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持动态“文化革命”－公司文化的经营

第一篇：保持动态“文化革命”－公司文化的经营

保持动态“文化革命”－公司文化的经营

一个公司的文化是一种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力量，主要看其与公司环境相互匹配的程度。

我们知道，每一个人都具有某些心理学家所说的“个性”。一个人的个性是由一套相对持久和稳定的特征组成。当我们说一个人热情、富有创新精神、轻松活泼或保守时，我们正描述的是他的性格特征。一个组织也同样具有自己的个性，这种个性我们称之为组织文化。

文化的持久力和不确定性

就像部落文化中拥有支配每个成员对待同部落、及外来人的图腾和戒律一样，组织或公司拥有支配其成员行为的文化。在每一个组织或公司中，都存在随时间演变的价值观、信条、仪式及实践的体系或模式，这些共有的价值观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雇员的看法及对周围世界的反映。

公司文化来源于什么？我们知道，一个公司的文化常常会反映出该公司创始人的远见和使命感，创始人通过描绘组织应该是什么样的方式来建立公司早期文化。而这种文化可以使创始人的远见深刻而持久地影响公司的全体成员。如IBM公司的创始人老沃森，虽然于1956年去世，但他的关于研发、产品质量、薪酬政策等理念，至今仍体现在公司的日常经营中。

此外，公司文化的产生和变化还与哪些因素有关？我们知道公司文化通常反映了一个公司内部隐含的主流价值观、态度和做事的方式，而这种价值观、态度和做事方式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将随着公司的发展和外部环境的变化而有所变化。一个公司的文化是一种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力量，主要看公司文化与公司环境相互匹配的好坏程度。一个处于相对稳定的环境中的组织，可能拥有一种“正确的”文化，但当环境发生动荡时，这种文化可能会失去效力。

对文化进行积极的革命

在现代经济社会，我们经常看到：一种文化可以使一个公司保持相对长期的繁荣，也可以使一个全球性的大公司一夜之间破产。

2000年，Wal Mart(沃尔玛)公司全球的销售额达到2200亿美元，利润额达到70亿美元，公司全球雇员超过100万，成为世界上最大，而且财务和业务运营健康的企业。在Wal Mart的诸多成功驱动因素之中，企业文化被认为是其成功的根本原因。Sam Walton先生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提出的十条业务经营原则，指导着Wal Mart全球业务的发展。

相反，2001年，美国Enron公司因做假账，被迫宣布破产，成为美国历史上最大的公司破产丑闻。Enron公司股东和员工成为最大的受害者，企业的高层管理人员被送进监狱。管理学家再次在企业文化上寻找到了Enron公司破产的原因。90年代末期，业务上的成功和华尔街的吹捧，使Enron公司开始变得自高自大。公司内部过于强调个人表现导致了空虚和贪婪态度的孳生；内部的互相评估制度导致了唯诺是从的文化，企业内部不再有反对的声音；由于追求漂亮的财务数字导致了内部的失控，内部交易、腐败和虚夸营业收入以及隐藏的债务随之产生，最终导致了企业的破产。

IBM前总裁小沃森认为，“公司成功与失败之间的真正区别常常可以归结为这样一个问题，即它在多大程度上使员工巨大的能量和才能发挥出来。”公司怎样才能维持这一共同的目标和方向感呢？答案就在于塑造能够适应动态环境的企业文化。

显而易见，企业文化可以使公司产生凝聚力并且提供竞争优势，但过时的企业文化，包括核心价值观和管理原则及习惯，也可以扼杀一个企业。究其实，企业文化常形成于企业发展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的解决过程之中。当问题成功解决之后，这些解决方法逐渐开始演变成一种思维定式和标准。而这些定式和标准曾被证明是成功的，因而对所有新出现的问题，我们都倾向于使用同样的思维方法，但危险的是：这时环境可能已经发生了变化。

Enron公司恰恰犯了这样的错误，其充满竞争、强调个人业绩的企业文化曾是其快速发展的重要驱动力。但随着环境的变化，Enron公司没有及时发现竞争压力导致的造假问题，没有采取适当的约束机制，没有有效地及时调整自己的思维定式，最终出局。

xiexiebang.com范文网(FANWEN.CHAZIDIAN.COM)

第二篇：沂蒙革命文化

题记：沂南县地处沂蒙根据地中心，革命战争年代，这里被誉为山东的“小延安”，山东省政府前身－－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成立于该县古镇青驼寺，并涌现出“红嫂”明德英、“沂蒙母亲”王换于等一大批先进英模人物„„

临沂市委书记李群说过，沂蒙革命文化具有广泛影响，全市现有省级以上爱国主义教育基地８处，沂南县就有３处。这些教育基地正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学习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巨大精神财富，也为开展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教育和社会实践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和有利条件。

红色文化不仅是沂蒙革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她和井岗山文化、延安文化一样都是革命老区特有的红色文化。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在沂蒙的传播和实践，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共产党人及沂蒙人民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在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光辉历程中所创造的优秀文化，是沂蒙特有的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沂南县早在大革命时期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就有一大批共产党人为人民的利益而奋斗，并为红色文化书写了浓重的一笔。抗日战争时期，沂南县是沂蒙革命根据地的中心。以“爱党爱军、开拓奋进、艰苦创业、无私奉献”为主旨的沂蒙精神这一红色文化，经历一个较为完整的发展和完善的过程，在沂蒙具有着十分典型的意义。

早期红色文化在沂南的传播

沂南县是早期共产党人在沂蒙活动的地方之一。１９２３年，在上海大学就读的沂南苏村镇门家庵子村进步青年刘鸣鸾，就接受马克思主义后加入中国共产党，期间，每回乡省亲便传播马克思义，如共产党机关报《向导》周刊，就是他带到沂南的。１９２７年春，在沂南一批土生土长的进步知识分子，也相继接受共产主义，加入共产党。如苏村镇北良水的杜润芳、依汶乡朱家里庄的朱寿年。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沂南的面貌也就焕然一新了。到１９２８年，苏村和朱家里庄这两个地方成为共产党人活动的基地并发展了一大批党员。同时，这两个地方，在党的领导下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特别是在苏村镇一带，在司马村农民运动领袖徐相南的领导下，农民运动得到迅速发展，这在沂蒙山区是屈指可数。组织起来的农民们拆庙宇、砸神像、剪辫子、动员妇女放脚，不仅如此，他们还打击土豪劣绅、惩治为富不仁、斗争恶霸地主、带领农民抗捐抗税冲击国民党沂水县政府。在苏村镇一带，广大农村一切权力归农会，地主阶级们吓得惶惶不可终日。司马村地主徐鼎新拿３５０块大洋到农会说：“我捐上点钱，也入会吧？”他被农民嘲笑了一顿，灰溜溜地离开了农会。

农民运动发展的结果，农民的文化程度迅速提高了。（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的考察报告》）农民运动的发展过程，实际上也就是先进文化传播的过程。通过农民运动，红色的文化深入宣传到广大农村。为抗日战争迎接革命高潮的到来和沂蒙红色文化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１９２９年夏，中共沂水县委遭破坏，县委书记朱寿年和一批共产党人被捕，农民运动领袖徐相南壮烈牺牲，沂南的革命处于低潮。但共产党人没有被吓倒，他们擦干战友的血迹，继续顽强战斗，党员徐海萍、贺百珍、秦鸿钧以对党坚定的信念和忠诚外出找党，在历尽艰难后终于和党取得了联系。贺百珍１９４２年在哈尔滨为保住党的通讯密码被日寇丢进硫酸池中杀害，徐海萍１９４３年在冀中积劳成疾而牺牲，秦鸿钧（电影《永不消失的电波》原型之一）在上海于１９４９年全国解放前夕被国民党特务头子毛森杀害。他们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也是为红色文化增添内容的一生。

先进文化，不仅造就一代人，同时也改造一代人，最为突出的典型代表如徐相南的父亲徐丁谊，原是老同盟会员，在儿子领导农民运动的同时，他也接受马克思主义，从思想上完成了从旧民主主义到新民主主义的转变。在儿子牺牲后，他把儿子的遗体放在一个闲院子里不埋，并发下誓言，“共产党不胜利，就不给儿子出殡”。因为他明白一个道理，以先进文化武装的共产党人必将取得胜利。尽管这个胜利还十分遥远，但这一天必将到来。他以坚定的信念开始了漫长的等待。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先后把三个不满１６岁的孙子送给八路军。并动员两个外甥参加抗战。１９４０年，大孙子牺牲后，老人以坚强的毅力挺了过来。在抗战最艰苦的１９４２年，老人写下了“对面灵山存八宝，一家五抗无限乐，抗战到底”的春联。１９４７年，沂南县委为徐相南出殡下葬后，老人走完了他漫长的人生。在徐丁谊老人身上，不仅表现了沂蒙人民“爱党爱国、无私奉献”这一沂蒙精神的主旨的红色文化，而他本身同时也为这红色文化增添了丰富的内涵。

正是马克思主义先进文化的传播和一大批共产党人的实践不仅唤起民众，使沂南的农民运动在沂蒙红色文化史上写下了浓重的一笔。同时，也为抗战时期沂蒙精神这一红色文化的形成、发展、完善奠定了广泛的群众基础和社会基础。

红色文化在沂南的形成与发展

“七·七”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具有着光荣传统的沂南儿女，在党的领导下，便积极地置身于民族的解放之中。从１９３８年８月，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省委进驻沂蒙腹地沂南县岸堤镇一带，从此拉开了创建沂蒙根据地的序幕。经过两年的艰苦奋斗，到１９４０年８月，山东全省各界代表联合大会在沂南县青驼寺的召开和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的成立，标志着沂蒙根据地创建的完成和沂蒙根据地达到了鼎盛时期。在这一时期内，以岸堤、孙祖常山、依汶为沂蒙中心区内，八路军第一纵队、山东分局、战工会、八路军山东纵队、山东抗日军政干部学校、抗大一分校、大众日报社、鲁中区党委等各群团机关均集于此地，从而在沂南境内形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山东敌后抗日战场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中心。沂南县也成为中共山东分局的直属县。正是由于独特的地理优势，红色文化能以在以沂南为中心的区域得以迅速广泛地传播和发展。

在根据地的创建过程中，山东党政军领导机关及各抗日团体，在沂南境内派出大批的工作组、工作团及文艺宣传队，并创办抗日小学、冬学夜校、青年识字班，在宣传组织发动群众的同时，把红色的革命文化迅速而广泛地传播，而另一方面，共产党人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的实际行动与国民党政府及军队的行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如徐向前元帅看见房东老人穿得单薄，便脱下自己的大衣送给老人，吃了房东一个地瓜也要照价付钱。正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共产党人的为人民谋利益的实践，使得党和人民建立了鱼与水、血与肉的联系，而这种联系是普遍的广泛的和深入民心的。爱党爱军、无私奉献已成为一种文化实践。在根据地内，不论妇孺老幼纷纷起来投身抗战，有许多村庄青年人几乎全参加八路军。如朱家里庄村、石泉村，在１９３８年秋冬就出兵各一百余人，成为当时抗日模范村，朱家里庄村的杨次章家一下就有三兄弟全部参加八路军。刘家店子开明绅士刘佛像也毁家纾难，拉起２００多人的队伍交给八路军。还有许许多多的妇女和儿童，也纷纷走出家门投身抗战，如“沂蒙母亲”王换于，在１９３８年５０岁的时候，也参加了中国共产党。１９４０年３月，当徐向前元帅指挥的孙祖战斗时，许多妇女和老太太就主动地参加支前，她们冒着炮火到阵地上送水送饭，给战士们莫大的鼓舞，支前的民工田大，在关键时和战士们一块推倒石墙，砸死三个日军，立了大功。１９４０年７月，抗大一分校文工团在沂南东高庄创作的歌曲《跟着共产党走》不仅仅喊出了根据地人民的心声，同时也是红色文化发展的概括。

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曾明确地指出，革命文化，对于人民大众，是革命的有力武器。“革命的文化，在革命前是革命的思想准备，在革命中是革命总战线中一条必要和重要的战线”。可以这样说，在根据地内红色文化的形成，也是抗战的总动员，正是红色文化的总动员，使得人民充分地发动起来，从而为迎接艰苦抗战岁月的到来直到打败日本侵略者及消灭蒋家王朝，做好了文化和思想的准备。

红色文化在沂南的丰富与完善

以沂蒙精神为代表的红色文化在根据地的创建过程中得以形成，而她的丰富和发展则是伴随着艰苦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全过程。

沂蒙根据地，从一开始创建，便处在日伪军的包围之中。从临沂到沂水、蒙阴到临沂及北部泰石路三条公路上，敌人碉堡林立，对根据地层层封锁，除此之外，一次次治安强化运动，一次次大规模的“扫荡”，“蚕食”，从而形成了政治、军事、经济上的封锁和进攻。为粉碎敌人的“扫荡”封锁，保卫和发展根据地，根据地军民团结一致，在生与死，血与火的考验中，共产党人和八路军付出了极大的牺牲，战胜了空前绝后的困难，保卫和发展了根据地。正是在这艰苦的年代中，沂蒙儿女以朴素而崇高，平凡而伟大的行动，把沂蒙精神的主体、爱党爱军，无私奉献表现得淋漓尽致。１９４３年冬天，沂南县马牧池乡横河村普通农村妇女明德英从鬼子的枪林弹雨中抢救了１３岁的小八路庄新民，当时明德英见伤员流血过多昏了过去，就毅然将自己的乳汁灌进了伤员的嘴里。用乳汁救伤员的红嫂明德英，她那普通而又伟大的壮举，和战士们在战场上拼杀，没有质的区别。在这里，沂蒙精神从甘甜的乳汁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还有“沂蒙母亲”王换于，这位１９３８年５０多岁入党的老人，从一入党后，便把她后半生的精力和全部心血无私地奉献给党，她们家，曾是山东分局、八路军第一纵队司令部等高级机关的所在地，徐向前、罗荣桓、朱瑞、黎玉等高级领导常住她们家，为了照顾好领导干部，她一天做七八次饭还不黑天。她创办的战时托儿所，历时数年，她抚养的罗荣桓的女儿罗琳、陈沂的儿子陈小聪及胡奇才将军的儿子等４０多个孩子都健康地成活了，可她却有亲骨肉因照顾不周而夭折了。在１９４１年冬，日军５万人的大“扫荡”中，她冒着生命危险掩护和救护了大众日报社的工作人员白铁华，卖掉了赖于生存的土地，厚葬了烈士陈若克。她每当附近发生战斗便和儿媳张淑贞就要穿几身衣服到战场附近，去收容掉队的干部战士，为他们化装，然后再送他们归队，最多的时候，一天要穿七八身衣服。连儿子儿媳的衣服都给穿完了。其中几次差点被搜山的日军抓去。为了使藏在山里的干部战士能吃上饭，每到天黑，就要煮上一锅地瓜，半夜同志们进屋后，总是先到锅里去找吃的，每次看着孩子们吃得又香又甜，她总是心疼得直掉泪，临走时，总是要孩子们多带一点，一个冬天下来，她家三窖子地瓜全吃没了，到了春天，连种子都没留下。在王换于身上，只有奉献，没有索取。

当然，红嫂和沂蒙母亲仅是作为典型的代表，作为群体意识的沂蒙精神是由沂蒙儿女这一群体表现的。仅１９４１年冬的大“扫荡”中，在沂南的北大山、大青山、五彩山、孟良崮，群众就掩护了山东纵队的总医院、一所、二所、三所、五所等大批的伤病员，仅艾山前后五六个村庄，就掩护了２０００多伤病员和机关干部。为掩护伤病员和机关干部，民兵英雄徐梅山不仅率民兵６０天作战７０多次并以爱赠分明的立场亲自镇压了叛变投敌的亲姑家表哥。依汶乡五空桥的刘世矩，被敌人三次按到铡刀刃上，也没说出一个字，张庄镇石麦亭的村长，为保护伤员和公粮，被日军活活地烧死。依汶乡滑石崖村高乃贞一家，就掩护了１８个伤员和抗日干部，高乃贞的母亲，为掩护伤病员，故意引开了搜山的敌人，最后倒在敌人的枪口下，这个仅有４户人家的小山村，在抗战中，就掩护了５０多位伤病员。还有鲁庄乡的范桂军，就是在敌人枪口下，把八路军伤病员当作自己的丈夫掩护下来。同时，还有许许多多从敌人的刺刀尖上，枪口底下冒着生命危险去认丈夫、认儿子的动人事迹。还有儿童团长刘乃斌率领儿童团员下到冰冷刺骨的汶河当中，在敌人快要到来时，撤掉了敌人扫荡时架起的便桥，使敌人不能过河扫荡。正是沂蒙儿女这一伟大的群体，在艰苦卓绝的斗争中，用朴实而伟大的行动，使得沂蒙精神为主体的红色文化得以发展和完善。

沂蒙精神含有丰富的内容，因而她的组成具有着全面性和完整性。１９４１年冬和１９４２年冬，日军对沂蒙根据地的大“扫荡”，使根据地遭受了巨大的损失。沂蒙根据地（沂南县）这个不足２０万人的地区，青壮劳力被抓１万多人，房屋被烧四分之一，耕牛牲畜大部被抢，生产生活资料大部被毁，根据地进入了空前困难的时期。为了渡过难关，粉碎敌人的经济封锁，在各级党组织的领导下，根据地军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艰苦创业，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如省长黎玉在横河村亲自带头拉犁，开展生产自救，各级领导也率先垂范，县委书记王介福就带领机关干部开荒７０多亩，开设了工副业项目，不仅改善了生活，同时也减轻了人民的负担。在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中，人民群众一手拿枪，一手拿锄，一面战斗，一面生产。变工组、互助组、合作社在根据地内到处涌现。通过生产运动，我们不仅战胜了困难，改善了军民生活，同时涌现了朱富胜、王兑

一、马星祥三位劳动英雄和一大批先进模范人物及李家庄子、尤家埠子、后交良等先进集体。

日寇投降后，根据地在未实行土改之前，便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大参军运动，仅今沂南县这一区域内，就组建了３个子弟兵团，同时大批干部被抽调随军进军东北，支援新区的开辟。在大参军中，出现了许多母送子、妻送郎、兄弟相送的动人场面。在随之而来的解放战争中，老区人民又极力支前，从鲁南战役到渡江战役，老区人民派出担架团、小车队，为新中国的解放再次作出了沂蒙儿女的贡献。如劳动英雄朱富胜率领的担架团，从济南战役转向淮海战场。在淮海战场上转战６５天，在紧要关头３５００多人连续作战６天６夜，及时抢救伤病员６０００多人，被华东支前司令部嘉奖为华东第一模范担架团。还有最为感人的是，在孟良崮战役中，有３２名妇女，在汶河上扛着７块门板，架起了火线桥，当主力部队通过后，干部战士看着累倒在沙滩上的妇女都流下了眼泪。有谁能想到，这些妇女中有的已经怀有身孕。在解放战争中，沂南这一沂蒙根据地的中心区仅有２８万人口，可支前人数却达到了３３万人次。在解放战争时期，沂南更涌现出“活烈士”韩成山这一先进代表人物。１９４７年春，在著名的孟良崮战役黄崖山阻击战中，弹尽粮绝的他毅然与四名战友一起跳下悬崖。３０年后，“活烈士”才被发现，１９９２年，他受到了江泽民的亲切接见。正是在沂蒙精神的作用与鼓舞下，沂蒙儿女为新中国的解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同时，也完善和丰富了红色文化。

红色文化在沂南的继承和发扬

任何文化，都有着较强的传承性，作为优秀文化的沂蒙精神，更体现了她所特有的传承性和生命力。建国后，沂南人民在继承和发扬红色文化的同时，也为红色文化增添了新的内容。

在沂河岸边的周锡芬和周锡芳两姐妹，从小就生长在一个红色的家庭，受到母亲爱党拥军的熏陶。姐姐的丈夫陈学文是位军人，１９６４年，在部队训练时因掩护战友双眼几乎被炸瞎，右手被炸掉，右胳膊被炸去，身上多处负伤，在评为“爱兵模范”和荣立一等功的同时，也被评为一等残废军人。在母亲的鼓励下，周锡芬担起了护理丈夫和照顾家庭的重任。从丈夫受伤到去逝整整２３年。２３年，人生能有几个２３年。在这２３年中，她不仅要照顾好生活不能自理的丈夫，还担当起抚养７个孩子的重任。其中许多困难都咬牙挺了过去，从未向部队向组织开过一次口。孩子成人后，她又先后把四个孩子送到部队，支持国防事业，并教育孩子听党的话，好好工作，不能给老区人丢脸。她被部队称为编外指导员。妹妹周锡芳，是位６０年代初的回乡知青，在母亲的鼓励下，也找了位军人做丈夫，她在村妇女主任的岗位上一干就是后半生。除所负责的计划生育、幼儿教育、调解工作样样出色，深受群众爱戴外，她还几十年如一日照顾残废军人孤寡老人，为５０多个现役军人介绍对象组成家庭，并先后把４个孩子送到部队，因教育孩子有方，被群众的领导亲切称为“兵妈妈”。因周锡芳出色的工作，１９９５年被临沂市妇联授予“临沂市十佳新红嫂”和“三八红旗手”称号。

有“红嫂”便会有“红哥”。每一位“红嫂”的身后，站着的便是一位“红哥”。而有一位“红哥”便直接地站在台前。改革开放后靠党的致富政策富起来的王振玉，致富不忘乡亲，致富不忘拥军，致富不忘党的恩情。２０多年来，一直无微不致地照顾一位残废军人，１５年来，交党费已达２．２万元，他还做了许多公益事情。１９９２年，他被省政府授予“劳动模范”称号的同时，还被省政府和山东军区授予“爱国拥军模范”光荣称号。

任何文化在具有传承性的同时，也具有着普遍性。红色文化也不例外。原鲁庄乡珠宝村老“红嫂”范桂君，在建国初期任村支部书记时，不仅村里的工作样样干头里，对军烈属和残废军人也格外地关心和照顾，她组织起来的拥军组，几十年如一日地照顾军烈属和残废军人。当南疆发生战事时，她又和乡妇联组织全乡妇女，像当年支前一样，为子弟兵纳鞋垫、做军鞋，南疆的战士们收到慰问品后都纷纷来信，一定要多杀敌、多立功，不辜负老区人民的希望。为照顾好军烈属，使现役军人们安心服役，支持国防建设，她又组织起“红娘”组，并带动全乡成立“红娘”协会，先后为近５００名现役或退役的大龄青年牵线搭桥，组织起美满的家庭。她们拥军的优秀事迹，先后受到国家民政部、省民政厅的表彰。原鲁庄乡妇联被全国妇联评为“新时期拥军优属先进集体”。在范桂君的带动和培养下，鲁庄乡拥军优属蔚然成风，范桂君培养出来的乡妇联主任李秀莲也被总政部和民政部授予“全国拥军优属先进个人”。范桂君本人也被省妇联、省民政厅、省军区授予“山东红嫂”和“三八红旗手”光荣称号。

以沂蒙精神为代表的红色文化是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文化在沂蒙长期实践的产物，同时也为沂蒙革命文化发展指明了方向。在沂南县，还产生过一位“沂蒙红嫂”的典型代表。在她的身上，完完全全地反映了沂蒙人民沂蒙精神。他就是１９９２年被辽宁省委、省政府、省军区授予“拥军优属模范个人”、“模范共产党员”、“学雷锋标兵”光荣称号。１９９５年被中央军委、国家民政部授予“全国爱国拥军模范”、“爱国拥军好妈妈”光荣称号，受到江泽民的亲切接见，并于１９９９年光荣出席建国５０周年庆典的胡玉萍。胡玉萍是沂南县张庄镇和庄村人，１９３９年，她刚结婚第二天便把新房让给八路军伤病员居住，１９４７年又把年仅１６岁的弟弟送到前线，参加解放军。孟良崮战役时，快要临产的她，又动员丈夫支前，生了孩子后，又将亲友送的鸡蛋、小米、老母鸡送给解放军伤病员。并带领妇女积极支前，是当地有名的支前模范。抗美援朝时，她一家就捐献大豆５００斤，她还常照顾３位烈军属老人，她是临沂地区学习毛主席著作先进个人，她做了许许多多爱党拥军的事。在沂南县六七十年代就曾出现过“远学雷锋，近学胡玉萍”的热潮。１９７８年，５７岁的胡玉萍被转业到抚顺的儿子安度晚年，而她又把沂蒙精神在雷锋的第二故乡表现得淋漓尽致。在抚顺２０多年的时间里，她艰苦朴素、省吃俭用，常年累月为雷锋团无偿养猪，关心抚顺的驻军，常年照顾８户烈军属老人。１９８９年，她发现一户军属没房住，便把区里照顾她的新房让给了人家。她先后把自己辛勤劳动价值１１ 万元的猪和物品捐给了部队和烈军属，仅１９７８年以来就交党费近万元，为新战士入伍买书赠书近万元。在她的身上，不仅仅是表现了沂蒙人民爱党爱军、无私奉献的精神，而且也代表着共产党人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实践。她被雷锋团誉为编外指导员、编外政委。雷锋团原政委肖林发曾这样说道：“我们要像学雷锋那样学习胡妈妈，要像胡妈妈那样学雷锋。”２００１年，抚顺群众、驻军自发地为胡玉萍建立了“个人荣誉室”。一个城市的市民为外地而且是一个尚健在的普通妇女建荣誉室，古往今来，这在全国尚属首次。胡玉萍，把沂蒙山的红色文化传到了辽河平原。

第三篇：文化传播公司经营

注册文化传播公司

一、服务类公司注册经营范围参考

企业营销策划、企业形象策划、企业投资贸易信息咨询、企业管理咨询、人力资源信息咨询、人力资源管理服务、人才信息咨询服务、职业发展咨询、人才中介、市场调研、商务咨询、财务咨询、劳务服务、会务服务、文化教育信息咨询、健康保健咨询、展览展示服务、建筑装饰工程、环保工程、通讯工程、房地产开发、室内装潢设计、水电安装、电器的安装维修服务、货运代理、货运代理服务、物流仓储、鲜花礼仪服务、婚庆服务、美术设计、盲人按摩、资料翻译、工艺礼品设计、服装设计、快递服务、清洁服务、清洁干洗、摄影服务、彩扩、绿化养护、汽车装潢。广告设计、制作、发布、代理。

二、科技类公司注册经营范围参考

计算机领域、计算机技术咨询服务、网络科技、网络技术、通讯工程、网络工程、电子计算机与电子技术信息、生物与医药、化工新材料、光机电一体化、航天海洋与现代运输装备、能源与环保、民用核能技术、传统产业中的高科技运用。

三、商贸类公司注册经营范围参考

日用百货、针纺织品、服装鞋帽、服装服饰、装饰品、工艺礼品、玉器、玩具、花木、保健用品、文体用品、电脑软硬件及配件、包装材料、办公用品、文化办公用品、纸制品、纸张、化妆品、家具、木材、装潢材料、建筑材料、化工原料及产品、印刷机械、卫生洁具、陶瓷制品、皮革制品、橡塑制品、汽摩配件、压缩机及配件、制冷设备、轴承、管道配件、阀门、金属材料、电线电缆、电动工具、机电设备、仪器仪表、健身器材、照相器材、电讯器材、通讯器材、音响器材、音响设备、电子产品、五金交电、医疗器械、珠宝首饰、汽车等。

第四篇：汉字革命和文化断层

汉字革命和文化断裂 朱大可

新文化运动的一项重要后果，就是引发了现代性崇拜和革命狂想。它一方面确认文化在国民改造中的重大地位，一方面又以为只要通过“革命”式的清洁手段，就能一举扫除文化弊端，为政治制度转型奠定基础。新中国成立以后，这种针对传统文化的“革命思维”更加甚嚣尘上，从1950年编制《常用简体字登记表》开始，到1956年《汉字简化方案》正式公布，在短短七年时间里，便完成了从秦帝国以来近2000年的文字变革，为1957年的经济大跃进，以及1966年的“文化革命”，开辟了意义深远的道路。

我们已经被告知，这场汉字革命，仅仅是更激烈的文字革命的某种序曲而已。1950年，毛泽东主席在一封给同学的信件中宣称，“拼音文字是较便利的一种文字形式。汉字太繁难，目前只作简化改革，将来总有一天要作根本改革的。”这是最高领袖的战略设计。毛以最简洁的语言，公布了其文字革命的第一策划案。

就在胡风先生宣称“时间开始了”之际，“创造一个全新世界”的乌托邦梦想，燃烧在整个中国，而汉字是这场“文化高烧”的首席目标。在不懂“科学”的“科学院长”郭沫若先生主持下，汉字成了文化献祭的第一头羔羊。它被送上行刑台，接受严厉的审判和肢解。新月派诗人暨古文字学家陈梦家先生，因反对文字改革而犯下重罪，沦为“右派分子”，在文革中含愤自尽，成为汉字革命中最著名的祭品。而简化运动的战车，碾碎的并非只是陈梦家一人，而是一个庞大的“右派”群体，以及所有敢于对文化大跃进说“不”的知识分子。

事实上，只有少数过繁的文字（如“鑼”、“纜”、“驤”、“鑽”、“鑾”等）需要进行适度手术，大部分汉字笔画都在可接受的范围以内，但这场拼音化运动的序曲，并非只是一种文字自身的变革，而是隐含着更为复杂的政治诉求，它一石数鸟地实现了下列战略目标：第一，向民众显示了文化大一统的威权，成为与嬴政“书同文”媲美的历史伟绩；第二，向斯大林为首的苏联阵营表达了“字母共产主义化”的决心；第三，彻底划清了跟港台资产阶级反动政权的文化界线。

在1956年完成汉字革命的第二年，也就是1957年，汉字拼音化被进一步提上议事日程，吴玉章领导的文改会拟定《汉语拼音文字方案》上报国务院，周恩来似乎意识到不宜操之过急，便删除“文字”两字，从而使“拼音方案”未能剧变为“拼音文字”。但为了实现拼音化目标，直到1960年，当局还在顽强地推动拼音文字的地方实验，在山西万荣等地组织培训班，甚至创办全部由拼音文字组成的报纸，指望这场简化字运动能导向拼音文字在中国的全面胜利。

毫无疑问，汉字简化运动无非就是拼音化运动的阶段性成品，不看到这点，就无法对这场运动的本质做出准确的判定。简化字只是一种过渡手段，其最终目标，就是要彻底消灭汉字，以及消灭一切由这种文字所承载的历史传统，实现向“文化共产主义”的伟大飞跃。

但这场拼音文字革命最终无疾而终。与拼音化运动同时宣告失败的，还有所谓“亩产万斤”的农业革命，以及全民大炼钢铁所代表的工业革命。这三场革命彼此呼应，俨然是神圣的三位一体，企图从不同角度完成乌托邦蓝图的刻画，却都因违背“天意”而以失败告终，并给民众留下巨大的创伤记忆。但作为拼音化革命的半成品，简化字却被保留了下来，与反右斗争的伟大成果一起，成为引致文化衰退的种籽。这种“简体字原罪”，就是它今天遭到普遍质疑的原因。

1950年代下半叶入学的小学新生，从一开始就注定要接受简体字的规训，并且以简体字为文化认知的根基，这就是所谓“简体字世系”。该世系成员对“繁体字”文本的敬畏已经退化，历史情感日益淡漠。这种文脉承继链索的断裂，为文革的大规模爆发奠定了文化基础。在简体字推行了整整十年之后，也即1966年革命风暴降临时，已经长大的“简体字世系”便挺身而出，轻易地与历史决裂，宣判繁体字文本“有毒”，成为焚烧“封建主义”旧书的文化杀手。在文革“扫四旧”运动和“简体字世系”之间，有着极其密切的逻辑关系。

更耐人寻味的是，尽管出现过两种文字并存于教科书的双胞现象，而文革的第一批红卫兵，大多是“繁简混血系”的成员，跟繁体字文明有着密切的血缘联系，但他们对繁体字所表现出的强烈敌意，却超出人们的想象。为了显示其政治纯洁性，他们做出了比年轻的“简体字世系”更为激越的革命姿态。

竖排繁体字图书的大焚毁运动，导致了一个严重后果，那就是繁体字图书几乎荡然无存，只有极少数文本，被无畏的民众偷藏，侥幸残留下来。1972年以后，它们开始在渴望读书的人群中闪现，仿佛是一种地外文明的馈赠。地下阅读者往往把繁体版和简体版的区别，当作判定图书价值的标准。而繁体字文献的稀缺性，以及它所承载的历史文化代码，就是它重获珍视的原因。旧版《三国演义》、《聊斋志异》和《安娜卡列尼娜》等等，被包上各种“革命”封皮后秘密传递，犹如从灰烬中复活的文明火焰，照亮了阅读者饥渴的灵魂。而那些“文化吸毒者”（其中许多人正是当年参与焚烧图书的红卫兵），日后成为新三届大学生的主体。在极端纯洁的革命年代，繁体字文献就是文化复苏的秘密摇篮，它的文化贡献，至今未能得到必要的阐释。

文革期间出版的革命读物，无疑都是以简体字排版的。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三种《水浒》简体字本。它们是古典文献简体化的范本，向广大“无产阶级”昭示了文化现代化的图式。以横排简体的方式印刷古典文献，就是一次政治鉴定，它要从文字学的立场，判处《水浒》乃至《红楼梦》无罪。而更多的繁体文献，则将继续以有罪身份遭到封存。在文革的极端语境中，繁体文本自身就是一种象征，代表着文明的记忆、流逝的岁月以及柔软温存的部分，而简体字则是革命、现代性和坚硬冷酷的象征。字形是一把时间之刀，制造了文明的分裂。

这种经过简化改造的文字，恰恰成了意识形态的重大隐喻和谶言。如同一些研究者所揭示的那样，从“愛”到“爱”的转型，正是“心”和“灵魂”大步沦丧的象征；而“聖”向“圣”的转型，则意味着精神高度（耳代表谛听，口代表言说，是尊者的精神性的哲学表征）向更为低级的土木建筑高度退化（又土，就是土的简单叠加，预言了当代城市所展开的高楼竞赛）。而由“陸”成“陆”，则预示着阶级斗争（“击”）和内讧型生活在中国大陆的盛行。此外，那些莫名其妙的符号“x”和“又”渗透到文字内部，腐蚀着它的灵魂，把它们变成一堆可笑的杂碎。神鸟“鳳”改成“凤”就是一个范例，它以类似否决（“又”类似“X”）的方式，消解文字中的神话、神性、想象力和隐喻关系，并切断阅读/书写者的历史记忆和文化血脉。但这种粗暴的断裂模式，却完全符合革命式进化的原则。

这断裂直到1977年起才开始逐步弥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大批中外文学名著，简体字退出激进的“文化革命”程序，跟旧文明达成古怪的和解，并开始承载它的精神成果，而简体字原罪自此得到了掩蔽。这一文化妥协重塑了简体字的面容，使它看起来显得十分无辜，犹如一个道德纯洁的杀手。简体字是一个成功的僭替者，以新汉字的面目在世，在现代性的名义下，篡改着汉字的隐喻天性，阻止着传统文化复苏的进程。

在21世纪的中国大陆，那些喝简体字奶汁长大的一代，缺乏对繁体字的文化亲情，更遑论对古典文化的热爱。他们无视简体字的原罪，也拒不承认它作为汉字灭绝工具的历史。新简体字世系甚至公开指控说，“恢复繁体字是对80后的摧残”。这无疑是一种严重的罪名。繁体字一旦无法获得年轻一代的支持，便注定要在冷漠或声讨中消亡。不仅如此，它还要腹背受敌，被迫面对国家语委的行政威权——繁体字属于“不规范”汉字；学校教育中禁止书写繁体字；公共场合禁止使用繁体字，如此等等。这些律令就是文字修正和华夏文明复苏的坚硬屏障。鉴于上述原因，我们只剩下唯一的“救赎之路”——立即追认繁体字为“世界文化遗产”，因为早在50年前，它就已经死于那场大跃进的狂欢。

（附识：繁体字的正确叫法应当是“本体字”，而简体字则应当称为“毛体字”。但为了交流方便，本文仍然沿用这两个约定俗成的名词，但并不意味着笔者认同这种不当的称谓）

2009年4月1日写于上海莘庄

原载《南方周末》2009年4月15日

本文背景资料：

去年10月“国际汉字研讨会”在北京召开之后，韩国《朝鲜日报》刊载消息称，为预防东亚国家因使用不同形状的汉字产生沟通混乱，由韩国领头，中、日、韩三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的学者制作5000-6000个以繁体字为基础的常用标准汉字。这一消息随即被与会的中方代表否认，提出“简体字”是中国的法定文字，不会轻易改变。中韩汉字“繁简之争”方兴未艾，又有网民热炒韩国学者提出的汉字“申遗”说。

汉字“申遗”其实在韩国已经热了一年多，前年 10月10日的韩国《朝鲜日报》报道，韩国首尔大学历史教授朴正秀说，经过他十年研究和考证，认为是朝鲜民族最先发明了汉字，后来朝鲜人移居中原，把汉字带到了中国，才形成了现在的汉文化。他将建议韩国政府理直气壮地恢复汉字，并向联合国申请汉字为世界文化遗产。

一篇发表在一个汉语研究的英文网站(www.xiexiebang.com)上的文章能代表不少持这个意见的韩国人的想法。这篇文章称“东夷人是韩国人，是大汶口文化的创造者。被称为‘汉字’的文字有可能是高丽人发明的”。

汉字简化过程中的十大错误（作者不详）

一、失去了表音功能 许多汉字原来是形声字，简化后失去了表音功能，而这正是汉字有别于其他文化的特点。如： 際（际）價（价）標（标）僅（仅）歡（欢）隊（队）屬（属）劉（刘）燭（烛）敵（敌）

二、无理简化，莫名其妙 许多汉字的部首被毫无道理地用“又”字和叉代替，使优美的汉字变得不伦不类，莫名其妙。如：

鳳（凤）風（风）漢（汉）僅（仅）難（难）權（权）歡（欢）聖（圣）對（对）樹（树）

三、割裂了整个汉字体系 许多汉字是自成体系的，常用字简化后割裂了与非常用字的联系，致使从小学简化字的人一辈子也记不住一些使用频率较低的字。如：会写 “扑（撲）” 不会写 “璞”和“蹼”，会写 “还（還）”和“环（環）”不会写 “寰”和“鬟”。其他还有： 仅（僅）谨瑾盘（盤）磐牺（犧）曦 彻（徹）澈撤蜡（蠟）猎（獵）鬣

歼（殲）纤（纖）谶伤（傷）殇（殤）觞（觴）声（聲）馨磬罄梦（夢）懵甍

四、形体笔画比较丑陋

许多汉字原来是非常方正美观的，简化以后字形变得极为难看。如： 讠（言）钅（金）车（車）龙（龍）汉（漢）刘（劉）华（華）长（長）拣（揀）东（東）

五、合并偏旁，字不达意

像“貓（猫”）和“豬（猪）”简化以后都成了狗类了，实在是太滑稽了。

六、同音字合并，字义混乱

汉字本来是有精确分工的，非要人为地让一个字去承担本不该它应该具有的含义。如： 后：前后皇后原本为前後皇后 发：发现头发原本为發現頭髮 面：面部面粉原本为面部麵粉 板：木板老板原本为木板老闆

七、毫无道理地将汉字进行切割，音形皆损 如：掛（挂）蠍(蝎)槨（椁）櫬（榇）

八、简化后出现表音错误 如：鄰（邻）賓（宾）

韵母本是in，但简化字是用韵母为ing的字作偏旁，容易让人读错。

九、有些字笔画本不多，完全没必要简化

如：減（减）涼（凉）於（于）時（时）國（国）

十、使汉字的可识别性大大降低

汉字简化以後，使原来差别很大的字变得非常相像，导致经常被人搞错。如：鳳（凤）和風（风）厲（厉）和歷（历）

特别是“凤”和“风”，经常出现姓名中的“凤”和“风”还有“设”和“没”，简体的两个字一旦稍微写潦草，就容易让人分辨不清。

第五篇：如何经营白酒文化

这是一个很大的题目，经营白酒文化更不是三言两语能说得清道得明的，但我还是要将它白纸黑字地写出来，并期望能让它为大众所知。希望行业中的所有人，包含权威人士、生产者、销售者、投资者甚至消费者等等所有人都来关注它、讨论它，给整个酒行业注入一股全新的酒文化活力，识真驱伪，让这个流传几千年的人类精神食粮焕发新的生机。

“产供销+消费”可以形成商业社会一切商业形态的闭环。某业内人士将酒文化分成酿造文化、营销文化与饮酒文化三方面，其实它已经包含了整个酒业商业循环系统，酒文化经营的好坏可以通过这三要素之映像来比照，故此本文也依徇这三个要素来逐次展开讨论。

酿造文化：行业永续发展的强力保障

作为酒文化载体的产物，成品酒的生产都有一个发酵过程，先腐而后生，长期的腐育才造就更为神奇且具生命力的液体，此乃酒魂所寄。而白酒更要经过一个复杂的蒸馏过程，进而提取其中之精魄，方才孕育出点滴世间极品。从中可以看出，酒的酿造过程其实就是赋予酒文化以生命力的过程，超然的酿造文化方能为酒文化的永续传承播下一颗能随时落地生根且能因时、因地、因人而发芽的生命之种。

酿造环节：白酒酿造至今仍然保有固态法、固液法与液态法生产工艺，后面两种工艺其实是粮食欠缺时代的产物，而今粮食供应充足的年代，基于酿造文化的高标准要求，应该对后两种生产工艺做出调整，严格公开产品成份与勾兑比，甚至于终止其应用，可此一生产标准依然盛行，甚至于让大部分企业运用到极至，于是这一深具生命力的传奇液体开始变异，进而发展到今天白酒危机事件一桩接一桩地发生之境地。

在酿造环节，建议白酒企业向国外葡萄酒酿造企业学习，他们一直秉承100%原料发酵而成，没有那么多替代酿造工艺，只有严酷甚至有点呆板的选料与酿造标准，更有因原料的不合格而弃酿。

酿酒如酿人，来不得半点虚假，否则必将一败涂地。

传播环节：生产企业不仅需要闭门酿酒，还得声名在外，酿造环节的公开透明是取悦于消费者的法宝之一，优秀的企业除过硬的产品外还会拥有良好的酿造传播体系。白酒企业为求业绩利用合法的勾兑技术大打擦边球，本应公开的环节却成了所有酒企暗地里提升业绩的独门暗器，于是白酒勾兑门的汹涌而至自有其必然。身处社会化媒体时代的企业，背地里的暗箱操作必是掩耳盗铃；白酒勾兑门、塑化剂门事件更可说明适度公开传播的重要性，想通过掩盖来逃避责任，发现问题却又疏于及时处理，最终导致事件一发而不可收拾。

文章由 老酒商城：泸州老酒坊编写提供,转载请注明

可喜的是白酒工业化旅游有兴起之势，这是白酒业在酿造传播环节上的良好一步，要想得到消费者的认可，那就得让他们深入企业去体验白酒生产过程中高要求的酿造文化，通过企业与消费者在生态上的互动，让酿造文化逐步渗入消费者心智，而后得到消费者的认可。

白酒行业中如茅台的全固态法酿造、泸州老窖的窖池传播、舍得的生态酿酒理念传播、劲酒的厂区旅游概念等等，都奉行了上述法则中的某一部分，让公开的生产环节，严格的生产标准，以及不畏重复地生产观念灌输，成了酿造环节传播体系的利器。

营销传播可以花样百出，概念的提炼可以千奇百怪，营销理论升华的背后有着强大的市场推动力，但所有这些都有一个基于品质的前提，强大的品质保障才是所有市场营销的基础，这是酿造文化环节始终贯穿的核心要素，概念的营造不是海市蜃楼般地幻像。

营销文化：品牌与产品市场拓展的强大后盾

酿造文化体现于酒的生产过程，而营销文化包含着酒水营销的供应与销售过程。若将整个酒文化比作一棵树，那酿造文化就是树的种子，它能赋予整颗树以生命；而营销文化就是园丁辛勤的耕耘、浇灌与修剪的过程，它能让这棵树生根、发芽、成长；而最后的饮酒文化就是树的盛开，开花、结果。

一棵树，开花结果只是那么短短的一、二个月，却需要长达十个月的培育过程，酒亦然。很多企业，为求漂亮业绩，拔苗助长，虽然花照常开，果实照常收，可粗糙的营销文化在业绩的追求中亦然羸弱多病，不断地摧残着那颗生命之种薄弱的躯体。

为何说国内酒业的营销文化粗糙？它粗糙在哪儿？在这试着从供给、历史与品牌三方面来做一比较：

供给文化：产品的市场供给是市场营销中的一个核心问题，它关乎企业品牌地位，同时更是社会责任的体现。由于人口基数的巨大差异，欧日、美加与中印企业在社会供给上的责任完全不同，在人们还没有完全脱贫致富前，当人们的生活水平尚处在努力爬坡阶段时，庞大的人口基数决定着市场拥有大规模的需求，企业必将走上一条大生产、大供应的征途，满足全社会人口的需求是企业社会责任的体现，更是政治需要。由此来说，企业在这方面相对于欧美企业要承担更重的社会责任，这一点上，企业的表现是非常优秀。通过对欧日、美加与中印产品的对比也会得出如此观感：欧日企业的市场营销只满足小规模消费者生活品质的追求，而中印企业的市场营销是满足广大消费者的产品需求，美加企业则界于两者之间，于是

在生产环节中就出现了供应量与品质之间平衡的矛盾。大规模的生产供应，在受制于国内企业管理文化上的欠缺、市场化环境远未成型、商业氛围的恶劣与产业工人技能的欠缺等等条件下，让不法厂商假冒伪劣产品盛行于市，而原有正规经营企业迫于市场压力也不断剑走偏锋，于是出现了当今的劣币驱逐良币的市场常态。

白酒是最中国化的，所以白酒行业与中国的现状严密挂钩。所有白酒企业都想生产出供每一个中国人都可以喝得起的产品，所有白酒企业都想占有每一个市场与每一个消费群体，而白酒生产条件的制约，让自己根本无法达到这个要求，于是迫于生产压力，以及利益的驱使，导致勾兑、假冒伪劣盛行，从而为自己的企业与品牌埋下一颗颗足以颠覆整个企业的地雷。白酒业采取的是消费者驱动型供给模式，能消费多少，我就千方百计地提供多少，将市场控制权交给了消费者；再看欧美葡萄酒业，均采取的是生产驱动型供给模式，有多大的产量，就提供多少的市场供应，供给控制权一直掌握在自己手中，于是对市场的需求应付裕如。白酒企业要想从目前的现状中跳出来，打造强大的市场化竞争能力，就必须从全覆盖的消费者驱动型供给模式中跳出来。

历史文化：很多白酒厂商对酒文化的认知仅存于此，对酒文化的传播好象就是对酒历史的传播，好象只要有历史的酒就会是好酒，消费者就会为之买单，从而走上了一条历史的、挂靠历史的、甚至是捏造历史的歪路。历史只是酒的传承，而要让现代人从认可酒的历史到认可产品，中间的距离不是那么一小点，营销历史只是整个白酒文化营销体系中的极少一个部分。

目前，白酒行业在历史塑造上做得非常出色的就非国窖1573莫属了，他们宣传的点采撷得非常巧妙，宣传未侧重酒的生产历史，而是落脚在酒窖的历史上。历史的塑造用于传播，但营销还得在历史之外。

品牌个性：白酒“茅台卖贵、五粮液卖尊、泸州老窖卖老、剑南春卖喜、金六福卖福、洋河卖情怀、郎酒卖红、„„”，再看进口葡萄酒“拉菲庄卖知名、白马庄卖骄傲、滴金庄卖液体黄金、柏图斯卖酒王、拉图庄卖昂贵、„„”，先不论这个总结是否准确，但一个个都是个性鲜明的品牌，有个性，才有出路。

相对于葡萄酒的专注于自己的定位，白酒的专注度要低出许多。茅台不注重于自身的贵，也要生产平民老百姓喝的酒；五粮液走“尊贵”路线，却又什么酒都提供；郎酒更是浓酱兼香一网打尽，红透中国；洋河的情怀也越来越宽广。虽然在前面供应文化中提到，白酒企业社会需求满足的责任，但全面满足社会需求对品牌个性的打造并无益处，所以白酒企业还是需要有“耐得住寂寞，经得住利诱”的事业心：收心、收面、深耕、专注、团结。收心即收回市场供应大包大揽的野心，一个企业揽不了整个市场；收面即整合并收缩产品品类、强化品牌印象；深耕即是退出或深耕区域市场、整合与强化渠道运作等；专注即为专心酿酒，酿好酒、好酿酒；而团结是应该学习葡萄酒的产区观念、标准观念与行业观念。有行业的稳定发展，企业才有时间与机会去打造精心的品牌，突显品牌个性。

饮酒文化：不灭的行业与品牌传奇

有人将酒文化简而化之到酒的消费文化，其实这是不负责任的说法，前文也提到，酿酒为种、营销是孕育、消费是结果。如果将酒文化看为消费文化，那必是无源之水、无根之木的空中楼阁。

酒兼具饮料属性与社交属性两大功能属性，由此注定酒与其它饮料在传播文化上的差异。

饮料属性：白酒的饮料属性整体上在逐步萎缩，无白酒、不社交，成了这个时代的象征！事实上，归类于饮料类的白酒，更应该具备饮料属性。

白酒企业需要像进口葡萄酒那样，不遗余力地宣传白酒配菜知识，进行适度饮用白酒有利于保健的宣传，不应该将白酒打造成高雅、上流社会的专用品，仅仅重视白酒的社交属性，失去饮料属性的土壤，营销的面就会变得非常狭窄，白酒的发展也就失去了根本。白酒更应该传播的是大众化饮料属性。

社交属性：如今白酒的社交属性，被利益捆绑后严重异化。在没有被利益捆绑前的白酒，是活跃社交场合的催化剂，从谨言慎行到豪放不忌；当白酒被利益捆绑，销售渠道不断下沉后的团购核心的出现，白酒的社交属性就被完全腐化。

看一个简单的例子，白酒餐桌喝酒，端杯敬酒时考虑的是权力、职位、长幼与利益，体现的是谁的杯子不能高过谁的杯子、谁先喝谁后喝、谁多喝谁少喝；再看国外葡萄酒上餐桌时，奉行的是如何握杯、用什么样的杯子、怎么喝等更有利于保护酒的原味、更好喝及更有利于健康等。

消费是产供销的源动力，没有消费就没有产供销的存在，但消费文化的培育，却需要与产供销环节紧密结合，连为一体，更而需要厂商积极引导、培育正确的、积极的消费文化观念。

期望无论是酒厂还是酒商，都能从中得到一点启发，学人所长，补己之短，从而让我们的行业发展得更健康，更有益于消费者，更有益于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