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件 韩俊：农村最需关注七大问题

第一篇：复件 韩俊：农村最需关注七大问题

解读农村最需关注七大问题：低价征地最伤农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部长韩俊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指出，当前农村急需解决七大问题。

农村家庭教育负担沉重。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对全国2000个农户的访谈，每个家庭的教育开支平均值为5975元，占到总收入的30%，成为农村家庭的最大支出。在目前义务教育投入体制下，县级财政勉强能负担起教师工资，中央和省财政能补贴部分教师工资和学校建设资金，但留下的缺口全部都交给学校自己解决。一些农村中小学校长反映：义务教育现在已经成了“学校的义务”。

农民看病难、医疗保障程度低。据调查，农民因病致贫、返贫现象仍大量存在。农民一次大病平均花费7000多元，差不多是一个家庭一年的全部收入。自2003年下半年起，新型合作医疗制度开始试点，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大病户的医疗负担。但大多数大病医疗费的补偿比例在20%到60%之间，病人自付费比例依然很高。目前新型合作医疗的保障水平还很低。中央已经提出，到2008年，要在全国农村基本建立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和新型农村医疗制度。实现这一目标，中央和地方政府都要进一步增加对农村卫生的投入。

财政支农资金难以统筹使用。财政支农资金对农民急需的水利和道路等小型基础设施建设的支持力度远远不够。“十五”时期以来，政府新增财力的使用在逐步向“三农”倾斜，财政对农业投入的绝对量在大幅度增加，但支农资金的使用管理存在诸多问题：投入渠道多，资金分散，难以形成合力；支农资金挤占挪用现象普遍；政府投入重农业“大动脉”，轻“毛细血管”。在取消农业税以后，多数地区还难以将农村小型基础设施建设纳入各级政府基本建设投资的范畴。农村中小型基础设施建设是目前我国农业投入方面的一个薄弱环节。

城市对农民工“经济接纳，社会排斥”。目前，在我国加工制造业、建筑业和服务业的从业人员中，农民工已分别占68%、80%和50%。总的来看，当前关于农民工的政策和管理制度还没有真正摆脱城乡分割体制的影响。农民工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问题比较突出，特别是拖欠和克扣民工工资的现象比较普遍。农民工进得了城，但留不下来的问题仍很突出。低价征地是当前损害农民利益的最突出问题。低价征地已成为新时期“以农养工，以乡养城”的一种新形式。来自江苏的调查表明，在全省农地转用增值的土地收益分配中，政府大约得60%～70%，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得25%～30%，而农民只得5%～10%。我国正处在快速的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中，大量农业土地转化为城市用地。据估计，目前失去土地或部分失去土地的农民高达4000万～5000万人，引发的社会矛盾不断加剧。从制度和法律上保证农民的土地权益是当前工作重点。

农村金融机构难以满足农民的信贷需求。当前，亲戚朋友之间的私人借贷仍是农村资金融通的主要渠道，大约只有1/5的农户能够从正规农村金融机构获得贷款支持。目前调查结果表明，农户从农村信用社获得5000元以上的借款困难较大。应进一步完善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政策。进一步完善 邮政储蓄在农村地区吸收的资金留在农村。

市场谈判地位低，自我服务组织的发育缓慢。目前，农民在生产前签订购销合同（订单）的不多，多是先生产农产品，再寻找收购者。销售行为分散，有组织的农民很少。据调查，目前各类农民合作组织普遍存在规模不大、发展速度不快、管理制度不健全、改组、解体过于频繁、稳定性较差等问题，在为农民提供技术、信息、资金、产品加工和销售等服务方面发挥的作用还很有限。（黄蕙）

来源：新华社/瞭望新闻周刊

第二篇：当前农村最需要关注的七大问题[范文]

当前农村最需要关注的七大问题

农村家庭教育负担沉重。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对全国２０００个农户的访谈，每个家庭的教育开支平均值为５９７５元，占到总收入的３０％，成为农村家庭的最大支出。在目前义务教育投入体制下，县级财政勉强能负担起教师工资，中央和省财政能补贴部分教师工资和学校建设资金，但留下的缺口全部都交给学校自己解决。一些农村中小学校长反映：义务教育现在已经成了“学校的义务”。

农民看病难、医疗保障程度低。据调查，农民因病致贫、返贫现象仍大量存在。农民一次大病平均花费７０００多元，差不多是一个家庭一年的全部收入。自２００３年下半年起，新型合作医疗制度开始试点，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大病户的医疗负担。但大多数大病医疗费的补偿比例在２０％到６０％之间，病人自付费比例依然很高。目前新型合作医疗的保障水平还很低。中央已经提出，到２００８年，要在全国农村基本建立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和新型农村医疗制度。实现这一目标，中央和地方政府都要进一步增加对农村卫生的投入。

财政支农资金难以统筹使用。财政支农资金对农民急需的水利和道路等小型基础设施建设的支持力度远远不够。“十五”时期以来，政府新增财力的使用在逐步向“三农”倾斜，财政对农业投入的绝对量在大幅度增加，但支农资金的使用管理存在诸多问题：投入渠道多，资金分散，难以形成合力；支农资金挤占挪用现象普遍；政府投入重农业“大动脉”，轻“毛细血管”。在取消农业税以后，多数地区还难以将农村小型基础设施建设纳入各级政府基本建设投资的范畴。农村中小型基础设施建设是目前我国农业投入方面的一个薄弱环节。

城市对农民工“经济接纳，社会排斥”。目前，我国加工制造业、建筑业和服务业的从业人员中，农民工已分别占６８％、８０％和５０％。总的来看，当前关于农民工的注册和管理制度还没有真正摆脱城乡分割体制的影响。农民工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问题比较突出，特别是拖欠和克扣民工工资的现象比较普遍．农民工进得了城，但留不下来的问题仍很突出。

低价征地是当前损害农民利益的最突出问题。低价征地已成为新时期“以农养工，以乡养城”一种新形式。来自江苏的调查表明，在全省农地转用增值的土地收益分配中，政府大约得60%~70%，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得25%~30%，而农民值得5%~10%。我国正处在快速的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中，大量农业土地转化为城市用地。据估计，目前失去土地或部分失去土地的农民高达4000万~5000万人，引发的社会矛盾不断加剧。从制度和法律上保证农民的土地权益是当前工作重点。

农村金融机构难以满足农民的信贷需求。当前，亲戚朋友之间的私人借贷仍是农村资金融通的主要渠道，大约只有1/5的农户能够从正规农村金融机构获得贷款支持。目前调查结果表明，农户从农村信用社获5000元以上的借款困难较大。应进一步完善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政策。进一步完善邮政储蓄政策，使邮政储蓄在农村地区吸收的资金留在农村。

市场谈判地位低，自我服务组织的发育缓慢。目前，农民在生产前签订购销合同（订单）的不多，多是先生产农产品，再寻找收购者。销售行为分散，有组织的农民很少。据调查，目前各类农民合作组织普遍存在规模不大、发展速度不快、管理制度不健全、改组、解体过于频繁、稳定性较差等问题，在为农民提供技术、信息、资金、产品加工和销售等服务方面发挥的作用还很有限。

第三篇：韩俊谈中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

韩俊谈中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

解决“三农”问题要着眼于通过深化改革，从体制和法律上建立保护农民土地权益的长效机制；大幅度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政策和国家财政支出结构，建立工业反哺农业的新机制；加快城镇化的发展，切实打破城乡隔阂，形成城市对农村发展的带动机制；赋予农民平等的发展机会和国民待遇，让公共服务更多地深入农村、惠及农民；在理

顺城乡关系的基础上，发挥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创造性，形成农业和农村经济自身良性发展机制。

从体制和法律上建立保护农民土地权益的长效机制

我国目前正处在从农业为主导的经济向工业和服务业经济转化的过程中。伴随这一进程，城市住房和非农业用地的需求也随之增加，大量的农业土地转化为城市用地。我国是通过国家强行征用的方式而非通过市场化的方式，将土地从农民手中征用过来，然后把土地转让给新的用地者，用于城市用途。而且这种转化通常是被垄断的，这种做法在世界各国是非常鲜见的。国家强制性地将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征为国家所有，农民在得到一定补偿后，便永久丧失了土地的所有权。伴随着中国快速的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大批农民变成了失地农民。据估计，目前中国完全失去土地或部分失去土地的农民可能高达4000万—5000万人。国家强制性大量征地造成的农民生活水平下降、就业无着落等问题日益严重，因征地问题引发的社会矛盾不断加剧。

从根本上解决失地农民问题，需要有新的立法和政策，既保证国家建设用地，又要给农民以公平的补偿，给失地农民以妥善的安置。必须完善有关法律，保证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才动用征地权。为了切实保护农民利益，征地补偿必须以土地的市场价值为依据，实行公平补偿，不能以侵害农民利益为代价降低建设成本。必须完善征地程序，保证在征用农民土地过程中土地权利人有充分的知情权和参与权。必须允许农村集体非农建设用地直接进入市场流转。根据现行法规，农村集体非农建设用地不能出租、转让和抵押等。目前法律的规定已大大滞后于经济发展的现实。要修改相应的法律法规，只要符合土地利用规划，只要在严格的土地用途管制控制之上，应该通过市场开发商和土地所有者进行平等的谈判，而且不一定涉及土地所有权的转移。要改变一次性货币安置为主的做法。农民入股也可以，合营也可以。为失地农民建立社会保障是保障失地农民权益的根本途径。

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建立工业反哺农业的新机制

目前中国已进入了工业化的中期阶段。工业化进入中期阶段后，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由农业转变为非农产业，国民经济增长的动力主要来自于非农产业。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以后，工农关系的基本特征是，农业不再替工业发展提供积累，农业成为接受“补助”的部门，而不是受“挤压”的部门。根据国际经验，此阶段不同国家从各自国情出发，都采取相应措施，以工业反哺农业。尽管现在农村人口还占多数，还不可能像发达国家那样通过大量补贴来解决农民收入偏低问题，但就我们国家的财力来讲，我国在总体上已具备了反哺农业的实力。与国家财力增长相适应，必须增加政府财政支农资金投入总量，形成支农资金的稳定投入渠道。财政支农支出的增长幅度要继续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幅度，政府新增财力的使用要大幅度向“三农”倾斜。

为此应该切实增加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支持力度。过去我国农业财政建设性资金中，用于大中型工程的比重较大，而与农民生产和生活直接相关的农村小型基础设施的投入严重不足。在取消农业税以后，要将农村小型基础设施建设纳入各级政府基本建设投资的范畴。

切实打破城乡隔阂，形成城市对农村发展的带动机制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加强农业基础地位、改善城乡关系上做了大量工作，但农业和农村经济在资源配置和国民收入分配中仍处于不利地位，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在发展机会和社会地位方面仍然不平等。由于长期受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体制的影响，在处理农村与城市关系问题上，仍自觉或不自觉地存在“重城轻乡”的观念，甚至以牺牲农民利益来换取城市和工业的发展。

城市的发展，城市很多问题的解决，离不开农业和农村的支持；农村的发展，农业和农村很多问题的解决，更离不开城市的辐射、带动和反哺。与同等工业化程度国家相比，我国城镇化水平仍然有很大差距。目前，发展中国家城镇化平均水平已达40％，发达国家城镇化平均水平则在70％以上。根据城镇化的一般规律，城镇化水平在30％—70％时期是城镇化加快发展的时期，一个国家的城镇化水平达到70％左右才能基本稳定。可以预见，未来20年，我国将处于城镇化加快发展时期。比较乐观的预测是，按照1995年以来城镇化率平均每年增长1.4个百分点的速度，2010年我国城镇化水平为50.6％，2020年达到65％；较为保守的预测是，按照上世纪80年代以来城镇化率平均每年增长0.9个百分点的速度，2010年我国城镇化水平为46.3％，2020年达到55.2％。从就业结构看，随着经济发展速度加快，按每年农业劳动力就业比重下降1个百分点计算（1981—2001年的20年间，农业劳动力占社会总劳动力的份额年平均下降1.3个百分点），到2020年，农业就业比重将由50％下降到35％左右，产业与就业结构偏差将进一步调整。未来20年，如果发展战略和政策选择得当，工业化和

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将为解决中国“三农”问题提供难得的机遇。

推进城镇化一定要与解决“三农”问题紧密结合，妥善处理城乡关系，切实维护农民的合法权益，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结构，形成城市对农村发展的带动机制。为农民进城就业创造更多的机会，为农民进得来、留得住创造更好的制度环境，是城市带动农村的最重要的体现。要对现行的一些政策措施进行清理，清除农民进城的障碍，降低农民进城的“门槛”，疏通农民进城的渠道。要高度重视依法保护进城务工农民的合法权益，重视提高农民的就业能力。要调整城市建设的思路，放宽农民进城就业和定居的条件。城市的财政支出和各种公共服务不能仅考虑城市户籍人口的需要，应该有效服务于全社会。城市政府应把在城市有固定工作和住所的进城农民视同常住人口对待，应把外来人口对住房、就学、医疗等设施的需求纳入城市建设规划。要进一步放宽农民进入大中城市就业和定居的条件。在大中城市的农民只要有合法固定住所、稳定职业或生活来源，应给予办理城镇常住户口，逐步实行以居住合法、固定职业为户口准入条件。农村居民在城镇落户后，在子女就学、公共卫生、社会保障等方面应享受与当地城镇居民同等的待遇，履行相应的义务。让外来人口逐步融入城市，有利于城市各种服务业的发展，也有利于城市社会的和谐。

赋予农民平等的发展机会和国民待遇，让公共服务更多地深入农村、惠及农民

目前，农村教育、卫生等社会事业发展明显滞后，城乡居民享受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差距进一步拉大，已经成为我国现阶段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过程中必须解决的重要问题。这些问题不解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也会落空。

加快实行免费义务教育。现在农村义务教育投入中政府投入已占了大头，即使这样，也应该清楚地看到，这种投入还是低水平的，远不能满足农村义务教育发展的要求。实行“以县为主”的农村义务教育管理体制，主要是把过去乡镇用于发放教师工资的资金上收到县财政，由县财政统一发放，这种做法对保障教师工资发放有明显的效果，但这项政策从总体上看仍囿于现行体制框架之内，未能从根本上解决义务教育体制的城乡分割问题。实行“以县为主”的农村义务教育管理体制后，学校公用经费依然严重不足，预算内补助虚列现象普遍，危房改造资金仍然存在较大的缺口。教育债务负担沉重，偿还难。要真正落实中央提出的把农村教育作为整个教育工作“重中之重”的要求，真正实现政府办农村义务教育，必须按照建立公共财政体制的要求，加大中央和省级财政的转移支付力度。

改善农村医疗条件，提高农民医疗保障水平。农村卫生事业虽然有所改善，但是医疗价格不断攀升，农民医疗负担重，有病看不起，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现象很普遍。从调查看，医疗支出已经成为农村居民一项沉重的经济负担。在全部调查农户中，医疗支出占消费性支出的8.5％，大病户家庭则占了30％左右。目前90％以上的农民属于自费医疗群体。新型合作医疗的保障水平还很低，平均补偿比例仅为30％，即使农民参加了新型合作医疗，还远远不能解决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问题。从总体来看，政府农村卫生投入严重不足。1998年—2002年，政府农村卫生资金投入总量由110.34亿元增长为151.16亿元。同期，政府对农村卫生机构投入占财政支出比重由1.02％下降为0.69％。国务院已经提出，到2010年，要在全国农村基本建立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农民人人享有初级卫生保健，卫生服务水平进一步提高，主要健康指标达到发展中国家的先进水平。实现这一目标，中央和地方政府都要进一步增加对农村公共卫生体系的投入。当前，特别需要认真研究如何完善新型合作医疗的相关政策。

完善对农村困难群体的救助体系，逐步提高农村社会保障覆盖面。对这些丧失劳动能力的特困人口，要实行社会救济。要进一步加大各级政府对医疗救助的支持力度。要完善农村“五保户”和重病重残人群的供养、救助制度，逐步提高供养、救助标准，完善救助方式。在具备条件的地区，要加快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在有条件的地区，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

发挥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创造性，形成农业和农村经济自身良性发展机制

全面繁荣农村经济不能仅仅依赖城市的带动和工业的支持。农民占我国人口的大多数，即使城市化能够顺利推进，能够缓解农村发展面临的困难，2020年农村至少还会有5亿以上的人口，2030年至少还会有4亿以上的人口，农村、农业和农民问题仍然是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在理顺城乡关系的基础上，农村最终要通过深化改革，发挥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创造性，加快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进程，加快农村二、三产业和小城镇的发展步伐，逐步缩小与城市的差距。

必须确保我国粮食安全。从中长期来看，我国粮食产量增长在总体上还不能满足消费增长的需要，每年均有缺口，产销自给率将会下降。1996年在罗马联合国世界政府首脑粮食会议上，我国提出我国粮食自给率为95％，进口约占5％。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粮食供给不能指望过度依靠国际市场，尤其是口粮，粮食自给率要保持在一个合理的、可承受的水平上。确保粮食安全应包括三项具体目标：一是保护和稳定提高粮食生产能力，确保粮食基本自给水平；二是通过进出口调剂、库存吞吐，最大限度地保证粮食市场供求平衡；三是保障特殊群体的食品安全。

继续支持乡镇企业、农村二、三产业和以县城为重点的小城镇发展，加快县域经济发展，拓展农村劳动力就业和农村人口转移的渠道。2003年我国农村有4.9亿劳动力，其中转移到乡镇企业的有1.35亿。在可预见的将来，即使有越来越多的农民进城，农村劳动力供大于求，就业不充分的问题还将长期存在。扩大农村劳动力就业，必须多形式、多层次、多领域全面展开。要挖掘农业内部的就业容量，进一步拓展农村二、三产业的就业空间。县域经济是城乡经济的结合部、汇合点，加快县域经济发展步伐，对于推动城乡经济的协调发展具有战略意义.

第四篇：关注农村代课教师问题

关注农村代课教师问题

代课教师是指没有事业编制的临时教师。代课教师产生的原因之一是地方政府的教育投入不够，而工资低廉的代课教师恰好解决了农村特别足偏远的西部省份的农村学校师资严重缺乏的问题。

2005年年底，媒体开始关注代课教师问题。2006年“两会”期间，代课教师成为代表、委员关注的热点问题。随后，“清理代课教师”则成为教育部及各级政府部门处理这一问题的主要政策导向。然而，许多地方在清理代课教师的过程中，往往采取“一刀切”清退的做法。有部分地区虽然采取了通过考试使部分优秀代课教师得到转正，但对教师的补偿非常少。

日前，处理代课教师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一、代课教师数量大，非一日之功即可解决

代课教师主要集中在农村，特别是农村小学。教育部公布的数据是截至2006年全国有44．8万代课教师。2006年，教育部决定将余下的44．8万中小学代课人员全部清退。

据《中国新闻周刊》的记者在甘肃省天水市的调查，地方教育部门的人事干部反映：“前几年，我们根据各县报上来的数字，向省里报的代课教师人数是2200多人。nJ最近一调查，发现代课教师竟多达3500多人。”“教育部、省里近几年一再要求清退代课教师，我们这儿却越清越多，可怎么向上级交代呀?”为什么会这样?原因有二：一是代课教师有县政府聘请的，有乡政府聘请的，还有村或校聘请的。但各县认为，乡、村、校自己聘请的教师从未得到县政府承认，所以，上报的数字仅是县里聘的。二是有的地方虽然把代课教师清退了，但由于师资力量得不到及时补充，又重新聘请了代课教师。

这说明，我们的农村中小学代课教师数量非常庞大，而目也不是次性清退就可以彻底解决问题的。

二、清退代课教师，地方财政压力大，艰苦的山区将面临缺乏教师的境况

一些基层干部认为，近几年大学毕业生数量多，就业压力大，很多人愿意从事教学，但由于地方财政困难，很难按照实际需要招收，造成这些年教师队伍“入不敷出”，再加上新来的教师集中在城区和交通便利地区，偏远地区农村中小学教师缺员严重。

作为几十年来一直承担着义务教育经费“大头儿”的县、乡、村基层政府部门，发现了聘代课教师的甜头：聘任手续简单，工资低廉，工作卖力气。

于是，出现这样一个怪现象：前些年，许多地区每年分配的师范毕业生数量非常少，远远不能满足教学需求，而代课教师添满缺口后，最近几年许多大、中专师范毕业生在县里却得不到分配，最终无奈纷纷到外地去打工。原因无他，他们的工资待遇成本和代课教师比显然是太高了。

令社会各界担忧的是，教育部门缺乏代课教师离开后的相关配套措施。将来，代课教师问题会不会被迫卷土重来，这都很不好说。有一些贫困县的教育局局长就说，他们的财政收入极低，根本不可能每年拿出数百万元的资金。

在经济困难、生活辛苦的山区，特别足一人一校的教学点，没有多少公办教师愿意在那里呆F去，于是《一个都不能少》、《凤凰琴》、《美丽的大脚》等一些电影，反映了山村学校留不住教师或民办、代课教师普遍存在的现状。老百姓和村长们希望能有教师愿意留下来教他们的娃娃，这成了他们的渴望。

三、教学水平受当地认可的代课教师往往因为一张考卷而被清退，补偿和补助偏低

即使有一些地区对农村代课教师并没有一退了之，而是通过考试来使之转正，一些优秀代课教师也往往因为一张考卷而被清退。

这些代课教师在工作这些年里并没有很高的工资待遇，每个月他们拿的40元～200元不等的工资，仅相当于公办正式教师的十分之一到五分之一。

而众多工作了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没有取得正式教师资格的“代课人员”，政府承诺按其工作的年数付给一次性补偿。一些地方政府开出的补偿标准多是按一年给100／至300元不等，一个工作了20年左右的代课教师，获得的补偿最多也就是五六千元而已。

因此，在今年“两会”期间，我提出了一些解决代课教师问题的方案。

一是要根据实际情况，依法进行清退。

清退代课教师要遵循两部法律，《教师法》和《劳动法》。《劳动法》规定：“劳动者在同一用人单位连续工作满10年以上，当事人双方同意续延劳动合同的，如果劳动者提出订立无固定限期的劳动合同，应当订立无固定限期的劳动合同。”也就是说，代课10年以上的教师，如果本人愿意，学校同意，就应当签订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直至教师退休为止。农村代课教师有的代课都20多年了，还要将其解聘，显然违反了《劳动法》，而且不合乎情理。

而《教师法》规定教师应当取得教师资格证。有的10年以上代课教师未取得教师资格证，其责任不在代课教师而在教育部门。如果说代课教师无资格从教，教育部门应该及早清退；既然长期让其站讲台，就应该给其核发资格证书。《教师法》规定的教师资格的门槛不足很高，有相应学历或经教师资格考试合格，有教学能力的，就可以获得教师资格。

二是要因地制宜，渐进消亡，而不要“一刀切”。

中国农村教育的情况差别很大。对于那些清退代课教师条件成熟的地区，可以按照政策采取公平稳妥的清退措施。对于那些清退教师后学校正常教育教学受到很人影响的农村地区，特别是偏远的两部山区，不要要急于采用“一刀切”的作法。尽管教育部有关人士说清退代课教师没有时间表，但各地普遍的做法几乎都是一考了之，清退了之。

代课教师是个“过渡性”的概念，随着社会的发展，退出历史舞台只是时间问题。但是，武断地下令其消亡，也不符合国情。表面上看，这不过是40多万人的就业问题，但在山区里，一个代课教师的背后，牵扯着多少上学的孩子?是否有足够的师资来替代这个群体?这是确实存在的问题。一旦因为措施不当，荒废了山区孩子的教育，悔则晚矣。渐进的“消亡”比起“一刀切”的“猝死”，更符合实际、更为有效。

三是需要公正地遴选与补偿，招考录用中要力求全面考核，防止评价方式单一。

对于位教师来说，客观的考核其优劣是很难的。必要情况下，对那些教育教学能力较强，工龄较长的代课教师，在考核录用时可给予一定的优惠政策。因此，成立相关的考核评价委员会等类似机构，采取多种办法来全面考核录用代课教师就显得尤为重要。

应当建立公正的遴选和公平的补偿机制，使那些合格的代课教师能够“登堂入室”，也使那些不合格者得到应有的经济补偿，对那些已到退休年龄或工龄较长但不适于继续担任教师的代课教师，理当给予更加妥当而公平的经济补偿，由国家财政一次性拨付给他们足额的养老金，或者给予退休教师的待遇，以便他们能够衣食无虑，安享晚年。否则，不足以彰显代课教师们对于中国教育事、№做出的卓越贡献，不足以补偿他们默默无闻付出的心血的代价，不足以彰显社会的公正和教育的公平。

四是各地政府和教育部门应采取多种政策措施对

不同层次的代课教师的处理区别对待。

对于那些持有教师资格证的年富力强且基本胜任的青年代课教师，适当放宽政策，给他们时间，加强培训和培养，使他们不断提高教育教学水平，最终达到正式教师的标准，进入乡村教育的骨干队伍；对于那些学历水平偏低、教学水平较差、担任代课教师工作时间不长的，可以考虑辞退，但要有一定的合理的补偿；对于多次考核不达标的，但其在所在学校又暂时无法找人取代的(如偏僻艰苦的山区一人一校式的教学点)，要给予必要的培训，鼓励其进修，争取通过考核；对于那些年龄偏人的从事代课教师工作十年以上的代课教师，如无法通过考核，可以劝退，为了表示对他们为教育做出贡献的鼓励和感谢，要给予较为合理的补偿，并隆重欢送，而不能冰冷漠然地对待。

五是对教育人口浮动较大的地区(包括经济发达地区)，鼓励实行“教师雇员制度”。

其实，代课教师不仅在贫困地区有，在发达地区也有，只是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比如在深圳市这样经济发达的地区，代课教师也不少。深圳全市共有教师6万余名，其中代课教师大约8000名，占教师总数的18％左右。近年来，深圳人口尤其是外来人口数量急剧增长，学生人数也相应呈几何级数猛增，在编教师即便承担相当大的教学任务，也难以完全满足全市的教学需求，于是出现“代课教师”这个群体。但是，深圳的代课教师不属于国家规定的清退范围，都是持教师资格证上岗的，都是具有较高职业水平的优秀教师。

据了解，深圳正在酝酿全而实施“教师雇员制度”，这个制度成功实施后，不在编的代课教师们一旦通过招聘考试，将成为深圳市教育局正式聘用的雇员制教师，他们的待遇将远远超过“代课教师”。雇员制教师实行的是“占编不入编”，即占用 编制，而不占用职员编制。雇员教师的待遇比代课教师或临聘的教师要好，雇员教师将签订正规合同，实际收入方面也会翻番。可可以预期的是，“代课教师”在深圳将成为历史，但取而代之的教师雇员制度，将是一个非常有创新意义的教师人事制度改革模式，值得教育人口浮动较大的地区借鉴。

我们希望，通过各级政府和教育部门的重视并采取切实可行的稳妥的政策措施，使困扰中国教育特别是农村教育的代课教师难题能够得到圆满解决。

(责任编辑 韩瑞新)

第五篇：大病保险最受关注的七大问题解读

大病保险最受关注的七大问题解读

“辛辛苦苦三十年，一病回到解放前”。这是很多人对大病重病突袭一个家庭的形象描述。现有制度下在很多地区，一旦患了大病，会给一个普通家庭经济状况带来灾难性的压力。7月22日，李克强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确定全面实施城乡居民大病保险，更好守护困难群众生命健康。这一举措对于持续深化医改，瞄准群众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痛点”，全面开展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守住社会保障底线，有重大意义。

什么是“大病医保”?

城乡居民大病保险二次报销

所谓“大病医保”，即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就是由政府从医保基金划拨资金，向商业保险机构购买大病保险，对参保人患高额医疗费大病、经基本医疗保险报销后需个人负担的合规医疗费用，给予“二次报销”。也就是说，参保人员内累计发生的超过基本医疗保险最高支付限额以上的医疗费用，也可以部分或全部通过大病医保来支付。

“大病”如何界定?

以发生高额医疗费用作为界定标准

“大病”有不同的界定标准。这次明确要求以发生高额医疗费用作为界定标准，当个人自付部分超过一定额度，就可能导致家庭灾难性医疗支出，出现因病致贫、因病返贫了，就认为这个病是大病了。肿瘤是大病，可能一个普通的慢性病，一次性费用不太高，但一年累计的费用就很高了，就认为它达到大病标准了。

资金从哪来?覆盖哪些群体?

从城镇居民基本医保和新农合基金中划出一定比例或额度

年底前全面覆盖城乡居民城镇职工不在所属范围

从城镇居民基本医保和新农合基金中划出一定比例或额度作为大病保险资金，2015年底前使大病保险覆盖所有城乡居民基本医保参保人，对参保大病患者需个人负担的医疗费用给予保障，今年支付比例达到50%以上，今后还要逐步提高，有效减轻大病患者就医负担。到2017年，建立比较完善的大病保险制度。

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上海市卫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胡善联这样说：“有工作的，或者是事业单位或者是生产单位、企业单位，这个是属于城镇职工基本保险。现在讲的是居民的大病保险，这是指城市里面以及乡村里面的一些居民，有工作的有正式职业的不属于这个范围。”

和城镇职工医疗保险有什么区别?

两套不同的保障体系

大病医保和城镇职工医疗保险有很大的区别。一般而言，大病医保是在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础上的“再保险”，也就是针对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的“二次报销”，其与城镇职工医疗保险是两套不同的保障体系。

首先，城镇居民医疗保险不设立最低缴费年限，必须每年缴费，不缴费不享受待遇;而城镇职工医疗保险设立最低缴费年限，达到缴费年限(男25年、女20年)的，退休后不再缴费即可享受基本医疗保险待遇。

其次，面对人群不同。正如上述内容所述，城镇居民医保主要面对具有城镇户籍的、但没有工作的老年居民、低保对象、重度残疾人、学生儿童及其他城镇非从业人员;而城镇职工医保主要面向有工作单位或从事个体经济的在职职工和退休人员。

另外，缴费标准及保费来源也大有不同。城镇居民医保缴费标准总体上低于职工医保，在个人缴费基础上，政府会给予适当补贴;而城镇职工医保则由用人单位和职工个人共同缴纳，不享受政府补贴。

“二次报销”后自付部分仍有困难怎么办?

设立基金特殊情况特殊安排

与医疗救助等紧密衔接，对经大病保险支付后自付费用仍有困难的患者，由医疗救助、慈善救助等给予帮助，共同发挥托底保障功能，有效防止发生家庭灾难性医疗支出，防范冲击社会道德底线的事情出现，显著提升城乡居民医疗保障公平性。

“共同发挥托底保障功能”将会如何落实?中央财经大学保险学院院长郝演苏认为，最有可能的是设立基金，对于特殊情况给予特殊的财务安排。这里面涉及的救助机构主要是慈善机构。未来大病保险之后，可能会建立相关的基金，针对一些特殊的情况，来进行特别的财务安排，以保证相应医疗的需求者得到更好的满足和支持。

按照要求，今年大病保险全部开展，覆盖所有城乡居民基本医保参保人群。对这些人发生的个人自付费用，如果超过一定额度，由大病保险报销50%以上。关于超过一定额度是如何判断的，文件规定：原则上由当地政府根据上一统计部门所公布的城乡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作为主要测算依据。超过一定的额度以后，这个资金再予以报销。这种报销也是分段的，就是医疗费用越高，报销比例越高。从前几年的试点来看，一般都在50%-80%之间。当然，这种报销以后，可以使大部分的个人自付费用再报销至少50%，可以有效减轻个人费用负担，防止因病致贫、因病返贫。同时还有一些特殊困难的人群，文件明确要求鼓励地方探索向困难群体适当倾斜的具体办法，努力提高大病保险制度托底保障的精准性。

具体如何实施?

政府公开招标商业保险公司承办

按照收支平衡、保本微利的要求，原则上由政府招标选定商业保险机构承办大病保险，保费实行单独核算，确保资金安全和偿付能力。

如果商业保险机构盈利率超过合同约定，需向基本医保基金返还资金。同样，如果因城乡居民基本医保政策调整等政策性原因给商业保险机构带来亏损，由城乡居民基本医保基金和商业保险机构来分摊，具体分摊比例应在保险合同中载明。

对外经贸大学保险学院教授王国军解释，当地政府要做城乡居民大病保险的时候，就开始公开招标，各家商业保险公司就来竞标，设计投标文件，然而由专家来打分，确定哪家保险公司中标，或者一家或者多家。中标之后就可以和政府签定合同，然后为当地的居民提供大病保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