违反社会保险法律法规应承担的法律责任

第一篇：违反社会保险法律法规应承担的法律责任

违反社会保险法律法规应承担的法律责任

为维护社会保险费征缴工作的严肃性，针对目前一些单位存在故意拖欠、挪用和拒绝缴纳社会保险费，不向职工公布单位缴纳社会保险费情况等问题，国务院颁布的《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等有关行政法规，对缴费单位违反社会保险法律规定的行为明确了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如：

对缴费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情节严重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以1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罚款；情节特别严重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以5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的罚款：

1.未按照规定办理社会保险登记的；

2.•在社会保险登记事项发生变更或者缴费单位依法终止后，未按规定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办理社会保险变更登记或者社会保险注销登记的；

3.•未按规定申报应当缴纳社会保险费数额的。

对缴费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从欠缴之日起，按日加收2‰滞纳金，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以5000元以上20000万元以下罚款：

1.因伪造、变造、故意毁灭有关帐册、材料造成社会保险费迟延缴纳的；

2.因不设帐册造成社会保险费迟延缴纳的；

3.因其他违法行为造成社会保险费迟延缴纳的。

对缴费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应当给予警告，并可以处以5000元以下的罚款：

1.伪造、变造社会保险登记证的；

2.未按规定从缴费个人工资中代扣代缴社会保险费的；

3.未按规定向职工公布本单位社会保险费缴纳情况的。•

《条例》还规定，对逾期拒不缴纳社会保险费和滞纳金的单位，•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征缴。

另外，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国家经贸委、财政部《关于清理收回企业欠缴社会保险费有关问题的通知》([1999]36)号)规定，“对经调查确认有缴费能力但不按规定缴费的企业，除按《征缴条例》的规定予以处罚外，可采取以下行政措施：劳动保障行政部门通过新闻媒体向社会公布；证券监督管理机构不予批准企业上市；企业领导人员管理部门将国有企业缴费情况纳入企业领人业绩考核的重要内容，对不依法缴费的国有企业的法定代表人、总会计师除不能晋级、评选先进和获得年终奖金外，拖欠当年还要给予警告，次年仍拒缴纳的，给予撤职处分；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不予核准其独资、参股设立新企业，不予核准设立分支机构及增加经营范围”。

对未按规定办理社会保险登记、•申报、缴费手续，不缴、少缴社会保险费等侵害劳动者社会保险权益的行为，由劳动行政部门依法进行处理。劳动者发现自己的社会保险权益受到侵害时，要及时向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反映。

第二篇：违反诚实信用也应承担法律责任

违反诚实信用也应承担法律责任

〖案情介绍〗

林某与曾某系朋友，林某为喻寺镇一砖厂老板。2003年1月22日，林某和曾某在经协商后以“2003年1月23日”的日期签订了一份砖厂转让协议书。协议书中约定：林某于同年1月23日将砖厂整体一次性转让给曾某，曾某在同月25日前给付价款10.6万元。同时约定，任何一方违约后，违约金为2万元。1月23日，双方就砖厂进行了移交。1月24日，曾某在支付9.5万转让款后，以林某曾于1月22日下午和晚上偷运走厂内价值6000余元的成品砖和部分维修设备为由，要求进行抵扣。林某以砖厂在2003年1月23日前应归其所有和曾某接收砖厂未提异议为由，拒绝抵扣。

2003年4月7日，林某提起诉讼，要求曾某结清余款并给付违约金2万元。而曾某则以林某拉走厂内财物构成违约为由，提起反诉，要求林某赔偿其6000元财物损失并支付违约金2万元。〖不同观点〗

对于本案林某的行为是否构成违约，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由于林、曾二人约定的交厂时间为2003年1月23日，故砖厂在2003年1月22日仍然属于林某。同时，由于林、曾二人未在协议中明确将协议履行前擅自搬运财物的行为规定为违约，所以，林某的搬运行为不构成违约。

第二种观点认为，由于双方签订协议的日期为2003年1月22日，加之协议中已明确约定“林某将砖厂整体一次性转让给曾某”，故林某在协议签订后,便应当知道自己负有“将砖厂所有资产整体一次性转让给曾某”的义务。因此，林某作为一个商人，其行为已经违反了诚实信用的商业道德，属于违约。〖评析〗

《民法通则》第4条规定，民事活动应当遵守诚实信用原则。这一原则成为指导民事主体参与所有民事活动的一项基本原则，也成为了一项行为规范。除了《民法通则》在这么显赫的位置强调这一原则之外，民法的其他法律也强调了这一原则，如我国的《合同法》也对此做了比较明确的规定。确认诚信原则为民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对于规范民事活动、弘扬道德观念、维护交易秩序，都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那么什么是诚实信用原则呢？一般意义上理解，诚实信用原则就是指民事主体在从事民事活动时，应诚实守信，以善意的方式履行其义务，不得滥用权利以及规避法律或合同规定的义务。同时，诚信原则要求维持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平衡以及当事人利益与社会利益之间的平衡。诚实信用原则，是市场经济交易当事人应严格遵循的道德准则，也是每一个公民在社会生活中行使权利、履行义务所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诚实信用原则是基本的商业道德，也是信用经济的基础。任何一部法律的执行都要求执法者、守法者具有良好的法律意识和诚信观念。应该说，尽管诚信观念实际上是道德和伦理的观念，但在法律上确认诚信原则也表明了法律对这一伦理价值的珍视；也说明了违反了诚信原则并不仅仅是只承担道德上的谴责或者其他道德责任，而且还需要承担法律上的责任。还需要注意的一点是，诚信原则作为民法的一个基本原则，属于强行性规范，当事人不得通过约定的方式排除和规避该规则的适用。

结合本案来看，尽管在当事人双方之间的约定中，并没有很明确约定将协议履行前擅自搬运财物的行为视为违约，但这并不意味着双方就可以任意为之，侵犯合同相对方的合法权益。从该案的实际情况来看，尽管砖厂转让协议书签订日期为“2003年1月23日”，但该协议实际的签署日期是2003年1月22日。林某和曾某经协商后约定于“2003年1月23日”林某将砖厂整体一次性转让给曾某，此约定所谓的“整体一次性”应该是指以合同签订当时的砖厂的全部资产为转让标的物。然而林某于合同签订当日（1月22日）下午和晚上就偷运走厂内价值6000余元的成品砖和部分维修设备，显然违背了合同中“整体一次性”转让这一义务。尽管林某以砖厂在2003年1月23日前应归其所有为由，表明其在正式转让之前可以任意处分其所有的标的物，但是其行使其所有权的行为不能是以侵犯他人的权利为代价。其必须在正式转让之前对曾某履行一定的告知义务，说明转让时的砖厂的实际资产与签订合同时的砖厂的实际资产有所出入，双方可以再次协商是按照原价格继续进行交易，还是通过折价抵扣的方式再行交易。这种告知义务尽管不是合同中明确约定的义务，但是属于由诚实信用原则延伸出来的附随义务，而林某没有履行这一义务，显然是违背诚实信用原则，应该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综上，林某拉走厂内财物，并未履行告知义务，构成违约，应该赔偿曾某6000元财物损失，并支付约定的违约金2万元。

第三篇：运输假冒伪劣产品应承担什么法律责任

运输假冒伪劣产品应承担什么法律责任？

经常有物流业的从业人士，尤其是从事散货运输的货车司机，打电话咨询因运输假冒伪劣产品而被处罚的事宜。笔者有感于此问题咨询之频繁，更有感于有些司机因懵懵懂懂地运输假冒伪劣产品而被追究刑事责任，特撰写此文，希望能够提醒或帮助本文读者。

通过与众多当事人交谈，笔者发现有很多司机对运输假冒伪劣产品的法律后果是非常模糊的，甚至认为其仅仅为赚取一点点运费，其行为是不违法的。其实，关于运输假冒伪劣产品应承担什么法律责任，我国法律及地方法规均有明确的规定。

关于因运输假冒伪劣产品应承担的行政责任，我国《产品质量法》第六十一条明确规定：“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属于本法规定禁止生产、销售的产品而为其提供运输、保管、仓储等便利条件的，或者为以假充真的产品提供制假生产技术的，没收全部运输、保管、仓储或者提供制假生产技术的收入，并处违法收入百分之五十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本条规定了在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所运输货物为假冒伪劣产品的情况下，行为人为其提供运输时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之所以规定行为人承担责任的前提是“知道或应当知道”，是考虑到为产品提供运输服务的人，并非都能知道所承运的产品的质量状况，对此要区别对待。对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所承运的货物为假冒伪劣产品的，除行政执法机关要没收全部运输收入外，还要被处以罚款的行政责任，罚款的幅度是违法收入百分之五十以上三倍以下，具体数额由行政执法机关根据违法情节确定。所谓违法收入，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于2001年3月15日颁布的《关于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十条第二款规定：“《产品质量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七条规定的违法收入，指违反法律规定从事运输、仓储、保管，提供制假技术，向社会推荐产品以及进行产品的监制、监销等违法活动所获取的全部收入”。

具体到深圳市，《深圳经济特区严厉打击生产、销售假冒伪劣商品违法行为条例》中对物流从业人士在打击生产、销售假冒伪劣商品违法行为方面的义务有更详尽的规定。该条例第二条规定：“禁止生产、销售假冒、伪劣商品，禁止传 授生产、销售假冒、伪劣商品的方法，禁止为生产、销售假冒伪劣商品提供条件和服务”。该条明确禁止为生产、销售假冒伪劣商品提供条件和服务，当然包括提供仓储、运输等物流服务。该条例第十八条规定“仓储保管者和运输者保管、承运商品时，发现假冒伪劣商品的，应当拒绝提供保管或者运输服务，并向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举报”。该条不但明确了物流从业人士不但要禁止为生产、销售假冒伪劣商品提供仓储、运输等物流服务，而且负有向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举报假冒伪劣产品生产商、销售商的义务。虽然该条列没有明确规定行为人不履行该举报义务的法律责任，但该条例对行为人为假冒伪劣产品提供运输、仓储服务的法律责任却作出了明确规定。该条例第四十七条规定：“仓储保管者、运输者明知是假冒、伪劣商品而为之保管或者运输的，由主管部门没收所收保管费或者运输费，处以所收保管费或者运输费五至十倍的罚款，并责令停业，进行整顿，或者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暂扣营业执照。经检查达到整改要求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发还营业执照”。

综上，如果行为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所运输的货物为假冒伪劣产品，其又为假冒伪劣产品提供运输服务的，不但要被行政部门没收提供运输服务的全部收入，而且还要被被处以罚款的行政责任，罚款的幅度是违法收入百分之五十以上三倍以下，具体数额由行政执法机关根据违法情节确定。在此需要特别提醒的是：罚款百分之五十以上三倍以下的基数是提供运输服务的全部违法收入，而非提供该运输服务而获得的利润。

关于因运输假冒伪劣产品应承担的刑事责任，2001年4月9日颁布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生产、销售伪劣商品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有明确规定。该解除第9条规定：“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他人实施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犯罪，而为其提供贷款、资金、账号、发票、证明、许可证件、或者提供生产、经营场所或者运输、仓储、保管、邮寄等便利条件、或者提供制假生产技术的，以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犯罪的共犯论处”。该解释明确规定了“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他人实施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犯罪，而为其提供运输便利条件的，以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犯罪的共犯论处”。后来，鉴于生产、销售假烟行为的猖獗，2003年12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烟草专卖局四部门又联合下发通知，转发了《关于办理假冒伪劣烟草制 品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问题座谈会上的纪要》。在该纪要中，四部门再次明确指出：“明知他人生产、销售假冒伪劣烟草制品而帮忙运输的，构成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的共犯，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定罪处罚”。

然而，无论是司法实践还是法学理论，都认为即使运输了假冒伪劣产品的行为人的行为构成了犯罪，也并不一定都应当按照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定罪处罚。虽然都进行了运输假冒伪劣产品的行为，但因具体犯罪情节的不同，不同案件中的行为人的行为可能会构成掩饰隐瞒非法所得罪、非法经营罪定罪、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或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一个行为可能符合数种罪名的构成要件，这是因为我国刑法中存在法条竞合的现象而产生的。然而，上述罪名相对应的处罚却差别巨大，基本刑从管制、拘役、单处罚金或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到无期徒刑不等，量刑幅度较大。所以，一旦行为人因运输假冒伪劣产品而被追究刑事责任，则对行为人运输行为所构成罪名的辨析就显得尤为重要。

综上，如果行为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所运输的货物为假冒伪劣产品，其又为该假冒伪劣产品提供运输服务的，不但应当被追究行政责任，而且还有可能被追究刑事责任。但无论行为人是被追究行政责任还是刑事责任，被追究责任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那就是行为人必须对所运输的货物是假冒伪劣产品在主观上是明知的，如果不能被证明其对所运输的货物是假冒伪劣产品是明知的，则既不能追究其刑事责任，也不能追究其行政责任。

第四篇：金融机构出具虚假资信证明文件应承担哪些法律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政策精神、答复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

近年来，我院陆续发布了一些关于验资单位承担民事责任的司法解释，对各级人民法院正确理解和适用民法通则、注册会计师法，及时审理关于验资单位因不实或者虚假验资承担民事责任的相关案件，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也有一些法院对有关司法解释的理解存在偏差。为正确执行我院的司法解释，规范金融机构不实或者虚假验资案件的审理和执行，现就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出资人未出资或者未足额出资，但金融机构为企业提供不实、虚假的验资报告或者资金证明，相关当事人使用该报告或者证明，与该企业进行经济往来而受到损失的，应当由该企业承担民事责任。对于该企业财产不足以清偿债务的，由出资人在出资不实或者虚假资金额范围内承担责任。

二、对前项所述情况，企业、出资人的财产依法强制执行后仍不能清偿债务的，由金融机构在验资不实部分或者虚假资金证明金额范围内，根据过错大小承担责任，此种民事责任不属于担保责任。

三、未经审理，不得将金融机构追加为被执行人。

四、企业登记时出资人未足额出资但后来补足的，或者债权人索赔所依据的合同无效的，免除验资金融机构的赔偿责任。

五、注册会计师事务所不实或虚假验资民事责任案件的审理和执行中出现类似问题的，参照本通知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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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金融机构为企业出具不实或者虚假验资报告资金证明如何承担民事责任问题的通知》(2002年2月9日，法〔2002〕21号)，载肖扬总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库》(第二版)，人民法院出版社2007年版，第1467页。

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川高法〔1995〕194号《关于金融机构为行政机关批准开办的公司提供注册资金验资报告不实，应否承担公司资不抵债的还款责任问题的请示》已收悉。经研究，答复如下：

金融机构根据行政机关出具的注册资金证明，为该行政机关批准开办的公司出具不实的验资报告，公司因资不抵债无力偿还债务，给债权人造成损失的，金融机构除应退出收取的验资手续费外，还应当在该注册资金范围内承担与其过错相应的民事责任;金融机构按照验资程序进行审查核实，公司注册登记后又抽逃资金的，金融机构不承担退出验资手续费和赔偿损失的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金融机构为行政机关批准开办的公司提洪注册资金验资报告不实应当承担责任问题的批复》(1996年3月27日，法复〔1996〕3号)。

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

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关于验资单位对多个案件债权人损失应如何承担责任的请示》(川高法〔1997〕77号)收悉。经研究，答复如下：

金融机构、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出具不实的验资报告或者虚假的资金证明，公司资不抵债的，该验资单位应当对公司债务在验资报告不实部分或者虚假资金证明金额以内，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验资单位对一个或多个债权人在验资不实部分之内承担的责任累计已经达到其应当承担责任部分限额的，对于公司其他债权人则不再承担赔偿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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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多个债权人同时要求受偿的，验资单位应当在其出具的被验资单位不实的注册资金、证明金额内，就其应当承担责任的部分按比例分别承担赔偿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验资单位对多个案件债权人损失应如何承担责任的批复》(1997年12月31日，法释〔1997〕10号)。

最高人民法院裁判文书/公报案例

深圳市商业银行宝安支行与湖南长炼兴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深圳民鑫实业打限公司、广东金汇源投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西北亚奥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吴忠仪表集团仅限公司、深圳国安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返还资金保证

合同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2007〕民二终字第26号民事判决书)裁判摘要：金融机构为债务人出具虚假资金证明，是否应当对债权人的损失承担出具虚假资金证明的赔偿责任，应当审查债权人的损失是否基于对金融机构出具的虚假资金证明的合理信赖或者使用所造成，即债权人的损失与金融机构出具虚假资金证明的行为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如果债权人的损失与金融机构出具虚假资金证明的行为之间并不存在因果关系，则金融机构不应对债权人的损失承担出具虚假资金证明的赔偿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的主要问题是宝安支行是否应当就金汇源公司对兴长公司的担保债务承担出具虚假资金证明的赔偿责任。2004年1月1日，兴长公司与民鑫公司、金汇源公司就民鑫公司拖欠的兴长公司保证金本金1.3亿元签订了还款协议书，金汇源公司对该笔款项的偿还提供了担保。金汇源公司于同年1月5日在工商登记中将公司注册资本由原5000万元变更为3亿元。一审庭审中有关当事人提交了同年2月6日加盖有宝安支行公章的银行询证函，该询证函载明2月6日金汇源公司在宝安支行的0282100346110账号内由金汇源公司的股东西北亚奥公司、吴忠仪表公司和青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共计缴入了2.5亿元投资款，但后经有关法院查询，上述资金证明虚假，金汇源公司追加的注册资金并未实际缴付到位。宝安支行是否应当承担出具虚假资金证明的赔偿责任，应当视其是否出具了上述加盖其公章的虚假资金证明，以及兴长公司有关金汇源公司提供担保所造成的损失是否基于对宝安支行出具的虚假资金证明的合理信赖或者使用所造成。即本案中宝安支行是否存在侵权行为，以及兴长公司的损失发生与宝安支行的侵权行为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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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定宝安支行是否应当对金汇源公司的两个瑕疵出资股东即西北亚奥公司和吴忠仪表公司不能承担瑕疵出资责任时，在虚假验资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关键。鉴于兴长公司与金汇源公司签订保证合同时，加盖有宝安支行的银行询证函尚未出具，兴长公司并非基于对该银行询证函上载明的追加出资内容的信赖而签订的保证合同，其有关金汇源公司因追加出资不实所造成的担保责任不能完全实现的损失与加盖有宝安支行的银行询证函之间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兴长公司与金汇源公司签订保证合同时，虽然金汇源公司的章程和股东会决议对追加出资已经作出决议和记载，但章程的记载与股东会决议的通过与宝安支行是否承担赔偿责任没有任何关系，兴长公司应是基于对金汇源公司的信赖签订的保证合同，而非基于对加盖宝安支行公章的资金证明的信赖。因此，兴长公司关于宝安支行应当对西北亚奧公司和吴忠仪表公司瑕疵出资责任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的主张，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审法院关于宝安支行出具资金证明系补充验资行为，即使出具在保证合同签订之后仍应视为对其予以使用的认定不当，本院予以纠正。宝安支行关于兴长公司与金汇源公司签订保证合同与加盖有宝安支行公章的资金证明之间没有因果关系，其在本案中不应承担出具虚假出资证明责任的上诉请求，本院予以支持。对于加盖有宝安支行公章的资金证明是否系宝安支行出具、公章是否虚假等，因不影响本院认定宝安支行不承担兴长公司的本案债务，故本院不再予以审查。如果上述资金证明确系宝安支行出具，其虽然不承担本案债务，但并不能当然免除其他有关出具该虚假资金证明的赔偿责任。宝安支行关于民鑫公司非为本案债务的债务主体等上诉理由，亦因不影响本院关于其不承担本案赔偿责任的认定，本院亦不再予以审查。宝安支行关于由兴长公司承担其律师费用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7年第9期(总第131期)。

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案例

南方航空旅游公司诉玉龙旅行社等代销合同纠纷案(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民事判决书)海□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法释〔1997〕10号《关于验资单位对多个案件债权人损失应如何承担责任的批复》规定：‘‘金融机构、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出具不实的验资报告或者虚假的资金证明，公司资不抵债的，该验资单位应当对公司债务在验资报告不实部门或者虚假资金证明金额以内，承担民事赔偿责任。”上诉人海府建行作为金融机构，www.xiexiebang.com

在原审被告玉龙社进行工商登记注册时出具虚假的存款证明，应当在虚假证明数额的范围内，为玉龙社不能清偿的到期债务承担赔偿责任。海府建行的存款证明是给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出具的，说明海府建行是要以此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证明玉龙社的资金实力。虽然该存款证明没有直接在工商局使用，但事实上已经为玉龙社起到证实资金的作用。该证明上的数额被玉龙社擅自涂改成50万元，虽然玉龙社的这一造假行为不能由海府建行负责，但也不能掩盖海府建行出具虚假资金证明的违法性，海府建行还应在虚假资金数额内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玉龙社1994年有了48万余元的净资产，并不说明该社从成立时起就具有合法的法人资格。海府建行上诉称并非自己出具虚假证明书使玉龙社得以成立并从事经营活动，二者之间没有因果关系，不应当连带为玉龙社承担责任的理由，不能成立，应予驳回。

——《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0年第2期(总第64期)。

最高人民法院裁判文书

中国农业银行烟台市芝罘区支行与烟台地王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刑同波

等房屋买卖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2003〕民一提字第7号民事判决书)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当事人持金融机构出具的虚假进账单注册成立了公司，并给他人造成了损失，在该公司资不抵债时，由于金融机构实施了出具虚假银行进账单的行为，导致当事人注册的公司得以通过验资，并取得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因此，金融机构对该公司虚报注册资金并取得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具有明显过错，应当在虚假验资证明范围内对该公司的债务不能清偿部分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苏译林主编、最高人民法院审判监督庭编著：《最后的裁判——最高人民法院典型疑难百案再审实录(房地产与公司企业案件卷)》，中国长安出版社2007年版，第150～157页。

说明

因银行出具虚假资金证明涉诉案件在各大商业银行、特别是四大国有银行中频频发生，银行不断作为被告或追加为共同被告被债权人起诉要求承担责任，这不仅k成国有资产的严重流失、加大了我国的金融风险，而且给社会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最高人民法院陆续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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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了一些对银行因出具虚假资金证明而承担民事责任的司法政策、司法解释，对审理相关案件起到积极作用。不过，随着我国公司资本制度改革的进行，此类案件将会减少。

第五篇：被拆迁人拒绝评估应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被拆迁人拒绝评估应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房屋拆迁行政裁决是行政机关对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争议所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审判实践中，时常遇到当事人拒绝评估的情况。笔者认为，在行政裁决前，如果有证据证明被拆迁人无正当理由拒绝对其房屋进行评估，在行政诉讼中，又提出要求重新评估的，除评估程序明显违法或结果显失公正外，法院应驳回重新评估的请求。其主要理由是：

一、评估报告是房屋拆迁管理部门作出补偿安置行政裁决的重要依据。《估价意见》第九条规定：“拆迁当事人有义务向估价机构如实提供拆迁估价所必需的资料，协助估价机构进行实地查勘”。第十五条第三款规定：“因被拆迁人的原因不能对被拆迁房屋进行实地查勘、拍摄影像资料或者被拆迁人不同意在实地查勘记录上签字的，应当由除拆迁人和评估机构以外的无利害关系的第三人见证，并在估价报告中作出相应说明”。第二十六条第二款规定：“拆迁当事人不如实提供有关资料或者不协助估价机构实地查勘而造成估价失实或者其他后果的，应当承担相应责任”。参照上述规定，被拆迁人无正当理由拒绝评估，应视为在行政程序阶段故意隐瞒证据而放弃举证权利，理应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二、房屋拆迁管理部门根据行政管理相对人的申请，裁决平等主体之间的房屋拆迁纠纷时，一般是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进行的，谁提供的证据占优势，就支持谁的主张。被拆迁人在行政程序中无正当理由拒绝对其房屋进行评估，属依法应当提供证据而拒不提供。在此情况下，房屋拆迁管理部门只能根据已有的证据认定法律真实，而不可能根据被拆迁人未提供的证据来认定客观真实，更不可能中止裁决而损害行政执法的权威，致使整个拆迁工作停滞不前。房屋拆迁管理部门依据这样的评估报告和被拆迁人的产权资料作出裁决并无不当。

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十九条规定：“被告在行政程序中依照法定程序要求原告提供证据，原告依法应当提供而拒不提供，在诉讼程序中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一般不予采纳。”该条规定清楚地表明，被拆迁人在行政程序阶段拒绝对其房屋进行评估，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房屋拆迁管理部门依法定程序所作的行政裁决，在行政诉讼中，被拆迁人要求重新评估的，法院应依法驳回其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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