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2010发表的几首作品(代年终总结)
2011年是身心交瘁的一年,工作上仍然是毫无起色,感情上是十年婚姻一朝解体,创作上早已失去激情,靠旧作偶尔在刊物上露一下脸,2010发表的几首作品(代年终总结)。大抵灵感冲动如同性冲动,过了三十岁,一切都迟钝了。上网偶尔发现了这些东东,录在这里,算是年终总结吧。虽然,2011年早已经过去了。访深山留守老人(二首)马铃播韵到山家,小犬迎人吠水涯。一色竹篱歪欲倒,望中深锁白桃花。门外檐前挂辣椒,客来腊肉炒芹苗。一从少壮打工去,生计谁怜是采樵?关山峡口断崖千丈裂苍顽,古道何年铁马还?万壑雷声轰不转,残阳如血照关山。——2011年《中华诗词》第9期卖春妇
行行复止止,推车过夜市,年终总结《2010发表的几首作品(代年终总结)》。忽逢卖春妇,色衰长年齿。
踟蹰立巷口,拉客言辞鄙。一宿百十元,不过玩玩矣。
愧我文化人,卖诗将饿死。翻遍破钱囊,只得三十几。
同是边缘人,何以拯吾姊? 农村尽免捐,曷不归乡梓?
似此为暗娼,盛世之渣滓。告言老父病,十年遂不起。
有子读大学,借贷穷邻里。世俗重富贵,几人辨廉耻。
但知捷径速,何虑迷路徙。且如二奶中,尽多女学子。
纵然弃此业,贫居招谤毁。衣锦归故乡,憾恨或能弭。
感此长叹嗟,忧忡不能已。援手拯溺难,轻言取缔易。
筹策无一方,骂阵累千纸。悠悠名利场,多少卫道士。
卖花女如是说
家住资江水北庄,几株槐柳掩泥墙。
四时八节无长物,一日三餐有杂粮。
辍学远来柴市口,卖花愁近校园旁。
昨闻上课免交费,翻出书包却恐慌。
赠曾德旷
青藤阮籍是前身,忍垢佯狂志不伸。
未必裸形真旷德,哪能怀璧尽完人。
写诗有罪语非诞,弃甑无辜破是因。
自古天才皆浪费,吾生何计老风尘?
临江仙
九域谁堪牛马走? 除非太史公迁。
红尘紫陌老朱颜。刘郎三尺剑,范蠡五湖船。
准拟鲲鹏图一博,归来灯火团圆。
而今能梦不能还。青衫行到处,青眼向青钱。
——《当代诗词》2011年第3期
(未完待续)
第二篇:比较文学相关的论文代发表
比较文学相关论文代发表
比较文学是一门年轻的学科,但它所涵盖的知识面广、综合性强。下文是学习啦小编给大家整理收集的比较文学相关论文代发表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比较文学相关论文代发表篇1 浅谈“天人合一”与“人天合一”的文明相通性
异质性包括文明原生性、独立性,只有明确意识到这种特征的存在,东西方对华才能得以进行,东西方文学才能实现互补。作为东西方不通文化代表的老庄学说“天人合一”同希腊神话中体现的人本主义精神的“人天合一”同样具有相通的跨文明异质性,只有认识到了这一点,才能在坚持传统老庄学说中的同时还能不断接受西方文明中的合理成分。然而,虽然这两种精神具有异质性而同时他们又是各自独立的。
一、“天人合一”中的“天”与“人天合一”中的“天”
老庄哲学的一个重要概念是“天”。“天”的概念最早出自于远古时代的神话传说“盘古开天地”和“女娲补天”,《千字文》开宗名义:天地玄黄,宇宙洪荒,……这时的“天”是一个浑沌不清的大园筒,先民们把“天”看成一种绝对的力量来崇拜;到了周朝,对“天”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周文王作《易经》卦一:“乾。元享,利贞”,“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里“天”是一个相当于河图、洛书的天园地方的宇宙,相当于“太极”阴阳两极相抱旋转的球,是一个造生万物的主体“一”。
所以古人造字的时候,把“天”写作’天’就是一人头顶“一”,“一”就是“天”,“天,颠也。至高无上”;老子庄子则把它与“人”联系起来,多指是人意志之外的客观存在,老庄的“天”多指与人类共存的自然,按造字会意拆字讲“天”字可有二种理解:(1)“一大”就是“天”最大;(2)“一人一”就是“天人合一”之意。“人”,按文字学看它由一撇一捺组成。按《易经》的观点这一撇一捺就是一阴一阳、一男一女的相互支撑与相互抵抗,它是阴阳相斗相和的产物。按现在观点讲人是自然界中有智慧有意志的高级主体。在老子、庄子思想中“人”是相对于“天”的一个概念,还有很多新的意义,《庄子·逍遥游》提出了道家的理想人格--至人、神人、圣人,就有“人”意义的延伸。
按现代的理解则是,老庄中的“天”是至高无上的代表,人应该顺应而存在,自然万物皆是一样,要按自然规定的天命运转。
然而,与老庄不同的是,在希腊神话中,“天”并不是最至高无上的。或者也可以说是“人”与“天”有着同等的地位。希腊神话精神强调“人天合一”,强调人本主义,认为人即是神,而神即是代表天,神拥有非常高的地位,主宰着一切生灵的地位与命运。希腊神话体现了一种尚武的精神,崇尚力量,它更加侧重以自我为中心,鼓吹冒险、占有、自我满足的思想,所赞扬的是一种个人英雄主义以及人天合一的本位主义。原始幻想中最有力者是希腊的天神,是创造一切支配一切的能者。希腊崇拜力量和知识的精神最初表现为崇拜最有力的天神,希腊神话是以利作为推动历史的杠杆的。天并不代表一切,也并不是天主宰人,人与天地位相同,甚至可以说是忍有时还能控制天。
二、关于“人”的地位
老子庄子认为,在天、地、人的相互关系上是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天地自然,杜绝人们自以为是,和“不知常,妄作凶”的行为。反对将个人的意志强加于他人的人,更反对那些将政治强人与圣贤将主张、教条强加于社会与自然的主张。这是老庄“无为而治”、“ 大道自然”的“天人合一”。人应该要顺应自然而发展,人与人之间是平等的,都同时要遵循天的规则。不存在任何人比别人低也不存在任何人比别人高一等,每个人都是顺应天命的个体,每个个体都是地位一样的不同个体,不能将自己的观点强加于别人。
也许仅从字面意思就能看到,老庄强调的是“天人合一”,是将“天”放在首位的,天就是一切,人必须要顺应天命。而在希腊神话所体现出来的“人天合一”精神则是将“人”凸现出来的,“人“与”天“同等重要,甚至超越了”天“而存在,它是充分肯定人的价值的。
希腊神话充分肯定个人的权利、利益和个人的价值,理解人的自然性和自由性,甚至认为为了获得功名利禄,为了个人尊严,可以不择一切手段,甚至走极端的做法。古希腊神话,因为它的肯定人欲,所以就非常注意个体的独立,个体的利益,所以就非常多的宣扬个体性。希腊神话就向一出正在上演的社会剧,活灵活现,有立体的真实感,如对宙斯随心所欲、为所欲为等行为描写的欣赏笔调;如赫拉克勒斯完成了12件大事,最后被宙斯接纳成了永在的天神,终于成就了辉煌的人生业绩。
正因如此,赫拉克勒斯在西方文化中成了个人奋斗的典型。而在《奥德修记》中,更加侧重对冒险、征服和占有的赞美,充满了来自金钱、美女、奇珍异宝的诱惑,这类故事在希腊神话中大有文化原型的意义,如阿伽门农率众从遥远的希腊千里迢迢奔赴特洛伊,除了复仇和征服,更重要的目标则是珠宝财富和俘虏,以及能带来更大财富的东方贸易市场。借助神的形象,表达“人定胜天”的思想。
总之,在希腊神话中,回荡着一个由奋斗指向占有的主旋律,那就是对自我中心的推崇,对冒险占有的肯定,对物质利益的关注,这可能也是西方社会个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理念的最早根源。
这也许就是老庄学说和希腊神话各自所代表的东西方文明差异最大的一点。
三、文化相通性
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尽管东西方文明有着千差万别的差异,而她们同时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也就是比较文学中常说的跨文明的异质性。
首先在于对人的价值的认同上。老庄学说虽然是把“天命”看得高于一切,但他同时也充分尊重个人的权利与利益。比如他们的“无为而治”。老庄的”无为”并不是什么都不做,并不是不为,而是含有不妄为、不乱为、顺应客观态势、尊重自然规律的意思。人与人之间是平等的关系,不能将自己的主观意识强加于人。希腊神话所体现的“人本主义”精神更是对人的利益的维护。只是两者维护人的利益的程度不同而已。
其次在于对天的权利的肯定上。老庄哲学主张顺应自然变化,人不能试图去强行改变自然,而是应该在自然所赋予的权利下生活,天道自然才是一切。希腊神话中,将天的权利赋予到了神的神上,而神具有着不可亵渎的权利,其实他也只是天的权利的一种变异而已。
四、总结
无论是老庄学说中的“天人合一”还是希腊神话体现的“人天合一”的人本主义都具有着不可否认的长处与有点。我们应该在遵循天道自然的同时,充分保护个人的合理利益。在坚持老庄“无为而治”、“天人合一”的基础上,辩证地学习希腊神话中对人的价值的肯定精神。“天人合一”与“人天合一”有着相通的跨文明的异质性,只是双方的侧重点不同而已,我们应该学会将东西方文化实现互补,辩证吸收精髓,这样才更有利于人类文明的进步。
比较文学相关论文代发表篇2 浅析比较文学的变异学
摘要:毛姆的许多作品里都刻画了民国时期中国和中国人的形象,毛姆虽然游历过中国,并且是以冷静、客观的态度观察中国,但是由于文化的“异质”性,毛姆笔下的中国和中国人形象其实已经是发生“变异”的中国和中国人形象,存在着许多的误读和想象。从比较文学变异学角度,将更容易帮助我们理解这种“差异性”。
关键词:毛姆;民国时期;小说;中国人;变异学
一、引言
毛姆是20世纪英国最知名的作家之一。他一生著作颇丰,无论是小说、剧本、随笔、游记还是回忆录,都广受好评。毛姆一生爱好旅行,他的足迹遍布世界各地。毛姆于1920年前往中国游历,并把能激起他兴致的人和地方都一一记录了下来。而这50篇长短不一的文章就形成了游记《在中国屏风上》(OnaChineseScreen,1922),在其中毛姆以其敏锐的洞察力和优美犀利的文笔,描述了他在中国游历时见到的古老而神秘的山川风物、人文景观。另外,涉及到中国或是以中国为背景的还有作品《面纱》、《刀锋》以及《苏伊士以东》。毛姆用文字为英国读者描绘了一幅幅光怪陆离的中国和中国人形象。
对于毛姆笔下民国时期的中国和中国人形象,我国学者也进行了积极的研究。普遍的研究观点认为“毛姆心目中的中国形象还停留在中国古代,特别是停留在中国的汉唐时期……在毛姆的心目中,西方文化优越论的观点充斥其心中……更多表现的是傲慢与偏见、鄙夷和不屑”。[1]还有一些学者用后殖民主义批判理论来解读毛姆笔下的中国和中国人形象,因此难免在批判中偏向了民族情绪的发泄和自我辩护,而失去了客观公正的立场。本文将基于比较文学变异学研究的范畴,从比较文学形象学和文化误读的角度来对毛姆笔下民国时期的中国和中国人形象进行分析与探讨,以期能获得一些新的成果。
二、比较文学的变异学问题
变异学研究是比较文学研究中十分重要而有意义的研究领域。“比较文学变异学的可比性在于同源中的变异性,同源的文学在不同国家、不同文明的传播与交流中,在语言翻译层面、文学形象层面、文学文本层面、文化层面产生了文化过滤、误读与‘创造性叛逆’,产生了形象的变异与接受的变异,甚至发生‘他国化’式的蜕变,这些都是变异学关注的要点,在这里,变异性成为可比性的核心内容。”[2]31“而文化过滤带来一个更为明显的文学变异现象就是文学的误读,即由于文化模式的不同造成文学现象在跨越文化圈时产生一种独特的文化过滤背景下的文学误读”。[3]50比较文学形象学的形象“是异国的形象,是出自一个民族(社会、文化)的形象,最后,是由一个作家特殊感受所创作出的形象。”[3]25巴柔也清楚地阐释了比较文学意义上的形象,他认为“比较文学意义上的形象,并不是现实简单的复制物,它是按照注视者的文化模式和接受程序而重构、重写的,这些文化模式和接受程式都先存于形象。”[4]这种形象既然是一个“社会集体的想象物”,是按照注视者文化模式和接受程序重构的,那么发生变异就成为必然了。在创造性想象和变异理论的视角下,毛姆笔下的中国和中国人形象———这一“他者形象”,“不是再现而是主观与客观、情感与思想混合而成的产物,生产或制作这一偏离了客观存在的他者形象的过程,也就是制作方法或注视方完全以自我的文化观念模式对他者的历史文化现实进行变异的过程。”[2]123在西方思想文化史上,他者(Other)的概念,最初来源于一种存在论上的逻辑辨识,而后转隐为一种更深的神学指认和伦理学。
比较文学形象学中的“他者”,并不仅仅指涉人物形象,他存在于文学作品以及相关的游记、回忆录等各种文字材料中,像异国形象、异国地理环境、异国人等,这都可以纳入比较文学形象学“他者”研究的范畴。[2]127因此,我们得到的启示是,在异质文化相遇时,“毛姆对中国的关照,用的是两种眼睛:一是‘感官的眼睛’;一是‘心灵的眼睛’。前者代表的是真实而客观的逻辑,后者反映的是联想与主观的法则。”[5]因此,虽然毛姆极力用“感官的眼睛”来“注视”中国,但是毛姆在书写时,势必受到“心灵的眼睛”的影响,毛姆笔下的中国与中国人形象其实已经发生了变异,甚至误读。
三、毛姆笔下的中国和中国人形象
1.中国人的形象变化
小说《人生的枷锁》创作于1915年,毛姆还未开始中国之行,此时毛姆笔下的中国人形象大多基于想象与虚构,不可避免地受到了西方文化传统的影响。葛桂录先生就对此做了精彩的总结:“回顾西方人表述中国的历史,总的来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早期多为赞美、倾慕的态度,18世纪中后期随着欧哲启蒙运动的高潮,西方现代性的确立,西方世界的中国形象发生了根本改变。……十九世纪中期,西方的中国形象基本成型。它主要表现为两个层面的混合存在。中国既是‘黄’的代表,一种让人鄙夷、唾弃,反证西方优越性的异己存在;又是‘祸’的代表,一种压迫、威胁西方秩序,使人恐惧的客观存在”。[6]《人生的枷锁》里的中国人宋先生的形象,就经历了这样一个由好到坏的转变过程。起初,虽然宋先生长着一副异于西方人的形象“黄黄的脸”。
但是在他身边的那些西方朋友眼里,他“总是笑眯眯的,为人和善,举止优雅”。[7]94东西方文明在没有冒犯对方利益的情况下,安然相处。但是,当宋先生和法国小姐凯西莉的恋情曝光后,这群西方人震惊了,在房东太太的眼里,“要不是姓宋的,事情本不会这么糟嘛,黄皮肤、塌鼻梁、一对小小的猪眼睛,这才是使人惶恐不安的症结所在。想到那副尊容,就让人恶心。”[7]130此时,西方人就带着种族优越感来看待中国人,因为他们觉得东方人宋先生侵犯了他们的利益,威胁到了他们高贵的西方血统的单纯性,使他们感到困惑和心神不宁。这也就形成了宋先生形象的前后巨大反差。在这个时期,毛姆就是以“心灵的眼睛”来注视“中国人”。在小说的结尾,宋、西二人的恋情并未以分手结束,毛姆安排了宋、西二人私奔。
这说明了毛姆虽然受西方传统文化的影响,但是他对中国人的看法也还是持保留态度,这也是他对中西文化交流的一种新的尝试。而在1919年底到1920年3月,在中国游历了四个月后,毛姆创作了长篇小说《面纱》和游记《在中国的屏风上》。此时,正处于一战前后时期,中国社会正经历着剧烈的变革,而资本主义工业革命对西方社会的消极影响也日益显露。早年的学医生涯,使毛姆能够冷静客观地体察中国,对现实中国的书写也还是比较客观真实的。
在《面纱》里,毛姆就借凯蒂之口,表明了他对中国的认知态度的转变。“以前,凯蒂听到别人讲起中国人时,总是说他们腐败、肮脏,坏到难以形容的地步,现在凯蒂觉得以前听到的话得重新思考了。沃丁顿的话宛如帷幕的一角掀起了片刻,凯蒂从这儿窥探到一个色彩丰富、含义深刻的世界,这是他以前做梦都没有想到的。”[8]在《在中国屏风上》,毛姆用“感官的眼睛”描画了贪婪的老派官员、新式的学者和旧派的文人,还以浓墨重彩刻画了中国普通劳苦大众的形象。
在《驮兽》里,对于中国苦力的描写“不论心跳有多快,疮疤有多么疼,也不论是大雨瓢泼还是骄阳似火,他们都在永远地走着,从早到晚,一年到头,从孩童走到垂暮。你会看到那些年老的苦力,瘦的皮包骨头,干瘪的皮肤垂了下来,他们枯瘦的脸上布满皱纹,像猿猴一样,而稀疏的头发早已斑白;他们挑着重担一路跌跌撞撞,直到走进坟墓才能休息。”[9]50再如《江中号子》里关于纤夫的描写:“那些纤夫拼尽全力,好像着魔一样,深深地弯着腰,有时气力用至极限,他们甚至四肢爬行,像荒野里的野兽。”[9]90这些文字都饱含了毛姆对中国劳苦大众吃苦耐劳精神的钦佩和深切的同情。
“在中国驮负重担的不是牲畜,而是活生生的人啊!”[9]50“他们的劳苦让你心中觉得沉重,你充满怜悯之情却又爱莫能助。”“他们的行动全都像快马奔驰,没有什么力量能使他们止步,这不是很可悲吗!他们终身承受役使却看不到自己的成功,一辈子困顿疲劳却不知道自己的归宿,这能不悲哀吗?”[9]50-51“这声音几乎不是人发出的,那是灵魂在无边苦海中有节奏的呼号,它的最后一个音符是人性最沉痛的啜泣。生活实在是太艰难、太残酷了,这是他们最后的绝望的抗议。这就是江中号子。”[9]91但是无论怎样,毛姆依旧是以“他者”的眼光来“注视”中国,他身上所浸润的西方文化传统对中国形象的界定,以及作为“异质文化”的中国文化,毛姆在书写中国时对有些中国文化还是产生了不正确的理解。
毛姆同情中国的“苦力”,因为这些重活在西方的工业社会都是由机器或是由牲畜来完成的,毛姆自然能够理解从事这种体力活的艰辛。但是毛姆并不能够真正理解当时中国下层民众生活的困苦。毛姆在感叹苦力劳动的艰辛时,还发出了这样的感慨:“他的全部衣服仅仅是一件短褂子和一条裤子,而如果这套衣服开始穿的时候还是整洁完好的,在它破了需要补的时候,他却从不考虑找块颜色相同的布料。”[9]49当时的中国各地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底层人民长期过着贫困的生活。
他们日夜劳作,还是吃不饱,穿不暖,甚至衣不蔽体,遇到灾荒年,卖儿鬻女是常事。这样又如何还有闲钱去买相同颜色的合适的布料来给破衣服打补丁呢?毛姆只是“眼观”中国苦力的艰辛劳作,并未与之进行更进一步的言语沟通。也因为中国人民的忍耐知足而不抱怨,林语堂先生把“忍耐”归为中国人“三大恶劣而重要的德行”[10]39之一。
并且认为“忍耐的特性为民族谋适合环境之结果,那里人口稠密,经济压迫使人民无盘旋之余地。”[10]40处于“异质”文化中的毛姆自然是无法理解中国人的“隐忍”。毛姆虽然童年失去父母的庇护,寄养在伯父家,但依旧是衣食无忧,所以他根据自己文化的接受程序,想当然地认为那些苦力穿着五颜六色补丁的衣服,或是缺乏审美的情趣。
2.鸦片的书写
鸦片是中国近现代社会重要的历史文化现象,对于近代中国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鸦片吸食的泛滥造成了近代国民的孱弱和病态,构成了近代中国最为严重的社会问题之一。亲身游历过中国的毛姆,自然在其作品里也有对中国民众吸食鸦片的记录和书写。《面纱》里,“抽大烟,但是有节制,抽得不凶”[11]171的神秘优雅的满洲格格,甚至毛姆还借韦丁顿之口说出了鸦片的神奇作用,“有的人从鸦片里寻求这个道,有的人从上帝那里寻求道,有的人投奔了威士忌。……”[11]174在《鸦片烟馆》里,毛姆把中国的“鸦片休闲文化”刻画得淋漓尽致,“他领我进入一间干净明亮的房间,它被分成许多小的隔间,垫高的地板上面铺着干净的地毯,形成一个简便的铺位。
其中一个铺位上有一位年长的绅士,头发灰白,手十分秀气;他在安静地读着报纸,长长的烟枪放在一边。另一个铺上躺着两个苦力,他们把烟枪放在中间轮流享受。他们都是年轻人,显得精神饱满;他们对我露出友好的微笑,其中一个还请我抽上一口。在第三个铺位上,四个男子正盘坐在棋盘四周下棋。
不远处有个男子在逗弄一个婴儿……”[9]35毛姆发出了这样的感慨:“这地方真令人愉快,像家里一样,舒适而温馨。它令我想起柏林那些我最喜欢的小酒馆,每天晚上,劳累了一天的人们常在哪里享受安逸的时光。”[9]35-36毛姆认为,他曾经在小说中读到过的关于中国人吸食大烟的情景:“……房间低矮又污浊……一个留着长辫的中国人踱着步,冷漠而阴郁,在破旧的床铺上,躺着几个大烟的受害者,精神麻木,他们中不时有人发出癫狂的胡言乱语。
还有个颇具戏剧性的场面,某个可怜的家伙付不起钱以满足他的烟瘾,就向恶毒的老板再三乞求,希望能抽一口以缓解自己极度的痛苦。”[9]35简直是太离奇了。“虚构总是比事实更离奇。”[9]36中国民众吸食鸦片,在毛姆笔下变异为了一种高雅的“鸦片休闲文化”。
而当时在英国国内,大部分作家都把鸦片看作是能给英国带来经济价值的贸易,把鸦片给中国人带来的危害当作是对中国人的惩罚。由于这种文化的“异质性”,也由于旅行时间的仓促,毛姆“感官的眼睛”看到的中国民众吸食鸦片的众生相,自然也是发生了“变异”。中国当时的文人也纷纷在作品里对鸦片的危害进行了揭露和批判。
1895年到1911年,中国近代小说中出现了鸦片书写的高潮。传教士傅兰雅在1895年公开举办了抨击“三弊”———鸦片、时文、缠足的新小说的竞赛。在160多篇的“时新小说”中,属于小说创作体裁的46篇都涉及到了鸦片书写,并且大都以鸦片批判作为小说的主题。在《澹轩闲话》里,作者詹万云就在序中抨击了鸦片给中国社会带来的危害:“间尝深考其受病之源,而知国困民贫之故,实由鸦片之害遍于天下而无药以救之……”[12]格致散人《达观道人闲游记》也提到“……写来贫士凄凉,半是芙蓉有癖……”[13]小说《黑籍冤魂》的第一回就描述了鸦片吸食者的“病夫”形态:“任你是拔山举鼎的英雄,铜浇铁铸的罗汉,只要烟瘾已发,顿时骨软筋酥,连一些气力都没有。
所以吃烟的,一个个扛肩缩腮,面黄肌瘦,三分像个人,七分倒像个鬼。把锦绣似的山河,都被这烟气熏得天昏地黑,日暗无光,简直成了一个烟鬼世界了!”[14]
3.中国文化的误读
毛姆的作品里除了对中国人形象的误读和鸦片书写的偏差,对于中国的文化毛姆也是“雾里看花”似的做出了自己的论断。比如,在《哲学家》这篇文章里,毛姆指出“如果儒家学说牢牢地控制着中国人的思想,这是因为它解释和表达了中国人的思想,而没有其他的思想体系能够做到这一点。”[9]107这说明了毛姆对中国文化的理解还只是停留在表面上。
魏晋南北朝以来的中国传统文化已不再是纯粹的儒家文化,而是佛儒道三家汇合而成的文化形态。正如林语堂先生所言:“道教是中国人民的游戏姿态,而孔教则为工作姿态。”[10]99“佛教在中国可说控制了大部分民间的思想。”[10]86“中国近世,佛教似较道教更为发达,各地建筑之道教的‘观’倘有一所,则佛教的‘庙’当有十所,可做如是比例”。[10]105毛姆深受叔本华悲观主义思想影响,所以毛姆对于道家的“出世”思想是比较熟悉的,他也读过庄子的一些书,对道家文化还是有一定了解的。
然而,毛姆对中国的佛教文化是知之甚少的,所以才会有“大殿中做出各种手势的奇奇怪怪的菩萨”[9]159的感慨。在佛教寺庙里,可以看到各尊佛像的手做出各异的姿势,这称为“结手印”,又叫“印契”。所谓手印,是指佛、菩萨空手时的手势,是其公式化的造型。连同全身凝固了的姿态以及所持物品,总称为“印相”。
各种手印有其特定的含意,这是识别各尊佛像的重要依据。最常见的手印有说法印,即以拇指与中指(或食指、无名指)相捻,其余各指自然舒散。这一手印象征佛说法之意,所以称为说法印。另外常见的还有禅定印、降魔印、与愿印、施无畏印。以上五种手印,合称为释迦五印。
另外,在《天坛》里毛姆也为西方读者刻画了中国的圣殿天坛,“它向着苍天而立。三层圆形的汉白玉露台,一层高于一层,四道大理石阶梯,分列于东西南北四方。
这象征着天坛及四个基本方位。天坛被一个大花园围绕,花园又被一道高墙环绕。冬至标志着天时的周而复始。年复一年,冬至之夜,每一朝的天子都会来到这里,庄重地祭拜皇族先祖。”[9]17虽然毛姆对天坛的外观进行了详实逼真的描述,但是由于对中国礼制文化的陌生,这里就存在着典型的误读。
天坛始建于明永乐十八年(1420年),是明清两朝皇帝举行祭天乞谷大典的祭坛,也是世界上最大的祭天建筑群。毛姆笔下的“三层圆形的汉白玉露台”应该就是圜丘坛。圜丘坛是天坛的主要建筑,又叫祭天台。古代中国是传统的农业大国,农业与天时季节有着密切关系。中国皇帝又称天子,天子受命于天,故普天之下,只有天子可以祭天,以祈求风调雨顺,国泰安康。所以每年冬至日,隆重的祭天大典就在圜丘坛举行。此外,旱年求雨的“常雩”、“大雩”礼及重大国事的“告祀”礼仪也在圜丘举行。天坛北部的皇干殿,原先放置皇族先祖神牌,后来牌位移至太庙。太庙是明清两代皇帝祭奠祖先的家庙。是根据中国古代“敬天法祖”的礼制建造的。清朝皇帝除了五位皇帝十三次东巡沈阳(盛京)祭祖外,全在北京太庙祭祖。所以毛姆这里把天坛当作是皇家祭祖的地方显然是不正确的。
四、结语
毛姆极力用客观真实的笔调来描摹他亲身体察到的中国,在跨文明交流中这是值得提倡的。在比较文学变异学视野的观照下,毛姆对中国和中国人的书写偏差,并非是由于其傲慢和偏见形成的,而是由于其不同的文化背景、文化观念、思维方式以及社会身份等因素造成,又由于其在中国游历时间不长,对于中国的诸多人物、事情都只能是走马观花。因此,对于中国和中国人形象的书写,也只能是“雾里看花,水中望月”,存在误读是不可避免的。尽管毛姆笔下的中国和中国人形象是他透过自身的文化模子进行重组变异而成,但是这种变异的看法还是非常有意义的。
借助毛姆“他者”的眼光,我们可以重新认识自己。这种“异”的对照,将有助于我们对自身文化的反思和改变。此外,也有助于我们对西方文化的理解,因为20世纪西方的中国形象,最终不是“反映”中国的现实,而是“表现”西方文化本身的欲望与恐惧[15]。因此,在跨文化交流中,对于“他者”所建构的“变异”的中国文化形象,我们也应该持宽容的态度,对于异质文化我们应该尽力去吸收和理解,这样将有利于东西方文明的对话和人类文明的共同进步。而且对于促进各国人民之间的互相了解,构建和谐世界也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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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徐赞个人作品发表明细经典法则
姓名;徐赞笔名 :零度.瑾年个人作品集 《REMMBERDILING》上、中、下最小说 《隐》
《被风戳伤的记忆》
《他,她,它》
《溪流》
《回忆》
《爱在守候》
《记忆1》
《记忆2》
《风殇》
《片羽之思》
《回忆如白开水》
《兰兰》长篇连载五期
《茶靡》
《休途》
《下辈子,我还记得你》
《咗岸堇年》
《幸福终点》
《紫色风铃》
《落尘》
《落尘续》
《片羽之思续》
《黄》
《我的父亲是农民》
《登征》
《登征——逝去》
《80后的岁月》
《生活》
《小艾》
《小艾续》
《小小幸福》
《写给吉米》
《冬、冻》
《悄悄爱》
《花开在冬天》
《过来》
新概念作文大赛初赛入围作品小说林三环高中校报莽原读者小说林读者读者小小说月刊小小说月刊小小说月刊小说林莽原黄河日报辽宁青年读书林小小说月刊辽宁青年小小说月刊小小说月刊小小说月刊安庆日报安庆日报安徽日报安徽日报辽宁青年大河日报小小说月刊小小说月刊最小说读者读者读者莽原小说林
《熏衣之嫁》小说林
《向前一步,好吗?》小说林
《黄土》江西城市学院广电中心 诗歌发表集
《断殇》中学生导读
《走吧》中学生导读
《我是个孤独的拾荒者》大河日报
《幽》上读者
《幽》中读者
《幽》下读者
《青春》读者
《拜拜》读者
《当我还是孩子》小学生导读
《我没有铅笔》小学生导读
《艺考的日子》读者
注;
由于部分稿件遗失遗忘,请各位见谅,希望爱好写作的朋友多多交流!
第四篇:对未发表的作品的著作权研究
对未发表的作品,特别是对本案中涉及既未发表、又很容易被修改和复制的数码照片,如何认定侵权宣传资料上的图片与数码照片的一致性,如何认定未发表数码照片的著作权人,成为审判实践中的难点,较难把握。本案是一起运用法律规定和经验法则相结合的方法解决上述难题的案例,本文尝试对这一审判经验加以总结。
[案情]
原告:格林豪泰酒店(威海)管理有限公司
被告:上海辉盛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原告持有电脑光盘两张,刻录了在格林豪泰酒店(上海)有限公司经营管理的格林豪泰静安店(上海新闸路1829号)中拍摄的系列数码宣传照片(文件名分别为0019-0054)。其中文件名为0020、0031、0038、0053的四张照片,在原告于2005年10月12日委托案外人进行设计和制作的四折页宣传单中使用。2007年初,原告发现被告在其经营管理的帝悦大酒店二楼前台放臵、任来客随意阅看的宣传资料使用上述光盘中文件名为0032、0043的两张酒店室内照片,未经原告授权。经公证处出具公证书,证明由原告在帝悦大酒店取得涉案宣传资料。该宣传资料为单张双面,每面的中部并排陈列了三张图片,从左向右的第二、第三张图片即为本案所涉之图片。经比对,第二张图片与原告光盘中文件名为0032的照片完全一致;第三张图片中杯子上除缺少原告公司商标标识外,与原告所持光盘中文件名为0043的照片完全一致。为此,原告于2007年4月27日诉至法院,请求被告停止侵害,并在《解放日报》、《新民晚报》上向原告公开赔礼道歉,赔偿原告损失人民币203110.80元。被告辩称,原告从未在其宣传资料中使用过两张系争照片,其中一张图片与原告光盘中的图片不一样,图片中杯子上并无原告的标识图案,原告仅凭所持有刻录系争两张照片的光盘不足以证明原告享有系争两张照片的著作权。故原告不是系争宣传图片的著作权人,请求法庭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审判]
法院经审理认为,按常理,同一场景下不同的人因构思不同、视角不同,所拍摄的照片也不会完全相同;同时,数码照片具有可修改性。经对比,被告宣传资料中使用的图片除其中一张图片中杯子上缺少原告注册商标标识外与原告所持光盘的照片完全相同,故在无相反证据的前提下,法院确认被诉侵权图片与原告光盘中文件名为0032、0043数码照片具有一致性。通过细节推定系争照片与光盘中的系列其他照片于同一天拍摄完成,即其他照片合法在先使用之日,系争照片已拍摄完成;且被告未对其合法使用宣传资料中的图片提供相应证据予以反驳,故法院确认原告对系争照片享有著作权。被告未经原告授权,擅自使用原告所享有著作权的、未发表的图片,并未经同意予以部分修改,分别侵犯了原告的署名权、发表权、修改权以及复制权等权利,侵权行为成立,应承担相应的民事侵权责任。本院依法综合考虑原告的作品类型、被告侵权行为的性质和主观过错程度、侵权的后果和社会影响等情节,结合合理支出费用,在50万元法定赔偿额以下酌情予以确定。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二条第一款、第九条、第十条、第四十六条、第四十八条、第五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第二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立即停止侵犯原告享有的照片著作权的行为、向原告赔礼道歉,并赔偿经济损失。
判决后,原、被告双方均未上诉。
[评析]
本案中争议的作品为数码照片。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数码照片已逐渐替代传统胶卷照片,走进了千家万户。数码科学技术的普遍推广和应用,也影响到知识产权法对图片著作权归属的认定标准。因为数码照片不同于传统照片,传统照片以感光材料即胶卷作为载体,拍摄后的胶卷要经过冲洗才能得到照片,一次成形,不能轻易修改;而数码照片则是将影像信息以数字方式存储于磁盘或内存卡中,因而可以直接把数据传给计算机或者刻录成光盘,并借助于计算机的处理手段,对数码照片进行修改。这些新特点,使得对如何确定数码照片作为可以复制的作品源与被复制成图片之间的同一性判定,以及数码照片,特别是未发表的数码照片著作权权利归属等法律事实认定标准产生很大的挑战。
一、数码照片著作权案件审理的难点
数码照片权利作为著作权之一,是一种事实权利,无论发表与否,均享有著作权。[1]保护著作权的前提是确定权利归属。已公开的数码照片,主要是指专业艺术照片,这类照片往往会通过合法出版物,或在公开场合(例如网站、会展场所等)发布而为公众所知,因此很容易确认著作权的归属;而未发表的数码照片,主要是指商业自用和家庭自用两种私用型的数码照片,前者是为宣传和开拓自身的商业市场而拍摄,后者是为家庭欣赏和美化生活而拍摄,一般不会公开发表,这样就不被公众所知晓,也无可以证明作品权属的权利凭证,且著作权人往往自我保护意识差,一旦被侵权,要权利人自己证明数码照片的著作权人是困难的,相应的著作权保护也就难以得到实现。本文主要针对未发表的数码照片如何认定著作权属问题展开讨论。审理这类案件存在的难点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数码照片本身的特点所产生的审理难点:
数码照片是现代科技的产物,它本身存在着一些特有的弱点和局限性,这样就给审理相关案件带来一定的困难。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数码照片[2]具有无形性。这一特点,区别于传统照片。传统照片在拍摄完成后即在胶卷底片上一次成形,影像和胶卷具有一一对应性。因此,底片就是唯一的作品源,无相反证明,拥有传统胶卷照片底片的人就应被认定为照片的著作权人。而数码照片是由数字所构成的虚拟组合,必须以存储的方式依附于存储卡、电脑硬盘、光盘等载体里。数码照片的数据可随时与载体相分离,并可反复多次刻录于不同的载体中。在多个载体同时承载数码照片虚拟数据的情况下,甚至通过鉴定都无法分辨哪个载体中的数码信息是最早形成的源数据。也就是说,任何载体都不具有证明数码照片著作权形成时间的可靠证明力,因此,在审理这类案件中,不能按传统照片的认定标准而认定数码照片载体的持有人即是数码照片的著作权人,也无法直接认定数码照片著作权形成的时间。
2、数码照片具有易修改性。数码照片数据资料存在于有形的载体中,无论照片本身的内容可以修改,还是载体上所记载的属性、格式、容量等数据皆能够更改。因此,数码照片的内容被修改后印制于其他附着物上,图像不会反映出任何的修改痕迹。而传统照片一般不易被修改,修改难度大,且痕迹相对明显,容易被发现。这一特点,使得在审理中当数码照片与被诉图片之间存在差异,使用人又不提供图片的数码载体的话,很难确定双方诉争标的的同一性,即如何认定两者之间的关联性问题存在很大的困难。
(二)数码照片的证据属性所引起的审理难点:
如前所述,数码照片[3]具有无形性,要作为一种证据,其必须依附于一定的载体,具有一定的形式。本案数码照片的载体为光盘,原告以持有的光盘为证据,主张其为系争照片的著作权人。光盘从证据类型来看,属视听资料。所谓视听资料,是指采用先进科学技术,利用图像、音响及电脑等贮存反映的数据资料等来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种法定证据形式。在我国《民事诉讼法证据规则》中设定视听资料的适用规则有三:
1、存
在疑点的视听资料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
2、一方当事人提出的有其他证据佐证并依合法手段取得的、无疑点的视听资料或者与视听资料核对无误的复制件,对方当事人提出异议,但没有足以反驳的相反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确认其证明力;
3、视听资料其证明力小于物证、档案、鉴定结论、勘验笔录或者经过公证、登记的书证。由此可见,我国将视听资料确立为一种独立的证据形式,具有一定的证明能力,但它同时存在较容易被人伪造、裁剪或涂改的局限性,因此,是一种不可靠的证据,证明力较弱,需要有其他证据以佐证方式补强其证明力。特别是在数码照片著作权纠纷案件中,数码照片的著作权与其所附载体相分离,且承载数码照片的图像是静态的,其传递的信息是有限的,相应的证明力也是有限的。因此,对未发表的数码照片,仅仅通过光盘及其中刻录的数码照片数据资料为证据证明作品形成时间和权利归属是非常困难的。
从技术的角度而言,数码照片的源数据来自于数码像机的存储卡而非光盘,光盘对于其他载体而言并不具有排他的证明效力;光盘上所记载的任何数据都可以被修改,诸如创建时间、文件格式等。因此,光盘对数码照片形成时间及权利归属等事实的证明力是微弱的,不能单独作为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
从举证能力上看,数码照片数据资料可重复多次刻录于不同的载体,作品的著作权与其载体相分离,拥有一件记录着作品的载体并不能享有著作权。客观上的事实是,未发表的数码照片数据依附于唯一的载体中,相应数码照片的著作权人就是载体的所有人。但因未公开发表,不被公众所知,所以要证明这一客观事实是极其困难的。本案中,原告持有光盘除能证明持有人是记录数码照片数据的载体之物权所有人之外,几乎没有其他证据可以证明数码照片的权利归属。从这个意义上讲,客观上原告的举证能力是有限的。
从著作权属认定规则上,无论是《伯尔尼公约》,还是我国《著作权法》均一致规定,如无相反证据,根据作品上署名确定作品作者的规定。原告以持有未发表数码照片的光盘作为反证,对抗被告名义公开使用的数码照片附着物而主张著作权,原告在证据上处于弱势。一旦发生侵犯著作权的行为,原告著作权得到切实保护就很困难。
二、未发表数码照片的著作权归属认定的标准。
尽管对未发表数码照片案件的审理存在诸多的困难,经过对本案的审理及对这类案件的思考,谈谈几点关于如何认定未发表数码照片著作权归属认定标准的审判经验。具体而言,未发表作品著作权归属的认定一般存在二大待证事实:
1、被诉侵权图片与原告主张著作权的数码照片之间的关联性问题;
2、谁是未发表数码照片的著作权人。对这两大待证事实的认定标准,笔者认为可分别遵循以下规则:
(一)被诉侵权图片与原告主张著作权的数码照片之间是否存在关联性的认定标准。
这是本案当事人之间形成争议首先必须解决的逻辑前提。众所周知,受著作权保护的作品具有独创性,这是使得此作品区别于彼作品的本质特征之一。如果被诉侵权图片并非原告主张权利的数码照片,那么侵权与赔偿均无从谈起。如果侵权人在侵权使用他人享有著作权的照片时,利用数码照片的可修改之特点,对照片进行一定的修改,这样两者之间可能会存在很大的差异性,使得两者的关联问题变得扑朔迷离,难以分辨。
根据经验法则确定如下认定标准:第一,按常理所确立的标准:同一场景下不同的人因构思不同、视角不同、所用照相机不同,所拍摄的照片也不会完全相同,这是由受著作权法保护的数码照片独创性的特点所决定的,它凝聚了拍摄者的智力劳动成果,是区别于此照片与彼照片的基本特征;第二,根据数码照片的特点所确立的标准:数码照片的可修改性,允许两者存在差异;但作品的独创性,决定了无论如何修改,也改变不了数码照片作者独特的视角,因此,两者局部的不一致不足以推翻整体的一致性。本案中,被告宣传资料中使用的图片除其中一张图片中杯子上缺少原告注册商标标识外,无论是拍摄的视角、图片中场景、物品及其相互的空间位臵等均与原告所持光盘的照片完全相同,法院认为,被告所使用图片与原告光盘照片局部不完全一样的事实不足以推翻其与原告所持有光盘中照片的一致性,且被告虽对光盘真实性提出质疑,但未提供证据予以反驳,也未申请鉴定,故在无相反证据的前提下,确认被告在宣传资料中使用的两张图片与原告光盘中数码照片具有一致性。
(二)未发表数码照片的著作权人的认定标准。
对于这一事实认定,目前立法中没有规定,司法中没有统一的标准。从法理上讲,“通过证据证明而得出的结论往往较为精确;而运用推定法则,人们可以比较容易地依据经验法则和逻辑思维得出结论,但在精确度方面则逊色一些,因此它是一种容易采用的但不精确的方法。”[4]因此,对于未发表数码照片著作权属的认定规则,实务界有两种不同的观点:第一种观点,著作权属于绝对权,具有排他性和唯一性,权利人必须以具有绝对排他证明力的证据证明其是权利人,因为著作权与载体相分离,原告持有数码照片数据资料的载体不足以证明数码照片的权属。第二种观点,客观上,未发表的作品没有直接证明其权属的合法出版物或者权利凭证,无法直接通过证据证明而确定权属,要求权利人直接证明权利归属,权利人举证责任过重,证明标准过高,甚至苛刻,不利于这类著作权的保护。因此,对未发表的著作权属争议的判定采取推定方法比较妥当,避免发生对这类权利侵犯的泛滥。因为“推定往往与概然性的证明标准相符合。就是说,通过推定可以产生一种符合慨然性的优势的结论,这种结论的符合真实的可能性如此之大,除非另一方当事人提出有力的反证,否则应当作出对一方当事人有利的裁决。”[5]
笔者同意第二种观点。对这类案件的审理,应当坚持经验法则和逻辑规则结合,从细节出发,综合全案,得出符合民事诉讼证据规则的结论。建议从以下二个角度进行全面审查后,对未发表的数码照片著作权属作出判定:
首先,充分运用证据规则,平衡当事人的举证能力,通过对举证责任的分配,实现对著作权的保护
1、赋予数码照片载体持有者一定的证据优势地位。
数码照片著作权与其载体相分离的特点,使得数码照片的持有者不再拥有和传统胶卷照片底片持有人一样的权利,不能当然成为数码照片的著作权人。但数码照片权属的认定标准仍然得坚持民事证据的高度盖然性标准。作为刻录有数码照片数据资料的载体,也是一种证据,具有一定的证明力。特别是,在案件中当数码照片的数据资料由持有人所持载体唯一承载时,此时的载体就应当与传统胶卷底片一样具有相同的证明力,载体的持有人就是数码照片著作权人。除非对方当事人也同样作为持有人,否则仅有抗辩,仍不足以对持有人形成有力的驳倒效果,应当确认持有刻录有数码照片数据资料的载体的人是著作权人的证明力大于非持有人的抗辩,具有一定的盖然性。换句话说,若双方当事人均持有存储有数码照片数据的载体,则应结合其他证据进行判断,假如原告提供的所有证据材料及说明,均不足以形成高度盖然性优势的话,应驳回原告的起诉。
2、赋予被诉使用者对数码照片的合法来源进行举证的责任。
鉴于载体不具有排他性证明照片权利归属的证明力,持有人仅享有证据优势地位,但仍不足以满足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著作权归属仍处于真相不明的状态,因此,法院还必须合理分配当事人的举证责任,来补强对事实的证明力。
对于数码照片数据存在于其他载体以对抗持有人唯一性的举证责任,法院应当指定由被诉侵权者承担,这符合证据举证责任分配原则。对于权利人来说,其主张的是除自己之外没有其他主体是权利人,这是个消极主张,无法通过积极的行为证明不存在的事实,而且客观上,权利人也没有证据直接证明未发表作品的著作权归属;而对被告而言,其有力反驳权利人的主张是“还有其他载体存在,原告仅作为载体持有人,不能当然成为著作权人”,这就意味着反驳的主张是个积极主张,完全可以通过一定的举证证明其主张的存在。而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
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 出版者、制作者应当对其出版、制作有合法授权承担举证责任,发行者、出租者应当对其发行或者出租的复制品有合法来源承担举证责任。举证不能的,依据著作权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的相应规定承担法律责任。鉴于此,法庭还应认定被诉使用者负有审核、享有图片合法来源之义务,并对此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若无法提供相应的证据,则从另一角度补强了作为有疑视听资料的光盘不能单独作为依附其数码照片著作权归属之证据的证明力,为形成法官内心高度盖然性提供了心证。在本案中,法院将被告虽然对原告所持光盘提出质疑,但并未对其合法使用宣传资料中的图片提供相应证据予以反驳,作为认定判定原告享有著作权的理由之一。
其次,观注细节。
仅仅通过上述举证责任的分配是否就能认定未发表数码照片的权利归属?笔者认为仍然不够充分,毕竟数码照片的著作权人应当是唯一的,推定规则的不精确性决定了仅依据上述认定标准仍不可避免地会出现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讲,确认未发表数码照片著作权属仍面临着困难重重。但常言道,海不择细流,故能成其大;山不拒细壤,方能就其高。要正确判定相应的著作权属问题,必须注重细节。在审理中,可由法院以释明的方式,由主张著作权的当事人考虑从以下几个方面因素对事实进行说明和举证,以强化法官对著作权归属的心证:
1、重点加强对数码照片形成的过程的了解:(1)、要求主张权利的当事人对数码照片由谁、出于何种目的、在什么地点、如何完成数码照片的拍摄等内容进行说明;法院应当对当事人陈述进行比较,并分别对其合理性、逻辑性进行判断。(2)、通过引导,寻求是否存在其他证据能佐证数码照片归属的事实。这类事实无法预知,情况千变万化,无章可循,只能根据实际情况予以处理。在本案中,就是通过与系争数码照片同一时间、同一地点拍摄的其他系列照片公开在先发表的事实,结合案件的其他证据,认定了相应的著作权属。
2、根据数码照片显示的内容为线索,查明图像内容与权利人之间的关系。一般数码照片有人物和场景两种。假如照片上显示的是人物的,可以通过传唤照片中的被拍摄的对象,即照片中的人物或其法定代理人(指未成年人、无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行为能力人)到庭作证的方式,了解照片形成的过程,以查明著作权归属。照片图像上的人与著作权人可能有合同关系、亲属关系,或者其他法律关系,通过他们的证人证言及提供的相应材料,可判断著作权形成的时间及归属。假如照片上的图像是静物,则分别由权利人对静物出现有地点,拍摄的场景进行说明,有必要的话,法院可以作实地勘察予以查实。
3、侵权人是否有机会接近未发表的数码照片数据源或载体。正如前所述,未发表的数码照片一般由著作权人自用,侵权人几乎没有机会接触到数码照片的数据源或载体,则不可能发生侵权行为。如今社会人才的快速流动,网络的发达,都可能使这类未发表数码照片的数据随人员的流动、网络的传播而泄露在外,为侵犯著作权的行为提供可能。因此,在审理中询问主张权利的当事人对方是否有可能接触到相关的数据源或载体,对法官形成内心的心证,判定著作权的归属也具有相当的意义。这一节事实未必可以通过民事程序查实,只为法官形成内心的确认提供一种可能。在本案中,原告陈述原保管光盘的工作人员现为被告的员工,被告也承认该节事实,但否认该人向被告提供了原告的数码照片,原告也无证据证明该人确实实施了这种行为。法院虽然未对这节事实予以认定,但却加强了法官认定原告为涉讼数码照片著作权人的心证。
这类案件审理难度大,合议庭紧紧抓住受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所具备的独创性的特点,结合原告所持有光盘中其他在先使用的照片与系争照片之间的联系,从画面中所显示物品的细节,以及通过常理分析,综合全案,一一解决审理中的难题,认定原告是系争照片的著作权人,享有著作权,被告未经原告许可,擅自在其宣传资料中使用系争照片,侵权行为成立。
[1]德国著名学者M〃雷炳德依据德国著作权法和《伯尔尼公约》的精神认为,“著作权已经不再是一种特许权。著作权的产生不依赖于集体来自国家的授权行为或者依赖于遵守某种官方的手续;它的产生是与作品创作的事实行为联系在一起的。”(叶自强著,梁慧星主编的《民事证据研究》,法律出版社,2002年9月第2版,第91页)我国著作权法也有类似的规定,中国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作品,不论是否发表,依照本法享有著作权。
[2] 此处“数码照片”仅在“数码照片数据”意义上使用,当数码照片数据通过载体表现出来的图像意义上的数码照片是有形的。
[3] 同前。
[4] 叶自强著,梁慧星主编的《民事证据研究》,法律出版社2002年9月第2版,第91页
[5]叶自强著,梁慧星主编的《民事证据研究》,法律出版社2002年9月第2版,第94页
第五篇:发表作品第一次的稿费日记
我喜欢文学,但以前不常写,只是看别人的作品。心里总畏惧,畏惧自己写的文字太粗浅,拿不出手。平时自己也写写日记,记下生活中的喜怒哀乐。有一天,有人说你喜欢写作,为什么不把自己写的东西试着投给文学杂志社或报社,我怀着试试看的态度,把我写的短篇小说《春爷》发给了《怒江文艺》。记得是2013年9月发的稿子,过了一个月《怒江文艺》出版了,我急切的去翻看有没有我的名字,没有!心里有几分失落,我又想自己的文笔太粗浅,要好好的学习,多看看别人的作品。
两个月以后。
那天学校做班室我的位置上放了一本牛皮纸封袋的大书,我急忙拆开看,迅速的翻看了目录,嘿!我的短篇小说处女作《春爷》刊登在《怒江文艺》2013年第11期碧罗夜话栏目,我顿时心花怒放,旁边的同事也过来凑热闹,收获了他们的一通鼓励。
我足足美了好几天。
更意外的是:收到了一张286元的取款通知单,再一看是怒江州文联汇来的,我从来没想过会有一分钱的稿费,心想自己拙劣的文字能刊登出来就已经很高兴了,再有稿费更高兴了。
我信心大增。
此后,我写了一些散文随笔。同时,我上网无意找到了一个叫做的网站,我浏览了一番,是我喜欢的文学类型,便注册了一个号,以后我在发了一些属于自己的文字。
2014年第2期我的一篇散文《谈读书》又刊登在金竹口弦栏目。我的信心又大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