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近史读后感

第一篇：中近史读后感

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读后感

本书一个总论和五章内容，薄薄一小册，却贯穿了中国19世纪四十年代鸦片战争到20世纪抗日战争前的近百年的历史。总体思路是外患、内忧以及四个救国方案。之前从导师那得知这是一本好书，后来发现在近代史研究中它的确算是一本传世性的经典著作，尽管蒋是以“初步报告”写出的书。下面将笔者总结该著值得称道的几点记录下，暂且作为粗浅的读后感受就教于大家。

1．近代历史写作的主旨。

现在我们要研究我们的近代史，我们要注意帝国主义如何压迫我们。我们要仔细研究每一个时期内的抵抗方案。我们尤其要分析每一个方案成败的程度和原因。我们如果能找出我国近代史的教训，我们对于抗战建国就更能有所贡献了。

这是蒋廷黻先生在总论末尾的一段话。我很欣赏的原因是他强调对“每一个方案成败的程度和原因”的分析，这是一个做到容易做好很难的要求。从书中蒋对外国列强、中国顽固派、剿夷派、抚夷派、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维新、革命等等分析中，我能够感受到由客观和深刻带来的感动，具体可见下文的展开。

2．新异的人物评价

蒋对近代历史上“粉墨登场”的种种人物进行了评价，对诸如顽固派、义和团、太平天国虽然不乏正面的描述：认为“他们（顽固派）也是爱国份子”，但重点揭示了他们的愚昧和无知。诸如以民心抵抗洋枪洋炮；义和团兴起的原因居然还有：“说教士来中国的目的，不外挖取中国人的心眼以炼丹药；又一说教士窃取婴孩脑髓，室女红九”。还“拿着他们的引魂幡、混天大旗、雷火扇、阴阳瓶、九连环、如意钩、火牌、飞剑及其他法宝，与洋人作战”。对林则徐、琦善、丁汝昌和刘步蟾进行了颠覆性的评价。对了林则徐和琦善，我们心目中的他们形象正如当时士大夫和咸丰：一个百战百胜、忠君爱国，一个是奸臣，收受洋人贿赂。而蒋认为林则徐：“让国家日趋衰弱，而不肯牺牲自己的名誉去与时人奋斗。……以为自己的名誉比国事重要，因为他当时觉悟到中国较之与西洋的落后而不敢公开提倡”。而琦善：“把中外强弱的悬殊看清楚了公开的宣传了，但是士大夫阶级不信他们。而且他们无自信心，对民族亦无信心，只听其自然，不固振作，不图改革。我们不责备他们，因为他们是不足责的”。

甲午中日战争中的丁汝昌和刘步蟾，我们一直将他们作为这次海战中的英勇烈士来看待。蒋用大量的篇幅对这次战争的前因后果进行了分析。“我方原定舰队排'人'字阵势，由定远、镇远两铁甲船居先，称战斗之主力。……刘下令把'人'字阵完全倒置，定远、镇远两铁甲船居后，两翼的弱小船只反居先。刘实胆怯，倒置的原故想图自全。这样一来阵线乱了，小船的人员都心慌了，而且日本得乘机先攻我们的弱点了”。当时的“定远船上丁不懂英文，泰乐尔不懂中文，两人只好比手势交谈。不久炮手即开火，而第一炮就误中自己的望台，丁受重伤，全战不再指挥，泰乐尔亦受轻伤”。看来很多的以前所谓的史实并没有想象那么简单。

3．理性叙说历史的方式

该书作为一历史研究著作在历史叙述上，充分闪烁着理性和智慧的光芒。正如蒋廷黻先生自己认为的，历史不是材料的堆砌和史实的客观描述，而是要努力探求历史变迁的内在联系。而他的具体叙说历史的方式做法也值得称道。比如在叙述鸦片战争之后，蒋提出一个分析性很强的问题：为什么道光年间的中国人不在鸦片战争以后就起始维新呢？因为如果那样的话中国的近代化就要比日本早二十年，这是蒋那时甚至我们现在的人眼中极渴望发生的状态。所以蒋认为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他就分析出一点一点的原因来，非常具有说服力。这种自问自答的方式在书中很多可以看见，对很复杂的事情娓娓道来。此外，蒋先生分析事

件和人物常能旁征博引，比如将曾国藩的军队建设与军阀割据相联系。因为曾国藩起头的中国私有武力是以后军阀割据的起源。

《毁灭的种子：战争与革命中的国民党中国(1937-1949)》读后感 作者易劳逸也是剑桥民国史民国黄金十年和这段历史这两部分的撰写者，只是那里面浓缩至50页。本书对云南军阀与国民党在抗日大节上异乎寻常的风格，以及势力冲突而发生的倾轧写的还算详尽，最为详尽的是国民党在抗日伊始就损失了精锐部队的60%，以及黄埔军官的三分之二，所以面临对地方军阀的威慑性减少了，其实在国民党入川之前，与四川的刘湘也有冲突，刘湘甚至与山东韩复渠一起密谋反对中央军入川，所以，老蒋能在那么混乱的局势下，制住这些军阀，也不容易。

?书最好的部分是对国民党军力的分析、战斗力的分析，以及抓壮丁和各军阀队伍军纪涣散的分析，以及蒋介石嫡系的偏重丧失山东和云南的一部分地区。我一直很疑惑，为何抗战时期我国总兵力比日本高出那么多，为何出了800万之众的伪军，为何在河北当地农民使战败的5万国国民党缴械，还杀了其中的一部分，在抗日的关键时刻，国民党混乱的军纪和对百姓的滋扰，使得居然民心项背。

关玉章《回忆五四前后我的思想转变》读后感

本书分为八节，大致从1911年讲到1949年，所截取的这段时间恰好是中国革命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的时间。作者以亲身经历讲述了这段历史，读来不觉乏味。作者在民国政权落入袁世凯手中时开始流亡法国，接触社会主义思潮。在法国得知了讨袁的二次革命、护法运动、护国运动，并较为理性的分析了失败与成功的缘由，认清了军阀统治的腐朽与罪恶。在一战爆发期间发生了一系列起义，但大多由于军阀的排挤以及陈炯明的背叛而以失败告终。在这时，俄国十月革命以及五四运动给中国革命带来了希望的曙光。至此，作者得出了以下结论：必须依靠下层人民，必须走俄国人的道路；工人和农民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依靠工人阶级，依靠下层民众；粉碎旧的国家机器，代之以新的国家机器；军阀统治下毫无民主可言，耍拯救中国，必须首先用武装的革命来推翻封建军阀统治。

此后，南方各省掀起的“自治运动”的潮流，给作者提供了初步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机会，并于一九二一年四月一日成立了“全川自治联合会”，提出十二条纲领：“全民政治”、“男女平权”、“编练民军”、“保障人权”、“普及教育”、“公平负担”、“发展实业”、“组织协社(即合作社)”、“强迫劳动”、“制定保工法律”、“设立劳动机关”、“组织职业团体”等。

在作者任成都高等师范学校校长后，对学校进行了改革。经过一番整顿，学校面貌大大改观，师生员工团结得很紧密，树立了一种崭新的学风。同学们有秩序，有朝气，追求知识，孜孜不倦，议论政治，意气焕发，成都高师成了进步势力的大本营。还秘密组织了“中国青年共产党”，作为领导革命斗争的机构，并发行《赤心评论》，作为机关报。由于四川地处僻远，一直到这时候作者都还不知道中国共产党已经成立，也不知道国共合作的新时期即将开始了。

在1925年，作者在北京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找到了“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这个理论武器一经与中国工人运动结合，立即发挥出无坚不摧的伟大力量。

作者以亲身经历讲述了这段历史，让我切实感受到革命时代的激情与血腥，让我更加懂得珍惜现在来之不易的生活。书中某些观点不免有些主观色彩，如：“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马克思主义，尽管加了引号，但不免过于绝对。也许正因为如此，中国共产党才会犯一些方正方向上的错误吧。

读罢此书，我充满了对革命时代英雄们的崇敬，这些经验与教训值得我们后人深思。

法学院国际政治一班唐佳琦

第二篇：中近史简答题

1、如何认识洋务派与顽固派的争论?

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清朝统治集团中明显地分裂为对立的两派。主张学习西方，采用机器生产的称为洋务派，而反对派称为顽固派。洋务派主要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和镇压太平天国革命过程中与外国打交道较多，并掌握了中央和地方军政实权的官僚、买办军阀集团。顽固派以倭仁、徐桐、李鸿藻等为代表，他们对洋务派纠举弹劾。这两派在镇压人民革命和维护清朝封建统治这一根本点上是一致的，但对如何维护这个摇摇欲坠的封建统治却存在着重大的分歧。几乎洋务运动的每一项重大措施的酝酿出台，都曾遭到顽固派的攻击和阻挠，使洋务事业举步维艰，几经驳难。其中，较大的争论有三次，即六十年代关于同文馆招收科甲正途人员入天文算学馆的争论，七十年代关于应否停造轮船的争论和八十年代关于修建铁路问题的争论。

2、概述左宗棠一生的政治活动并简述其历史功绩。

政治活动：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镇区西捻军与陕甘回民起义；从事洋务活动；收复新疆。左宗棠为了维护清政府的封建统治秩序，先后参与了镇压太平天国，西捻军和陕甘回民起义。特别是残酷屠杀了回民起义军，虽妇孺老弱也在所不免，表明他是封建统治的忠实卫道士，是镇压农民起义的刽子手。这是由他所处的历史时代和阶级本性所决定的。

左宗棠又是洋务派有强烈爱国心的代表人物。他师承了魏源等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积极主办近代企业，且主张“官办开其先，民办承其后”，不应“与民争利”，更具有积极意义。他在引进西方科学技术的同时，又设立各种新式学校，为富国强兵以“制夷”而培养人才，派遣留学生，对于中国近代社会经济的发展和资本主义近代工业的产生起了积极推动作用。

尤其在对待外国侵略问题上，左宗棠反对妥协退让，坚持抵抗，态度鲜明。他不顾年迈体衰，主动请缨，挑起收复新疆的重任。在伊犁交涉中，主张以军事为后盾，认为“俄事非决战不可”，不收复失地决不罢兵，坚持抵抗俄国侵略。中法战争中，一力主战，反对妥协。

左宗棠还是一位有远见的政治家。他不但积极主张在新疆台湾建省设防，在陕甘总督任上，关心民疾、励精图治、修路屯田、兴办水利、设厂办学、禁烟救荒，整饬吏治盐务等，为开发大西北作出了积极努力。

3、甲午战争中国失败的原因是什么？

主观原因：清朝统治集团的腐败无能和内部派系纠葛都是造成战争失败的重要因素，而最主要的原因是：清政府妥协投降路线所主使；清军素质差。

客观原因：列强以各自利益为出发点迫使清政府投降，尤其是英美的政治讹诈诱使清政府向日妥协退让是战争失败的主要客观原因。列强的要挟钳制，迫使清政府沿着主观方面的妥协退让路线越滑越远，以至最后彻底投降。两者相比较，主观方面的原因应是首要的。

4、试评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

“门户开放”政策，是十九世纪末美国政府针对列强在华掀起抢夺势力范围狂潮而制定的一项重要的外交政策。

其内容为：美国承认各列强在华“势力范围”，但在各国势力范围内，美国既得利益不受侵犯；要求与所有势力范围拥有共享权益，均沾利益，即要求同等税率，轮船港口税和铁路运费与该国同等无异。这样，表面上在华并无“势力范围”的美国，却可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实力自由地出入于任何一个“势力范围”；表面上它失去了瓜分中国的有利机会，而实际上却分享到了所有在华夺得“势力范围”国所拥有的一切权益，并由此凭借其经济优势取得侵华竞争中的有利地位。

“门户开放”政策是国际帝国主义侵华活动中互相协调侵略利益的产物；“门户开放”政策名义上“保全”了中国的“行政实体”，而实际置中国于国际列强的共同奴役之下。

1900年，中国面临被直接瓜分占领的危急形势，美国再次重申“门户开放”政策精神，并强调要“保持中国领土和行政的实体，维持一切以条约和国际法所保证的友好国家的权利”等等。这一“保全”，客观上使列强瓜分中国的举动受到某种牵制，从而再一次使侵华各国的紧张关系得到一定程度的缓和。但 “保全”只是手段，而维护列强在华的共同利益，特别是确保美国对华侵略优势是其真正的目的。

5、洋务运动的性质和作用如何？

答：洋务运动的性质不是改变封建生产关系和政治制度的资本主义性质的社会变革。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的特殊产物，是资本主义与封建主义相结合的畸形儿。洋务纲领和宗旨虽然具有“外须和戎”，“中学为体”的一面，洋务运动是维护封建主义的政治体制和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前提下进行的。洋务纲领和宗旨又有“内须变法”，“西学为用”的一面，洋务派提倡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和机器生产，创办近代工业，主张培养掌握近代科技知识的洋务人才，传播西方科技知识。在这方面，洋务运动做了开拓性的工作，起了推动社会生产力向前发展的积极作用。

6、如何认识洋务运动的历史作用：

对于洋务运动的历史作用，应该运用“两点论”正确加以认识。洋务运动增强了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实力，也有抵制外国侵略的一面，但最终目的是维护清王朝的封建专制统治。从倾向性看，洋务派要求改变祖宗之法，反对顽固派盲目排外，主张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既顺应发展了“新思想”，又对后来的资产阶级维新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从客观效果看，洋务运动虽然没有使中国走上富强道路，但对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侵略起了一定的抵制作用，为中华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起了诱导作用，是中国从传统手工生产发展到大机器生产的转折点，发展了中国近代的军事和教育，在整体上促进了中国民主革命和近代化的进程。

7、洋务运动失败的历史必然性：

洋务运动在当时的中国，其失败命运是不可避免的。

第一，在不触动腐朽的封建制度的前提下，洋务派试图利用西方资本主义的某些长处来维护封建专制

统治，这种手段和基础的矛盾，使洋务运动注定是不可能成功的。同时，洋务运动处处受到顽固派的阻挠和破坏，从而加大了洋务运动开展的阻力。

第二，洋务派本身的阶级局限性，决定了他们既是近代工业的创办者和经营者，也是其摧残者和破坏

者，其封建衙门和官僚式的体制，必定导致洋务企业的失败。

第三，洋务运动的目的之一是抵御外侮，但洋务派在主持外交活动中，坚持“外须和戎”，对外妥协投降，他们所创办的近代企业有抵御外侮和“稍分洋人之利”作用，但却不能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地位。甲午战争，洋务派标榜的“求强”“求富”目标未能实现，洋务运动基本失败。

至于洋务运动失败的根本原因，可以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辩证关系来综合理解，即腐朽的清朝统治阻碍着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新的生产力不可能在封建主义的外壳中发展起来的，是同封建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阻碍分不开的。

8、分析太平军从广西胜利进军南京的原因及建都天京，北伐、西征的战略得失。

①胜利进军的原因主要有，一：注重政治宣传。二：有一条较为正确的方针。能积极联络天地会等反清力量，壮大革命队伍。三：有严格的纪律。四：能运用灵活的战略战术。五：领导集团团结一致。失误之处主要是，对地方政权的建设与巩固不够重视，没有建立巩固的后方。

②太平军占领南京后过早地建都天京不算失误，原因是，第一，从形势看，清朝在当时还有相当的防御能力，并以逸待劳，而太平军两年多的长途征战，在军力上急需休整，不宜再冒险跋涉。第二，从客观效果看，定都天京，建立了与清朝对峙政权，不仅在政治上威胁着清朝而且具有政治号召力，鼓舞了各地各族人民起义，掀起了一个全国性的反清高潮。

③太平天国建都天京后派兵北伐是必要的。一方面可以打乱清朝的军事部署，给敌人造成军事威胁，借以巩固天京政权。问题是对北伐重视不够，兵力显得单薄，而遇挫时后援不继。北伐失败的重要原因在于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忽视了敌人还有相当的防御能力，而采取了单纯军事冒险行动，其次是北伐军没有组织发动群众壮大自己力量。

④西征在战略上是为了夺取长江沿岸重要城镇，以保证天京西部安全和物资供应，并切断清政府与南方各省的联系。为期三年的西征，经过了胜利进军、失利退守和转败为胜三个阶段。西征虽未取得彻底胜利，但却开辟了江西安徽腹地，成为太平天国物资的供应地和天京的屏障。

⑤总之，不论建都天京、北伐或西征在战略上都是必要的，基本正确的。而失误之处也是存在的，第一，这些军事行动是在没有摧毁清军江南大营和江北大营扫清天京外围的情况下进行的，因而天京时时受到威胁，北伐、尤其是西征的军事行动时时受到牵制，显得被动。第二，太平军没有集中优势兵力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而是四面出击，各方兵力显得单薄。

9、对义和团“扶清灭洋”口号认识

（1）义和团提出“扶清灭洋”的口号，在思想和行动上，始终把灭洋放在第一位，反映了当时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即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成为中国社会最主要的矛盾，具有爱国主义性质，对义和团和广大群众的反帝爱国斗争有鼓舞和动员作用。但是，这个口号并不是义和团经过科学分析中国社会主要矛盾之后提出来的。是农民阶级对中外反动势力的认识还处在感性阶段的产物。

（2）“扶清灭洋”口号继承了人民群众在反教会斗争中所逐渐形成的朴素认识，也反映了不代表新生产力的广大小生产者无法冲破皇权主义的封建思想束缚，而只能停留在把封建国家作为被侵略的整体来保卫的认识阶段。

（3）“灭洋”虽触及了时代的救亡主题，但它又具有盲目排外的落后性；“扶清”虽然具有爱国主义和保国的含义，但是，又把“中国”与“大清王朝”等概念等同，这在主观上反映出义和团不反对清政府和封建制度。

（4）这一口号的提出，最初曾起了发动组织农民参加斗争和壮大声势的作用，且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清政府的政策。但是，口号也使义和团在斗争中放松了对清政府的警觉，未能识破清朝统治的阴谋诡计，致使后来上当受骗。

10、应如何评价义和团运动？

答：（1）义和团运动显示了中国人民的伟大力量，表现了中国人民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敢于同敌人血战到底的英勇气概。（2）义和团运动阻止了帝国主义直接瓜分中国的阴谋。（3）义和团运动打乱了封建统治秩序，加速了清王朝的崩溃。义和团运动失败后只隔11年，清朝就被辛亥革命推翻了。义和团失败的经验教训是：

（1）它没有形成统一的组织和领导核心，组织上的分散性很突出。

（2）它也提不出正确的纲领、口号和策略。

（3）反帝斗争表现为笼统的排外主义。

（4）他们对封建统治阶级的反动本质缺乏认识，因而被清政府利用、出卖。

（5）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农民虽然是反帝反封建的主力军，但如果没有无产阶级领导，单靠农民自己的力量，是不可能完成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的。

11、义和团反帝运动爆发的原因是什么？

答：义和团反帝运动在山东兴起不是偶然的，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1）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山东首当其冲。

（2）外国教会和传教士在山东的侵略活动极为猖镢。

（3）由于外国商品在山东内地倾销，农村自然经济受到破坏，直接影响了农民的生产和生活。

（4）1898年和1899年，山东地区连遇天灾人祸，人民处在死亡线上挣扎。

（5）山东农村长期以来存在着民间秘密结社，如义和拳等，为义和团运动提供了现成的反侵略组织形

12、义和团运动的性质、特点、意义、失败原因。

（1）性质:农民反帝爱国运动

（2）特点:①最大的特点是在于它的自发性。从1898年秋，山东人民反洋教开始到1990年6月担负抗击八国联军的任务而进入高潮，始终没有制定具体的斗争纲领，也没有形成统一的领导力量。

②在于它的分散性，义和团运动始终是各地各自为战，缺乏统一的指挥和统一的领导。

（3）意义:显示了中国人民的巨大力量，粉碎了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狂妄计划，加速了清政府的灭亡。

（4）失败原因:主观上:①是自发的群众性活动，没有先进的阶级领导，没有科学理论指导；②行动上具有盲目性，缺乏目的性；③没有严密的组织形式，只凭“传单一出，千人立聚”；④利用迷信手段，具有浓厚的封建落后性；⑤对封建统治认识不清，表现了农民阶级的局限性。

客观上:中外反动势力联合力量强大。

13、分析戊戌变法的失败原因和历史意义。

（1）失败原因：①维新派是中华民族资产阶级上层的代表，他们既不想推翻清王朝的封建统治，又不敢触动帝国主义，只依靠一个并无实权的皇帝，又寄希望于某些帝国主义国家的支持，因而在变法运动中不可避免地暴露出严重的软弱性和妥协性，这是戊戌变法失败的基本原因；②维新派歧视人民，脱离了以农民为主体的广大人民群众，使自身陷于孤立无援的境地；③维新派既不反对帝国主义，又幻想依靠帝国主义的支持实行变法，同时也不从根本上反对封建势力。

（2）历史意义：①在中国社会当时的情况下，维新派要求变法自强，发展资本主义，挽救民族危机，是符合历史发展方向的：戊戌变法具有强烈的爱国性质；②它是一次以改革内政、发展民族资本主义为目的的政治改良运动；③戊戌变法是一次具有资产阶级启蒙意义的思想解放运动。

14、戊戌维新运动的政治纲领是什么？

答：康有为的多次上书，系统地提出了他的变法主张和政治纲领。他的变法主张是全面的，有政治、经济、军事、文教等各方面的内容。他提出建立君主立宪制的资本主义社会，变“农国”为“工国”，使中国步入世界资本主义行列的宏伟目标，并为维新运动制定了政治纲领。戊戌维新运动的政治纲领有一个从要求开国会、设议院到开制度局，从兴民权、抑君权到重君权的变化过程。康有为在上第六书后，就不再提开国会、设议院的政治纲领，而提开制度局。制度局具有资产阶级议院的某些性质和作用。是个皇帝的咨询机关。为什么会出现倒退呢？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屈服于顽固派的压力。二是维新派把变法的希望寄托在皇帝身上。

15、戊戌维新运动时期，维新派与守旧派论战的主要问题及其意义。

答：主要问题：①要不要变法；②要不要兴民权、设议院，实行君主立宪。③要不要废八股、改科举和兴西学。意义：①维新派与守旧派的这场论战，实际上是资产阶级思想与封建主义思想在中国的第一次正面交锋。②论战所设计的领域十分广泛，进一步开阔了新型知识分子的眼界，解放了人们长期受到束缚的思想。③通过论战，西方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学说在中国得到进一步的传播，维新变法政治运动的帷幕随之拉开。

16、早期资产阶级维新思想的内容的意义？

答：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又使他们逐渐认识到必须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长技”，才能挽救封建统治。他们逐渐形成了这样的洋务观点：及主张采用西方的军事技能、机器生产和科学技术来挽救封建统治，而又屈服于侵略者的武力，主张对侵略者采取“和戎”政策。在这种洋务观点的指导下，他们倡导和主持了以学习西方军事技能为中心、以挽救封建统治为目的“自强求富”活动。

17、戊戌变法和义和团运动比较

戊戌变法和义和团运动的出发点都是为了救亡图存，但各自具体目标完全不同。义和团运动的最终目的，是在扶清前提下抵制西方资本主义，而维新派则是要建立一个资本主义的中国。然而，维新派虽有先进的政治纲领，却无力量。义和团声势浩大，有力量，却无先进的纲领。他们各自的阶级弱点决定二者不是联合，而是互为否定，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两次爱国斗争的失败。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资产阶级改良道路和农民阶级自发的盲目斗争都不可能成功。必须由同时具有先进性和广泛群众基础的阶级领导反帝反封斗争，才能真正挽救民族危机。

18、综述辛亥革命时期孙中山的历史功绩。

孙中山（1866—1925年），名文，字逸仙，广东香山县（今中山县）人。是中国近代民主革命伟大的先行者。他在辛亥革命时期作出了重大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提出了指导革命的理论和纲领。第二，创建了中国同盟会，为辛亥革命的胜利奠定了组织基础。第三，发动与领导多次武装起义并同改良派展开论战。第四，为巩固新生的政权而斗争。

19、辛亥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和教训）。【简单】论述详见第20题。

答：原因：1）从客观上说，帝国主义与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大地主大买办势力以及旧官僚、立宪派一起勾结起来，从外部和内部绞杀了这场革命。2）从主观方面来说，这场革命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它的领导者资产阶级革命派本身存在着许多弱点和错误。主要是：第一，没有提出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第二，不能充分发动和依靠人民群众；第三，不能建立坚强的革命政党，作为团结的一切革命力量的强有力的核心

20、述评孙中山的旧三民主义。

答：孙中山的旧三民主义是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旧三民主义在当时是一个比较完备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纲领。它的提出，是近代民主革命的一个巨大进步。民族主义，包括“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两项内容，以武力推翻清王朝的反动统治。其中含有反帝思想。民权主义，是指“创立民国”。民生主义，是指“平均地权”，主要是用以反封建土地所有制，实现资本主义的土地国有制。但是，旧三民主义并不是一个彻底反帝反封建的纲领。它反映了中华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与妥协性。尽管旧三民主义存在着时代的和阶级的局限性，但它在当时还是革命的进步的。它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半殖民地半封建

社会的主要矛盾，并试图用革命的手段来解决这些矛盾。这就使它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比较完整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纲领，成为同盟会和革命派的战斗旗帜。它对指导革命战争派与保皇派的论战，动员群众起来进行反对封建帝制、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斗争，促进辛亥革命的爆发和取得一定的胜利，都起了很大的鼓舞和指导作用。

21、武昌起义成功的原因是什么？

答：从客观方面看： 第一，全国革命形势飞速发展，革命时机完全成熟，为武昌起义成功造成了良好的环境和有利的局面。第二，湖北武汉地区是帝国主义争夺的重点地区。这里的民族矛盾十分尖锐。封建主义与人民群众的阶级矛盾异常尖锐。为武昌起义的成功创造了雄厚的群众基础。第三，这里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力量也比较强大。从主观方面看： 第一，湖北革命党人从1904年成立科学补习所起，长期从事积蓄革命力量的工作，为武昌起义打下了坚实的革命基础。第二，湖北革命党人在临战前为取得起义的胜利，在各方面作了精心的筹划。革命党人在主观方面卓有成效的工作，是武昌起义成功的主要原因。

22、1911年5月以前，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主要领导过哪些武装起义？

答：1906年12月，在同盟会的影响和部分同盟会会员积极活动下，爆发了萍乡、浏阳、醴陵一带的会党起义，简称萍、浏、醴起义。1907年至1911年，孙中山在黄兴等人协助下，在华南、西南地区发动了八次武装起义。即：1907年5月的广东潮州黄冈起义、6月的惠州七女湖起义、9月的钦廉防城起义、12月的广西镇南关起义；1908年3月的钦州马笃山起义、4月的云南河口起义；1910年2月的广州新军起义；1911年4月27日的广州黄花岗起义。这八次起义，尤以黄花岗起义影响最大。

23、简述《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答：从施政实践上看，这个政权制定和实行了一系列力图贯彻三民主义、集中代表资产阶级革命利益的方针、政策、法令。制定颁布了具有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宪法性质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这个由临时参议院制定、孙中山于1912年3月11日公布的《临时约法》，分七章五十六条。它按照西方资产阶级国家的民主共和制度和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的原则，规定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的国家制度、政权组织形式和人民享有的资产阶级民主权利等内容。它作为根本集中反映了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要求和临时政府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性质，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具有鲜明的革命性、民主性和进步意义。

24、简要评述辛亥革命的历史功绩。联系辛亥革命前后的重要史实，分析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所进行的斗争失败的主要原因及历史功绩

（1）历史功绩：

①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使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从此以后，谁要复辟君主制度，必然引起全国人民的反对。

②破除了一些封建的旧习俗，如男子剪辫子、女子天足、废除跪拜等。提倡民主讲究科学，也逐渐形成风气。这些都促使中国思想解放与生活近代化的发展。

③南京临时政府颁布了一系列保护和奖励工商业的政策和法令，有利于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④它推动了亚洲的民主革命运动，当时欧洲还保留着许多君主，亚洲还是君主一统天下，中国建立了共和制度，影响深远。

⑤它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

⑥它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促进了民主革命精神的进一步高涨，为中国人民民主革命事业开辟了前进的道路，传播了民主自由的思想。

（2）失败原因：

主观原因：①资产阶级革命派始终没有一个彻底的反帝纲领。三民主义没有提出反对中华民族的主要敌人帝国主义。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还幻想得到帝国主义的支持。没有认清真正的敌人，是资产阶级革命派终归失败的原因之一。

②资产阶级革命派始终没有一个彻底的反封建纲领。三民主义没有彻底否定封建土地所有制，资产阶级革命派没有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因此得不到农民的支持。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没有农民的支持就无法战胜强大的敌人。

③资产阶级革命派始终没有建立起自己的武装力量。辛亥革命中，资产阶级革命派发动的武装斗争都是短期的。“二次革命”中国民党人虽然掌握了一些军队，但并不是统一的革命力量，护法运动则依靠军阀的力量。因此每当遇到强大的反革命武装就不能不失败。

④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政党也是松散的。同盟会建立后并没有严密的组织和纪律，武昌起义胜利后又吸收旧官僚和立宪党人。袁世凯能够窃取辛亥革命果实，也与同盟会的涣散、领导成员政见不一有关。在辛亥革命后，孙中山虽然力图以中华革命党重建组织，挽救失败，但未成功。

客观方面的原国：主要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反革命力量太强。第一，帝国主义多年来已经把中国变成了它们的半殖民地，完全控制了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等各个方面，在中国形成为扼杀革命的强大反动力量。第二，国内以袁世凯为首的封建买办反动势力太强。总之，一方面革命力量太弱，一方面敌人的力量太强，所以辛亥革命最后失败了。

辛亥革命的经验教训主要是：

第一，辛亥革命的历史说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是中国民主革命的死敌，要战胜它们并取得民主革命的胜利，必须要有一个坚强统一的能领导核心作用的革命党，必须要有一个明确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纲领，必须要依靠和发动全国广大人民群众，必须要有一支强大的训练有素的革命武装，必须要建立一个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的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

第二，辛亥革命的实践说明，中华民族资产阶级由于存在软弱性和妥协性，不可能领导中国人民胜利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任务，要取得民主革命胜利，应当有新的革命领导阶级，即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

第三，辛亥革命的失败还说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争取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方案已经行不通了。中国人民要求得到民族的独立和国家的富强，必须另外寻求新的革命方案和新的政治理论，特别是要寻求最先进的科学的革命指导思想。

25、“五四”前新文化运动的基本内容、性质、主要历史功绩和缺陷是什么？

答：⑴“五四”前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口号和基本内容是“民主”与“科学”。“五四”前新文化运动，是辛亥革命在文化领域中的延续，是资产阶级新文化和封建主义旧文化的一次激烈斗争。

⑵性质，它还是属于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范畴的文化革命运动。

⑶主要历史功绩：①“五四”前的新文化运动，在政治、思想和文化上沉重地打击了专制主义和蒙昧主义；②唤起了人们的民主主义意识，在思想界形成了一次新的思想解放潮流，起了巨大的思想启蒙作用，从思想上启发了“五四”爱国运动；③激发了人们追求真理的热情，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创造了有利条件，因而具有伟大的历史功绩。

⑷缺陷：存在忽视人民群众的缺陷、只局限在知识分子圈子里和具有严重形式主义、民族虚无主义的偏向。第一，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批判孔学，是为了给中共发展资本主义扫清障碍；第二，他们把改造国民性置于优先的地位；第三，那时的许多领导人物，还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他们使用的方法，一般还是资产阶级的方法。

26、五四运动至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1924－1927年）中国同时并存马克思主义和三民主义两大革命指导思想，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局面？这一时期中国革命运动主要是在三民主义旗帜下进行，分析原因。（1）并存原因:①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作为民主革命肩负着反帝反封建双重任务；无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构成革命的主要动力。②民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孙中山先生，实现了由旧三民主义到新三民主义的伟大转变，继续肩负着民主革命领导责任。③无产阶级作为独立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十月革命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中共成立，事实上为中国人民选择了一条新的革命道路。④基于反动势力强大和共产国际支持，国共两党合作，共同领导中国革命。

（2）三民主义占主导原因:①新三民主义不仅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利益，也代表着工农利益，与中国民主革命纲领基本一致，成为各阶层人们共同奋斗的旗帜。②中共幼稚，无产阶级力量较弱。③国民党是中国真正的民主派，在南方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在历史上产生很大影响。

第三篇：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本是梁启超任教于清华大学、南开大学等校所编的讲义，约撰于1923 年至1929 年之间。这本书被人们视为关于清代学术发展史的名著，突破了学案体的学术史著述模式，为学术史的撰著体例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全书共有16 个章节，可以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包括第一到第四章，综合叙述明末清初的学术变迁及其对政治的影响。第二部分包括第五到第十二章，这八章主要介绍对清学做出了突出贡献的名家巨匠的学术思想。总体来说，前两部分可被视为一个有机整体，分别从引论、总论、心学余波、经学建设、哲学、史学建设、程朱学派、颜李学派、自然科学等方面论述“清学”，以人物为中心，分析介绍其思想要点。剩下的第十三到第十六章曾被梁启超于1924 年6 月至9 月发表于《东方杂志》，并先后于1929 年、1936 年由上海民智书局、中华书局出版单行本，至1932 年被作者收入《饮冰室合集》中。这四章被人们视为梁启超一直从事的中国通史或中国文化史研究中的清代部分。此书是一本有着百科全书色彩的清代学术史，对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的研究具有开拓创新的作用，对我们今天的研究也有可借鉴 之处。

第四篇：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读后感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读后感

（一）散章 静嘉张读书笔记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作者梁启超，又任公，斋于饮冰室。由文首作者解释，这是一部说明清朝一代学术变迁之大势及其在文化上所贡献的分量和价值的讲义。上追晚明，即清代学术的先河，下至民国十年，晚清学术之末，终始之间约三百年，故名《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说起来任公个人著作我之前读的不多，倒是在他列的国学入门书单指引下读过几本书。但这样一个在近代有重要地位的大学问家，不论因为学术影响或者政治原因及其他，我们大多在心里对他有些印象。学生梁实秋为任公写过一篇流传颇广的《记梁任公的一次演讲》，说任公上台讲课前第一句话是“启超是没有什么学问的”,说完眼睛上翻轻轻点一下头，“可是也有一点喽”!这真是谦逊而又自负的话。先生他博学强记，讲课旁征博引能大段地背书，有时候卡住停下来用手指敲打着自己的秃头，学生们都紧张地屏息，直到他随后又流利地背诵起来。更有趣的是，任公讲演到兴致高潮，他真是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有时掩面，有时顿足，有时狂笑，有时太息。讲到《桃花扇》的“高皇帝，在九天，不管，”任公当一众学生涕泪交错不能自己，学生们也被引入情境，心有所悟。讲到“剑外忽传收蓟北”,任公在涕泪中又大笑了。

我看到有学者讨论治学境界说过一段话，其大意为如果忽略体认自得的实践而空谈理论，那就无法掌握学问的真谛，而就学术实践而言，如果只是研究阐明，不能用切至的功夫去体认终究无法得起真髓。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才能有所得失，不作隔阂之论。我想梁任公定是有足够的学问境界，怀陈寅恪所言“同情之了解”,才有如此动人的魅力。所谓二流的学者看能力，一流的学者看胸怀，大致如此。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起首一节为《反动与先驱》先由明代阳明学末流讲起，王学自形成起一代代支流颇多影响甚大，从学术发展规律上来说每一学问发展缘起都有其生气勃发开阔明朗的时候，而后学问思想形成稳定便趋于陈腐衰微。就阳明学来说因他有致良知谈心性的旗帜口号，吸取禅宗经验在格物致知外反求我心，便到了末期产生一大群不肯用功，不治学问的人，却持良知心性忝在阳明学门下，风气很坏。我想他们并非不知王守仁在悟出良知心性前有多少格致的功夫，只是庸儒无力深研罢了。所谓“无事袖手谈心性，临难一死报君王”,虽然王学之末流学问没做好，但明清之际受此影响竟出了不少有品格的烈士。梁任公在《反动与先驱》中又提出，“这种反动，不独儒学方面为然，即佛教徒方面也甚明显。”宋、元、明三朝就像除禅宗无佛教，他举出三位大师即莲池、憨山、蕅益，他们提倡净土宗，有反禅宗精神。这涉及三朝佛教界主流禅宗的渊源，也有禅净之争的问题。“禅净优劣本来很难说——我也不愿意说，但禅宗末流，参话头，背公案，陈陈相因，自欺欺人其实可厌，莲池所倡净宗，从极平实的地方立定，做极严肃的践履工夫。”我觉得任公这一段分析是极有见地和洞察力的，“禅宗末流，参话头，背公案，陈陈相因，自欺欺人其实可厌”,就我的阅读了解，禅宗走向各种变化多样的打机锋辩论游戏，说是明心性求悟道，但宗下各派流的佛理根基与心性修短不同，难免有许多走向轻薄偏颇甚至自欺欺人。任公短短一句话批评准确深刻而有力，若非有全面的学识和总体上对学术史的把握能力，不能写的这么精辟独到。

梁任公写到这一点对我很有提示，我对禅宗有些许简单了解，但总是理不清脉络。从历史的角度看禅宗后期发展，禅宗束书不观走向虚浮，净土便以实学原典这样根本的学问修持来做矫正。了解这一点很有助全面理解禅宗。而实学的意义如楼宇烈在宗教研究讲记中所说，没有深入佛学学理的研究是没有所谓顿悟的。

书中梁任公用三章写了清代学术变迁与政治的影响。很有趣地，梁任公引用佛家概念来叙说。“佛说一切流转相，例分四期，曰：生、住、异、灭。思潮之流转也正然，例分四期：

一、启蒙期，生；

二、全盛期，住；

三、全盛期，异；

四、衰落期，灭。无论何国何时代之思潮，其发展变迁，多循斯轨。”在这里任公论了一，清朝对儒生的政策，即分阶段地利用，高压，怀柔。二，科学的兴起与中止，即中国的八股，西方教会乱入皇室斗争而失败。科学发展失败的一个原因竟然是教会高层乱入政治斗争失败，这让我不禁对那陈腐的封建盛世什么都要卷入政治泥淖，产生一种巨大的失望。三，清初学派甚多而后转入考据一门，学风由蹈空转入实学，而封建高压和思想控制是主要原因。四，考据没落，社会政治各种乱事带来思想界异动。

可以说清代学术变迁与政治影响是本书中梁任公着力讨论的，而确实，这是个重要的问题。每朝的学问有每朝的特点，在封建社会集权下，学术被一种从上而下的干涉力影响，从来只有有限范围的自由。远者焚书坑儒然，独尊儒术亦然；近者，元朝蒙古族主中原，汉族知识分子毫无地位；满清治中国，拥兵入关，先屠后治。强兵虽得胜，无法治国便对知识分子先打压，打压不成而怀柔。统治时期更是各种高压黑暗政策，明史案，文字狱不忍说，修《四库》不异焚全书。清人考据学成就高，搞小学搞朴学搞古经，实在是无法做学术只能把精力总在别处。即使是沿脉络从上古各代梳理下来，清代学术有功力而小思想成就的特点也是很明显的。然我们也看到学术的生命力在于，稍有自由空气，它便活跃起来。有一点很有趣，梁任公自己写学术史，而这一段自己也是史中人，公车上书，康梁变法。清末新气象潮流，梁启超办《时务报》，鼓吹革命，输入外国学说。

梁任公的博学通识，全面的把握能力，精要的分析见解，洁雅的文字，都令人十分佩服。应该说大多数学者从自我学识到写作之间是有距离的，学术作品的写作又是另一个异于学术能力的事情。而就选《清代学术变迁与政治的影响》来细读，梁任公实在高超！这本学术史的另一个特色之处是任公选写主要学者黄梨洲，顾亭林，王船山，万季野等，在这样的组织方式下由学者写了阳明学，经学，史学程朱等，更延伸到实践实用主义，科学曙光。这样写学术史很特别，写作方法大概取于史记纪传体。每章节都有一定的独立完整性，喜爱某个学者可以抽出单读，学术史有了一种精神传的味道。譬如写梨洲先生，任公笔力深邃，其治学路径，其学问成就，其人格德行，昭昭然。偶有间其语录，相得益彰，更显出任公学问厚积让人佩服。如写到阳明学传人孙夏峰时引出《夏峰语录》“诸儒学问，皆有深造自得之处，故其生平各能了当一件大事。其间虽异同纷纭，辩论未已，我辈只宜持平心探讨，各取所长，不必代他人争是非胜负也。一有争是非求胜负之心，却无前人不相干，便是己私，便是浮气，此病关系殊不小。”我觉得这诚求学问之心，太令人敬佩了，风格之高值得我辈学习。这些经由任公筛选的语录闪着古人思想的光芒，值得抄录以为座右铭。比如顾炎武之“某虽学问浅陋，而胸中磊磊，绝无阉然媚世之习！”在这些部分外，梁任公还录了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举有经学、校注古籍、史学和历算学等。

读完此书，感到胸中磊磊然精神。我把这本学术史推荐给几个朋友，说这是一本值得细读的书。梁任公笔下学术为本，学人精神卓然突出，这高出一本学术史的价值之外。我想到梁启超本人，号饮冰室主人。所谓饮冰，含义“十年饮冰，难凉热血”.饮冰二字出自《庄子？人世间》，“今吾朝受命而夕饮冰，我其内热与。”余光中观饮冰室书斋说：“其室饮冰，其人犹热。”这不需注释，忧国忧民，心急如焚，心怀阔大，前辈学人就是这样做的吧！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读后感

（二）梁启超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孙钦善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他是中国近代的改良主义者，1898年与康有为一起倡导维新，发动戊戌政变，二人并称“康梁”.梁启超早年即热衷于史学的探讨，不时有论著发表。晚年在清华大学等校讲学，得以集中时间和精力进行学术研究，写了不少学术著作，如《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历史研究法》、《儒家哲学》、《古书真伪及其年代》等，成为著名的学者。

一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在梁启超的学术著作中占据重要地位，与《清代学术概论》关系密切，实为姊妹篇。《清代学术概论》撰成于1920年10月，他本是梁启超与蒋方震《欧洲文艺复兴史》所做的序言，曾以《前清一代思想史之蜕变》为题，连载于1920年11、12月出刊的《改造杂志》3卷之3、4、5期。次年2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单行本，改为今名。《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原为梁启超在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任教时所编的讲义，始撰于1923年冬，约于1925年春完成全书。其中《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的四章，曾单独连载于1924年6月至9月出刊的《东方杂志》21卷之12、13、15至18各号。以全书出版的版本有1929年上海民智书局版、1932年中华书局《饮冰室合集》版（第17册）、1936年中华书局单行本等。1983年朱维铮作了校注，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与《清代学术概论》合刊的《梁启超论清史二种》本。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实际是清代学术史，为述及清代学术的前因与后变，故首尾包括了三百年的时间。关于这一点，作者开宗明义，在本书开头就作了交代：“这部讲义，是要说明清朝一代学术变迁之大势及其在文化上所贡献的分量与价值。为什么题目不叫做清代学术呢？()因为晚明的二十多年，已经开清学的先河，民国十来年，也可以算清学的结束和蜕化。把最近三百年认作学术史上一个时代的单位，似还适当，所以定名为《近三百年学术史》。今年是公历1923年。上溯到三百年前至1623年，为明天启三年，这部讲义就从那时候讲起。”他还说明了此书与《清代学术概论》的关系：“我三年前曾做过一部《清代学术概论》。那部书的范围和这部讲义差不多，但材料和组织很有些不同。希望诸君预备一部当参考。”这说明两书的宗旨和内容是差不多的，只是写法有所不同。《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无作者自序，其写作宗旨可以从《清代学术概论》自序中间接了解到。《清代学术概论·第二自序》之

（二）说：“久抱著《中国学术史》之志，迁延未成。此书既脱稿，诸朋好益相督责，谓当将清代以前学术一并论述，……于是决意为之，分为五部：其一，先秦学术；其二，两汉六朝经学及魏晋玄学；其三，隋唐佛学；其四，宋明理学；其五，则清学也。”由此可见，作者本想写五部构成序列的学术史，《清代学术史》为其中的一部。又之

（三）说：“本书属稿之始，本为他书作序，非独立著一书也，故其体例不自惬者甚多。既已成编，即复怠于改作，故不名曰《清代学术史》，而名曰《清代学术概论》，因著史不能若是之简陋也。五部完成后，当更改之耳。”由此可见，《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相对《清代学术概论》而言，实即“更改”之作的《清代学术史》，之所以不称《清代学术史》，盖因其他几代的学术史没有完成，没有并称的必要，而之所以以“三百年学术史”命名，前引该书开宗明义的话已经说明。

二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内容丰富、全面，前后两大部分，一纵一横，反映了清代学术发展的来龙去脉和各个方面。

全书共十六讲，前十二讲为“纵”的部分：第一讲《反动与先驱》为“楔子”,分五点说明了“明朝煞尾二三十年间学术界所发生的新现象”,即“舍空谈而趋实践”,由以王阳明为代表的务虚的心学，向务实的考据学发展。第二讲至第四讲，分别为《清代学术变迁与政治的影响》之（上）（中）（下），就政治对学术的影响，分期历述清代学术的发展。（上）讲述清初期，包括顺治、康熙两朝。作者从清政府对汉人特别是知识分子的政策着眼，大概分了三期：第一期，顺治元年至十年约十年间，利用政策。第二期，顺治十一二年至康熙十年约十七八年间，高压政策。第三期，康熙十一二年后，怀柔政策。作者认为“除第一期没有多大关系外，第二期的高压和第三期的怀柔，都对于当时学风很有影响”,致使由“前明遗老支配学界”,倡“经世致用”、“"日趋于健实有条理”的考证学，“其时学术重要潮流，约有四支：

一、阎百诗（若璩）、胡东樵（渭）一派之经学，承顾（炎武）、黄（宗羲）之绪，直接开后来乾嘉学派；

二、梅定九（文鼎）、王寅旭（锡阐）一派之历算书，承晚明利（玛窦）、徐（光启）之绪，作科学先锋；

三、陆桴亭、陆稼书（陇其）一派之程朱学，在王学汉学之间，折衷过渡。

四、颜习斋（元）、李刚主（塨）一派之实践学，完成前期对王学革命事业而进一步”.（中）讲述清中期乾嘉考证学，此期“汉学思想正达于最高潮，学术界全部几乎都被他占领。但汉学派中也可以分出两个支派：一曰吴派，二曰皖派。吴派以恵定宇（栋）为中心，以信古为标帜，我们叫它做‘纯汉学’；皖派以戴东原（震）为中心，以求是为标帜，我们叫它做‘考证学’。此外尚有扬州一派，领袖人物是焦里堂（循）、汪容甫（中），他们研究的范围，比较广博；有浙东一派，领袖人物是全谢山（祖望），章实斋（学诚），他们最大的贡献在史学。”（下）讲述清末、民初三四十年间，包括洋务活动、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时期的新学。第五至第十二讲“将各时期重要人物和他的学术成绩分别说明”:第五讲《阳明学派之余波及其修正》，论述黄宗羲，附论孙奇峰、李覜、、余姚王学家、李绂等；第六讲（淸代经学之建设》，论述頋炎武、阎若璩，附论胡渭、万斯大卜等；第七讲《两畸儒》，论述王夫之、朱之瑜；第八讲《淸初史学之建设》，论述万斯大、全祖望，附论初期史学家及地理学家；第九讲《程朱学派及其依附者》，论述张履祥、陆桴亭、陆陇其、王懋竑，附论其他；第十讲《实践实用主义》，论述顔元、李埭，附论王源、恽鹤生、程廷柞、戴望；第十一讲《科学之曝光》，论述王鴒阐、梅文鼐等，附论其他；第十二讲《淸初学海波灑余录》，论述方以智（附黄生）、陈确、潘平格、费密、唐甄、胡承诺、刘献廷、毛奇龄（附朱彝尊、何焯、钱谦益）、吕留良、戴名世等。以上属于纵论，又可分为两部分：前四讲以时期论，第五至第十二讲以学派及人物论。全书后四讲为横的部分，分学科论述：第十三讲《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

（一）》，论述经学、小学及音韵学；第十四讲《淸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

（二）》，论述校注古籍、辨伪书、辑佚书；第十五讲《淸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

（三）》论述史学、方志学、地理学及谱谍学；第十六讲《淸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

（四）》，论述历算学及其他科学、乐曲学。在横的部分中又照顾到纵的历史线索。总之，本书不仅内容丰 富，而且谋篇布局纵横交错，颇具章法。

三

梁启超写作此书，既不是闭门造车，又不是蹈袭他人，而是较好地处理了继承与创新的关系。

首先，关于学术史的内容和体制，他总结、吸收前人的经验，而 又作了别开生面的创新。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

（三）·学术史之编著及其他》中，他对学术史之作，作了历史的考察，认为“旧史中之《儒林传》、《艺文志》，颇言各代学术渊源流别，实学术史之雏形”,“及黄梨洲《明儒学案》六十二卷出，始有真正之学史，盖读之而明学全部得一缩影焉”;他还对有关清代学术之作，作了特别考察和评论，说叙清代学术者有江子屏（藩）之《国朝汉学师承记》八卷、《国朝宋学渊源记》三卷；有唐海镜（鉴）之《国朝学案小识》十五卷。子屏将汉学、宋学门户显然区分，论者或病其隘执。……二书中汉学编较佳，宋学编则漏略殊甚，盖非其所喜也。……子屏主观的成见太深，其言汉学，大抵右元和惠氏一派，言宋学则喜杂禅宗。观《师承记》所附《经师经义目录》及《渊源录》之附记，可见出。好持主观之人，实不宜作史，特其创始之功不可没耳。唐海镜搜罗较薄，而主观抑更重。其书立‘传道’、‘翼道’、‘守道’三案，第其高下；又别设‘经学’、‘心学’两案，示排斥之意。盖纯属讲章家‘争道统’的见解，不足以语于史才明矣。“总结历史是为了学习经验，汲取教训，超越前人。在同书第五讲中谈到《明儒学案》时说广著学术史有四个必要的条件：第一，叙―个时代的学术，须把那时代重要各学派全数网罗，不可以爱憎为去取；第二，叙某家学说，须将其特点提出来，令读考有很明晰的观念；第三，要忠实传写各家真相，勿以主观上下其手；第四，要把各人的时代和他一生经历大概叙述，看出那人的全人格。梨洲的《明儒学案》，总算具备这四个条件。”梁启超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正是自觉努力这样做的，而且他的观点比古人更为先进和高明。

其次，在此书具体内容的各个方面，梁启超也总是注意在借鉴前人的成果的基础上加以开创。例如关于清代学术的分派，江藩的《国朝汉学师承记》、《宋学渊源记》两书明显分为汉、宋两派。至于乾嘉时期的学术，江藩亦有两派之说，如《汉学师承记序》云：“三惠之学，盛于吴中，戴震诸君，继起于歙，从此汉学昌明，千载沉霾，一朝复旦。”此为学分吴、皖之始。至章学诚，在《检论·清儒》中把乾嘉学派分为吴派、皖派、浙东派、扬州派，其后又述及桐城派与朴学分途，今文家与朴学对立。梁启超对此有所继承和发展。又如关于清代学术的分科，戴震有义理、文章、考核三学之说（见段玉裁《戴东原年谱》、《戴东源集序》）“,王鸣盛有义理、考据、经济、词章四学之说《王戆愚先生文集序》，《西庄居士始存稿》卷25），龚自珍有训诂、校勘、目录、典章制度、史学、金石、九数、文章、性道、掌故十学之说”阮尚书年谱第一序“,皮锡瑞论清学的主要成就有辑佚、校勘、小学之说（《经学历史〉第十章），等等。梁启超对此亦有所继承和发展（见《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对每一学科的论述也是如此，如关于校勘，他已总结出四种方法，虽不如后来陈垣的”校勘四法“精密，但已比较全面；又如关于辨伪，他总结出系列的方法，比胡应麟的”辨伪八法“更有发展，并且在后来的《古书真伪及其年代》中又有所前进。具体辨伪成果也是如此。在辑佚方面，他也能借鉴前人成果而有所发展。他认为清代”辑佚之举，本起于汉学家之治经“,继之以从《永乐大典》辑佚书向上一步之辑佚，乃欲将《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中曾经著录而今已佚者，次第辑出”,甚符实际情况。他还全面地总结了辑佚方法，揭示了佚书材料渊薮，规定了辑佚书优劣之标准（出处详明、求备、求真、求还其本来面目甚有指导意义。其他方面，继承与创新的例子亦多，不一一列举。

四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全面论述了清代学术的复杂内容，并且抓住了其特色，即以古典考证学为中坚，为正统。对这一特色的形成原因，也作了认真的分析。因此，此书的成就是非常突出的。但是也还存在一些局限，而且往往是成就与局限并存于同一成果上，需要仔细分析，恰切评价。例如关于清学起因的探讨，他能比较客观地考虑到各个方面，在解答“为什么古典考证学独盛”之问题时说明季道学反动，学风自然要由蹈空而变为核实一由主观的推想而变为客观的考察。客观的考察有两条路：

一、自然界现象方面，二、社会文献方面。……文献包括范围很广，为什么专向古典部分发展，其他多付阙如呢？问到这里，又须拿政治现象来说明。“（《清代学术变迁与政治的影响（中）》）这里虽然谈到历史原因，最终还是归结到造成人人自危的髙压政策。他还触及到古典考证学兴盛的社会、经济原因，说：”凡在社会秩序安宁、物力丰盛的时候，学问都从分析整理一路发展，乾嘉间考证学所以特别流行，也不外这种原则罢了。“（同上〉但总是把主要原因归结到政治、文化上髙压与怀柔的两手政策。实际上以古典考证学为主的清代学术，发展的主要原因在于古文献学内部考据传统的推动，其次也直接与在明代衰亡之后学界对空疏心学的检讨与批判有关。以文宇狱为代表的髙压政策和稽古右文的怀柔政策，当然也有影响，不容忽视，但作为外因，始终未占据主要地位。理由是：第一，两手政策主要用来对付反满的民族矛盾，其在清初似乎对学界未起到多大作用，因为清初的知名学者，大多坚持民族气节，既不怕压，又不受拉拢；两手政策在考证学发展髙蜂的乾嘉时期似乎已无意义，因为当时学界对已完全接受中原文化传统、并且取得经济发展、国势稳定的满族统治者，已经认同。第二，清代的髙压政策，始终没有用来主要对付离经叛道的异端思想，而学界主流在维护以程朱理学为代表的正统思想上，与统治者又毫无二致。当时虽有沸沸扬扬的”汉宋之争“,但主要表现在学术方法上，而不在意识形态上，如作为正统考证学派的代表人物惠士奇，在自家红豆山房楹联上就明确写着：”六经宗服（虔）郑玄百行法程朱。（《国朝汉学渊濂记·前记》）说明在治经方法上宗尚以服、郑为代表的汉学，而在道徳行事上则广、完全奉行程朱理学。强调高压因素，与清末改良派、革命派中的反满思潮有关，如章炳麟就是如此。梁启超本来就是改良派人物，加之在清朝被推翻已达十年之后写此书，持这种观点也不奇怪。实际上这是一种片面、不当的观点。又如认为清代学术的主流和特色是古典考证学，这种把握是准确的；但又把考证学兴盛的清代视为中国之文艺复兴时代，则在实质上偏离了实际情况。如前所说，清代考证学派在意识形态上并未超出封建主义范畴。再如此书在内容上堪称广博，这是成就；但在一些方面又不够精深，这又是局限。面对广博的学术领域，梁启超并不否认他自己的不足，书中屡称自己是“门外汉、如关于历算、《水经注》等》，难免”粗浅的推测“或”粗浅之说",颇有自知之明。此外，此书材料非常丰富，但在引用上又有不少疏误，朱维铮校注多有指明。

一般认为，梁启超的学术风格是髙屋建瓴，洞察敏锐，博大有余而精深不足。《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典型地体现了梁启超的学术风格，此书虽然有失，但无论从历史意义上看，还是从现实价值上看，都不愧为经典之作，只要我们善于研读，定会受益无穷。

来源：文史知识，1999,（第1期）。

第五篇：1.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学术与文化：变迁、整理与再造

——读梁启超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札记

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人教091陆琦杨0901081017

一

梁启超所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将目光投注到十七世纪至十九世纪即明清之际到民国初年的知识界，洞察学术演变中的潮涌和暗流，捕捉文化发展的大端与细节。

任公这一部讲义的第一节《反动与先驱》中开宗明义，指出其目的在于“说明清朝一代学术变迁之大势及其在文化上所贡献的分量和价值。”全书的结构就是在这一写作和讲演总目标的设定下组织、展开的。从“纵”的时间流动来说，清朝三百年“学术变迁之大势”主要勾画的是前近代星空下中国知识思想界亦即“学者社会”翻涌着的内在思潮和鲜活着的外向特征；以“横”的共同时空的角度着眼，清儒之学术并非宋明时期朱子、王学的自然承绪和单纯膜拜，而因明清易代、儒林分化、西学输入和人心思变等因素综合作用发酵，以致破除旧障、别创新境，以新的学者、新的方法、新的眼光、新的精神开有清一代学术风气，导三百年文化发展之主流，终如伟大漫长的地质造山运动，于战火焚天、兵燹屠城的时代荒虚之中隆起一座座奇崛瑰丽之文化巨峰——其于中华数千年文化史之“贡献的分量和价值”重逾泰岳，殊具特色。梁任公这部大书正是以这三百年的学术风云为线索，以明清至民初之学林诸巨擘大师为主体，纵论数百几至千种学者论著，为当时学生、后辈小子公允评述了清代学术各门类的成就，清晰勾划出清儒苦心孤诣用力之诸学科概貌。

二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一书分十六节，计二十余万字。通观全书，可以明显看出梁氏将十六节内容划分为相互联系的三大部分，着重论述了以下内容：

第一部分，包括第一讲至第四讲，凡四节。在这几节中，任公擎笔指向清代学术变迁与当时政治环境、社会条件变化之影响（侧重于政治方面），将三百年间的学术流变总趋势提挈明。他指出“这个时代的学术主潮是：厌倦主观的冥想

2而倾向于客观的考察”1以及还有一个较为特殊的支流“排斥理论，提倡实践”，认为其有着“再开出一个更切实更伟大时代的先驱”之重要意义。第一节《反动与先驱》作为“楔子”，首先回溯宋明理学“明心见性”思潮对知识界思想圈的统治，继而论及王阳明学说末流积弊损害学术、戕害国是，造成明亡悲剧。厌倦王学末流、憎恶空谈心性俨然是新时代学术“大反动”的总根源，回归实际、注重客观考察自然成为学术界对时代要求的一种动态回应。于是，在“晚明最末的二三十年”中，初露了新学术时代的几大征兆：一）、王学自身的反动，刘宗周以“慎独”入手，舍空谈趋实践二）、自然界探索的反动，徐霞客、宋应星的著作代表了一种踏实精神，也是中国自古以来少有的自然科学成果三）、欧洲历算学之输入，西方新学的输入为当时闭锁于世界之外的中国学术界带来了新鲜空气，促进了经世致用思想的传布和传续四）、藏书及刻书的风气渐盛，藏书刻书风气的盛行，是对当时空言讲学的反动，为后世学者提供了有益工具五）、佛教方1 任公对这一学术主潮的不足之处也看得分明：“可惜客观考察多半仍限于纸片上事物，所以它的效用尚未能尽量发挥。”参见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画报出版社2010年版），第1页。2 “排斥理论，提倡实践”最极致者当属被梁氏概括为“实践实用主义”的颜（元）李（塨）学派。

面的净土宗反动。宋明理学与禅宗关系深厚，净土宗的昌行，亦“从极平实的地方立定，做极严肃的践履功夫”并回过头来研究学理，在佛教领域扭转了禅宗“束书不观”之旧习。这对清代学术潮流的发展有着导向性和交互性的影响。

第二节至第四节为“清代学术变迁与政治的影响”之（上）（中）（下），其主要内容大抵是明末清初至于清末这一段历史时期的学术流变大势。梁氏本人从政十余年，于政治现象对学术界之影响颇为重视，以至于用了三节的篇幅来分别说明清代顺康转轨、于学术界极有关系者，就是顺治、康熙两朝对待士大夫政策的转变乾嘉盛世、嘉道以降三个时期的学术界概况。任公看到明亡对学界的莫大刺激：异族征服激发士林志气和学者对现实的关注，如顾、黄、王、颜等诸先生高擎“经世致用”的大旗帜，以绝大气魄对王学实行修正乃至革命，共同学术潮流的形成奔涌造成了清初时代学界的波澜壮阔。但这些前明遗老“大刀阔斧打开局面，但条理不免疏阔”。而康熙亲政后对汉族士子渐变高压政策为怀柔手段，皇帝本人亦向慕文化，倡导求学；兼之在清皇朝对全国的统治趋于稳固、社会日渐安定这一大背景下，以传入的欧洲历算学知识为重要推动力，开发出本土自然科学“新兴的机运”，推进了对人文学科知识（尽管还只是古典文献方面）的分析整理——由此，康熙二十年之后的传统学术界“日趋于健实有条理”，仿佛处在科学黎明的前夜。

然而随着康乾盛世的到来，清初众多的学派潮流逐渐衰熄，按照梁氏的划分，清初学术重要潮流约有四支：阎百诗、胡东樵之经学，开后来之乾嘉学派；梅定

九、王寅旭之历算书；陆桴亭、陆稼书之程朱学；颜元、李塨一派的实践学自然科学的火花乍燃瞬灭，经世致用之学沦为纸上功夫；而考据学独盛，百余年间名家辈出，以至成为清代学术文化的代名词。针对科学萌芽的衰灭，任公专重于政治原因的考察，也抓住了不同文化间的冲突，认为：一）、清朝袭用明代的八股取士，以科举制度扼杀了近代科学的萌芽；二）、耶稣会内部的分裂牵累了西洋学问的地位和输入。而对于“古典考证学独盛”问题的理解，除去“把科学媒介人的失掉了”和传统学者不尚“奇技淫巧”的习气，梁启超“拿政治现象来说明”：雍正、乾隆两朝君主专制空前强化，雍正帝、乾隆帝父子大兴数十起文字狱、禁毁书籍，实现了专制君主对知识界的钳制，并将学者的思想自由剥夺殆尽。在专制政治的重压下，学者们的聪敏才智“只有全部用去注释古典”，虽然“在文献上有意外的收获和贡献”，然整个学界的力量被长久消耗在几部古典著作上却是令人可惜扼腕。在学术史上，这股专务注释古典、忠实研究经籍的思潮被标识为“汉学”，在乾隆、嘉庆两朝全面占领了学术界，乾隆朝开四库馆，汉学派占据四库馆，压倒宋学，取得全面胜利，标志着乾嘉汉学的顶峰涌现出为后世学者津津乐道的“乾嘉诸老”汉学派中又可以分为两个支派：一是以惠栋为中心的吴派，标榜“信古”；一是戴震领军之皖派，追逐“求是”。此外尚有扬州、浙东二派，前者研究广博，后者最大贡献在史学上。乾嘉学者的学风近似于近世科学的研究方法，梁任公名之曰“科学的古典学派”，其对中国传统典籍的整理阐发之全面、之成就可谓空前绝后。按照梁氏举列的乾嘉学派工作的大概内容，有经书笺释、史料搜补鉴别、辨伪书、辑佚书、校勘等十三项，可谓精细而宏大。“总而言之，乾、嘉间考证学，可以说是，清代三百年文化的结晶体，合全国人的力量所构成。”

古语云：盛极必衰。古典考证学在经历了乾嘉时期的全盛之后就“渐渐蜕变，而且大部分趋于衰落了”。就政治形势与学术界的互动而言，嘉、道以降，文字狱渐趋平息，君主编织的网罗大为疏阔，对士大夫的思想控制稍稍放松，这为有识之士走出书斋，迈进社会提供了条件；乾隆盛世之后的清王朝面临着深刻的统治危机，社会矛盾尖锐、积弊丛生，引发了朝野普遍的“衰世”、“末世”之忧，令人不安的政治社会现实催促了清初经世致用精神的复苏，常州学派的新兴正是

这一新时期经世思潮之代表。龚自珍和魏源是这一新精神的杰出代言人“经世致用”的再生对统治着嘉、道年间学界的考据学造成了不小的冲击，预言着新时代的来临。咸丰、同治年间，全国或局部地区陷入长达二十多年的战争状态，内外交困，特别是太平天国农民战争，其不仅沉重打击了清王朝的统治，也令学术界受到波及，作为文化中心的江浙皖地区遭受战火洗劫，公私藏书荡然无存，未刊之著述稿本散亡不少，许多耆宿学者遭难殒身，后辈在应受教育之龄多半失学考据学“本已在落潮的时代，到这会更不绝如缕了。”以考据为本的汉学派又因门户森严、支离破碎而惹起人心厌倦，与之对立的宋学得到复兴；从中国与世界之关系看，晚清在列强的坚船利炮下被迫重开国门，洋务运动为发愤图强之目的而兴起，从内外因素上引发了国人学者对于西学的接触、讲求。而对外战争的失败、丧权辱国条约之签订对国人精神思想之刺激绝大，“把空气振荡得异常剧烈，于是思想界根本动摇起来”——学术界的眼光遂渐从传统学术中的汉宋之争，今古文经之辩移向“外来思想之吸受”，进而演至“新”“旧”之论战，竟而牵涉政局变革、影响社会风气。

以上所叨叨絮絮之三百年学术流变，用第十节《实践实用主义》的开头第一句来概括就是：“有清一代学术，初期为程朱陆王之争，次期为汉宋之争，末期为新旧之争。”可谓简明至矣。

三

本书第二部分，包括第五节至第十二节，凡八节。第二部分篇幅最多，占全书十六节的一半。其分量亦十分重要，试图包举清初学界纷呈迭出之学术潮流及其代表人物，描绘出前现代时期波澜壮阔之学术黎明期气象。梁氏本人在第五节《阳明学派之余波及其修正》主讲黄宗羲，先导以孙奇逢、李颙，附之以浙东诸儒、李绂论及黄梨洲的《明儒学案》提出了著述学术史的“四个必要条件”：第一，全面性；“叙一个时代的学术，须把那时代重要各学派全数网罗，不可以爱憎为去取。”第二，概括性；“叙某家学说，须将其特点提挈出来，令读者有很明晰的观念。”第三，客观性；“要忠实传写各家真相，勿以主观上下其手。”第四，人格呈现性。“要把个人的时代和他一生经历大概叙述，看出那人的全人格。”参照这几项标准，第二部分的八节内容尚经受得起检验——这部分基本上将有清一代重要的学术学派和学者囊括其中，并以鲜活笔调还原其面相行迹，以简明言辞复刻其思想精神，三言两语即可令读者感受到传主人物的品格。任公著文常带感情，于《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亦然，但彼对各学派诸儒立论、批评都颇为中肯，其所居之位置甚为公允。试简述如下：

第五节《阳明学派之余波及其修正》以黄宗羲为中坚展开，简要叙述了明清之际至于康雍之时的王学之流风余韵。孙夏峰、李二曲等老辈以“倔强坚苦的人格”予“当时学风以一种严肃的鞭辟”；黄梨洲则以卓越的创造力在诸多领域奋发了中国十七世纪的学术热情：将王学的内观参悟功夫修正为外向实行主张1；写作具有朴素民主启蒙思想的《明夷待访录》；对《明史》之修成有大贡献，撰写两部学案等，堪称清代史学开山之祖；涉足经学、历算、文丛编辑诸多方面树先驱之旗帜；李绂则是清代王学最后一员健将，品格绝高，结束江右学派。

第六节《清代经学之建设》叙及四人，顾炎武、阎若璩为主角，胡渭、万斯大为附录。顾炎武为明清之际大学者，以巨大气魄破坏晚明空洞学风，高标“经学即理学”之旗帜，梁任公即以此称其为清学开山之祖。亭林先生学术之最大特色，“在反对向内的主观的学问，而提倡向外的客观的学问”，而其一生周游四方，1 黄宗羲将王阳明“致良知”之“致”字解释为“行”字，足见他厌恶晚明空疏荒废、清谈性命的学风，爱好实践考察的思维倾向。

践履实行，用严正的规律来规律自己，鼓吹学人的社会责任，擎起经世致用之大旗，将此一份理想人格和学问精神付之实现，真可谓后生小子如我辈者之模范。

除去人格精神上的指标作用，放在清初学术界，亭林的特殊功绩尚存三者：一曰开学风，排斥性命玄谈，专务客观研察二曰开治学方法，如勤搜资料，综合研究，参验耳闻目见以求实证等三曰开学术门类，如史实考订、音韵、地理、金石诸学皆由亭林肇端影响了清代学术的百年发展。亭林学问博杂，虽开有清一代经学之风气，但真正为清代经学第一人遗泽后世者，则阎若璩当之。阎百诗以一部《古文尚书疏证》揭露千年流传的东晋人梅赜所造之《尚书》证伪，开启了清代考据学的初生之门，疑古求是成为一时潮流，故而任公要将他视为“近三百年学术解放之第一功臣”。

第七节《两畸儒》关注的是清初声光绝无的两位大师级人物：王夫之与朱舜水。王夫之隐居衡山，朱舜水东渡扶桑，皆在清初学林湮没无闻，但于后世声望日隆。任公讲清代学术，自然不会放过这两位隐身在历史背后的大师。拿顾亭林与王船山比较，二人既能破坏，又能建设。区别在于，“亭林建设方向近于‘科学的’，船山建设方向近于‘哲学的’”。王船山不似顾亭林那样排斥哲理，“一面极力提倡实行，一面常要研求最高原理”，其在哲学建设、史学评论、经学、佛学诸多领域建树颇大。而朱舜水人格“光明俊伟”，其学风“主张实践，排斥谈玄”，在日本大昌朱子学，“给日本全国人以莫大感化”，对日本“德川二百余年太平之治”和明治维新产生强力影响。

第八节《清初史学之建设》主要收束浙东史学一派，万斯同、全祖望为当时史学之翘楚，代表了学术江河之主流，附带讲论了清初其他的一些重要史学家、地理学家顾祖禹、顾栋高，马骕、吴伟业。万斯同师出黄梨洲，以为历史是“建设在正确事实的基础之上”，其功夫多半消耗在史料的搜集和鉴别上，这样一种实证的治史精神对后来历史学者影响不少。全祖望接续黄梨洲、万季野之学脉，集清代浙东史学之大成，其治史风格既有黄、万言传教训，又有自身峻严狷介品格之锻炼，大端有四：一者，重视史料的搜集鉴别；二者，不作空洞推论、尖巧臆测；三者，公平中立，无门户之见；四者，反对所谓“春秋笔法”和花哨的批评。以上治史精神与治学方法对于建设健实的史学实有莫大裨益。

第九节《程朱学派及其依附者》中，任公对官方主导之程朱理学不以为意，尤其鄙弃假道学先生们，孙承泽、李光地、方苞之流而对风格高峻，治学严谨之朱子学者则颇为钦佩本节即以张履祥、陆桴亭、陆陇其、王懋竑四贤为主线。梁氏点出：程朱学者之特出者，多半是独善其身的有学者色彩的君子，“对于学术上并没有什么新发明、新开拓”，论及办事能力多数亦是平常甚而平庸；同时，梁任公对于程朱学派之价值并未完全贬低：他看到，在“晚明心学已衰之后，盛清考证学未盛之前”的学界空白中，朱子学充当了“中间极有力的枢纽”，对于清初学术大反动的完成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但程朱理学搭配八股科举，全然扼杀知识界的活力，毒害人心风气，此令任公不得不下一定语：“清初程朱之盛，只怕不但是学术界的不幸，还是程朱的不幸哩。”

第十节《实践实用主义》重在叙述极端注重实践的颜（元）李（塨）学派。颜元习斋以“复古”为旗号，不宗程朱陆王，用一种猛烈的力度革除破坏旧学，摧陷廓清了传统学术的基础。颜习斋否认一切纸上学问和明心见性般的讲说，痛恨钻入故纸堆的使人病弱的读书求学。如此看来，乾嘉考据学派倒是另一层意义上的程朱陆王学，习斋若生在乾嘉间，必愤怒不已。从这个角度出发，颜习斋极端重视实行的作用，重行不重知，鼓吹“凡知识皆得自经验”，倡导“唯习主义”，以改良习惯、练习实务。这些主张都切中时弊，乃不易之论。只是颜习斋为古代圣王之教束缚住，在精神上已经踏入近世，但内容上还拘泥于上古三代的成法。这不得不说是时代的遗憾。李塨是颜习斋的学生，对师门偏弊之处多有补救，品格高洁而有志趣。

第十一节《科学之曙光》专讲清代历算学家。盖算术、历法为古代中国少有受到重视之科学门类，又是科学之基础。清代里算学大盛，在西洋历法传入后，获得了极大之发展。王锡阐、梅文鼎二人即为个中扛举大旗人物。其中梅定九以博大之姿开拓历算研究的新层次新境界新途径。按梁氏所说，梅定九在学术界之贡献成绩在于：第一，使得历学脱离占验独立；第二，开创对历学历史的研究；第三，将历学建设在数学基础之上；第四，致力于普及历算学；第五，严格求是，研究古算书，“力求本国学问的独立”。

第十二节《清初学海波澜余录》在前述几节之外，捕捉历史中那些匆匆而过的身影，将目光投注到主流思潮之外的角落，介述了方以智、陈确、潘平格、费密、唐甄、胡承诺、刘献廷、毛奇龄、朱彝尊、何焯、钱谦益、吕留良、戴名世等十余人的经历、学术，呈现了程朱陆王、顾黄颜李、考据历算之外的清初学界“方面之多与波澜之壮阔”景象。

本节最后一句：“乾嘉以后，号称清学全盛时代，条理和方法虽比初期致密许多，思想界却已渐渐成为化石了。”将乾嘉学派时期的思想界情况轻轻掠过，宣判了“无足轻重”的罪名。讲义就转而进入下一部分了。

四

本书第三部分，包括第十三讲至第十六讲，凡四节。此一部分专讲清儒乾嘉学派整理旧学典籍、发挥“实事求是”精神之成就。依据学术门类之相近，分为《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之

（一）、（二）、（三）、（四）四节。如果说，第一部分的主题是学术潮流之变化，第二部分的主角是清初学界诸大师，那么，第三部分的主要内容就是乾嘉考据文化的总成绩总遗产之一：书籍，四节内容皆介绍各方面各领域的专门著述与经典之作。

第十三节讲经学、小学现在所谓的文字学及音韵学方面的清儒著述。

第十四节论校注古籍、辨伪书、辑佚书的成绩，兼总结校勘法、辨伪术和鉴定辑佚书优劣之标准。

第十五节谈史学、方志学、地理学和谱牒学的发展状况。

第十六节说及历算学及其他科学、乐曲学的发展情势和成就。

一部清代三百年学术史也就在梁任公感叹杨宗稷研究琴学之价值之后落下最终的句点。而如何继承清代学者们的求是精神和考据方法，开拓新的学术领域、发扬中西结合的优势，创造中国学术的又一个春天，却是梁任公这部学术史向我们提出的世纪之问了。

2012-8-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