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形势下农村金融市场面临竞争局面分析

第一篇：当前形势下农村金融市场面临竞争局面分析

**银行在****的村镇银行开张，12月16日，由****集团与世行下属的国际金融公司、****信贷银行和美国国际集团共同投资组建的南充**服务有限责任公司开业。这两家机构分别是我国首家外资乡村银行和小额信贷公司。**、**等外资银行也纷纷表示有意开拓中国农村市场。除**、**等银行多次表达涉足其间的意愿外，**银行有关负责人还表

示，2008年将在内地农村设6至10家支行，未来两三年内将会设立30家支行。2008年8月12日，**大足村镇银行在重庆开业，这是**在中国开设的第二家村镇银行，也是我国西部首家外资村镇银行。

在中资银行纷纷收缩农村网点的情况下，外资机构缘何反其道而行之、热衷“下乡”？外资银行进入，对农村金融市场和中资金融机构会带来什么影响？我国的农村金融又该采取什么样的应对策略呢？

“中国农村市场的巨大潜力，是吸引外资银行进入的主要原因。”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副所长杜晓山说，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农村金融市场必然发展壮大，外资银行适时进入农村，可以抢占先机。

目前中国农村有1.2亿户农民有贷款需求，但只能满足60%，农村小企业贷款的满足率仅50%。中国农村金融面临金融机构与基础设施覆盖率低、供给严重不足、服务效率低下等问题，外资银行进入将使农业银行面临强大的竞争。

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认为，外资银行投资中国农村，既可提升其形象，也是一种长远战略，主要着眼于中长期发展，短期内不一定盈利，甚至出现亏损也是可以接受的。因为企业利润由短期利润和长期利润构成，巨大的潜力也就意味着巨大的未来利润空间。

外资银行抢滩中国农村金融市场，一方面可以促进农村金融市场竞争，逐步改善中国农村金融机构与基础设施覆盖率低、供给严重不足、竞争很不充分、服务效率低下等问题，另一方面也增强了人们对中国未来经济的信心，同时还可以促进就业，提高金融从业人员素质。外资银行抢滩中国农村金融市场更迫使中国金融机构的决策者作出新的思考和判断。

推进农村信用社体制改革

深化农信社改革的根本目的，就是要增强支农服务功能。一是积极探索林权、渔权、土地经营权和农户作为贷款抵压物的贷款品种，提高农户贷款覆盖面。二是扩大担保公司担保的贷款比例，建立政府支持、企业和农信社多方参与的担保制度，完善农业贷款风险分担机制。三是探索建立与专业合作社合作信贷机制，构建发放千家万户小额贷款的平台。四是探索建立与农业保险机构的业务合作，代理推广农业保险，构建农业贷款风险转移机制。

在改革过程中，切实解决好几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即行政治理的问题、自主经营的问题、包袱化解的问题、股金稳定的问题。理清体制，深入推进管理体制改革。同时，要通过引进战略投资者等方式，解决股东分散、股金不稳定等问题，逐步赋予农村信用社多元化的发展目标。

促进农业银行返乡计划

“蓝海战略”是由欧洲工商管理学院教授w·钱·金和勒妮·莫博涅提出来的，蓝海战略共提出六项原则。其中四项战略制定原则是：重建市场边界、注重全局而非数字、超越现有需求、遵循合理的战略顺序，克服关键组织障碍，将战略执行建成战略的一部分。在当前同业竞争加剧和农行股改的新形势下，在农业银行，特别是其县域支行实施“蓝海战略”，就是实行返乡计划，是农业银行加快实现经营战略转型，推进各项业务发展的现实选择。

国务院确定的“整体改制，服务三农”的农业银行股改方针，要求农业银行在服务“三农”中充分发挥农村金融体系主渠道和骨干作用。历史与现实赋予了农业银行服务县域经济、支持新农村建设的重要使命，因此，农行必须树立服务“三农”的经营管理理念，改进服务“三农”的信贷管理制度。

引导邮储资金返回农村

长期以来，邮政储蓄机构因只存不贷，而被喻为农村资金的“抽血机”。2008年，中央一号文件中提出，“邮政储蓄银行要通过各种方式积极扩大涉农业务范围”。邮储银行加强与其他金融机构特别是地方中小金融机构的联系，通过协议存款、同业存款、票据转贴现、银团贷款等多种形式，引导邮储资金返回农村，直接或间接为农村经济发展注入更多的资金。邮储银行稳步推进零售贷款业务，开展小额质押贷款业务，同时还大力开发中间业务，满足广大农民日益增长的金融服务需求。

加大对“村镇银行、农村资金互助社”的政策倾斜

村镇银行和农村资金互助社是我国农村金融体系中的一支新生力量。2005年以来，部分省市的县及县以下地区试点设立了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小额贷款公司等四类机构，这对于改进和完善农村金融服务、培育竞争性农村金融市场发挥了积极作用。为了培育竞争性农村金融市场，央行给予了四类机构多项特殊政策。比

如，农村资金互助社成为农村金融机构的例外，可以暂时不向央行提交存款准备金，村镇银行的存款准备金率比照当地农村信用社执行。

加强监管，促农村金融市场良性竞争

外资银行抢滩中国农村金融市场，给我们带来了机遇，更带来了挑战，因此我们有必要通过加强金融监管，促进农村金融市场的良性竞争。借鉴国际银行业有效的监管模式，建立起中央银行监管、金融机构内部控制、行业自律和社会监督相结合的有效监管体系，不断提高我国的金融监管水平。进一步更新金融监管理念，使金融监管逐步向规范化、程序化、制度化的方向发展。加强和完善金融立法，形成一套比较完善而且相对稳定的金融法律体系，真正做到“有法可依”。

第二篇：农村信用社如何参与当前农村金融市场的竞争

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议》，对新形势下农村金融体系建设做出新的规划。按照该决定的规划部署，首先是市场竞争主体的更加多元化。该决定重申了农行、农发行、邮政银行在农村金融市场的主体地位，同时还开放了小额信贷公司、村镇银行、投资公司等金融企业进入农村金融市场，农村信用社（有的已成制为农村合作银行，以下简称农信社和农合行）竞争对手呈现多元化、多样性特点。另外，《决定》直接提出“综合运营财税和货币政策工具，定向实行税收减免和费用补贴”的规定，本规定极大地调动了各类金融组织参与竞争的积极性，农村金融市场“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局面即将来临。

摆在农信社（农合行）面前的形势非常严峻，挑战也是前所未有的，农村金融市场将面临重新洗牌。农信社（农合行）作为农村金融市场主力军的地位受到威胁，市场份额正在缩小。以前是“三农”主动选择农信社（农合行），现在转变为“三农”有了更多选择金融服务对象的余地。显然，农信社（农合行）曾经的主导优势不复存在。另外，随着城市周边农村的城市化，农民的市民化，农信社（农合行）面对的已经不仅仅是农村金融市场的竞争了。

呼和浩特地区现有国有四大银行及其他商业银行22家之多，还不算雨后春笋般的小额贷款公司和民间融资组织。显然，市场还是那么大，谁的份额占有最多，谁的蛋糕分得最大。那么，农信社（农合行）如何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呢？

一、农信社（农合行）农村主力军地位不能动摇

“立足社区、面向三农、服务中小”是农信社（农合行）的市场定位，对于“三农”的扶持，永远是农信社（农合行）发展的主旋律。农信社（农合行）出生于这片土地，成长于这片土地。多少年来，农信社（农合行）是“农民自己的银行”这一观念已根植于“三农”的心中，对于“三农”的金融服务永远是农信社（农合行）发展的动力。所以，农村金融市场不仅不能放弃，而且还要进一步巩固，要继续强力打造小额农户贷款，农户联保贷款，巩固农村阵地。

面对时代和市场新的变化，农信社（农合行）应找准业务发展的主攻方向和着力点。由于城乡一体化步伐的加快，“三农”的需求发生新的变化，农信社（农合行）的思路应紧跟时代的思路，跳出农业的圈子看“三农”。

二、对原有产品更新、再造升华，创新出适应当前市场的产品

继续做好并且大力推广小额农贷和农户联保的同时，不断创新农户贷款的品种。农民是弱势群体，农业是弱势产业，农民抵御风险的能力很差，一旦遇上雪灾、冰雹、洪水、养殖业疫情等灾害，农民便陷入困境，甚至威胁到生存，偿还贷款便无从谈起。

尝试与保险公司合作，为弱势农户量身定做一款专门针对农业生产的保险产品，这样既可以大大减少灾害对农户造成的打击与损失，同时也为支持弱势群体、弱势产业的农信社（农合行）提供了贷款安全回收的保障。探索、借鉴一种“信贷+保险+担保”的金融服务新产品，以分散农业信贷风险，减少农民和涉农中小企业的损失。

创新是企业发展的灵魂，企业只有创新才有活力，才会赢得更多的客户，一个没有创新的企业只能是停滞不前。

小额农户信贷品牌已成为农信社（农合行）的代表产品。该产品凸显了“灵活快捷、周转使用、随用随贷”的品牌特点，在一定程度上较好地满足了广大农民和农村市场的金融需求，被广大农民接受和认可。“农民自己的银行”形象和小额信贷品牌意识已根植于广大农村及千家万户，这是任何其他金融机构都无法做到的。但随着城乡一体化进程的加快，“三农”的内涵和外延已经发生重大变化，农村需求呈现多元化、多层次化。农信社（农合行）应加大小额信贷品牌和服务方式的创新力度，树立市场营销理念，确立以市场为导向，以客户为中心，进一步开发适销对路的，被市场接受的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产品，以满足客户的需求。

可根据经济环境、地域、经营状况划分三等区域：农村农民区域、城乡半农区域、城市市民区域。针对不同的区域制定不同的信贷政策，实行分类调控，分类管理，有针对地打造特色产品；可以根据目前城乡一体化现状，拓展小额信贷的服务对象，将小额信贷移入城镇社区及中小企业。对市民和中小企业分为：一般、较好、优良、优秀四个等级，按级授信，采取“一次核定、守信守约、随用随贷”的政策；增强和完善银行卡功能，将客户的评级授信，小额信贷的借还、结算、汇兑等综合需求融入银行卡功能，真正做到“凭卡借贷，一卡多能”，增加小额信贷品牌的科技含量。

三、研发新产品，满足不断发展市场要求，按照个性化服务要求，不断创新金融服务产品

品牌产品和特色业务匮乏已成为目前农信社（农合行）亟待需解决的问题。银行品牌是银行产品个性化的体现，也是此银行不同于彼银行的重要标志。在这个金融产品同质化严重的竞争时代，没有本行品牌产品也就没有形象、没有竞争力，不能给客户留有深刻印象。可以说，农信社（农合行）还没有形成自己过硬的品牌产品。

四、服务创新，打造个性鲜明的地方性银行形象

创建学习型企业，大力倡导全员学习风气，强化内功的修炼，培养知识型员工，把企业理念、网点外观、员工素质、规范管理等有机结合，推进社会形象的全面提升，凸显个性鲜明的地方性银行形象。将理念内化于心，外显于行，提高客户的认可度和忠诚度。

农信社（农合行）应开展形式多样、喜闻乐见的活动，强化团体意识，在丰富职工业余文化生活同时寓教于乐，让员工在潜移默化中受到农信社（农合行）企业文化的熏陶。

把员工培训作为一种长效机制，一种福利制度。培训不是只针对某一项知识和技能，也不是只针对某一特定时期，而是全方位的、与事业一起共存的全过程。临柜人员有一张笑脸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有一流的服务技能，能为客户手头资金找到最大的投资组合，而获得这些知识和技能的最佳途径就是培训。

总之，市场不相信眼泪，农信社（农合行）只有从原来的基础上快速转型，摒弃粗放经营的管理模式，转变经营理念，加大产品创新、服务创新和科技创新力度，真正实现由“形似”到“神似”的转变，从而把农信社（农合行）全力打造成农民的银行、市民的银行和中小企业的银行。

第三篇：当前形势下我国面临的风险和挑战

当前形势下我国面临的突出风险和重大挑战(宁化国保大队)

总书记指出，要把维护政治安全特别是政权安全、制度安全放在第一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规定：国家安全工作应当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走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可见，政治安全在我国国家安全体系中占据着基础性、全局性和主导性地位，它事关国家和个人的生存、发展，事关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毫无疑问成为全市国家安全工作的重中之重。

充分认识、深刻领会维护政治安全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保障

我国的政治安全主要指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性质，以及主体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不被动摇。在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要准确把握政治安全、政权安全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极端重要性：

一要立足历史纵深大背景，理解维护政治安全的根本性。中国传统政治文化高度关注政治安定对政权的支撑作用，古人用“安不忘危、存不忘亡”“居安思危”来表达盛世忧国的情怀。党的十八大以来，总书记多次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人民的选择，也是中国历史的选择，必须坚定不移地坚持好发展好。实践证明，坚持和发展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仅需要包括政治安全在内的国家安全提供根本支撑，同时也为促进和巩固包括政治安全在内的总体国家安全提供实践基础。特别在当前我国正处于改革发展的关键阶段，维护政治安全丝毫不容麻痹、不可懈怠。

二要立足依法治国大战略，理解维护政治安全的正当性。近年来，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大背景下，中央加快了国家安全立法进程，初步形成了一套以《国家安全法》为基础的国家安全法律体系。《国家安全法》第15条从正反两方面规定了维护政治安全的具体内容，包括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维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健全社会主义法治。同时规定了防范、惩治任何叛国、分裂国家、煽动叛乱、颠覆或者煽动颠覆人民民主专政政权的行为，窃取、泄露国家秘密等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以及境外势力的渗透、破坏、颠覆、分裂活动。为防范、制止和打击间谍等危害政治安全的违法犯罪行为，《反间谍法》规定了国家安全机关主管反间谍工作，对危害政治安全的各类间谍案件和其他危害国家安全案件进行侦查、处理，切实维护国家政权安全等核心利益。

三要立足防范现实风险大前提，理解维护政治安全的紧迫性。我们必须看到，目前，各种内外风险挑战仍然威胁着我国的政治安全：中国与少数世界大国之间的结构性矛盾依然突出，周边地区热点集中持续发酵，国内外反华势力从未停止对我渗透、策反、窃密等破坏活动；随着社会结构和利益格局的深刻变化，人们的价值观念日益多元，少数群体甚至出现漠视国家共同体的倾向，国家安全能力建设存在盲区和薄弱环节。新形势下突出强调政治安全，就是要让广大人民群众切实增强中华之崛起的自豪感、紧迫感，进而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信念，为维护国家安全特别是政治安全汇聚起强大的人民力量。

深入理解、准确把握维护政治安全与维护其他国家安全要素的辩证关系

总体国家安全观从最初的11个方面到《国家安全法》规定的15个方面，不管国家安全外延如何调整变化，我们要始终准确把握政治安全与其他安全要素的辩证关系。

一是政治安全是国家安全的根本。总体国家安全观把政治安全确定为所有安全要素的核心，既是总结历史经验基础上的科学判断，又反映了在新形势下维护国家政治稳定的复杂性、长期性和艰巨性。历史和现实表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前无古人的重大创举，没有党的坚强领导，没有政治安全这一坚强保障，我国所取得的巨大发展成就不可持续甚至得而复失。政治安全事关国家治乱兴衰，不仅是国家的根本利益之所在，而且是一个国家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必须始终放在首位。维护政治安全就是要通过捍卫和巩固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保持执政党的纯洁性和先进性，增强国家基本制度的生机和活力，为维护国家其他领域安全提供坚强的政治保障。

二是政治安全对其他国家安全因素起决定性作用。在传统安全领域，国土安全和军事安全相辅相成、互为因果。没有国土安全，国家失去了立足之地，国防建设如无本之木必将失去依托。而不能建设一支与保卫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需要相适应的国防军队，国土安全必然面临四分五裂的风险。在非传统安全领域，经济安全在全球化背景下已然成为国家安全的基础，经济主权不仅关系国家的经济发展和风险防范，而且涉及国家政治独立和主权完整。文化安全是确保中华民族血脉不断的根，连同科技安全、信息安全、资源安全、生态安全、核安全等均从不同领域对国家安全因素进行有益的补充完善。但是，没有政治安全的强力保障，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的维护无法组织、无从维持，经济、文化、科技、信息、能源资源、生态、核安全无从谈起，其安全的状态得不到持续维持，其维护安全的能力得不到有效提升。

三是其他领域的安全对政治安全具有反作用。经济繁荣稳定、资源能源可持续利用、生态永续循环，均能够为政治安全提供源源不断的物质基础，国防强大、社会和谐稳定、文化独立自主，能够为政治安全提供坚强的硬实力和软实力保障，科技、信息、核，甚至外层空间、国际海底、极地科学考察，既为政治安全提供更高效的手段，又可以不断拓展维护政治安全的空间领域。因此，其他安全领域的安全状态及维持安全状态的能力对政治安全具有巨大的反作用。

勇于担当、履职尽责维护政治安全，确保我市社会大局稳定

国家安全机关作为维护政治安全，确保地方稳定的一支重要力量，要把履行职责作为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重要抓手。

一要“保核心、保要害”。使国家安全工作与形势发展变化相适应。我们要加强专门机关和各单位的协作配合，紧紧围绕核心要害单位、涉密部位、涉密人员等重点目标，编织一张人防、物防、技防相结合的立体防控网，做到疏而不漏，真正构筑起维护政治安全的钢铁长城。

二要加强情报信息预警。法律明确赋予国家安全机关搜集涉及国家安全的情报信息的职能，全市国家安全机关要切实发挥情报信息职能作用，以防范抵御“颜色革命”、维护政治安全和政权安全为重点，切实做好情报预警，严密防范境外各种势力对我实施渗透破坏、暴恐分裂活动的苗头动向。

三要维护网络安全。在信息时代，政治安全的外延由现实空间扩展到了“网络空间”。我们要深化网络防泄密、反窃密斗争，着力提升全市核心要害部门的信息安全防范能力。加强网络安全监管，建立健全全市互联网监督管理机制，依法严厉整治网络违法犯罪活动。

四要加强国家安全宣传教育。组织实施好第二个“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大力加强国家安全法治宣传教育，扩大宣传覆盖面，提升人民群众的政治安全意识，做到“防范重点在哪里，宣传工作就覆盖到哪里”。

五要发挥人民防线优势。积极探索运用新媒体推动全民国家安全教育，鼓励有条件的单位开展新形势下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政治稳定的理论与实务研究。进一步发挥好12339国家安全举报热线平台作用，对提供重要线索消除重大政治安全隐患的，市国家安全机关依法给予重奖。

第四篇：当前农村形势及问题

徐勇：当前我国农村发展中的突出问题及思考

当前农村发展中的突出问题及成因 解决农村和农民问题的思路

中国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取得的成效最明显。但随着现代化的深入，农村和农民问题又再一次成为改革开放发展中的突出问题。2000年，湖北省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李昌平给国务院领导写了一封信，引起领导人的重视和全社会的关注。这封信的中心思想是：现在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江泽民在视察基层工作中也谈到，基础不牢，地动山摇。朱总理在2001年人大会议上谈到，最担心也是最难解决的是农村和农民问题，主要工作是一增一减，即农民增收与农民减负。农民为什么苦，为什么穷，为什么危险？怎样才能实现农民增收和减负？对此作一些思考。①

当前农村发展中的突出问题及成因

对当前农村和农民问题的估计。有二个基本估计：从过去看，农村发展最快，变化最大；从现实和未来看，农村问题最突出，矛盾最深刻。前者主要表现为绝大多数农民实现温饱，基本达到小康，少数农民较为富裕。后者主要表现为传统农业生产方式没有根本性变化，农村发展后劲不足，城乡差距扩大。在由传统农业社会进入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型时期，农村和农民处于相对贫困化状态。当前有三大突出问题：

（一）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城乡收入差距加大。

经济问题的实质是收入问题。80年代我国农民收入在较低水平基础上有了明显增长。进入90年代以后，这种增长的趋势减缓。特别是城乡差距愈来愈大。1992城乡消费额大致相同。到1996年，农村人口占三分之二，消费额却只有40%。到2000年，这一差距进一步扩大，三分之二的农村人口的消费额只占三分之一。

其原因主要有：

第一，家庭承包制的政策和体制的作用愈来愈小。农村和农民问题的根本是土地问题。农村改革实行分田到户，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实现基本温饱。但家庭承包的局限性十分明显，这就是无法形成规模经营。目前人平不到一亩耕地，农产品主要供自己消费，商品率低。参照发达国家经验和标准，人均耕地1

亩只能维持基本温饱，相当于贫农；10亩可以达到温饱有余，相当于中农；100亩可以达到小康以上的生活，相当于富农；1000亩以上便可以主要依靠农业到达富裕水平。人均耕地少，农产品商品率低，难以扩大再生产是制约农民增收的重要原因。无论是结构调整，还是农业产业化，这一“瓶颈”问题不解决，就难以从根本上走出农村发展困境。

第二，自然和市场的双重风险。“商品是天生的平等派”，但却永远是“嫌贫爱富”。市场化的起点是平等的，结果却是不平等的。马克思曾经说过，“城市本身表明了人口、生产工具、资本、享乐和需要的集中；而在乡村里所看到的却是完全相反的情况：孤立和分散。”在城乡二元结构下，市场化一方面造成人力、财力等各种资源向城市集中。犹如抽血器，如学费。另一方面造成农民的边缘化。农业不再是国民经济的主要支柱，农村和农民在整个国家格局中的地位日益减低，如即使是农业县，其财政收入也主要依靠非农业。农民为现代化提供积累，却承受现代化的消极后果。如仅仅依靠农产品价格剪刀差，1949年到1979年30年内国家就从农村获取达7000亿元的财力。而同期国家对农村的投入却远远低于此数。除了国家的汲取外，还要受到市场的掠夺。粮食紧张实行国家统购，粮食宽余时政府不再承担责任。农资市场价，农产品政府价。朱总理的粮价改革没有取得应有成效。一级骗一级，一直骗到朱总理。由于不等价交换，1996至2000年，农民减少16000亿元，同时保障了城市国有企业的改革。这个贡献主要是中西部地区做出的。但这一贡献处于隐性状态，一般人意识不到，农业省份更是看不到贡献的回报，所以，重视农业成为口号农业，谁重视，谁吃亏。

第三，农民负担呈增长趋势。80年代，农民生活好转有三个原因，一是包产到户，二是风调雨顺，三是轻徭薄赋。1985年，整个国家的农业税才47亿元，80年代中期以来，由于农村税费增加和市场化，农民负担不断加重。仅仅是农业税就高达500个亿，各种税费加以一起高达1000多亿。而各种名目的费更是无底的洞。直接后果是种田不仅不赚钱，还得贴钱。“一个农户1999收支表分析”。1个人耕种1.95亩水田，收入为990元（共收1800斤，政府价100斤55元）。支出：化肥319.2元,农药56.7元,水费94元,代耕费280元,各种税费281元,电费61.6元,农网改造223元。共支出1379元，收支相抵负389元。目前，相当多数的农民收入来自于外出务工。棋盘乡一个乡有25000人外出打工。擦皮鞋1元1双，1个月一般可以净赚300元以上。但城市无法容纳太多务工农民，形成无恒居无恒业的流氓无产阶级，流动人口犯罪率大幅上升。同时造成大量农田被抛荒。

总体上看，少数人富裕（主要依靠工商业），大多数人相当于下中农，少数人贫穷。而下中农是最不稳定的。随时可转为贫农。

（二）市场化程度不高，劳动力转移困难

中国正在发展市场经济，但土地这一基本生产资料没有商品化，不能自由买卖。由于生产规模小，农产品商品化率低。有增长无发展。黄宗智。过密性增长。小商品生产加农业是对农业的补充而没有实现农业的商品化。“伪商品化”。一个重要原因是人口仍然大量堆积在有限的土地上。要从根本上解决农村和农民问题，只有减少农民，即卸载。其出路是工业化，将农民转化为工人。但由于我国工业化程度不高，城市和工业难以消化众多农村人口，只好发展乡镇企业。沿海地区主要依靠乡镇企业。但是乡镇企业有天生的弱点，就是分散，资源浪费，竞争性不强。沿海地区在国有企业尚没有走向市场经济时，依靠灵活的机制实现起飞，内地发展大规模发展乡镇企业没有这一条件，不仅没有能促进经济发展，反而成为包袱。目前乡村两级财务的很大一部分都来自于乡镇企业的跨越式发展。由农业溢出来1亿5千万以上剩余劳动力。城市无法消化。这种流动人口是社会不安定因素。如果切断了农民与土地的联系，农民就会失控。贫民----流民----难民-----暴民。但承包地实际上是农民的最后一道保障。轻易不能变。目前，1.5亿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为什么没有1500万下岗工人问题严重,主要是农民有一块土地作最后的保障。这样就形成悖论。要提高农民收入，就要实现市场化和规模化经营，这必然要求改变土地家庭承包制；而这又会造成大量农业人口无法消化。

（三）乡村财政危机，基层政权不稳

财政，财是政的基础。目前，乡村财政十分困难，基本都为负债经营，处于破产边缘。主要原因是：

其一，现有国家管理和财政体制。国家管理必须付出成本。在现代化中，国家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将处于边缘地位的农民纳入国家体系中来。在中国更为突出。如计划生育、各种达标等形成的“压力型体制”。国家管理必须付出成本。但在现行管理体制下，国家管理成本由基层政府和农民承担。政府人员工资及行政开支、学校教师工资及行政开支及各种费。而机构的不断自我膨胀具有惯性。人民公社时期只有1个正乡级，现在至少有3到4个。湖北还将政协下沉到乡镇。汉川市平均每个乡镇180人，有的高达400多人。特别是实行分税体制后，好的税源逐级上收，中央集权，造成基层财力空虚。胡鞍钢写《中国国家能力报告》根本不了解中国国情。中国财力大了，农民没有得到好处，大多投入城市。如国庆50周年，仅仅一个北京市就投入1000多亿。为申办奥运会，又要不下1000亿以上。如果把这笔钱用于农村可以解决很多问题。

其二，基层干部的“搭便车行为”，乡村干部与村民的脱节。管理层次。集体主义意识被市场化行为取代。一是应有的报酬，二是借政府名义。村干部补贴却成了固定工资。成为一个特殊利

益阶层。村干跑步。“一身酒气，两袖腥风”。国家权力的内卷化，机构增长，效率降低，成反比。治理成本进一步增加。

大量的管理成本和基层干部的“搭便车”使农民负担不断增加。特别是引起农民不满。国家的事情要农民出钱，农民交的钱并没有为农民办多少事，在村民自治条件下合法性受到怀疑。在家庭经营条件下，农民以种种理由不交，乡村干部收不到钱。方式：强迫，恶人治村；依靠罚款，计划生育；借债。黄梅一个镇平均一个村30万。汉川市629个行政村，有91%的村负债，总债务达1亿多。后果：种田赔钱，农民外流；信用危机，1999年湖北浠水4171人（1053户）农民联合状告乡政府。人民政府却成为人民的被告；农民反抗，江西、湖南等地多次发生恶性事件。如江西数万农民冲击乡政府，湖南省许多地方自发组成减负会，带头人主要是转业军人和外出打工者。2001年2月7日，湖北省利川讪数百人冲击镇政府，318国道被堵。出于稳定考虑，三令五申，减轻农民负担，但实际问题没有解决，乡村干部有难处，乡村干部队伍进一步不稳。走读干部。政权“虚化”。如果只是少数干部，属于个人品质，如果是多数人行为，属于体制。

解决农村和农民问题的思路

进入21世纪，农村和农民问题成为制约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瓶颈”。1975年四届人大周总理提出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设想，看来，农业现代化已不可能。中国科学院最近搞了一个各省份进入现代化的时间表，虽然不准确，但可以看出，越是农业省份，进入现代化的时间排在越后。在现阶段，解决农村和农民问题，主要内容是农民增收和减负。

一是农村微观经济组织形式创新。中国改革是从微观改革开始的，活力来自于微观社会。包产到户实现了农民与土地的联系，激活了农村的内在活力。但包产到户只是土地经营权的转移，没有解决传统农业生产方式问题，即农业仍然依靠的是简单劳动与土地的结合。我们常说以世界7%的耕地养活了21%的人口，但没有注意到我们是以占世界40%的农民才养活了21%的人口。所以，我们只能是农业大国，而不是农业强国。如以色列是农业小国，却是农业强国。10多万人口务农，不到我们一个小县的务农人口，却每年出口农产品14亿美元。将土地归还巴勒斯坦后只能开赌场。要实现传统农业经济向现代农业经济的转换，变农业大国为农业强国，必须将资金、技术、知识、管理等现代生产要素吸引到农业中来，与土地、劳动等传统生产要素进行最优化配置。而要使这些要素进入农村，就必须使其具有资本的性质，即有增值的可能。要实现增值，就必须扩大生产规模。现有家庭承包对土地的分割使规模难以扩大，没有规模就没有效益；没有效益就没有资本的投入。为此，在家庭承包不变的情况下，可考虑将土地的承包经营权作为资本加以转让，将土地向种田能人或

农业经营者集中。原有农户转让经营权参与分红或者有偿转让。这种转让是有限的，农户可以按合同收回经营权。这种农业我称之为资本农业，即以市场为导向，以资本为纽带，引入现代生产要素，激活原有生产要素。以此改造微观经济。如我省的赵发所，成为“红色庄园主”。如他的6000亩美国黒了都收获，就可以成为亿万富翁。

二是农村税费改革。在传统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中，仅仅依靠农业自身是难以摆脱农村困境的。因为，在现代化进程中，农业是弱质产业，农村是弱势社会，农民是弱者群体。没有国家的支持和宏观环境的改造，农村和农民问题难以得到妥善解决。这正是近几年农民负担居高不下的重要原因所在。所以，国家下决心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被之为农村“第二次改革”。其内容主要是费改为税，适当增加农业税的比例，取消各种收费。即朱总理讲的农业税由原500个亿，增加到700亿，将原收取的1200亿降到700个亿左右。税费改革从总体上有利于减轻农民负担，规范税费征收，缓和农村干群矛盾。但这一改革也有局限性。

其一，国家只是减负，没有增加对农业的支持和投入。农业的弱质性天然需要国家的保护和扶持。WTO谈判最艰难的就是农业保护。受制于农业利益集团的压力，各发达国农政府都对农业有保护措施。如法国农民经常将剩余农产品堆到政府门口。美国农业十分发达，但也要给农民以大量补贴。中国农民在这一方面可以说是非常善良的。但所获得的保护和支持却十分有限。WTO谈判的焦点集中在对农业补贴。龙永图说，“这绝对是选了题目”。因为根据WTO规则，发达；国家对农业补贴为5%，发展中国家可以达到10%，而我们只有2%，如果扣除农业税收，农业补贴实际是负数。所以，中国不仅要进一步减少农业税，还要更多地向农业投入。其重要方式是向城市收取工商税和个人所得税，返哺农业。国家的投入与补贴要远远高于收取的农村税费。如清朝康熙乾隆提间就实行过各省轮流免赋的政策，从而出现了所谓的康乾盛世。

其二，税费改革如果没有相应的配套改革就无法取得应有的成效。税费改革只是改革了征收方式，并没有改革需要税费供养的机构和人。机构和人的存在，还会以新的方式收取。安徽是农村税费改革的试点省份，实行税改费不久，一些地方擅自开征“人头税”（个人所得税），收不到就办“学习班”。自如正在进行的河南省税费改革从理论上可减少23亿元。但全省2145个乡镇，财政供养110万人，平均每个乡镇超过500人。还有众多的村组干部。如果不把人减下来，23亿无是难以真正减下来的。我认为，税费改革必须加以配套。一是作为公共管理和乡镇机构和提供公共产品的学校应该由国家财政统一支付。二是在合并乡村的基础上，随着村民自治的发展，逐步将乡镇政权改为乡镇公所，成为县级办事机构，主要负责收税、治安等政务活动，而不再直接管理经济。三是加强村级民主政治建设，“一事一议”，有多少

钱办多少事。村内事务由本村负责。

总之，农村和农民问题是一个重要问题，但问题本身不在于农村和农民。需要国家高度重视，有效解决。否则每个人的幸福生活都得不到有效保障。因为你要时刻着治安！

第五篇：当前农村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面临的形势

当前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面临的形势

一、农村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形势严峻、任务艰巨 一是当前乡镇干部和村组干部认识不高。经常认为基层组织权小钱少，不会发生腐败问题，即使有也是小问题，不会影响大局。二是村组干部普遍素质不强。对会计、法律、经济发展等领域缺乏业务能力，工作方法简单粗暴，决策拍脑袋，干事拍胸膛，有责任拍屁股的现象在部份农村干部中依然存在。三是村组干部享乐之风蔓延。四是农村腐败问题危害直接。农村腐败问题不论大小直接危害农民利益，影响党和政府的现象。五是对村组干部监督难度大。监督人员产生难；村级监督机构的后勤保障难（尤其是资金保障没有明确规定）；监督手段相对单一；乡镇一级的纪检监察力量薄弱。六是历史遗留问题处理难。许多问题是多年以前产生的，可能在当时符合政策，但随着社会发展，一些矛盾、当时政策的盲点、现象政策的不连续性逐步暴露出来，引发长期社会矛盾。

二、纪检监察队伍自身建设面临新挑战

一是当前由纪检监察机关牵头、协调的问题太多，牵涉精力太大。二是县内办案人际关系复杂，面临社会压力大，取证工作比较难，应探索建立异乡、异县办案制度。三是高科技手段作案明显增加，网络化舆论引导、合理利用难度大，加大培训力度，提高办案高科技能力，改进办案装备势在必行。四是纪检监察体制有待于进一步理顺。

二、纪检监察队伍自身建设面临新挑战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各项制度的逐步完善，工作流程的日渐规范，要求纪委参与、牵头、协调问题也越来越多。同时，县内办案人际关系复杂，社会压力大，违规违纪手段越来越隐蔽，高科技作案比例明显增加，网络化舆论引导、合理利用难度大，取证工作困难。而县级纪检监察机关人员、装备、办案手段与反腐倡廉的新任务、新要求还有一定差距。因此我们建议进一步理顺纪检监察体制，加大业务培训力度，及时更新、提高办案能力，改进办案装备，探索建立异乡、异县办案制度。目前，县纪委采取“上得来 下得去” 以干代训的形式全面加强基层纪检干部队伍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