情况下，作出股东承担清理责任的判决，根本就不具备可执行性。
（二）关于股东承诺效力的评价
本案中还涉及一个问题，即股东经过决议决定解散公司，但又不愿进行清算程序，工商部门在办理公司注销登记时采用变通办法，要求股东承诺对公司遗留的债务承担清偿责任，然后办理注销登记。债权人以此为由起诉股东，应如何处理。
一种意见认为：有限责任公司终止后应当进行清算是公司法的强制性规定，不允许股东通过向工商部门保证的方式予以变更；工商部门仅凭股东的承诺即核准公司注销，属滥用行政权力的行为。如果认定这种承诺有效，一方面会弱化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另一方面会放纵工商部门的行为。此外，从形式上看，这种承诺不是向债权人作出的承诺，缺乏权利义务的相对人；从目的上看，这种承诺是为了规避法律规定来获得公司注销登记。这种承诺不符合民事法律行为的生效要件，应认定无效。
另一种意见认为：从公司法的规定来看，对股东的清算义务使用的是“应当”一词，即属于倡导性规范，而非强制性规范。也就是谎，股东承担有限责任，并不排斥股东自愿放弃有限责任保护的选择，有限责任对于股东来说不是义务而是权利，既然是权利，就应当允许其处分，包括放弃权利。该承诺并非没有相对人，其相对人应为公司的所有债权人，因此认定其有效。债权人按照股东的承诺向股东行使追偿权，既不违反法律规定，也不损害债权人利益。当然，严格地讲，这种承诺更类似于一种保证。
我们同意第二种观点，需要补充说明的是，无论是从公司法的规定，还是从工商部门的习惯做法，都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公司清算应当发生于公司注销之前，公司的股东在决定解散公司时，对于公司的债权债务其要面临两种选择：要么进行清算、要么进行清偿。前者系公司法的规定，是在没有其他行为可供替代时，股东理应尽到的义务；后者是股东作为其自身利益的最佳判断者，在衡量了公司的债权债务后不难作出的抉择。总之，选择的结果对股东而言并没有什么不公平。因此，结论应当是，股东在公司注销前应当进行清算而不进行清算，就没有必要判决他在公司注销后再承担清理责任。
（三）关于夫妻公司的法人人格问题
一种观点认为：当两人公司的股东之间为夫妻关系时，尽管这种公司形式上具备了公司法所要求的股东人数，但由于我国实行夫妻共同财产制，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双方所获得和持有的财产都被视为共同共有的财产。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公司登记管理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三条规定：“家庭成员共同出资设立有限责任公司，必须以各自拥有的财产作为注册资本，并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登记时需提交财产分割的书面证明或者协议。”该规定是行政规章，可以参照适用。也就是说，如果夫妻双方对财产未进行分割，那么所设立的公司的财产等同于夫妻共同财产，使公司财产丧失了公司法所要求的独立性，这时公司在实
质上已经不具备法人资格，其债权债务的承担应比照合伙企业处理。
以上述观点判断夫妻公司的法人人格，固然能使问题的处理变得客观、简洁、方便，但在以下几个方面难以作出令人满意的解释：（1）最初的公司大多是由合伙、家庭作坊过渡而来的，对这类问题公司法立法时不可能不预见到，而且公司法对夫妻作为股东设立公司并无限制。作为公司登记机关的工商部门面临的也应当是如何严格执行公司法的问题，在否定法人人格如此重大的问题上，工商部门不可能具有补充法律、解释法律的权力，因此该规定的合法性值得推敲，人民法院不能以此作为否定夫妻公司法人人格的依据。（2）从公司法对股东投资的规定上看，有两个基本要求，即一是自有、二是足额。财产共有状态与上述两个要求在逻辑上是交叉关系，而非排斥关系，重合的部分即满足公司法关于设立公司的资金要求，不能以共有财产未作分割就否定其设立的公司人格。（3）以财产是否分割作为标准实无必要。即使进行分割，从工商部门的规定来看，形式上也仅是一纸协议而已，进行法律规避相当容易。即使不进行分割，由于公司法规定的投资不得抽回原则，此时原夫妻共同财产已转化为公司财产，因此不存在两者财产的等同问题。公司法对此问题关注的是公司财产与股东个人财产的区分，即所有权是否确已由股东转为公司，而不是股东之间对投资是共有还是专有；在共有的情况下，它所要求的仅仅是区分一个比例而已。（4）该行政规章于1998年1月7日颁布，2月1日起实施，由于该规章并未规定有溯及力，因此在实施之前和实施之后所设立公司的人格就有可能出现两种不同的评判标准，在法律适用上导致执法尺度不一。
在本案中，否定三水公司的法人人格是可以的，但理由并不是对夫妻共同财产未进行分割，而是由于夫妻股东没有账册或不提供账册，导致夫妻共同财产与公司财产、夫妻收益与公司收益、夫妻人格与公司人格之间无法区分，形成混同。
第二篇：市公司董事应承担哪些义务和责任
XX市公司董事应承担哪些义务和责任
《公司法》关于董事义务与民事责任的规定
董事的义务是以诚实信用、服务和义务本位的基本原则为基础的。就我国《公司法》而言，其在第57-63、118、212条及第214-216条等条款原则上规定了董事对公司负有一系列义务和责任。
1、董事对公司的受信托义务。董事“应当遵守公司章程，忠实履行职务，维护公司利益，不得利用在公司的地位和职权为自己谋取私利”，即董事对公司负有受信托义务。受信托义务的基本含义是：一个负有受托人义务的人，不能利用本身的权力厚已薄人、失其公正立场、谋一已私利而害及公司、股东及债权人的利益。概而言之，受信托义务包括注意义务和忠实义务。注意义务要求董事象普通谨慎人在相似的情况下给予合理的注意一样，机智慎重地、克尽勤勉地管理公司事务。所谓“合理的注意”是依董事个人的知识和经验以及公司的性质和内部分工、公司章程等因素而言。或言之，董事在处理公司事务上所应给予的注意程度只需要相当于一个同样有其学识及经验的人处理自己事务上的同样注意程度，对于注意的程度，大多数国家和地区是透过司法实践而定。例如，香港某公司起诉分管公司财务的三位董事，其中一位是执行董事，另外两位是非执行董事。三位董事都具有会计专业知识和实际执业经验。公司起诉执行董事亏空公款以及另两位非执行董事的失职和疏忽。法庭调查发现，两位非执行董事经常不出席董事会，将公司的财务管理事务全部委托执行董事负责，并签发空白支票交由执行董事加签处理。法庭认为，虽然两位非执行董事并非出于恶意所为，但是，在其职责范围内，他们并没有象一个与他们有同样学识及经验的人处理自己事务一样来处理公司事务，尤其是签发空白支票一事，给执行董事胡作非为大开方便之门。正由于两位非执行董事没有谨慎地、勤勉尽责地注意并利用自己的学识来完成作为董事的职责，法院判定其违反了董事的合理注意义务，须赔偿公司的损失。
董事除了负有注意的义务以外，还负有对公司的忠实义务。一般来说，董事违反忠实义务的情况有两种：一是董事与公司签订商业合同并从中获取私利。例如，有两位董事知道自己任职公司的产品畅销，便另出资注册了一家贸易商行，与公司签订购销合同，赚取巨额利润。就买卖关系而言，买方要售卖商品价格低，卖方要求售价高，各有各的利益所在，因而产生利益冲突在所难免。二是董事篡夺公司机会谋取利润。公司机会的基本理念是：如果认为某一商业机会是公司的机会，那么，公司的董事或控股股东等就不可为自己获得或抢夺这一机会。至于董事如何获取或通过第三独立人获取这一机会，都不是问题的要害。问题的关键在于，因为在公司与董事之间，机会属于公司。当然，董事与公司之间的交易有时亦有利于公司获取财产或资金，因此，各国立法并不绝对禁止董事与公司签订商业合同或利用公司机会。只不过须符合三项条件：第一，涉有合同利益关系的董事须在董事会上陈述其利益的性质；第二，董事不得在与他涉有利害关系的合同的会议上投票。如果他参加投票，则该决议无效。第三，非经“公司同意”，董事不得利用其在公司的职务关系获取利益。所谓“公司同意”是指在股东大会上获得股东们的批准。换言之，有利害关系的董事仅对董事会陈述其利益的性质、获取无利害关系董事们独立决议认可，尚嫌不足，他还必须向股东大会充分披露其利益，获取股东大会的决议通过。
我国公司立法对于董事受信托义务的规定包括以下几方面：
第一，负有不得收受贿赂或其他非法收入的义务。我国《公司法》第59条第2款规定“董事......不得利用职权收受贿赂或者其他非法收入。”例如：上海永久自行车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金伟成利用在公司负责A、B股股票的发放工作之便，为其朋友私自填写本公司自己配售的额度，收受了2500美元贿赂，这种行为既违反了受托义务，董事资格自然丧失，又触犯了刑法，构成犯罪，已由司法机关追究其刑事责任；此外，上海双鹿股份公司原董事长张世杰、胶带股份有限公司原董事祝剑平，因犯有受贿罪，违反了受托义务，均被解除董事职务。
第二，负有不得侵占公司财产的义务。这是《公司法》第59条第2款后半段的规定，即使公司股东只剩下董事一人，公司的财产与董事的财产也仍要严格区分开来，董事不得以任何名义侵占公司财产，相反，他负有维护公司财产完整的受托义务。
第三，负有不得擅自处理公司财产的义务。董事的财产管理权的取得是建立在信赖的基础之上，“得人之信、受人之托、代人理财”仍是其对外活动个人身份的本质特征。因此，他负有不得将公司财产当作个人财产擅自处理的受信托义务，即：不得挪用公司资金或者将公司资金贷给他人、不得将公司资产以其个人名义或者以其他个人名义开立帐户存储、不得以公司资产为本公司的股东或者其他个人债务提供担保。
第四，负有不得擅自泄露公司秘密的义务。对于上市公司而言，其未公开的信息属于内幕信息，其中重大信息直接影响着股价的波动，作为内幕人士的董事容易获得内幕信息。但是，在法律上，他既不可利用内幕信息在证券市场上从事证券交易或其他内幕交易，也不得将内幕信息泄露给他人，谋取私利。
2、董事对公司的竞业禁止义务。“竞业禁止”亦称“同业禁止”，是指董事不得将自己置于其职责和个人利益相冲突的地位或从事损害本公司利益的活动，即不得为自己或第三人经营与其办理的同类事业。我国《公司法》第61条规定：董事“不得自营或者为他人经营与其所任职公司同类的营业或者从事损害本公司利益的活动”、董事“除公司章程规定或者股东会同意外，不得同本公司订立合同或者进行交易”。
3、关于民事责任的规定。与董事应履行的义务相适应，董事对公司的民事责任包括如下几方面：
第一，董事参与董事会违法决议而产生的民事责任。在这里，参与决议的董事包括赞成决议的董事和在会议记录中对决议未表示异议的董事（推定其赞成该决议）。当然，在涉及董事会决议违反规定的情况下，并非所有的董事都应承担赔偿责任，只有参与决议的董事对公司负赔偿责任。对于经证明在表决时曾表明异议并记载于会议记录的，该董事可以免除责任。但是，我们发现，最近几起上市公司资产重组、资产出售的董事会决议公告中，就有同时担任集团公司和股份公司董事长不参与董事会决议表决的情况。这里就可能产生一个法律问题，即当董事会决议违法而致公司受损时，董事长是否有权起诉董事会成员？没有参与表决但也没有表示异议的董事长是否应承担法律责任？在法理上，董事候选人可能为某一股东推荐，而其一旦被股东大会选举为董事后，则其应与该股东脱离关系而为公司服务，不应站在某一股东的角度为该股东服务。显而易见，《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7·3·4第（三）项的规定则有违公司法理，因为其规定“上市公司董事会就关联交易进行表决时，有利益冲突的当事人属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不参与表决”的三种情况中，就有“其他法人单位与上市公司的关联交易，该法人单位的法定代表人系出席会议的董事”的情况。依照这一规定，该董事不参与表决。我们认为，董事长作为公司董事会的一员，同样对除本人或与本人有利害关系的人外的其他人与公司的关联交易有判断是非的义务，行使表决权既是权利又是义务，而不应回避表决。
第二，董事违反董事会决议而产生的民事责任。董事作为董事会的成员，他管理公司事务应遵从董事会决议。但未遵照董事会的决议执行公司事务，造成公司损失的，就须承担赔偿责任。
第三，董事越权行为而产生的民事责任。董事的越权行为是指董事超出其职权范围的行为。如果逾越权限，擅自将公司资产赠与他人或以法律禁止的方式转移，致使公司受到损害的，董事对公司负赔偿责任。
第四，董事违反竟业禁止的规定给公司造成损失的，负赔偿责任。
第五，董事对其在管理公司事务中故意或过失（如董事未尽善良管理人的注意义务等）给公司造成严重损失的应负赔偿责任。
值得注意的是，在董事对公司可能负有赔偿责任的情况下，若公司因故怠于追究其赔偿责任时，股东应有权代位公司提起对董事赔偿责任的诉讼，这种诉讼便是股东代表诉讼。它与我国《公司法》第111条规定的直接诉讼在性质上是不同的。我国立法应确立此机制，以进一步督促董事尽职尽责，维护公司利益，履行受信托义务。
《刑法》关于董事刑事责任的规定
《刑法》第158-161条关于妨碍公司、企业管理秩序犯罪的规定，实行对单位及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双罚”的制度。尽管这些条款未提及“董事”，但从这些条款所述的事项看，负责的主管人员应当包括“董事”在内，具体说来，董事承担如下刑事责任：
1、欺骗公司登记罪。第158条规定“申请公司登记使用虚假证明文件或者采取其他欺诈手段虚报注册资本，欺骗公司登记主管部门，取得公司登记，虚报公司注册资本巨大、后果严重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虚报注册资本金额1％以上5％以下的罚金。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2、虚假出资罪。第159条规定“公司发起人、股东违反公司法的规定未交付货币、实物或者未转移财产权，虚假出资，或者在公司成立后又抽逃其出资，数额巨大、后果严重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虚假出资金额或者抽逃出金额2％以上10％以下罚金。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3、欺诈发行罪。第160条规定“在招股说明书、认股书、公司、企业债券募集办法中隐瞒重要事实或编造重大虚假内容，发行股票或者公司企业债券数额巨大、后果严重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非法募集资金金额1％以上5％以下的罚金。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4、提供虚假财务会计报告罪。第161条规定“公司向股东和社会公众提供虚假的或者隐瞒重要事实的财务会计报告，严重损害股东或者其他人利益的，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2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罚金。”
《证券法》进一步强化了董事的义务与责任
尽管《公司法》、《刑法》关于董事的义务与责任已有一些规定，但《证券法》仍强化了董事会成员的义务与责任，尤其突出了董事个人的责任。这些义务（当然，董事的这些义务大多是以董事会的集体名义履行的）与责任主要包括：
1、依法发行证券的义务。第10条规定“公开发行证券，必须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条件，依法经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或者国务院授权的部门核准或者审批；未经依法核准或者审批，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向社会公开发行证券”；第11条规定“公开发行股票，必须依照公司法的规定的条件，报经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核准。发行人必须向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体制机构提交公司法规定的申请文件和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改革规定的有关文件。发行公司债券，必须依照公司法规的条件，报经国务院授权的部门审批。发行人必须向国务院授权的部门提交公司法规定的申请文件和国务院授权的部门规定的有关文件”。由于证券发行报批工作是由董事会执行的，因此，这一义务要求应是对董事们而言。
2、全面履行信息披露的义务。即第59条规定“公司公告的股票或者公司债券的发行和上市文件，必须其实、准确、完整、不得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及第63条规定“发行人......公告招股说明书、公司债券募集办法、财务会计报告，上市报告文件、报告、中期报告、临时报告，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有重大遗漏，致使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失的，发行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发行人......负有责任的董事、监事、经理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这一义务要求：（1）必须对招股说明书内容的准确性、完整性和真实性负责；（2）必须及时披露公司的重大信息或其他资料，并且保证所披露信息或其他资料的准确性和真实性；（3）必须公开其拥有的上市公司证券的权益及其变动；这一公开义务还扩大适用于其配偶、亲属或者其拥有控制权公司中的权益。
3、合法经营，维护公司财产的安全与完整。这一义务要求：（1）不得利用不正当手段进行证券交易，包括操纵市场、内幕交易或其他欺诈行为；（2）在证券交易中，本法人单位不以个人名义开立帐户买卖证券；在证券交易中，不挪用公款买卖证券；对于国有股控股的上市公司，不炒作上市交易的股票；（3）有义务将大股东的短线交易收益收回公司所有。否则，致使公司遭受损害，对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4、在公司购并以及其持股转移等情况下亦负有说明义务、公开义务、报告义务等。例如，在董事任职的公司被人发出收购要约后一段时间内，董事应按证券法的规定向证券管理部门履行报告义务，为配合公开收购程序的进行，董事应尽善良管理人的注意义务，不得有任何误导其公司股东的行为。
5、持有与转让本公司股份的行为合法。董事在任期内应按照有关规定向证券交易所申报持股变动情况，且不得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包括由于公司送股、公积金转股、配股、购入（受让）等新增股份；董事离职半年后，可申请其所持股份上市流通；董事申请将其所持股份上市流通，应向证券交易所提交申请书、关于免去相关董事的决议或相关董事的辞职书、董事会提供的其不在职的证明等文件。
6、承担民事或行政责任。对于董事违反《证券法》规定的义务者，应依法承担赔偿损失、罚款、警告等责任。★
文/梅慎实（国泰证券）
《上市公司 》(199902)第108期
三茅人力资源网：http://www.xiexiebang.com
HR找资料上三茅资料： http://zl.hrloo.com/
第三篇：总公司对分公司的债务应承担何种责任
总公司对分公司的债务应承担何种责任
观点一：总公司对分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1、1988年11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经济审判庭《关于温州市城区五马劳动服务公司是否承担连带清偿责任问题的电话答复》：“如有证据证明运输社确是服务公司的分支机构，在运输社资不抵债的情况下，人民法院应将服务公司列为本案共同被告，由其对运输社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此观点认为，既然分公司不具有法人资格，其民事责任由其总公司承担，却能独立作为民事诉讼的当事人，那么分公司和总公司自然是承担连带责任。
观点二：总公司对分公司债务承担补充清偿责任。此观点的法律依据：
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1998年7月8日起施行）七十八条规定：“被执行人为企业法人的分支机构不能清偿债务时，可以裁定企业法人为被执行人。企业法人直接经营管理的财产仍不能清偿债务的，人民法院可以裁定执行该企业法人其他分支机构的财产”。
2、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2000年12月13日起施行）第十七条第三款：“企业法人的分支机构经营管理的财产不足以承担保证责任的，由企业法人承担民事责任”。
3、最高人民法院[2001]民监他字第4号《关于企业分支机构的负责人以分支机构的名义对外签订借款合同企业应承担民事责任的复函》指出：“批发部作为柳州烟草分公司的分支机构，如有偿付能力，应当自行承担；如无偿付能力，应由企业法人柳州烟草分公司承担。”（此 复函网上搜的，没有找到）此观点认为，分支机构经过依法登记，有一定的组织机构和财产，具有相对独立的法律地位，可以从事与其法律地位相适应的民事活动，但其毕竟不具有法人资格，责任能力不完整，所以，分公司无力承担的债务，由总公司承担补充清偿责任。
观点三：总公司对分公司债务直接承担清偿责任。此观点的法律依据： 《公司法》第十四条：“公司可以设立分公司。设立分公司，应当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登记，领取营业执照。分公司不具有法人资格，其民事责任由公司承担”。
此观点认为，分公司不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虽然可以作为民事诉讼的当事人参加诉讼，但相应民事责任还应由总公司进行承担。
本人赞同观点三，理由为：
1、分公司和总公司之间不应承担连带责任。首先，连带责任的承担应该是在平等的民事主体之间，而分公司和总公司并非平等的民事主体，而是具有隶属关系，所以，两者之间不存在承担连带责任的基础；其次，连带责任的承担必须有法律的明确规定或者合同的明确约定，否则便缺乏依据。
2、总公司不应对分公司债务承担补充清偿责任。
补充责任的承担，意味着要债权人先向分公司主张债权，分公司财产不足以清偿债务时，才由总公司承担补充清偿责任。这无疑给债权人追偿设定了先后步骤，增加了不必要的障碍，不利于债权人实现债权，也与《公司法》第十四条的规定相冲突。
3、总公司直接承担清偿责任顺理成章。
首先，分公司是总公司的分支机构，代表总公司对外从事民事活动，其行为的后果由总公司承担；其次，由于分公司的财产归属于总公司，即使分公司有能力承担部分或全部责任的话，实际的和最终的责任承担者还是总公司。所以，总公司对分公司的债务，既不是承担连带责任，也不是承担补充责任，而是直接承担清偿责任，债权人无需先向分公司主张，可直接要求总公司偿还债务。
第四篇：典型判例即使对外担保合同被认定无效,公司仍应承担清偿责任
典型判例即使对外担保合同被认定无效,公司仍应承担清偿
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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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唐青林 李舒 李斌本文仅供交流学习，若侵犯到您的权益，敬请告知删除。投稿邮箱：2823659308@qq.com 人民法院八个案例裁判规则汇总(2017)公司对外担保合同被判无效，仍可能承担50%甚至100%清偿责任
司法实践中，公司对外提供担保（包括法定代表人以公司名义对外提供担保）但未向债权人提供公司决议，对担保合同的效力法院存在的两种不同的裁判观点：
“裁判观点一”：认为《公司法》第十六条具有相应的外部效力，债权人负有对公司内部决议进行形式审查的义务。即担保人未向债权人出具股东会或董事会决议，担保合同无效。在法定代表人以公司名义对外提供担保时，法定代表人构成越权代表，债权人应当知道其越权代表，不属于受法律保护的善意相对人，担保合同无效。
“裁判观点二”：认为《公司法》第十六条是公司内部管理性规范，违反不影响公司对外担保合同的效力。即使担保人未向债权人出具股东会或董事会决议，担保合同也为有效。在法定代表人以公司名义对外提供担保时，债权人有理由相信法定代表人的行为系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即使未经股东会决议、债权人也为善意，因此担保合同有效。
虽然担保合同无效，但并不等同于公司不承担任何责任。笔者根据相关案例的检索情况，发现司法实践中对于公司对外担保合同因无公司决议被判决无效后，公司是否应承担责任，又有三种判决结果：
1、认为担保合同无效，公司不承担责任（0%责任）；
2、认为担保合同无效，公司应承担不超过二分之一的补充赔偿责任（≤50%责任）；
3、认为担保合同无效，公司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100%责任）。
一、担保合同被判无效、公司是否应当承担责任的法律依据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的规定，“主合同有效而担保合同无效，债权人无过错的，担保人与债务人对主合同债权人的经济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债权人、担保人有过错的，担保人承担民事责任的部分，不应超过债务人不能清偿部分的二分之一。”因此，担保人是否承担责任，可以划分为以下三种情况：
1、债权人有过错、担保人无过错，担保人不承担责任（0%责任）；
2、债权人有过错、担保人有过错，担保人承担不超过债务人不能清偿部分的二分之一（≤50%责任）；
3、债权人无过错，无论担保人是否有过错，担保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100%责任）。
根据本文所述，裁判观点一认为担保无效的理由是：《公司法》第十六条具有相应的外部效力，债权人负有对公司内部决议进行形式审查的义务。即担保人未向债权人出具股东会或董事会决议，担保合同无效。在法定代表人以公司名义对外提供担保时，法定代表人构成越权代表，债权人应当知道其越权代表，不属于受法律保护的善意相对人，担保合同无效。因此，裁判观点一在认定担保无效的同时实质上已经认定了债权人未尽形式审查义务、非善意，亦即“债权人有过错”。由此可得出以下结论：
依据裁判观点一而判决的诉讼结果，或者是作为担保人的公司不承担责任（0%责任），或者是承担不超过债务人不能清偿部分的二分之一（≤50%责任），不可能是承担连带赔偿责任（100%责任）。而究竟公司会承担0%责任还是≤50%责任，尚取决于法院是否认定公司具有过错。
二、认为公司不承担责任的案例及评析
案例1：最高人民法院审理的宁波绣丰彩印实业有限公司、浙江杭州湾汽配机电市场经营服务有限公司、慈溪逍新投资咨询有限公司、慈溪逍新汽配贸易有限公司、慈溪市一得工贸有限公司以及孙跃生合同纠纷[（2012）民提字第208号] 担保合同无效原因：在孙跃生不能提供股东会同意证明的情形下，绣丰公司根据协议内容理应知道孙跃生的行为不是为机电公司经营活动所从事的职务行为，而是违反公司法强制性规定的侵占公司财产行为。绣丰公司以协议和委托书加盖了机电公司公章为由主张善意信赖孙跃生代表权的理由不能成立。综合考虑本案的交易过程和事实，绣丰公司应当知道孙跃生的签约超越代表权限，绣丰公司不属于合同法第五十条保护的善意相对人，浙江高院认定孙跃生代表行为无效、房地产转让协议不能约束机电公司并无不当。公司是否承担保证责任：机电公司对本案协议的签订并不知情，对孙跃生私刻公章的行为也不具有管理上的失职，绣丰公司要求机电公司依据房地产转让协议承担责任的诉请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案例2：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的蒋炜与金坛市钢材物流城有限公司、王华等民间借贷纠纷[（2015）苏民终字第00606号] 担保合同无效原因：蒋炜仅以王华系钢材公司法定代表人及加盖钢材公司单位印章即信赖钢材公司的担保行为，未尽审慎注意义务，不构成对王华越权代表行为的善意，不属于受法律所保护的善意相对人。公司是否承担保证责任：钢材公司对王华代表公司为其本人向蒋炜的借款提供担保的行为并不知情，王华加盖的钢材公司印章也非备案印章而是王华私刻印章，钢材公司对王华私刻钢材公司单位印章的行为亦不具有管理上的失职，故蒋炜关于钢材公司应按照借条中有关钢材公司担保的约定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讼请求……钢材公司关于其不是涉案借款的担保人，在本案中亦并无过错，故不应承担责任的上诉请求及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案例3：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的王如强与菏泽市海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刘振国等民间借贷纠纷[（2015）鲁民一终字第399号] 担保合同无效原因：王如强在借款担保合同的签订与履行中存有明显疏忽、过失，其对刘振国签订担保合同的行为是否有代理权没有尽到审慎注意义务，刘振国签订担保合同的行为不能对怡海公司构成表见代理。
公司是否承担保证责任：王如强上诉称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主合同有效而担保合同无效，债权人无过错的，担保人与债务人对主合同债权人的经济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债权人、担保人有过错的，担保人承担民事责任部分，不应超过债务人不能清偿部分的二分之一”的规定由海港公司承担担保人赔偿责任。但该条规定的担保人责任是在担保合同成立且无效的情况下担保人应承担的赔偿责任。本案中，刘振国签订担保合同的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对怡海公司不产生有权代理的法律效果，怡海公司不是该借款合同的担保人，不应适用该条承担赔偿责任。刘振国未经怡海公司同意，擅自在担保合同上加盖怡海公司的印章，事后也未得到怡海公司追认，属无权代理。本案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八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的合同，未经被代理人追认，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由行为人承担责任。”原审依照该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之规定驳回王如强要求怡海公司（企业名称变更后为海港公司）就案涉借款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诉讼请求并无不当。对于案例1-3的律师简评：
1、以上三个案件都是依据裁判观点一，认定担保合同无效的案件。
2、三个案件均认定作为担保人的公司不承担责任，但论述理由有所差异。案例1和案例2认为公司无过错，根据本文前述“债权人有过错、担保人无过错，担保人不承担责任”的法律规则，判令公司不承担责任。案例3则直接认为，公司不是借款合同的担保人，因此不承担责任。
三、认为公司承担不超过二分之一的补充赔偿责任的案例及评析 案例4：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的深圳市国野股份有限公司与黄飞林、深圳市中联环投资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2013）粤高法民二终字第34号 ] 担保合同无效原因：国野公司明知黄飞林是中联环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应依法要求中联环公司就该担保事项征求中联环公司另一股东宝豪公司的同意。中联环公司未经股东宝豪公司同意，为黄飞林提供担保，系中联环公司相关负责人员超越权限订立的合同，国野公司对此是明知的，故在该保证合同关系中，国野公司不是善意相对人，该担保应认定为无效。公司是否承担保证责任：中联环公司未经股东宝豪公司同意为黄飞林提供担保，系中联环公司相关负责人员超越权限订立的合同，中联环公司具有过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五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规定，在本案主合同有效而担保合同无效且债权人、保证人均有过错的情形下，中联环公司承担的赔偿责任，不应超过黄飞林不能清偿部分的1／2。故宝豪公司提出的中联环公司没有过错及不应对黄飞林所负债务不能清偿部分承担1／2的赔偿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案例5：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甲公司与许某某民间借贷纠纷[（2012）沪一中民一（民）终字第410号] 担保合同无效原因：甲公司曾提交了刘某任公司股东和法定代表人时的章程，该章程第二十二条亦明确规定董事、经理不得以公司资产为公司的股东或者其他个人债务提供担保。由于没有证据能够证明甲公司的对外担保曾经得到股东会或董事会的同意，故担保无效。
公司是否承担保证责任：担保合同被确认无效后，债务人、担保人、债权人有过错的，应当根据其过错各自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担保法〉司法解释》第七条规定：“主合同有效而担保合同无效，债权人无过错的，担保人与债务人对主合同债权人的经济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债权人、担保人有过错的，担保人承担民事责任的部分，不应超过债务人不能清偿部分的二分之一”。根据上述规定，本院酌定甲公司承担10%的补充赔偿责任，甲公司承担赔偿责任后可以向刘某追偿。案例6：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张雪林与太湖县新屹汽车城有限责任公司一案[（2015）浙湖商终字第283号] 担保合同无效原因：《对账单》中无新屹公司盖章，赵炜又无法举证证明新屹公司董事会或股东会决议同意担保。在张雪林超越权限代表新屹公司订立担保合同，且新屹公司未有同意为张雪林的债务提供担保的意思表示下，新屹公司无需承担担保责任，本案担保应当认定为无效。
公司是否承担保证责任：就本案而言，赵炜及新屹公司对担保的无效均存在过错。具体评判如下：赵炜的过错在于：《对账单》中对担保关系的形式仅有张雪林签字，未有新屹公司盖章，对于担保金额有57万余元之多，且该担保系为张雪林个人的借款担保，赵炜仅以张雪林签字即可代表新屹公司认可担保未免过于草率。《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明确规定，公司为他人提供担保，依照公司章程规定，应当由董事会或者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对数额如此之大的借款，赵炜至今未向新屹公司索要董事会或者股东会决议，甚至连新屹公司的公章都未盖具。况且在《对账单》中约定纠纷的管辖法院及出现“本案”等法律用语，可以看出赵炜也具备一定的法律常识。赵炜一方面认为张雪林有权代表新屹公司为其担保，另一方面又未要求新屹公司在对账单上盖章及索要公司董事会或股东会决议，该操作不符合思维逻辑。对张雪林代表新屹公司为其向赵炜的借款提供担保，赵炜自己存在疏忽大意的过错。因此，对赵炜诉请新屹公司对张雪林的借款本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之主张，不予支持。新屹公司的过错在于：公司法明确规定，法定代表人应当由公司的董事长、执行董事或经理担任，虽然新屹公司章程中规定执行董事为法定代表人，但新屹公司在庭审中明确表示张雪林在公司没有任何职务，只是挂名而已。新屹公司设立张雪林为法定代表人，但又不赋予任何职务及职责，显然违反公司法的规定，也极易给相对人造成张雪林可以对外代表新屹公司的假象，甚至有以不承认张雪林法定代表人的地位逃避法律义务之嫌。
综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主合同有效而担保合同无效，……，债权人、担保人有过错的，担保人承担民事责任的部分，不应超过债务人不能清偿部分的二分之一。”因此，对赵炜在本案借款中的损失，新屹公司应当承担一定的赔偿责任。根据公平原则，结合赵炜和新屹公司的过错大小，新屹公司应当承担张雪林不能清偿部分的1／2为宜。案例7：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谭超与宜昌鑫昌大市场有限责任公司、湖北兴恒融资担保有限公司等借款合同纠纷（[2014）鄂宜昌中民二初字第00033号] 担保合同无效原因：王兴枢作为鑫昌大市场的法定代表人，其以鑫昌大市场的名义为其个人债务提供担保必须经过股东会决议，谭超在与王兴枢签订由鑫昌大市场为王兴枢个人的借款提供担保之时，有义务审查鑫昌大市场的担保行为是否经过了公司股东会决议，但谭超忽略了该审查义务，存在过错。另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的担保合同，除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的以外，该代表行为有效”之规定，谭超应当知道王兴枢超越权限以鑫昌大市场为王兴枢个人债务提供担保，王兴枢的代表行为应为无效，故应认定鑫昌大市场的担保行为无效。
公司是否承担保证责任：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主合同有效而担保合同无效，债权人无过错的，担保人与债务人对主合同债权人的经济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债权人、担保人有过错的，担保人承担民事责任的部分，不应超过债务人不能清偿部分的二分之一”的规定，谭超与鑫昌大市场对担保合同无效均存在过错，鑫昌大市场应当对王兴枢不能清偿部分的债务承担二分之一的赔偿责任。对于案例4-7的律师简评：
1、以上四个案件都是依据裁判观点一，认定担保合同无效的案件。
2、四个案件均认定作为担保人的公司承担不超过二分之一的补充赔偿责任。除案例5判决公司承担10%的补充赔偿责任外，其余案例均判决公司承担二分之一的补充赔偿责任。
3、如前所述，依据裁判观点一判令担保合同无效，并判决公司承担不超过二分之一的补充赔偿责任的前提是：债权人有过错、作为担保人的公司亦有过错。但除案例六对为什么认定公司存在过错进行论述外，其他案例均未对此问题加以论述。案例六认为，公司的过错体现在：
“公司法明确规定，法定代表人应当由公司的董事长、执行董事或经理担任，虽然新屹公司章程中规定执行董事为法定代表人，但新屹公司在庭审中明确表示张雪林在公司没有任何职务，只是挂名而已。新屹公司设立张雪林为法定代表人，但又不赋予任何职务及职责，显然违反公司法的规定，也极易给相对人造成张雪林可以对外代表新屹公司的假象，甚至有以不承认张雪林法定代表人的地位逃避法律义务之嫌。”
四、认为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案例及评析 案例8：毕节市七星关区人民法院审理的林爱武与朱斌、贵州省心缘置业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2016）黔0502民初2321号] 担保合同无效原因：本案借款主体朱斌是心缘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且没有证据体现心缘公司的担保行为经公司股东决议，故《借款合同》中关于被告心缘公司担保的内容因违反前述法律强制性规定而无效。
公司是否承担保证责任：对被告心缘公司为本案借款提供担保未经股东大会决议这一事实，原告并无过错，因此原告要求被告心缘公司承担本案借款的连带返还责任的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对于案例8的律师简评： 本案虽也认定担保合同无效，但并非按照裁判观点一的思路认定担保无效，而是认为公司未经股东会决议对外提供担保，违反了《公司法》第十六条的强制性规定。在此基础上，法院认定债权人无过错，因此担保人需承担连带赔偿责任。鉴于目前占绝对主流地位的裁判观点均认为：《公司法》第十六条为管理性强制性规定，而非效力性强制性规定，违反该规定并不直接导致合同无效。因此本案的裁判观点与绝大多数案例体现的主流裁判观点相异，不具有参考意义。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本案的裁判观点与本文所述的裁判观点一相比，虽最终均认为未经公司决议的公司对外担保无效，但原因有所差异：依本案裁判观点，担保无效的依据是《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款规定的“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而依裁判观点一，担保无效的依据是《合同法》第四十八条、第四十九条、第五十条的规定，因无权代理或越权代表，且相对人（即债权人）对此应当知道，因此担保行为对公司无效。因此，本案的裁判观点与裁判观点一并不相同。
五、根据以上案例的经验总结
1、根据目前司法实践中的两种主流裁判观点，裁判观点二认为未经公司决议的对外担保合同有效，公司应承担担保责任；裁判观点一则认为未经公司决议的对外担保合同无效，法院可能会判决公司承担不超过二分之一的补充赔偿责任，也可能判决公司不承担责任。
2、法院究竟会判决公司承担不超过二分之一的补充赔偿责任，还是会判决公司不承担责任，取决于法院是否认定作为担保人的公司有过错。
3、目前大部分判决公司承担不超过二分之一的补充赔偿责任的案例，均没有对公司为何具有过错进行论述。但本书作者认为，如公司存在以下情形，可能被法院认定为有过错：（1）公司公章管理不善，致使公章被“偷盖”；（2）公司内部管理混乱，存在承包、挂靠等情况；（3）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董事长、总经理等实际上不在公司任职，只是“挂名”而已。
公司应当避免上述情况的发生，否则就有可能出现担保合同无效、但公司还要承担一定责任的尴尬情形。版权声明
第五篇：有限责任公司对股东债务承担的条件与范围研究与分析
有限责任公司对股东债务承担的条件与范围
2003年1月3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审理与企业改制相关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该规定从审判工作法律适用的角度，针对企业公司制改造、企业股份合作制改造、企业出售、企业兼并等企业改制的不同特点，规定了不同的法律适用原则，从司法的角度为企业改制提供了规范的方法和行为准则。该司法解释第七条规定：企业以其优质财产与他人组建新公司，而将债务留在原企业，债权人以新设立的公司和原企业作为共同被告提起诉讼主张债权的，新设立公司应当在所接收的财产范围内与原企业共同承担连带责任。司法解释作此规定，为了防止企业借改制之机逃废企业债务起到一定效果，但实践中一些人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依然置若罔闻，我行我素。
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一问题，让我们先看一个案例。
A省某机械进出口设备公司(下称A省公司)欠B省某机械厂货款60000余元。1999年A省公司进行部分改制，省公司用自己的办公楼作为实物投资与自身工会(现金出资)组建成立一个新公司，A省公司办公楼经评估折价324万元，占新公司股份的55%，新公司仍从事机械设备进出口业务。
2003年初，A省公司在当地法院的一起执行案中，因无其他财产可供执行，只得用在新公司的股份抵偿了债务。债权人于同年6月成为新公司的股东。2003年10月B省法院执行A省公司欠B省机械厂债务案。在上述情况下，A省公司已无财产可供执行，能否对新公司相关财产进行强制执行?
从上述案例不难看出有这么几个问题，值得我们去研究：
1、公司对股东是否承担责任?
2、在前述问题成立的情况下，公司对股东债务承担什么责任?
3、公司对股东承担多大责任?
4、股东的股权转移是否影响公司对股东承担责任?如有影响，怎么影响责任承担?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条只规定了股东出资到位时，以其出资额对公司的债务承担有限责任，对公司应否对股东承担法定责任没有明文规定。从法理上讲，公司是独立的法人，股东出资后与公司再没有财产上的连带关系，各自均为独立的民事主体。公司人为的以公司财产为股东承担责任，会导致公司财产减少，影响公司偿债能力，这不但损害债权人的利益，也损害其他股东利益，法律对此是明文禁止的。股东如对他人承担责任，需动用其在公司股权，只能依法转让股权，而不能抽回当初的出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四条有明文规定。当然前述分析的几种情况是法律的一般规定，例外的情况也是有的。在有些特殊情况下，公司应为股东的债务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与企业改制相关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七条司法解释来看，公司为股东承担责任的条件是企业以其优质财产作为出资。何为企业的优质财产?从会计学的角度来看，企业的财产真实财富，是最终可以用来分配给股东的实际财物。它不象企业的资产，会计学上的资产是指那些包含债务的企业财产，资产是一个混合物。企业法人的财产原则是债务随财产转移。不允许财产与债务分离，分离就意味着抽逃资金，影响企业的偿债能力，损害债权人利益。法律之所以如此规定，在法人财产制度与公司制度中，保护前者是因为，尽管两者均为民法中基本法律制度，但前者是皮，后者毛，皮将不存，毛将焉附。再则作为后者的公司对股东的投资负有审查的义务，知道或应该知道股东投入的财产应该是清白的，合法的。法定义务不得违反，公司违反这一义务就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
司法解释规定，新公司应在接受股东财产的范围内对股东的债务承担责任。这是权利与义务相一致法律精髓的体现。新公司为股东承担责任不能是无限度的，享受了多少权利就应该承担多少义务。这一规定也保护了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法律只能让有过错的主体承担相应的责任，不能无故扩大责任范围，损害其他合法主体的民事权益。
世界总是在变化中向前发展。审判实践中所遇到的情况也是如此，与条文一一对应的情形不是很多，它总是以不同的形式出现，法律工作者的任务就是创造性地运用法律去指导审判实践。实践中常见的是股东的股权发生变化，出现转移的情形较常见。这种变化有些是正常的，而有些确是人为的，目的就是为了逃避
法律责任。在此情况下公司对股东是否承担责任?如何承担责任又是一个新的问题出现在我们的面前。
在一般情况下，股东的股权发生转移股东就与公司不存在联系，这是一个基本常识。但是能否就此得出公司也不必对股东承担责任的结论呢?答案是否定的。因为从公司为股东承担责任的条件看，是因为公司非法地接收了股东的财产。逆向思维的结果是要想免除这一责任也只能反其道而行之，就是只有公司退还股东的财产后，公司才不对股东债务承担法律责任。股权的转让是否等于财产的退回呢?显然在一般情况下股份是不能等同于财产的。两者不是同一单位的法律概念。就像一个人的岁数与一个人的身高不好比较一样。确实，一般情况下，年龄长的人个子高，股权大的情况下财产也就多，但年龄不是个子，股权也不是财产，两者是无法比较的。股权包含一定的财产权，但它所表现的内容更为丰富，它还有控制权、参与权、分配权、决策权等内容，股权只在发生转让时才折射出一定的财产权的内容。即便如此，股权发生转让时表现的财产权也不就是股东当初投入到公司的财产。两者还有一个价值比较的问题。随着新建立公司的运营，股东的股权所代表的财产权益会发生变化，经营成功的公司股权所代表的财产权益会增加，经营不好的公司股权所代表的财产权益可能会减少，可能会低于当初投入的财产价值，甚至会变得一文不值。要确定股权转让时其所代表的财产实际价值，通常的做法是在有关部门进行相关审计、评估的基础上，经出让人与受让人协商，最终确定股权所代表的财产的真实价值。
股权转让方面，根据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工商企字[2000]第262号《关于股权转让有关问题的答复》一文规定，股东转让股权，出让人与受让人签订转让协
议后，受让人直接支付出让人已缴付公司的出资额，不必再向公司重新入资，经公司登记机关核准变更登记后，成为公司股东。但这样一来缴付出资额的问题上就会出现漏洞，两者之间有无真实支付?股东的出资有无真实地收回?股东原先缴付公司的出资只有真地收回，公司才不再对股东债务承担责任。从证据规则的角度分析，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指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作为B机械厂的债权人根据A省公司对新公司出资的事实，要求法院判令新公司在接收A省公司财产的范围内对A省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已完成了己方所应负的举证责任，此时证明责任已转移到抗辩的一方，即新公司应证明自己退回接收的A公司财产不再对股东债务承担责任。新公司不能证明这一事实就要承担不利后果。有鉴于此，公司在股东对外转让股权时，完全有必要保留股东因股权转移致使公司对股东承担责任的相关依据，否则不能免除公司对股东连带责任。
回到上面的案例，B省法院在新公司不能证明A省公司投入新公司的财产已全退出的情况下，可以在新公司接收A省公司财产范围内，对新公司财产强制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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