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俊：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论“三农”问题

第一篇：韩俊：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论“三农”问题

韩俊：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论“三农”问题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必须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这是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的重要论断，对于推动全党全社会站在全局的高度重视“三农”问题，从根本上解决好“三农”问题，必将产生极其重要的作用。

“三农”问题的现状与症结

近年来，国家对“三农”的政策支持力度明显加大，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开始呈现良好的势头，粮食生产出现重要转机，农民收入实现较快增长。但应清醒地看到，“三农”问题的解决远未达到理想的程度。虽然长期困扰国民经济发展的农产品供给不足的矛盾缓解了，但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不合理、农业综合效益不高的矛盾仍很突出；虽然农民收入的增长速度明显加快，但有大量的农村人口收入和生活水平仍相当低。当前我国“三农”问题突出表现在城乡发展失衡现象仍十分突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目前已扩大到3.3倍，是改革开放以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拉得最大的时期。若考虑到城市居民的各种福利性补贴，城乡居民的实际收入差距会更大。

从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看，制约“三农”问题的各种矛盾和问题主要有：第一，农业生产面临耕地面积继续减少、生态环境整体恶化、水资源更加紧缺的严峻挑战。我国人均耕地不足1.5亩，为世界平均水平的43％；人均水资源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人增地减、水减”的趋势在加剧，资源条件对农业发展的约束越发突出。第二，农村劳动力供大于求，就业不充分，大量人口滞留农村，仍是实现全面小康的严重“瓶颈”。2003年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3.1亿人，而一般认为我国在现有生产技术水平下，农业仅需要1.8亿左右的常年劳动力。第三，虽然农户已成为相对独立的市场主体，但农民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还很低。目前，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尚未形成大的气候，在为农民提供技术、信息、资金、物资和产品销售服务等方面发挥的作用还很有限。第四，公共财政对农村公共产品或公共服务领域投入不足，总体覆盖力度不够。在教育方面，农村教育经费严重不足，城乡教育条件差距较大。在医疗方面，农村医疗卫生事业投入太少，农民医疗卫生条件亟须改善，贫困地区的一些贫困家庭陷入了因贫致病、因病致贫的恶性循环。在社会保障方面，按享受社会保障的从业人员计算，农村的社会保障覆盖率只有3％，城乡社会保障覆盖率的比例为22∶1。第五，农村资金供求矛盾相当突出，农村金融体系改革滞后。目前，农村资金外流的规模平均每年高达700亿—800亿元。在各大商业银行纷纷撤出农村以后，仅靠农村信用社系统的信贷实力，无力解决农民贷款难的问题。第六，农村基层政权体制改革有待实质性推进。全国共有乡镇政府近3.9万个，乡镇机构臃肿，财政供养人口庞大。

我国“三农”问题的症结，可以归结为深层次的结构性矛盾和体制性矛盾两个方面的基本制约。

从结构性矛盾看，我国工业化过程中就业结构调整与产业结构调整不协调。第一产业占GDP的比重下降快，就业比重下降慢。2003年，我国农业GDP份额已经下降到14.3％，而农业就业份额仍高达50％。目前，我国已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但城镇化程度却比2000年世界平均水平低10％。我国目前人均GDP仅有1000美元，但已经出现了严重的农产品需求制约，最基本的原因是城镇农产品消费群体比重太小。我国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困难，最根本的障碍是城镇化进程明显滞后。农村人口非农化和城镇化进程缓慢，农民比重过大，导致农业相对劳动生产率过低。

从体制性矛盾看，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长期实行农产品统购统销体制，工农产品不能平等交易，国家通过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从农业部门取得了巨额资金，农业的基础地位受到严重削弱；在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体制下，我国不是随着工业化的发展逐步推进城镇化，加速农村劳动力和人口向城镇转移，而是从体制、政策到各项管理制度都限制农民进城就业和定居，城乡之间要素不能自由流动，大量的农村劳动力被束缚在土地上，农村就业严重不足；由于实行农村农业人口与城镇非农业人口两种户籍制度，造成城镇居民与农民权利和发展机会的不平等，加剧了城乡结构的失衡，使城乡差别制度化。改革开放以来，虽然我们在加强农业基础地位、改善城乡关系上做了大量工作，但农业和农村经济在资源配置和国民收入分配中仍处于不利地位，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在发展机会和社会地位方面仍不平等。由于长期受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体制的影响，在处理农村与城市关系问题上，仍自觉或不自觉地存在“重城轻乡”的观念，甚至以牺牲农民利益来换取城市和工业的发展。例如，近年来，国家制定一系列政策，取消对农村劳动力进入城镇就业的不合理限制，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的制度环境得到初步改善，但进城农民与城市居民在就业、社会保障、享受公共服务等方面的权利仍不平等。过去十几年农民工工资基本没

第二篇：解决“三农”问题 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

解决“三农”问题 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

韩俊

2005年第2期 ——特别策划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必须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这是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的重要论断，对于推动全党全社会站在全局的高度重视“三农”问题，从根本上解决好“三农”问题，必将产生极其重要的作用。

当前“三农”问题的现状与症结

近年来，国家对“三农”的政策支持力度明显加大，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开始呈现良好的势头，粮食生产出现重要转机，农民收入实现较快增长。但应清醒地看到，“三农”问题的解决远未达到理想的程度。当前我国“三农”问题突出表现在城乡发展失衡现象仍十分突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目前已扩大到3.3倍，是改革开放以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拉得最大的时期，若考虑到城市居民的各种福利性补贴，城乡居民的实际收入差距会更大。

从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看，制约“三农”问题的各种矛盾和问题主要有：第一，农业生产面临耕地面积继续减少、生态环境整体恶化、水资源更加紧缺的严峻挑战。我国人均耕地不足1.5亩，为世界平均水平的43%；人均水资源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人增、地减、水缺”的趋势在加剧，资源条件对农业发展的约束越来越突出。第二，农村劳动力供大于求，就业不充分，大量人口滞留农村，仍是实现全面小康的严重“瓶颈”。第三，虽然农户已成为相对独立的市场主体，但农民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仍然很低。第四，公共财政对农村公共产品或公共服务领域投入不足，总体覆盖力度不够。在教育方面，农村教育经费严重不足，城乡教育条件差距较大；在医疗方面，农村医疗卫生事业投入太少，农民医疗卫生条件亟须改善，贫困地区的一些贫困家庭陷入了因贫致病、因病致贫的恶性循环；在社保方面，按享受社会保障的从业人员计算，农村的社会保障覆盖率只有3%，城乡社会保障覆盖率的比例为22∶ 1。第五，农村资金供求矛盾相当突出，农村金融体系改革滞后。目前，农村资金外流的规模平均每年高达700亿—800亿元。尤其是各大商业银行纷纷撤出农村，仅靠农村信用社系统的信贷实力，无力满足广大农民的贷款需求。第六，农村基层政权体制改革有待实质性推进。全国共有乡镇政府近3.9万个，乡镇机构臃肿，财政供养人口庞大。

我国“三农”问题的症结，可以归结为深层次的结构性矛盾和体制性矛盾两个方面的基本制约。

从结构性矛盾看，我国工业化过程中就业结构调整与产业结构调整不协调。2003年，我国农业GDP份额已经下降到14.3%，而农业就业份额仍高达50%。目前，我国已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但城镇化程度却比2000年世界平均水平低10%。我国目前人均GDP仅有1000美元，但已经出现了严重的农产品需求制约，最基本的原因是城镇农产品消费群体比重太小。我国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困难，最根本的障碍是城镇化进程明显滞后。农村人口非农化和城镇化进程缓慢，农民比重过大，导致农业相对劳动生产率过低。

从体制性矛盾看，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长期实行农产品统购统销体制，工农产品不能平等交易，国家通过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从农业部门取得了巨额资金，农业的基础地位受到严重削弱；在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体制下，我国不是随着工业化的发展逐步推进城镇化，加速农村劳动力和人口向城镇转移，而是从体制、政策到各项管理制度都限制农民进城就业和定居，城乡之间要素不能自由流动，大量的农村劳动力被束缚在土地上，农村就业严重不足；由于实行农村农业人口与城镇非农业人口两种户籍制度，造成城镇居民与农民权利和发展机会的不平等，加剧了城乡结构的失衡，使城乡差别制度化。改革开放以来，虽然我们在加强农业基础地位、改善城乡关系上做了大量工作，但农业和农村经济在资源配置和国民收入分配中仍处于不利地位，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在发展机会和社会地位方面仍不平等。由于长期受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体制的影响，在处理农村与城市关系问题上，仍自觉或不自觉地存在“重城轻乡”的观念，甚至以牺牲农民利益来换取城市和工业的发展。例如，近年来，国家制定一系列政策，取消对农村劳动力进入城镇就业的不合理限制，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的制度环境得到初步改善，但进城农民与城市居民在就业、社会保障、享受公共服务等方面的权利仍不平等。过去十几年农民工工资基本没有多大提高。现在的各类保险尤其是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门槛太高，没有考虑进城农民工的需要。在外来人口比较集中的地区，当地政府的城市发展和公共服务规划没有考虑这部分人口的需要。再如，随着国有土地使用制度改革的深入，城镇非农建设用地已从行政划拨逐步转向市场化出让，土地出让价格大幅飙升，但向农民集体征用土地的补偿办法和补偿标准仍停留在行政划拨年代。这是改革开放以后出现的“以乡养城”的一种新形式，也是当前农民利益流失最严重的一条渠道。这些问题说明，迄今为止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体制，尚未从根本上发生改变。

着力解决“三农”问题的对策选择

解决制约农业和农村发展的体制性矛盾和结构性矛盾，全面繁荣农村经济，促进农村社会全面进步，必须牢固树立和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切实贯彻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方针，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坚持“多予、少取、放活”，依法保护农民权益。

——着眼于通过深化改革，从体制和法律上建立保护农民土地权益的长效机制。从根本上解决失地农民问题，需要有新的立法和政策，既要保证国家建设用地，又要给农民以公平的补偿，给失地农民以妥善的安置。这样做，从短期看，原始积累会少一些；但从长远看，工业化进程并不会放慢。相反，因为农村社会稳定，农民收入增加，农村市场扩大，有利于保障工业化更迅速、更稳妥地进行。为了保障农民权益，应完善有关法律，对公共利益作出明确的法律界定，不能滥用征地权。应给予被征地农民以公平的补偿，并完善征地程序，保证在征地过程中使农民有充分的知情权和参与权。允许农村集体非农建设用地直接进入市场流转。为失地农民建立社会保障是保障其权益的根本途径，应改变一次性货币安置为主的做法，由政府把土地出让收益按一定比例注入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基金，这应成为农民社会保障基金的主要来源。

——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政策和国家财政支出结构，建立工业反哺农业的支持机制。现在，我国总体上已到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为国家加强对农业的支持和保护提供了可能。尽管我国现在农村人口还占多数，经济发展水平有限，还不可能像发达国家那样通过补贴来解决农民收入问题，但现在我们的经济实力有了较大增强，集中一定的财力，为“三农”提供一定程度的支持，为农民办一些事情，也还是能做得到的。实现以工促农，应当从存量和增量两个方面合理调整国民收入在工农之间和城乡之间的分配格局，提高政府运用财政手段支持农业的能力。财政支农支出的增长幅度应继续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幅度。应特别重视加快农村和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在农村水利、道路、通信、中低产田改造、农村电网和生态环境建设等小型公益设施和基础设施上加大投入力度。按照建立公共财政体制的要求，调整财政支农资金的使用方向，转变补贴方式，逐步减少对流通环节的补贴，建立对农民的直接补贴制度。充分利用世贸组织的“绿箱”政策，增加农业科研及其成果推广、质量安全和检验检测、农产品流通设施、农民培训等方面的投入。逐步探索建立政策性农业保险机构。按照有利于增加农户和企业贷款、有利于改善农村金融服务的要求，推进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尽量满足农民的贷款需求。——加快城镇化进程，形成城市对农村发展的带动机制。未来20年，如果发展战略和政策选择得当，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将为解决“三农”问题提供难得的机遇；如果继续将农民排斥在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之外，我国经济的结构性矛盾将更加突出和尖锐，也将使解决“三农”问题的难度陡然增大。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必须统筹城乡就业，加快城镇化进程，逐步减少农民，发挥城市对农村的带动作用。应逐步消除农民进城就业的各种歧视性政策和障碍，加快建立城乡劳动者平等的就业制度。解决农民就业问题，关键是提高农民就业技能，提高农民整体素质。应将农村劳动力就业培训作为一件大事来抓，大幅度增加用于劳动力培训的投入，探索新的培训方式。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放宽农民进城就业和定居的条件，为农民工转化为稳定的城市产业工人和市民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从根本上消除对农民工的歧视。

——建立和完善公共财政制度，让公共服务更多地深入农村、惠及农民。现在，农村义务教育投入远不能满足需求。实行“以县为主”的农村义务教育管理体制后，学校公用经费依然严重不足，预算内补助虚列现象较为普遍，危房改造资金仍然存在较大的缺口；教育债务负担沉重，偿还困难。要真正落实中央提出的把农村教育作为整个教育工作的“重中之重”的要求，真正实现政府办农村义务教育，必须按照建立公共财政体制的要求，进一步强化中央和省级政府对发展农村义务教育的责任。以我国现今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和国家整体财力状况而论，应该加快实行免费九年制义务教育制度。进一步改善农村医疗卫生服务，完善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满足大多数人的基本卫生需要。加强医疗救助制度建设，为最贫困的农村居民提供一定的福利性医疗保障，这是实现“人人享有卫生保健”的需要，也是摆脱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需要。农村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应从条件已基本成熟的经济发达地区开始，逐步推广到全国；先在农村建立最低生活保障和合作医疗制度，再逐步建立养老保险；应从最需要保障的困难群体入手，逐步扩大保障范围。——在理顺城乡关系的基础上，发挥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创造性。全面繁荣农村经济不能仅仅依赖于城市的带动和工业的支持。农民占我国人口的大多数，即使城镇化能够顺利推进，能够缓解农村发展面临的困难，2020年农村至少还会有5亿以上的人口，2030年至少还会有4亿以上的人口，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仍然是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在理顺城乡关系的基础上，农村最终应通过深化改革，发挥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创造性，形成农业和农村经济自身良性发展的机制，逐步缩小与城市的差距。一是在坚持农村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进农村的组织创新和制度创新。我国的基本国情决定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土地仍是农民最基本的生活保障。应充分认识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和集中的长期性、渐进性，不能拔苗助长。土地经营权的流转要坚持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采取慎重态度。大多数农户在生产经营活动中处于高度分散的状态，特别是在加入世贸组织后，这种状况不适应国内外市场竞争的需要。应大力发展各种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为农民提供服务，将小规模分散经营的农户有效组织起来，帮助他们减少或化解市场风险。应尽快制定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法，在法律上明确其财产关系和责任形式，明确其与政府的关系，明确政府对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扶持政策。二是加快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加快农村二、三产业和小城镇的发展。切实保护和稳定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充分利用国内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推进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提高农业综合效益和竞争力，是农业发展的主线。应根据我国农业资源利用和农产品供求的现状，在继续发展种植业的同时，加快林业和畜牧水产业的发展，提高其在大农业中的比重。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业，提高农产品加工程度，增加农产品的附加值，积极发展农产品的现代流通方式。建立可持续发展的农业体系，遏制生态环境的恶化。鼓励劳动密集型企业和个体私营商业、服务业的发展。继续支持乡镇企业加快转变机制和增长方式，加快产业升级。三是加快小城镇发展，壮大县域经济，拓展农村劳动力就业和农村人口转移的渠道。——加快农村基层政权体制改革。根据乡镇规模和经济发展水平等实际情况，对现有的乡镇进行撤并。乡镇政府机构该减的减、该并的并，分流人员，压缩支出，这是巩固税费改革成果、防止农民负担反弹的重大政策举措。乡镇基层政权组织的改革不是推卸政府的责任，改革过程中上级政府需加大财政支持，保持农村基层政权的稳定和有效运转，使基层政权真正造福于农民。而对于改革成效的评判，不能只看机构和人员精简了多少，更要看对农民的公共服务是否有所改善。应将乡镇机构改革与调整政府行政构架通盘考虑，自上而下地加快行政体制改革。■

（作者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部长）

第三篇：2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

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

“在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的历史关口，在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已经完成的形势下，在新冠肺炎疫情加剧世界动荡变革的特殊时刻，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是需要全党高度重视的一个关系大局的重大问题。”

在《求是》杂志新近刊发的习近平总书记《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举全党全社会之力推动乡村振兴》这篇重要文章中，总书记从理论和实践、国际和国内的结合上深刻阐明了新发展阶段做好“三农”工作应当怎么看、怎么办的重大问题。

“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看，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农业农村，我国自古以农立国，创造了源远流长、灿烂辉煌的农耕文明。我们党始终高度重视、正确处理“三农”问题，把“三农”问题作为一条重要主线，领导亿万农民群众实现了翻身解放、解决温饱、摆脱贫困、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为中华民族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提供了有力支撑。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把脱贫攻坚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标志性工程，组织推进人类历史上规模空前、力度最大、惠及人口最多的脱贫攻坚战，启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农业农村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要看到，尽管“三农”工作取得了显著成就，但农业基础还不稳固，城乡区域发展和居民收入差距仍然较大，城乡发展不平衡、农村发展不充分仍是社会主要矛盾的集中体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依然在农村，最广泛最深厚的基础依然在农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从现在到2035年，也就3个五年规划期，要抓紧行动起来；明确要求，对农业农村现代化到2035年、本世纪中叶的目标任务，要科学分析、深化研究，把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搞清楚，科学提出我国农业农村现代化的目标任务。

“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看，稳住农业基本盘、守好‘三农’基础是应变局、开新局的‘压舱石’。”当前，国际环境日趋复杂，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日益增加，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广泛深远，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如果在吃饭问题上被“卡脖子”，就会一剑封喉。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要办好自己的事，其中很重要的一个任务就是始终立足自身抓好农业生产，以国内稳产保供的确定性来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

既要稳住农业这一块，还要稳住农村这一头。经济一有波动，首当其冲受影响的是农民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是一个长期过程，农民在城里没有彻底扎根之前，不要急着断了他们在农村的后路，让农民在城乡间可进可退。这就是中国城镇化道路的特色，也是我们应对风险挑战的回旋余地和特殊优势。

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是应对世界大变局的战略举措，也是顺应国内发展阶段变化、把握发展主动权的先手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把战略基点放在扩大内需上，农村有巨大空间，可以大有作为。几亿农民同步迈向全面现代化，能够释放出巨量的消费和投资需求。城乡经济循环是国内大循环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确保国内国际双循环比例关系健康的关键因素。

说一千道一万，做好“三农”工作意义重大。习近平总书记在这篇重要文章中向全党强调：“务必充分认识新发展阶段做好‘三农’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举全党全社会之力推动乡村振兴，促进农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

第四篇：韩俊:“三农”问题依然面临体制性矛盾

韩俊:“三农”问题依然面临体制性矛盾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部长韩俊１１月６日在陕西杨凌举行的中国农业高新科技与产业论坛演讲中分析说，今年我国粮食丰收，粮价上涨，农民收入增长，农村经济社会出现良好发展态势，但解决“三农”问题面临的体制性矛盾仍然存在，解决“二元结构”问题仍然需要继续坚持下去。

韩俊说，去年以来，中央提出要把解决好我国的“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全部工作的重中之重，明确讲农业的重要性、三农问题的重要性不能停留在口头，不能停留在空想中，不能停留在讲话中，一定要落在实处。今年我国没有发生大的灾害。粮食总产量预定目标是９１００亿斤，现看来达到９１００亿斤没有什么问题，有可能会达到９３００亿斤。粮食增产的同时还在涨价，而且此次粮价上涨政府没有做太多的反应。到现在为止，没有动用国家的粮食。有经济学家认为，此次粮价上涨和宏观调控没有关系，因为目前城镇居民的家庭消费当中，粮食的消费就占３.２％，低收入的家庭大约占８％。所以，粮价上涨对农民非常好，一举多得。

然而与此同时，城乡居民收入水平扩大的趋势没有改变，去年是３.２３倍，今年还要在３倍以上。今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可能是５％，而城镇可能是８％至９％，这个差距还在扩大。工农业产品不能平等交易，城乡居民在各种发展面前不能平等仍然是现状。韩俊就此认为，不应该因为今年出现了这么好的形势，就认为“三农”问题好解决。今年降低农业税加起来４５５亿元，相当于一个农民补助７３元，但农业生产资料又上涨，政策实惠中的一部分被生产资料价格上涨给抵消了。从大的政策上来说，一些深层次的矛盾远远没有解决，一些基础性的制约还没有克服，走出二元结构的路子还很长。

第五篇：论“三农”问题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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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解决“三农”问题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现代化的重要性

论文摘要：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报告，农村的基尼系数由1978年的0.2124扩大到0.3361，增幅过快，也远远大于城市的增幅(0.16-0.295)。能否在2010年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关键是看“三农”问题能否得到很好解决。“三农”问题不解决，长期来看，不利于社会稳定；从短期来看，不利于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

关键词：农业、农村、农民一、三农指农业、农村和农民；所谓“三农”问题，就是指农业、农村、农民这三个问题。研究三农问题目的是要解决农民增收、农业增长、农村稳定。实际上，这是一个居住地域、从事行业和主体身份三位一体的问题，但三者侧重点不一，必须一体化地考虑以上三个问题。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三农”问题关系到国民素质、经济发展，关系到社会稳定、国家富强、民族复兴。据国家统计局等11个部委抽样调查，平均每个乡镇党政内设机构为16个天津农民成立土地流转信息合作社，其人员平均158人，超过正常编制的2—3倍；平均每个乡镇下属单位为19个，其人员290余人。严重超编的吃饭人头给农民带来了沉重的压力，一部分政府机关背上了沉重的债务，入不敷出，而这种财政状况正是农村滥收费的根源之一。

二、农业问题：主要是农业产业化的问题。农业的购销体制不畅是农业不能快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常常听到农民兄弟抱怨种了东西卖不出去或卖得过于低廉，根子在没有遵循市场规律。产供销形成一条龙是农业在市场经济中大有作为的一着好棋，党和政府在创设“产―供―销”链条的活动中起着关键作用。农业产业化的另一个问题是中国农业基本上属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没有形成规模经济。加入世贸组织后，如何应对国外的集约型农业的挑战？这将是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面临的严峻问题。从现在看来，中国应在解放剩余劳动力的同时，通过加快农业机械化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抛弃小农经济的自给自足。

三、农村问题：突出表现的一个问题是户籍制度改革。以往户籍制度将城乡予以二元分胡锦涛在小岗村考察农村改革割，形成了城乡之间经济发展、文化水平的较大差异。这种户籍制度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是自上而下行政管理的必要，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已经受到理论界的一致质疑。各地兴起的户籍制度改革纷纷向这种不合理的制度“开刀”，希望能够借此进一步解放农村剩余劳动力。但需要前瞻的是：户籍制度改革以后，解放的剩余劳动力如果得不到合理的安置和疏导，形成的移民潮会给社会治安造成相当大的压力。因此，城市化的步骤需要控制，小城镇是消解城乡二元对立、改革户籍制度的必要配套措施。

四、农民问题：可以分为素质和减负两个问题。农民素质问题，主要是指文化素质。农民问题的另一个重大问题是减负问题。党中央国务院再三强调要减轻农民负担，但个别地方“令不行禁不止”，农民负担重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政府改革力度不够，还有些地方政府部门仍是“管事的人不多，吃饭的人不少”。因此，减轻农民负担首先应该考虑加大力度进行机构调整，减员增效，把农民增收放在第一位。

五、一是切实保障粮食等主要农产品供给。粮食始终是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的基础，任何时候都不能出现研讨三农问题与村镇建设闪失。在指导思想上，必须始终坚持立足国内，实现粮食基本自给。要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和最严格的节约用地“两个制度”。保护耕地，就是保护农业生产力。中央要求，18亿亩耕地的红线要坚守到2020年。必须节约每一寸土地，利用好每一寸土地。要运用好价格和补贴“两个杠杆”。中国粮食等农产品价格偏低，需要逐步适当提高，这是促进农业生产的一个根本性措施。但农产品价格一时上涨过多，城乡中低收入群众承受不了。所以，对农产品价格问题要统筹兼顾，努力把农产品价格保持在一个合理水平上。对农业进行补贴，是国家的一项长期政策。2008年给农民的补贴达到1028亿元。如果财政状况好，还要下决心大幅度增加。支持粮食生产的政策要向主产区倾斜，对粮食大县的财政奖励力度要进一步加大。要强化科技进步和农田基本建设“两个手段”。加大农业科技投入，力争在农业科技的关键领域、前沿领域有所突破，加强科技成果推广，提高农业科技贡献率。同时，加强以水利为重点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增加高产稳产基本农田。建立种粮农民补贴制度和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农民的生产补贴资金去年达到1226亿元。对重点粮食品种实行最低收购价和临时收储政策，小麦、稻谷最低收购价提高了25%到40%。严格保护耕地。着力推进农业科技进步。

六、促进农民持续增收。解决农民收入问题，最重要的是扩大农民就业。要内外结合、多措并举，既全国人大土地管理法执法检查组会场要挖掘农业内部的增收潜力，做足种植业结构调整、耕地精耕细作的文章，积极发展特色农业、生态农业和旅游观光农业；又要拓展农村二三产业的就业增收空间，还要广辟外出务工经商的转移渠道。把壮大县域经济作为一项大战略，积极发展农村二三产业，加快乡镇企业发展和小城镇建设，为农民创造更多的就业和增收机会。中央财政“三农”投入累计近3万亿元，年均增幅超过23%。彻底取消农业税和各种收费，结束了农民种田交税的历史，每年减轻农民负担超过1335亿元。粮食产量屡创历史新高，去年达到1.09万亿斤，连续7年增产；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5919元，实现持续较快增长。农村综合改革稳步推进，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国有农场管理体制改革全面推开。

七、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统筹城乡发展，必须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步伐，缩小城乡基础设施差距。很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属于公益性事业，各级政府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在统筹城乡基础设施建设中，切实把重点放在农村，不断加大投入力度。但是，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不可能也不应该完全由政府全包下来。必须发挥农民的主体作用，引导他们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改善生产生活条件，国家财政也要通过直接补助或“以奖代补”给予鼓励。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加快建设，完成7356座大中型和重点小型水库除险加固，解决2.15亿农村人口饮水安全问题，农民的日子越过越好，农村发展进入一个新时代。

八、协调推进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推进城镇化与建设新农村，是中国现代化战略布局相辅相成、不可或缺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城镇化是经济社会结构转变的大趋势，必须坚定不移地加以推进。有序转移农村人口，为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加快农村发展奠定基础。另一方面，今后相当长时期中国始终会有数以亿计的人口在农村生活，进城务工农民相当一部分还会“双向流动”，必须建设好农民的家园。要协调推进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合理把握城镇化的速度，积极稳妥引导农村人口转移。使城镇化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与新农村建设相协调，努力形成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良性互动、相互促进的局面。

九、继续深化农村改革。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具有广泛的适应性和旺盛的生命力，深受农民欢迎。在家庭承包经营的基础上，可以发展多种形式的土地规模经营。但必须遵循自愿、依法、有偿的原则，不能不顾条件地强制推行，特别是对土地入股、长期租赁等形式更要慎重。因为经济发展是有波动的，很多外出务工的农民就业是不稳定的，只要承包地还在，即便农民失业回乡，生活也有最基本的保障。因此，稳定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保护农民的土地承包权益，是党的农村基本政策，必须长期坚持。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是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丰富和完善，是农村改革的又一重大突破，一定要按照中央的部署，认真落实。要继续推进农村综合改革，到2012年基本完成乡镇机构改革任务，着力增强乡镇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扩大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试点，优先将农业大县纳入试点。有条件的地方可依法探索省直接管理县的体制。

总结：“三农”问题是确保社会稳定、国家长治久安的迫切需要。在中国，如果没有2/3以上农村人口的稳定，就没有整个国家的稳定；如果没有农民对社会稳定的大力支持，整个社会的稳定只能是空中楼阁。如果农业、农村、农民问题长期得不到有效解决，势必直接影响社会的稳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只有加快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增加农民收入，加强农村民主政治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保证广大农民安居乐业，农村社会稳定才能有坚实的基础，国家的长治久安也才能有可靠的保障。

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需要。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是惠及十几亿人口的目标。对照这个目标，最大的差距在农村；实现这个目标，最繁重、最艰巨的任务在农村。没有农民的小康就没有全国人民的小康，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没有国家的现代化。可以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重点在农村，难点在农村，希望也在农村。

参考文献：

1.湖南日报《三农问题》作者：李庆春

2.郴州日报《20011年政府工作报告》 作者：温家宝

3.腾讯评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作者：黄尚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