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行政的精神》读书笔记

第一篇：《公共行政的精神》读书笔记

公共精神与公共行政

公共管理学院 10行政管理 刘洁波 2010104027

何谓“公共精神”？ “公共精神”就是指在公共生活中，涉及公共事务的治理与公共利益的分配，公共管理者与公民在公共行政领域内所形成的信念、价值、和习惯。公共行政是公共精神的表达方式。公共行政需要一种内在精神的支撑，这就是公共精神，这是一种“对于公共服务的召唤以及有效管理公共组织的一种深厚的、持久的承诺”。

在西方社会，公共精神萌发于古典时期的希腊。希腊城邦里生活的公民们近乎直接民主式的治理公共事务，以及他们对于公共生活当中公平、正义、理性、节制等公共精神的追求，对于生活在现在社会当中的人来说，似乎是永远也无法企及的。我们现在对于一些产生于近代的问题的讨论其实在我们重温古希腊圣贤们那富有洞见性的思想之时，总不免会产生这样的怀疑：我们所要探讨的问题在被提出之前，早已被他们处理过了，并且他们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已经超越问题本身，永远的留在了人类政治思想进化的基因当中。

到了近代，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兴起，功利主义哲学取代了古典希腊人的公共观，开始支配着公共行政的思想和实践。古希腊人对于公共精神的理解强调公平、公正与节制，强调个人的价值需要在参与公共事务的治理当中才能得到更好的体现。而近代启蒙以来，特别是随着资本主义经济模式的高度发达，众多经济理论被引入到政治生活中来。公共选择理论在经济领域诞生后，便被迅速引入政治领域，特别是被更多的用来解释人们集体的政治行为。公共选择理论把功利主义的逻辑和市场规则引入公共行政。以自我为中心的、利己的、理性的成本收益计算成为了解释公共精神与集体行动的理论模型，古典公共精神的内涵受到了挑战。

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毕竟在本质上不同于古典希腊时期的城邦国家，使古典公共精神得以生根发芽的土壤已经不复存在，现代性和随之而来的病症已经深入到公民公共生活的各个层面，人们对公共事务漠不关心，浮躁麻木的社会心态让传统意义上的公共精神无处得以体现，人们不禁要反思：公共精神在现代社会已经丧失了吗？回答是否定的。一种建立在宪法的基础之上，以人民主权、代议制政府、分权制约为原则，以获取公共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公共行政模式建立起来了。宪政民主制度是现代公共行政的目标之一。培养品德崇高的有公民精神的现代公民是政府的责任，得到强化了的公民精神同时又会促使政府公共行政的完备。宪政民主和公民精神成为了支撑现代公共精神的两个维度。

一、古希腊政治思想当中的公共精神

乔治•弗雷德里克森在其著作中一开始便从词源学意义上探究了“公共”一词的古典含义。“公共”一词的两个来源均源于古希腊语，都表示“一个人从只关心自我或自我利益的发展到超越自我，能够理解他人的利益。意味着一个人具备了这样一种能力，他能够理解其行为对他人所产生的结果。”从这个定义我们可以看到，希腊人把政治共同体即城邦视为公共，而“政治共同体的目的在于设立通行的标准和惯例，并且支持、宣传和实施这些标准，使之有利于公民的最大利益。”从这个意义上讲，在古希腊思想家看来，所谓的公共精神便是城邦精神。究竟什么是城邦精神呢？在柏拉图那里，城邦精神便是正义、公平、友爱、协作。柏拉图认为，“人之所以要建立城邦，是因为我们每一个人不能单靠自己

达到自足，我们需要许多东西。”“因此我们每个人为了各种需要，招来各种各样的人。由于需要许多东西，我们便邀集许多人聚集住在一起，作为伙伴和助手，这个公共住宅区，我们叫它做城邦。”我们可以看到，城邦的形成在柏拉图那里基于两个事实。第一，没有人是自我完备的，每个人都欠缺许多为生存所必需的东西。第二、每个人的众多需要有赖于他人的工作，于是，人们聚群而居，互相帮助、互相合作。在这里柏拉图既然陈述了城邦是由于人们的生存自身的需要而一步一步发展起来的这样一个事实，那么，出于自然之本性地追求公平合作、友爱互助就应该是城邦政治中柏拉图所理解的公共精神的本意。

二、政治学的转向：对古典公共精神的挑战

人类在经历了古典文明的衰落之后，又经历了长达一千多年的漫长的中世纪，文明的脚步终于来到了近代，人类从此迎来了近代启蒙思想的曙光，政治学也开始了巨大的转向。

按照古典政治学的理解，政治学是一门探究何为正义、追求至善的学问，可以被称为“学”而非“术”，政治学与哲学、伦理学有着密切的关联性。有关政治领域中的正义和统治的合法性问题，关于统治和权力运用、权力分配的根本原则等问题是古典政治学最为热衷探讨的问题。然而，自近代启蒙思想家马基雅维利以降，政治学开始由“学”转为“术”：政治只是表现为一种权力的操作方法和利益的分配形式，政治过多的被理解为为了权力和利益的斗争，而不是对正义的坚持和发扬，权力和利益成了政治的最高原则。政治的根本目的是现实的功利考虑，而不是超越功利之上的任何其他原则，比如古希腊哲学家眼中的追求至善和正义。

近代政治哲学的这种巨大转向同时也深刻地影响了公共行政学。正如弗雷德里克森所说，当功利主义哲学取代了希腊人的公共观并支配了政治的思想和实践之后，“对个人的欢乐或所得、个人效用或成本收益的斤斤计较，取代了为了更大的善而治理的集体努力。政治的目的被降低为为私人谋取利益。”

近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需要靠不断增强人的物质欲望和追求最大利益来驱动。政治学是与之相适应的上层建筑，为了适应经济的发展，政治学的古典主义色彩迅速褪去，以至到后来政治问题变为了纯粹的经济政策问题。经济构成了政治统治的合法性基础，经济利益也是人们参与公共活动的唯一动力。

在这种背景之下，公共行政学也开始着重强调“效率、经济、官僚体制与技术”。既然政治学已经从关心公共的美德转向了强调权力和秩序，同样的，公共行政、公共精神中“公共”的内涵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社会契约理论取代了柏拉图式的发展论解释，公共领域的形成不是出于人之所以为人的自然本性，“驱动人们结合在一起的动机，既不是和睦也不是政治的忠诚，而仅仅是对于人身与财产的焦虑而已。”“公共成为原子化的个体和集合。除了个人利益的简单相加之外，不存在任何公共利益之类的东西。”公共行政完全受公共选择理论的逻辑所支配。

但是，公共选择理论下的公共精神不仅是对古典公共精神的挑战，而且公共选择理论本身所无法克服的内在矛盾让古典主义的公共精神在其指导之下无法得以弘扬。

按照公共选择理论的假设，政治生活中的人都是理性的人，所谓理性就是一切行为只以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为出发点，表面上看来，理性的人为了满足自己的利益，应该积极的投身到公共事务的管理上去，然而实际情况却恰恰相反：人们对于公共事务的治理漠不关心，对于公共利益的谋求也并不积极，特别是当

公共利益的受益面越大时，人们越不愿意参与公共事务，这样一来，所谓公共精神也无从谈起。

对于人们公共精神丧失的现象，奥尔森的分析可谓入木三分。他的分析同样建立在功利主义的逻辑基础之上，同样的从人是理性自利的人这一假设出发，得出的结论却恰恰不同：由于个人谋求公共利益的努力不会对公共利益的获得产生特别显著的影响，但不管他是否为争取公共利益出过力，他都能够坐享公共产品所带来的公共利益，所以，理性的人的理性选择应该是“搭便车”，而不是努力的去争取公共利益。共同利益虽是客观存在的，但是对于个人来说，主观上并不存在着共同利益。就这样，社会生活当中的公共性与人们的公共精神在功利主义哲学的影响下就有彻底丧失的可能。

三、公共精神的回归：宪政民主与公民精神

在何谓公共问题的众多看法当中，弗雷德里克森比较看好的是把公共视为顾客。他认为“所有公民在此时或彼时都是政府的顾客。而我们全都是国家税务总署的顾客。”我认为这种观点无疑是恰当的。政府和公众的关系是一种特殊的交易关系。公众掏钱纳税，购买政府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譬如安全和抗灾。政府与公民只有在这种关系背景之下，公共行政才能够发挥其作用。

然而，政府提供公共产品与服务是依靠各级代理人，也就是各级行政官僚来实现的，这样一来，由于行政官员们手中掌握着国民财富的调配权，他们也就拥有了越来越强的集体讨价还价的力量，进而组成利益集团。这个利益集团难免会在公共行政的过程中表达自身的利益，甚至在某些情况下靠牺牲公共利益来获取自身集团的利益。解决政府在提供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时发生寻租行为的问题，只有依靠良好的法治秩序与宪政民主的制约。一般认为，政府存在的合法性基础是因为政府接受并服从于宪法，其合法性主要体现在其行为、意图和可接受性上。所谓法治不是指政府依照法律来治理社会，或治理好社会，而是指公众用法律治住了政府，约束住政府任意敛财和任意花钱的手，使政府一心只为公共利益服务，而不是成为少数人谋求私利的工具。所以，这就要求公共管理者必须成为宪法秩序的保护者和保证人。

宪政民主的理想秩序还必须建立在“得到强化了的公民精神”的基础之上。品德崇高、具有公民精神的公民，是建设一个有良好公共秩序的现代社会的必要条件。在我看来，所谓“公民精神”就是区别于专制主义时代“臣民”的“公民”在宪政民主条件下应该具备的信念、理想及品质，具体来说，应该包括具有参政议政的能力，监督批评政府的勇气等。公民精神超越了狭隘的功利主义原则，人们关心公共事务不不仅仅是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而更多的是想为在自己利益得到保证的同时，为公众去争取更大更多的公共利益。公民精神的主体不仅仅是普通公众，还应包括各级公共管理人员即政府官员。

托克维尔曾高度赞扬美国的“乡镇精神”，认为“乡镇精神”对于美国民族性格的塑造影响巨大，他说：“新英格兰的居民依恋他们的乡镇，因为乡镇是强大和独立的；他们关心自己的乡镇，因为他们参加乡镇的管理；他们热爱自己的乡镇，因为他们不能不珍惜自己的命运。他们把自己的抱负和未来都投到乡镇上了，并使乡镇发生的每一件事情与自己联系起来。”在我看来，美国人这种所谓的“乡镇精神”就是“公民精神”，对比之于古希腊公民的城邦精神也毫不逊色。在我看来，虽然古典意义上的公共精神如今已不复存在，但是在现代政治环境下，对于政府有宪政民主的制度约束，对于公民又有公民精神的召唤，那么，真正意义上的公共精神之花必将绽放。

第二篇：比较公共行政读书笔记

读《比较公共行政》有感 通过对《比较公共行政》（[美] 费勒尔〃海迪，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这本书的阅读和学习，我对公共行政与公共管理有了新的认知，由原来的分块式理解到现在的整体分析有很大的帮助。学习了公共行政学这本书中的一些基本原理和重要理论，让我懂得从比较研究的视角去认识和把握国内外公共行政学的异同，拓宽了我的视野，培养了我在现实中对各国行政体制分析研究的兴趣，提高了我对公共行政学理论知识的甄别和应用能力。

《比较公共行政》一书对公共行政和公共管理的起源、发展、变革进行了微观要素方面不同层次的分析，并从宏观方面进行了横向、纵向的比较，以现代民族国家的政府官僚机构作为比较研究的对主要象，全面的比较了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行政系统，对这两大类国家中200多个国家和地区通过分类研究的方法进行列举说明。第一章中对“什么是公共行政”到“什么是比较公共行政”两大理论及其运动的发展过程和比较公共行政现代行政管理中的不可或缺性进行阐述。第二章从作为焦点的官僚制入手把不同国家的政府官僚制度作为比较研究的工具，总体分析了公共行政系统的背景、环境及运行模式，以及比较政治研究与比较公共行政研究二者的联系。第三章主要对在比较政治研究发展过程中产生的术语进行规范化的概念叙述和分析，如现代化，发展，变革进行展开叙述。第四章从历史和世界文明起源发展的顺序对国家行政制度的历史溯源进行概述，以不同时期的世界文化，经济中心及其代表事件为研究对象，形象的展示了古代世界到现代民族国家的演变历程。第五章对发达国家的两种特性的行政制度分别举例研究，根据“变异”行政体制和“古典”行政制度中官僚机构与其外部政治体系中其他机构的工作关系进行划分。前者代表性的国家有，美国、日本。后者代表性的国家有，法国、德国。第六章通过第五章的学习，具体对行政制度的变异形式进行分析，并对不同背景下产生的国家的行政体制进行研究并分析了其改革的原因，对以后的行政体制的发展提供了指导性的意见和启示。第七章对发展一次进行了详细的解释，从而引出了欠发达国家行政体制的发展过程及特征，通过对不同发展中国家行政体制的研究划分了官僚主导型和政党主导型两大类。第八章研究的是属于官僚主导型政体特性的国家，根据其衍生出的小类型列举了世界各大洲中具有代表性国家的例子，让我们对官僚主导型有了形象的认识。第九章对欠发达国家政体的另一种类型——政党主导型政体进行分析，根据其中细分出的三种类型通过具体国家政体进行说明。第十章，通过对前几章系统的学习，第十章把前面提出的不同官僚机构之间的相似性和差异性进行整体的，一般性的系统的整理总结，整理出它们的相似特征。

总结，比较公共行政通过对20多个国家的行政组织、高级官僚、行政与政治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剖析。清晰地阐述了不断变化中的全球政治情景及其自身理论的新发展，使我清楚的了解了比较公共行政对当今民族国家的影响，也了解了不同文化背景下产生的政体的不同。对当今世界影响深入的美国、德国、法国、日本，以及社会主义行政体制与“变异”的行政制度相结合的与我们切身利益相关的中国有了更加新的，全面的认识。

第三篇：公共行政的精神读后感

姓名：杨阔 班级：公管132 学号：132673

题目：《公共行政的精神》读后感

《公共行政的精神》读后感

公管132杨阔132673 在新公共行政的发展历程中，弗雷德里克森教授一直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如果说沃尔多教授是新公共行政的首倡者和引领者，那么弗雷德里克森便是冲锋者。然而继弗雷德里克森教授于1980年发表《新公共行政》一文后，多次发表关于公共行政理论与现实解决问题的诸多著作和论文，《公共行政的精神》反映了他的核心研究取向。此书作为探索公共行政的“灵魂与心脏”的一部专著，对“公平”及其相关理念做出了进一步的阐释。

一、探索“公共行政的精神”的研究主题

公共行政的精神所研究的，是公共管理领域的一些核心问题:“公共”的内涵是什么;怎样才能使公共行政在民主化浪潮中立足？如何处理效率、经济和公平三者之间的关系;成为一个具有公共行政精神的人需要具备哪些素质;公共管理者为何要成为代表性公民。通过这些问题的思考与回答，加强对公共组织和公共背景下的公共行政工作的理解，强调公共行政在政府组织机构运转中的重要作用，是本书的焦点所在。

伴随着政治与行政的分离，倡导以功绩为基础的公务员制度以来，“影子官僚”大量出现，如沃尔多所言，美国变成了一个行政国家。效率和效能的长期争论，使得行政国家逐渐丧失了公共行政中的公共性，人们往往把政府行政等同于公共行政。且狭义的公共行政只注重效率和经济问题的研究，这就使得社会公平的问题逐渐凸显出来，骚乱、贫困、腐败将愈发严重。怎么样构造社会公平并且将公平的理论运用到实践中去呢？此时，公民的精神重塑便愈发重要。

二、探索“公共行政的精神”研究缘由

美国虽然早在南北战争之后，就已经废除了黑人奴隶制度，但是黑人仅仅获取了法律或者宪法意义上的公民权，在实际生活当中，黑人与白人之间的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的问题依然严峻。除了政治上因为人头税、教育条件等问题导致选举权等政治权利名存实亡之外，经济上也有诸多不公平:失业率、居住区、享受公共设施资源等。诸多不公平激发了黑人自身的维权意识，1954年爆发的“布朗诉教育局”案中，联邦法院认为种族隔离是天生的不平等，应该以单纯的个人平等为基础，从而实行了关于种族隔离的判决，推动了美国黑人民权运动的发展。继而，美国的贫困问题和越南战争等社会状况都加剧了美国社会的不公平现象。与此同时，美国的公共行政理论由于受生产力发展的冲击，逐步趋向于工具的理性化，人们逐渐变得世俗化和功利化。对于官僚组织进行了猛烈的抨击，这是一个人们对公共雇员充满敌意，主张人员精简，实行公共服务的契约外包、民营化和政府减负的时代，在这个时候，强调公共行政在改善政府组织和其他所有的公共组织的管理方面会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似乎是不合时宜的，但这恰恰是弗氏写这本书的核心所在。

三、探索“公共行政的精神”实质内涵

把公共行政视为一种专业，特别是，作为一个学术研究领域，它以研究“追求公共利益的公共部门”的行为通则而广为人知。公共行政与整个政治和社会理论内容紧密联系，且实践者只具有学理知识是不够的，这种理解是一种智慧。因此，对于公共行政灵魂与精神的探索，应当从公共行政的领域、任务、范围、变革、伦理、道德取向等多方面来分析。弗氏在此书中，首先探讨了“公共”的涵义并做出了相关论述，其次对公共行政中的公平和社会公正问题进行探索，最后结合二战期间欧洲人对待犹太人的不同的态度及公共行政中的公众和民主政府中公民精神之间的特殊关系对公共行政的伦理问题进行了归纳。

（一）“公共”性

公共一词的古典含义源自古希腊，“pubes”、“koinon”分别表示“成熟”或对“相互关系”的理解。在公共行政领域，我们总是用“政府”代替“公共”，而公共行政领域的许多学者，包括博兹曼、马修斯、斯蒂尔曼、帕特南、伦纳迪及南内提均已告诉我们，公共（Public）与政府（Government）是不同的。政府意味着国家，而“公共”则是一个前政府的概念，人民常用它来描述在私人生活之外发生的、和市场追求利润相区别的行为的一系列集体活动。

正如杜威所言，公共似乎已经消失。立法者尽情的制定法律、官员花费很长时间执行法律、法官竭尽所能处理案件，但是，他们并不知道，所谓的“公共”在哪里。或许可以理解为，由于缺乏一种公共的哲学，人们对此问题的理解通常划分为私人事务和公共事务的区分，二

者之间的最显著的区别在于，人的行为仅仅是以自我为中心还是以他人为中心，会对他人产生影响。当人的行为会对他人的福利产生影响时，就需要一种“公共的力量”来制约。当把公共区分为“实践的公共”与“理念的公共”时，因为后者模棱两可，因此也无法判断前者是什么。因为我们不能把公共的概念直接付诸行动予以运作。关于社会科学中人们提出的关于公共的五种一般性理论:公共是利益集团（多元主义的观点）、公共是理性选择者（公共选择的观点）、公共事被代表者（立法的观点）、公共是顾客（服务提供的观点）、公共是公民。但各有利弊。因此，公共行政包含国家的活动，但是也扎根于国家之中。但是，其范围很大，并且应该更大。此外，还应包括集体公共行为的行政和执行的各种表现形式。戴维·奥斯本和特德·盖布勒在《改革政府》中提到，“这是一本关于治理，而不是关于政治的书。”新型的管理理论、组织理论和管理技术的发展，实际上反映了公共行政的适应性和创造性。而对于治理这一主要理念，使得公共行政与政府、政治、官僚体制在言辞上保持一定程度的距离。而作为治理的公共行政，在某种程度上是麦迪逊主义的，结合存在的四种认同的治理的概念整合而言，治理是在关系链条错综交叉的网络中，通过把各种利害关系的人结合在一起，为达到某种公共目的而高效、合法的制订政策并执行政策，在此网络与过程中，控制是松散的，权力是分散的，决策中心是多元的。“治理本身既是一种政治的事业，也是一种道德的事业———它是某种超越专才和理性的、尊重和有限责任的秩序井然的世界的能力之外的东西，是超越公共管理之外的东西。”伊文斯和万姆斯累这样描述道。治理需要强有力的政治组织，同样也需要强有力的行政组织。而且，为了使其延续和发展，我们必须能够控制交易的过程，必须确保组织机构的秩序，必须维持民主合法性的道德基础。

（二）公平与社会公正

长期以来，效率和经济作为美国公共行政理论两大支柱，分别代表了公共行政实践的理论基础与目标，但仅仅如此是不够的，必须要加上社会公平作为公共行政的第三个理论支柱，使公共行政能充分发挥其政治回应性，与公民建立良好的互动关系。亚里士多德认为，正义分为法律的正义和公平的正义，公平优先于合理，只适用法律而不考虑公平将导致无效的正义。罗尔斯认为，社会结构和社会政策应当如此建构:它们允许存在的任何不平等有利于社会地位低下的群体。因此，公平和正义便使得公民的“参与”与“对话”显得尤为重要。无论是在古典、主流的行政理论家那里，或相当一部分行政实务者那里，都习惯于把“效率”视为公共行政的最终目的。在他们看来，公共行政的起点是效率，最终目的也是效率。固然，任何领域的管理，都是要通过对组织所拥有的稀有资源（人力、物力、财力、信息、权力等）进行有效的配置和利用，从而实现用较少的投入换取更大的产出，公共行政组织也不例外。在这一点上，效率主义并无可厚非。但问题在于:效率是否是公共行政唯一的最终目的？公共行政除了追求效率之外是否还有其他的价值追求？答案无疑是否定的，对于公平与平等的追求，不仅仅使得公共事务的处理更加合理，还给我们带来了无限的尊严与荣耀。

（三）伦理和公民精神

当今社会，政府腐败层出不穷。在之前美国的伦理改革运动中，人们经常把腐败同官僚制联系在一起。里根政府作为最腐败的一届政府，我们发现，一旦公民看到腐败，政府的合法性便将普遍降低，他们并不区分政治任命的官员和公务员的行为。事实表明，从事腐败的不是官僚而是政治任命的官员。但当一个官员犯罪时，所有的公共官员都将受到惩罚。因此，民主与伦理成为了关键之处，它的核心问题便是责任。无论是由司法部门还是立法部门对此作出裁决，我们的最终目的不是消除腐败和不道德，而是减轻它的程度。丹麦和纳粹对于犹太人的不同的态度无疑是一个永恒的值得思考的话题，我们也无法评判官僚职业主义和道德英雄，比较道德的真理和民主的义务没有国界，且涵义不同。但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公共管理者的工作必须理解并学习更深层次的道德取向的指导，我们要真心实意的关心公民并和公民一起工作;我们必须关爱和相信我们的宪法与法律;我们既要对良好的管理充满激情，也要对正义充满激情。这就是“乐善好施”。如果没有乐善好施，公共行政将只是所谓的被人们称之为“政府的工作”，索然无味，相反，一旦有了它，公共行政便具有了价值。因此，公共行政的精神是立足于对所有公民伦理和道德精神基础之上的。

四、探索“公共行政的精神”发现和启示

对于公共行政管理的作用归纳出的结论，是不能普遍适用于所有公共行政的环境中的。对于公共行政的执行需要维护公民权利，提高公民的公共行政精神。公共行政的领域不仅仅局限于国家，其任务在于高质量、高效益、经济且公平地组织和管理所有具有公共性质的机构。范围是执行公共政策，为了全体公民的共同利益而守护政体的价值。期间，应加强政府变革的方式和公民的参与度，并注意公平的实施，构建基于乐善好施基础之上的公共行政的精神。

围绕公共行政的核心问题而言，我国作为经济飞速发展的发展中国家，应多加注意公平的重要性，在国际上树立积极、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加强公民精神的塑造，提高公民的政治回应性。构建社会公平的政府，并提高政府的行政能力，改善过去以效率为目标的方式，注重过程的公平和保护弱势群体。

我们必须加强行政精神的建设——公平、正义、民主和公共服务。而对于政府治理而言，要加强对于行政权力的管理，不仅要制约和有效监督，更要予以保护;构建公民与行政人员畅通的信息渠道，加强培养民众的自发参与和治理;我们渴望，最终达到政府与公民平等化的行政。

第四篇：《公共行政的精神》读书报告

《公共行政的精神》读书报告

一、背景

1、时代背景

20世纪60年代世界格局动荡，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不断推进，为了解决出现的新的问题，人们的思想趋向寻求变革。同时期的美国社会充满着激荡和变革的压力，黑人民权运动、女权运动、反战运动、水门事件、能源危机等一系列社会问题风起云涌，这些问题从根本上使公众对政府丧失了信心。

在当时这些批判主要集中在：对于社会和组织的变革关注不够；过分信赖专业化和组织的能力，对于官僚体制的运作缺乏反思；对于公民的需要和要求、以及政治的回应性关注不够；对于政府和行政的作用盲目乐观

2、学术背景

20世纪60年代以来,传统公共行政学不断受到学术界的质疑，尤其是对官僚制以及效率至上观的反思与批判，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以弗雷德里克森为代表的学者提出了新公共行政学的观点，试图以一种新的行政理论解决政府出现的各种问题，而公共行政的精神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它从美国公共行政的现实亟待解决的问题出发，从价值层面反思公共行政的趋向，例如如何有效和平等地管理社会，公共行政应该更加关注信念、价值和习惯问题。

二、主要内容

1、公共行政新原理的阐述

作者在导言中向我们介绍了公共行政的含义，让我们重新理解了什么是公共和什么是公共行政。公共行政除了需要关注效率和经济之外，更重要的是要关注社会正义，即“要使社会公平成为公共行政的精神”。它关注的是当代公共行政领域内所面临的重大问题，通过解释这些问题，作者深刻分析了公共行政的精神所在，也阐述了公共行政的新原理,提出公共行政的公共理论的构建需要具备宪法基础、品德崇高的公民、对集体和非集体回应的制度、乐善好施与爱心等四个构成要件,这种新的理论还应该包括陌生人之间的交往、解决公共空间和公共关系问题、非人情化关系的有效性以及发展当代相互依存的公共关系等四个概念。

2、公共行政中的新治理

弗雷德里克森通过对治理的描述和治理定义来指出作为治理在公共行政中的优势与不足。他指出定义治理包含的四种含义：第一，治理包括了参与公共活动的各种类型的组织和机构。第二，治理包括了对多元组织或网络的互动模式的描述。第三，治理与现代公共管理研究的趋势有关。第四，治理意味着合法性、重要性和为达成公共目的而作出的崇高而积极的贡献。然后弗雷德里克森指出治理有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治理强调的是组织间的协作，强调企业家式的创造力和试验与冒险，它不强调组织管理中的秩序、预见力、稳定性、责任和公正。第二，治理是作为一种改革理论，一种改善公共行政的良策而提出的，而改革的建议往往容易言过其实或过于夸张。并且治理可能成为民选的行政首长在政治上得到公众支持的一手段，也可能造就一支对公众缺乏热情、道德水平低下的公务员队伍。最后弗雷德里克森指出治理不仅需要强有力的政治组织，同样也需要强有力的行政组织。但还必须注意不能把组织机构削弱到以至于失去了制定优质的公共政策及有效执行这些政策的能力。

作者通过在对传统公共行政理论进行反思和对新公共管理和服务理论所进行的理论整合的基础上，而探究了“治理”的定义。新的治理观念明确了参与公共领域活动主体的多元化问题，衡量了政府、市场与组织网络等不同形式，以合作、协商、伙伴关系的态度在处理公共事务所能达到的最佳状态。作者在本书的第三章节着重指出新理论，即治理模式极力主张公共工程的契约外包模式，这种模式要比大规模的公务模式更具有弹性。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治理”理论成了当代西方学术界最流行的理论之一，而在公共行政领域中治理则是能够使公共行政与政治、政府、官僚体制在言辞上保持一定程度距离的一个概念。管理和治理都是统治的办法或方式，只是管理强调了一种控制和硬性的处理方式，而治理则是指在统治过程中，非政府行动者和政府的关系，是一种平等主体的共同参与公共活动的关系。作为治理的公共行政打出了良好治理的旗帜，旨在重新探索国家和社会公共事务的新的管理模式，这是一种新型的、多元的、民主的、合作的、去意识形态的公共行政管理方法。新的治理观念明确了参与公共领域活动主体的多元化问题，衡量政府、市场与组织网络等不同形式，以合作、协商、伙伴关系的态度在处理公共事务所能达到的最佳状态，中国的公共行政是单纯的政府活动，政府是一切公共事务的主体，其起到了统领和指挥的作用，而社会中的非政府组织由于自身发展不良，并没能在管理公共领域事务的空间中“斩露头角”，发挥应有的作用。在行政体制改革的过程中，我们的政府管理者，也就是传统意义上服务的提供者（政府）应将更多的公共服务或公共工程以契约外包的方式交给非政府机构和企业来承担，政府则主要担负起公共服务的规划及监督等职责。

3、公共行政中的社会公平理论

这一部分从行政自由裁量权的问题开始进行讨论，从哲学层面阐述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有关法律的适用性进行的争论，弗雷德里克森支持的是亚里士多德的观点，认为法律是具有普通的模糊性，每次事件对法律的运用都应该是对法律的进一步阐释，而不是柏拉图所讲的只是法律的简单运用，因为每一次的事件都是有不同的背景作为支撑的。

长期以来，效率和经济是公共行政理论的两个支柱。把效率和经济作为公共行政的指导方针是必要的，但仅此是不够的，必须加上社会公平作为公共行政的第三个理论支柱，使公共行政能够回应公民的需要。“将公平作为公共行政的第三个规范性支柱要求公务员致力于更合理地分配公共物品和服务，更代表那些没有渠道参与公共政策过程的人，要追求公共的利益和更大的善，要尊重个人(公共雇员以及其他公民)的尊严并且不遗余力地维护他们的权利。”因此，公共管理者必须拥有将社会公平作为政策实施的指导方针的行政自由裁量权，否则，许多社会公平的观点都会悬而不决。也就是说，行政自由裁量权是社会公平得以成为公共行政精神之必要成分的重要前提。根据社会公平的复合理论的逻辑，公共官员应竭力采取和实施那些有利于代际之间社会公平的政策。我们要为代际之间的社会公平承担责任；我们必须在自己所知的基础上尽可能地做得更好。

关于行政自由裁量权，即公共管理者如何将公共决定应用于实践方面，西方传统公共行政有两个不同的观点：柏拉图认为不存在行政自由裁量权的问题，即认为公共管理者能够中立地和成功地使用法律，并且认为让他们并不做有关涉及公共资源配置的决定；而亚里士多德则认为人们是在社会实现正义的多种可能方式之间做出选择，但在实际执行任何法律的过程中，官员们必然将遇到一些立法者根本未能料到的问题，原则上，官员们在诉讼问题上，始终面临着做出自由裁量权的问题。本书作者弗雷德里克森比较偏向于亚里士多德的观点，他认为允许行政机关具有广泛的自由裁量权在理论上是正确的，在实践上也是适当的。

然而，任何权力都可能导致滥用，自由裁量权也不例外,为了防止行政失当，公共官员在行使行政自由裁量权时，一定要注意过程的公平，即公平、公开、公正地裁决每一件事，保证全体公民的合法利益。因此，只有社会公平和效率、经济三者一起，才能作为自由裁量权行使的指导方针。

同时，作者给我们创建了一个“社会公平的复合理论”框架：个人的公平，分部化的公平，集团的公平，社会公平的复合理论将公正、正义和平等概念整合到一起。从而又衍生出代际公平的概念。

他所倡导的公平观可归纳为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关于公平和效率的关系。中国社会流行这样的提法“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似乎想用此来平衡作为社会发展的两大目标之间的区别，但是现实操作中，“效率至上”，“公平靠边”的现象已经成为中国社会常态化的“景观”，也成为困扰国家和政府政策取舍的一对矛盾。而弗氏对二者关系的解析给了我们茅舍顿开的感觉，他说：“实用的或传统的公共行政学试图找出下列两个问题中的任何一个问题的答案：（1）我们怎样才能够利用可利用的资源提供更多的或更好的服务（效率）？（2）我们怎样才能够花费更少的资金保持服务水平（经济）？新公共行政学则增加了这样一个问题：这种服务是否增强了社会公平？”[9]他指出，将经济和效率作为公共行政的指导方针和衡量标准是必要的，但仅此还不够，必须加上社会公平作为公共行政的第三根支柱，使公共行政强调社会责任，回应公民的需要，也就是最终“推动政治权利以及经济福利向社会中那些缺乏政治、经济资源支持，处于劣势地位的人们。”[10]二是社会公平的含义。社会公平是政府理论的范畴，是关于政治和公共行政最终应实现什么目标的具体问题，从一些最基本的语言和路径出发，得出了社会公平的复合理论，认为社会公平应包括：单纯的个人公平、分部化的公平、集团的公平、公平的领域、机会的公平和公平的价值。

和谐社会的提出一是反映了人们追求美好社会的理想，二是主要针对的是长期以来社会当中的两级分化，利益主体多元化，社会不和谐诸多问题，而改革开放所带来的市场经济是其最大的诱因。市场经济中的多元价值观和原则，泛化到行政领域就会出现公共行政价值的缺失，表现为过分强调对效率的追求，导致公民权利、社会公平、社会责任等基本价值被边缘化的危险，也就会忽视对农民工、下岗工人和残疾人等弱势群体利益的关注。对处于风口浪尖上的中国，如何以和谐社会的理念为依托，来践行社会公平是一个很现实的话题，一方面应该明确政府是实现社会公平的主导力量。如前所述公共性决定了政府是公共行政事务的提供者之一，意味着政府与公民是一种平等的关系，意味着公共事务是由政府和社会共同来处理的。只是政府在这种参与方式中处于主导的作用，这要求行政人员在政策制定时必须以社会公平作为政策的首要原则。另一方面，构建和谐社会必须把实现社会公平当作核心任务来捉。社会公平是一个历史概念，它依赖于一定的经济基础，以一定的物质为保证，正所谓“效率优先”，但我们不能片面追求发展经济而忽视社会公平，置“兼顾公平”于不顾，因此我们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应该注意协调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早日实现社会的公平，彰显公共行政的精神。

4、公共行政中的伦理、公民精神和乐善好施

弗雷德里克森认为人性到底是善还是恶是不可能去证明的，在公共行政中的官员也是一样的，他认为由于环境和工作的性质不同，善恶的标准也是不同的，而且不同的环境会促使人走向不同的方向。并且人们对于政府官员或行政人员是有严格的标准和很高的道德期望，而这些是在政府组织内通过教育、思考和分析是可以提高的。他还认为价商业部门的人员去担任行政官员可能更容易破坏政府道德。弗雷德里克森认为作出符合道德的决策中的对与错是很难分辨的，是有弹性的，因此，应该把公平、平等和善行作为最高的道德准则。

弗雷德里克森认为政府不应该就只重视实用主义，而不重视理想主义，他认为乐善好施的爱国主义虽然是理想主义，但它可以使我们迎接所面临的挑战并改变和影响现时代功利的现实主义。理想是人的精神的王国，是人所寄托和依附的领域，是人产生信念和追求，而不至于产生绝望和悲观。弗雷德里克森讨论了作为代表性公民的公共管理者，他认为作为代表性公民，公共管理者必须寻找用于治理国家和遵守法度的合法的个人权威及制度权威，即高公民精神和高行政管理。

不同的职业领域对道德责任的界定的不一样的，对于政府中的行政部门，人们有严格的标准和很高的道德期望。而往往来自其他环境的人进入政府部门后，可能比政府中的其他人更倾向于破坏道德政治。因此，民营化政府的趋势会增加政府道德败坏的可能性。此时，采取规章、制度、报告、检查、监督等措施能够强化伦理决策的可能性，而教育和训练也将成为政府、职业界、大学试图用来提升道德能力的两种最重要的现代技术，公共行政伦理要求公共管理者关注公共利益和社会公正，这进一步要求公共管理者持有公民精神的倾向。作者认为，公共行政除了需要有教养的、以功绩为基础的公共服务，还需要谙熟宪法、热心公共事务、见多识广的公民，这导致了公民精神的觉醒，说明了公民精神在公共行政中的重要性。

作者认为公共行政的精神是建立在对所有公民的乐善好施的的道德基础上的，乐善好施意味着一种对公民的广泛的和问心无愧的热爱。同时，乐善好施也意味着一种服务于更大的公共利益，公平地照顾到公民需要的承诺。这样公共行政精神就与爱国主义和乐善好施等公民精神联系在一起了，实现了公民精神与公共行政精神的融合。充分尊重宪法赋予公民的平等和自由，保障他们的权利，而要杜绝利己主义。弗雷德里克森在行政伦理上倡导的乐善好施的爱国主义相对于职业主义和利己主义，更加表现为一种道德责任，三、新公共行政精神对中国的启示、虽然，弗雷德里克森的公共行政的精神主要是针对美国而言，但是我觉得其影响意义应该波及整个世界，邓小平曾经说过“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都需要学习别的民族，别的国家的长”，就弗雷德里克森教授提出的观点，针对目前我国的实况启示自己的看法。

1、实现社会公平与促进经济增长同样重要

我国自改革开放之后，就一直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这一原则使得中国的经济总量不断增长，确实取得举世瞩目的成绩，但是对公平的忽略，导致了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环境恶化的趋势，这必然导致很严重的社会问题。因此，一方面应该明确政府依然是实现社会公平的主导力量，这要求行政人员在政策制定时必须以社会公平作为政策的首要原则。另一方面，根据社会公平的复合理论的逻辑，公共官员应竭力采取和实施那些有利于代际之间社会公平的政策。我们要为代际之间的社会公平承担责任；我们必须在自己所知的基础上尽可能地做得更好。

一方面应该明确政府依然是实现社会公平的主导力量。如弗雷德里克森所述的公共性决定了政府是公共行政事务的提供者之一，意味着政府与公民是一种平等的关系，意味着公共事务是由政府和社会共同来处理的。只是政府在这种参与方式中处于主导的作用，这要求行政人员在政策制定时必须以社会公平作为政策的首要原则。

另一方面，构建和谐社会必须把实现社会公平当作核心任务来捉。社会公平是一个历史概念，它依赖于一定的经济基础，以一定的物质为保证，正所谓“效率优先”，但我们不能片面追求发展经济而忽视社会公平，置“兼顾公平”于不顾，因此我们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应该注意协调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早日实现社会的公平，彰显公共行政的精神。

第三，社会公平能否实现更大程度还依赖于人们对公平的普遍认可和理解，即公众的公平观的形成，而不仅仅是在学术界内为部分学者认可。在实践中，如果抛开这种主张深层次的含义，直接在本国行政中倡导“公平”，最终将会因没有深厚的动力，仅仅存在与技术层面，而无法真正实现社会公平。因此，我们政府应该赋予人们充分、平等的权利，引导他们学法、懂法、用法，鼓励他们积极参与公共事务管理，培养一批谙熟宪法、热心公共事务、见多识广的公民，改变他们原有根深蒂固的观念，植入“公平”观念。

2、在中国，得要在公共行政中体现乐善好施的爱国主义，在加大道德教育的同时，最主要的是以法律制度为保障。

近年来，裸官现象不断增加，高层官员携款外逃的事件也越来越多，这充分说明中国官员对政府存在一定的信任危机。因此，寻找一条解决之道已迫在眉睫。首先，对行政官员进行定期的道德教育，使其认同中国的价值观，培养其对国家和人们的乐善好施意识。

其次，在法律制度的设计方面，应从“人情”出发。一个好的制度，不仅仅体现在行政效率的提高上，而应该能维护公平、公正，保证每个人的权益都能得到伸张。因此，制度的设计应该释放更多的善意。

再次,行政方面的立法，应该实现由“权力保障”向“权利保障”的转变。过去行政立法观念主要以保障政府的权力为中心，强调公民的“服从的义务”。随着中国特色民主政治建设的不断推进，宪法和法律对公民私权保护的加强，以及公民维权意识的增强，要求在立法的过程中首先要确立公民权利保障的理念。

二、领悟公共行政的精神

公共行政的精神意味着对于公共服务的召唤以及有效管理公共组织的一种深厚、持久的承诺。整体而言，公共行政的精神说明了集体的看法和信念存在的原因。”由此可知，公共行政的精神是从事公共行政这领域的行为人所必需树立的信念和习惯问题，是一种伦理规范、政治价值和社会制度的价值判断，在行政实践的过程中起到了约束和规范的效用。以现实公共行政的视角为出发点，所谓公共行政的精神是指“公共行政主体在社会治理过程中所持有的价值追求理念和目标，以社会公共精神为其重要基点，同时还包括行政管理职业活动所特有的伦理规定，涵摄了民主、法治、公正、宽容、廉洁、高效、协调、公共服务、开拓创新、追求卓越等多元化、动态化、发展性的精神维度和德性要求。”公共行政的精神博大精深，韵味广泛，涵盖了公共行政活动的多个层面，（一）公共行政中的公共的寓意

当我们谈到公共时，常常想当然地把其与政府、选举和民选官员的行为等同起来。殊不知，这种惯性思维的流行已经加速了“公共”一词本义的丧失，泯灭了“公共”性的崇高信念。书中，弗雷德里克森从不同的角度给出了五种不同的“公共”的观点：公共是利益集团（多元主义的观点）、公共是理性选择者（公共选择理论的观点）、公共是被代表者（立法的观点）、公共是顾客（服务提供的观点）和公共是公民。以上这些观点都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不足，比如多元主义的观点不能充分代表公共利益，经常会忽视弱势群体；公共是顾客的观点忽视了公民的公共的神圣性，缩小了公共的适用范围。通过对这五个方面的阐述与分析，弗氏提出了公共行政的公共理论的构成要件：宪法、品德崇高的公民、对集体的和非集体的公共的回应、乐善好施与爱心，并在书中最后界定了“公共”的内涵。他认为：“公共即是一种理念，也是一种能力。如果我们把公共等同于政府，我们事实上限制了人民参与公共事务的能力。作为一种理念，公共意味着所有人们，为了公共利益，而不是个人的或家庭的目的才走到一起来。作为一种能力，公共意味着为了公共的利益而在一起工作的一种积极的、获取充分信息的能力”。[5]公共行政的公共性是如此的博大，是一个涵盖范围很广的概念，包括政府组织、非政府组织、准政府组织、非赢利组织、志愿组织。但是在中国，把政府行政等同于公共行政的现象比比皆是，对公共性的这种歪曲看法，无法认识到“政府是体现公共性的一个重要的部门，但它只是体现公共性的部门之一。”[6]于是，造就了中国社会“大政府、小社会”的模式，政府是整个社会的主体，体现为社会的“划桨者”而不是“掌舵者”，社会生活的各种事宜都有政府的影子。这与中国社会民间组织发展的不健全有关，于当今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浪潮下，政府相关权威部门在制定改革蓝图时必须树立这样的一个思路：公共性才是政府改革的本质。政府的公共性改革说到底是一个破除过去政府行政资源垄断、运作封闭和权力不受限制的问题，建立公共性政府，破除政府行政垄断，是当前行政体制改革的关键所在。只有以这种思想为指导，中国的行政体制改革才能跳出“越改革越膨胀”的樊篱，从能建立强而有力的政府和蓬勃发展的社会共同治理的“大政府，大社会”的新面貌。

距离悖论所衍生出来的现象是普遍存在的。其原因就是公众对公共部门的具体运作过程缺乏足够的认识和信息，而组织又没有完备的信息交换机制，这种不对称的感觉便显现出来。这就要求公共机构和组织在其运作的过程中，要注意适当的向公众公布其相关信息，使公众至少对公共部门有一个基础性的了解和认识。另外，政府官员的工作似乎也是保密的，我们看不到他们每天都在忙些什么，也几乎见不到他们的身影，这与他们作为人民公仆的完美形象差距甚远。因而，如何加强公务员与公众之间的亲切感十分重要。适当减少他们的在案办公时间，增加其离案办公时间，走出办公室，多与公众接触，这样在增强其相互了解的同时，也会增强公众对政府官员的信任感和亲切感。这样，距离悖论就会在相当程度上得以缓解。同样道理，角色差异也可以通过与公众多接触来缓解。

总而言之，弗雷德里克森所倡导的公共行政应该是这样的：强有力的政府，并且要有政治为其保驾护航；呼唤公平正义的公共行政，强调公共行政中的伦理道德和价值取向；呼唤具有爱国主义、公民精神和乐善好施的公共管理者。

最后，作者将行政管理和公民精神融合在一起。在国家层面上，认为美国的公共精神应该的发展方向是高行政管理和高公民精神结合的方向；同时，在个人层面上，乐善好施作为一种对公民广泛而问心无愧的热爱和一种服务于更大的公共利益、公平地照顾公民需要的承诺，把公共行政精神与爱国主义和乐善好施等公民精神融合联系在了一起，而公共行政的精神是建立在对所有公民的乐善好施的道德基础之上的。最后，以上一切逻辑的核心政策主张就是强调社会公平，扩大政府的自由裁量权，扩大公民的参与，让政府培养民众的公民精神，并且构造具有公共行政精神的政府官员。

评论

作者的初衷是好的，是和公众的利益一致的。看到了公共选择学派对官员理性人假设对于现实官员堕落腐化的负向激励的消极作用。作者想要建立一直价值层面的东西强调一种行政和公民精神，使得官员从自己心里内部要求重视社会公平，使得民众自发加强政治参与。然而，笔者认为，作者良好的初衷实质会导致比现实更加危险的结果。每个人的精神观念是私人领域的价值，道德（或者正义）是相对的，社会公平与正义也是长期人们追寻有秩序地生活相互妥协的社会契约性质的产物。用统一的精神去压制每个人独立内心的动机去要求行政官员和公民的行动是侵犯公民自由的，是危险的，容易为政府进一步高度集权提供合法性的依据。者赞同弗氏对于美好政府的期望，但是不同意弗氏实现这一期望的精神之路的方式。精神之路是危险的，是容易侵犯人们自由权力的，制度设计制度才是实现美好政府期望的道路。我们不应该从价值层面去统一地要求公民和公共行政人员具有高尚的道德，而应该从程序或制度的设计出发，在保证每个公民在基于价值自由的自由行动中，最大限度地实现每个公民的利益的最大化。

当我们的国家治理（行政）出现问题的时候，解决的方式不是去构造一种统一的每个人都要具具备的公共行政的精神（或者说社会公平），而是通过正当的政治程序去不断地修正我们原来签订的契约，前者是侵犯个体自然权利的体现，后者反映的才是政府的真正的公共性。正义（公共行政精神、社会公平）是相对的，政府不能强加一种统一的精神思想给拥有自然权利的个体。一是思想是否正义本来就是相对的，二是这样侵犯了个人的人身自然权利。由于政府在行政中推行及使用某种价值或精神的需要而扩大自由裁量权是不可取的，这只能导致政府权力的进一步滥用和公民自然权利受到更严重的侵犯。

第五篇：公共行政

政府职能转变的思考之建设法制政府

经过多年的改革，从总体上看，我们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特别是政府管理经济的体制发生了显著变化，政府管理职能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直接从事和干预具体生产经营活动的现象大大削弱，经济调节、市场监管和综合协调的职能明显增强；单一追求高增长目标的现象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工作重心逐渐集中到统筹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上来；以人为本的社会服务和管理职能不断丰富，政府的政策方针更多注重人的自由的全面发展。

针对上述问题，在市场经济的框架体系内，政府只有从直接微观管理转向间接宏观调控，从重审批重管理转到重执法服务上来，规范行政行为，提高行政效率，经济发展环境才能真正实现长治久安。优化发展环境、建设法治政府，关键环节在政府职能的转变，重点要把握好以下几个方面。

一、强化制度建设

要真正实现政府职能转变，就需要有完善的制度机制做保障，通过制度把政府的职能固化下来，因此，加强制度建设显得非常重要。要注重通过提高立法质量，完善配套制度机制，确保政府及其部门实现行使职权的法制化、规范化。

二、严格依法行政，提高执法水平，法制是发展环境的基础，坚持依法行政，规范行政执法是政府的职责，执法不严、违法不究是政府的失职。因此，有必要加大行政执法责任制落实力度，加强行政执法机构和执法队伍建设，努力提高行政执法人员的业务素质和执法水平。要把依法行政与提高政府部门服务水平有机结合起来，以法制意识和执法水平论干部，确保规范执法行为，提高执法水平。

三、塑造诚信形象，提升政府公信力

从不同角度看，转变政府职能，实际就是转变政府形象，努力提升政府的公信力。具体操作中就是要提高工作效率，简化办事程序，提供优质服务，着力改善软环境；要增强为民意识，牢记党的宗旨，立足本职，尽心尽责，心系群众，扎扎实实帮助群众解决实际问题，实实在在为群众谋利益，坚持在服务经济、服务基层、服务群众中塑造政府新形象；要大兴学习研究之风，面对新时期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各级政府部门要不断改进工作方式方法，摆脱冗长的会议，挤出更多的时间，集中更多的精力，开展调查研究，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深入实际，倾听群众的意见和要求，把各项决策建立在群众意见的基础上，真正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树立起新时期政府部门的良好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