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日本首相为何不贪婪权力？
因为他们的权力本身没有“权力”，日本首相为何不贪婪权力？。
众所周知，二战后，日本实行“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同时由于日本政治结构中还有作为“国家象征”的天皇，可将其称为“议会君主立宪制”。统治机构分设立法、行政、司法部门。国会作为立法机关，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也是唯一的立法部门，由众议院和参议院组成。两院分别由选举产生的议员所组成。国会的权限如下：提名内阁总理大臣，作出对内阁不信任的决议，表决法律草案，决定预算，承认条约，对法官的***审判，提议修改宪法等。行政权属于内阁，内阁由内阁总理大臣及其他国务大臣组成，内阁行使的有关行政权对国会负有共同责任。内阁除了处理一般行政事务以外，还要执行法律、处理外交关系、缔结条约、编制预算、制定政令。内阁总理大臣享有国务大臣的任免权，以保持内阁的统一。司法部门是法院。法院由最高法院及下级法院（高等法院、地方法院、家庭法院、简易法院）组成。所有的法官都独立行使职权，只受宪法和法律的约束。最高法院院长根据内阁的提名由天皇任命，其他法官都由内阁任命。法院有权认定一切法律、法令是否符合宪法。
看看日本统治机构的权力划分，就明白首相仅仅是为国家发展服务的一个工作岗位，而绝对不是一个让人顶礼膜拜的神位。既然是工作岗位，那么就要各司其职，还要随时准备你的述职报告。向谁述职？当然是选民手中的选票，述职报告《日本首相为何不贪婪权力？》。不计其数的“选票”如果觉得你工作不称职，没有更好带领大家发展和进步，对不起，请卷铺盖走人。
另外，作为日本的首相，想以权谋私、损公利己、中饱私囊，可行吗？天啦，这风险近乎于在足以把人摔成照片的高空走钢丝。那么多不受政府控制的媒体的聚光灯、那么多反对党的眼光时刻准备着对你吹毛求疵、还有三权分立下对你权力的有效制约与监控，在滋生出以权谋私、暗箱操作的贼心之前，你的掂量掂量你有没有这个贼胆。一般情况下，只要智商正常的人都会放弃贼心，只有兢兢业业为“选票”们卖命工作。而智商不正常的精神病患者，在眼花缭乱的竞选斗争中完美胜出的可能性几乎为零。所以在这种“残酷”的执政环境下，就算“机场拆迁”这类鸡毛蒜皮的小事，都会成为天大的政治丑闻，足以逼迫政府元首辞职走人。
那么难道日本人天生就不贪婪权力吗？如果您回头看看，在日本军国主义下，那些握有权力的政治魔头，就知道并非如此，所以可以肯定，人都有七情六欲，甚至日本首相也可能深谙“我不贪污当官干啥”的道理，但强大的权力制衡制度让他们近乎丧失了为非作歹的空间，让他们近乎被洗脑地坚信——“莫伸手，伸手必被捉”。
日本政坛流行的是：选举拼不过就挣票子，他人干不好就使绊子，自己撑不住就撂挑子，党内扛不下就换头子。由于其制度设计方面裹足不前的缺陷，以及政治文化 方面积重难返的顽疾，政坛内阁短命、人气低迷的阴霾气象，已不是日本的政治天气小特征，而早已成为其难以改变的大气候！
第二篇：作文为何不阳刚
作文为何不阳刚？
翻开当下中学生的作文本，作文中老套，矫揉造作，题材缺乏新意，等多种问题层出不穷。更有甚者，缺乏自身真实情感的注入。生搬硬套，内容牵强附会，纯为写作本身而写作。思想上更是完全空白，文章华而不实。在这样的情况下，阳刚作文，这一新颖的概念的提出恰到好处，其意指文章积极向上，脱离哀伤悲痛的桎梏，希望学生作文能够写出真实，健康，豁达的态度来。
这固然很好。而又是缘何，作文不阳刚，在我看来，或许有以下几个因素不容忽视： 中学生往往处在15-18岁的年龄，这时候的他们对情感世界的理解逐渐清晰。多愁善感，这正是青春的一个标签。但父母的观念却与他们大相径庭。一声抱怨，便得一声说教；一声哀叹，便得一顿白眼。从而满腹的心事无人诉说，文字便成了一个很好的寄托。作文现在提倡的就是我手写我心。而他们选择用文字来诉说自己的心事，与此恰恰一拍即合。文字中的悲伤，也正恰好是他们文字真实的有力证明。这样一来，文字中只有如绸般的柔情，怎可阳刚？
不仅仅是中学生自身的情感纠结，当今社会，放眼望去，情歌唱遍大街小巷，其作用甚至使得天真无邪的儿童都懂得失恋的伤痛。同样，电视剧中，最主要的情感线索也是爱情。爱情诚然是美好的，也是值得歌颂的。同时，一段或悲伤或感人的恋情往往也是最令人牵动心弦，思绪万千，沉溺其中。就拿中国古代的神话来看，牛郎织女，梁山伯和祝英台，都是一种对于爱情的歌颂。又有谁会希望自己的作文鲜有人问津呢？自然而然，作品为了感人，情回千转，纠缠曲折，自然成了不可少的标签。无论是两人的月下深语，还是少女心事，也许是动人的求婚画面，或者悲天恸地的生离死别，只有大肆渲染才值得阅读。而在作文中，被这种社会风气深深感染的中学生，也常会选择此类题材。毫无恋爱经历的他们，只有靠杜撰才可以造出那些“动人”的文章。那么自然情感不会真实。虚假，空洞，自然难以避免。
同样，应试教育的影响也不容忽视。分数，对于学生而言，就是一切。而作文，却占据了语文学科的半壁江山。为了高分，为了好成绩，作文成了兵家必争之地。作文高分，胜券在握。在这种利益的驱使下，格式化的八股文再一次出现在历史的舞台上。议论文的开头要排比，用优美的句子。记叙文一定要对景物的描写大手笔，不许写消极的思想和敏感的话题。这些条条框框，正是扼杀一篇篇作文的罪魁祸首，使得一篇篇原本与众不同的文章变成了一件件“完美”的复制品。可这也恰恰违背了作文的最基本原则之一：真实。被糖衣包装的作文自然受到老师的厚爱，分数自然也很好看。可是这样的作文千篇一律，纯粹为了考试而写作，思想毫无价值，完完全全的一个绣花大枕头。可这就是现实，作文也只可以这样。
而作为作文的缔造者的学生，“一心只读圣贤书”，又有谁有那么又那么曲折的成长经历，又有谁又会从如此平淡的生活中可以悟出独特又深刻的人生哲理呢？又有谁可以安静的一个人的可以真正的深入生活的浮夸的表面，去体会到它深层的道理呢？没有一个深沉的有内涵的心，笔下也不会有深刻的文字，自然不会发人深省的力量。不豁达，浅陋，如同鸡肋。毫无意义和价值，更何况谈阳刚作文。
由此可见，阳刚作文，虽然观点十分新颖，同时也直接揭露出现在中学生中广泛存在的不足之处，暴露出中学生成长过程中心理的健康，社会的风气，教育的偏离，与生活经历的匮乏，都应该发人深省，不容小视。阳刚作文，落实下去自然收益多多，可是实践性仍有待于考察。
武汉市第一中学 高一
（一）班
何松
第三篇：团中央书记为何不腐败
团中央书记为何不腐败
新春聚会，与几位隶属于共青团系统的媒体人聊天，说起一个有趣现象：自建国以来，共青团中央书记处，先后有近百人担任书记，不管后来到了何处，担任何种职务，时至今日，没有一人因腐败问题而犯错误。
分析原因，有这么几点：
首先，领导带头，树立榜样。
建国以来，历任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从胡耀邦到胡锦涛，从王兆国到李克强，还有团中央其他一把手，都是在政治上非常成熟、工作上非常严谨、生活中非常检点的人，向来十分严格地要求自己和家人。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身教重于言教。好的领导，就是无形的最好的教材。这就使得凡是到团中央书记处工作的人，一踏进大门，就有榜样在前，学有遵循，追有标杆。
其次，素质较高，品德优良。
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大都是从全国各地区各单位以及部队选拔上来的优秀共青团干部。他们虽然年纪较轻，但在基层工作中，大都表现比较突出，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相对都比较高。常言道，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依据。正因为这些人自身政治素质良好，所以，在今后任何工作环境下，都能比较自觉地抵制诱惑，防范不良风气侵蚀。
第三，志存高远，不贪小利。
团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工作，是共青团中央日常事务的协调领导与分工落实。就其业务内容而言，政治工作就是他们的主项，从政为民就是他们的愿景。说得直白一点，这些人今后的成就和能力，就是怎么当一个大官，当一任好官，做一个能够为人民更好地服务、为国家为民族作出更大贡献的高级领导干部。“将军赶路，不抓小兔”，是他们都明白的起码道理。志存高远的人，自然不会对那些花里胡哨的小恩小惠所诱惑，所动摇，当然也就不会在这上面栽跟头。听完这番分析，众人点头称是，都说挺有道理。
有人补充道，从以上三条来看，反而推之，其道理也是一样。凡是容易出腐败的地方，其一，一把手就没树好榜样，其身不正，怎么能带出廉洁部下。其二，这些人自身素质很差，朽木不可雕也，当然容易腐败。其三，腐败者大都目光短浅，贪图蝇头小利，或迟或早，必然要栽跟头。
第四篇：中国大法官为何不审案
中国大法官为何不审案 2014-04-04
来源: 南方周末2014-04-0，作者:刘长、周楠。
编者按：12年前，中国首批大法官诞生，法官职业化改革全面启动。大法官群体的出现，寄托了公众对于中国职业法官的想象与期待：他们首先是“法官”，而不是“官”；他们身着黑色法袍，稳坐审判席上，敲响法槌，写下判决书。
从《法官法》到最高法院文件，都强调大法官的审判职责。然而，在公众视野中，亲自审案的大法官越来越少。南方周末记者检索公开可查资料发现，卸任及现任的110多名大法官中，仅能找出11位大法官亲自开庭的记录（特别说明：因条件所限，本文数据均为不完全统计）。
大法官是法官职业化改革的产物，也是改革的检验标尺。本应为法官楷模的大法官极少审案甚至从不审案的奇怪现象，凸显了深入推进法院去行政化、法官职业化改革的紧迫性。中央政法委书记撰文强调、最高法院郑重承诺——大法官回到审判庭，我们拭目以待。
多数能审案的大法官：懂法律，有经验。由于法官等级与行政职务挂钩，没学过法律、没审判经验，但因当上法院院长“自动”成为大法官的案例并不鲜见。
“大法官不审案，是因为管别的法官去了。”某位大法官从事了大量行政管理工作，如参加开学典礼、观看离退休干部美术展，唯独没有亲自主持庭审的记录。
“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3Q案”一审判决由广东省高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大法官奚晓明签署的终审判决书，不再有审判委员会的影子。
时隔6年，最高法院大法官再次坐上审判席。
2014年2月24日下午，“3Q大战”终审宣判：360败诉。
此案于2013年12月4日“全国法制宣传日”开庭，地点设在最高法院第一法庭，审判长是最高法院副院长、二级大法官奚晓明。
最高法院大法官上一次主持庭审，要回到2007年，同样选在12月4日，在最高法院第三法庭，时任最高法院副院长、二级大法官黄松有主审了一起家庭财产纠纷案件。
自2002年3月首次评定、晋升大法官，12年以来，中国产生了3位首席大法官和110多位大法官。南方周末记者据公开可查的资料统计，至少有11位大法官曾亲自主持16个（次）案件庭审，多于此前媒体所报道的5位。
迄今没有首席大法官和一级大法官留下审案记录。南方周末记者采访了最高法院和多个高级法院法官，但未能获取更多案例。
谁能审案：懂法、有经验
2013年12月4日当天，审判长奚晓明迅速将“3Q大战”的争议归纳为5个焦点问题。庭审中，大法官不时有针对性地发问，对互联网行业新的技术名词、经营模式皆信手拈来。
留下审案记录的11位大法官，多是这样的标准法律人：科班出身，长期在司法系统工作或从事法学研究。通俗点说，能审案的大法官，基本都有两把刷子：懂法律，有经验。
4位最高法院大法官曾亲自断案，个个都是法学博士。
第一位上场的最高法院大法官是原最高法院副院长万鄂湘，2002年和2006年两度审案。在1996年调入法院系统前，万鄂湘是知名的国际法学者，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所长。
后来因贪腐落马的原最高法院副院长黄松有留下的审案记录最多——至少4次，其中2003年和2007年两度审案被媒体广泛报道。他在广东担任法官近二十年，因组织审理湛江走私案扬名。
现任最高法院副院长江必新2003年8月26日审结了一起借款担保纠纷上诉案。江必新与周强同为西南政法1978级学生，毕业后一直在最高法院工作，1997年曾参与审理“中国行政诉讼第一案”深圳贤成大厦案。江拥有北大法学博士学位，是第二届全国十大杰出中青年法学家，著作主要集中在行政诉讼领域。
审理“3Q大战”的现任大法官奚晓明，也是北大法学博士，同样在最高法院一步步成长，为资深民商事法官，参与过合同法、公司法等多部法律和司法解释的起草工作。
其余7位亲自审案的大法官，来自地方高级法院。
原吉林高院院长张文显是知名的法理学家，担任过吉林大学法学院院长、吉林大学党委书记，其所编著《法理学》被视为经典教材，作为学者，他曾以兼职律师身份打官司。张文显现为中国法学会副会长、学术委员会主任。
原河北高院院长刘瑞川、现任浙江高院院长齐奇，都是资深的司法官。刘瑞川毕业于北大法律系，晋升大法官之前，已当了近三十年法官；毕业于华东政法的齐奇，长期在上海检察院和法院系统工作，当上海市高院常务副院长时也有亲自审案纪录。
现任青海高院院长董开军是中国社科院民法博士，在审计署法规司、北京市政法委、司法部等部门工作过，没有审判经历。但自2007年11月调任青海高院常务副院长之后，多次审案。
非法律科班出身的只有3人。
原湖南高院院长吴振汉毕业于中文系，但在法院和司法行政系统工作了二十多年。2004年2月，中纪委外围调查阶段，吴还以高院院长身份亲自主审了一起绑架杀人案。
原黑龙江高院院长徐衍东和现任广西高院院长罗殿龙，既非法律科班出身，在晋升大法官之前也没有审判经验。
但哈军工毕业的徐衍东，却在首批大法官诞生后第一个审案，比万鄂湘还早。2002年9月，他担任审判长主审了一起杀人案，而且罕见地当庭宣判。徐在黑龙江当过市委书记、省长助理，与法律唯一的交集是当了5年省政法委书记（包括3年公安厅长）。
罗殿龙2011年亲自开庭审理了5起减刑案件。他学的是哲学，在广西当过县委书记、市委书记，有一段不到两年的市政法委书记经历。
由于法官等级与行政职务挂钩，从未系统学过法律、从未审过任何案件，因当上法院院长“自动”成为大法官的案例并不鲜见。
不过，自“十八大”以来，越来越多资深法律人晋升大法官。外界对大法官亲自判案的期待越来越高，包括西南政法毕业的最高法院院长、首席大法官周强。
审啥案、怎样审：应起示范作用
奚晓明大法官选择在“全国法制宣传日”开庭审理“3Q”案。这一天也是最高法院的公众开放日，有80余位公众代表入庭旁听。电视台、广播、网络进行“全媒体”全程直播。
6年前的同一天，大法官黄松有主持分家产官司庭审，央视录制了特别节目《大法官开庭》，中国大法官第一次通过电视节目与公众见面。
从电视节目标题可见，面向全国公众的审判，看的是“大法官”的表现。
奚晓明率领的合议庭阵容强大，成员包括最高法院知识产权庭庭长孔祥俊、副庭长王闯等4名法官。
如此高规格的合议庭，基本上是大法官断案的标配——大法官亲自担任审判长，相关业务庭的庭长、副庭长参与。
能入大法官“法眼”的案子，往往有特别的理由。
“3Q大战”打到最高法院，诉讼双方均视为“终极之战”。最高司法机关如何界定互联网领域的竞争规则？长达四万字的判决书给出了答案。
现行法律没有规定大法官的择案标准，可供参考的是2007年3月最高法院发布的《关于完善院长、副院长、庭长、副庭长参加合议庭审理案件制度的若干意见》，有四类案件被提倡由他们审理：
1、疑难、复杂、重大案件；
2、新类型案件；
3、在法律适用方面具有普遍意义的案件；
4、认为应当由自己参加合议庭审理的案件。
“3Q大战”符合多种类型：重大（创同类案件诉讼标的额之最的1.5亿）；疑难（技术创新、自由竞争和不正当竞争的界限）；新类型（最高法院审理的第一起涉及互联网领域不正当竞争的二审案件）。
现任浙江高院院长齐奇2010年4月审理的引渡案，在浙江省是首例。齐奇当庭裁定准予引渡。他对这类案件并不陌生。中国首起涉及俄罗斯当事人的引渡案件，就是齐奇在担任上海高院常务副院长时审理的，结案后他还与同事撰写了一份“引渡案件审查工作要领”。
除了上述两个案例，南方周末记者注意到，其他9名大法官审理的，都不是热点案件，也算不上特别重大疑难，更看重的是“在法律适用方面具有普遍意义”。
在一位基层法官眼中，这些案件都是常见的案件类型，往往契合当下的法律政策热点或司法价值理念。
原最高法院副院长黄松有审理了3起合同纠纷案，还特别挑选了一起分家产官司，他的理由是——“家事如天”。他从此案的发展过程，看到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家庭财产结构发展变化的轨迹，民众法制观念、维权意识的增强。
上述4起案件，有两起以调解方式结案。其时，正逢调解手段得到大力倡导，召开民事调解会议，或出台相关司法解释时，代表最高法院出面发言的，往往就是黄松有。
2006年3月，原河北高院院长刘瑞川开庭审理了一起抢劫案死刑二审案件，并要求全省法院推广，以回应最高法院死刑案件二审必须开庭的新政策。“目的都是对生命权的尊重，不错杀，保证每个死刑案子都办成铁案。”
2011年9月20日，广西高院院长罗殿龙亲自开庭审理了5起重刑犯的减刑案件，专门邀请各界代表旁听。据介绍，这是为了推进“阳光司法”，示范性地将减刑过程公之于众。在以往，减刑、假释案件是不公开开庭的，由此引发暗箱操作“花钱买自由”的担忧。
大法官审案过程中的细节，被媒体悉数捕捉到。
审理家庭财产案件时，黄松有没有选择气势恢宏的大法庭，“大法官希望让当事的这一家人能够近距离、面对面地交流”。
刘瑞川主持的庭审中，被告人不戴戒具，着一身休闲服装坐在被告席上，审判长向被告人发问时多使用“请”字，“无罪推定原则充分渗透”。
大法官不仅参与审案，还决定案件的结果。
徐衍东、齐奇审理的两起案子，都是当庭作出裁决。“3Q大战”一审判决由广东高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大法官奚晓明签署的终审判决书，不再有审判委员会的影子。
一起案件由大法官或由普通法官主审，在法律上他们所拥有的独立审判权并没有本质差别。不过，不少重大疑难案件的判决，是领导审批、向上级法院请示、或由审判委员会决定的结果。
审判委员会是中国特色司法制度，虽能起到“把关”案件质量作用，但因审、判分离——不参加庭审而作裁定，且不公开，数十年来一直饱受争议。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均是最高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而其余大法官，则是各地方高院审判委员会的主持者。
不审案的大法官：管别的法官去了
11位亲自审案的大法官，都是二级大法官。3任首席大法官和5位一级大法官，都没有留下审案记录。
东部某省一位中院法官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该省高院院长在担任其所在中院院长时，就已不审案子了。
“在法院科层制下，大法官不审案是正常的。”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侯猛分析，大法官要承担更多的司法管理职能，比如，案件审批和司法解释制定、协调。
侯猛曾对某位大法官首次出任最高法院副院长547天任期内的活动做过简单统计，发现他从事的是大量行政管理工作，诸如国家法官学院培训班开学典礼、观看最高法院离退休干部美术展等。唯独没有亲自主持庭审的记录。“他在任时太忙。”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何兵更直截了当：“大法官之所以不审案，是因为他们在管别的法官去了。”
中国的法官等级制度是在1995年制定通过法官法时确立的，分“四等十二级”：首席大法官、大法官（一级、二级）、高级法官（一级至四级）和法官（一级至五级）。
最高法院院长为首席大法官，通常有一位副院长为一级大法官，其他副院长、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和各地方高级法院院长则为二级大法官。
可见，大法官之所以能成为大法官，首先是要具备相当的职务资格，这也使得他们的职责有别于纯粹的办案法官。
《法官法》没有具体描述大法官的职责，仅从法官的行政职务角度规定：“院长、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庭长、副庭长除履行审判职责外，还应当履行与其职务相适应的职责”。履行审判职责是否意味着必须亲自开庭审理案件？也没有明说。
一位高院院长曾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称，自己实际上“早已经进入了办案的角色”：有的案子批示了几十次，“进入了具体的细节”，没有必要亲自开庭。他还认为，作为法院院长，最重要的任务是带好队伍，“从某种意义上比办一个案子更重要”。
对于审判和管理的双重角色，审过案子的大法官有不同理解。
原湖南高院院长吴振汉打过这样的比方：“作为院长，作为大法官，要想知道梨子的滋味就要亲自去尝一尝，这对如何抓好审判方式改革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一位原最高法院大法官在他的第一次审案结束后对媒体表示：大法官开庭审案只是正常履行自己的职责而已，不应当成为什么新闻。
“由于种种原因，许多人在法院当了个什么‘长’后，亲自开庭审案就很少了，甚至不开庭审案了，这是不应该的，”他说，“院长、庭长首先是法官，是法官就应当能够走上法庭审案，这是一名法官应该具备的基本功。”
一个值得玩味的现象是：多名大法官在晋升前都曾开庭审案，晋升之后反而难觅审案的公开记录。
近几年，大法官们与公众最近的距离，在各种大接访现场。公开报道显示，最高法院副院长、大法官景汉朝于2011年11月在呼和浩特亲自参与调解了一件长达18年的信访积案。“亲自包案”、“带案下访”，是媒体近年来报道大法官们的热词。
侯猛认为，大法官不审案现象，是法官职业化的问题，“是政治、人事、司法制度之间相互纠缠的问题”。
第五篇：为何不建议补充防冻液 如何正确
为何不建议补充防冻液 如何正确
为何不建议补充防冻液呢?因其原车的防冻液配料尚不明确，不同的配方会发生化学反应对冷却系统起腐蚀作用。正常行驶的车辆一般4万公里左右或两年更换防冻液，特别提起注意的是电控发动机在维修时为防止温度高而不装节温器，这是非常错误的。
节温器在电控车上属动力装置，它直接影响到油耗和动力性能。也有的人在夏季将爱车加水，其实水的沸点是100℃，而防冻液一般在105-110℃之间，所以用水做冷却液对发动机是一种伤害。
汽车的防冻液主要成份是乙二醇和其他化学添加剂，它不仅仅有防冻，还有防腐、防沸和防氧化的功能。我们的爱车在出厂前都是加好防冻液的，但经过一段时间的使用后均会出现蒸发现象，使液面下降。
一般来讲不建议去添加防冻液，如在南方地区可补加软化水，也就是锅炉烧开过的水补充到刻线之间即可，如在北方严寒地区可将高度的白酒直接加入到刻度线之内即可。
以上是给大家介绍的为何不建议补充防冻液 如何正确更换防冻液，希望对您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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