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公务员制度的缺陷与重构
公务员制度的缺陷与重构
来源：中国论文下载中心[ 07-08-29 14:50:00 ]作者：景亭编辑：studa20
内容提要： 服务型政府的构建已成为当前中国政府改革的重要举措。服务型政府是以为公民服务为宗旨并承担着服务责任的政府，服务型政府模式成功的关键在于建立现代公务员制度，培养积极主动和精明能干的公务员队伍。中国公务员法的颁布实施意味着中国在公务员制度建设上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但距离建设服务型政府的要求还存在不小的差距。为了更好地促进中国服务型政府变革，必须重构公务员制度，建设以职业化体系为核心的公务员制度。
关键词： 服务型政府；公务员制度；新公共管理职业化
中国新一届政府正致力于“以人为本”的政府改革。以人为本是一种对人在社会发展中的主体地位和作用的肯定，同时它又是一种价值取向，即强调尊重人、解放人、依靠人、为了人和塑造人。以人为本的理念反映到政府管理中，就是要建立服务型政府的行政模式，这也是我国公共行政体制改革的总方向。中国政府已经明确承诺，要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努力建设服务型政府。
世界各国的经验表明，一个有效的政府必定是政府职能有限，依法行政，权力多中心配置，决策高度民主，政务信息高度透明，拥有一个精明强干、士气高昂的公务员队伍的政府。这一切都有赖于高度发达的现代化的公务员制度，因为有了高度发达的公务员制度，就可以从社会中吸收人才，并通过激励和培训，使人才在政府部门迅速成长。无论是制定政策、提供服务还是管理合同，有效政府的生命力都在于公务员的精明强干和积极主动(世界银行，1997)。随着中国政府模式改革的不断深化，停留在理论上的服务型政府行政模式的变革也开始取得一定的成效。然而在进行深入考察后我们发现，中国公务员制度建设虽然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但现行的《公务员法》在支持中国政府服务型建设上仍然存在诸多不足，因此，必须在深刻反思现行公务员制度的基础上，建设中国服务型政府。
一、服务型政府模式的提出背景与中国的实践世纪80 年代以后，随着资本主义国家社会经济的发展，公民对政府的公共产品的质与量都提出了更高更新的要求，要求政府不只是要管理好社会公共事务，更重要的是要提供更多更优质的服务。在这种背景下，西方的理论界适时地服务型政府视角下进行了理论创新，针对马克斯·韦伯的官僚组织理论和传统管制型政府的弊端和困境，以公共选择理论和新制度经济学为基础，提出了新公共管理理论和公共服务理论，在实践中掀起了政府改革或政府再造的热潮。
英国政府自1979 年撒切尔夫人上台后，开始了以注重商业管理技术，引入竞争机制，进行顾客导向为特征的新公共管理运动，推行了西欧最为激进的政府改革计划。1987 年的《改变政府管理： 下一步行动方案》报告，大力提倡采用最多的商业管理手段来改善执行机构，提高公共服务的效率。1991 年颁布的《公民宪章》，主张施行公共管理的顾客导向。美国政府以奥斯本和盖布勒的《改革政府》为理论指导，于1993 年克林顿时期开始了大规模的政府改革--“重塑政府运动”，其目标是创造一个少花钱多办事的政府，并坚持顾客导向、结果控制、简化程序和一削到底原则； 改革的基本内容是精简政府机构、裁减政府雇员、放松管制、引入竞争机制以及推行绩效管理。这场改革的纲领性文献是戈尔所领导的国家绩效评价委员会的报告《从 1
过程到结果：创造一个少花钱多办事的政府》。1994 年，美国政府在此基础上颁布了《顾客至上： 服务美国民众标准》，主张建立顾客至上的政府(Gore，1993)。随后，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荷兰、日本等国都把顾客导向作为政府改革的重要环节，掀起了建设服务型政府的浪潮。归纳而言，当代西方国家政府再造的基本内容可以归纳为三方面： 其一，社会、市场管理与政府职能的优化； 其二，社会力量的利用和公共服务社会化；其三，政府部门内部的管理体制改革。
所谓服务型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府，它把为社会、为公众服务作为政府存在、运行和发展的基本宗旨，是在公民本位、社会本位的理念下，在整个社会民主秩序的框架下，通过法定程序，按照公民意志组建起来的以为公民服务为宗旨并承担着服务责任的政府”(刘熙瑞，2002)。从本质上来说，服务型政府追求的是公共利益的实现。一方面，它从关注权力和权力运行转向关注管理的实际效果，把服务置于中心位置，以公众利益为中心，以公众满意度作为衡量政府绩效的标准。另一方面，服务型政府是相对于管制型政府来说的。这两者之间的根本区别体现在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上。管制型政府的思路在于把政府看作国家意志的体现者，认为政府始终是一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脱离的力量，执行着对社会的统治和管理职能[1]。
服务型政府的价值取向则恰恰相反，不是政府统治社会，而是社会控制政府，政府一切行为以向社会提供服务为准则。这种理念以公众利益为依归，有利于增加政府行为的透明度，将导致特权意识的弱化和特权的消失，并使其丧失制度化的基础。再一方面，服务型政府突出对政府责任的承担和对公众满意的重视，因此具有随时进行自我改革的可能性和积极性。一旦政府的某项职能不再存在，它就会中止这项职能，废除与之相应的机构和人员。总之，服务型政府的模式使公民处于主动与核心的地位，反映了以人为本在政府公共管理中的诉求。
尽管没有明确提出建设服务型政府，但以服务人民为导向一直以来都是中国政府的执政纲领。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指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 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 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 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江泽民提出“三个代表”思想，明确了以最大广大人民利益为核心的执政思路。胡锦涛也明确提出，坚持用人民拥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来衡量我们的一切决策，就能在全局上把握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
行政改革已经成为经济改革之后又一重大改革举措，其中服务型政府被重新提出和加以推广。刘熙瑞(2002)和中国行政管理学会课题组(2005)认为，服务型政府是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政府改革的目标选择。全国各地在经济改革推动下，纷纷开始进行服务型政府建设的实践，上海、南京、重庆、珠海、福建等地区的改革，出现了很多创新性的举措。例如，江苏提出要把创建服务型政府机关作为长期的任务，把基层和群众的要求作为改进服务的重点，把人民满意作为作风建设的最高标准，持之以恒、坚持不懈地抓好省级机关作风建设，建设高效廉洁的服务型机关。另外，伴随着入世和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以整合部门资源，减少审批环节，简化办事程序，提高行政效率，建设服务型政府为主要特征，以“一厅式办公、一窗式收费、一站式服务” 为主要模式的行政综合服务中心[2]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全国各地区的行政服务中心的筹建和运作从一个方面表明中国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决心。
二、从服务型政府模式目标看中国公务员制度的缺陷
服务型政府的实质就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府，它反映着政府的一种基本理念和价值追求。服务型政府的构
2建也对政府工作人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从管理学角度出发，无论是企业组织还是政府组织，人力资源管理都是其核心管理职能。笔者认为，战略性人力资源管理是服务型政府构建中的关键。作为重要工具的人力资源战略管理命题正是源于企业界的“战略性人力资源管理(Strategy Management of Human Resource)“。战略性人力资源管理强调人力资本对组织的重要性，人力资本已经成为公司重要资本之一，而且人力资源的质量直接影响公司战略目标能否实现。因此，相比传统人力资源管理，战略性人力资源管理把人力提到更高的高度加以考虑。这与服务型政府的核心理念是一致的。服务型政府的构建必然伴随着提升政府绩效、政府再造、业务流程再造，另一方面必须真正提高公务员素质和能力。对后者的考虑应该将公务员管理放置到更广泛的空间加以考虑，对于现有的公务员应该通过培训、考核、激励等方式提升其素质和能力，更重要的是在公务员的招聘录用中应该更加考虑从整个政府组织的核心战略出发，构建战略性人力资源管理框架，落实人力资源管理战略目标规划，明确公务员录用的标准和能力素质体系，招聘录用合适的人员。
以上述要求为参照，我国现有的《公务员法》确有重新认识和评价的必要。《公务员法》是我国人事管理制度在《暂行条例》实施十二年基础上的一次重大变革。我们在肯定这一变革的积极意义的同时必须看到，当时的改革并不彻底，制度本身还存在着很大的发展空间，一些问题也需要我们冷静地加以探讨和分析。
(一)在分类管理上还不科学，在实际运用中还存在如何细化问题
在服务型政府构建中需要更多的技术型和服务型人才等所谓专才。根据世界各国公务员管理的经验，特别是法治发达国家的经验，规范公务员管理的最重要途径就是对公务员实行分类管理。在国外，公务员通常分为政务类公务员和事务类公务员，公务员法通常只调整事务类公务员。《公务员法》在公务员分类管理上做了改善，规定公务员职位类别按照公务员职位的性质、特点和管理需要，划分为综合管理类、专业技术类和行政执法类等类别。然而根据笔者对江苏省公务员的调查[3]，调查样本中党政机关职位分布主要以科级居多，其中党政机关和综合管理占比例为76%，而技术人员仅占24%，职位分类中以单一编制为主，两种编制所占比例较少。
(二)公务员规模上的体制性约束影响优秀人才选拔
由于政府职能转变，政府机构改革与人员分流困难重重，依法行政也面临一些障碍。对公务员的职能定位、身份定位与传统的干部制度存在太多的连续性，公务员制度管理中的优越性无从体现，制度优势尚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根据笔者调查，在对”目前江苏省公务员整体上能够满足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吗“问题的回答上，58%认为能够满足需要，29%认为一般。江苏省公务员可能由于制定了较为完善的人才政策，能够吸引一些优秀人才加入公务员队伍，使得江苏省公务员在整体上都能满足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但是由于其他制度性因素约束，使得选拔优秀公务员方面仍然不容乐观。45%被调查者认为通过考试录用效果较好，19%认为非常好，另外31%认为这种效果一般。这可能与录用考试过程中所体现的问题有关。这些因素包括，考试录用方式较难考察出人才素质； 笔试科目不合理，无法全面认识人才状况； 面试过程存在较多人为因素，考官素质有待提高； 公务员选拔录用条件过于苛刻，过度拘泥于某些细节，如年龄、身体状况等； 考试录用的法律法规不健全，存在违法和不道德行为；以及其他方面。调查表明，在这些问题中，表现最为突出的问题是面试过程中存在较多人为因素(24.8%)、考官素质有待进一步提高； 另外一个问题是笔试课目不是很合理，无法全面认识人才的整体素质状况。
(三)有效的激励与约束机制和充满活力的竞争机制尚需建立与完善
首先，在绩效考核制度设计上缺乏针对性。公务员法第33 条规定： 对公务员的考核，按照管理权限，全面考核公务员的德、能、勤、绩、廉，重点考核工作实绩。这一考核体系在现实中遇到了极大的挑战。最近，据有关学者们在对北京市基层政府进行相关调研时发现，基层公务员对这一绩效考核体系颇为抵触，普遍认为这种绩效考核没什么用，考核不出什么东西来(刘莹等，2006)。出现这一现象的关键原因在于，这一考核体系没有配套的行为特征指标体系；此外，许多公共部门的工作都是事务性的，要对其绩效进行明确的测评比较困难，这些职位不适合以绩效为主的测评，以能力为主的测评反而会更为合适。另一个基本的问题是，绩效考核文本制度的实际运用效果不佳。50%的被调查人员认为所在单位建立了基本的绩效考核办法和制度，但是执行力度一般，甚至较差，这表明尽管建立了绩效考核制度，但更多是停留在制度层面，尚未得到有效实施，这一方面是制度本身设计问题，也可能是制度执行方面的问题。
其次，在激励措施的设计上也要切合公务员真实需求。激励分为正激励和负激励。关于负激励的内容，公务员法中的惩诫条款已作了较为详细的规定，惩戒力度也逐渐递增直至降级、撤职、开除，但是奖励力度却与惩戒力度并不平衡。所有奖励措施都不涉及职务和级别的晋升。根据笔者的调查，被调查公务员关注的激励因素除薪酬(工资、奖金、福利)外，主要关注的因素还有：是否有机会提高自己的能力； 好的工作环境； 和谐的人际关系； 工作的成就感以及社会地位等其他因素，在这些因素中，36.09%的人最看重的是是否有机会获得提高自己的能力； 24.81%看重的是和谐的人际关系； 18.80%看重的是工作的成就感； 18.80%看重好的工作环境。可见，除了物质激励外，公务员更看重的是能力的提升以及和谐的工作条件和工作环境，而公务员法所规定的奖励并不是公务员的核心需求，激励效果并不明显。所以，制定配套法规，在公务员法的”其他待遇“范畴内对激励制度进行变革和完善同样是服务型政府行政改革的着力点。
三、服务型政府模式下的公务员制度重构
笔者认为构建服务型政府，公务员制度必须重构，重构的出发点是打造公务员职业化体系，公务员职业化体系的再造策略应该是构建基于战略性人力资源管理的公务员体系。中国公务员管理制度不断深化改革和向战略性人力资源管理靠拢的关键在于如何使公务员职业化并构建有效的公务员职业化体系。公务员职业化体系是基于战略性人力资源管理理念，以公务员能力素质模型为基础，以人力资源管理核心流程为横向体系的整合系统框架。
(一)以提升公务员能力素质模型为核心的公务员职业化纵向体系的重构
公务员职业化体系的纵向体系是构建公务员的能力素质模型，这是公务员职业化体系的基石，成熟有效的公务员能力素质模型应当成为人力资源管理横向体系的核心，贯穿公务员管理的流程。公务员能力素质模型应该由公务员职业素养、职业行为和职业技能构成。职业化素养更多的体现在公务员的自律上，政府主要帮助公务员在良好的氛围下逐渐形成良好的职业化素养； 职业行为更多的体现在遵守政府等公共事业部门的行为规范。在职业素养和职业行为的构建中，尤其要在公务员队伍倡导”为顾客服务、对顾客负责“的服务型政府理念，改变传统上政府的权威心态和政府为尊的状况，真正在公务员中树立”官为民“、”以民为本“的民主行政精神，培养”一切为顾客着想、一切为顾客服务“的新型组织文化。
职业技能是公务员对工作的一种胜任能力，一是职业资质和资格认证，二是职业通用管理能
力。在服务型政府的构建中，尤为重要的是研究适合中国当前现状特征的服务标准体系，这些标准体系构成了公务员在服务型政府中应该具备的基本职业技能。澳大利亚政府在服务型政府构建中就制定了”顾客服务标准“，该标准以七项主要原则构建而成：(1)了解顾客所在(Know YourCustomer Base)；(2)善待顾客(Customer FriendlyStaff)；(3)以顾客为导向的服务场所的构建(Customer-focused Public Contact Area)；(4)综合的申诉处理流程(Comprehensive Complaints Handling Process)；(5)顾客价值绩效评估(Customer ValuePerformance Measures and Targets)；(6)电话与现场办理技巧(Telephone and Counter Techniques)；(7)持续改善。除此之外，国际标准化组织(International Standardization Organization，ISO)所制定的国际服务或者环境质量标准也可以作为行政机关推动服务管理的方向[4]。
(二)以录用、培训和激励考核为核心的公务员职业化横向体系的重构
按照人力资源管理流程的观点，笔者将公务员职业化的纵向体系归纳为三个流程式的模块：公务员职业化的录用和配置机制、公务员职业化的培训机制和公务员职业化的激励和考核机制。首先，在公务员录用和配置上，笔者认为加强公务员考试录用制度的科学化建设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在落实公务员职业化上，但这种方法更多意义上是从制度和细节层面加以考虑，公务员要走职业化道路的必要条件是结合公务员职业化的纵向体系，结合公务员的职业素质模型和能力要求模型构建新型的考试录用举措和方法。其次，公务员培训机制构建应该在贯彻落实新公共管理理念的同时，把公务员培训提到重要位置加以认真思考并积极付诸实践。以公务员能力素质模型为基础，设置有效的培训方式和培训内容，设置针对性的培训体系将是构建公务员职业化体系的重要步骤。最后，从公务员激励和考核机制构建看，激励和考核机制成为识别和保障公务员职业化的重要手段。在我国公务员管理中，激励机制主要通过奖惩、考核、职务升降、在职培训、工资、聘用、竞争、辞退等环节来实现，并与公务员保障机制、竞争机制、更新机制和防腐机制紧密相连，密不可分。通过更加有效的绩效管理制度来保证服务型政府建设中公务员实际服务绩效。
注释
[1] 关于各种模式的详细说明可以参考： 中国行政管理学会课题组： 《服务型政府是我国行政改革的目标选择》，〔北京〕《中国行政管理》，2005 年第4 期。
[2] 行政服务中心这种管理模式最早起源于英国的”一站式“(one-shopstation)服务，所谓”一站式“服务就是让公民在政府机关办理有关事务时，只要在一个机关或窗口申请，就能完成所有的程序，获得所需的全部服务，无需奔走于众多的机关或窗口之间。撒切尔夫人上台后，为了改变传统官僚制带来的机构规模膨胀、人浮于事、效率低下、部门利益倾向严重等弊端，竭力推行行政改革，在行政机关实行一站式服务。
[3] 为了研究需要，笔者于2006 年对江苏省公务员展开了问卷调查。调查以江苏省内的行政机关为调查对象，展开问卷调查，共回收调查问卷141 份，涉及江苏省交通厅、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江苏省高院、相关高校领导等多个部门，样本具有一定代表性。以下调查数据同此说明。
[4] 根据笔者的了解，国内尚未有机构以ISO 标准作为行政服务标准，ISO 标准在国内主要以运用到企业为主。而国外如英国、美国等政府都已经开始运用该标准作为行政服务的标准。
第二篇：我国公务员制度的缺陷与改进
我国公务员制度的缺陷与改进
摘要：公务员制度中存在两方面的问题：一类是制度设计方面的问题，如党政不分、考核标准不当；另一类是制度实施中的问题，如滥发福利、选任问题。本文将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来简单分析我国公务员制度的不足，并提出若干改进措施。
关键词：公务员制度 缺陷 改进
目前在公务员制度中存在的问题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制度本身所存在的问题，可称之为“制度设计缺陷”；另一类是制度和政策在具体实施中所产生的问题，可称之为“制度实施缺陷”。其中，制度设计缺陷多涉及一些基础、核心的问题，改革起来难度较大，而制度实施缺陷相对来说改革起来则较为容易。
一、制度设计缺陷
1、党政不分，行政政治化。我国《公务员法》第四条规定，“公务员制度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贯彻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贯彻中国共产党的干部路线和方针，坚持党管干部原则”。由这条规定可以看出，同大多数西方民主国家不同，我国的公务员队伍是牢牢控制在中国共产党的手中的，这显然同我国的国情是相适应的。然而，这种政治过多渗透到行政中的现象，无疑会阻碍行政工作有效性的发挥。首先，这种体制容易使人们过多的关注公务员的政治面貌，而相对忽视其具体工作绩效。由于行政关注的是国家意志的执行，因此在行政中存在很多技术性的工作，如统计、会计、宣传等。正如古德诺在《政治与行政》中所说“„„行政中很大一部分是与政治无联系的；所以，即使不能全部，也应该在很大程度上把它从政治团体的控制下解放出来。”①然而，政治化的行政弱化了上述这些技术性职能，这会直接带来政府工作的低效率，限制了政府职能的发挥。其次，组织中的党政不分极易造成多头领导，同时还会造成政府组织机构膨胀、人员冗杂，影响组织发展和组织工作效率的提高。最后，党政一体，行政政治化常常使政治权力和行政权力不分，在有些情况下会造成权力的过度集中，从而削弱了下级工作的积极性。
2、考核标准存在问题。《公务员法》第三十三条规定，“对公务员的考核，按照管理权限，全面考核公务员的德、能、勤、绩、廉，重点考核工作实绩。”不可否认，将道德品质作为考核一个公务人员的标准，是同我国的历史传统一脉相承的，然而，道德具有很高的抽象性和模糊性，在现实中难以客观、公正地进行评判，因此在大多数情况下，人们索性忽略对道德的评估，而将重点放在绩效上。同时，“廉”作为“德”的一个表现，相比之下具体 ① 古德诺.政治与行政[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56 很多，更容易作为一个指标参与到评估中来，对于政府工作人员来说也更为重要，因此应加以突出。最后，政府无论如何改革，都应将绩效放在首位，重点考察公务员的实际工作成绩，即“能”，而由于“技”和“能”常常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技”是“能”的基础，“能”是“技”的表现，因此无需将“技”单独拿出。综上所述，我认为政府对公务员的考核标准应当为“能、廉、勤、德”。这当然不仅仅是顺序的简单改变，而是对各个标准的重视程度的变化和可操作性认识的变化。
3、任期问题。《公务员法》第三十九条规定，“„„任期届满不再连任„„”。对于任期和连任问题，向来是一个两难抉择：任期过长、允许连任容易产生官僚作风，加大了政府部门改革的难度；任期过短，不许连任则会使官员目光短浅、关注短期利益。例如，在全国各地，特别是市县政府，所频频出现的各种“面子工程”，都是由于官员想在在较短的任期内尽量做出一些效果显著的工作，以增加自己晋升的砝码，然而对于地区来说，这显然是不利于其长远发展的。
4、公务员离职后的工作问题。《公务员法》第一百零二条规定，“公务员辞去公职或者退休的„„不得到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企业或其他盈利性组织任职，不得从事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盈利性活动。“之所以这样规定，是为了防止公务员离职后利用同原政府部门的关系进行寻租活动，从而避免不正当竞争，维护市场秩序。不过，这一条规定会在一定程度上阻碍政府的改革。在《改革政府》一书中，作者提出了一种解决因政府改革而造成的失业问题的方法，即由政府与相关私营组织签订协议，由私营部门接收政府中多余的雇员。很显然，由于《公务员法》的规定，这种做法在中国很难施行，于是失业问题一直困扰着中国的改革者，从而阻碍了中国政府部门的改革。
二、制度实施缺陷
1、福利问题。《公务员法》第十三条规定公务员有“获得工资报酬、享受福利、保险待遇”的权利。其中，“福利”一词所指代的内容十分不明确。而在实际生活中，一些政府部门常常利用这一规定的疏漏，给下属人员变相发放各种福利，其中很多明显超出了正常的水平，这为政府部门的腐败和政府经费的滥用提供了温床。
2、选任制中的选举问题。《公务员法》第三十八条规定，“公务员职务试行选任制和委任制”。由于我国民主制度还不健全，党政不分的现象比较突出，因此选任制能否真正发挥作用、经选举的关于是否能代表选民的利益还有待观察。在很多情况下，选任制常常空有其名，仅是形式上的程序，甚至直接被委任制所取代。
3、回避问题。《公务员法》第六十八条规定了有关回避制度的问题：“公务员直接有夫妻关系、直系血亲关系、三代以内的旁系血亲关系以及近姻亲关系的”，应当予以回避。然而在现实中，违反这一规定或打擦边球的情况数见不鲜，特别是在公务员的录用中，常常出现“权力继承”的现象，不仅不利于公平、公正，而且严重损害了公共利益。
三、改进措施
1、正确区分政治事务与行政事务。党政不分的弊端是显而易见的，要解决这一问题，可借鉴西方的政务官与事务官制度。这并非是要动摇党的领导，而是要分清政治与行政的界限。由于我国目前行政集权的程度较高，因此仅加强对组织中较高级领导的政治控制就以为着整个组织都在政治的控制之下，而无须担心由于放松对底层公务员的组织控制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不过，我们不应照搬西方的行政制度，应有计划地、逐步地分化出政务官和事务官。
2、完善考核标准。如前所述，应加强指标的可操作性，加强对具体绩效的考核。从而完善对公务员的奖惩机制，提高其工作绩效。
3、加强对《公务员法》执行情况的监督，从而保障其贯彻落实。要注意完善对违法行为的惩戒制度，促进公务员法的司法化，而非仅作为组织纲领。例如在福利问题上，应严格规定福利的种类、范围等，并加强司法、监督部门对政府的监督，避免个别政府官员利用福利发放变相肆意挥霍公共资金。
4、《公务员法》的修订与执行应同我国政府的改革向适应。作为公务员制度中起基础性作用的一部法律，《公务员法》应当为我国政府的改革指明方向，或是为政府的改革扫清障碍，而不是滞后于政府的改革。—— 参考文献：
[1]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Z].2005-04-27 [1]古德诺.政治与行政[M].王元,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 [1]奥斯本,盖布勒.改革政府：企业家精神如何改革着公共部门[M].周敦仁,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
第三篇：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反思与重构1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反思与重构
1性是相对的，附带民事诉讼在程序上还要受到民事诉讼法的许多规定制约，如诉讼原则、强制措施、诉讼证据、先行给付、诉讼保全、调解、和解、撤诉、反诉等。从这点上说，附带民事诉讼独立性是主要的，从属性是次要的。两大法系国家在程序设计上，就从不同角度以不同方式强调突出了这种独立性。由于附带民事诉讼仅在程
序上具有“有限”的从属性，所以如果我们不把这一诉讼放在刑事诉讼中一并解决，而是置于单独的民事诉讼程序时，它便是一种不折不扣的民事诉讼，与其他民事诉讼并无任何区别。在制度设计上，我们必须认清这一点。唯此，才能消除制度设计上的许多困惑、矛盾和混乱。
三、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之重构
附带民事诉讼既然本质上是一种民事诉讼，那么将其从刑事诉讼中分离出去，归并到民事诉讼中，还其本来面目，则是一种最理想的选择。关于附带民事诉讼制度，英美法系国家始终没有设立，日本是“从有到无”，德国是“从无到有”再到实践中的“无”，均说明了这一点。这样做至少有以下意义：首先，有利于确立不同诉讼的证明规则。虽然民事诉讼的认定事实与刑事诉讼的认定事实基本一致，但是二者在证明对象、举证责任、认证规则、证明要求上均有较大的差异，故刑事诉讼证明不能代替民事诉讼证据的收集和判断。将民事诉讼与刑事诉讼彻底分开审理，有利于不同诉讼证据规则的确立和推行。其次，有利于推行对抗式庭审程序，保障私权救济目标的实现。现代刑事审判方式是控辩对抗，法官居中裁判，体现法庭的庄重和肃穆。现代民事审判的理念则是贴近社会，亲近民众，使程序和审判行为能为大众所理解，强调民事纠纷的和平解决。在附带民事诉讼中，被害人加入公诉一方控诉犯罪人，不但增加了诉讼结构的倾斜和失衡，而且因附带的民事诉讼缺乏民事诉讼救济的专业性和周到性使被害人难以得到公正的赔偿。再次，有利于克服以罚代刑现象。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被告人愿意赔偿与否、赔偿态度好坏、赔偿数额多少成为法官对其量刑予以考虑的一个重要情节。如果被告人或其亲属能在法官刑事判决作出之前筹集到足够的赔偿金，则往往被视为有悔罪表现，甚至可能适用缓刑。这种做法使民事责任与刑事责任相互吸收，强化了“打了不罚，罚了不打”的错误观念。如果民事诉讼与刑事诉讼彻底分开，分别由不同的审判组织按不同的程序处理，则必将避免上述现象的重演。第四，有利于法官走精英化道路。精英化法官的特征之一是专业娴熟，而专业娴熟必须建立在分工精细的基础上。在当今各门法律浩繁的情况下，任何国家的法官都很难成为既是刑事审判的专家，又是民事审判的能手，专业分工已是一种既定的趋势。就我国刑事法官的现有素质而言，其对刑事案件的定性和量刑问题十分富有经验，但对民事审判工作却知之不多，普遍感到不适应，造成处理上的厌烦和草率，久而久之，对建立一支高素质的法官队伍相当不利。最后，有利于民事法律特有规定的适用。如被害人提起民事赔偿的诉讼时效，是适用《刑法》的追诉时效，还是适用《民法通则》规定的时效，一直是个争论不休的问题。如果民事诉讼单独提起，单独审理，则这一矛盾自然不复存在。又如财产保全措施，在公诉机关将刑事案件向法院提起公诉之前，民事赔偿问题只能由侦查、公诉机关进行不规范的调解，还不能由法院处理，自然也就不可能适用财产保全措施。但在这段期间，犯罪嫌疑人的亲属可能转移其个人财产，这对保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是不利的。
但就我国目前状况而言，照搬英美法系国家的做法，完全取消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条件并不成熟。因为，附带民事诉讼制度通过诉的合并审理，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提高人民法院审判效率，迅速地解决争议，以抚慰被害人。特别是附带民事诉讼不收取诉讼费，这对由于经济状况拮据的被害人来说，能便利其起诉，依法维护自己的权益。我国刑事法庭审理有关人身伤害引起损害赔偿的简单的附带民事诉讼案件已经有相当多的经验，这些经验也不应简单地否定。因此，重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时，总体思路是：缩小附带民事诉讼审理刑事犯罪行为产生的民事赔偿案件范围，鼓励刑事被害人或近亲属提起独立的民事诉讼，协调两大诉讼交叉时在适用上的关系，完善民事权利的司法救济途径。具体应在以下几个方面作出完善：
1、赋予当事人程序选择权。应当确定刑事与民事诉讼发生交叉时民事诉讼的独立地位，规定凡因犯罪行为所引起的民事赔偿请求，均可以在刑事诉讼中附带提出，也可以在刑事案件审结后，向民庭另行提起民事诉讼（须未超过民法规定的诉讼时效），还可以在刑事案件未立案时向民庭单独提出（如果后来刑事案件又立案，则在刑事判决结果作出前，民事案件应中止诉讼，以防止因对犯罪事实的认定方面差异而作出相互矛盾的判决）。总之，应树立民事诉讼不必然为刑事诉讼所附带的观念，是否以附带方式一并解决刑事责任和民事责任，由当事人自主选择。当事人一旦作出选择，则原则上不得反悔，案
第四篇：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设计缺陷及重构之设想
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设计缺陷
及重构之设想(1)[内容提要]由于受“重刑轻民”传统法治思想的影响，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设计存在较大缺陷及不合理之处，与现代司法理念的基本要求相冲突，在司法实践中缺乏合理性和可操作性，不利于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当事人合法权益的保护。随着司法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和现代司法理念的不断发展，有必要适时地对这一程序制度进行修改，使之具有科学性、合理性和可操作性，充分体现诉讼效益原则和诉讼经济原则，实现刑事审判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笔者从我国的司法现状出发，以全新的视角分析现行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与现代司法理念之冲突，制度设计之缺陷及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合理借鉴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相关制度的设计理念，提出了构造符合我国国情和司法实践现状的，便于操作执行的刑事损害赔偿制度。
[关键词]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理念冲突实践困境选择模式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是刑事诉讼法学的边缘问题，也是司法实践中多年的难点问题。由于缺乏系统深入的研究，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研讨大多停留在协调、完善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层面上。我国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在理论及司法实践中都存在着较大的缺陷及冲突，就此笔者从建立现代司法理念的角度，汲取两大法系的精髓，提出重构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之设想。希望能抛砖引玉，推动诉讼制度研究的深入发展。
一、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与现代司法理念的冲突
（一）理论上的冲突
与世界贸易组织规则要求实行平等保护和全面赔偿原则相适应，现代司法理念的基本要求是程序的公正化和诉讼的民主化。而现行附带民事诉讼制度实行的实际效果与上述要求相差甚远。特别是该制度设计中对适用民事法律的不完整，割裂了民事法律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法律适用的统一性。进入民事程序与进入刑事附带民事程序因适用法律不同，其结果大相径庭。更有甚者，同一侵权事实构成犯罪的附带民事赔偿会比不构成犯罪的民事赔偿要少得多。这与世界贸易组织规则中要求的法治统一、非歧视性、透明度、公正司法原则不相适应。从根本上讲，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背离了现代诉讼的民主价值和公正价值。
由于我国附带民事诉讼制度在设计上过于简单、笼统，缺乏科学性、合理性，实践中可操作性差，并形成了各种不同的理论观点。如在性质上就有“混合诉讼说”、“特殊的民事诉讼说”、“民事诉讼说”等观点。有将刑、民二种责任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统一处理与将刑、民二种性质不同的责任分开处理更为公正的争议；在赔偿责任方面，有直接损失赔偿原则与间接损失（包括精神损害）赔偿原则的争论；在附带民事诉讼当事人范围中，有对于并非为已死亡被害人的近亲属，而为被害人承担丧葬费、医疗费、护理费等费用的人是否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争论；有善意取得人被追赃后能否向被告人提出赔偿，能否作为第三人参与附带民事诉讼的争论；有已死亡的被害人的亲属或继承人谁为附带民事诉讼原告问题的争议；有共同侵害人中没有被刑事起诉到法院追究其刑事责任，但能否成为附带民事诉讼被告的争论；有刑事案件的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在诉讼过程中死亡，刑事案件的被害人应向谁提出附带民事诉讼的争论；有成年被告人的亲属自愿代为承担赔偿责任能否成为附带民事诉讼被告的争论；有在逃的同案犯的附带民事诉讼案件应采取何种方式处理的不同论点及追诉时效上的争议等等。理论上的争论各有所长，但均不能正确、全面论述清楚，并较好地在实践中适用。近几年来附带民事诉讼愈想规范操作，产生的冲突反而愈多，离现代司法理念愈远，该制度所暴露出来的弊端愈明显，理论与实践的背离愈难以弥合。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立法的价值取向在很大程度上违背了现代司法理念的内在要求，破坏了诉讼价值原则。
（二）与庭审方式改革的冲突
美国法学家达马斯卡讲过：“对抗制审判是理论上处于平等地位的对立双方在有权决定争端裁决结果的法庭面前所进行的争斗。”随着现代诉讼理念的不断扩展，理论界、司法界逐渐认识到传统刑事审判方式所存在的问题。1996年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在借鉴英美法系对抗式审判方式的基础上，对传统的刑事审判制度进行了较大的改革，基本上确立了控辩式对抗的格局，但附带民事诉讼没有任何改进，只有与1979年刑诉法一样的规定。虽然最高人民法院颁布了一系列司法解释，试图规范附带民事诉讼，但由于该制度本身存在难以克服的内在冲突，使附带民事诉讼的审理过程仍然是在走纠问式审判的老路，使本来就不平衡的控辩双方由于被害人或民事原告的加入而更加不平衡，力量对比严重倾斜。法官在审理中还要站在原告一方，借刑罚的威慑力讯问民事被告，甚至以加重刑罚恫吓被告赔偿原告损失。在如此高压态势下，被告人在法庭上几无反驳能力，更无法行使其民事权利。民法上的平等、反诉、过错责任等制度和原则想在刑事法庭上实行基本不可能。抗辩式实行起来异常艰难，固然有制度配套不健全的原因，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审理方式难以使法官保持中立，而是使法官与被告处于直接对抗地位，使法官往往以主导者的身份去参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这与现代刑事诉讼理念要求控辩双方当事人在诉讼中的地位完全平等，双方参与的充分性、法官的中立性及程序的公正性理念是不相吻合的。双方因地位而造成的不平等和权利的不对等带来诉讼过程不公正，即使结果公正，仍不能称为理想的诉讼模式。
此外，XX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联合下发《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公诉案件的若干意见》，目的是为推动司法部门尽可能多地适用简易程序，但由于简易程序规定的审结期限仅为20天，而绝大多数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的民事部分在这一期限内难以完成，故实践中很少适用简易程序进行审理。据该文件起草人统计，基层法院适用简易程序的整体数量少，全国不到20%，而在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中，超过审限的主要是刑事附带民事案件。可见，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对简易程序的冲击是巨大的。
（三）与沉默权的冲突
现代意义的沉默权是1966年美国著名的米兰达强奸案确立的“米兰达忠告”。即犯罪嫌疑人有权拒绝提供可能用来自我控罪的证据，只有犯罪嫌疑人明白地并且理智地放弃这些权利后，才可以对其进行审讯，如果没有进行预先的忠告就讯问，那么犯罪嫌疑人作出的任何陈述都不能接受为证据。虽然1996年我国修订刑事诉讼法的过程中，立法者未采纳赋予犯罪嫌疑人沉默权的主张，但随着1998年我国政府对《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的国际公约》的签署，沉默权迟早会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中得到反映。这是大势所趋，因为它与无罪推定、辩护制度、举证责任、程序价值、人权保障等现代诉讼司法理念相互依存，是刑事诉讼制度全面进步与文明的标志之一。我国刑事诉讼的现状迫切需要沉默权的实施，仅有无罪推定是远远不够的，要杜绝冤假错案的发生必须实行沉默权。然而沉默权制度的确立与我国现行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会产生冲突。如在刑事附带民事案件的开庭审理中，被告人在刑事部分行使沉默权，而在接下来的民事部分审理中，被告人仍然行使沉默权则会给自己带来不利后果。因为民事诉讼的证据规则是优势证据原则，被告人沉默意味着认可原告人的主张，民事部分就会败诉。反推民事部分的证据确定是不是又会影响到刑事部分的证据认定呢？如果被告在民事诉讼中抗辩，放弃沉默，则必然要对事实陈述，对证据抗辩，这又是对刑事部分实行的沉默权自我否定。要在我国建立沉默权制度，就有必要改革现行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以实现保障人权的价值目标，这也是现代司法理念的内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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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试析税务干部廉洁自律问题与制度重构
试析税务干部廉洁自律问题与制度重构
税务干部队伍作为党和政府联系广大企业、单位、经营户桥梁重要组成部分，不仅是领导决策参谋和做好税收工作措施具体执行者，也是义乌加快国际性商贸城市建设步伐中坚力量；税务干部是否廉洁自律，直接影响党群干群税企关系改善，直接关系党和政府形象，直接决定各项税收征收、管理、评估、结算、稽查工作好坏。当前义乌市正处于全面贯彻中共“十七大”精神和深入持久开展“作风建设年”活动关键时期，全市经济社会发展正面临着崭新发展机遇，但长期以来我们反腐倡廉体系往往对部门领导层较为关注而相对忽视了税务干部这一特殊权力群体；由于新旧体制接轨、思想观念碰撞、利益格局调整、法制盲点较多，处于新形势下税务干部在廉洁自律方面出现了一些群众和广大纳税人关注热点问题，个别甚至因为违纪违法走向了腐败深渊。正确分析税务干部队伍廉洁自律现状，采取有效措施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税务干部廉洁自律工作，已成为当前 “解放思想、创业创新”大讨论中义乌深入开展反腐倡廉活动一个十分重要课题；也成为义乌市税务系统创建党风廉政不违纪、税收执法不渎职、工作生活无事故、财政收入零差错目标一个十分重要抓手。
一、当前税务干部廉洁自律存在问题与表现
税务干部廉洁自律，是指义乌市国家税务局、地方税务局系统及其下属单位干部按照党和国家有关廉洁从政规定和税务纪律要求，正确行使权力，做到清正廉洁、克己奉公、聚财为国、执法为民。新形势下无疑对义乌市税务干部队伍具有一定消极影响，从政治表现上分析，部分税务干部不能正确认识社会关系新变化；从经济层面上分析，部分税务干部过分注重经济利益；从道德水准上分析，部分税务干部职业道德有所滑坡，这些因素综合诱发了税务干部不廉洁行为，导致了税务干部违纪违法案件时有发生。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自律意识弱化。不同程度地透露出三个问题：一是精神生活消极化。一部分税务干部思想意识修养不高、党性不强、要求不严，没有远大理想和抱负，沉溺于歌厅舞厅美发厅，幻想家里红旗不倒、外面彩旗飘飘；二是物质生活奢侈化。个别税务干部丧失了艰苦奋斗作风，沉迷于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不讲贡献比奖金；不讲工作比待遇；不讲成绩比享受，十分热衷于弄房子、换位子、跑路子、捞票子、坐车子、安排孩子；三是社会交往庸俗化。极个别税务干部信奉实用主义，对上一套、对下一套，讲哥们义气，搞裙带关系；在社会上和广大纳税户中已引起强烈地反响。
2、权力意识膨胀。一些税务干部经不起社会不良思想冲击，把人民赋予权力当作谋取私利工具，在这种思想支配下，一些人拿着人民俸禄，却不愿为人民和广大纳税人好好办事，而是利用手中权力，挖空心思谋私利，在组织人事上把权力变成筹码，在税收管理上把权力变成商品，在意识形态上把权力变成获取名利条件，在生活作风上把权力变成捞取财物和谋取美色桥梁，在税务征管查过程中和工作交往上把权力变成吃喝玩乐挥霍浪费机会；已自觉不自觉地把自己是一个人民税务干部和国家公务员这一神圣称号抛之于九霄云外而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3、责任意识淡化。市场经济等价交换原则，强烈地冲击了传统等级特权、不劳而获思想，赋予了人们平等、自由、按劳分配等观念；但与此同时，等价交换经济原则也不同程度地渗透到了人们社会政治生活领域，一些税务干部把党和人民交给自己光荣权力，变成了等价交换商业筹码，凡事先讲报酬，后讲责任，不讲奉献，只讲索取，对工作斤斤计较，拈轻怕重，义务和责任意识淡化，为人民服务宗旨观念在滑坡；一部分税务干部在现任位臵上任职时间较长，随着年纪增长，官本位思想严重，管辖区变成了私天下，在工作上得过且过，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甚至做了和尚还蛮撞乱撞钟；因而导致了在自己分管辖区内漏征漏管户、淡化责任、疏于管理等不良现象频频发生。
二、税务干部产生不廉行为成因探究
从上述税务干部廉洁自律存在问题与表现分析，尤其在当前新形势下税务干部廉洁自律方面出现种种问题现象，是主观因素和客观条件复合交织作用结果。具体地分析起来说也不外乎以下三个方面原因：
1、从机制性根源分析。主要有三个不到位：一是权力监督机制不到位。由于国地税机构分设和征管体制改革现在税务干部全部都集中在城里一幢大楼内办公，现有监督机制缺乏系统性、程序性、有效性，存在着上级不能监督、同级不便监督、下级不敢监督、群众无法监督等问题现状，一些税务干部岗位专业性强，任职年限较长，既有决策权又有执行权，权力过于集中，而内部缺乏制约机制，外部又难以监督管理；二是廉洁自律工作不到位。纪检监察机关内部工作机制、力量分布不均衡，抓廉洁自律工作力量相对薄弱，造成落实税务干部廉洁自律各项工作任务时力不从心，整体工作合力发挥不够，特别是对税务干部八小时之外生活圈、社交圈缺乏有效办法和手段进行监督，同时廉洁自律工作还没有形成一整套客观、公正、可靠评价体系，导致廉洁自律工作抓与不抓、抓多与抓少和深层次抓与表面上抓一个样局面；三是惩治腐败力度不到位。不少人论证过腐败产生原因＝机会＋激励因素－惩罚程度这一方程式，可见惩处与腐败是成反比，目前腐败成本低、利润高、没有形成足够威慑力，特别是查处违反廉洁自律规定案件所需要组织协调机制和工作程序规定不完善，使一些原本在萌芽状态时就能够解决问题得不到及时解决；另外举报率、立案率、成案率偏低也使一些不廉洁分子不能得到及时查处成为了漏网之鱼，从而在社会上默认赞同笑廉不笑贪、笑贫不笑娼思想意识误区也大有人在。
2、从思想性根源分析。无数事实已充分地证明，千腐败、万腐败，都是思想先腐败。导致税务干部行为不廉洁主观原因在于：一是宗旨观念淡化。没有认真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胡锦涛总书记大力倡导“八荣八耻”社会主义荣辱观，忘记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脱离群众，脱离实际，不与广大纳税人打成一片，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盛行；二是社会不良风气污染。在封建残余思想影响和西方腐朽生活方式诱惑下，少数税务干部耳濡目染，经不住洗礼，在生活态度上奉行及时作乐，在生活方式上贪图享受，在生活追求上寻求刺激；三是现代道德观念冲击。旧权威和道德逐步退出，而新道德体系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形成一种道德真空，人们不得不在各种思潮中进行选择和判断；在外部约束不够、内部价值标准未定位情况下，道德基础摇摆不定、精神亏损、思想混乱，容易出现税务干部非规范性行为；四是贫富不均两极分化带来了心态不平。从义乌市社会收入分配水平来看，税务干部收入还处于中下水平，他们与做生意老板一比较，会产生心态失衡，存在谁廉洁谁吃亏错误认识，不能正确看待清贫，不能正确看待名利，对其不廉洁行为动机产生了负面激励作用；从而也使税务干部产生了生活无盼头、工作无奔头、目标无热情和征管积极性不高等状况。
3、从知识性根源分析。归纳起来有三个偏差：一是政治理论贫乏导致觉悟上发生偏差。一些税务干部忙于业务工作，忽视政治理论系统学习，放松了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改造，理想信念随之动摇，导致理想与实际脱节，思想与行为脱节；二是现代知识缺乏导致思想上发生偏差。一些税务干部学习方法、学习目标和学习态度不够明确，把学习当成时髦、当成负担、当成门面，被动应付，不及时吸取和更新知识，一些人甚至搞弄虚作假行为，贩卖假文凭、假学历现象时有发生；三是法制意识困乏导致行为上发生偏差。一些税务干部由于知识水平偏低，平时又不注重学习，对一些新生税收法律法规、修改制订规章制度不熟悉、不了解，对国家税收法律定义和界限较为模糊，往往深陷囹圄才感到后悔；有些年龄偏大税务干部特别是50周岁以上这一大群体认为自己计算机应用等方面不能与年青人去比，现在到了这段年纪人只要能够混得过去就行，何必还要那么地认真呢？因此也导致了整个税务系统目前知识结构存在着参差不齐现象。
三、进一步加强税务干部廉洁自律制度重构
税务干部廉洁自律成效如何，已逐步成为社会各界评判、看待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重要指标，成为加强和改进党风政风建设全局性问题。当然加强税务干部廉洁自律工作是一项长期而艰巨任务，应立足本职、着眼长远，在强化税务干部廉洁自律意识同时综合提升税务干部廉洁自律素质，实现由知到行、知行结合转变；由低到高、高低结合转变；由内到外、内外结合转变，达到自律与他律综合协调运作，以适应义乌建设国际性商贸城市需要和打造一支思想坚定、政治可靠、作风优良、技术过硬、领导满意、组织信赖、社会公认税务干部队伍目标为出发点和归宿。当前在进一步加强税务干部廉洁自律制度重构上主要应有三个新突破：
1、进一步健全完善税务干部廉洁自律制度体系。重点突出在四个方面去建立和完善保障机制：⑴教育培训机制。理想动摇是最危险动摇，信念危机是最致命危机；作风上清廉来源于思想上清醒，政治上坚强取决于理论上坚定；一些税务干部之所以腐败堕落，一个很重要原因就是不求新知、不思进取，放松了世界观改造。因此各级党政组织应以税务干部为重点完善教育培训制度，努力做到三个转变：一是由单一型教育培训向复合型教育培训转变；二是由松散零星式教育培训向完善系统式教育培训转变；三是由被动性教育培训向主动性教育培训转变。当前首要任务是应大力加强税务干部从政道德教育，古人云修德以正身、修其身才能治其国，说明税务干部道德品质是第一位，不廉洁行为首先是一种不道德行为，干部道德品质低劣必然会发生不廉洁行为。所以一方面应通过开展一系列示范教育和警示教育活动，大力开展以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和聚财为国、规范执法为主题从政道德教育，增强税务干部勤政廉政优政意识，树立高尚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奉行正确权力观、地位观和利益观，把高尚思想觉悟转化为理性、科学、严格自律标准，筑牢拒腐防变思想道德防线；另一方面应探索建立由纪委、组织、宣传、党校等单位组成教育培训工作领导小组，负责对全市税务干部教育培训，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干部廉洁自律纳入培训计划，按分层分阶段加以轮训，并推行述学、评学、考学制度，把理论学习情况纳入税务干部考核和述职述廉重要内容，以作为选拔任用后备干部、市管领导干部重要依据。⑵交流竞争机制。从目前我市发生一些税务干部违纪违法案件来看，税务干部长期不进行轮岗交流，是案件频发重要原因之一。因此从现在起可着手考虑分期分批采取以下四项新举措：一是加快完善税务干部轮岗交流制度。改变一些重要岗位以专业知识强、工作要保持连续性为由长期不进行交流局面；对一些财权、物权、人事权、行政审批权和税收执法权较大而又比较集中岗位，必须采取内部交流与外部交流相结合方式，按有关规定在任职期满后必须进行交流；二是规范税务干部公开竞争上岗制度。强化税务干部能上能下管理机制，实行选拔公开、职务公开、过程公开、结果公开、改变群众推荐为次、领导决定为主用人模式，把那些真正有能力、有水平、形象端正、作风清廉、会办事和能办成事税务干部选拔上来；三是推行税务干部谈话诫勉制度。对一些税务干部任职后，思想消沉、精神不振、政绩平平税务干部可采取谈话诫勉；对无变化、无起色应采取有力措施，进行就地免职，打破税务干部任职过长和终身制现象；四是率先在税务干部队伍中推行末位淘汰制。通过进一步总结经验、以点带面、逐步推行有效方式，对年终岗位责任制量化评比结果倒数第一名者，实行分流、强化补课和扣发一定比例奖金处理，以此推动大家在本职税收岗位上勤勤兢兢地工作。⑶考核管理机制。制定科学税务干部考核指标和管理体系，实行目标管理责任制，通过考核、任期考核、专项考核等方式，全面考核税务干部执行廉洁自律规定情况。在考核中应坚持把民主评议、民意测验、群众座谈与领导评议结合起来，准确把握人民群众和广大纳税人公认程度和领导正确评价；应建立税务干部廉政档案，实施动态管理，如实记录干部廉政情况，为税务干部考核和日常监督提供依据；结合实际制定相应廉政激励和保障机制，对在廉政方面表现突出税务干部应给予一定奖励；试行廉政公积金制度，根据税务干部廉洁从政状况及时给予兑现或剥夺。⑷监督制约机制。有效监督是税务干部能否正确行使权力、抑制腐败根本保证；监督制约机制应包括合理监督体制、综合监督功能和科学监督方法，着力从事前、事中、事后三个环节入手。事前监督主要侧重防范监控，建立一些倡导性制度法规，达到防微杜渐、防患于未然目标；事中监督主要建立限制性制度，重视关键人、关键岗位、关键部门、关键问题监督，尤其是监督好关键人行使决策权、用人权、用钱权、征收权过程；事后监督主要制定惩戒性制度，形成一套法制完备、纪律严明惩戒措施，坚决查处以税谋私、权钱交易等违纪违法案件。从我市税务系统队伍大人员多成份复杂等实际着手做好五篇文章：一是切实落实税务干部一岗双责。在抓好征管业务工作同时切实加强对税务干部思想政治、纪律作风、廉洁自律教育监督与管理；二是依靠有关职能组织进行实时监控。充分发挥机关、镇街和内部纪检监察组织职能，对税务干部提拔任用、政绩考核实行党风廉政一票否决制；三是建立税务干部述职述廉制度。每年专题召开税务干部述职述廉报告会议，扩大评议面，强化对税务干部经常性监督；四是建立和完善对税务干部权力制约机制。机关科室行政管理职能必须与所属企业、中介机构脱钩，避免职能交叉重叠；科室不设二级财务，有资金划拔权应建立起调查和审批分离制度；重大问题必须提交党委、党组集体研究决定；五是实施税务干部任职离职经济责任审计制度。实行科务、室务公开，强化对专项资金、资产管理监督，提高透明度；从而使税务干部所有经手或从事征、管、查业务活动全部在阳光下公开操作。
2、进一步健全完善税务干部廉洁自律工作机制。坚持党委或党组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纪委组织协调、部门各负其职、依靠群众支持和参与反腐败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形成促进税务干部廉洁自律整体合力。在运作中必须把握好四个关键环节：一是领导环节。党委或党组统一领导是卓有成效地加强税务干部廉洁自律关键，只有党委或党组领导坚强有力，统一制定严格管理、严格教育、严格检查规章制度，税务干部廉洁自律工作才能有统一步调、统一标准、统一管理、统一行动；将税务干部廉洁自律工作列入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考核内容，所有税务干部切实履行一岗双责，每年通过述职述廉和责任制考核对各单位税务干部廉洁自律工作进行检查；二是协调环节。把税务干部廉洁自律工作与领导干部廉洁自律工作一并纳入反腐败三项格局之中，作为纪检监察机关日常性工作，围绕其重新调整有关职责划分和人员配备，强化宣传教育、建章立制、监督检查、惩治查处等环节之间联系与配合，形成纪检监察机关内部抓好税务干部廉洁自律工作整体合力；三是配合环节。税务干部廉洁自律涉及多个方面，必须按照谁主管、谁负责和谁过错、追究谁原则，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各级各部门在抓好本单位税务干部廉洁自律工作同时，必须切实抓好反腐倡廉各项工作任务落实，形成税务干部廉洁自律良好社会环境和工作环境；四是参与环节。税务干部是否廉洁自律，广大群众和纳税户十分关注，抓廉洁自律工作离不开群众与广大纳税人参与和支持，充分发动群众，运用多种形式教育群众和广大纳税人与不廉洁行为作斗争；畅通信息渠道，提高发现苗头性、倾向性问题预警能力；探索有效途径，发挥社区、家庭、学校作用，加强对税务干部八小时之外生活圈、社交圈监督；从而真正实现税务干部工作业务活动到哪里、纪检监察延伸监督跟踪到哪里这样一个上下互动新格局。
3、进一步健全完善税务干部廉洁自律配套措施。应以构建义乌市税务系统反腐保廉实施规划为总抓手，并以此为契机建立起不想、不敢、不能、不愿、不会发生不廉洁行为机制，从源头上构筑起税务干部廉洁自律制度保障体系。目前重点应在以下二个方面下功夫：一是积极开展职务消费货币化改革。应将以德倡廉、以薪养廉、以奉促廉与反腐保廉有机结合起来，建立既适应市场经济规则，又体现时代要求，既充分考虑个人利益，又坚持社会主义价值观奖惩激励机制；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改革福利分配方式，对税务干部通讯工具、住房、公车、医疗等福利待遇由实物化改为货币化；建立健全促进廉政勤政、符合党政机关特点收入分配方法，逐步解决不合理收入差距；以激励他们奉公守法、忠于职守，并珍惜自己职位，使他们廉洁自律不仅有良好思想基础，也基于对自身利益和待遇考虑，从而有更强内动力和更高自觉性；以创新精神，试行廉政公积金制度；只有这样，才能使全体税务干部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人人在其位谋其政、做官先做人、万事民为先；二是探索建立合理有效惩罚制度。针对情况变化，制定完善禁止性条规体系，使具体规定体现共产党执政领导最高原则和时代要求，使禁止、不准对象越来越广泛、准确，禁止范围越来越周密、全面，治理更加彻底；应提高不廉洁行为风险和成本，包括政纪、刑罚惩罚和经济惩罚等制裁手段，建立违纪人员再就业准入制度、公务员违纪情况向社会公开通报制度，加强公众和舆论监督；应加大查处税务干部不廉洁行为力度，对有令不行、有禁不止、顶风违纪应坚决纠正和查处，对那些情况严重应严肃处理以儆效尤，对税务干部中腐化堕落者必须予以公开曝光；通过加大案件查办力度和惩治力度，提高腐败成本，以营造良好社会反腐环境，从而在全体税务干部队伍中进一步构筑起一心一意干事业、聚财为国走前列、规范执法促和谐、勤征细管上品牌这样一派喜气洋洋新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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