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被上楼违反的法律法规

第一篇：农民被上楼违反的法律法规

（一）经济权益的缺失

在农民“上楼”过程中，一些地方乡镇政府受自身经济利益的驱使，片面强调村集体对农村土地的所有权，忽视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土地流转选择权，在土地流转的谈判中，不尊重农民的意愿，干预、强迫承包权人流转，甚至严格限制农民的自主权、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在征地发包、土地收益分配等方面搞“暗箱操作”，将多数集体组织成员排除在决策之外，以一己或少数人之私利侵害村民集体权益。

农民对承包地和宅基地拥有法律赋予的权利，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宅基地使用权是农民的用益物权，是农民的合法财产，受物权法的保护。根据宪法的规定，农村土地属于集体所有，农村宅基地集体所有归家庭使用。宅基地与房产是农民财产的两个不同部分，拥有宅基地可以自由建房，而一旦搬入楼房，农民就只有房产而失去土地。尽管有所补偿，但是，这些补偿对于宅基地的土地价值而言微不足道，宅基地的价值得不到合理体现，其转化为建设用地后的增值收益被地方政府和开发商获取。安置小区所用土地原来全是农民的耕地，并未办理农地征用手续。农民迁入小区后，不能依法办理国有土地使用权证，房屋也不能入市交易。

一）充分尊重农民自主权，杜绝强迫农民集中居住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部署“规范农村土地整治和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试点”工作。会议指出，少数地方片面追求增加城镇建设用地指标，擅自开展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试点或扩大试点范围，擅自扩大挂钩周转指标规模；有的地方违背农民意愿强拆强建，侵害农民利益。必须采取有力措施，“坚决防止违背农民意愿搞大拆大建、盲目建高楼等现象”。同时，宪法、土地管理法、物权法等法律、法规明确确认，土地的归属有国家所有和农村集体所有两种形态。作为集体的村民对本村的土地享有完整的所有权。这种所有权与政府对国有土地的所有权是等价的。对于宅基地，农民家庭虽然不享有所有权，但现行法律也承认，这是一种永久性建设使用权。基于这一法律事实，地方政府无权随意整理农民的宅基地，拆除村庄，强迫农民集中居住，必须根据农民意愿，让农民自主选择。

第二篇：扶贫不是让农民都上楼

扶贫不是让农民都上楼

一味盯着农村的地，政府意愿代替农民意愿，集中小区建起来，产业、公共服务却跟不上，贫困户难稳定脱贫，甚至会出现返贫。

搬出土房住楼房，农民还会不买账？在一个深度贫困县走访，就遇上这样的事儿。县里规划农民集中居住小区，从效果图看，排排楼房整齐，文化广场、商店、活动室等设施俱全，干部说，一个小区安置几个贫困村，能让贫困户过上城里人的生活。

深入了解，听到农民的不少意见：有人算账，拆土房住楼房，自己要补不少钱，背一身饥荒，往后日子更难。有人担心，在村里吃菜、吃粮、吃水都不花钱，搬上楼房样样是钱，开销大。也有人顾虑，搬进楼房，想种地离了十几里远，不种吧，周边又没产业，生计怎么办……

尽管不少农民不情愿，政府却很热心，积极推动项目开工。一位干部坦言，现在用地指标可以跨省调剂，贫困县节余一亩地，置换到发达地区就是几百万元，不抓紧整理土地，扶贫钱从哪来？然而，一味盯着农村的地，政府意愿代替农民意愿，社区建起来，产业、公共服务却跟不上，贫困户即便都上了楼，没活干、没收入，缺乏发展能力，也难稳定脱贫，甚至会出现返贫。

值得注意的是，这不是个案。前些年发达地区出现的“农民被上楼”“村庄合并”现象，正在一些贫困地区上演。用地指标跨省调剂，是支持贫困地区发展的好政策，有的地方之所以念歪了经，原因在于盲目的政绩冲动，只顾表面文章，忽视了贫困群众的长远发展。扶贫工作吹糠见米，基础工作不扎实，政策措施不到位，资金使用不规范，无法让贫困群众真正过上好日子，会让脱贫质量打折扣。当前，脱贫攻坚打的是“硬仗中的硬仗”，全国还有约120个贫困发生率超过18%的深度贫困县，2.98万个贫困发生率超过20%的深度贫困村，这些地区的贫困人口致贫原因更复杂，脱贫难度也更大。脱贫攻坚正从“打赢”向“打好”转变，越是时间紧、任务重，就越要在脱贫质量上下功夫，脱贫效果可持续是硬指标，看的是帮扶精准度高不高，政策针对性强不强，下苦功、做细活，不断发现新问题、解决新难题。脱贫工作务实，脱贫过程扎实，才能确保脱贫结果真实。

脱贫攻坚要同乡村振兴有机结合起来。脱贫不是消亡农村的过程，村庄有自身发展规律，即便未来城镇化率达到70%，仍有几亿农民生活在农村。帮扶贫困村，不一定要整村拆迁、另起炉灶，也不是一味追求乡村和城市一个样。农村千村千面，有的特在文化，有的特在生态，有的特在产业，不能千篇一律建楼房。既要尊重乡村特色，又要遵循发展规律，把农民生活、农村风情融合起来，真正让农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

脱贫攻坚要尊重农民意愿。农民愿不愿搬，搬到哪儿，应该让农民自己说了算，政府应分类解决好农民的多元需求。要以科学规划引导，既要集约、节约用地，又要更好提供公共服务，提高农民生活质量。要有产业支撑，让农民有稳定而持久的就业，政府在土地使用、财政奖补、税收减免上给予政策支持，发展农家乐、民俗农庄等乡村休闲旅游，拓展农业增收功能，让农民在家门口有活干。要完善养老、医疗保障等公共服务，不仅在形式上改变农村居民的生活方式，更要切实提升贫困群众的幸福指数，过上好日子。

多往村里跑一跑，多听听贫困户的声音，跑成“泥腿子”，就能找到“金点子”，让脱贫成效真正获得群众认可、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

第三篇：新农村建设：农民上楼,政府下海

建设新农村：政府下海，农民上楼

李昌平

中央做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决议已经有6年多了。前几年，新农村建设主要是“两依赖”：农村基础建设依赖中央财政，农村经济发展依赖引进外资，“两依赖”的新农村建设几乎没有大作为。最近两年，新农村建设热闹起来了，最典型的是山东诸城、淄博、临沂、济宁、德州、聊城等地的新农村建设，被媒体称之为“新农民上楼运动”。山东诸城等地的“新农民上楼运动”大有燎原之势。

山东诸城等地的新农村上楼运动的核心内涵概括起来说是两句话，一是“撤村建设社区”，二是“宅基地换住房”。甚至也可以概括为一句话：政府下海（经商），农民上楼（失地）。2005年以来，本人曾经在《回首乡建一百年，有待我辈新建设》、《新农村建设的五个问题》、《假如给我2万亿》等多篇文章中主张新农村建设要“大拆大建”，即：要集中土地、资金和公共产品等资源重点建设中心村和中心镇，要以“宅基地换住房”、“集体建设用地换股权、换福利”的优惠政策引导农民向中心村、中心镇集中，要做到自然村基本不住人。

如今，山东诸城等地都在大力推行“撤村改社区”、“宅基地换住房”的新农村建设了，这和我当初设想的新农村建设有些“不谋而合”了。

山东诸城等地的新农村建设，好处多多：第一，有利于守住18亿亩耕地。我国城市化每年占地数百万亩，但农民进城了，农村的宅基地、自留地等依然闲置着，这样是守不住18亿亩耕地的。山东诸城等地实施的“撤村建社区”“宅基地换住房”的新农村建设，至少可以节约出一半的村庄建设用地（宅基地、自留地、学校、窑场等建设地），如果其经验在全国推广，全国农村至少可以节约出1.5亿亩集体建设用地；第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可大大节约了。全国有70万个行政村、500多万个自然村，如果“撤村建设社区”，将农民引导到8－10万个社区居住，农村道路、水电网管、学校、医务室、敬老院等基础建设将减少一半以上的投资，其维护费也会大幅下降；第三，农村公共品供给更加有效。为分散在500多万个自然村的数亿农民提供公共品是及其困难的，也是及其无效的。如果数亿农民集中在8－10个社区生活，基本公共服务城乡均等化就可变成现实了；第四，农村治理更加有效。数亿农民分散在500多万个自然村，无论用什么方式治理农村都是很难达到善治的，如果数亿农民集中居住在8－10万个社区，村民自治制度转变为社区居民自治制度，不仅其治理成本会大大降低，治理也会相对有效得多；第五，农民的住房变得可抵押了。分散在500多万个自然村的农民住房，是不能在银行抵押贷款的，如果经过“撤村建设社区”后，农民在社区的住房就可以被银行认可为抵押品，这有利促进农村金融和农村经济发展。除此以外，我认为最大的好处是新农村建设摆脱了“两依赖”的困局，即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依赖“跑部钱进”，农村经济发展依赖 “引进外资”。山东诸城等地的新农村建设，通过政府下海等“制度创新”，使地方政府成为了建设新农村的主体，以农民上楼为主要内容的新农村建设步入了日新月异的轨道。

表面上看，山东诸城等地的新农村建设与笔者纸上谈兵的新农村建设有不谋而合之处。但本质上还是有很大不同的。一是新农村建设主体不一样。我期待的是农民和农民集体自主建设新农村，政府全心全意服务农民的新农村建设。但山东诸城等地的新农村建设，政府是主体，农民和农民组织只是政府新农村建设棋局中的棋子；二是新农村建设的目的不一样，我主张新农村建设是为了农民和农村发展，但山东诸城等地的新农村建设，是为了盘活农村土地——农民上楼，政府下海（经商赚钱）；

如果全国都学山东诸城搞“新农民上楼运动”，至少可以节约村庄集体建设用地1.5亿亩。如果农民以“宅基地换房”，这1.5亿亩土地就会落入地方政府和开发商的腰包。以每亩价值30万元，总价值为45万亿，除去以房屋置换土地的成本，地方政府和开发商应该至少可以净赚30万亿。

很多专家学者对山东诸城等地的“新农民上楼运动”有很多非议。非议主要集中于三个方面，一是说农民生产不方便了，担心出现“挑着粪担上电梯的尴尬现象。”二是担心农民生活成本上升；三是说农民“宅基地换住房”吃亏了。

笔者认为专家们的非议有一定的道理，但都是可以克服的。笔者6年前到吉林德惠县考察新农村建设，吉林德惠6年前的新农村建设也是“撤村建社区”，但有些做法是可以弥补山东诸城等地新农村建设的不足的。德惠的做法是财政贴息贷款帮助农民统一建住房，住房贷款由农民5－8年还清。“撤村建社区”后节约出来的土地（集体建设用地），一部分用地用于建设专业生态养殖园，养殖专业化了；另一部分用于办厂（或出租或用地指标转让）。集体建设用地的经营收入归集体成员共享，按照股权或成员权分配，优先用于偿还住房建设贷款。这样，既不存在“挑着粪担上电梯的尴尬”，也不存在“宅基地换住房”吃亏的问题。此外，德惠还在生产和就业上进行了创新，一是社区还组建了大型机械服务合作社，农户土地以保底价加入合作社了，绝大部分农户不种地了，但农业收入不减，不存在生产不方便的问题；二是帮助80%以上的农村劳动力实现了非农就业，农民家庭收入比过去成倍增加了，也不存在生活水平下降的问题了。

相对而言，我还是比较欣赏吉林德惠的做法，德惠的做法与我的设想更接近。德惠坚持了农民主体性和自主性，政府是农民建设新农村的服务者。政府不以赚农民土地（钱）为目的而帮助农民建设新农村的，如果山东诸城等地的政府也能做到不在新农村建设中赚农民的土地（钱），我想，很多专家学者担心的问题是非常容易避免的。

有些专家学者看到了山东诸城等地“新农民上楼运动”的一些不足，以此判断山东诸城等地的“新农民上楼运动”不可能推广为全国的新农村建设运动。笔者不这么看。笔者认为，六年前吉林德惠的新农村建设模式是很“完美”的，之所以不能形成“燎原之势”，恰恰因为太“完美”了，完美得地方政府无利可图了，所以无法在全国、甚至在吉林形成“燎原之势”。山东诸城等地以“新农民上楼”为主要内容的新农村建设，恰恰因为不完美——政府下海（30万亿的利润），正是为了这30万亿的净利润，山东诸城等地的“新农民上楼运动”一定会席卷全国。笔者甚至认为，最近发源于山东诸城的“新农民上楼运动”会比10年前发源于山东诸城“陈卖光运动”更有冲击力。

依赖中央财政拨款搞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依赖引进“外资”搞农村发展，农村是没有前途的！中国农村的前途，只能靠基层干部和农民的创造性工作了。在笔者看来，“政府下海，农民上楼”的新农村建设，虽然有很多缺点，但总比“两依赖”的新农村建设好。所以，无论是山东诸城等地的新农村建设，还是吉林德惠等地的新农村建设，我都顶！在顶的同时，笔者最大的担心还是“新农民上楼运动”的“大拆大建”，虽然笔者也认为农村必须“大拆大建”，但是，“大拆大建”不是搞破坏，是搞建设，对特色村、特色建筑、特色“风水”、特色文化、特色习俗等等是一定要保护的；“大拆大建”也不能搞一刀切，如山区农村，以“政府下海，农民上楼”的方式搞新农村建设，未必可行，未必是最好的办法。

全国农民一盘散沙，中央政府鞭长莫及。地方政府无利可图，全国农村就只能一潭死水！地方政府“唯利是图”，“大拆大建”实难避免。中国就是这样。

第四篇：农民工工资相关法律法规

1、2003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农民工进城务工就业管理和服务工作的通知》（国办发[2003]1号）

2、《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改善农民进城就业环境工作的通知》（国办发 [2003]92号），3、《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切实解决建设领域拖欠工程款问题的通知》（国办发 [2003]94号）

4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建设部2003年《关于切实解决建筑业企业拖欠农民工工资的问题》（劳社部发[2003]27号）；

5、司法部、建设部在2004年《司法部、建设部关于解决建设领域拖欠工程款和农民工工资问题提供法律服务和法律援助的通知》（司发通[2004]159号）；

6、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建设部办公厅、中华全国总工会办公厅在2004年发布了《关于开展农民工工资支付情况专项检查活动的通知》（劳社厅函[2004]368号）

7、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建设部、监察部等九部委在2005年共同下发了《关于进一步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的通知》（2005年劳社部发[2005]23号）

8、2006年1月3日，全国总工会《认真学习贯彻中央领导同志重要批示精神，切实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的紧急通知》

9、国务院办公厅转发的《关于进一步解决建设领域拖欠工程款问题的意见》：总承包企业因转包、违法分包工程造成拖欠农民工工资的，由总承包企业承担全部责任。

10、《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规定：“实际施工人以发包人为被告主张权利的，发包人只在欠付工程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

11.《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2006年3月27日）

12.《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切实做好当前农民工作的通知》（2008年12月20日）

13.《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切实解决企业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的紧急通知》（2010年2月5日）

14.《关于加强建设工程管理 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的通知》(2011年1月28日）

15.《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

（八）》将“恶意欠薪”入罪（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2011年2月25日通过）

第五篇：过度医疗违反哪些法律法规

过度医疗违反哪些法律法规

虽然过度医疗没有明确的法律概念，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医疗机构从业人员违纪违规问题调查处理暂行办法》等法律法规中，均有条款从正面强调了合理医疗、规范医疗，对过度医疗和应承担的责任进行了表述，说明治理过度医疗有法可依。诊疗活动不能突破规矩

从法理视角审视，过度医疗是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对患者的诊疗行为违反了法律、法规、规章和诊疗护理规范、常规，并具有诊疗目的不正确、消耗医疗资源过度、超出个体与社会医疗保健的理性需求、造成患者人身过度伤害或财产过度损失等情形之一的行为。引发过度医疗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医疗机构的逐利性、医务人员的趋利性、防御性医疗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第二十一条规定，医师具有选择合理的医疗、预防、保健方案的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十三条规定，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不得违反诊疗规范实施不必要的检查。《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五条规定，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在医疗活动中，必须严格遵守医疗卫生管理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诊疗护理规范、常规，恪守医疗服务职业道德。可见医师的诊疗权利不是无限的，对患者的医疗行为必须有根有据，不允许无依据的不必要诊疗。过度医疗增加费用患者可索赔

民事责任 患者由于医务人员的过度医疗而增加了医疗费用，可以向医疗机构索赔，这就是医疗机构应承担的民事责任。如在《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医疗损害赔偿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试行）》中规定，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违反诊疗规范对患者实施不必要的检查，导致患者支出不必要的检查费用，患者一方有权要求医疗机构退还。造成其他损害后果的，患者一方有权要求医疗机构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这是北京市医务人员过度医疗要承担民事责任的具体规定，对全国法院审理类似案件同样有借鉴意义。

刑事责任 在过度医疗中，医务人员如还涉及收受财物并达到一定金额的，则属于犯罪行为，理当被追究刑事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六十三条对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进行了规定，即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数额较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对受贿罪进行了规定，即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同时在《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立案侦查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试行）》、《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

（二）》中，受贿罪和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的立案追诉标准均为个人受贿数额在5000元以上。可见，在医院工作的非国家工作人员及国家工作人员如果在过度医疗中收受他人财物并达到5000元以上者，将构成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并相应会被检察院、公安局立案侦查。防过度三项注意

不可无视行业规范 《医疗机构从业人员行为规范》、《中国医师道德准则》、《加强医疗卫生行风建设“九不准”》等规定，均要求医务人员廉洁自律，恪守医师的道德底线，对患者要选择适宜的医疗措施，不准收受回扣、不准违规收费、不准以商业为目的的统方等。医务人员要学习上述文件，提高自身的职业道德水平。同时医疗机构要按照《关于建立医务人员医德考评制度的指导意见（试行）》，对医务人员进行廉洁行医、因病施治等七个方面内容的医德考评；对医务人员在临床诊疗活动中，存在收受药品、医用设备、医用耗材等生产、经营企业或经销人员以各种名义给予的财物或提成等八种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医德较差，考核为不称职或不合格；要将考评结果在单位内公示，与医务人员的晋职晋级、岗位聘用、评先评优、绩效工资、定期考核等直接挂钩，并报告卫生行政部门，影响其医师定期考核。

建立正确的绩效考核制度 根据《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临床路径管理指导原则（试行）》等，医疗机构不得将医疗卫生人员个人收入与药品和医学检查收入挂钩，应实行以服务质量及岗位工作量为主的综合绩效考核和岗位绩效工资制度。医疗机构应当使用基本药物，公立医院要规范用药、检查和医疗行为，政府举办的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和乡镇卫生院等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使用适宜技术、适宜设备和基本药物，为广大群众提供低成本服务。医疗机构要积极开展临床路径管理工作，要在临床路径管理试点的基础上，扩大管理病种，逐步把医疗机构主要病种全部纳入临床路径管理，进一步细化各病种临床路径，制定临床路径文本，优化诊疗流程，明确治疗药物，限定使用耗材，科学测算并严格控制单病种诊疗费用。

依法履行监管职责 卫生行政部门应对医疗机构开展临床路径情况进行管理，对严重的过度医疗行为要首先追究医院院长责任。要严格按照《医师定期考核管理办法》和《关于进一步做好医师定期考核管理工作的通知》，加强执业医师的定期考核，认真落实医师准入后监管和退出机制。卫生行政部门和医疗机构要根据《关于加强公立医疗机构廉洁风险防控的指导意见》、《医疗机构从业人员违纪违规问题调查处理暂行办法》、《关于建立医药购销领域商业贿赂不良记录的规定》和《卫生部关于进一步深化治理医药购销领域商业贿赂工作的通知》等规定要求，做好廉洁风险防控。强化入径标准、路径管理和路径变异的监控；强化对临床用药药品来源、基本药物使用、抗菌药物使用、超限处方、不合理处方、贵重药物和单品种药物用药数量的监控；强化对医用耗材和试剂来源、采购、资质、出入库、使用的监控；强化对大型医疗设备检查阳性率、检查权限和重复检查的监控；强化对医疗收费标准、项目执行情况和超标准超范围收费、分解项目收费、重复收费的监控；健全医疗机构统方管理制度，加强对药房、信息中心（科）等重点部门人员管理和医疗机构信息系统药品、高值耗材统计功能管理，严格统方权限和审批程序，加强对软件信息公司人员行为规范，防止商业目的统方。卫生行政部门和医疗机构要确定专门机构或人员，具体负责本单位的违纪违规问题举报受理工作。公立医疗机构领导班子成员和其他由上级主管部门任命的人员的违纪违规问题，按照干部管理权限，由其任免机关依照有关规定调查处理。公立医疗机构的医、药、护、技人员和其他一般行政、后勤、管理人员的违纪违规问题，由医疗机构按照规定的程序调查处理。对调查后确有违纪违规事实，需要给予党纪政纪处分的，按照有关规定，作出或者按照管理权限建议有关单位作出党纪处分或行政处分决定。（作者为江苏省南通大学附属医院医患纠纷处置中心主任、执业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