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国机构养老模式的思考（共5篇）

第一篇：对我国机构养老模式的思考

对我国机构养老模式的思考

【摘要】我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老龄化趋势日益严峻，养老服务需求不断增加，家庭养老功能不断弱化，传统意义上的家庭养老模式已经不能满足社会发展要求，由社会承担养老责任的趋势日益彰显。然而，我国目前机构养老模式的发展还不够成熟，文章以当前存在的问题为分析视角，对机构养老模式进行初步探讨。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 机构养老 发展模式

老龄化的趋势，是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科技发达（尤其是医疗技术水平的进步和医疗条件的改善）等诸多条件综合作用下的产物。我国人口老龄化将带来一些新的矛盾和压力，对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提出新的挑战：在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社会保障制度方面，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的压力巨大；在建立满足庞大老年人群需求的养老社会服务体系方面，加快社会资源合理配置，增加养老服务设施，健全养老服务网络的压力巨大。

我国机构养老模式面临的困境

家庭规模日趋小型化，结构趋于核心化的“4-2-1”模式，使得机构养老成为一种不可缺少的养老模式选择。机构养老有别于传统意义上的居家养老，但是，从现实发展的状况来看，机构养老模式并没有完全超越传统的“居家养老”和“社会养老”模式，而仅仅是体现在养老地点的不同以及看护人员的区分。①而且，机构养老作为一种补充性的养老模式，它的发展起步较晚，基础较为薄弱，相关的法律法规不尽完善。养老机构的经营能力较弱，常年处于亏损的边缘。在实际运行过程中，由于财政投入力度有限，在机构设施上的配置较差，缺少相应的医

1疗服务条件，而且国家对于养老机构的税收优惠力度有限，导致养老机构的收费较高，养老服务水平较低，加上养老机构所处的地理位置偏僻，老年人的入住率常年在较低水平徘徊，机构的生存压力巨大。所以，养老机构往往通过压低看护人员工资福利，降低服务标准，减少服务数量的办法来缩减巨大的营业开支，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养老机构的发展，形成了一个“营业能力差—降低服务质量—入不敷出—亏损—退出养老产业”的恶性循环。

专业养老看护人员的职业地位较低，护理人才十分短缺。首先，养老机构的护理人员所享受的工资较低，大多处于2000元左右的水平；其次，工作十分辛苦，工作量很大，而且工作环境较差；第三，由于养老机构的工作属于服务业属性，是一项“伺候人”的工作，往往会对护工的心理产生一定负面影响，导致产生一定的隐形“职业心理伤害”。这些因素导致了我国养老机构的专业护理人才十分短缺，难以满足日益增长的养老服务需求。主要的问题有如下几点：第一，护理人员的绝对数量严重不足，不能应付巨大的养老需求；第二，现有的护理人员的专业护理水平较低，缺少熟练的专业护理人才；第三，养老机构对于护理人员的培训处于空白状况，对于护理人员人力资本的开发产生制约作用。机构养老的功能过于单一，不能满足老年人多元化的养老服务需求。广义上的养老服务是指一切为满足老年人特殊需要而提供产品和服务的行业总称，包括家政服务、医疗护理、保险、老年理财、老年休闲、老年用品、旅游、教育、文化、心理咨询和体育等行业。此外，湖南省第三产业领导小组办公室在专题报告《养老服务与产业发展》中提出：养老服务要包括老年食品、产品、医疗保健、保险、旅游和文化教育业等

服务。但是由于我国养老机构的发展起步较晚，基础薄弱，加之财政投入力度有限，导致了养老机构的功能单一，难以满足老年人多元化的服务需求，特别是心理、精神的服务需求，导致老年人缺少归属感。养老机构的资源利用效率低下。在现实情况中存在一个值得思考的现象：一方面我国的养老需求和养老缺口都较大；但是另一方面，养老机构的入住率却很低，往往只有50%左右，闲置状况较为严重。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服务品质较低。老年人的养老服务需求不单单存在于衣食住行这几个方面，而是有很大的外延性，要涵盖精神需要、心理健康、身心康复和社交活动等方面的需要。但是，现实中的养老机构往往在服务项目、服务水平和服务设施等方面的能力十分有限，在服务项目供给上表现为服务内容单一，服务方式简单，服务人员专业素质低，养老设施陈旧等现象。二是老年人对于传统的家庭养老观念根深蒂固，难以适应机构养老模式。调查发现，80%的老年人更加倾向于和家人住在一起，而且自评健康和养老满意度要远远高于机构养老模式。老年人对于家具有极强的留恋感，加上养老机构对于老年人的心理需要关注不足和帮助有限，而且在养老机构里生活会让老年人觉得缺少必要的亲情。三是由于养老机构处于亏本边缘，其住院收费较高，迫使有意愿入住养老机构的老年人选择其他养老方式。

养老机构的医疗配置低下，缺少疾病治疗功能模块。依据2011年中国老龄科研中心发布的《全国城乡失能老年人状况研究》的专题报告中数据显示：现有的养老机构拥有医疗卫生室的比例小于60%，拥有疾病康复理疗功能的比例低于20%；而且有超过50%的养老机构没有医生的配置，拥有护理专业的人员以及接受过专业训练的护士的机构比例低于

30%。学者何文炯对浙江省内杭州市、温州市等地进行调研分析，发现大多数养老机构无法提供老年人最需要的医疗护理服务，护理型养老机构的比例在浙江省低于20%。②

我国机构养老模式加快发展的政策建议

针对目前日趋增长的养老服务需求和面临困境的机构养老模式，我们需要在全社会树立起积极的养老观，体现古代社会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社会理念，要通过实践，通过规范化、科学化和专业化的模式，充分调动福利三角模式中的各方力量，解决老年人多元化的养老服务需求，探索出一条符合我国特殊国情的机构养老发展路径。笔者认为，要加快我国机构养老模式发展，必须要做好以下几点：

政府要加大对机构养老模式的宣传，引导老年人合理选择机构养老服务。针对目前老年人对机构养老模式的认同度较低的现状，政府需要加大对机构养老模式的宣传力度，在全社会创造一种支持机构养老模式的氛围，加强对机构养老模式的认可度，弱化传统的养老观念，进一步消除对机构养老的误解和偏见，引导老年人合理地选择机构养老模式。进一步鼓励社会资本投资，调动市场力量推动力机构养老模式发展。政府要进一步放宽准入门槛，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到机构养老的活动中来，充分调动民间力量，壮大机构养老的规模。政府要借助民间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元素，通过政策法规的杠杆作用，进行行政监督，来协调各方力量参与机构养老的发展。比如，上海市积极调动社会力量参与机构养老事业，全市共有养老机构615家，其中有321家是由社会资本经营办理，对于机构养老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③

强化养老护理人才队伍建设，促进养老服务的专业化和规范化。首先，政府要加大力度进行养老护理的职业化和专业化，即在卫生、医学、职业院校开设养老护理专业，强化其职业化属性，加大力度推进老年护理专业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为机构养老模式的发展提供优秀的人才。其次，针对现有养老护理人员专业素质低、缺少正式护理培训的现状，政府要联合养老机构和社会教育培训部门，加大对现有工作人员的培训力度，提高养老机构护理人员的专业素质和服务理念，完善机构养老的服务体系。最后，要加大财政投入力度，改善现有护理人员的工作待遇和工作环境，在全社会树立起尊敬养老护理人员的社会氛围，提升其职业形象和社会地位，使得护理人员的工作得到社会的尊重和认可，使其“体面”地工作。

政府要对有机构养老服务需求的老年人提供一定的补助。针对目前养老机构的入住收费远远高于普通老年人的收入水平的现状，可以考虑根据各地财政能力、物价指数、人均收入水平等指标的变动情况，适当给予老年人一定的补助，为老年人选择机构养老模式提供必要的经济支持和物质基础，进一步缓解社会养老压力。

家庭养老也要配合机构养老，一起履行养老的责任。从严格意义上说，机构养老是家庭养老社会化的体现，是家庭养老的进一步延伸，并不意味着家庭作为养老的主体之一就不再承担养老的责任了。而且，家庭的某些养老功能是养老机构所无法取代的，也是无法超越的。家人的关怀和精神鼓励，对于提高老年人机构养老的生活质量具有明显的相关性，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降低老年人的死亡率和发病率，提高老年人的养老满意度。

第二篇：对未来中国养老模式的思考

对未来中国养老模式的思考

时间：2008-02-25 来源：中国社会保障网（2008-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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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存在问题

目前全国居家养老服务工作存在四大主要问题。

——居家养老服务内容单一，不能满足多样化的需求。目前各地开展的居家养老服务，虽然承诺的服务内容和项目较多，但实际上真正提供给老年人的往往比较单一，由此所提供的居家养老服务内容与老人的需求之间存在着一定程度的错位。

——居家养老服务组织体系的运转需要衔接规范。各地居家养老服务的工作机制是政府主导、部门协同、社会参与、民间组织运作，形成了区、街道、社区三级组织架构，分工负责居家养老服务的各项工作。目前，居家养老组织体系中各有关部门之间缺乏有效配合，各涉老部门之间缺少协调沟通，没有真正形成合力。

——居家养老服务需要广泛开拓，资金来源需要多元化。各地居家养老服务的资金来源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财政拨款，二是彩票公益金的资助，三是社会捐助，四是市场化运作。

这些资金的用途大致为三个方面：一是用来支持各级居家养老服务中心的建设，二是补贴接受服务的老年人支付服务费用，三是用来支付居家养老服务人员的报酬。目前的资金数量普遍较少，补贴的服务对象数量也比较少，如果要扩大补贴服务对象的范围，则需要进一步拓宽资金来源渠道和增加资金总量。

——居家养老服务队伍的规模、素质有待扩大、提高。各地居家养老服务的提供者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受薪的服务人员，另一类是不受薪的志愿服务人员。由于居家养老服务对象的有效需求不足，使得居家养老服务中心或服务站雇用的服务人员数量严重不足；另外，现有居家养老服务人员的专业化程度不高，绝大部分人员没有经过系统的专业培训，不具备养老服务护理员的专业资质和执业资格。（中国经济网）（李菲）

■ 学术观点

我国80岁以上高龄老人将以平均每年百万以上的速度增长。这项由中国人民大学人口研究所最新完成的我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预测结果，是在综合考虑了我国人口的生育率、预测寿命等多种变化因素的基础上得出的。人口老龄化已是全球普遍存在的现象，老年人增多，高龄比例加大，就意味着需要别人来照顾的老年人规模不断扩大。如何让老年人安享晚年，是各国普遍关心和努力探索的问题。我国人口老龄化特点是在经济不发达的前提下未富先老。这和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计划生育政策的施行有关。老年人增多，高龄比例加大，就意味着需要别人来照顾的老年人规模不断扩大。这是一个严峻的社会问题。在今天社会中，一方面政府正在推进养老的社会化进程，另一方面城市居民社区也正在运作社区养老，但是就我国国情来看，养老的社会化必须与居家养老相结合，以家庭养老为基础，以社区养老为依托，而不是借社区养老把赡养老人的责任推向社会。

在对养老问题的一些调查发现，有90%的老年人养老方式首选家庭。因为居家养老让老年人不脱离习以为常的家庭生活方式，不脱离熟悉的社区环境，这更符合老年人的心理需求。但随着家庭核心化，小型化的发展，家庭成员照顾老人势必力不从心，于是社区服务进入养老领域。养老的现代化的进程并不会削弱家庭的老年照顾功能。即使在高度发达的国家，90%以上的老人仍然生活在家庭之中，美国95%的老人过着家庭生活，英国只有占2%的老人住在养老院里。为了适应人口的老龄化趋势和家庭的变化情况，政府采取了许多措施，并且相应地建立了一些服务机构，来分担原来由家庭承担的一些养老工作，这就是社区照顾。它为有各种需要的老年人提供服务，这样老年人便不用脱离他们所熟悉的社区，使居家养老可以借助社区养老的帮助解决许多实际问题。我们是发展中国家，又具有“孝亲”的优良传统，家庭照顾将长期居于主导地位，现代化的进程为老人的家庭照顾提供了强有力的社会支持，使家庭养老进入社会化网络。可以预见：以家庭养老为基础，以社区养老为支撑的养老体系将是未来中国养老事业发展的前景。为此，社区的工作是：

第一，社区要把“孝”的教育放在文明建设的重要位置上。

重人伦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显著特征之一。而伦理文化的核心之一便是“家庭孝敬”尤其是对老人、对父母的尊敬。没有上一代对下一代的养育，人类的繁衍、发展就会停止。尊敬老人，赡养老人，这是人类社会所崇尚的美德。“养亲必敬”，不单是对父母养育之恩的报偿，也是对人类历史的尊重。传统的孝道精神从根本上说，它表现了人禽之别，表现出人类的文明进步的程度。孝心的养成是一个长期教育、熏陶、培养的过程，家庭“孝道”的教育是家庭文化的主要内容之一，也是塑造完整人格的基地。社区是由一个个人组成的，每个人又都来自一定的家庭，家庭担负着消费、生育、抚育、教育、赡养、休息、娱乐等功能，这些是维持社会正常运转的基础机制。家庭“孝”文明的建设成为衡量社区文明程度的标志。社区对居民进行孝敬父母，赡养父母的思想教育，这是要对不同年龄层次的人们进行尊老敬老教育，将尊老敬老教育纳入社区教育的体系，逐渐使社区居民养成尊老敬老的行为习惯，并把尊老境老作为评定“文明家庭”的重要评定尺度，从而形成良好的尊老敬老的社会氛围，为家庭养老奠定思想基础。

第二，社区要把孝心教育活动经常化、普遍化。

老人是家庭中最需要照顾的成员，老年人由于身体功能不可抗拒的自然衰老，其参与经

济生活和社会生活的能力也会日渐衰退，因而不管他愿意不愿意，都不得不处于一种必须仰仗其它人来满足自己各方面需要的地位。他们在生活上或者在经济上处于依附地位，加上生活观念的差别，使得他们与儿女间难以沟通，加上社会竞争激烈，儿女们各自为事业忙碌也很少考虑到老人的困难，老人疼爱子女，也不愿麻烦子女，于是孤独和寂寞成了老年人的共同问题，影响了老人的晚年生活质量。社区应该组织不同年龄层次，如中小学生、大学生、青年夫妻、中年夫妻等开展孝心评比活动，文明家庭标兵活动，孝敬父母演讲会活动等等，这些都有利于推动家庭良好的亲子关系的和谐和培养人们的“孝心”。其中社区要经常开展文明家庭评选活动，要把尊老、敬老作为重要的评比条件，在社区中形成一种敬老、助老，家庭和睦的舆论导向，起到教育引领作用。对模范家庭要进行各种形式的表彰，宣传他们尊老、敬老、养老的事迹。同时对社区中发生的虐待老人的不文明行为采取必要的手段进行调解和制约，谴责虐待老人的各类行为，加强对社区内人们行为的约束作用。形成一个扬善抑恶的社区道德环境。

第三，社区要为老年人提供心理沟通，感情交流的平台。

家庭核心化、家庭规模不断缩小，应供养的老人不断增加，而供养他们的子女后代却日益减少。家庭成员的相互支持和照顾相应减少，老年人的活动圈子缩小，交流范围狭小，精神孤独日趋严重的现实，需要社区提供服务。孤独和寂寞成了老年人的共同问题，影响了老人的晚年生活质量。在对北京西城区部分社区的调查中发现，有85%以上的老人表示非常希望与人交往，但子女很难满足他们的要求，原来的居住环境有利于邻里之间的相互关照，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由于利益的驱动，原有的和谐的邻里关系遭到破坏。在调查中当问道“您同您的邻居的关系”时，认为“互相关照”的占总数的69.8%,选择”关系一般”的占27.9%，“互不往来”的占1.7%表面上看多数居民邻里关系相处不错，但另一项调查表明，与邻里关系“关系一般”和“互不往来”的人中，城镇占35%，农村占25%，说明居住在城市的居民邻里关系比居住在农村的人们更疏远些，而居住在高楼中的居民比居住在北京四合院和平房区的居民邻里关系更疏远些，约占71.6%，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居住环境的改善，邻里交往越来越少，传统的家庭之间的沟通正在消失。为此，社区要通过居民环境的创设，老年人交往环境的建设，比如游艺室，体育活动，垂钓活动，健身操活动，戏迷协会等等。社区养老是将家庭养老扩大和延伸，它创造了良好的养老和服务环境，使老年人身心愉快地生活。

第四，社区要帮助解决老年人生活中精神赡养的问题。

对老年人的赡养包括物质赡养和精神赡养，在精神赡养方面又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文化生活，娱乐活动，体育活动，营养保健等等；另一类是老年人的精神生活，情感生活。例如老年人的婚姻家庭生活中对爱情的渴望同年轻人是一样的执着，他们爱与被爱的权利应该得到人们的普遍尊重，可是在现实生活中，很多人甚至包括老年人自己的子女对这个问题都缺乏足够的认识。他们无视甚至诽谤老年人对情感的需求，有时还要自觉不自觉的给他们人为的设置种种限制和障碍。其实，老年人在晚年生活中，精神需求同物质需求缺一不可。比如有的年轻夫妇为了自己的需要，使年迈的父母分居，根本不考虑父母感情的需求，孰不知爱情是没有年龄限制的，老夫妻几十年风雨同舟，患难与共，心心相印，情投意合，有着共同的回忆和经历，这些是他们宝贵的人生财富，也是他们情感交流的源泉，这是任何人都无法代替的。还有老年人的再婚问题等等。因此，社区要宣传《老年法》，宣传孝敬父母的中

华美德和维护老年人权益的新的道德观念，支持并提供各种帮助，使老年人晚年享受应有的夫妻生活。社区养老毕竟不能取代传统的居家养老。我们处在一个正在变革的时代，传统的“孝”观念受到冲击也是必然的，但是一些人片面强调个性独立，主张个性自由，认为家庭是束缚自己，年迈的父母是自己发展的绊脚石和沉重的包袱，不履行法律规定的子女对老人的赡养义务是错误的。我们要大力倡导对老年人在物质生活上的赡养的孝心，在精神生活上的赡养的孝心，在生活照料上的孝心，两代人之间建立一种相互关心，相互尊重，相互扶持，平等沟通的新型代际关系，使尊老爱老成为人们的自觉行动。

第五、社区要把维护老年人合法权益作为重要的工作。

老年人从工作岗位退下来以后，他们的物质生活特别在满足各种服务需求方面，包括医疗、保健、活动设施等等，都离不开社区。他们的精神生活，尤其是文化娱乐、人际交往方面，主要是在社区。有老年人的家庭，要以社区为依托，才能更有效地发挥居家养老的功能。老年人权益保障是社区文明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容，它通过街道办事处，公安部门，公商税收等政府行政管理机构，有工会、共青团、妇女联合会等社会团体，有热心老年维权工作的社会工作者，这是一种多元的老年人权益保障体系，形成保障老年人权益的社会力量，这是对家庭维护老年人权益的强有力的保证力量。因此，要加强社区与居民家庭的联系，形成家庭依托社区，社区支持家庭的老年保障体系。使居家养老与社区老年保障功能相得益彰，综合发挥两方面的功能，更有效地提高社会系统的老年保障实效。家庭对老年人的积极保障作用是任何其它社会保障难以完全代替的。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社会福利和社会服务水平比较高，他们给老年人带来了物质方面的援助，但无法提供感情上的慰籍和相互关怀，因而大多数老年人仍愿意生活在家中。中国是在经济基础薄弱，社会化服务水平较低的情况下迎来人口老龄化的。社会养老保障很有限，这就决定我国家庭养老仍然起着重要的作用。

第六、社区要依靠法律的手段惩治不孝之子。

道德和法律都是调整社会关系的行为规范，法律是由国家制定的，并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行为规范。而道德则是通过社会舆论、传统习俗、内心信念来发挥作用的。法律的维护避免了人们在婚姻家庭问题上的随意性和任意性，保证了社会生活的有序进行和人们的合法权益的实现。家庭美德建设也只有在法律的支持下，才能更好的发挥其规范作用。许多国家的政府制定了相关的法律对赡养老人进行强制性约束。比如，在美国1935年制定了第一个有关老年人的法律《社会保障法》，1965年国会批准《美国老人法》，其中对老人退休后的待遇，老人住房，卫生状况，对老人的服务计划等都作了明确规定。在法国，老人村代替了敬老院。老人村里有医院，邮局，图书馆，美容美发店，健身中心，酒吧，音乐厅，餐厅等服务机构。在日本，出台了《退休金改革法》，规定了男职员从60岁起全额领取养老金，女性从58岁开始领取。如果不够维持生活，可申请领取老年基础年金。日本1963年颁布《老人福利法》，新加坡国会在1995年通过了《赡养老人法》按照法律，子女有义务照顾60岁以上的年老父母。我国制定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保障法》其中规定了老年人养老主要依靠家庭，家庭成员应当关心和照料老年人。对于虐待老人，侵犯老人权益的不孝之子要予以法律的严惩。

居家养老是迄今为止最古老的也是最基本的和最富有生命力的养老方式。我们要进行各种形式的传统“孝“道的宣传教育，使每个社会成员都知道尊老敬老养老光荣，把尊老敬老养老变成全社会的自觉行动。在目前的条件下，中国的老年人养老问题的最佳途径是居家养

老与社区养老的有机结合。民谚道：“家有一老，胜有一宝”，这句话不仅是对老人的尊重，更是把老人当作了一种财富。家家有老人，人人都会老。在社区建设中，如何逐步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为，老有所乐就成为新时期和谐社区建设的一个重要的课题。（全国老龄办）（吴来苏）

■ 政策措施

针对日趋严峻的养老问题，2008年2月21日，由全国老龄委、国家发改委、民政部、劳动保障部等10部委联合制定的《关于全面推进居家养老服务工作的意见》公布。

《意见》要求，全国城市所有社区“十一五”期间都要基本建立起多种形式、广泛覆盖的居家养老服务网络。农村要力争8成左右的乡镇拥有一处集院舍住养和社区照料、居家养老等多种服务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性老年福利服务中心，三分之一左右的村委会和自然村拥有一所老年人文化活动和服务的站点。

同时，《意见》还提出，要对养老院类的养老服务机构提供的养老服务免征营业税，对各类非营利性养老服务机构免征自用房产、土地的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等，以更好地开展居家养老服务。（北京晨报）（赵王月）

第三篇：我国养老机构委托管理(外包)模式的实例分享

我国养老机构委托管理（外包）模式的实例分享

为什么要来谈谈“养老”委托管理（外包）模式的问题呢？根本原因是养老机构提供的是复杂性和高难度的养老服务，涵盖了住宿、餐饮、家政、娱乐、护理、医疗等各个方面，因此需要具备高度的综合性、跨行业性的复杂性管理能力。同时，每天24小时，面向特殊的人群——老人，因此又具有较高风险性。

一、养老机构委托管理（外包）模式成立的基础

养老机构业务的外包模式，在客观上，存在着两个比较优势：

（1）专业性的比较优势

由于是跨行业的综合性服务行业，其中的每一行业，都具有很高专业性，都存在该领域“专业”的从业者。而对于委托方来说，很难在短时间达到各个领域管理能力和人才队伍的高专业性，有些领域，甚至长期也很难达到。因此，专业性的比较优势，使更专业的从业者作为受托方成为可能。

（2）成本的比较优势

外包存在的第二个基础，是成本的比较优势。能够使养老机构某块业务外包，对于委托方和受托方来说，应该都具有“经济性”。作为委托方，将业务外包，比自营，成本更低，或者至少是相等。作为受托方，由于具有更高的管理专业性，在管理中产生了效益，通过连锁和规模效应，也产生了更高的效益，达到盈利或至少收支平衡。

此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外包模式成立的基础——风险的转移。养老服务的高风险属性，使委托方有意愿将业务委托给具有更高风险管控能力的受托方进行管理。作为受托方，由于上述所说的“专业性”，通过各种方式，可以将风险降低到非常低的水平，即降低了风险发生的概率和损失额，也就自然提高了盈利能力。

二、委托管理的内容

根据养老机构管理所涵盖行业和业务种类的不同，至少有如下业务模块可能采取外包形式：餐饮、洗衣、护理、社工、医疗、物业，以及整体外包。在养老机构的实际运营中，有些模块的外包已经形成了固定的模式，经过多年打磨，相对来说运行良好。另一些模块的外包虽然国外广泛存在，但在我国仍处于开始探索阶段。更有一些公司专门从事整体外包。下面逐一做简要介绍。

餐饮外包

在日本，养老机构的餐饮外包普通被采用，有专门的餐饮公司针对养老机构提供餐饮服务。在我国，一些餐饮公司开始尝试提供机构或居家老人的餐饮服务，而面向养老行业的餐饮，其实属于“团膳”的一个客户类别，真正具有竞争力的，是具有规模效应的“团膳”企业，即专门从事提供“团体餐”服务的餐饮公司。团膳企业，在有效控制餐饮成本，达到较高标准的餐饮质量方面，有着独特的管理优势。

面向养老机构团膳的特点：

a)全年无休息日。

b)“四个有限”：有限的时间、有限的空间、有限的价格、有限的消费人数。

c)餐饮产品的经营品种相对固定，因受价格限定因素，创新和新品的开发有一定的局限性。

d)餐饮产品的销售价格相对较低且稳定，即便在此期间出现物价大幅上涨，对老人的餐饮收费亦很难涨价。

e)消费者就餐时间非常集中且短暂，在此时间段内对服务速度和现场协调管理水平要求较高。

f)运营管理。因其就餐人数、时间等因素相对固定，可事先统筹安排、可相对按量生产加工及销售。

g)沟通协调的重要性显得特别关键。团膳服务不同于中餐酒楼等商业性餐饮企业，在日常管理中供需双方不断沟通、调整对各项质量的提高和完善。h)因其就餐人数相对固定，故效益性比较稳定，也可预测。但是利润较低。

据笔者了解，有不少养老机构，已经将餐饮部门外包，但效果却大相径庭。区别就在于对养老机构餐饮部门管理的理念不同。委托方觉得餐饮不赚钱、又不好管理，找了并不专业、并且以营利为目的的餐饮公司管理，双方均承担了对“盈利”较高的压力，最后挤压的是老人餐饮的质量，对机构的入住率产生了重大的负面影响，最后结果还是降低了机构的盈利能力。

也有成功的例子：比如北京市海淀区四季青敬老院、某地产企业投资的养老机构，聘请了专业的团膳公司外包合作，由于双方对养老机构餐饮管理的理念、盈利性目标达到了共识，已经形成了双赢的局面（聚焦“养老机构餐饮管理”的院长班课程将在7月30、31日在北京开班，详情请回复“1”查看）。

实践中，也有相当多养老机构并不赞成将餐饮部门外包，主要是出于保障餐饮质量可控，并且餐饮部门难以盈利的考虑。往往亲自聘请优秀厨师，每一环节由自己进行管理，但通常遇到成本比较高，人员具有流动性、不稳定，机构餐饮——辛苦、不赚钱、并且很多管理结果并不理想等问题。

优秀的团膳企业，由于积累多年的管理能力，往往能够在同等价格水平下，更有效控制成本，或在同等成本下，提供更高质量的团体餐，在卫生、安全等各方面，管理得更加专业。

洗衣外包

养老机构需要洗涤的衣物，可以分成老人个人衣物，和配套设施物品、如床上用品、窗帘等大宗物品。

对于老人个人衣物，老人自行洗涤、或由小型洗衣机分别洗涤，比较灵活、卫生。但对于大宗物品，可以交由外部专业公司进行洗涤。对老人使用物品的洗涤，需要更专业的消毒、清洗过程，并且由于洗涤量比较大，外部专业清洗公司更具有规模优势。

在日本，面向养老机构的物品洗涤公司，也是一类专业的外包公司。在北京，如第一社会福利院、第四社会福利院等机构，也将大宗物品的洗涤外包出去。

护理外包 介护服务（日本称介护服务，我国一般叫护理服务，包括生活照料、生活护理等所有非医疗性服务），是养老机构的一个核心业务模块。涉及服务人员数量最多、直接影响老人满意度、具有一定收益性，也是风险最高的业务模块。

机构管理者，往往出于两种考虑，将护理外包出去。一是自身不具备服务队伍、管理能力，二是觉得自身经营风险太大、风险控制能力差，希望将风险转移给第三方。

护理外包的模式，又分为人员派遣和整体护理外包两种方式：

人员派遣，是指很多机构，希望仅仅通过外包，解决服务人员“人头”短缺、流动性大、不好招的问题，而对这些人员的管理，即管理体系和管理人员，由自身人员负责。这种想法对于机构是可以理解的，但问题往往是“人头短缺不好招，对于受托方来说，也面临同样的困难”，而委托方通常不愿意为这种“人头”服务付出更多的溢价支付给受托方。

在中国劳动力日益短缺、人工成本不断上升的大趋势下，“招聘”对于双方来说，都是越来越难的事情，这种单纯人员派遣的模式很难维持。这种模式的另外一个问题是，在养老机构，随时可能因为人员服务发生纠纷和事故，很多时候，事故的原因是综合性的，涉及多部门、多层次人员，责任很难简单归咎于某一个人，容易出现双方推诿扯皮，最终影响的还是老人的满意度，不利于机构的长期发展。

护理整体外包，是将护理服务的整体，包括管理人员、服务人员、护理风险等，整体委托第三方公司进行管理。委托方支付受托方一定的管理费、或按照类似承包等方式合作。专业公司，由于有长期的养老机构经营管理经验，积累了完善的风险管控体系，具有一支较稳定的服务队伍，风险防控能力更强，因此，这种模式是有可行性的。

整体外包，往往遇到的问题是，一，双方对合作模式、管理费定价不容易达成一致。二，因为双方会分别“各算各账”，达到自身的盈利点去考虑。三，双方对于“风险”的价值，持有不同观点。

在实践中，护理外包的例子并不新鲜。比如，北京、上海都有一些公办和民办的养老机构采取了这种外包模式运作。一些房地产企业进入养老行业后，也希望探索采用人员派遣或整体外包的模式去运营，但往往会碰到上述问题。笔者认为，能够使护理外包模式成立的关键，就是“管理费的定价”、以及“合作期限的界定”，需要达到双方“经济性”的目标。也就是本文开头讲到的使外包模式成为可能的基础（关于“管理费如何定价”的问题，将在下一期中详细谈谈）。

社工外包

在加拿大等国家，养老机构往往将需要由社工完成的工作，主要指娱乐活动组织等，普遍外包给第三方的专业社工组织完成，由政府采购支付。

养老机构娱乐活动的开展，对老人精神生活非常重要，对人员的专业性要求也很高，而社工的工资也比较高。通过外包，可以节省养老机构聘用专门社工人员的费用，组织的活动内容也往往更加丰富多彩。

对于社工组织来说，社工活动的组织可复制性强，可以同时辐射多家机构同时开展，具有规模效应，形成了盈利空间。因此具有可行性。

在我国，社工的重要性，也逐渐被更多养老机构认识到，但出于成本的考虑，往往聘用不起专门社工人员。笔者看到，国内已经开始有专门的社工组织出现，面向养老机构从事外包业务。相信在未来，这种模式会逐渐成为趋势。

医疗外包

养老机构内部医疗功能的解决，通常有几个层次：

初级：聘用医生和护士，进行日常医疗服务，包括医疗档案建立、日常巡诊、摆药、紧急情况应对等。

中级：内设医务室，需要向卫生局申请批准，具备一定的硬件和人员配备，经审批后，医务室可开展基本医疗服务，包括注射、导尿、压疮换药等。

高级：是内设的医务室申请医保资质，需要机构收住老人达到一定人数，并且具备更高的硬件和人员配备，经审批后，医务室可以开药并纳入医保报销，对外也可边地区有就医需求的老人。

除此之外，老人发生紧急情况需救治时，机构一般都会呼叫999或120急救电话，送到老人指定医院急诊治疗。有些养老机构与附近医院协作，医院可以提供上门巡诊服务，但能够形成这种合作，需要医院与养老机构距离很近，并且医院具备对外服务能力和意愿，目前具备这种条件的机构还比较少。

这里所说的医疗外包，通常是上面讲的第三个层次，即医务室外包。当入住老人达到一定数量，医务室纳入医保报销范畴后，医务室往往能够自负盈亏。由于医疗的高度专业性和对人员资质要求高，在实践中，已经有些养老机构将医务室外包出去，交由医疗机构经营。

物业外包

养老机构，是老人365天24小时生活的地方，因此也具有类“酒店或物业管理”的功能，涉及到水电暖后勤保障管理的部分，类似于物业管理。尤其是房地产社区型的养老设施，物业管理是很重要的基础管理工作，直接影响老人的日常生活。

对于房地产社区型养老设施，通常业主方选择将物业管理外包出去，这点比较容易理解。但对于小区来说，收取专门物业费，所以物业公司独立核算成为可能，但养老设施，收取的是综合性的费用，因此需要将收费与物业成本核算清楚，再考虑分包的价格，否则，对于委托方来说，分包不具有经济性的话，也难以长久维持。

整体外包

上面分别介绍了餐饮、洗衣、护理、社工、医疗、物业外包的模式。这些，都是笔者了解到现有养老机构实际在运行的局部外包形式。

如果不是单一的功能外包，而是将机构整体运营都外包出去，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委托管理”或“整体外包”了。

在我国，这两年涌现了不少名为“XX养老服务公司、XX运营管理公司”的企业，很多都是希望从事养老机构运营管理的公司。很多房地产投资者，自身投资开办了实体机构后，积累了一定的经验，有了示范样板后，也在朝运营管理公司方向延伸，尝试作为受托方管理他人的机构。

目前国内已专注从事养老机构实体运营5年以上，作为第三方托管他人养老机构的管理公司，主要有：“北京汇晨”、“北京千禾”、“北京寸草春晖”、“天津龙福宫”、“上海莱康”、“上海红日”等。

“托管他人养老机构”的“他人”，主要指的是政府公办民营、公建民营的项目，如北京市最早公建民营的项目汇晨老年公寓，由汇晨公司托管。上海莱康公司，主要在长三角地区托管公建民营的项目。而“民办民营”的整体托管模式，目前还鲜有实例。主要原因是物业成本居高不下，公建民营项目，可以降低租金成本，受托方有盈利空间。

上面（3）中讲到，整体外包，往往遇到的问题是，一，双方对合作模式、管理费定价不容易达成一致。二，因为双方会分别“各算各账”，达到自身的盈利点去考虑。三，双方对于“风险”的价值，持有不同观点。

管理费定价是委托管理的核心

委托方和受托方双方的“经济性”，是委托管理模式成立的核心。委托方，受托方，分别“各算各账”，在此基础上，定出双方都认为具有经济性的“管理费”的“价格”。实践中，由于双方对“管理”的价值认知不同，对“风险”价值认知不同，往往对“管理费究竟值多少”认知大相径庭。在酒店管理、物业管理等领域，管理费定价已有成熟模式和行业惯例，作为养老机构管理的行业，委托管理模式还比较初起，缺少可参照的成熟模式。因此，笔者就自身委托管理的经验总结、结合对养老行业特点的认知，在此对养老机构“管理的价值”和“风险的价值”做探讨。管理费定价＝管理的价值＋风险的价值

1、管理的价值管理的价值指由于存在各领域专业性，可以通过管理节省的成本或提升的收入。根据养老机构管理所涵盖行业和业务种类的不同，至少存在着如下业务模块的外包：餐饮、洗衣、护理、社工、医疗、物业，以及整体外包。养老机构，是各个服务业的综合，较任何一个单一服务行业都具有较高复杂性和难度。也很难存在对每个服务领域都专业的“通才”。所谓专业，代表着“管理体系优秀”、“业务熟练”、“人员稳定性”等。可以缩短试错的时间，降低“时间成本”； 可以通过优秀的流程、制度体系、有经验员工操作业务，而优化工作流程、提高效率、提高入住率即收入；可以降低由于人员不熟练造成的效率低下、资源浪费、服务质量差导致的老人流失即收入减少；可以降低由于人员不稳定造成的服务质量差导致的老人流失即收入减少、人力成本的上升； 可以降低机构发生风险的概率，减少事故损失； 可以降低机构试错带来的品牌负面影响。这些，都可以通过与最佳实践、行业优秀机构、行业平均数据等，进行对比，从而进行一定的核算，来量化出这种“管理的价值”。如何量化？举一个例子，上面“可以降低由于人员不稳定造成的服务质量差导致的老人流失即收入减少、人力成本的上升”。

实例参考：委托方将户型相对较差、风险很高的半自理、不自理区域，委托给受托方经营，将收入的一部分交给受托方、同时风险全部转移。

在受托方接手后的三年中，兢兢业业，从零开始，组建团队，由倡导以服务质量老人满意度为考核维度的一把手、经验丰富的管理人员、工作责任心极高的医护人员、对老人非常有爱心、有经验的服务人员组成。

通过提高待遇超过同行业水平、高效的工作安排减员增效、员工亲情化管理等手段，打造了一支流失率不超过10%的超稳定队伍。

随着老人入住率的提升，经营利润也逐渐提升，风险事故赔偿几乎降低为零。这时，委托方开始认为，队伍已经稳定了，入住老人也稳定了，没有受托方，也一样能将机构的经营稳定持续下去，而这块转移出去的经营利润，也完全可以收回自留。因此，将外包终止，收回自营。

结果是，收回后虽然大多数员工队伍留了下来，但由于接手的管理人员经营理念并未将老人放在第一位，对员工的考核标准、内部倡导的文化都发生了变化。原来一些一心扑在老人身上、责任心强、热情高的骨干员工，逐渐离开了机构。很快，潜移默化的影响便转化成老人的流失、入住率的下降。经过测算，老人数量的下降，导致的经营收入和利润的大幅减少，已经超过了原来委托方转移给受托方的利润。这部分下降的利润，就可以直观地衡量为“管理的价值”。通过这个实例，笔者深切体会到，养老机构的员工队伍，非常具有“特殊性”，绝非“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管理体系成熟了就不需靠个人了”……能够凝聚一批有爱心、有热情的管理和服务人员，并且长期保持，非常不容易，是需要非常强的文化凝聚力和特别的努力和管理技巧才能达到。这就是作为受托方需要被认可的“管理价值”。

第四篇：我国典型社会化养老机构开发运营模式研究

我国典型社会化养老机构开发运营模式研究

摘要：大力发展社会化养老机构是应对我国日益严重的养老压力的重要举措，有关我国近年来运营较为成功的典型养老机构开发运营模式的分析表明：养老项目能否成功地开发运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开发运营主体自身具备的资源条件及对养老服务资源的整合能力，其中最根本的是资本实力和养老设施商业化运营模式的创新能力

关键词：社会化养老机构；品牌机构；开发运营模式；创新

abstract: to develop social endowment institutions is reply to the increasingly serious endowment pressure is the

important measure, the operation more successful in recent years in china the typical endowment institutions development operation pattern analysis showed that endowment project success in development operation depends to a great extent on the subject have their own development operation

conditions and pension service resources of the integration of resources ability, one of the most basic is the capital strength and endowment facilities innovation ability of the commercial operation mode

keywords: social endowment institutions;brand agencies;development operation mode;innovation

一、养老机构的分类及其特征

在我国的实践中，有关养老机构的分类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如按有关法律规范所进行的分类、按照养老机构功能及护理技术需求所做的分类、按照养老机构的性质的分类。平常用的做多、最为关注的是按照养老机构的性质的分类，结合中国机构养老的实践，我们大体可以将我国的养老机构分成以下几类：

1、政府办社会福利院（老年公寓），其服务具有公益性，提供的服务内容和护理层次视举办者的行政层次和区域经济发达程度而异。是综合性的养老机构，能满足多层次老年人的养老需求。

2、各级政府举办的护理院（护养院、护老院），以服务于那些在生理机能、心理有残疾，需要专业护理和支持的老人。

3、社区举办的老年人活动中心、托老所等。主要为相关社区老人提供短期、基本的养老服务。

4、社会力量举办的护理院，由社会资本投资开发相关设施并开展运营，实行市场化运作。以失能老人为主要服务对象，为其提供专业化的养老护理服务。

5、社会力量举办的老年公寓。由社会资本投资开发相关设施并开展运营，实行市场化运作的养老机构。其中，部分具备强大资本实力和超前（强烈社会责任感）理念的社会机构兴办的老年公寓能为各层次老年人提供综合性的养老服务。

在各地实践中，出现了政府举办的养老机构由社会机构运营的情况，通过引入社会化机制，提高政府办养老机构的效率和服务水平。从本质上，这些机构依然划归政府举办的各类养老机构中。

本文以社会力量举办的老年公寓的运营模式作为研究的对象。

二、我国社会化养老服务的发展情况

1、社会化养老服务已经成为我国养老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2000年2月27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民政部等11部门《关于加快实现社会福利社会化意见的通知》（国办【2000】19号文件）明确提出推进社会福利社会化的总体要求，包括投资主体多元化、服务对象公众化、运行机制市场化、服务方式多样化及服务队伍专业化。并要求保证社会办福利机构在规划、建设、税费减免、用地、用水、用电等方面与政府办社会福利机构一样享受同等待遇，各地可根据实际情况制定了相关的优惠政策。此后，民政部又于2005年11月16日发布《关于支持社会力量兴办社会福利机构的意见》（民发〔2005〕170号），就落实国家有关扶持社会办社会福利机构的优惠政策做了具体部署，特别就多渠道、多形式筹集资金，支持社会办福利机构的发展做了可操作性的规划，充分调动社会力量参与社会福利事业的积极性。至“十一五”期末，全国正式注册登记的民办（社会）养老机构有4141家，占全国养老服务机构总数的10.6%，养老服务床位41.2万张，占全国所有养老服务床位的15%，入住老年人总数为23.8万人，占收养老年人总数的11%以上，床位使用率为57.8%。

2、社会化养老服务领域出现了一批品牌机构

在国家政策大力支持和人口快速老龄化的社会氛围下，社会有识之士通过各种方式（直接投资、捐赠、托管等）参与养老服务事业的发展，经过多年的探索实践，我国社会化养老服务领域涌现出了一批品牌机构，成为社会化养老机构的典型。

以老年护理见长的天津鹤童；以医护结合的整体健康养老为目标的河北燕达健康城；以活跃老人颐养见长的上海亲和源；以老年房产滚动开发为支撑，终身养老为理想的北京太阳城；由公益机构与爱心企业合作，探索公益性服务和市场化运作相结合的新型社会养老模式的中国红十字基金会的“曜阳老年公寓项目”等。

其中，已经开展运行、涉及土地开发、项目运营和养老服务机构运营的等多方面内容的有上海亲和源、北京太阳城、河北燕达建康城等。

三、典型社会办养老机构开发运营模式

为了更好地分析典型机构的开发运营经验，我们通过构建一个分析模型，根据分析模型中的参数组合，将这些机构经验抽象成模型来表现。分析模型中的指标可以分成四类：

一是开发（运营机构）性质，按其注册不同可以分为民非企业和公司企业

二是与养老设施获取、开发相关的指标：土地取得方式、开发资金来源、开发方式；

三是与养老服务提供（养老设施运营）有关的参指标：养老资源及其组合、定位、理念与能力、服务提供方式等。

四是与扩张方式有关的指标：合作开发式扩张、自我开发式扩张等

根据各养老机构在上述四大指标参数的不同组合特征，可以将典型社会办（民办）养老机构的开发运营模式分成以下几类：

一）、以天津鹤童为代表的院落式纯护理型养老机构的运营模式。这种模式，主要在利用自身优势服务资源（创办人的医疗资源、护理专业知识）的基础上，以自建为主，整合为辅的方式构建起较为完善的养老服务资源体系（护理公司、餐饮公司、清洁管家公司、医院、护理职业培训学校、老年用品研究所和中国老人院网站等），通过租赁院落设施的方式为老年人开展特定养老服务项目的运营模式。这种模式主要面向普通半自理、不能自理的老人。基本不涉及养老服务设施（硬件）的开发建设。其扩张基本采取院落网络的方式进行。外购的消耗性服务资源实行集中化采购、集团化营运，通过构建标准化的服务体系来保证服务质量。这类养老机构一般由民非企业来运营，以社会效益、社会责任感为其考量的重点。

第五篇：对养老机构的研究

《行政组织学》期末论文

班级08公事班学号03080309姓名王爱玉得分

《对养老机构的研究》

养老机构，一般意义上指的是养老院，为老年人养老服务的社会福利事业组织。又称敬老院。西方国家的养老院通常由地方政府或慈善机构主办，接收靠福利救济或低收入的老人。中国的敬老院是在农村实行“五保”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中国农村乡镇普遍办了敬老院；城市街道也有兴办敬老院的。敬老院的收养对象主要是五保老人，有条件的敬老院还接收享受退休金待遇的自费老人。坚持入院自愿、出院自由的原则。许多地区还为优抚对象的孤老兴办光荣院，吸收符合条件的对象入院。敬老院贯彻集体事业集体办的原则，入院老人的生活费、医疗费丧葬费等的供给，均由集体承担，统筹解决。

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传统养老模式面临很大的压力。千百年来，我国一直采用家庭养老的传统模式。但是，随着人口老龄化现象加剧，特别是“四二一”，甚至“四二二”式家庭（双方均为独生子女的夫妇允许生两个孩子）日益增多，子女赡养老人的负担越来越重。工作竞争压力越来越大，也使一些子女对老人无暇顾及。同时，生活观念的转变，一些老年人也不再和子女住在一起，许多老年人家庭变成了空巢家庭或独居家庭。据全国老龄委调查，2008年全国城市老年人空巢或独居比例高达49.7%。在这样的背景下，继续沿用传统的家庭养老的模式已很难适应当前社会养老的需求，探索新的养老模式刻不容缓。

从目前我国机构养老的现状来看，养老机构各个方面的发展均不健全，水平较低，不足以解决我国的养老问题，且人们对于养老机构的了解较为浅显。可以说，从理论和实践方面都对机构养老问题的研究提出了要求。

养老机构的性质在于它的功能分类，不同的功能分类决定养老机构的不同性质。养老机构的功能分类，是指根据每个养老机构收养老人所需要帮助和照料的程度，对其照料功能进行科学分类。在美国，根据养老机构的不同功能将其分为三类：第一类为技术护理照顾型养老机构，主要收养需要24小时精心医疗照顾但又不需要医院所提供的经常性医疗服务的老人；第二类为中级护理照顾型养老机构，主要收养没有严重疾病，需要24小时监护和护理但又不需要技术护理照顾的老人；第三类为一般照顾型养老机构，主要收养需要提供膳舍和个人帮助但不需要医疗服务及24小时生活护理服务的人。在香港，1994年制定的《安老院规例》根据养老机构的不同功能也将其分成三类：第一类为“高度顾照安老院”，主要收养“有能力保持个人卫生，但在处理有关清洁、烹饪、洗衣、购物的家居工作及其他家务方面，有一定程度的困难”的年满60岁的老人；第三类为“低度照顾安老院”，主要收养“有能力保持个人卫生，也有能力处理有关清洁、烹饪、洗衣、购物的家居工作及其事务”的年满60岁的老人。至于那些“需要高度的专业医疗”或“护理”的老人，则属于附设在医院内的“疗养院”收养的对象。香港社会福利署安老院牌照事务处在1995年4月制定的《安老院实务守则》中又对“混合式安老院”的分类作了具体规定。所谓“混合式安老院”是指那些“为住客提供超过

一类照顾”的安老院。在划分混合式安老院的种类时，“应采用按宿位数目较多的一类服务划分的方法”。如果在一个安老院内两类床位数目相同，“则该院舍将依提供较高照顾的一种服务分类”；如果在一个安老院内同时提供三类服务，则“可将中度照顾宿位加低度照顾宿位的总数和高度宿位数目的服务划分为高度以照顾安老院或中度照顾安老院”。

国外及香港之所以要评估界定每个养老机构的功能属于哪能一类，主要目的是便于政府主管部门依法对养老机构进行有效监管，“确保住客的利益获得保障”。因为不同功能的养老机构在硬件的配备、工作人员的配置、医疗设备及物资（如步行辅助器、轮椅、便椅）等要求上是不一样的。比如，日本厚生省规定养护老人院与特别养护老人院必须配备的设施有所不同：养护老人院必须配备“集会室”，而特别养护老人院则不需配备“集会室”，但又必须配备“护士室”、“功能恢复训练室”、“看护材料室”；在每一居室收养的人员及人均居住面积上，养护老人院“原则上不超过4人”，“被收容者人均居住面积（贮藏设施除外）应在3.3平方米以上”而特别养护老人院“则上在8人以下”、“被收容者人均居住面积（贮藏设施除外）应在4.95平方米以上”；在浴室与厕所的设施上，特别养老护老人院“除一般浴缸外，要设立适当的特别浴缸，以便于需要看护者入浴”，“被看护者用厕所，要设立电铃或相应的呼叫设备，同时要适于身体残疾者使用。”香港的《安老院实务守则》规定，低度照照安老院不需要雇用护理员、保健员、护士；中度照顾安老院不需要雇用护理员，但需雇用保健员或护士；高度照顾安老院则必须雇用护理员、保健员或护士。而且不同类别的安老院，护收养人数配置的保健员或护士人数也不一样。此外，他们还规定“高度照顾安老院及中度照顾安老院”“在下午6时至上午7时的期间，须有2名员工当值”（即值夜班），“该2名员工可以是主管、助理员、护理员、保健员或护士”。

从目前我国养老机构的功能来看，除属于卫生部门主管的老年护理医院（也称老年护理院）与民政部门主管的老年公寓在收养的老人需照料程度上有明显差别外，一般的社会福利院、敬老院均未进行功能定位，其收养的老人从基本生活能自理的一直到长期卧床不起、甚至需要“临终关怀”的。这些养老机构只是在机构内部按收养老人需照料程度的不同，分成专门护理、一级护理、二级护理、三级护理等几类，实行分部或分区管理，尚无专门收养需专门护理和一级护理的养老机构。

借鉴海外经验，并考虑到现阶段我国民政部门拟定的有关收养人员分级护理标准及分级护理提供服务项目和内容等规章，我们建议，未来我国的养老机构不论其院名有何不同，不论其所有制性质有何差别，均可按主要收养老人需要照料的级别不同分为三类：1.重度护理养老院，以需要一级护理与专门护理的老人为收养对象的养老院；2.中度护理养老院，以需要二级护理的老人为收养对象的养老院；3.轻度护理养老院，以需要三级护理或不需要护理的老人为收养对象的养老院。在21世纪初，国家民政部社会福利局应尽快进行调查研究和试点，拟定这三类养老机构在设施、工作人员配置等方面不同要求的规章，各养老机构应根

据本单位的实际条件及收养老人情况向政府主管部门申报养老院类别，经主管部门评估审核合格后，发给养老院类别证书。对于那些类似香港“混合式养老院”的养老机构，其具体分类可参照香港《安老院实务守则》规定的原则处理，也可对这些“混合式养老院”内部的各部或各区功能进行定位，核定“重度所理部”、“中度护理部”、“轻度护理部”的床位数，并按不同的设施、工作人员配置等要求具体落实。如果今后某一个单一型养老机构要改变其功能类别或某个“混合式养老机构”要改变其不同功能的床位数比例，应重新向政府部门提出申请，接受评估审核。

我们认为作养老机构，有些老人虽然基本生活能自理，但由于家中住房条件差、无子女或与子女相处不太融洽，希望入住养老机构，理应热情欢迎；只要当地老人需要，老年公寓也应有所发展。然而在我国经济发展水平还较低，明显滞后于老龄化的情况下，应考虑把有限的资源用于老人及其家属最急需解决的照料困难上。根据国内一些地区的调查，老人及其家属在照料上最需要社会帮助的是当老人长期卧床不起或精神严重衰退，需要提供全天候的基本生活照料的时候。现在我国一些服务质量较好的养老机构，床位最紧张的也是收养这些需重度护理的老人。老人家属在登记床位后往往要等候很长一段时期，才能把老人送进养老机构入住。而且这类床位的空缺取决于已入住养老机构老人的支世，因引等候时间究竟有多长又是一个“未知数”。在香港，截止2000年1月1日，在主要受政府资助并由非营利的非政府组织管理的系统中，护理安老院床位总数已有8992张，比安老院床位总数7098张要多近2000张，如果再加上更需照料的疗养院和护养院的床位2833张，将超过近5000张，但是护理安老院和疗养院、护养院的床位仍然严重供不应求，不少符合收养条件的老人常常在登记后要等2年左右才能入住，有些老人还未轮到入评理地竟不幸去世。在我国，即使今后进一步弘扬和鼓励家庭照料，大力发展社区上门照料服务，提高为老服务质量，主要目的也是为了解决面广量大的基本生活部分不能自理的需轻度过中度护理老人的照料问题，尽可能让这些老人居家养老。至于需要全天候给予基本生活照料的重度护理老人，社区上门照料服务或雇民间钟点保姆还是难以解决的，如果要请全天上门服务的家政员或雇民间全天保姆来照料老人，不仅费用昂贵，而且与老人不住在一起的家属还怕他们会虐待老人。因此，在21世上半叶加快我国及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养老机构及其床位数量时，应重点发展收养需重度护理老人的机构及其床位，提高这类床位在我国及各地养老机构床位总数中的比例，使之逐渐上升到70%左右。

如果在下个世纪初我国新建和改扩建养老机构时，忽视了上述的功能结构合理调整的话，很可能在20、30年后出现类似本世纪后半叶荷兰的深刻教训。荷兰政府在本世纪50年代末至70年代初曾作出决策修建大批养老院，让老人们退休后不久就搬到那里，居住在一起，反自己的房屋胖出来给年轻一代居住。然而由于那个时候建造的养老院是作为“住房设施”建造的，而不是作为“照料设施”建造的，所以随着本世纪70年代以来更多的年老体弱的老人入住养老院，原来入住养老院的第一代、第二代老人的身体状况也因年龄增高日益衰老，老年精神病患者也在增加，使入住养老院的老人越来越多地需要大量的护理照顾。在这种情况下，荷兰政府不得不花“几十亿几十亿”的钱将这些养老院改建成“照料设施”型建筑。荷兰的社会福利专家明确提出“历史的教训：五六十年代不应该建造那些'养老院'，至少数目不应该那么多。如果我们当时就进行更大的努力建立起更完善的照

料服务体系，我们应该可以节省很多很多钱。

当前，我国各地都在制定《老年事业发展的”十五"计划和到2015年长期规划纳要》，我们希望在《纲要》中不仅要规定到2005年、2015年时养老机构的床位总数及其占60岁及以上老人数的比例，而且能提出按功能划分的收养重度护理的老人床位数比例，并对新建和改扩建养老机构加强宏观指导和调控；希望民间投资养老机构前，重视并搞好对新建养老机构的规模、功能及档次、区位的调查研究和论证，使21世纪上半叶我国养老机构按适度比例迅速、健康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