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F境下农民人权法律保障机制的完善 20080616
和谐语境下农民人权法律保障机制的完善
刘 安 华
（湖南文理学院法学院湖南常德415000）*
摘要：农民是我国最大的社会群体，尊重和保护农民人权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法治是农
民人权的根本保障。加强农民人权保障，促进和谐社会的构建离不开法治的推动。应当通过
完善农民人权代表和表达机制、农民人权立法保障机制、农民人权司法保障机制、农民人权
行政保障机制来强化农民人权的保障。
关键词：农民人权；和谐社会；法律保障
□ 中图分类号D920
On Perfecting Legal Protection System of Peasants′Human Right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Harmony
和谐社会是尊重和保护人权的社会。近年来，我国农民人权及其保障问题受到了社会各
界的广泛关注，农民人权的保障程度在整体水平上得到了提高。但是,和谐社会所要求的公
平、公正和平等对待在农民身上尚未得到完全体现，农民应该享有的人权诸如劳动保护权、选举权、受教育权、社会保障权、自由迁徙权等，要么被忽视，要么没有与别的阶层一样被
法律进行同等保护。我国农民人权保障之所以存在不足，其主要根源是法治的缺失。加强农
民人权保障，促进和谐社会的构建离不开法治的推动。法律自身具有的规范性、明确性、利
导性、国家强制力的保证性等特性,决定了它能比道德、政策等其他社会规范在某种程度上
更具有维护社会稳定和促进社会发展，有效地实现调控现代社会关系的优势和价值。法治在构建和谐社会与保护农民人权中将起到至关重要和无可替代的作用。从国外的经验看，不少
发达国家和地区在应对“三农”问题上，都有比较健全的“三农”立法和严格执法司法，注
重法治治农手段，促进和保障了“三农”良性发展。因此，在我国和谐社会建设中，必须完
善农民人权法律保障机制。
一、完善农民利益代表和表达机制
一个国家和社会,其成员组成都是多层次、多阶层的，每一层次或阶层的社会成员往往
有着共同的利益追求。为了保护自己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最好的办法就是这一阶层的社
会成员组织起来，以组织的形式同国家和社会发生各种联系。其组织形式越完善,组织力量
越强大，其利益保护就越有效。在当今社会，一个社会群体有没有自己的公民组织，会显现
出巨大的利益差别。在现代社会，对弱势群体保护的有效手段之一就是建立自己的利益代表
与表达组织，例如美国农民有农民协会、农民联盟和农场局三大团体，日本则有全世界最大的全日农协联盟，台湾有被联合国和东南亚不少国家奉为楷模的台湾农会。这些组织都向其
成员提供经济、教育服务。但是它们最主要的功能是谋求有利的立法，通过与立法人员的联
系来谋求符合自己意愿的立法。在立法上对农村利益集团的损害,最终会导致对整个社会的损害。农民要维护自己的利益，关键在于利益表达。在我国，代表工人、妇女、青年人的法
定组织分别有工会、妇联和共青团。此外，尚有各种各样的社团和协会。这些群众组织能在作者简介：刘安华（1967—），男，湖南邵东人，讲师，法学硕士，研究方向为法理学。
基金项目：本文为湖南省教育厅一般课题“和谐社会建构中的农民权利及其法律保障问题研究”的成果。
课题号07C46
2一定程度上保护该社会成员的利益。中国农民缺少自己的代言机构，自我保护能力弱，农民既无法保障自己的权利，也无法影响国家的政策和行动。由于缺乏自己的利益代表与表达组织，农民没有城镇居民所具有的那些参政、议政的机会与场合，政治权利被边缘化。农民缺少参与政治的渠道和具体形式，导致农民参政能力弱化，农民基本上是现实政治的被动接受者，而不是积极参与者，在政治决策上也就顺理成章地被忽视，农民的政治地位和政治权益逐渐失落，面对现代政治国家中不法权力的侵害，农民难以抗衡，权利不断受到伤害。
外国经验值得借鉴，我们可以尝试建立以农民自治为主体的乡村农民组织制度，着手组织农会或其他社会中间组织，形成农民自己的利益代言人。农会组织在性质上应当同城市中的妇联、工会等群众组织一样，拥有同等的政治地位，并发挥出促进经济发展和维护社会稳定的积极作用。通过这类农民利益代表与表达组织，反映农民的要求与心声，加强与政府的沟通和对话，用制度方式消解社会矛盾，避免酿成农民与政府的大规模冲突，从而使农民在权利保护方面获得更多的支持和力量。
二、完善农民人权保护立法保障机制
要真正地实现人权保护，立法是前提，人权没有变成可执行的法律，人权保护只能一句空洞的口号。“法是善和正义的艺术”。[1]必须从立法层面上以公平、正义的理念去完善农民人权保护的法律体系，为构建和谐社会打下坚实的基础。
首先，要完善农民人权的宪法保障。宪法历来被称为人权保障书，人权的实现和保障离不开宪法和宪政制度。赋予农民以真正的宪法关怀,是保障农民人权的终极选择。迁徙自由是现代国家公民权利的重要内容。1998年我国政府签署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就明确规定了迁徙自由的权利。现在世界各国普遍赋予公民居住和迁徙自由权,全世界只有中国、朝鲜和贝宁三个国家实行严格的户籍制度。要给予农民“国民待遇”，使农民工享受同等的劳动权益和就业机会，使农村和城市居民同等享有义务教育、土地、选举、迁徙、社会保障等国民权利。中国应顺应历史潮流,改变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格局，加快户籍制度改革步伐，尽快与国际通行做法接轨，以批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为契机,将公民的“迁徙自由权”纳入宪法修正案，为公民的迁徙自由提供宪法依据。同时建立相应的法律保障机制。严格按照迁徙自由原则设立户籍制度，取消对户口迁徙进行行政审批，要将户口行政审批制度改为迁徙登记制度，使“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只具有统计意义，从根本上改变人口迁移方式，形成国家立法规范、社会经济调控、个人自主选择的迁徙调控新格局，将居住和迁徙权纳入到公民意思自治的范围。同时通过司法审查的方式推动制度的变迁。作为人权保障的宪法，在内容上应该突出对农民这一社会群体的特殊保护。尤其是在平等权方面，更应当明确加以规定，以改变目前农民平等权欠缺的状况。国际人权公约关于平等保护、禁止歧视的内容详细而明确，我们在宪法中应加以借鉴吸收，把平等权详细阐明于宪法之中，在法律上还农民以真正平等的权利。
其次，要完善农民人权的具体法律保障。我国的立法结构按从高到低的层次分别为：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规章、规章以下规范性文件。低层次的法律规范如果与高层次的相抵触，就不具有法律效力。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一切法律、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因此，法律无论何时都需遵守最高规范，与宪法相抵触者必须被确认为无效。在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新世纪，我们的立法部门绝不应再制定出类似1958年户口登记条例之类削减公民权利的法律来。被制定出来的法律，应该是积极落实公民的宪法权利，至少不能克减公民的宪法权利。完善农民人权的具体法律保障要求立法要以农民人权为本位，切实保护农民人权。保护农民权利的立法应包括农民经济权利、政治权利和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内容。对于涉及农民基本权利的重要问题必须以立法的形式加以规定。要尽快填补农民人权立法空白, 提高立法层次，不断修改、完善现有的法律法规。当前要加
强涉及农村基层政权组织建设、农业问题、土地问题、承包经营问题、土地流失问题、乡镇企业问题、农民社会保障和社会保险问题等方面有关农民人权保护内容的立法，应明确地赋予农民以土地权利为核心的财产权利，赋予其平等的社会地位与平等的社会权利，尽快形成一个保障广大农民在政治上实行民主自治管理，在经济上实行独立自主生产经营，在生活上达到稳定有序、安居乐业的法律体系。
三、完善农民人权司法保障机制
有权利必有救济，否则权利不过就是一句空话。当权利的侵害切实发生时，一种强大有力、健全完整的救济机制将是必然的选择。所以，给农民的权利以制度保障尤为关键。宪法作为公民权利的保障书，如果宪法权利没有得到具体法律的落实，司法机关又不适用宪法条文作为判决依据，权利保障无疑便成为一纸空文。宪法的根本性和最高权威不应只体现在它自身所作的宣告上，而更应体现在它是公民权利保护的根本手段和公民权利救济的最后措施上，体现在它可以作为审判机关维护正义的最后依据上。由于我国宪法缺乏现实约束力，当公民或单位的宪法权利受到侵害时，无法依据宪法提起违宪诉讼，请求国家机关对自己的宪法权利作出保护。这种状况说明，目前我国宪法缺乏一个切实有效的宪法诉讼制度。因此，建立一个真正有效的宪法诉讼制度成为必要。宪法诉讼制度建立后，当农民的宪法权利遭受侵害时，就可以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寻求司法救济。
完善农民人权司法保障机制需要确保司法公正。司法公正是维护农民人权的制度保障底线。公正是司法的生命。一旦司法公正受到怀疑,社会公正便荡然无存了。英国思想家培根指出：“一次不公的判断比多次不平的举动为祸尤烈。因为这些不平的举动不过弄脏了水流，而不公的判断则把水源败坏了。”[2]司法公正,既包括实体公正，又包括程序公正。要尊重司法规律,以解决制约司法公正和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为重点推进农村司法体制改革。强化农村基层司法机关建设，切实推进执法规范化, 同时采取措施缓解农村基层司法机关人员、经费紧张状态,真正将农村基层司法机关建设作为整个司法系统建设的重中之重。实行司法公开特别是审判公开，接受社会监督，提高审判活动的透明度；尽力解决好争议比较大、农民群众上访的案件，以减少农村不和谐的社会因素等。
完善农民人权司法保障机制需要建立健全农民法律援助制度。法律援助机制的本质是保障人权，实现社会公平。我们要建设的和谐社会，应该使全体人民共享社会进步的成果，如经济资源以外的其他社会资源的公平分配，其中包括法律服务资源的分配。当前，农民不仅在经济成果的分享方面处于弱势地位，在包括法律服务资源在内的其他社会资源的分享方面同样处于弱势地位。要建立健全农民法律援助制度，保障农民人权，实现社会公平。建立健全农民法律援助制度，首先必须完善现有法律援助机构，加强其对农民法律援助的职能。现有的专职法律援助机构和其他社会团体提供的法律援助应主动给农民以更多的关注，即变被动服务为积极主动服务。其次要建立专门面向农民的法律援助机构—农民法律援助中心。农民法律援助中心的主要职能是面向全体农民，为他们提供法律咨询、代拟法律文书、非诉讼调解、提供法律性指导意见等法律援助，并为经济贫困的农民进行免费刑事辩护和刑事代理、民事诉讼及行政诉讼代理。
完善农民人权司法保障机制还必须建立健全农民司法救助制度。获得法律援助只是贫困农民能用法律来维护自己权益的第一步，这还远远不够。进入诉讼程序后，高昂的诉讼费用也往往使很多农民不得不放弃打官司，所以还需要审判机关司法救助制度来帮助贫困农民。要在现行司法救助制度的范围中增加关于农民司法救助的规定，对所有涉及农民根本利益的诉讼采取减、缓、免交诉讼费的救助措施，明确规定农民得到司法救助的条件，能让确实贫困的农民得到司法救助的实惠。加大对司法救助制度的宣传，特别是偏远农村，一定要通过多种手段让农民知晓司法救助制度。法院应进一步健全完善相关司法救助制度规定，要注意
加强与法律援助的衔接、配合，加强与法援机构的联系沟通，对已经接受法律援助的当事人应在形式审查后直接给予司法救助，不必双重审查。各级政府要加大对法院的经费支持力度，确保法院不因减免诉讼费而影响获得各项经费的数量。要把法院的司法救助费用列入财政预算，确保法院办公经费。同时要积极开展农村普法教育，增强农民法律意识。只有提高广大农民的综合法律素质，增强他们的法律意识才是保障农民人权的最根本因素。
四、完善农民人权的行政保障机制
政府是社会秩序、社会和谐和社会公正的守护者。政府行政权力涉及经济、政治、文化和其他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依法行政能否以公平正义为价值尺度，调整社会关系，平衡社会利益，整合社会资源，维护社会秩序，达到建设和谐社会的目标，直接关系到构建和谐社会的成败。构建和谐社会的消极因素主要自政府公共权力在农村的非理性运作。在构建农村社会和谐的过程中，农民人权能否得到保障，取决于政府公共权力是否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行使。必须使政府的公共权力在法律的范围内行使，强化政府对农村的公共服务和公共管理的职责，为农村、农业和农民提供一个公平的博弈平台。
当前我国实行的是一种“压力型”政治管理体制,农民在这种体制下缺少权利。这种“压力型体制”将政府确立的经济社会发展的硬指标层层分解下达给各级政府,并把指标的完成情况作为考核官员政绩的重要指标。处在行政体制末端的乡镇政府,为完成各项行政任务,不可避免地会凭借行政权力,利用行政手段，把这种压力传递给每一个村庄,落实到每个农民身上,使农村始终处于压力型体制的控制之中,排除了农民分享经济政治社会权利的任何可能性。[3]要改革当前的“压力型”政治管理体制，确立政府权力的边界,将地方政府的职能界定在为农民的自主发展权提供制度性保障,为农民财产权利提供法律保护，搞好农业发展规划,推进农村社会保障,协调和解决农村的利益矛盾或冲突等的范围内,为农民自主自立发展提供广阔的制度空间。
在和谐社会建设中，必须改革政府对农民的治理理念和体制，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尊重和保障人权,保障农民平等主体地位。建设法治政府，就是要求行政机关自觉运用体现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法律管理国家事务、经济文化事业和社会事务，按照合法行政、合理行政、程序正当、高效便民、诚实守信、权责统一的要求，做到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违法受追究、侵权要赔偿。法治政府的具体目标是建设守法政府、廉价政府、诚信政府、透明政府和责任政府。[4]守法政府是法治政府的首要目标。在法治社会，善意不等于合法。执政为民,体现了目标的正当性，但其实现还必须谋求手段和程序的合法性。政府守法，要求政府机关及其公务员必须养成尊重法律、崇尚法律的观念和习惯。政府守法，要求政府坚持无法律即无行政和法无明文禁止即公民自由的法治原则。政府机关只能基于宪法和法律所赋予的权力并在其范围内实施行政管理，对宪法和法律没有赋予的权力不得自行创制、行使或规制公众的行为。法无明文禁止即公民自由,是一个基本的人权原则。它意味着只要法律没有明文禁止，公民就可以自由地作为或不作为,不受政府机关的任意干涉。法治政府还要求政府是厉行节约、降低行政成本的廉价政府、诚实守信的政府、阳光下的透明政府和权责统一可问责的责任政府。建设法治政府，以法律约束公共权力，可以有效地防止行政权对农民人权的侵害。
参考文献
[1]张文显.法哲学范畴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204
[2] 培根.培根论说文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58：.193
[3] 生秀东.农民负担与农民权利的关联思考[J].中州学刊,2003(1)：35
[4] 叶必丰.法治政府的建设目标[N].光明日报,2004-1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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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浅析网络直播平台下直播带货法律规制的完善建议
浅析网络直播平台下直播带货法律规制的完善建议
一、网络直播平台下直播带货行为概述
当下，关于直播带货行为的定义，虽无统一说法，但是主旨意思相同。直播带货行为是指在网络直播平台下，网络主播所实施的对商品性能、质量、款式等进行近距离品展示、咨询回复、导购等的一种新型商品销售模式。直播带货是一种新媒体电商形式，它具有以下特点：首先，它结合了线上线下销售模式的优点，实现了线下销售与顾客实时交谈，线上销售顾客流量大的优势。其次，直播带货销售的商品优惠力度大，与在线销售平台如淘宝、京东相比，直播带货突出的一大特点为商品的优惠力度大，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在商品的价格方面，直播带货销售的商品价格优惠力度会比较大，商家通常会发放大量的优惠券，刺激消费者的购买欲望。第二，直播带货这种模式下，购买商品的同时常常会附带优惠赠品。最后，主播带货节约了消费者的时间成本。在直播平台下，主播会就某一特定商品进行展示，而不同于线上商铺如淘宝店铺等的让消费者在广泛的商品范围中进行选择。主播在直播销售中充当的角色不同，其法律地位也有所不同。通常，直播带货销售模式具有以下几种类型：第一，主播是带货主播的同时，又兼具商家的角色。如网铺店主为自家商品进行直播销售，其行为受到《电子商务法》《广告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约束。第二，经营者的员工基于职务行为而实施的直播带货。这种情况在电子商务平台如淘宝、京东等较为常见。带货主播基于职务行为而进行直播销售，此种模式下，通常利用的不是主播的影响力，对于此类主播法律地位的界定为职工，根据相关法律的规定，其所实施的职务行为所产生的法律后果应由其雇主承担。第三，主播和商家签订委托合同，通过直播讲解推荐商品，采用由商家支付一定的报酬或者是从销售额中抽取一定的比例作为报酬的结算方式。这种行为模式是目前最普遍的。在此种行为模式下，商家一般是看重主播的影响力而委托其推销商品，带货主播利用自己已经形成的影响力对商品做出推荐。如李佳琦带货等。
二、网络直播平台下直播带货法律规制的缺陷
（一）法律责任主体辨识困境
对于各方主体法律地位的界定是准确适用法律以及消费者正确维权的前提。但是我国目前对于法律责任主体的确定尚不明确，在适用法律上存在“法律适用竞合”等问题，导致司法领域适用法律混乱、消费者难以找到对应责任主体等窘境的产生。首先，在第三种模式中，即主播代销模式，主播的身份和销售者发生分离，主播接受销售者的委托，以其个人名义在直播平台上对商品进行推销售卖。这是直播带货最常见的形式。在此种模式下，存在争议的是主播是否属于广告代言人?持肯定论的学者认为，根据我国《广告法》第二条，广告代言人在广告中以自己的名义对商品或者服务做推荐。而带货主播大多都拥有一定范围的影响力，通过和商家签订委托合同从而为商品做出推销售卖服务，对商品进行宣传和介绍，刺激消费者购买欲望。故此应将直播人员的法律地位定义为广告代言人。持否定论的学者认为，广告代言人是以自己的形象扩大商品的宣传效应，目的是提高商品的交易量，其所获得的报酬与商品销售额无关。虽然主播也是以自己的形象扩大商品的宣传效应，但是主播会直接参与到商品的交易之中，其所获得的报酬大多与最终的商品销售额有关。故此，不宜将主播认定为广告代言人。在常规的直播带货模式中，虽然商品销售者和主播身份分离，但是在适用法律的层面，由于主体的法律属性不明，对于责任主体不知道是适用《广告法》还是《电子商务法》等进行规制。主体责任不明确，这也是当下直播电商销售模式中所暴露出来的法律责任主体辨识困境。其次，在第一种模式中，即商家直播模式。销售者和带货主播属于同一主体。在此种情况下，主体的身份产生了竞合。对于销售者而言，当下我们主要是适用《电子商务法》《产品质量法》等进行规制，承担的责任范围较大。单纯针对主播而言，如将主播界定为广告代言人，根据《广告法》第五十六条的规定，广告代言人只有在涉及消费者生命健康的商品、服务或者主观上存在恶意的情况下才可能同广告主承担连带责任，其所承担的责任范围较小。最后，第二种模式中，即员工直播模式。经营者在直播平台注册，委托其员工在平台上宣传推荐商品。此种模式常见于淘宝、京东等电商平台。由于员工通常并非利用自身的人气影响及个人身份推销商品，只是基于职务要求，在直播间对商品展开推销，因此一般应视其行为是职务行为，主播行为按照其与销售者之间签订的劳动合同规制即可。这种模式在实践中的法律适用问题不大，因此不做过多阐述。
（二）准入门槛过低，导致大量主体涌入
我国目前直播带货行业的现状是，各大直播平台的主播带货准入门槛过低，导致大量主体涌入，弊端是直播销售的产品质量参差不齐，出现了假货、劣货的售卖现象等。当下我国直播电商领域对于带货主播的准入资格都有所要求，但是在准入资格的限定上都有所宽松。本文分别以淘宝和抖音两大行业巨头为例，展开论述。首先，在淘宝平台上，淘宝店铺入驻直播需符合基础营销规则和综合竞争力的要求，会从店铺的综合数据进行校验，包括不限于店铺品牌影响力、店铺dsr（卖家服务评级系统）动态评分、退款纠纷率、店铺违规等数据。并且对于以上准入标准是系统自动进行校验。其次，对于诸如抖音类短视频平台的直播带货准入资格则更为简单，主要是以流量作为准入标准。只要满足以下条件，就可以实施直播带货：进行实名认证，缴纳保证金500元，以及个人主页视频数大于等于10条和账号粉丝量大于等于1000。通过以上对直播平台准入条件的列举，我们可以看到各大平台对于主播带货的准入资格都关注于主播本身的条件，粉丝流量作为其准入资格的关键衡量指标，但忽视了对主播进行宣传的商品本身质量的关注。并且，对于各主播而言，达到额定的粉丝数据并不困难。准入门槛过低，导致直播带货行业水平参差不齐，无法提高销售者对于直播售卖商品的信任度，消费者权益侵害率增高，对于该行业的发展无疑造成了阻碍。
（三）消费者维权困难现象突出
首先，通过调查表明，37.3%的消费者在直播购物中遇到过消费问题，其中有23.7%的消费者遇到问题并没有投诉。对未投诉原因进一步调查发现，消费者觉得投诉处理流程复杂或时间成本过大，占比达18.1%。认为“投诉也没有什么用”占比16.8%。可以看出，在直播带货的场景下，消费者的权益并未得到有效保护。其次，直播带货具有传统电子商务的弊端，即无法真实直观地感受商品。不同在于，主播对于购买货物的煽动性更强，消费者产生冲动消费的欲望更加强烈。冲动消费的同时，通常不会考虑到售后问题，缺乏对原始交易数据、交易过程相关信息证据的保留，导致在维权的过程中，产生“举证不能”的窘境。同时，在直播带货中，通过上文的分析，主播的身份具有综合性特征，导致在适用法律规制时消费者无法准确找到有关的责任主体进行维权。这无疑为消费者维权增加了一道门槛。
三、网络直播平台下直播带货法律规制的完善建议
（一）规范责任主体的法律地位界定
在当下尚未出台专门的法律规定直播电商主体的法律地位属性的情况下，我们需要明确各方主体的法律地位，从而保证法律适用的准确性。根据行为内容不同，对于直播带货主体的行为，我们可以分为广告行为和销售行为，前者主要是适用《广告法》进行规制，后者主要根据《电子商务法》等进行规制。按照行为分类的不同，主体所具备的法律身份也有所不同。第一，在广告行为中。首先，主播接受商家的委托进行产品宣传销售，那么带货主播是否应界定为广告代言人?这需要分情况予以讨论。一是上文所说的第二种模式，即商家和主播之间是职务关系。主播并非是利用个人名义对商品进行推销，而是基于职务行为对商品进行介绍；消费者对于商品进行购买的原因通常是基于对店铺的信任以及对商品的喜爱，主播个人形象或名义在消费者对于商品的选择上影响极小，此时主播的法律地位类似于线下的商品导购员。二是主播以个人名义进行直播带货。在直播销售的过程中，主播利用其在网络社群中的影响力和信赖度，为他人推荐宣传商品或服务，在推销商品的过程中，会用个人语言魅力对产品进行美化，消费者通常是基于带货主播对商品或服务的推荐而进行的购买。此时主播的法律地位应属于广告代言人。此外，如果对于商品的整个宣传内容都是由主播设计，那么此时带货主播还身兼广告经营者的地位。其次在商家和带货主播为同一主体的情况下，那么其角色不只是广告代言人，还包括广告主。其所应承担的责任范围也将有所扩大，还应承担广告主的义务。第二，在销售行为中。争议焦点在于直播平台是否为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对此问题，我们需要分直播平台的属性进行讨论。首先，当直播平台为专门的电子商务平台时，如淘宝、天猫等，那么其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的法律地位毋庸置疑，直接适用《电子商务法》进行规制。其次，当直播平台为短视频平台时，如抖音、快手等。根据《电子商务法》第九条规定，电子商务经营者是专门从事销售商品或者是提供服务的主体，而短视频平台大多为娱乐平台，通常属于网络服务提供者。但是，主播的带货行为使得该类平台具有盈利性质，此时对于平台的法律地位界定发生改变。根据《电子商务法》的规定，发布销售商品或提供服务的信息，并不是构成电子商务平台的充分条件。如果直播平台只是发布主播推荐的商品信息，不具有订单管理等撮合交易的服务功能，用户点击主播发布的商品信息链接后，跳转到其他电子商务平台才能下单交易，那么直播平台提供者的法律地位不宜界定为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应界定为一般的网络服务提供者。如果平台提供者与商品销售者产生入驻平台的合作关系，在平台内为交易双方提供订单管理服务，则属于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此时适用于《电子商务法》中有关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的规定进行规制。
（二）明确主播准入资格，建立从业考核机制
第一，应提高主播的准入条件。首先，对于主播的准入年龄，应与我国《民法典》所规定的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的年龄相对应，以确保其能够在直播电商领域承担民事责任、民事义务和享有民事权利。其次，对带货主播进行信用等级评价。各大直播平台，对于主播带货应制定相应的主播带货信用等级评价机制，并且明确规定未达到相应等级的主播不允许其实施带货行为。信用等级的考核可以从主播直播间的投诉量、主播在平台的交易情况等方面入手。第三，缴纳保证金。虽然当下的某些直播平台在准入资格中有此条件，但是缴纳的保证金数额过低，不足以对主播起到相应的“威慑”作用。直播平台应根据主播在直播间进行带货的商品价值的评估，对保证金的缴纳进行分级管理，针对不同类别的商品制定不同标准的保证金缴纳数额。第二，在对主播开放带货功能之前，直播平台应加强对主播的培训，促使其学习相关法律知识。在法律知识方面，应加强主播对直播电商领域相关法律的了解，使主播明确自己所处的法律地位、应该承担的法律义务、违反相关法律义务后所应该承担的法律责任。如注重对主播在直播过程中不侵犯他人知识产权、隐私权和禁止实施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法律知识培训等。第三，直播平台应建立主播从业的考核机制。在主播完成准入培训之后，直播平台应对主播进行考核，考核可以采取在线答卷的方式进行。只有通过该考核的主播，才可以在直播间进行商品销售。
（三）建立维权帮扶机制，严格信息披露义务
通过上文的阐述，我们可以看到，消费者没有进行维权的主要原因是因为维权成本过高。首先，直播平台应建立售后服务平台，消费者可以通过直播平台的售后服务机构进行维权，由直播平台对违规事件进行处理；并且直播平台掌握了更多有关主播和商家的信息，由其进行维权事件处理更加便捷和效率。其次，各大直播平台可以在其相应的公众号中加入直播带货消费者投诉版块，通过公众号的方式受理消费者投诉事件，可以增加消费者维权的积极性，降低消费者对于维权成本过高的担忧。最后，可以要求主播或者商家根据售卖产品等级，缴纳质量保证金或者购买“直播产品质量险”，以保证消费者权益的实现。此外，直播平台还应要求主播和商家严格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直播平台应要求主播披露涉及直播带货过程中的有关信息，如其是否所属MCN公司（网红培养机构）等。如果主播为商家，那么还应要求其披露店铺名称、所属平台等等。
总结
直播电商作为一种新兴经济形式，在促进我国经济发展和提高我国居民生活幸福指数中起着重要作用，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和空间。但是，在发展的同时，矛盾不可避免地暴露出来，法律规制的缺乏是其成熟的必经阶段。为实现我国直播电商行业长远平稳发展，应尽快完善直播电商领域法律规制的缺位。目前对该领域的法律规制应致力于准确主播法律地位界定、建立主播准入资格标准、建立消费者维权帮扶机制等。我们相信，随着我国直播电商领域法律规制的不断完善，我国的直播电商行业一定能够实现健康繁荣、可持续性的发展。
第三篇：关于完善领导干部接访约访下访
关于完善领导干部接访约访下访
工作机制的意见
为认真贯彻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三中全会精神，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新时期信访工作的意见》（中发[2007]5号），推动领导干部接访约访下访工作规范化、制度化，现提出如下意见。
一、领导干部接访约访下访的主要任务
按照中央和省、市相关规定，区委、区政府主要领导每月要利用2个工作日亲自接待上访群众，解决影响全区社会稳定的突出问题，其他区级党政领导每月至少安排4个工作日接访，确保每周都有一位区级领导干部值班接访；各镇办主要领导每周至少安排一次接访，每个工作日要有班子成员值班接访，区级职能部门主要负责人每月至少安排一次接访，每周有一位班子成员值班接访，及时处理本系统本部门疑难信访问题。
全区各级领导干部要坚持开展长期下访、定期下访和特殊时期集中下访等多种形式的矛盾纠纷排查化解活动。区级领导干部要把下访活动与“3+2”包抓机制相结合，全面了解包抓镇办的基本情况，对下访中发现的重点疑难问题，要帮助指导镇办干部分析原因，化解矛盾，解决问题。区级领
导全年下访时间不得少于30天。各镇办党政主要负责人要认真履行信访工作第一责任人的责任，坚持深入村组，全面掌握民情，吃透村情，通过下访对排查发现的各种访情及时化解处理，就地解决问题，定期回访处理结果。镇办党政主要负责人全年下访时间不少于60天;区级职能部门结合自身工作特点负责安排本系统下访排查工作。
二、领导干部接访约访下访的主要方式方法
（一）公示。区联席会议办公室要根据实际情况，采取适当方式，在一定范围内对接访领导干部姓名、职务、分管工作以及接访的时间、地点、形式等情况进行公示，方便信访群众了解和参与。
（二）接访。采取定点接访、重点约访和带案下访等多种方式接访群众。定点接访是指在固定的接访场所面对面接待来访人。重点约访是指有针对性地约请信访人并协调解决相关信访问题。带案下访是指深入到矛盾突出、解决难度大的地方，广泛听取群众意见，剖析问题症结，研究解决办法。
（三）包案。对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落实区级领导包掌握情况、包思想教育、包解决化解、包息诉息访的“四包”责任制。对涉及人数多、组织化倾向明显的群体性问题，包案的领导干部要组织有关部门提出解决问题的意见和建议，提交领导班子集体研究。包案情况要通过适当方式予以
公开，接受群众监督。
（四）落实。领导干部接访活动要切实在“案结事了”上下功夫，着力推动“事要解决”。要综合运用政策、法律、经济、行政、社会救助以及思想教育等手段，促使问题得到有效解决。对领导干部接待的信访事项，要建立包括问题发生地、责任单位、产生原因、接待处理意见、办理结果等要素在内的工作台帐，以便督办落实和回复来访群众。
三、领导干部接访约访下访的工作原则
（一）坚持“一把手”亲自接访原则。各镇办、各部门主要负责人是信访工作第一责任人，要亲自接访下访约访群众，组织和带动班子其他成员积极开展接访下访约访活动，解决复杂疑难信访问题。
（二）坚持“属地管理、分级负责，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各镇办主要负责同志要认真负责地处理好本辖区信访问题，同时要对跨辖区、跨行业信访问题加强组织协调，明确责任主体，落实工作责任。各有关部门尤其是涉访事项责任主体单位要主动工作，密切配合，通力协作，形成集中处理信访突出问题和疑难信访问题的工作合力。
（三）坚持依法按政策办事的原则。要严格把握法律政策界限，坚持依法按政策办事，实事求是地解决信访问题。凡诉求合理的信访事项，要依法按政策及时予以解决。对应
当解决但因客观条件一时难以解决的，在主动说明情况，做好解释工作的同时，积极创造条件适时予以解决；对不合理要求，要做好说服教育和引导工作，缓解对立情绪，防止矛盾激化，维护社会大局稳定。
（四）坚持畅通信访渠道与规范信访秩序并重原则。进一步规范领导干部定期接访下访工作程序，畅通信访渠道，使群众能够就地顺畅反映诉求，确保群众合理诉求在当地及时解决到位。要广泛宣传《信访条例》等法律法规及有关政策规定，教育引导群众依法、理性、有序进行信访活动，自觉维护信访秩序和社会秩序。对无理缠访闹访和非正常上访行为以及挑头煽动和组织聚众上访的重点人员，要坚决依法处理。
四、切实加强对领导干部接访约访下访的组织领导 区级党政主要领导及班子成员的接访约访下访工作在区委、区政府领导下，由区联席会议负责统一组织；镇办和部门的接访约访下访工作，由各镇办、各部门负责组织实施。各镇办、各部门要高度重视领导干部定期接待群众来访工作，切实加强领导，主要负责同志要亲自抓。要定期召开信访工作例会，综合研判形式，及时研究解决信访工作中的新情况新问题。区委组织部要把领导干部定期接待群众来访工作纳入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政绩考核的重要内容，考核结果
要作为干部使用的重要依据；区委宣传部要组织媒体加强正面宣传，提高舆论引导能力，努力为信访工作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区纪委（监察局）要对不履行职责、不认真解决信访事项而造成严重后果的领导干部，依据有关规定严格追究责任；区信访局要做好综合协调和督促检查工作。
第四篇：刍议低碳经济下完善碳排放权交易的法律规制
◆ 中图分类号：d92 文献标识码：a
内容摘要：本文通过对我国低碳经济下碳排放权交易现状进行分析，提出确立低碳经济下碳排放权交易的原则，健全碳排放初始分配标准和方式，完善碳排放权交易的内容，建立违法交易应承担的法律责任体系等观点，从而为推动我国低碳经济下碳排放权交易的规范性发展提供理论参考。
关键词：低碳经济 碳排放权交易 法律规制
低碳经济下碳排放权交易现状
英国于2003年最早提出“低碳经济”的概念。“低碳”是指在保持经济社会稳定健康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前提下，二氧化碳排放维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对自然系统产生较小负面影响。低碳经济是一种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双赢的经济发展模式，这种经济发展模式是在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指导下，通过制度创新、产业转型、技术革新、新能源开发等多种手段，尽可能地减少煤炭、石油等高碳能源的消耗。低碳经济最基本的要求就是要减少碳的排放，建立碳排放权交易机制是减少碳排放的有效方式之一。具体而言，是指由环保部门根据各种指标制定碳排放总量控制目标，然后依据一定标准将碳排放总量目标分配给各区域和企业，允许碳排放许可额在市场上进行买卖。低碳经济下碳排放权交易的主要目的就是利用市场主体自发的力量，通过有效的市场交易将利益相关者的收益和成本有效对应，从而调动企业的内在积极性，使它们自发主动减少碳排放，从而建立低碳排放的经济模式。
2008年7月以来，我国相继成立了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北京环境交易所、天津排放权交易所、山西吕梁节能减排交易中心，迈出了构建碳排放权交易机制的第一步。这四个市场的建立表明，我国正在积极探索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化机制。虽然我国已经在以上地方进行了碳排放权交易的试点，但由于缺乏完善统一的法律、法规支持，这些交易所都算不上真正的碳排放权交易平台，造成这个局面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政府在碳排放权交易中始终处于主导地位，导致对市场的培育力度不够，交易主体范围狭窄，交易价格不稳定、不透明等问题。同时，碳排放权交易的过程也受到多方面的局限，在交易过程当中由于我国对碳排污权交易中定价没有话语权，议价能力低下，使得交易价格远远低于国际水平。另外，在实践中还存在着碳排放权初始分配标准和方式不统一、碳排放权交易内容凌乱、对违法交易的法律制裁力度不强等问题。因此，如何从法律制度上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碳排放权交易机制势在必行。
确立低碳经济下碳排放权交易的原则
碳排放总量限制原则。碳排放总量限制是以一定区域内环境能承受的碳排放总量为依据，计算出各种特定物允许碳排放的总量，并据此对该区域内的企业作出碳排放的限量规定，以达到该区域内环境可持续发展的目的。碳排放权交易的前提是不能对该区域内碳排放的总量进行增加，只有这样才能促进该区域内的环境朝健康的方向发展。
碳排放物备案原则。需要进行碳排放交易的单位，必须向所在地的环境保护部门进行碳排放物的备案，将单位所拥有的碳排放物的排放设施和在正常作业条件下碳排放物的数量进行登记，并需要提供防治污染环境的相关材料。如果该单位的碳排放物种类、数量发生重大改变，必须及时到环境保护部门进行变更登记备案。碳排放物备案可以使环境保护部门及时全面地了解掌握本区域内碳排放情况，为科学合理地确定本地区碳排放许可证配额提供客观依据。
政府监督原则。碳排放权交易是一种采用市场经济运行的交易方式，通过市场竞争使碳排放权得到合理的配置。但是，市场经济具有两面性，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因此，碳排放权的交易在市场经济运行过程中也难免会出现问题，这时就需要政府来进行引导和监督，靠政府的公信力和强制力来解决市场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问题。目前，我国正处于碳排放权交易的初级阶段，政府的引导和监督至关重要。
意思自治原则。首先，碳排放权是一种财产性权利，是一种对环境资源的使用权，从法律属性上应该属于《物权法》中的用益物权；其次，进行碳排放权交易的主体是民事主体；最后，碳排放权交易的行为是一种民事法律行为。民事法律行为应当遵循意思自治原则，也就是说碳排放权交易必须遵循意思自治原则。市场经济的典型特征就是允许市场主体追求自身的最大利益，因此在碳排放权交易的过程中，拥有碳排放许可交易资格的双方当事人应当在平等、自愿、等价有偿的原则基础上进行合法交易。
健全碳排放初始分配的标准和方式
笔者认为，应当根据经济发展和减排目标来确定碳排放初始分配的标准，将排放总量进行分配，分配配额应当综合考量地区经济社会情况、历史排放记录、预测排放数值等各种因素。根据排放目标的实施情况和低碳技术发展情况及时调整审核每年的配额数量。在碳排放初始分配方式上，笔者建议采用出售和拍卖等有偿的方式。具体操作中，应由环保部门根据上本区域各单位碳排放情况，确定本可以出售和拍卖的碳排放权比例，并可预留适量的碳排放权用于奖励和吸引更多新的投资。碳排放权的初始分配以一年为一个周期，这样有利于加快交易频率，激活交易市场。环保部门应以上的12月31日为截止日，碳排放权分配系统和审核系统将自动计算出碳排放源的实际排放量和富余量，同时把信息反馈给总量目标系统，以便准确确定来年的碳排放总量标准，富余量从第二年的1月1日起允许在市场上进行交易。
完善低碳经济下碳排放权交易的内容
（一）交易主体
碳排放权交易的主体，是指有资格进行碳排放权买卖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碳排放权的交易可以分阶段逐步展开，每一个阶段都应当按事先设定的标准确定具体的交易主体，交易主体应该到环保部门进行登记，接受环保部门的统一监督管理。环保部门事先设定的标准必须具备以下条件：第一，交易主体应是每年定期进行碳排放物备案登记的企业；第二，交易主体范围限于排放同类碳排放物的企业之间，这样既可以使碳排放权交易有效进行，又可以避免因交易所带来的污染监管不力、环境污染失控等结果；第三，能耗高、污染严重、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环境功能区总体规划的企业，不得受让碳排放指标；第四，政府在特殊情况下可以充当交易主体，如在环境质量恶化时，买进大量碳排放指标，进行宏观调控。
（二）交易标的
碳排放权交易的标的是指企业在达到国家规定的碳排放总量后超额减少的“节余”指标。碳排放权使用人依法在一级市场取得一定的碳排放许可额后，可能因各种原因而出现碳排放许可额的富余，二级市场就是对这些碳排放许可额进行的交易。企业采用新的技术设备提高碳排放的污染治理能力，从而具有了碳排放的减少量，对于企业是选择将这种减少量出售获利还是选择留存，以备以后企业自身业务发展时使用，法律应给予相应的保护，保障企业对超额减少的“节余”碳排放指标拥有使用权、收益权和转让权。
（三）交易合同
碳排放权交易合同是一种特殊的民事合同，应当充分考虑碳排放权交易合同的公法化属性。因为在碳排放权交易合同中，当事人的意思不能完全自治，要受环境公共利益等条件的限制，这与传统的民事合同存在很大的差别。意思自治是传统民事合同的本质，如果将碳排放权交易合同纳入传统民事合同范畴按照意思自治原则，碳排放权交易合同应该是当事人意思自由协商的结果，政府无权对合同的签订、履行过程进行干预，并且除当事人之外，任何人不得请求享有合同上的权利。但碳排放权交易合同中，涉及到对环境容量的使用。企业通过碳排放权的初始分配，对环境容量取得合法的使用权，但环境容量是一种重要的自然资源，具有公共物品的属性，这就决定了同一环境资源物品上的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的冲突。在碳排放权的市场配置中，必须加入公共意志的干预因素。在碳排放权交易合同中，当事人的意志和公共意志是互相协调的关系。一方面，公共意志在碳排放权交易合同中处于基础性地位，对当事人意志的限制需要通过确定公共意志的优先地位来实现，公共意志的作用范围决定着当事人意思自治领域的大小；另一方面，公共意志又不能完全排斥当事人意志在碳排放权交易合同中发挥作用。碳排放权交易合同同时满足当事人经济利益和公众的环境利益，合同成为平衡二者利益的支撑点。因此，碳排放权交易合同是通过私法手段实现公法目的的途径，其合同的实质就是“利益平衡”问题，即当事人利益与公众利益的平衡，强调资源利用与环境保护的统一。
（四）交易中介机构
交易成本在碳排放权交易中始终存在，如发布信息的成本、交易谈判的成本等，这些交易成本必须进行有效的控制，否则就会抵减企业参与碳排放权交易实际获得的利益，交易将变得无利可图，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也就不能顺利发展。另外，我国的企业具有规模大小不等、数量繁多、分布不固定等特点，这也会增加碳排放权交易的成本。因此，碳排放权交易中介机构的建立至关重要。建立碳排放权交易的中介机构，可以有效地降低交易成本，增加企业交易的实际收益。笔者建议，碳排放权交易中介机构的业务应当包括提供交易信息、进行交易代理、办理碳排放权的储存、借贷等方面。
（五）交易程序
笔者认为碳排放权的交易程序应该包括以下几个步骤：首先，碳排放权交易主体应该向环保部门提出交易申请，并提交交易双方的详细资料、交易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说明等。其次，碳排放权交易必须取得环保部门颁发的许可证才可以进行交易。环保部门对碳排放权交易主体的审核应包括对双方的审核和对交易本身的审核，由此确定其可以交易的碳排放额，并对交易前后的环境质量进行检测。再次，碳排放交易各方就碳排放权交易的数量、价格、时间等具体内容应进行充分地协商，达成协议并签订书面合同。最后，碳排放权交易双方就交易达成的初步协议须上报环保部门审批。若审查符合要求，环保部门则批准该协议并交付执行，变更双方的碳排放许可额，颁发特殊的许可证，并监督交易的正常进行。
建立查处违法交易的法律责任体系
根据碳排放权交易制度的特点及国内、外的立法实践，在一级市场里主要涉及政府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者主要承担行政责任；二级市场是碳排放权主体之间的交易，同时存在环保部门的管理，违法者将承担民事责任或行政责任，严重者将承担刑事责任。
具体可作如下规定：对于不报送或不按期报送碳排放量削减计划的，可以由环保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并限期改正；对于拒绝或者谎报有关碳排放申报登记事项的，拒绝环保部门检查或者检查时弄虚作假的，可以由环保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视情节轻重处以一定范围内的罚款；对于无碳排放许可证或超过许可证允许排放量排放的，非法出卖碳排放许可证的，可以由环保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并处以罚款，情节特别严重的可以吊销碳排放许可证；对于造成环境污染的，对有关责任人员，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给予行政处分；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逾期不申请复议、也不提起诉讼且不履行处罚决定的，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机关可以强制执行或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环保部门的执法人员，在执行碳排放权交易的监督管理工作时应当出示证件、文明执法，对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对于碳排放权交易的民事责任，可适用我国《民法通则》、《合同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第五篇：论新时期下如何完善公务员考核工作
考核是人事管理工作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在日益强调党政管理人才队伍建设的今天，我们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考核在公务员管理工作中的重要地位，在确立了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观念的同时，我们也越来越清醒地看到在新时期创新考核思路、完善考核办法的重要意义。也正因为如此，我们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在改革中不断完善，从能力建设和激励机制入手，不断思考和探索新时期下适合我们玄武区区情的公务员考核制度。
一、围绕公务员管理，谈考核工作的中枢作用。经过十年的考核实践，我们充分认识到，考核工作作为一项基础性的工作，在公务员管理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通过考核，加快了我区公务员管理的制度化建设。从我区公务员管理的运行情况看，考核工作作为公务员管理的中心环节，使得公务员管理制度中的各个环节环环相扣，紧密联系。考核贯穿于公务员管理的全部过程，它既是一种评价方式，也是一种监督手段，考核作为任免奖惩的依据，使得公务员管理有了一个尺度和杠杆，也增强了公务员管理的可操作性。考核工作做得好，公务员管理也就更加有据可循、合理公正。
（二）通过考核，加强了我区公务员的能力建设。考核促进了机关工作人员的政治素质和思想道德水准及业务能力的提高。通过加强对“德”的考核，使机关工作人员树立了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变革中，保持了勤奋廉洁、积极进取、奋发向上的精神面貌。同时，考核还促进了机关工作人员业务水平和业务能力的提高。通过加强对“能”的考核，在机关掀起了学习的热潮。机关工作人员的文化层次普遍提高，目前，我区机关公务员大专以上学历者已占90%以上。机关公务员的法律意识也明显提高，工作效率和工作能力也进一步增强。
（三）通过考核，加大了我区激励竞争机制的建设步伐。近年来，通过做好考核工作，在我区初步形成了促进干部成长的激励机制。从操作层面来看，考核结果的合理使用，对广大公务员起到了鞭策作用，在任免、奖惩、工资、福利等方面，“干好干坏”不再一个样了，这对于广大公务员来说，就是一个积极的导向，考核对公务员工作绩效的检查、评价，促使大家忠于职守、改进工作、提高效率，从而为竞争机制的形成和完善提供了条件。
二、围绕我区工作实际，析考核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自1993年在全区推行公务员制度以来，我们就考核工作的改进和完善也做了一些思考，采取了一些措施，但在操作中，我们仍发现了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制约了考核功能的充分发挥。
（一）平时考核制度落实不够。平时考核是公务员考核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考核的重要基础。但是现在有些单位却重考核，轻平时考核，平时考核成了“被遗忘的角落”，表现为有些班子领导对平时考核的思想认识不够重视，未能真正做到真抓实管；平时考核的标准不具体，未能如实的体现绩效管理的内容；《考核纪实手册》的填写少数单位马马虎虎，或干脆不填。与此同时，组织人事部门对平时考核提出了要求，并建立了一些制度，但在实际工作中检查、督促不到位，未能充分发挥统一监督管理的职能，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平时考核的地位。
（二）考核测评体系的科学化程度不够。目前的考核分为四个档次：优秀、称职、基本称职、不称职。要确实将四个档次拉开，实事求是地评价每一位干部的实绩，关键是在考核体系和考核方法是否科学。而我区的考核体系和考核要素还存在着一些不完善的地方，考核工作中“定性多，定量少”的问题未得到真正解决。我们的测评体系未能根据考核对象的类型、层次及其工作性质的不同，因事制宜，设计不同的考核指标，而是习惯于用统一的指标对所有的干部进行考核，考核标准客观性、针对性、科学性的程度尚不能完全符合时代的要求。
（三）考核的激励导向作用发挥不够。考核的目的在于激励先进，鞭策后进，考核结果的合理使用，能进一步提高考核工作的影响力，增强考核工作的权威性。然而，我区现行的考核制度虽然在“奖优惩劣”方面有了一些突破，但做得还不尽到位，具体表现在考核结果尚未充分运用到识人用人之中，真正做到以实绩选人、凭德才用人，“下”的问题也未能在考核工作中得到充分体现，有些单位优秀等次的确定存在着轮流座庄的现象，有些单位的领导在考核中还没有摆脱用亲疏好恶来评价干部，造成了实际上的不客观和不公平。这些现象使考核的作用受到了一定的削弱，直接影响了考核工作的权威性。
三、围绕我区在考核工作中的有益尝试，论新时期下如何完善公务员考核工作。几年来，我们针对考核工作的难点，紧紧围绕提高考核的质量、发挥考核的作用这一主题，作了一些有益的探索和尝试，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更深层次的思考。
（一）我区考核工作的有益探索。
1、从制度入手，规范平时考核工作。一是将平时考核体现在日常管理的细微处。以制度规范平时考核的各项指标。鉴于各单位工作性质不同，考核指标也不同，我们要求各单位在平时考核的共性基础上，结合工作实际，制定本单位的管理制度，并以此作为平时考核的内容。如我区物价局，制定了《物价局工作目标分解的实施意见》、《物价局思想作风建设实施细则》、《物价局十二项日常考核规定》等，规范了日常管理的同时，也使得平时考核有据可依、有章可循。二是加强了对抽调下派干部的平时考核。近年来，随着“富民强区、加快发展”的新目标、新任务，每年我区都安排为数甚多的机关干部参与市、区重点目标、重点项目的建设，如何加强对这部分干部的考核管理，避免考核工作的“真空地带”，我们采取了下派干部本人定期汇报、等情况。对工作环境变动或受批评的同志尤其需要回访。考核回访实质上对优秀干部是一次再激励，对适应能力较慢的干部是一次促进，对自控力差、警戒防线松弛的干部是一次警示，对作风散漫、不求上进的干部是一次鞭策。考核回访，最终将起到催化剂的作用，促进干部队伍整体素质的全面提高。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建设高绩效的服务型政府正在成为中国各级政府的共识，而建设高绩效的服务型政府的实践应从完善考核制度开始，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树立“想干事”的思想，建立“能干事”的体制和“干成事”的机制，培养“会干事”的队伍，构筑高效率的政府。2005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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