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情况下学校应承担学生伤害事故的法律责任

第一篇：什么情况下学校应承担学生伤害事故的法律责任

什么情况下学校应承担学生伤害事故的法律责任

2010年7月1日，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侵权责任法》已经正式开始实施。值得关注的是，《侵权责任法》用了三个条款对学校在学生伤害事故中的法律责任进行了规定，这些规定与以往有关规定相比较，在归责原则方面发生了重大的变动，直接影响到了学校在学生伤害事故中的法律责任。

《侵权责任法》第38条规定的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即十周岁以下的学生在学校受到人身伤害的法律责任。该条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学习、生活期间受到人身损害的，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应当承担责任，但能够证明尽到教育、管理职责的，不承担责任。”在以往的法律规定当中，学校在学生伤害事故中的归责原则仅仅是过错责任，即只有在受伤害的学生和家长证明学校在事故的发生当中具有过错，学校才承担责任。而在《侵权责任法》中，将其更改为了过错推定责任，即在学生伤害事故发生之后，首先推定学校具有过错，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学校如果希望免责的话，必须要提供相应的证据来证明自己没有过错，否则，就要承担赔偿责任。在这里，学校因为比以前多承担了举证的责任，所以在学生伤害事故诉讼中胜诉的难度就相应加大了，承担赔偿责任的可能性也就增加了。

《侵权责任法》第39条规定的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即十周岁以上，十八周岁以下学生在学校受到人身伤害的法律责任。该条规定：“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学习、生活期间受到人身损害，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未尽到教育、管理职责的，应当承担责任。”根据该条的规定，限制民事行为能力学生伤害事故的归责原则为过错责任，这与以往的法律规定是相同的。在发生了限制民事行为能力学生的伤害事故之后，受伤害的学生和监护人必须提供相应的证据来证明学校具有过错，否则就不能要求学校承担赔偿责任，除非学校主动承认自己在学生伤害事故当中具有过错。

《侵权责任法》第40条规定了校外第三人造成的学生伤害事故的法律责任。该条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学习、生活期间，受到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以外的人员人身损害的，由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未尽到管理职责的，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在该条当中，归责原则依然为过错责任，即如果学校在第三人造成的学生伤害事故当中具有过错，也应根据自己过错的大小承担相应的补充赔偿责任。即在该造成伤害第三人无力全部赔偿或者无法找到该第三人的情况下，如果学校在事故当中没有尽到自己的管理职责，就要由学校根据自己的过错大小继续对受伤害的学生进行赔偿。学校是否尽到管理职责，要根据伤害事故发生时具体情况判断。例如学校门卫管理制度欠缺或者门卫管理不善，导致校外人员随意进入学校打伤学生，学校就应根据过错责任原则承担补充赔偿的责任。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 马雷军）

第二篇：运输假冒伪劣产品应承担什么法律责任

运输假冒伪劣产品应承担什么法律责任？

经常有物流业的从业人士，尤其是从事散货运输的货车司机，打电话咨询因运输假冒伪劣产品而被处罚的事宜。笔者有感于此问题咨询之频繁，更有感于有些司机因懵懵懂懂地运输假冒伪劣产品而被追究刑事责任，特撰写此文，希望能够提醒或帮助本文读者。

通过与众多当事人交谈，笔者发现有很多司机对运输假冒伪劣产品的法律后果是非常模糊的，甚至认为其仅仅为赚取一点点运费，其行为是不违法的。其实，关于运输假冒伪劣产品应承担什么法律责任，我国法律及地方法规均有明确的规定。

关于因运输假冒伪劣产品应承担的行政责任，我国《产品质量法》第六十一条明确规定：“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属于本法规定禁止生产、销售的产品而为其提供运输、保管、仓储等便利条件的，或者为以假充真的产品提供制假生产技术的，没收全部运输、保管、仓储或者提供制假生产技术的收入，并处违法收入百分之五十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本条规定了在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所运输货物为假冒伪劣产品的情况下，行为人为其提供运输时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之所以规定行为人承担责任的前提是“知道或应当知道”，是考虑到为产品提供运输服务的人，并非都能知道所承运的产品的质量状况，对此要区别对待。对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所承运的货物为假冒伪劣产品的，除行政执法机关要没收全部运输收入外，还要被处以罚款的行政责任，罚款的幅度是违法收入百分之五十以上三倍以下，具体数额由行政执法机关根据违法情节确定。所谓违法收入，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于2001年3月15日颁布的《关于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十条第二款规定：“《产品质量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七条规定的违法收入，指违反法律规定从事运输、仓储、保管，提供制假技术，向社会推荐产品以及进行产品的监制、监销等违法活动所获取的全部收入”。

具体到深圳市，《深圳经济特区严厉打击生产、销售假冒伪劣商品违法行为条例》中对物流从业人士在打击生产、销售假冒伪劣商品违法行为方面的义务有更详尽的规定。该条例第二条规定：“禁止生产、销售假冒、伪劣商品，禁止传 授生产、销售假冒、伪劣商品的方法，禁止为生产、销售假冒伪劣商品提供条件和服务”。该条明确禁止为生产、销售假冒伪劣商品提供条件和服务，当然包括提供仓储、运输等物流服务。该条例第十八条规定“仓储保管者和运输者保管、承运商品时，发现假冒伪劣商品的，应当拒绝提供保管或者运输服务，并向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举报”。该条不但明确了物流从业人士不但要禁止为生产、销售假冒伪劣商品提供仓储、运输等物流服务，而且负有向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举报假冒伪劣产品生产商、销售商的义务。虽然该条列没有明确规定行为人不履行该举报义务的法律责任，但该条例对行为人为假冒伪劣产品提供运输、仓储服务的法律责任却作出了明确规定。该条例第四十七条规定：“仓储保管者、运输者明知是假冒、伪劣商品而为之保管或者运输的，由主管部门没收所收保管费或者运输费，处以所收保管费或者运输费五至十倍的罚款，并责令停业，进行整顿，或者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暂扣营业执照。经检查达到整改要求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发还营业执照”。

综上，如果行为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所运输的货物为假冒伪劣产品，其又为假冒伪劣产品提供运输服务的，不但要被行政部门没收提供运输服务的全部收入，而且还要被被处以罚款的行政责任，罚款的幅度是违法收入百分之五十以上三倍以下，具体数额由行政执法机关根据违法情节确定。在此需要特别提醒的是：罚款百分之五十以上三倍以下的基数是提供运输服务的全部违法收入，而非提供该运输服务而获得的利润。

关于因运输假冒伪劣产品应承担的刑事责任，2001年4月9日颁布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生产、销售伪劣商品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有明确规定。该解除第9条规定：“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他人实施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犯罪，而为其提供贷款、资金、账号、发票、证明、许可证件、或者提供生产、经营场所或者运输、仓储、保管、邮寄等便利条件、或者提供制假生产技术的，以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犯罪的共犯论处”。该解释明确规定了“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他人实施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犯罪，而为其提供运输便利条件的，以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犯罪的共犯论处”。后来，鉴于生产、销售假烟行为的猖獗，2003年12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烟草专卖局四部门又联合下发通知，转发了《关于办理假冒伪劣烟草制 品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问题座谈会上的纪要》。在该纪要中，四部门再次明确指出：“明知他人生产、销售假冒伪劣烟草制品而帮忙运输的，构成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的共犯，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定罪处罚”。

然而，无论是司法实践还是法学理论，都认为即使运输了假冒伪劣产品的行为人的行为构成了犯罪，也并不一定都应当按照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定罪处罚。虽然都进行了运输假冒伪劣产品的行为，但因具体犯罪情节的不同，不同案件中的行为人的行为可能会构成掩饰隐瞒非法所得罪、非法经营罪定罪、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或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一个行为可能符合数种罪名的构成要件，这是因为我国刑法中存在法条竞合的现象而产生的。然而，上述罪名相对应的处罚却差别巨大，基本刑从管制、拘役、单处罚金或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到无期徒刑不等，量刑幅度较大。所以，一旦行为人因运输假冒伪劣产品而被追究刑事责任，则对行为人运输行为所构成罪名的辨析就显得尤为重要。

综上，如果行为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所运输的货物为假冒伪劣产品，其又为该假冒伪劣产品提供运输服务的，不但应当被追究行政责任，而且还有可能被追究刑事责任。但无论行为人是被追究行政责任还是刑事责任，被追究责任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那就是行为人必须对所运输的货物是假冒伪劣产品在主观上是明知的，如果不能被证明其对所运输的货物是假冒伪劣产品是明知的，则既不能追究其刑事责任，也不能追究其行政责任。

第三篇：违反诚实信用也应承担法律责任

违反诚实信用也应承担法律责任

〖案情介绍〗

林某与曾某系朋友，林某为喻寺镇一砖厂老板。2003年1月22日，林某和曾某在经协商后以“2003年1月23日”的日期签订了一份砖厂转让协议书。协议书中约定：林某于同年1月23日将砖厂整体一次性转让给曾某，曾某在同月25日前给付价款10.6万元。同时约定，任何一方违约后，违约金为2万元。1月23日，双方就砖厂进行了移交。1月24日，曾某在支付9.5万转让款后，以林某曾于1月22日下午和晚上偷运走厂内价值6000余元的成品砖和部分维修设备为由，要求进行抵扣。林某以砖厂在2003年1月23日前应归其所有和曾某接收砖厂未提异议为由，拒绝抵扣。

2003年4月7日，林某提起诉讼，要求曾某结清余款并给付违约金2万元。而曾某则以林某拉走厂内财物构成违约为由，提起反诉，要求林某赔偿其6000元财物损失并支付违约金2万元。〖不同观点〗

对于本案林某的行为是否构成违约，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由于林、曾二人约定的交厂时间为2003年1月23日，故砖厂在2003年1月22日仍然属于林某。同时，由于林、曾二人未在协议中明确将协议履行前擅自搬运财物的行为规定为违约，所以，林某的搬运行为不构成违约。

第二种观点认为，由于双方签订协议的日期为2003年1月22日，加之协议中已明确约定“林某将砖厂整体一次性转让给曾某”，故林某在协议签订后,便应当知道自己负有“将砖厂所有资产整体一次性转让给曾某”的义务。因此，林某作为一个商人，其行为已经违反了诚实信用的商业道德，属于违约。〖评析〗

《民法通则》第4条规定，民事活动应当遵守诚实信用原则。这一原则成为指导民事主体参与所有民事活动的一项基本原则，也成为了一项行为规范。除了《民法通则》在这么显赫的位置强调这一原则之外，民法的其他法律也强调了这一原则，如我国的《合同法》也对此做了比较明确的规定。确认诚信原则为民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对于规范民事活动、弘扬道德观念、维护交易秩序，都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那么什么是诚实信用原则呢？一般意义上理解，诚实信用原则就是指民事主体在从事民事活动时，应诚实守信，以善意的方式履行其义务，不得滥用权利以及规避法律或合同规定的义务。同时，诚信原则要求维持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平衡以及当事人利益与社会利益之间的平衡。诚实信用原则，是市场经济交易当事人应严格遵循的道德准则，也是每一个公民在社会生活中行使权利、履行义务所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诚实信用原则是基本的商业道德，也是信用经济的基础。任何一部法律的执行都要求执法者、守法者具有良好的法律意识和诚信观念。应该说，尽管诚信观念实际上是道德和伦理的观念，但在法律上确认诚信原则也表明了法律对这一伦理价值的珍视；也说明了违反了诚信原则并不仅仅是只承担道德上的谴责或者其他道德责任，而且还需要承担法律上的责任。还需要注意的一点是，诚信原则作为民法的一个基本原则，属于强行性规范，当事人不得通过约定的方式排除和规避该规则的适用。

结合本案来看，尽管在当事人双方之间的约定中，并没有很明确约定将协议履行前擅自搬运财物的行为视为违约，但这并不意味着双方就可以任意为之，侵犯合同相对方的合法权益。从该案的实际情况来看，尽管砖厂转让协议书签订日期为“2003年1月23日”，但该协议实际的签署日期是2003年1月22日。林某和曾某经协商后约定于“2003年1月23日”林某将砖厂整体一次性转让给曾某，此约定所谓的“整体一次性”应该是指以合同签订当时的砖厂的全部资产为转让标的物。然而林某于合同签订当日（1月22日）下午和晚上就偷运走厂内价值6000余元的成品砖和部分维修设备，显然违背了合同中“整体一次性”转让这一义务。尽管林某以砖厂在2003年1月23日前应归其所有为由，表明其在正式转让之前可以任意处分其所有的标的物，但是其行使其所有权的行为不能是以侵犯他人的权利为代价。其必须在正式转让之前对曾某履行一定的告知义务，说明转让时的砖厂的实际资产与签订合同时的砖厂的实际资产有所出入，双方可以再次协商是按照原价格继续进行交易，还是通过折价抵扣的方式再行交易。这种告知义务尽管不是合同中明确约定的义务，但是属于由诚实信用原则延伸出来的附随义务，而林某没有履行这一义务，显然是违背诚实信用原则，应该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综上，林某拉走厂内财物，并未履行告知义务，构成违约，应该赔偿曾某6000元财物损失，并支付约定的违约金2万元。

第四篇：大竹律师凌灿伟转载学生伤害事故与学校法律责任的承担（最终版）

学生伤害事故与学校法律责任的承担

论文提要：

学生伤害事故不仅对学校的教学、管理造成重大影响，对校园正常教学秩序和管理秩序造成冲击，而且给社会造成很多的不安定因素。关于学生伤害事故的规定，主要见于司法解释、部门规章以及地方性法规，直到2010年7月，我国才以《侵权行为法》这部法律的形式予以规定。《侵权责任法》依据未成年学生的年龄把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的责任区分为三种情况，在责任的构成和分配上更趋于精细化，强调学校对未成年学生是一种教育、管理职责，对于化解社会矛盾，平衡学生、教育机构的相互利益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其过于原则和缺乏操作性的规定也带来了适用上的困难，例如学校担责范围过窄、何为适当履行教育、管理职责以及公平原则的的适用等。化解学生伤害事故所引发的社会矛盾，除了要完善相关法律规定、明确归责原则之外，还要加强学校的安保工作，从源头上减少学生伤害事故的隐患，同时以政府出资为主，引入保险和赔偿准备金制度，对受害学生进行经济补偿，媒体也要承担起客观报道事实、正确引导舆论的社会责任。全文共6023字。

以下正文：

近年来，学生伤害已经成为全社会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轻者如学生之间嘻戏哄闹造成的人身伤害，重者如南平校园惨案、江苏泰兴幼儿园持刀行凶案这样震惊社会的热点事件。学生伤害的不断发生，不仅对学校的教学、管理等造成重大影响，对校园正常教学秩序和管理秩序造成冲击，而且给社会造成很多的不安定因素。因此，明确学生伤害事件的归责原则、厘清教育机构的教育、管理职责，对于化解社会矛盾，平衡学生、教育机构相互利益，起着关键性的作用。

一、学生伤害事故的界定

学生伤害事故又称校园伤害事故，根据教育部2002年6月颁布的《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的界定，所谓学生伤害事故是指“在学校实施的教育教学活动或者学校组织的校外活动中，以及在学校负有管理责任的校舍、场地、其他教育教学设施、生活设施内发生的，造成在校学生人身损害后果的事故”。

概括而言，学生伤害事故有如下几个特征：(1)学生伤害事故是学生，特别是成长中的青少年，尤其是未成年学生的损害。广义的学生伤害事故，包括大学生、研究生在校期间的损害，而狭义的学生伤害故仅指未成年学生的损害。[1](2)学生伤害事故是在学校教育教学活动中发生的，包括学校组织的校外活动以及教育教学、生活设施引发的学生人身伤害。(3)学校在学生伤害事故中承担责任的前提是其未尽到教育、管理职责。

近年来，学生伤害事故有案件量增加、处理难度增大的趋势。一方面，因幼儿园、学校疏于职责而导致的伤害事件屡有发生。另一方面，出于对独生子女的珍爱，家长们往往对幼儿园和学校施加过多的“责任压力”，令后者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正常教学活动亦受到影响。学校负责人表示：由于青、少年身心发育的特点，因教学行为、校园环境、教学设施、学生游戏、玩耍引起的危险性并不能从根本上消除，学生在课外、课间甚至在课堂上的打闹、打架行为也根本不可能彻底杜绝，这是未成年人的身体、智力发育特征决定的；稍有不慎即出事，意外事故更防不胜防，现在的学生身体脆弱，动不动就是骨折等伤残后果；平时动员学生购买保险，家长以乱摊派为由抗拒，出了事天天到学校闹事，搅得无法工作，作证的学生不敢回家，学校得租房子专人保护作证学生等，叫苦连天。[2]

从立法的层面，我国关于学生伤害事故的法律规定过于分散和原则化，缺乏可操作性，同时对某些条文的理解还存在争议。从现实角度，此类案件中当事人往往对立情绪较大，家长要求救济的愿望很强烈，而学校又缺乏足够的资金，因此在案件审理过程中，矛盾的焦点和目标容易转向人民法院。大量耐心、细致的疏导、教育、化解工作，仍不能遏制多级诉讼、无理缠诉、多渠道信访、恶性报复事件的发生。[3]

二、现行法律制度解读

关于学生伤害事故的规定，主要见于司法解释和部门规章，直到2010年7月，我国才以《侵权行为法》这部法律的形式予以规定。

(一)《侵权行为法》施行前的法律规定

在《侵权行为法》颁布前，没有专门的法律条文就学生伤害事故做出规定，而相关案件的处理都是参照司法解释和部门规章，如1987年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以下简称《民法通则意见》)、2004年5月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人身损害赔偿解释》)以及2002年9月施行的教育部制定的《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除此之外，各地也积极制定了地方性法规，如我国首部处理中小学生校园伤害事故的地方性法规——《上海市中小学校学生伤害事故处理条例》，来解决现实生活中无法可依的尴尬。

(二)《侵权行为法》关于校园伤害责任的规定

《侵权行为法》的出台，无疑给学生伤害案件的处理提供了明确的法律依据，在第四章关于责任主体的特殊规定中，用了三个条文规定学生伤害责任，对《人身损害赔偿解释》、《民法通则意见》等既有的法律规范作了较大的调整。

《侵权责任法》将未成年人区分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并结合加害人的因素，对学校的责任承担作出不同规定：(1)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学校学习、生活期间受到人身伤害的问题。针对不满10周岁的学生，即全部幼儿园学生和一般为三年级以下的小学生，该法第三十八条将学校是否尽到教育、管理职责作为是否承担责任的标准，并对其实行过错推定，当其不能证明自己已尽到教育、管理责任时，即推定其有过错并应承担责任。

(2)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学校学习、生活期间受到人身伤害的问题。针对10周岁以上18周岁以下的学生，即小学三年级以上、全部初中生、大部分高中生、中职学生以及少量的大学生，该法规定的是过错责任原则，将学校未尽到教育、管理职责的举证责任由受到伤害的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及其监护人承担，不实行举证责任倒置。

(3)针对未成年人在学校遭受他人人身损害的问题，该法第四十条规定学校承担的是与其过错程度相适应的补充责任，即与其未尽管理职责的程度相适应。关于此种情形学校是否尽到管理职责的举证责任，从法律体系内部评价一致性的角度看，仍然应当将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区别对待，即在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受第三人侵害场合，学校承担已尽管理职责的举证责任，不能证明的，即应承担相应的责任；在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受第三人侵害场合，学校未尽管理职责的举证责任应由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及其监护人承担。[4]

(三)《侵权行为法》与前法的比较

在未成年人的保护上，《侵权责任法》较之《民法通则意见》及《人身损害赔偿解释》走得更远。

第一，《侵权责任法》区分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分别进行规定。前者采取过错推定原则，后者依然保持过错责任原则。

第二，在责任承担主体上，《侵权责任法》涵盖了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并将幼儿园置于首位，更为科学，也更突出了对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保护的重视。

第三，在保护的客体上，《侵权行为法》接受了《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的做法，优先保护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人身权利。

第四，在教育机构的责任范围上，《侵权行为法》不再规定教育机构对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致他人损害承担侵权责任，这是对《民法通则意见》及《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的重大修改。

三、以《侵权责任法》处理学生伤害案件仍需完善

不可否认，《侵权责任法》的出台为学生伤害案件的处理提供了法律层面上的依据，有其积极的社会意义。但是，《侵权行为法》并没有将学生伤害事故列为单独类型，仅仅三条的规定仍然难以应对现实生活中复杂多变的情况。

(一)学校担责范围过窄

根据《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八条、三十九条的规定，幼儿园、学校只承担教育、管理职责，而依据我国《教育法》和《未成年人保护法》的规定，学校对在校的未成年人学生负有教育、管理、保护的法定职责。特别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学校学习、生活期间，学校对他们除了应尽到教育、管理职责外，还应当更多的尽到学校“保护”职责，即保护其不受到损害。

(二)教育、管理职责的内容和认定标准

幼儿园、学校或其他教育机构的教育、管理职责的内容和认定标准，是理解学生伤害责任非常重要的环节。《办法》第五条规定，学校应当对在校学生进行必要的安全教育和自护自救教育；应当按照规定，建立健全安全制度，采取相应的管理措施，预防和消除教育教学环境中存在的安全隐患；当发生伤害事故时，应当及时采取措施救助受伤害学生。

1、教育职责

教育是学校的首要功能和职责。学校不仅应履行教育职责，而且还必须“适当地”履行教育职责。所谓适当履行教育职责，是指应该在安全的教育活动场所、任用合格的教职员工、采取合适的教育方法履行其教育职责。[5]不仅包括平时的例行教育，还包括针对某次特定活动的特别提示。

2、管理职责

学校管理职责，通常是按照章程对学生进行自主管理，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对学生的纪律管理。严格的纪律管理，并不能使学生免于遭受意外的伤害，但混乱的纪律往往是伤害的诱因。严格执行对学生的纪律管理，可以避免一些安全事故。

其次，对教职员工的管理。老师往往是学生伤害的直接侵权人，尤其是个人素质不高的老师。学校对教师的教学管理要求严格了，体罚、侮辱学生等侵害学生人身权利的行为就可能避免。另外，对从事非教学工作其他学校职工，例如管理员、保育员、保洁员等，由于其也是受学校雇佣而为一定行为的，而这些行为通常是为学生在校的学习或生活服务的，因此，学校对于教职员工，不仅要在选任上履行较高的注意义务，而且在日常工作中也要进行严格的管理。

第三，对校园的安全管理。学校的举办者应当提供符合安全标准的校舍、场地、其他教育教学设施和生活设施，使学生能够安全的学习、生活。

第四，对校园的卫生管理。校园中的公共卫生、饮食卫生也属于学校管理职责的重要组成部分。学校应当制定相应的卫生管理制度，采取有效的防范措施，预防食物中毒、公共卫生事件的发生。

(三)公平责任原则的适用

我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二条和《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四条确立了公平责任制度，它是指当事人双方在对造成损害均无过错，但是依照法律规定又不能适用无过错责任的情况下，由人民法院根据公平的观念，在考虑加害人的损害、双方当事人的财产状况及其他相关情况的基础上，判令加害人对受害人的财产损失予以适当补偿。

公平责任原则在实践中经常被滥用。在一些学生伤害案件中，学校只是事故发生地，也尽了教育、管理职责，就不应当成为一方当事人，但是在当前社会公众普遍对学校和当事人的关系认识不清的情况下，公平原则经常被误读，成为受害学生向学校漫天要价的重要法律依据。这就造成了一种混乱局面：学校有过错的，按照过错原则承担民事责任；学校没有过错(甚至不是当事人)的，按照公平原则承担民事责任。所有校园侵权，学校都难以逃脱赔偿或补偿的厄运。[6]这样做的危害是显而易见的，不仅扰乱了学校的教学管理秩序，给办学经费带来莫大的压力，同时在法理上完全颠覆了过错责任原则的适用，致使同案不同判，造成了适用法律的混乱。

可行的思路是，学校应当有条件地承担公平责任：其一，在确定责任时，只有在不能根据过错确定责任，或依过错确定赔偿范围明显有失公平，或法律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才能适用公平责任；其二，虽然学校的行为没有过错，但却从该行为中有所受益，应承担公平责任，否则学校不承担任何责任。只有同时符合上述两个条件，方可判决学校承担公平责任，否则学校在没有过错时没有法定义务对未成年学生的人身损害承担“公平责任”。[7]

四、妥善化解学生伤害事故矛盾的现实探索

《侵权责任法》规定了学校对学生人身损害承担责任的几种情形，使受害学生可以得到救济。但是，从一定角度上看，学校也是弱势群体，它们既要完成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学生的任务，同时还要承担这一任务带来的风险和可能的不利后果。特别是公立义务教育学校，由于其办学经费基本来源于国家的公共财政拨款，且本身也属于公益性质，因此，并不具备独立承担侵权民事责任的能力。实践中，妥善化解学生伤害事故带来的种种社会矛盾，不是仅仅规范了学校与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再由法院依法判决这么简单，而是需要全社会的关注与参与。

(一)防患于未然——学校为主做好预防工作

目前，一些学校仍然热衷于学生的智育工作和升学率的提高，以致于法律意识与安全意识淡薄，对学校的安全保卫工作缺乏有力的监督保障措施，导致安全防范措施不力，使一些本来可以避免的学生伤害事故不断发生。而化解学生伤害事故矛盾首要的就是防患于未然，避免事故的发生。2010年4月发生在江苏泰兴的幼儿园伤人案中，持刀男子徐某为何能轻易冲入校园，砍伤32人，学校的安保工作难辞其咎。因此，为了有效避免学生伤害事故，学校必须把安保工作放在与教学工作同样的高度上，制定校园安全规章，加大安保的人力、物力投入，加强对学生乃至学生家长的安全教育。

当然，学校在安保方面的投入必须得到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和地方财政的支持，同时安保工作还需要与公安、文化、体育、卫生、环境保护、工商、质量技术监督、安全生产监督、建设等有关部门和单位合作形成学校安全管理协作机制[8]，共同做好学生伤害事故预防与处理工作。

(二)赔偿准备金与保险——政府牵头合理分担风险

无救济则无权利，当学生伤害事故发生以后，就要解决受害学生的赔偿问题。有的案件，学生伤害是由其他学生或是校外第三人造成的，有的是学校的过错，还有的是混合过错。不管怎样，都存在侵权方无力赔偿的可能性，尤其是学校，其经费来源于财政，若以教育事业经费来进行民事赔偿，不但缺乏合法性，也不利于学校的生存与发展。

因此，不少国家和地区发展了一些解决救济问题的办法，可以由政府对公办学校的学生拨款投保或者设立学生伤害赔偿准备金制度，并把其纳入学校财务规定列支项目，也能促进赔偿问题的更好解决；也可以由个人与学校分担商业保险；还可以采用设立专项国家赔偿基金。目前在许多国家，由侵权一方赔偿后，不足部分通常都是由国家设立的专项国家赔偿基金来提供，这部分基金主要由税收组成，按照国际惯例设立国家赔偿金是一个解决赔偿问题的可行之道。这些途径既可以单一使用，也可以多途径结合，只有这样，落实了赔偿金的保障制度，才能给受害人以更大的赔偿空间，同时也能更好地维护学校的利益，更有利于教育事业的发展。[9]

目前，我省的采取的是全省统一的校方责任保险制度。《江苏省中小学生人身伤害事故预防与处理条例》第三十七条规定：“政府应当组织学校办理学生伤害事故校方责任保险，保险费用由省财政统筹支付。当政府举办的学校依法应当承担的赔偿金额大于校方责任保险的赔偿金额时，其差额学校承担有困难的，由地方财政给予适当补助。”根据该条例，我省在全国率先建立起由省财政统筹“买单”的校方责任保险制度，并且不区分公办、民办学校，从而建立起合理的风险分担机制，为学校实施素质教育提供了有力的法律保障，有效的化解了学生伤害事故引发的社会矛盾。

(三)客观与公正——媒体发挥舆论导向作用

现代社会信息传播的速度惊人，某地发生学生伤害事故以后，经媒体报道往往能成为一时的热点新闻。而媒体出于吸引眼球的目的，往往侧重报道受害学生及家长所遭受的痛苦，同时公众出于同情心也比较容易在情感上倾向于受害方。更有甚者，一些传媒不顾职业道德，肆意夸大和弯曲事实。这在无形间给学校和受理该案件的法院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学校即使没有任何过错，也会自行表态或是由法院判决承担一定的赔偿责任，以免矛盾激化。在校园伤害事故的处理中，已经出现了严重的“不闹不赔、小闹小赔、大闹大赔”的不良风气。

因此，媒体在报道学生伤害事故时首先应当真实客观，其次还要引导公众正确理解《侵权行为法》及其归责原则，自觉批判以缠诉或闹访方式获得不当利益的行为，才能引导学生伤害事故的合理解决。

第五篇：学生伤害事故处理中学校承担的责任

高度重视，引以为戒－－学生伤害事故处理中学校承担

责任的几种情形

1、学校未建立健全安全管理制度,或者安全管理混乱,存在重大安全隐患,未及时采取补救措施的。（安全管理责任）

案例

一、某甲，女，6岁，是某小学学前班的学生，2001年11月的一天下午，在学校放学之前，有一名流窜人员从学校门口进入学校，看见某甲在学校的操场边站着，于是将某甲骗到学校的一间废置的房间内奸淫。事发后，某甲的家长向公安局报案，犯罪人被判处有期徒刑七年，某甲的家长同时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请求判令学校赔偿某甲的精神损失费48000元。在本案中，某甲是在学校管理范围内，受到第三人的侵害，当然首先应当由侵权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但是学校既然设立了校门管理人员，一名流窜人员能够随便进入学校，并造成学生的伤害，学校是不能证明其没有过错的，所以法院判令学校赔偿某甲精神抚慰金一万元。

案例二 某天课间操时分，开着校门的某地某学校，走进一个西装革履的男子。没有人询问他是谁？要干什么？于是，他大摇大摆地登上学校二楼教室，一个学生恰好从他身边经过，被他抓起来扔下楼，死了。经法院查明，该男子患有精神病。学校被判决承担安全责任，对该学生家长给予大额经济赔偿。之后，该校校长，一个兢兢业业的老教师被撤职。

依据《处理办法》第十一条规定：“学校实行外来人员出入登记制度。非学校人员和车辆未经学校同意不得进入校园。任何人不得将非教育教学活动所需的有毒有害物品、易燃易爆物品、管制刀具、动物及其他危及人身安全的物品带入学校。”

以上案例显示，该学校在安全、保卫等安全管理制度上，存在明显的疏漏，在学校门口，既没有值勤保卫人员把守，对非本校人员进入校园，也未有建立规范的登记、询问制度，致使学生受到意外伤害，学校因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目前，一些学校的安全管理，存在“以貌取人”的现象，这是不对的。安全管理必须有规范的制度约束，才能真正保障安全。在个别地区，就曾发生过心怀不满的家长，利用学校门卫管理制度松散情况，伺机进校施加伤害的事故，应该引起学校的重视。

2、学校使用的教育教学、生活设施设备不符合安全、卫生标准的。（严重的，构成教学设施重大责任事故罪，刑法第138条规定，明知校舍或者教育教学设施有危险，而不采取措施或者不及时报告，致使发生重大伤亡事故的，对直接责任人员，处以三年以下有其徒刑；后果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案例

一、某小学课间时，几个学生在课室时追逐，其中一学生冲出课室门口，刹不住，翻越栏杆，坠楼身亡，经查，该校栏杆高只有九十厘米（按国家标准应为110厘米。）

案例

二、2002年10月6日，某中学学生鲁某在上体育课当中，被一同玩耍的同学推倒在学校操场正在施工的管道沟内致伤，导致左臂多发性骨折。法医鉴定为十级伤残。鲁某家长遂将某生和学校起诉到法院，要求学校承担部分赔偿责任。而该校对已挖成的坑道未做充分的防护设施，因此对于鲁某的伤害，学校有过错，应当承担补偿责任。

以上两个案例的处理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十六条明确规定：“学校不得使未成年学生在危及人身安全、健康的校舍和其他教育教学设施中活动”和《处理办法》第九条规定：“学校的教育教学、生活服务设施设备必须符合安全、卫生标准,并按规定配备消防设备,保证安全通道的畅通。学校举办者应当为学校配备符合标准的教育教学、生活服务设施设备,提供必需的人员、经费保障;学校自行添置的设施设备亦应当符合安全、卫生标准。学校应当加强对设施设备的管理和保养,确保其使用安全;对有危险性的设施设备、教学科研实验仪器及其他有毒有害物品、易燃易爆物品,必须建立健全使用和管理制度,并实行严格管理。学校应当在具有危险性的教育教学、生活服务设施设备上及校内施工区,设置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学校严格按规定为学生提供案例健康的校舍和其他教育教学设施，如果发现不符合规定的必须及时整改和停止使用。

4、学校向学生提供的食品、药品、饮用水、教学用具及其他物品不符合安全、卫生标准的。案例

一、2001年12月7日下午四点三十分许，桥头镇某学校发生83人中毒事件。经英德市卫生监督所对呕吐物进行化验，证明是有机磷农药中毒。经对该校饭堂检查，卫生状况差，没有必备的洗、冲、消三级用池及洗菜、洗肉的专用池，不具备学校饭堂及集体饭堂的条件。

案例

二、2001年9月5日，东北某地11所学校的2300多名学生发生集体中毒事件，起因是某公司向学校提供的、并且学校要求学生必须服用的豆奶中的志贺氏杆菌超标，因而造成学生产生恶心、呕吐、腹痛、发烧等症状。

在这两起事件都是学校责任，并给我们的教训是：一是食堂采购必须实施定点采购和食品留样制度；二是学校的食堂必须具备开办的条件，达到区里规定的考核量化标准。凡是学校向学生提供的药品、食品、饮用水等不符合标准，造成学生伤害事故的，学校都应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学校可根据《处理办法》第三十八条规定：“其他单位和个人为学校提供产品与服务造成学生安全事故的,提供产品与服务的单位和个人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学校已先行支付赔偿费用的,应当向提供产品与服务的单位和个人行使追偿权。”

5、学校组织学生参加教育教学活动或者社会实践等校外活动,未按规定对学生进行相应的安全教育,或者未采取必要的安全保护措施的。

案例

一、2003年我区某校小学四年级教师带学生到柔石岭隧道进行现场采风，进入隧道后被从背后驶来的一辆货车撞死二人重伤二人的重大事故，使学校正常的教学秩序受到冲击。

案例

二、某小学校长任某根据镇教育办的通知精神，通知部分学生上山采集白蒿。8岁的李某到山上采白蒿时，不慎被荆棘刺伤左眼，被迫做白内障摘除术并更换人工晶体，花费医疗费3198

元。李某以响应学校倡议致伤为由，要求学校赔偿损失3.2万元。

上面两案例反映出来：一是学校组织学生集体活动必须做到活动地点、活动内容安全。二是活动内容必须符合学生的身心特点，有利于学生健康。如上山采集白蒿，显然不适合只有8岁的小学生参加。因此，对李某受到的伤害，学校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学校在组织学生参加各种活动时，应全面考虑未成年人的身心特点，不得组织安排未成年学生参加其不适宜从事的活动，否则因此发生的伤害事故，学校应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

《处理办法》第十二条规定：“学校组织学生进行文化娱乐、体育、劳动、教学实验等教育教学活动,应当符合安全、卫生要求;组织学生进行社会实践活动和其他校外集体活动,应当将活动内容和安全保护措施报主管的教育行政部门备案,活动内容和方式应当适合学生的年龄和生理、心理特点,并做好相应的安全教育和示范,采取必要的安全保护措施。”

8、学校发现学生突发疾病或者受伤害,未及时采取相应救护措施致使损害扩大的。

案例

一、张某是小学六年级的学生，就在临近毕业时，突然在上课时感到左眼不适，于是，由其父亲带到某市医院检查，医生检查后认为须立即住院，后虽经尽力治疗，但认为张某左眼视力模糊已经很长时间了（至少在三周以上），最终还是左眼完全失明。张父认为，张某在两周前由学校组织的体检中，校医并没有告诉张某其眼睛有异常情况。于是将学校告上法院。经法院调查，在张某的体检报告单中，明确写明“左眼视力0、2，右眼正常，建议进一步检查”。认为学校已知道张某的视力不正常，但未及时告知其家长，以致延误了治疗时间，造成张某左眼失明，学校有过错，应承担主要责任。张某自己早亦感觉其左眼有问题，但未告诉其父母，其本人也有过错，应承担次要责任。

案例

二、某甲为某中学的学生，一天上午对其班主任讲，自己不舒服，想下午请假看病，班主任同意了，但某甲回到课室后便在课桌上趴着，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下午上课时间。期间，大家以为只是一般的不舒服，故无人过问此事，就在下午上课时，某甲突然用头向身边的窗户撞了两下，然后倒在地上，口吐白沫，上课的老师和学生以为是癫痫病发作，就让某甲平躺在地上，然后继续上课，同时通知学生家长。等家长到学校后，才将某甲送往医院救治，但因某甲脑出血过多，不治身亡。据医生讲，某甲患有先天性脑血管畸形，因突发性脑血管破裂、出血是导致死亡的原因。但这种病如果抢救及时，有生存的可能。正因为该校老师对某甲的怠慢，失去了挽救某甲生命的宝贵时间，因此，学校对损害的发生要承担一定的赔偿责任。

以上二案例告诉我们：一是学校对学生突发疾病和不明病因要及时送医院治疗和告知家长。二是学校必须配备专职校医和配备懂医术的兼职校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