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流失文化财产遭遇法律限制现状情况

第一篇：中国流失文化财产遭遇法律限制现状情况

文化财产作为人类文明的宝贵财富，是一个国家和民族身份的象征。流失文化财产返还或归还原主国既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自然的情感诉求，也是法律正义性的必然反映。目前流失文化财产返还或归还的路径主要有外交交涉、公开市场购买、法律路径以及主动无偿偿还等几种形式。

一、外交手段唱主角

目前，我国通常采用的是外交路径，自1989年中国政府首次运用外交方式成功地从美国纽约索思比拍卖行追索回湖北秭归被盗战国珍贵文物青铜敦起，外交路径就成为了我国追回流失文化财产的主要方式，法律路径的采用则相对较少。

之所以产生这样的现状，既与我国流失海外文化财产的时间、原因等相关，也与当前文化财产保护的国际法律体系有关。作为文化遗产之泱泱大国，自19世纪中叶以来，历次西方列强在对我国的侵略战争中都掠夺了大量的文物，其中就包括从圆明园掠夺并流失海外的众多文物。此外，改革开放后我国大量的文物被偷盗和非法出口，也导致了新一轮文化财产的大量流失海外。这就使得我国流失海外的文化财产既有百年前被侵略者公然掠夺去的，也有被偷盗或非法出口的。

而在规范流失文化财产的国际条约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制定的《武装冲突情况下保护文化财产公约》和《关于禁止和防止非法进出口文化财产和非法转让其所有权的方法的公约》以及国际统一私法协会制定的《国际统一私法协会关于被盗和非法出口文物的公约》直到1954年、1970年和1995年才予以通过，我国则是直到2000年、1989年、1997年才分别加入这三个公约。

二、遭遇法律瓶颈

由于这些公约都是二战后制定的，并且我国加入这些公约的时间都比较晚，因此在时间和空间效力范围上这些公约都不能很好地保护我国的流失文化财产，尤其是公约制定前流失海外的大量珍贵文化财产。

首先，公约的时间范围即溯及力问题。尽管1954年公约和1970年公约没有对溯及力问题作出规定，但是《维也纳条约法公约》规定：“除条约表示不同意思或另经确定外，条约对当事人生效之日以前所发生的任何行为或事实或已不存在之任何情势，条约之规定不对该当事国发生拘束力。”这也就明确了两公约“不溯及既往”的原则。1995年公约则更是明确规定：“公约仅适用于本公约对一国生效后在该国提出索还请求”且是在“本公约对缔约国生效以后从该领土内被盗”的文物和非法出口的文物。虽然我国在加入时对该条款提出了保留，但条约的本意还是不溯及既往。因此，公约的拘束力受到了时间上的限制。

其次，公约的空间范围，即公约能产生拘束力的范围。条约基于缔约国的自愿而缔结，“条约不拘束第三国”是国际法的基本原则。虽然加入1954年公约和1970年公约的国家较多，但普遍认为具有可操作性的1995年公约由于倾向于保护文物资源国，使西方主要文物市场国处于劣势地位，因此，大部分文物市场国都没有加入该公约。可见，公约的拘束力在地域范围上也受到了极大限制。

再次，被冀望藉以追索我国自鸦片战争后历次战争中被掠夺的文化财产的1954年《武装冲突情况下保护文化财产公约》实际上也爱莫能助。除了溯及力问题上的瓶颈之外，公约关于文化财产返还的规定主要指向一种合法的、正当的、光明的文化财产的保护行为，即文化财产监管国或保管国在武装冲突终止时应向被占领国返还其监管或保管的文化财产，指望它适用于对我国历次侵略战争中的非法、非正义和无序的掠夺文化财产的行为是不现实的。

三、外交与法律并重

虽然通过法律的路径返还文化财产还存在着不少障碍，但不能因此就放弃通过法律的路径予以返还文化财产。外交方式虽然不失为一种较好的解决流失文化财产返还的选择路径，但是外交路径涉及到一个国家的话语权问题，即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问题，也涉及到两国关系问题，而且外交路径每次只能针对个案进行协商。

法律路径则正好可以弥补这一缺陷，同样的情况可以反复适用，通过一国法院的判决予以认定特定的文化财产是否属于公约或条约的调整范围。因此，必须要充分地结合外交路径和法律路径两种方式从国家层面上促使文化财产的返还或归还，更重要的是要通过外交路径来促使多边条约和双边条约的制定，尤其是双边条约的制定，使得彼此两个国家之间在涉及到文化财产的返还或归还问题上有法可依，以使法律路径的解决成为常态。

比如，我国已先后与秘鲁、印度、意大利、菲律宾、希腊、智利、塞浦路斯、委内瑞拉等国签署了防止盗窃、盗掘和非法进出境文物的双边协定。2009年1月，我国还和美国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美利坚合众国政府对旧石器时代到唐末的归类考古材料以及至少250年以上的古迹雕塑和壁上艺术实施进口限制的谅解备忘录》。

随着我国综合实力不断增强，成为文物市场交易国的可能性也正日益加大，因此我们也有必要开始考虑抛开“受害者”的感受，以一种更开阔的视野和更为积极的姿态参与到文化财产保护国际规则的制定中，以促使法律路径的更好运用。

中国流失文化财产遭遇法律限制现状情况

第二篇：关于企业国有资产流失的现状分析及法律对策

关于企业国有资产流失的现状分析及法律

对策

据统计，截至XX年，我国共有国有企业11.5万户，资产总额达到了35.5万亿元之巨。但自从1984年扩大国企经营自主权之日起，虚假评估、低价转让、关联交易等等致使国有资产流失的情况就一直伴随着国企改制的历程，如影随行。国有资产流失的原因何在？大量的学者在研究如何以立法方式从根本上遏制国有资产流失的同时，本文从另一个角度来探讨这个问题，即构建公益诉讼制度，利用这种司法救济制度来遏制国有资产的流失。

一、企业国有资产管理中存在的法律问题

企业国有资产流失的法律界定、现状及严重后果

1、国有资产流失的法律界定。从法学意义上来说国有资产流失可界定为：国有资产的投资者、占用者和管理者，出于故意或过失，违反法律、法规及国家有关国有资产管理、监督、经营的规定，造成国有资产损失或者使国有资产处于流失危险的行为。

2、企业国有资产流失的现状及严重后果。据来自原国有资产管理局的官方统计，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各种原因造成国有资产流失累计达6000多亿元，相当于国有财产收入的19.5％，约相当于1992年全国国有资产总量 26000多亿元的1/5。即便按这个比较保守的数据计算，我国目前每年平均流失的国有资产也达500多亿，这就意味着我国每天流失的国有资产在1.3亿元以上。国有经济是我国国民经济的支柱，国有资产大量流失将直接影响到经济和社会的稳定，影响到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度且还会引发一系列其他社会问题。因此，为有效防范、遏制企业国有资产的流失，必须找到其原因所在。

企业国有资产流失的原因分析

1、根本法律原因在于我国的国家财产所有权不能被清晰地界定。我国的国家财产所有权是一种界区模糊的权利，使得国有资产在法律上的具体归属难以明确，从而导致了国家财产所有权派生的各种权利无法受到对称的法律义务或责任的制衡。因此，各类主体不仅容易对国有资产产生觊觑之心，而且有大量的机会和操作空间以及多种手段来实施侵吞国有资产的行为。

2、实体法上，关于国有资产的法律法规不尽完善。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的文件指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党的十五大和十五届四中全会指出国有经济要有进有退、进行战略性调整，但在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占支配地位。这3个里程碑式的文件指明了改革的路径，但实践证明，路径的落实并不如人意，一个重要的原因即文件中的有关论述没有及时制定成为更具约束力的法律条文。XX年10 月28日在全国人大获得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国有资产法》是在经历了15年的立法历程才千呼万唤而出的，且还要等到XX年5月1日才能开始实施。

3、程序法上，国有资产缺乏司法保障。国有资产流失是一种非常复杂的社会现象，在现实生活中，从国有资产流失追究责任的情况来看，处以刑事责任的少，给予行政责任也只是隔靴搔痒，流失的国有资产依然无法恢复原状。国有资产也有一个所有权，而对所有权最有效的保护方式是民法保护，可不幸的是我国的国有资产保护中恰好缺少的就是对造成国有资产流失的人员追究民事责任，这不得不说是国有资产保护中存在的一大法律漏洞。

企业国有资产流失防范机制的局限性

1、企业国有资产出资人监督动力不足。政府作为国有资产所有权的代理人，也是资产的出资人、资产运营的委托人。政府既是委托机构，也是一个代理机构，是一个有着自身利益的人组成的群体。行为中发生自利性本位主义会使国有资产所有权权益得不到有效落实，存在国有资产监督动力不足、监管弱化的可能性。

2、国资委的局限性。一直以来，国资委既是政府部门的资产监管者，又是经营企业的出资人代表。作为出资人代表，意味着它与其他股东一样，依照《公司法》从事私权利的资本经营；作为政府国有资产的监管部门，其监督管理职 责必定隐含一定的公权力的管理职能。出资人代表与监管者身份的冲突，使责任追究机制难以有效行使。所幸，在即将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国有资产法》中明确界定了国资委作为出资人的法律地位，不再做监管者。立法中专门用一章规定国有资产的监督管理。第一是人大监督；第二是国务院以及本级人民政府的监督；第三是审计监督。可是它的问题恰恰就在于并没有明确规定由哪个具体的部门代表国务院对国有资产进行监督。

3、司法救济方式的缺失。目前，我国企业国有资产流失防范是以经营人自律、出资人监督、政府监管、党政纪检、监察、审计作为常规手段，以检察院司法审查、追究为最后屏障。不存在一个可由公民、法人提起国有资产流失诉讼的制度性规定。现行三大诉讼法，无法对企业国有资产流失实施有效的司法保障。可见，企业国有资产流失防范法律机制设定存在制度缺陷，应拓展一条新路径。本文认为，利用公益诉讼制度，建立广泛的监督防范机制是一条可行之路。

二、公益诉讼——防范企业国有资产流失的新路径

公益诉讼概述

1、公益诉讼的概念。“公益”，现代汉语解释是“公共利益”。多数学者认为“公益”应包括3个方面，即社会公共利益和国家利益、弱势群体的利益。本文赞同多数学者的看法，认为公益诉讼是指特定的国家机关和相关的组织及 个人，根据法律的授权，对违反法律、侵犯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行政、民事违法行为，有权向法院起诉，由法院追究违法者法律责任的活动。

2、公益诉讼的价值评价。建立公益诉讼制度有助于用法律手段维护社会公共秩序、公共安全、公共利益，把社会民众的法律监督权与司法机关对违法行为的审判权有机结合起来。公益诉讼制度在我国兴起，将有助于弥补国家行政管理的漏洞，是一种保障法律实施的有效监督方式和一项重要的司法程序制度。

公益诉讼在防范企业国有资产流失中的作用

1、能够提供司法保障。大量事实显示，侵害国有资产违法犯罪问题的暴露，许多是源于民众举报、投诉的结果。可见，仅靠政府行政机关对国有资产监管并不能有效遏制住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在规范政府行为的同时，必须建立国有资产流失公益诉讼监督制约机制，改变行政机关单向监管格局，赋予国家有关机关、社会团体、公民对国有资产运营的有效监督权，增大国有资产运营的透明度和可预见性，增强企业国有资产经营者行为的规范性，为追究国有资产流失行为人的法律责任提供司法保障，构建全方位、立体综合的防范体系。

2、能够弥补现有机制的局限性。首先，建立公益诉讼制度最大的优势在于发挥社会的力量，包括国家机关、社会 团体、自然人，构成一个全方位的社会监督、追究系统，为国有资产保护提供法律程序。其次，有助于切实发挥企业职工、国有股东对企业高管人员的监督、制约。促进企业内部治理结构完善，使经营行为走向法制化。再次，对国有资产所有者代表的不作为、违规行使权力也存在监督、诉讼的权利，即所谓民告官。最后，能够弥补现行诉讼法存在的缺陷，推动诉讼制度改革，促成体现现代法治理念的程序法体系的构建。

三、构建企业国有资产流失公益诉讼制度的可行性

企业国有资产流失公益诉讼的现状

1、企业国有资产流失责任的相关规定。近些年来，我国已经颁布了一系列防止国有资产流失的法律规章，包括企业法、公司法、证券法、企业国有资产法、国有资产评估、产权、监管、清产核资、国有股权管理、国有企业改制、国企的财务、会计、审计、税收、国企领导人、国企职工权益、劳动人事、破产清算等一系列法律法规，对加强国有资产的管理，规范市场秩序起到了有力的推动和保障作用。这些法制建设的成果，为责任追究建立了基础，是建立企业国有资产流失公益诉讼制度的制度条件。

2、股东代表诉讼是公司内部公益诉求的尝试。XX年，新修订的《公司法》第152条规定了对股东权益的保护，借鉴的是国外股东派生诉讼制度。股东派生诉讼制度，是指当 公司的正当权益受到他人，尤其是受到控股股东、董事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等的侵害，而公司不能或者怠于追究侵害人的责任及实现其他权利时，符合法定条件的股东为了公司的利益，依据法定程序，以自己的名义对侵害人提起诉讼，追究侵害人法律责任的诉讼制度。这是公司内部权益诉求的重要体现。股东派生诉讼与公益诉讼具有一定的共同点：都是非直接利害关系主体起诉；诉讼目的是非起诉人自己的利益，特别是在股份公司股东广泛的情况下，可视为一种社会利益。股东派生诉讼制度在中国的实施可以被看作公益诉讼的一种尝试。

建立企业国有资产流失公益诉讼制度面临的问题

1、诉讼积极性的缺乏。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倡导“无讼是求，教化为先”的精神，现实生活中国民的法律维权意识淡薄。由于受诉讼费用、风险、专业知识、传统等因素影响，对国有资产流失谴责、观望者多，举报揭露者少。如果民众、社会团体、国家机关不具备提起公益诉讼的热情，那么公益诉讼制度就只是一种虚设。

2、现行诉讼制度的限制。法的可诉性必须以一定的程序规范为保证，否则在实务中将无所适从。国有资产流失公益诉讼面对的困境是现行诉讼制度的束缚，主要表现为：“直接利害关系原则”在我国程序立法中有明确的要求。如《民事诉讼法》第108条规定：“原告必须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 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行政诉讼法》第41条第1项规定的起诉条件是：“原告是认为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利害关系原则”对于避免当事人滥用诉权，节约司法资源具有一定的意义，但社会进步和现代法治的发展，使公共利益和公共安全保护提上日程。以公益诉讼方式追究国有资产流失的法律责任，必须调整现有程序法理论，设定一种具有针对性的司法制度，解决目前救济手段严重不足的问题，并且在一定的必要程度上扩张诉讼主体资格，使更多的社会主体参与到公共利益的保护中来。

3、诉权滥用的可能性。允许任何组织和个人根据法律授权，就侵犯国家利益、社会公益的行为提起诉讼，否定了诉权的“直接利害关系原则”，扩大了诉权主体，必须考虑出现诉权滥用的可能性。为避免出现诉讼提起随意性，审中缺席、随意放弃诉权等种种现象，避免甚至可能出现个别恶意行为，避免由此导致公益诉讼法律程序的威望以及社会对公益司法程序的信心受损，只有有效地防范诉权滥用，才能真正保证诉讼的公正性和效益性，真正实现公益诉讼的价值追求。

参考文献：

1、顾功耘.经济法教程[M].上海人民出版社,XX.2、白永秀,严汉平.走出国有企业退出中国有资产流失 的误区[J].福建论坛,XX(2).3、胡富林.企业改制中防止国有资产流失的措施[J].理论学习,XX(7).4、聂佳.我国国有资产流失的法律原因探析[J].广西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XX(2).5、颜运秋.公益诉讼理念研究[M].中国检察出版社,XX.

第三篇：中国制造业现状：纺织服装业遭遇极寒

中国制造业现状：纺织服装业遭遇极寒

来源:时代周报时间： 2012-08-09 16:18作者：字体：大中小

机亦是转机，中国纺织服装业正站在一个调整转型的十字路口，新一轮市场洗牌已然来临。穷则变，变则通，不变则死。已是三伏天，蔡旭辉的心却如掉进了冰窟窿。这位纺织品和服装制造商努力让自己保持热情，投入寡淡的生产中，以保证企业正常运转。

坚持，是蔡旭辉和他的同行们现在唯一能做的事。停工，则意味着失去客户，失去市场，继而彻底退出这个行业的竞争。

出口订单锐减，用工成本大涨，产品利润萎缩，企业融资困难，横扫全球的经济危机让中国纺织服装业陷入一场前所未有的困境，脆弱者猝然倒下，坚守者仍在观望。

持续低迷的市场对本已饱受摧残的业界无异于雪上加霜，未来，让人难言乐观。

危机亦是转机，中国纺织服装业正站在一个调整转型的十字路口，新一轮市场洗牌已然来临。穷则变，变则通，不变则死。

频遭减持

今年7月13日，凤竹纺织(600493)发布公告称，其第二大股东振兴实业公司于7月11日、12日累计减持公司股份1346.40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95%。

一周后，7月18日，振兴实业再次减持公司股份13.6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5%。

如果把时间再往前推移，2月27日至3月5日间，振兴实业还累计出售凤竹纺织股票2720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0%。

至此，在不到5个月的时间里，振兴实业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系统和集中竞价系统进行了疯狂套现，累计出售凤竹纺织股票4080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5%。而仅仅在2011年年末，振兴实业还曾持有凤竹纺织25.19%的股权。

与此同时，凤竹纺织的股价也从2月末的7元，一路下跌至7月12日的4.31元，其间跌幅高达38%。

凤竹纺织遭遇大幅减持，在上市公司中并非个例。

7月，A股市场上多家上市公司发布公告称，公司主要股东减持。而在被减持的上市公司中，纺织企业相对较集中。据统计，今年以来，已有8家纺织制造类上市公司发生重要股东减持事件，且大部分减持集中发生在6月份之后，合计减持金额达4.1亿元。

对于上述现象，业内人士分析认为，全球经济危机让中国的纺织业遭遇前所未有的冲击，出口低迷，内销不畅。较之往年，今年上半年的情况尤为糟糕，股东对纺织类上市公司持悲观态度，减持也就不难理解了。

专家预测，下半年，纺织企业的经营仍将面临较大困难，且短期内难有复苏迹象。因此，出于各种目的，上市公司主要股东减持股票的行为，未来可能仍将继续。

惨淡经营

“我干这一行十几年了，从没遇到过今年这样的情况。以后会怎样?不知道。”在接受时代周报采访时，晋江市依丝纺服装织造有限公司总经理吴程耀难掩沮丧和迷惘。

与去年同期相比，这家公司的业务量足足缩减了近4成，开机率不过8成。

“不仅订单少，资金回笼也慢，拖欠现象非常严重。”吴程耀抱怨说，以前经济形势好的时候，一个月左右就可以拿到货款，现在拖欠三四个月是很正常的事。

产品几乎没有利润，但企业仍要硬着头皮开工。虽然今年以来原材料成本下降了约10%左右，但人工成本上涨得厉害，在业内原本就很透明的纺织品，利润空间被进一步压缩。

开工仅仅是为了维持企业的正常运转，告诉别人自己还“活着”。“要维持老客户，保证熟练技术工人不流失，一停下来就完了，基本退出了这个市场。”吴程耀说。

值得吴程耀庆幸的是，作为一家小企业，由于产品品质好，他的公司居然在此次经济危机的暴力冲击下顽强地生存了下来。

大公司的日子同样不好过，尤其是对出口型企业来说。

晋江市仁和企业业务部经理蔡旭辉告诉时代周报，公司上半年利润缩减得厉害，“差不多缩了30%-50%”，目前只能是积极拓展南美市场，来弥补以前欧洲市场留下的“亏空”。除此之外，他还希望通过多多参加展会，来吸引更多客户。

今年7月，蔡旭辉以采购商的身份赴香港参加了一次展会，考察春夏服装。让他失望的是，展会上参展商居然比采购商还多，成交量也不大。

蔡旭辉问了下周边的同行，不少公司都没什么订单，机器大部分都停了下来;有些经营品牌的公司出现了库存危机，产品积压严重。

不仅是出口受阻，内销形势也很严峻。蔡旭辉了解到的情况是，晋江一带一些专做国内市场的企业，订单量也大幅下降。

在蔡旭辉看来，今年中国纺织业面临的形势甚至比2007年金融危机席卷全球时更加严峻。随着欧元对人民币的贬值，欧洲市场持续疲软，难见复苏迹象，出口型纺织企业因此遭受前所未有的重创。

多位受访者告诉时代周报，作为中国纺织服装业重镇的晋江和石狮，情况算是比较好的。在江浙一带，部分工厂开机率不到3成，约有60%的企业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有的地方甚至在年中就提前迎来了民工返乡潮。

“去年情况就已经很差了，当时预计今年会好一点，没想到更恶劣。”对于未来，蔡旭

辉感到悲观，“至少上半年已经过去了，我还没有看到任何好转的迹象。”

“估计今年只能这样了，希望能平稳过渡。”他祈祷说，并且预测，到了年底，中国纺织业或将迎来一场大规模的倒闭潮。

在石狮纺织服装商会会长田启明看来，目前的状况还会持续多久，仍要看国际形势，“明年可能还不是很乐观。”

倒逼转型创新

今年7月18日，国际运动品牌巨头阿迪达斯公司宣布，将于10月份关闭其位于中国苏州工业园的唯一一家在华自有工厂。外界分析其极有可能迁往东南亚地区。

关于关闭上述工厂的原因，阿迪达斯给媒体的回复是“出于重新整合全球资源的策略考量”。业界分析，阿迪达斯此举可能是为了降低生产成本—随着中国工人工资水平的不断提升，阿迪达斯更希望前往诸如东南亚地区寻找更加廉价的劳动力。

此前几天，作为2012年伦敦奥运会最大赞助商之一的阿迪达斯公司，因仅向为其生产奥运特许商品的柬埔寨服装厂工人支付每周10英镑(约合15美元、100元人民币)的工资，而陷入“血汗工厂”的舆论漩涡，目前正面临伦敦奥组委的调查。而阿迪达斯在苏州的工厂，工人的平均月薪在3000元人民币左右。

事实上，在阿迪达斯之前，早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出于用工成本考虑，耐克、爱世克斯等多个著名品牌已纷纷将设在中国的制造工厂迁往东南亚的越南、泰国、柬埔寨等国。

中国制造，正逐渐丧失其传统的价格优势。纺织服装业目前遭遇的出口难，不过是诸多劳动密集型产业面临同样困境的一个缩影。

来自中国纺织工业协会统计中心的统计数字：今年1-5月，我国纺织品服装累计出口935.23亿美元，同比增长2.63%，较上年同期增速下降23.57%。其中，纺织品累计出口405.66亿美元，服装累计出口529.56亿美元，增速分别为1.83%和3.26%，分别较上年同期增速下降28.57%和19.86%。

在今年1-5月我国纺织服装出口的所有国家和地区中，对欧盟地区的纺织服装出口金额为312.16亿美元，与上年同比增长-2.9%。

而据中国海关数据显示，自2001年以来，中国纺织品服装出口除2008年和2009年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外，其他年份出口额均保持在20%左右的高速增长。

在多位受访者看来，中国“世界工厂”的位置正开始动摇，未来，世界制造中心往东南亚、非洲等劳动力价格低廉的地区转移只是时间问题。

不过，受访者亦承认，较之中国，东南亚地区目前唯一的优势是较低的人工成本。而中国完整而成熟的产业链、堪称全球最低的原材料价格，绝非对方可比，如越南等国的企业就

经常从中国采购面料过去加工。因此，“中国的制造业绝不会就此一蹶不振”。

受访者认为，当前恶劣的生存环境正倒逼中国制造企业进行转型创新，从传统平庸的产品转向创立品牌。

“我个人认为，纺织服装行业一般经营5-10年，如果没有做出附加值较高的产品，或者树立起品牌，单纯依靠出口，将很难生存下去。”蔡旭辉说。

时代周报了解到，目前国内部分地区的地方政府为扶持当地企业，在融资、转型、创新、专利技术等方面均给予了一些优惠政策或经济补贴。

据蔡旭辉透露，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仁和企业于2007年开工建设的一家LED日光灯制造厂已于2011年正式投产，“因其是国家倡导的节能环保产业，目前来看前景不错，回报率较高。”

危机亦是转机

把精力更多地放在国内市场，维持企业的正常运转，等待经济形势好转再大干一场，这是时代周报了解到的目前晋江、石狮一带纺织服装企业的心态和生存状态。

某种程度上，这亦折射出中国纺织服装业的现状。

在石狮市纺织服装商会会长田启明看来，事实上，中国纺织服装业的外贸危机早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时就已显现，而并非今年独有。

“本来，从那时开始，我们就应该积极扩大内需，把精力更多地投入国内市场，并且后来也确实这样做了。”田启明说，“但欧债危机突然到来，中国国内金融政策又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比如紧缩银根、加息等宏观调控政策，让企业找不到感觉，陷入阶段性盲点。”

此后，政府采取了一些救援措施，如给予优惠政策、小额贷款等，以修复企业的资金链。不过，在如此突变的金融环境中，中国的纺织服装业要突然转型国内，还需要一个过程，毕竟品牌的塑造并非短期内就可以完成，并且，国内需求也很关键。

田启明认为，市场变化对企业进行洗牌是必然的，转型势必形成区域竞争，原本的外贸商对本地品牌商的市场进行拦截;另外将出现两极分化—“强的可能越做越大，弱的会越来越小，最终倒闭。”

企业在发展过程中总会遇到拐点，关键在于如何应对。目前中国纺织服装业遇到的这场危机，对企业来说亦是转机，主动调整突破将迎来一片光明，墨守成规无所作为势必被市场无情地湮没。

在积极开拓国内市场的同时，中国纺织服装业亦在努力突破外围阻力。

今年7月24日，来自中国国内的300多家企业参加了在美国纽约贾维茨展览中心举行的第十三届中国纺织品服装贸易展览会。

在经济下行压力大、纺织服装业劳动力成本增加等大环境下，此次展会参展商数量仍创下13年新高，不仅来自国内中西部地区的企业参展数量呈上升趋势，一些在业内具有较高知名度和影响力的大企业参展意愿也显著增强。

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副会长张延恺认为，这说明中国企业在困境下寻求自身发展的同时，抗风险能力有所增强;另外，中国纺织企业对市场前景仍充满信心。

据称，此前，这样的展会已帮助一大批行业优势企业在美国建立起销售网络，众多中小企业也依托这一平台发展了美国业务，走上良性发展的轨道。

第四篇：PE投资优先权在中国遭遇法律困境

PE投资优先权在中国遭遇法律困境

朱小辉 2009年1月3日

随着75号文和10号令的实施，中国境内企业间接境外上市的道路非常艰难，PE不得不开始接受直接向中国境内企业投资的“直投模式”，随之而来的是，PE惯常要求的优先权在中国法律和实践中遇到了挑战。

私募股权基金(简称“PE”)在对非上市企业进行投资时，由于PE的资本投资特性，以及对非上市企业投资存在的风险，PE在投资时会要求若干优先权，以期从法律上确保其投资的安全。PE青睐于投资采用海外结构，因为海外司法管辖区)尤其是开曼群岛、英属维尔京群岛等地区)对被投资公司、原股东、PE之间的优先权约定采取很宽松的态度，很少有强制性的规定。然而，随着《关于境内居民通过境外特殊目的公司境外融资及返程投资外汇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75号文)和《关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规定》)10号令)的实施，中国境内企业间接境外上市的道路非常艰难。在这种情况下，PE也不得不开始接受直接向中国境内企业投资的“直投模式”。在直投模式下，PE惯常要求的优先权在中国法律和实践中遇到了挑战。

一、优先权内容

PE作为投资人要求的优先权内容在各个项目中各不相同，大致包括如下几类：

优先认购权：在被投资公司进行未来的增资扩股时，投资人有权按比例认购；

优先购买权：在原股东转让被投资公司股份时，投资人有优先购买权；

共售权：被投资公司其它股东转让股份时，投资人有权按照同等条件按比例转让其持有股权；

优先分红权：投资人有权先于其他股东分取被投资公司的利润；

回购权：在投资完成后一定年限内，若被投资公司未能上市或被并购，投资人要求原股东或被投资公司回购投资人持有的被投资公司的股份；

优先清算权：在发生被投资公司清算的情况，偿付债务后的清算财产，优先由投资人分配)投资金额加上一定的回报)，分配后的余额由投资人和其他股东根据股份比例再次分配；

否决权：虽然投资人持有的股份比例不大或委派的董事人数不多，但投资人及其委派的董事对于被投资公司的重大事项具有一票否决权；

一致行动权：在投资完成后一定年限内，若被投资公司未能上市或被并购，而此时投资人寻找到合适的被并购的机会，则被投资公司所有股东应根据投资人的要求将其持有的被投资公司股份转让给并购方；

反稀释：如果被投资公司未来以低于投资人认购价格的价格去发行新的股份，则投资人的股份将按约定增加数量。

二、《公司法》、外商投资管理和国有资产管理

投资人对优先权的要求，基于投资人的投资往往有较高的溢价而又不参与被投资公司的经营管理，因而将投资人的股份设定为优先股。虽然修订的《公司法》较此前增加了一些灵活性，例如允许全体股东约定不按出资比例分红，但并没有正式承认优先股的存在，因此投资人所要求的优先权的基本法律依据不足，更多地需要在个案中与审批机关和登记机关沟通。

在被投资公司是内资公司且不需要改制为外商投资企业的情形下，有时候投资人会采取变通做法，在内资公司章程中并不约定投资人的优先权，而是采用工商局的标准版本，以获得章程的及时备案；在章程之外，投资人与被投资公司及原股东签订股东协议，约定投资人的权利。由于内资公司的章程是备案制，而股东协议不需要备案，因此只要股东协议并不与备案的章程相抵触，该股东协议的效力应该不存在实质问题。未经备案的股东协议的具体执行效力，尚待在司法实践中检验。

根据目前关于外商投资管理(包括新设和外资并购)的法律规定，对外商投资企业的收购协议、合同和章程实行审批制，这些协议、合同和章程在获得批准后方可生效。在此情形下约定投资人优先权，应当在收购协议、合资/合作合同或章程中做出明确约定，由审批机关批准。不然，在经审批机关批准的收购协议、合同、章程之外另行约定投资人优先权，被认定为不具约束力的风险很大。

此外，如被投资公司涉及到国有资产，投资行为还受制于有关国有资产管理的规定。投资人优先权利如果与国有资产管理的规定相抵触，很可能该约定无效或不可执行。

基于以上限制，投资人所要求的优先权在中国法律项下和实践中并不能得到当然的承认和支持，更多取决于个案中负责审批或登记的主管人员的认可和接受的程度。

三、实践中的限制

优先认购权：在法律上和实践中不存在障碍。按《公司法》规定，有限责任公司新增资本时，股东有权优先按照实缴的出资比例认缴出资，但是全体股东约定不按照出资比例优先认缴出资的除外。对于股份有限公司，《公司法》没有明文规定，对于非上市的股份有限公司，在章程中约定此类条款一般是可行的。

优先购买权：在法律上和实践中不存在障碍。《公司法》对有限公司股权转让时的股东优先购买权有规定，且允许公司章程对此自行约定。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转让的股东优先购买权，《公司法》没有明文规定，对于非上市的股份有限公司，在章程中约定此类条款一般是可行的。

共售权：在法律上不限制，但在实践中，个案的结果不同，总的来说获得批准或登记的可能性较大。

优先分红权：《公司法》允许不按出资比例分红，但未规定优先分红；中外合作经营企业一方优先分红是允许的，但有条件限制，且中外合作经营企业的组织形式未必适用于每个投资项目。总的来说优先分红权获得认可的难度较大。

回购权：《公司法》对于股东要求有限公司回购股权规定了三种情形：(1)公司符合分红条件，但连续五年不向股东分配利润；(2)公司合并、分立、转让主要财产；(3)公司营业期限届满或章程规定的其他解散事由出现，而股东会决议修改章程使公司存续。《公司法》允许股份公司在如下情形回购公司股份：(1)减少公司注册资本；(2)与持有本公司股份的其他公司合并；(3)将股份奖励给本公司职工；(4)股东因对股东大会作出的公司合并、分立决议持异议、要求公司收购其股份。以上情况并没有覆盖投资人所要求的回购情形。从实践来看，将回购条款写入公司章程获批的难度很大，更多的是由投资人与被投资公司原股东签订协议，投资人有权在约定的情形将被投资公司股份出售给原股东。如原股东是国有企业，因涉及国有资产评估，事先约定的回购价格也难以执行。

优先清算权：《公司法》规定，公司清算时，清偿公司债务后的剩余财产，有限责任公司按股东的出资比例分配，股份有限公司按股东持有的股份比例分配。优先清算权的约定在法律和实践中存在障碍。

否决权：在法律上和实践中均不存在障碍。

一致行动权：法律上不存在障碍。在实践中，此条款有可能被认定为侵犯了其他股东对其股份的处置权而不获审批或登记。

反稀释：因直投模式不存在优先股和普通股的转换问题，此条款在直投模式中较少使用。

四、结语

如上分析，PE投资人与普通股东不同，其惯常提出的优先权要求与其资本投资特性及风险紧密联系。为了更有效地在中国发挥PE投资的作用，促进具有良好成长潜力而缺乏充足资金的被投资企业发展，我们建议审批和登记机关对该等优先权条款采取更为宽松的态度，除了涉及国有资产等法律有限制及禁止性规定的问题外，尽量允许投资人与被投资企业及其股东自行约定。从个案的实务操作角度，投资人在提出该等优先权条款时也应注意该等条款在法律和实践中的相关现状，充分预见及合理评估优先权条款不能全部获得审批或登记时的风险。

作者系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

第五篇：中国目前遭遇的技术性贸易壁垒和绿色壁垒的现状如何

国际经济与贸易

技术性贸易壁垒和绿色壁垒的成因、现状及其应对方式的概述

摘要：随着全球经济异地化进程的推进及WTO多个回合谈判，使得一直以来作为主要贸易壁垒的高额关税退出历史舞台，加之各国对环境保护和维护人类和动植物安全和健康等的问题日益重视，一些新的贸易保护措施——绿色贸易壁垒、技术性贸易壁垒已经形成。本文将就绿色壁垒和技术性贸易壁垒的现状、成因、典型案例及应对方式加以综述

关键词：绿色壁垒 技术壁垒 现状 成因

典型案例 应对方式

绿色壁垒

绿色壁垒由于从形式上看，它是适应环境保护的要求，对贸易自由的限制，具备一定的合理性，顺应了环境保护的世界发展潮流，容易在社会公众中获得广泛的支持，并且在国际贸易规则上没有被禁止，一系列国际环境公约和国内环保法规又可作为其理论上的依据，所以其对世界贸易产生了重大影响。在国际贸易中，绿色贸易壁垒对来自其他国家的产品和服务设置了障碍，限制了出口，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本国市场。据估计，我国每年至少有价值70亿美元的出口商品受到绿色贸易壁垒的影响并且还有逐步扩大的趋势，如何正确应对绿色贸易壁垒已日渐成为我国对外贸易中的焦点问题。绿色贸易壁垒的现状

1.绿色贸易壁垒被使用的频率越来越高，成为了一项重要的贸易措施。据统计在全球4917种产品中，受绿色贸易壁垒影响的3746种产品的贸易额达47320亿美元，占1999年世界进口额的88%，其中直接受影响的达6790亿美元，占13%，共计有137个进口国采用了绿色贸易壁垒措施。

2.绿色贸易壁垒涉及的领域越来越广泛。一方面，绿色贸易壁垒涉及到环境保护、人类健康、动物安全、生物多样性等多个领域，另一方面，绿色贸易壁垒所管辖对象周期也越来越长。不仅仅对产品本身提出绿色环保要求，还对产品的设计开发、原料投入、生产方式、包装材料、运输、销售及售后等整个生命周期提出了绿色环保的要求。

3.绿色贸易壁垒的设置具有一定的针对性。绿色贸易壁垒往往针对那些新兴的发展中国家，因其具备了一定的经济基础，能够利用本国资源及劳动力的优势大量生产并出口资源或劳动密集性的产品，出口产品具备了一定的竞争优势，容易对进口国国内同类产业形成威胁。近几年来，我国这类产品受到的绿色贸易壁垒限制越来越明显。典型案例

中国出口商品在国外市场高高竖起的“绿色壁垒”前接连遭遇了“滑铁卢”：年初，浙江舟山出口欧洲的冻虾被欧盟检验部门检测出10亿分之0.2克氯霉素(请注意这个比例)，全部被退回，并导致随后欧盟方面作出的暂时停止进口中国鸡肉、兔肉、冻虾等动物源性食品的决定1月4日至1月31日，日本政府决定对我国出口的蔬菜实行批批检验的临时加严检验措施，结果，浙江台州出口日本的西兰花，在日本临时加严的检验中部分被检验出农药残留超标，受此影响，台州西兰花的收购价格从每个1.6元猛跌至0.6元，14家相关企业和种植面积达10万亩的数万农民叫苦连天；还是在浙江，1月份，宁波的一批水产品出口企业因在出口到韩国、欧盟的水产品中被检出有杂质而受到“暂停进口申报”。检查结果发现，是渔民在搬运水产品时不小心夹带了泥沙等杂质。但宁波的水产品出口却因此受累，1―2月份，全市水产品的出口下跌二成多，其中出口欧盟市场下跌了97％以上。技术性贸易壁垒

技术性贸易壁垒基于维护人类和动植物安全和健康等正当理由，在多边贸易体制框架下可以合理地存在，并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接受和运用。且目前随着关税和传统非关税壁垒的削减，进口国收入水平和消费者偏好的变化可能转化为对产品质量、安全、环保的更高要求，技术性贸易壁垒将替代关税和传统非关税壁垒，控制进口产品价格，进而抑制其进口数量。并且，全球化的“放大”效应扩大了技术性贸易壁垒在全球贸易体系中的重要性[。美国和欧盟等技术先进的发达国家是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发源地，尽管发展中国家也在越来越多的尝试运用这种新的政策工具，但是和发达国家相比存在层次差异 技术性贸易壁垒的现状

我国几乎所有出口商品都面临技术壁垒，不仅像纺织品、服装、农产品等传统产业，而且一些新兴的高新技术产业如计算机软件、电信产品等都受其困扰。中国技术贸易壁垒的实施存在较大的行业和产品离散性，而外国在这些行业上的技术标准限制了中国71%的出口企业。中国相对落后的技术水平，使得其和发达国家在技术壁垒实施及其经济后果上存在较大的差异。典型案例

浙江一家专门从事女装出口的制衣公司将一批成衣按订单要求发往德国时，却被拒之门外。纳闷不已的经营者被告知：不是服装尺寸不对路，而是小小的钮扣出了大问题——不符合环保要求

销往欧洲、离岸价低于2欧元的温州打火机，必须加装一个5周岁以下儿童难以开启的安全装置，而2欧元以上的不受限制。这就是欧盟正在拟定的CR法规（防止儿童开启装置）的技术性贸易壁垒，一旦被通过，以价格优势取胜的温州打火机有可能被挤出欧洲市场。

应对方式

贸易壁垒是一把双刃剑，我们在对绿色壁垒和技术性贸易壁垒正反两方面作用的认识的基础上，应结合其对中国外贸交易和社会发展的实际影响，以积极的态度进行研究，并采取正确的对策应对技术性贸易壁垒和绿色壁垒。其基本原则是：限制其不利的一面，尽量减少其对中国对外贸易的损害；利用其积极的一面，变压力为动力，大力推进中国的环保及检疫工作，建立健全的环保法律法规，强化贸易环境的执法力度，重视商品质量、技术标准的科学和合理性，又要坚决同使用技术标准作壁垒的贸易保护主义者作斗争，推动世界贸易的大发展，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促进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保障人民的健康和生命安全。

参考文献：

（1）姜芳绿色贸易壁垒对我国对外贸易的影响与对策【J】现代财经2003（2）施用海 邵宏华；应对新贸易壁垒【J】商场现代化2003（3）尹翔硕；国际贸易教程【M】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4）陈根勇;我国频遭技术性贸易壁垒的成因及对策[J];黑龙江对外经贸2006（5）张军成、李修平在;浅析加入WTO后中国农产品出口所遭遇的技术壁垒[J];当代经济2007（6）罗佳、张敏在;技术性贸易壁垒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影响及应对措施[J];商厂现代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