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现行体制下我国行政领导素质的培养与完善(共5则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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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浅谈现行体制下我国行政领导素质的培养与完善(共)

浅谈现行体制下我国行政领导素质的培养与完善

—— 以地方政府基层行政干部为例

内容摘要:进一步加强基层行政干部素质建设,发挥好行政工作能力在维护社会稳定方面的积极作用,是新时期、新形势对行政工作提出的重大课题,而且,尤其是当基层行政违背国家行政命令时,怎么才能和调好国家与地方的关系,更好的履行行政职责,维护社会稳定是目前急需解决的问题。

关键词:人民监督反腐地方政府基层行政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行政”指的是一定的社会组织,在其活动过程中所进行的各种组织、控制、协调、监督 等活动的总称。行政领导则是门科学与艺术。参与行政领导是领导者运用自己的科学知识、实践经验、聪明才智和胆识魄力实现行政目的的领导技能和技巧,是行政领导者灵活独特、恰当巧妙运用的领导策略、方法和手段,它表明领导者解决问题、处理问题的熟练程度、工作水平和创造能力。行政领导能力的高低直接关系到辖区内人民的幸福安定。

当前我国正处于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既是黄金发展期,又是人民内部矛盾凸显期。由人民内部矛盾引发的集体上访、群体性事件呈增多趋势,已经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一个突出问题。许多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特别是人民内部矛盾纠纷,主要发生在基层,还有一些人打着上访的名义进行破坏社会秩序的活动,虽然有了上访法,但是真正执行起来有很大的难度,作为一名学习行政学专业的学生,笔者认为

加强基层行政干部的素质建设是有效化解矛盾纠纷,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力量。如何进一步加强基层行政干部素质建设,发挥好行政工作能力在维护社会稳定方面的积极作用,是新时期、新形势对行政工作提出的重大课题,而且,尤其是当基层行政违背到国家行政命令时,怎么才能和调好国家与地方的关系,更好的履行行政职责,维护社会稳定是目前急需解决的问题。

一、现今我国基层行政领导干部状况与存在问题

(一)、存在状况

进入新时期以来,国际间竞争更加激烈。国家提出要从传统的全能领导型政府向有限、多元化政府转变。一方面,要积极探索发展社会经济的新方式、新方法;另一方面,在巩固和发展国家行政领导的基础上,积极探索完善地方复杂局面的行政领导方式。

近年以来,我国相继出台了许多法律和制定了相应的行政责任制度,用于规范基层干部队伍。一批批腐败违法分子纷纷落网,不管他们职位有过高、关系有多深都一查到底,近期重庆“打黑、反腐”的成绩就是最好的典型。反腐工作的力度加强,证明我国政府一定程度上成功的实现了职能转变,公仆①意识开始深入基层行政人员的内心。笔者相信,在政策法规的不断完善下,在民主监督的不断实现中,以及在领导干部能力的不断提高时,我国基层行政领导干部的执行能力一定会不断提高。

此外,现行体制下出现一些基层政府部门也出现的“门难进、脸① 公众的仆人,比喻替公众服务的人。原用于公务员对自己的谦称,今用于老百姓对公务员的尊称。

难看、事难办”等“衙门①现象”影响着政府整体形象。一些公职人员没有树立为老百姓办事的服务意识,没有把自己放在一个人民公仆的位子上,相反,一些领导干部为了提高“地方政绩”,劳民伤财,一旦决策失误,造成损失和事故,往往又相互间推卸责任等。这些状况的存在,也为我国基层行政领导干部素质的培养与完善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二)、存在问题

1、基层干部队伍的腐败问题

在地方行政中,由于“天高皇帝远”,一些官员手中的行政权力不是用于履行职责,为人民办事,而是把它当成商品用于交易,索贿受贿,有的干脆直接参与走私和倒卖。严重的损害了政府官员在广大人民中的形象,影响了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平稳发展,危害国家的长治久安。

2、基层干部行政能力不足

进入新时期,基层行政工作空前泛化和复杂化。对各级地方政府来说,如何根据本地实际制定发展战略,运作相关资源,调节社会利益,促进本地经济社会良性运行,把主观的良好愿望变为现实,都需要很强的行政领导能力。行政领导能力弱,往往会造成组织内部混乱无序,内耗严重,离心离德,威胁组织生存。

3、基层干部滥用权力,侵犯公民利益时有发生

当前,法律已走进了我国政治、经济、以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① 旧时称官署为衙门。其实衙门是由“牙门”转化而来的。

推行依法行政势在必行,领导干部提高依法执政、依法行政能力已成为现实的迫切需要。虽然 依法执政已多年,但程度远不够充分。一些地方基层行政部门越权行政,随意执法,甚至以权代法,以权压法,以牺牲公众利益为代价,谋求小团体利益,完全无视法律存在。

二、我国基层行政领导干部素质的培养与完善

(一)、努力学习实践,加强自身建设

全面系统的学习党的十七大精神,贯彻党中央关于科学发展观、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规定和要求,不断丰富领导者自身的科学管理知识,并用以指导行政工作。此外,还要用于在实践中加强锻炼,到艰苦的环境里和复杂的矛盾中经历风雨、磨练意志、积累经验、增涨才干。还要善于思考、善于总结。对工作中的热点、难点问题和成败得失经常进行思考,经常反思怎样改进工作方式方法,如何提高自身的工作质量和效率。

(二)、加强作风建设,廉洁奉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当前许多地方的基层领导干部在作风上存在着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极大影响了同人民群众的关系。主要表现就是脱离实际,热衷于形象工程;因循守旧,缺乏开拓创新;热衷于迎来送往,官僚主义,不关心群众利益,贪图安逸享受,讲排场、比阔气,玩弄权术,贪污腐败。

解决上述问题,首先靠教育,提高党员干部的政治觉悟和思想情操,激励广大基层领导干部自觉坚定地在作风上严格要求自己;二是要靠完善制度,把作风建设纳入制度化的轨道,通过制度的完善给优

良作风提供可靠保障;三是政府官员要深入群众,以为民服务为宗旨,听取民意,把脉民生,切实为人民群众排忧解难。

(三)、加强法制建设、坚持依法行政。

在新时期的依法行政中,首先应建立一套完善的行政责任制度规范。根据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在现行法律、行政规章等基础上把行政道德加予法律化。其次要加强反腐力度,对任何腐败分子,都必须依法惩处,绝不姑息。确保权力的正确行使,必须让权力在阳关下运行。在国家政策和应有的法律体系下,行政领导干部必须做到有法必依、执行必严、违法必究,使我国的各项行政事业的开展真正踏上依法行政的道路。

总的来说,行政领导素质的培养与完善是个系统长期的过程,各阶层领导者要结合自身实际,完善自身修养,落实“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断通过自身的理论学习、基层实践、长期积累来提高自己的行政能力,真正做到一名尽责的行政领导者。

参考文献:

【1】《浅谈如何加强基层领导班子建设》郑明超《活力》 2009年 第8期

【2】《浅谈行政领导用人艺术》廖慧丽 《中国科技博览》2009年 第8期

【3】《行政学原理》 孙荣 徐红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9月 第1版

【4】《我国政府行政领导干部素质建设问题研究》 安琪 《理论与当代》 2008年 第7期

【5】《行政领导者非权力影响力及其培养》 李慧莹李良仁 《九江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09年 第8期

【6】《我国行政领导问责制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对策》 吉承乾 杨辉 《四川经济管理学院学报》 2009年第2期

第二篇:浅论我国审计体制的改革与完善

浅论我国国家审计体制的改革与完善

【内容摘要】 审计是民主法制建设的工具,是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完善对权力运行和监督机制的有利保证。当前我国政府审计本身无法避免独立性的缺陷,在缺乏有效监督机制且双重领导内在矛盾的情况下,国家审计体制改革现实的摆在我们面前。国家审计体制是宪政国家重要的政治法律制度,宪政国家本质要求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享有权利的唯一合法来源是国民授权,因此建立真正意义的“国家审计”是必须的。笔者针对我国国情提出了新的改革方法,即建立国家审计与政府审计相结合的新国家立法审计体制。

【关键词】 审计体制 机构改革

审计体制是国家政体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国家审计制度自1983年恢复以来,已走过30年的发展历程。初步建立了以宪法为根本、以审计法为核心的审计法律规范体系,形成了一支基本适应工作需要的审计队伍,审计工作开始走上了法制化、制度化、规范化的轨道。在此基础上,全国审计机关和广大审计人员紧紧围绕经济工作中心,认真履行审计监督职责,全面开展预算执行审计和其他各项审计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从前些年我国发生的 一场“审计风暴”上,使我们切身地感受到了审计工作的实际功能。同时看到,审计作为一种经济监督,即要为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服务的必须性,又要为服务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大局的重要性。但也从“审计风暴”中看出在我国审计实际工作中,由于一些地方党政领导依法行政意识和水平还比较欠缺,对审计工作的重要性认识不够,加上其他一些客观原因,宪法和审计法的有些规定没有切实得到贯彻落实,现行审计体制下,还存在一些迫切需要研究解决的问题。那么,我国现行审计体制存在哪些缺陷?如果要改应如何改革?本文在考察国外审计体制形成的历史背景基础上,得出了审计体制选择的若干启示;分析了我国现行国家审计体制的特点和缺陷,探索性提出了改革我国国家审计体制的基本目标、指导思想和符合我国国情的国家审计体制的设想。

一、审计体制的概念、分类、职责 1.概念 审计体制是审计的一整套制度安排,是指机构设置(管理体制)、职权设置及其运行效率的总称。2.分类

关于审计体制的分类,学术界有几种不同的看法,有立法型、司法型、行政型和独立型四种审计模式,这种观点一直被学术界引用(我们称为传统观点)。3.职责

我国审计法第四条规定,国务院和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每年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审计机关对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

二、我国的审计体制的发展与现状

1、我国审计体制渊源

1928年中国现代第一部真正意义的《审计法》由国民政府颁布实施,此后《五五宪草》和《中华民国宪法》都明确了审计在国家法律中的地位,将审计作为监察权行使,中国审计体制初步确立。中华民国审计制度借鉴了我国古代御史监察制度,并吸取了国外立法型审计体制模式经验。审计权对监察院和立法院负责,独立于行政系统。内战结束后,该审计体制在台湾省予以保留。中华民国审计制度从本质上属于司法型,但又兼具立法型的特点。由此可见,我国审计体制存在非行政型先例,上世纪80年代,中国大陆审计在中断30年后再度恢复。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是整个国家权力的中心,面对着开放初期繁杂的问题,行政型主导“政府审计”的产生也就成了必然。我国现行的审计体制是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时期的产物,无论是领导体制、机构设置、人员配备,还是审计管辖范围的划分,都体现了这一特定时期的特点。但从机构设置的角度来看,审计的独立性没有充分地得到保证。独立性是审计工作的“生命线”,而审计组织的独立性是审计独立性的核心,我国审计机关作为独立的经济者——人民代表大会的委托者,对被监督者——各级政府及其所管辖部门和单位的经济活动进行监督,理顺委托者、独立经济监督者和公共资财管理责任承担者之间的审计关系,在客观上保证审计组织的独立性。

2、我国审计的现状

我国现行审计体制属于行政型。根据我国《宪法》和《审计法》的规定,其具体特点是:《审计法》第七条规定:“国务院下设立审计署,在国务院总理领导下 2 开展工作”;《审计法》第七条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设区的市、自治州、县、自治县、不设区的市、市辖区的人民政府的审计机关,分别在省长、自治区主席、市长、州长、县长、区长和上一级审计机关的领导下,负责本行政区域的审计工作”。即我国审计机关实行双重领导体制,《审计法》第九条规定:“地方各级审计机关对本级人民政府和上一级审计机关负责并报告工作,审计业务以上级审计机关领导为主”;审计机关不仅对同级各部门和下级财政进行审计,而且对国有金融机构和企业事业单位进行审计;不仅有审计权,而且有一定的处理处罚权;审计经费列入同级财政预算;预算执行情况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结果由本级政府向本级人大常委会报告;审计机关根据被审计单位的财政、财务隶属关系,确定审计管辖范围;在人事任免上,审计长由总理提名、人大常委会任免,地方各级审计机关负责人由地方任免。

在建立国家审计制度的初期,我国选择了隶属于国务院的行政型模式。这种选择是符合一定时期的国家政治经济环境特点的。特别是在新旧体制转轨时期,财经领域中违法乱纪和有法不依的情况还十分严重,弄虚作假和会计信息失真现象仍比较普遍,内部控制和财务管理不规范的状况还没有根本好转;在这种情况下,实行政府领导下的行政型审计模式,有利于更好地发挥审计监督在维护财经秩序,加强廉政建设,促进依法行政,保障国民经济健康发展方面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一是有利于审计工作贴近政府出台的各项改革措施和重要工作部署,围绕经济工作中心,服务大局,切实加强对重点领域、重点部门和重点资金的审计监督,促进政府工作目标和宏观调控措施的贯彻落实。二是时效性比较强。在各级党委、政府领导和有关部门的积极配合下,审计机关能够更加直接、有效地实施审计监督,及时发现、处理和纠正各种违反国家财经法规问题,积极配合有关部门查处大案要案,较好地发挥审计监督在维护财经秩序,促进廉政建设,惩治经济犯罪中的作用,从而促进政府各部门依法行政,加强管理,完善法制,建立健全宏观调控体系。三是有利于各级人大更好地支持和监督审计工作。按照我国《审计法》的规定,审计机关每年受政府委托要向人大常委会报告本级预算执行情况及其他财政收支审计工作报告,这为各级人大了解、支持和监督审计工作创造了条件。四是地方各级审计机关实行本级政府行政首长和上一级审计机关领导,审计业务以上级审计机关领导为主的双重领导体制。这种领导体制有利于增强地方审计机关的独立性,也有利于审计系统加强业务建设,使全国审计工作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

三、国外审计体制的借鉴经验。各国审计体制的形成与其政体有着密切的历史渊源。目前世界上已有16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适合自己国情的审计体制。由于各国政治、经济、历史不同,形成了各种不同的审计体制或模式(本文将审计体制与审计模式视为同意语)。关于审计体制的分类,学术界有几种不同的看法,认为有立法型、司法型、行政型和独立型四种审计模式,这种观点一直被学术界引用(我们称为传统观点)。一)立法型体制的先驱——英国

公元1314年,英国国王任命了历史上第一位国库主计长。从此以后,历代王朝都设立了审计机构,国家审计职责和权力得到不断发展和加强。1866年的《国库和审计部法》、1921年的《国库和审计部法修正案》和1983年的《国家审计法》是审计署开展审计工作的三个重要法律依据。这三项法律为确保主计审计长的独立性提供了法律基础。其中,1866年6月的《国库和审计部法案》标志着现代英国国家审计体制的建立和第一个立法模式审计制度的诞生。该法案的中心是规定政府的各项支出应由议会领导的主计审计长审核。其后的两部法案都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完善的结果。关于国家审计署的管理体制及职责和权限,主要有以下内容:审计长是一名议会下院的官员,他依法独立地履行职责;审计长代表议会行使职权,向议会提交审计报告;为保证审计人员的独立性,国家审计署禁止其职员参与各级政党机构的政治活动,防止将政党的观点和立场带入审计工作;透明度高,审计署的检查结果,有权自行或通过媒体公布。

立法型审计体制最早产生于英国,其进一步完善和成熟是在美国。它是现代政府审计机构中比较普遍的一种形式,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也属于这一类。二)立法型体制的代表---美国

英国、美国最初都是行政型模式,但实践证明它的独立性有限,不能很好发挥制衡作用,故后来才发展到立法型;德国开始是立法型,后来一段时间是行政型,再后来最终发展到了独立型。

审计工作在美国有着特殊重要的地位。从联邦政府到地方各级政府,美国有一套健全的审计机构体系和严密的审计工作制度。总体而言,美国的审计体系包括国家审计机关、各部门的内部审计组织和大量的私人会计公司。1904年,美国成立了会计师联合会,1916年改组为美国会计师协会。这个协会大力发展审计业务,在美国的社会生活中产生了极大的影响。1921年美国成立了审计总署,在国会的领导下,承担监督联邦政府的预算,制定审计标准,检查政府机关的工作效率,评价国营企业的 经济效益等职责。2004年7月7日,美国审计总署正式更名,从GENERAL ACCOUNTING OFFICE 变为GOVERNMENT ACCOUNTABILITY OFFICE。前者直译为审计总署,后者直译为政府责任办公室。更名后的美国审计总署名称缩写仍为GAO。这一名称上的变化是美国审计总署近年来业务内容转换的结果,也反映了美国审计总署未来的发展方向。在1966年以前,美国联邦审计总署的审计范围主要是开展财务监督。1966年以后,美国的审计从注重财务审计转向绩效审计。美国会计总署1994在修订的《政府的机构、计划项目、活动和职责的审计准则》中对绩效审计作出了如下定义:绩效审计就是客观地、系统地检查证据,以实现对政府组织、项目、活动和功能进行独立地评价的目标,以便为改善公共责任性,为实施监督的采取纠正措施的有关各方进行决策提供信息。1941年美国成立了内部审计师协会。1960年以后,美国的大型公司约有30%以上设立了内部审计机构。有资格从事审计工作的人员,一般必须是注册公共会计师。1950年,美国的注册公共会计师是3.9万人,现在,全美国有大约30万人注册公共会计师。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政府机构和公共企业开始请会计公司来为自己开展审计业务,对政府部门来说,经过私人会计公司的审查,可以使政府获得更多的公众信任。美国联邦政府各部门以及各地发展奋斗设有内部审计组织,一般称为总稽核员办公室或审计局。联邦政府各部和相当于部一级的单位,总稽核员由部长提名,总统任命。根据有关法律规定,为了保证总稽核员独立行使审计权,它应每年直接向国会呈交两次审计工作报告。美国现行法律还规定,各部的总稽查员有权在开展工作时对本部门的贪污、营私、舞弊等违反财经制度和法律的情况进行调查,对情节严重者有责任性司法部门提出控告。各部的审计组织不仅要开展财务审计,与审计总署一样,他们也要开展绩效审计。二)司法型体制的代表——法国

在法国,国王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其王权是欧洲专制制度的典范,为加强经济监督,早在1256年,法国国王颁布“伟大法令”,要求各城市市长、政府官员在11月11日的前一天携带城市收支账目来到巴黎接受审计。当时的审计官是国王任命的精通财经、法律和数学的教士。1318年法国国王颁布法令,其中规定:“我命令所有的账目必须每年审查一次”,并于1320年设立审计厅,作为皇家的行政法院。总的看,法国是一个司法权力很大的国家,“法皇从来视司法为皇家最光荣的职责”,故常常亲自审判案件或亲临旁听。可见,在法国将审计置于司法系列更显示出审计的权威性。这种体制在17世纪法国著名的法学家孟德斯鸠所创立的“三权分立”和“权 力制衡”理论中找到了理论依据。他认为“权利不能合二为一,不能集于一手”。1807年通过法令决定国家审计院采用最高法院体制,它不仅解决了国家审计机关的权威性问题,也宣告了司法模式审计制度的最终确立。当时的审计法院是一个服务于皇帝的具有权威性的审计机构。此后,随着国家政治的现代化发展,审计法院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从皇帝的职权中分离出来,成为一个独立于立法和行政之外的最高审计司法机构,协助议会和政府监督财政收支的贯彻执行。

司法型审计机构具有以下特点:首先,最高审计机构属于司法系列或具有司法性质,它强调审计机构的权威性和独立性,强化了国家审计的职能与作用。其次,司法型最高审计机构具有显著的稳定性。在这种形式下,审计法院的法官特别是高级法官实行终身制,它有效地保证了审计机构的稳定性与审计方针、政策的一贯性,也有效地保证了最高审计机关的人员素质和工作质量。再次,最高审计机关不实行准则管理而实行制度管理,它与财政、公共会计同属于公共财务制度,并构成大陆派的特点。最后,审计法院把审计公共报告上交共和国总统、国民议会和参议院的同时,有权将其刊登在法兰西公报(政府公报)上,以引起舆论界和社会的关注,造成社会舆论监督。

三)独立型审计体制——另一种模式

德国和日本是比较典型的独立型审计模式国家。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自1714年成立总会计院实施审计制度,该院当时是独立于行政部门之外的审计机构。但后来又并入了行政部门,完全失去了独立性。直至1824年,国王发布命令,又使国家审计机关独立于三权之外。1950年通过了创建联邦审计院的法律,并于1969年修改,规定了审计机构直接向议会报告工作,使审计法院与立法机构的联系越来越密切。但是这个从来不太安分的国家,在1985年又颁布了新的《联邦审计法院法》,规定审计法院既不属于立法部门,也不属于司法部门和行政部门,而是一个独立的财政监督机构,只对法律负责,只作顾问,为立法部门和政府提供帮助。但是法院院长和副院长由议会选举产生,他们拥有公正无私的调查权,而没有处理权。

在封建社会,早期德国也是一个专制王权的君主国,国王权力极大。这个讲究实用和法制、富有创造性的民族,不但诞生了许多世界级的大科学家,也有他们引以为豪的德国古典哲学思想。它地处欧洲,与法国相伴,离英国也不远,但他在审计制度创建上却别具一格,另辟蹊径,既不照搬立法型,也不完全仿效司法型,而是走出了一条“独立审计模式”之路。这种审计模式的主要特点是,国家审计独立于立法、司法和行政三权之外,它与议会没有领导关系,也不是政府的职能部门。在审计监督过程中,坚持依法审计的原则,客观公正地履行监督职能,只对法律负责,不受议会各政党或任何政治因素的干扰。但对审计出来的问题没有处理权,而交与司法机关审理。这是它与司法型审计的最大区别。

四、我国审计体制存在的问题。

随着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一步推进和改革开放继续实施深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经济的发展增强了我国的综合国力,而要保持我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就必须进行不断的改革,尤其是体制方面的改革,中央指出要深入研究阻碍经济发展的体制因素。当前,面对改革的巨大成就,对巨额的财政收支必须实行有力的审计监督,而监督的力度、强度和成效不仅取决于审计力量的多寡和审计人员素质的高低,某种意义上更取决于审计体制的优劣。那么,我国现行审计体制是否充分发挥了应有的监督与制衡作用?还存在哪些缺陷?如果要改应如何改革?以下谈谈我的看法。

一)、我国现行审计体制存在的最大问题是审计有力,结果无力。

“审计风暴”可以看出,我国审计开始以力度昭显,但同时也看出,我国审计的结果处置力度无法与法律平等相接,就其审计体制而言,无论说到独立性、立法性、司法性、行政性,其任何体制的设计,都免不了利于与弊的存在,但任何体制的执行结果,是要看是否充分发挥执政利益、为民所愿、法行实功的作用,众所周知,我国审计最大的问题还不是在体制的问题,而是对审计的对象是否能依法处置的果敢实效力度。打典型,不具有依法的普遍性,即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性。在法治社会观念里,其政权与国民的保障性是平等的。没有力度,其审计本身就会存在流于形式性,也就大大影响了审计实际存在的法威性与社会地位,即政府审计中,审计机关对同级政府经济活动无法有效发挥监督和制约,根本上现状是审计工作受行政权力意识左右,直接由行政领导的干预和控制,审计主体独立性受到影响。结果就是当审计出问题后,是公示警示通告后,责任人与单位部门相连涉及人是行政处罚还是法理平等的到刑事处罚,如果这点能下决心了,审计体制就可以依法选择符合目前我国国情的体制来重新设计确立了。

二)我国现行审计体制存在的直接问题是审计法有,现实脱节,我国《审计法》颁布于1995年,我国在近20年的社会发展中,社会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社会管理也不断的深入完善,社会法治观念不断强化,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步伐的加快,市场经济管理体制已逐步确立,政企职能彻底分开,建立了小政府大社会的管理模式,为我国审计体制由行政模式向立法模式开始转变提供了经济基础。初期建立行政模式审计体制的经济原因——经济管理方式上的大政府小社会,自然不存在了。党的“十八大”在“服务型政府”实践中不断深入,“政府花钱,人民监督”已实际形成,但《审计法》由于框架存在,内容简单,细化不够,衔接不清等事实存在,造成法不完善,现实操作困难,由于我国政府审计实行双重领导模式,在中央,审计署作为最高审计机关具有双重法律地位,它既为国务院的职能部门又是审计机关主管全国审计工作。在地方,各级审计机关也在“双重”体制下受本级行政首长和上一级审计机关领导,负责本行政区的审计工作。这种体制下行政权力与审计权利相重叠,审计权责不明,政令不畅。其结果自然是法的追究责任脱离现实法治。地方审计机关也面临着两难,一方面必须履行职责提高成绩,对尽可能多的审计对象进行审计,另一方面又很容易“得罪”当地政府以及相关领导人员。这样无法保证审计的实施效果。政府审计体制下地方审计机关不审计当地政府,但在“同级审”中发现的重大决策失误和投资损失往往与地方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管理体制带有浓厚的地方性、区域性和行政长官意志性的色彩,削弱了审计执法监督的力度,违法乱纪行为屡禁不止,地方保护主义恶性循环,严重损害国家利益。审计机关的独立性、客观性和公正性均受到一定的影响。说到底,就是《审计法》执法执行不明确。

三)我国现行审计体制存在的关键问题是审计机构,点不过面,按照宪法和审计法的规定,审计工作应由各级政府首长直接领导。但全国目前大约还有1/3左右的地方审计工作不是由政府首长直接领导。不少地方的审计工作名义上由政府首长直接分管,但实际上一把手很少过问审计工作,而是由其他领导分管或协管,而且往往是审计和财政工作由同一位领导分管,关系很不顺,不利于审计机关对财政部门履行。不利于正常的审计监督职责。

按照现行财务隶属关系或国有资产监管关系划分,属于审计署及其派出机构审计的单位大约有3万多个。从绝对量来看,还不到全国80万个被审计单位的40%,但这些单位的资金量约占全国的70%左右。因此,必须加强对这些重点领域、重点部门和重点资金的审计监督。但由于目前中央审计力量不足,每年实际审计的单位不到3000个,审计覆盖面只有10%左右,有不少中央单位自审计署成立以来还从未接受过审计。经济上,我国审计机关经费均由同级财政做预算,当一些基层地区地方财力紧张时,审计经费根本无法保证;组织上,审计机关是只是政府机关的一个部门,各级审计单位与财政部门是相互平级的关系;人员上,审计人员任免也由政府决定。这些现象使得审计独立性全面审计更加难以保证。

四)我国现行审计体制存在的现实问题是审计多元,监督不力。1.审计对象

监督是人大的基本职能,它是宪法和法律赋予的重要职权,是中国权力监督的基础和最高层次的监督。2007年1月新颁布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为人大审计监督进一步奠定了法理基础。因此,人大审计委员会在负责全面预算审计的同时,还承担审计监督职能。这是国家审计对政府审计监督的体现。新国家审计体制下,国家审计与政府审计是不同的审计部门,国家审计是最高的审计机关,国家审计不领导政府审计,但政府审计受国家审计监督。就具体而言:国家审计对政府审计实行问责制,国家审计有权知道政府审计内容,政府审计必须向国家审计报告审计结果;国家审计对政府审计实行绩效审计抽查,触犯刑法者由国家审计提请司法处理,不触犯法律但属严重失职者,政府审计中相关责任人应当提请处分或引咎辞职。现实中由于一些地方政府领导同志对审计工作重要性认识不足,法制观念淡薄,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对本级政府预算执行情况的审计监督,少数地方政府和有关部门甚至干预这项工作的正常开展。主要原因是,这些地方政府领导在指导思想上,伯揭露问题过多难以承担责任或影响政绩,因而违反规定干预审计机关依法揭露和处理预算执行中存在的问题。有的还干预审计机关向本级人大常委会如实报告审计工作情况,人为地要求审计机关将一些重大违法违规问题删去,特别是当审计查出问题涉及到中央与地方利益关系时,往往从本地区利益出发,对审计发现的一些严重侵犯和损害中央 9 利益的问题压制不报,隐瞒事实真相,或避重就轻,轻描谈写。这种现象越到基层审计机关越是比较突出。即审计监督力量层层薄弱。2.审计本身

一方面是面临庞大复杂的政府机构、国有企业等审计对象,审计监督职责如何实效实行是现实问题。以中央预算执行审计为例,一级预算单位有100多个,每年只能审计50%左右,二三级预算单位的审计面只有20%;县以上国税局有3000多个,每年审计不足5%;海关系统有250个分关,每年只能审计20%。1998年机构改革后,审计任务繁重与审计力量不足的矛盾越来越突出,更谈不上加大对审计本身的监督力量了。另一方面是主要突出在民营审计会计公司上,目前,社会形成了大量的民营审计会计公司,最然审计会计公司为我国经济的发展起到重要的作用,但是由于此类公司鱼龙混杂,审计结果无法监督实效,认证鉴定机构无法有效监督认定,且此类公司与税务、审计监管脱节,事实存在针对同一个被审计部门、公司,审计会计公司审计结果与审计局结果不同,尤其表现在法律诉讼上,法律鉴定取证无法区别谁对谁错,仲裁部门脱节。

五、对我国审计体制完善的建议与构想

作者认为,我国审计体制的完善及最终确立,还是决定于一个社会是遵从“法随令出”,还是“令随法出”,审计体制的实效功能尤其重于此。国家审计向立法型体制转变,就是向立法立实靠近,即隶属于立法机关,从国家宏观经济调控体系中脱离出来,成为对国家宏观控制的再控制,亦即从国家行政职能中脱离出来,成为立法机关监督行政职能的手段时,其作用必将得到最大的发挥。真正立法模式的审计机构需要国家具备强有力的立法机构和人民在观念上对立法机构重要性的认识。

1.国家各权力机关必须形成科学的分工机制。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国务院是它的执行机关,宪法规定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不得担任国家行政机关职务。这种政体在客观上要求人民代表大会必须有效监督国务院正确履行法律规定的职责,国务院也有义务接受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同时在组织上如果也保证了监督手段这种监督工作就不会流于形式。2.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为我国审计体制由行政模式向立法模式转变提供了经济基础。

国家经济管理体制的不同决定了政府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大小,从而也决定了国家审计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范围和程度。计划经济国家中,政府的大量直接管理经济工作导致了国家审计机关作用范围的扩大和任务量的增加,它们一般不是服务于立法机关控制行政机关因行政行为而发生的公共资金上,而是直接服务于行政机关对国家经济的直接管理上。市场经济下,资源主要靠市场配置和调节,国家审计相应将工作重点放在公共财政和国家立法机关批准的支出项目上。

3.我国国家审计必须尝试审计体制向立法行模式的过渡。

审计法第四条规定,国务院和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每年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审计机关对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从操作角度看,政府向人民代表大会提出的审计工作报告实际上是由审计机关代拟,经政府同意后,由审计机关代作报告,并在现场回答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质询。这种做法突出了国家审计服务于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和立法机关的作用,体现了国家审计在经济监督工作中的独立性和立法机关的作用,体现了国家审计在经济监督工作中的独立性和权威性,认清了国家审计机关与行政机关和立法机关的关系,以及国家审计在国家行政与立法职能相互关系中的地位与作用。这种做法,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是向立法型模式转变的尝试,也可看作是向立法型模式的过渡。

4.完善现行审计体制、加强审计工作的对策

审计工作中实际存在的问题,有的是因现行审计体制本身的弊病造成的,有的与现行审计体制并无直接关系,而是随着审计工作发展而逐步显现出来的,值得认真研究和改进。为了进一步改革完善现行审计体制,加强和改进审计工作,笔者认为,无论从思想上还是从理论上都应从现在开始着手做好行政型审计模式向立法型模式转变的准备。

1)、改进现行审计经费预算编报制度,审计经费单独列入国家预算

在立法型审计体制下,审计机关接受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委托,依法独立对政府进行财政监督,审计机关与财政部门是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但目前我国审计机关的经费由同级财政部门审批,审计是监督部门,而经费来自于被监督部门,经费不独立、得不到保障,审计工作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和制约。

经国务院同意,2000年审计署及派出机构首先实行了审计经费全部由国家财 政负担的办法,这对于维护审计机关的独立性,保障审计机关依法有效地履行审计监督职责,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为了更好地保证审计机关依法独立履行审计监督职责,从体制上理顺审计机关与财政部门的关系,切实解决审计机关履行职责所必需的经费,应逐步改进现行审计经费预算编报制度。即参照国际上通行做法,先由审计机关根据职责、任务和计划及定员定额标准编制预算草案,无须政府审批,由财政部门在本级预算中单独列示,报经本级人大常委会批准后执行。2.)调整中央审计机关与地方审计机关的关系,实行立法型审计体制下的省以下审计机关垂直领导体制

随着我国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财权与事权划分的不断变化与明确。为适应新形势下对国家财政进行有效监督的需要,在立法型审计体制下,我们应实行省以下审计机关垂直领导体制,即省级以下审计机关实行垂直管理,市、县审计机关的人事、业务由省级审计机关统一管理,经费列入省级预算,系统管理、系统下按;省级审计机关接受审计署(即最高审计院)的业务领导。现实的情况是,在现行领导体制下,审计署下达的统一组织项目和其他需要地方审计机关完成的项目较多,地方审计机关自己安排的项目较少,而在分税制财政体制下,中央与地方划分财权,则在有限的审计资源下,地方审计机关对本级财政收支活动的监督力度不够。实行省以下的垂直领导体制,审计署与地方审计机关可以分别专门负责中央与地方的财政资金的监督,各司其职,强化监督力度,而同时省级审计机关又接受审计署的业务领导,这样,即有利于对中央、地方两级财政资金的监督,又有利于审计系统加强业务建设,在全国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3.)在立法型审计体制下,强化驻地方特派员办事处的职能。

驻地方派出机构的设立,便于最高审计机关对中央财政、财务收支活动进行审计。为了加强对重点地区中央单位的审计监督,审计署在地方设立特派员办事处,代表审计署行使审计监督权,负责对派驻地区的审计监督工作。国外许多国家也都设立了驻地方审计机构。如美国审计总署人员众多,机构庞大,设有16个地区分部,并在国外设有3个国际分部,这一方面是美国的相关法规赋予了它众多职责,另一方面则充分体现了美国对国家审计的重视。

4.)制定审计组织法,将审计机关的设置、内部机构的设立、人员的任免、岗位任职资格条件法律化

在审计组织法中,除应明确县以上设立审计机关,各级审计机关对本级人民代 表大会负责并报告工作,在人大闭会期间向其常务委员会报告工作,省以下审计机关实行垂直领导体制外,还应明确审计机关负责人员的任免程序、撤换和审计人员的任职条件等。与立法模式审计体制相适应,应规定:地方各级审计机关负责人由上一级审计机关负责人提名,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决定任免,并报上级审计机关备案,在地方各级人大闭会期间,由地方各级人大常委会决定任免。同时应延长审计长的任期,使审计长职务不受国家主席与政府任期的影响,在客观上有效地保证审计长能够独立地开展工作。在任期内不能随意撤换审计机关负责人,只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才有权罢免审计长。

综上所述,国家审计是建立法制社会的保证,政府审计是宏观管理的有效工具。“用好纳税人的钱,办好纳税人的事”是一种理念,是政府的责任。因此改革现行审计体制,建立真正的国家审计机关富有时代的意义。但改革并非一劳永逸,它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因此,只有保持审计体制改革的动态性、连续性才能使我国审计体制得到更好的发展。“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未来我国审计体制最终会走向对国民负责的模式,它将更好的配合时代潮流及政府施政。与此同时审计机关必须继续研求改进,加强考核施政计划执行绩效,以建立廉洁政治为目标,克尽审计职责,更好的发挥审计功能。

参考文献:

1.杨肃昌著,《中国国家审计问题与改革》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3年10月 2.《政府审计理论与实务》

南京审计学院国际审计学院 2007年2月

3.《英德法三国审计比较》 中国审计出版社 1998年 4.李凤鸣:《审计学原理》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5年1月

5.杨肃昌, 肖泽忠: 《试论中国国家审计“双轨制”体制改革》 2007年1月

第三篇:我国现行体制下兽医法制建设存在的问题和建议

我国现行体制下兽医法制建设存在的问题和建议

慧鸿文(内蒙古满洲里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021400)

肖长灵(黑龙江省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畜牧局 166200)

马志强(内蒙古赤峰市动物卫生监督所 024000)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畜牧业得到了迅猛发展,生产能力也有了很大提高,尤其是全国各地开展“米袋子”与“菜篮子”工程以来,副食品的供求矛盾得到了明显的改善,随着人们对食品安全认识的不断提高和环保标准的不断升级,对我国的畜禽及其产品提出了严格要求。特别是我国加入WTO和OIE后,根据市场准入规则,许多国家都争先恐后要求进入我国市场。如果不尽快适应国际准则,我国就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在世界经济日益全球化的今天,动物和动物产品的国际贸易频繁,为了防止国外动物疫病传入我国,不断提高我国的动物疫病防控水平,动物疫病防控应尽快与国际惯例接轨。而一方面严重的动物疫病感染现状和大量使用疫苗和药物,导致药物残留的超标现象加重;另一方面,又使畜产品、养殖业经营成本上升,成为制约养殖业发展的瓶颈,疫病、药残及相关问题已成为政府要求抓紧食品安全工作和发展对外贸易的主要矛盾。要抓好食品安全工作的前提和基础是强化我国的兽医法制建设,现就本观点在此做一个初浅的探讨。目前体制下我国兽医法制建设上存在的问题

1.1 法律、法规滞后及不健全,与国际不接轨、差距大

我国在兽医法律、法规的制定上严重滞后,并缺少体系化管理,与动物疫病和食品有关的法律有《传染病防治法》(1989年颁布2004年修订)、《进出口商品检验法》(1989)、《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1992)、《食品卫生法》(1982年颁布1995年修订)、《药品管理法》(1984年颁布,2001年修订);政府部门颁布的法规、规章有《兽药管理条例》(1987年颁布,2004年修订)、《生猪屠宰管理条例》(1997)、《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1999年颁布,2001年修订)等,这些法律、法规大多是以部门起草立法,带来很多弊端。法与法之间不衔接,执法主体混乱,有的与国际组织有关规定和大多数国家的法律不接轨。有的法律缺少配套法规支持,很难操作。如《动物防疫法》迄今尚未出台配套实施细则;有的法规内容已明显陈旧或不切实际,缺乏补充更新,如《动物检疫管理办法》迟迟不能出台,检疫对象、检疫方式、检疫方法都不能确定;《官方兽医管理办法》没有出台使执法人员身份不能明确给执法活动带来阻碍,以上种种情况,严重影响了我国兽医法律法规的严肃性和权威性。

1.2 兽医执法体系的分阶段管理及多头管理问题

我国有关动物防疫和食品安全的兽医执法监督不是全过程的,而是分段的、责任不明的,很难达到效果。从畜产品产业链的养殖、加工、检疫检验、流通、销售至国际贸易明显存在着部门分割管理,在管理实践中,缺乏以解决问题为导向的跨部门联合作业。动物饲养、疾病防治和兽药生产、流通、使用等由农业部门负责管理;屠宰加工企业由商业流通部门负责管理;肉品进入市场由工商和卫生部门执法;动物及动物产品的进出口由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负责;畜产品的国际贸易由外经贸部门管理。这种分段管理的方式造成了职能交叉,都管都不管,有益则取之,无益则推之,操作性差,不利于食源性动物食品安全的统一实施,已影

响了整个动物疫病控制和动物源性食品安全保障体系的运行,使畜牧业企业的发展及走向世界增加了很多的管理成本。

1.3 兽医执法体系存在许多弊端和不足之处

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畜牧业生产逐渐向“政府指导化、管理法制化、服务社会化、企业行业化”的方向发展,对畜牧兽医服务体系和动物防疫监督体系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按照《国际动物卫生法典》的原则,动物饲养和产品的生产、加工及运输等活动都应在官方兽医体系的监控下,我国目前尚未形成这样的格局,也未实现国际上普遍采用的官方兽医制度,许多兽医执法行为与服务活动由同一主体完成,这就很难保证兽医行政执法的公正性。兽医的执法监督力量不足、保障体系不完善,而兽医服务的市场没放开,发育不良,两方面难以到位。再加上我国目前的动物卫生工作隶属于同级政府领导,由于涉及地方经济的发展上级业务主管部门有时很难干预,个别地方难免出现“地方保护”。其次是县、乡财政普遍比较困难,对动物防疫监督机构投入严重不足,有的甚至是自收自支,还有的地方甚至截留挪用上级财政下拨的动物卫生专项经费,有的地方雇用临时的防疫员进行检疫执法。如此种种,严重影响到兽医执法队伍的建设与稳定,无法吸引、发展高素质高能力的兽医人员,对兽医执法体系的建设起到阻碍作用。

1.4 兽医执法工作的财政立法不到位

目前一些高危害的烈性动物传染病传播迅速,常超越国界,可引起严重的经济问题和公共卫生问题,对畜禽及其产品的国际贸易有重要影响。《动物防疫法》规定了动物疫病的分类及对各类动物疫病的控制、扑灭要求和措施,并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瞒报、谎报、阻碍他人报告动物疫情。规定了将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扑灭、检疫和监督管理所需经费纳入各级财政预算,规定了在动物疫病预防和控制、扑灭过程中强制扑杀的动物、销毁的动物产品和相关物品,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给予补偿。但没有像国外制定有专门的“补偿法”,是为那些接受了官方兽医指导并完成了动物疫病防治(免疫、检疫和消毒)任务,动物仍感染某种特定疫病需进行扑杀而造成损失需要补偿的立法。如国外的“牛补偿法”、“猪补偿法”,这类法律主要规范补偿资金的来源、补偿标准、动物种类、疫病范围和补偿方法等,对按照“早、快、严、小”的原则扑杀疫情起到了保障作用。而我国无针对性的动物扑灭处理的法律法规,重大动物疫病的扑灭计划难以实施,导致疫病的蔓延和持续感染的隐患很大。加强兽医法制建设的几点建议

2.1 修改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并与国际接轨,建立强制性的执法机构和检查执法程序

在修改和完善现有相关法律、法规的基础上加强立法,填补法律空白,使国内法律与国际相关法律接轨,建立直属的国家兽医机关,并保证机构上下一致,在法律中应对政府执法的保障能力、兽医工作机构、主管部门、执法程序、兽药和疫苗的生产和使用等提出原则性要求和具体的执法规定。

新修订的《动物防疫法》已开始实施,在做好宣传的基础上尽快制定实施细则及相应的配套法规。

国家应建立专门的权威的动物食品安全监管机构,消除职能部门交叉、条条块块扯皮,地方或部门保护主义等现象,由国家兽医机构建立起统一管理动物饲养、运输、屠宰加工、市场营销、进出口以及疫病扑灭和环保条件的兽医法规,必须对饲养、屠宰加工、流通等环节进行科学、公正、系统、全过程的监督和管理;制定和完善与国际接轨的采样、检验、检疫的统一方法,以保证畜禽产品生产从源头到餐桌的全程安全监控体系。

2.2 加强执法力度,实施从农场到餐桌的全程监控

要改变我国目前对畜禽产品的分段执法制度,与国际接轨,建立全国统一的官方兽医执法体系,对畜禽的生产、运输、加工到餐桌或进出口进行全程兽医卫生执法监管。建成兽医卫生和食品安全体系,从而保障动物及其产品的安全卫生。

2.3 加强财政支持力度,有效控制和扑灭动物疫情

根据国外控制和消灭畜禽传染病的一些主要经验,可以发现严格执行兽医法规是控制和消灭传染病的重要保证。动物疫病防治涉及社会的各个方面,关系到人们的财产和生命安全,是政府行为。国家必须在立法、组织机构方面加大工作力度,各级政府要加强部门间的协调工作,加大财政投入力度,从而达到有效防止和迅速控制动物疫情,减少经济损失,提高我国动物及其产品的防检疫质量。

2.4 加强兽医执法队伍的建设,完善执法体系,提高队伍素质

应根据新修订的《动物防疫法》和市场化运作的规范将行政管理与执法监督功能和兽医防疫,技术服务功能相分离,设立动物卫生监督机构、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把防疫、检疫、监督、检测的功能分离,并强化对动物卫生监督体系的建设,以充分发挥经营和生物制品、兽药、饲料(包括添加剂)在生产、经营、使用等环节全过程的监督执法管理功能,并对疫病进行随时监控与及时扑杀。

加强基础畜牧兽医体系建设,基础畜牧兽医承担着依法实施动物防疫、检疫、畜牧兽医技术推广等公益性职能和畜牧业生产与诊疗服务等经营性职能。负责本辖区内动物疫病的计划、强制免疫的组织实施和疫情监测、调查、统计上报及扑灭、疫病防治技术推广应用等工作。应实行公益职能和经营职能的有效分离。

在完善动物卫生监督体系的同时,要确保体系相对稳定,要提高兽医执法队伍的素质。要加强培训,根据承担的职能有针对性地进行培训教育,强化对兽医执法人员的思想政治学习、法律法规和业务技能培训,以切实提高兽医队伍尤其是县乡两级人员的综合素质,从而为保证兽医执法人工作的开展构筑良好的基础。

第四篇:浅议我国税收征管体制的现状与完善

浅议我国税收征管体制的现状与完善

职法律硕士 学号:2013160007 姓名:段家元

摘要:我国现行的税收征管制度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的确立和1994年税制改革的要求逐步确立的,即以纳税申报和优化服务为基础,以计算机网络为依托,集中征收,重点稽查,强化管理。几年的实践证明,这种税收征管体制的优点是显而易见的,纳税人偷逃税现象大为减少,征管模式逐步向集约型方向转变,税务管理的现代化进程也大大加快。进一步巩固和完善了新税制,强化了税收征管和税收聚财功能,保证了税收收入的稳步增长。但是,随着征管改革的不断深入,一些新的问题日益显现出来,相当多的实际问题阻碍着征管改革工作的进一步深入,在此,我就日常税收征管过程中所遇到的征管问题,结合现行税收征管模式,就如何进一步深化征管改革,解决这些问题作一点探讨。

关键词 税收征管 税制 税收法律制度

一、我国现行税收征管体制存在的问题

(一)传统科层制的税务组织结构导致管理层次多。我国目前实行的科层制的税务组织机构,其主要问题就是职能部门多,管理层次多,中间环节多,造成税务机构设置的重叠和臃肿,管理职能的交叉和政出多门。在征、管、查三分离或者征管与检查两分离情况下,征收的只管征收,检查的只管检查,资源不能有效共享。

(二)税收征管信息不能共享。由于一些税务机关的电子政务建设理念不同,服务定位不清,管理措施不衔接,因而不能有效实现网上跨部门的交互办公,不能实现跨行业的协调办公。国税系统、地税系统、财政、海关、公安等各部门虽然都有自己的信息,但彼此之间并不能实现共享。

(三)征税成本总量和增幅都偏大。有资料显示,1996年我国的征税成本率(一定时期税务机关费用支出占同期税收收入的比例)

是4.73%,而美国仅为0.6%,日本为0.8%。另外我国的征税成本还在不断递增,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研所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税收稽查成本每年增幅达到12%左右。

(四)国税、地税缺少协作。目前国税与地税分设、分征、分管的模式,在实际操作上出现了征管权限、隶属关系、代征税款、税收政策解释等方面的矛盾,导致税收征管效率的提高不明显。

(五)税收征管法律制度亟待完善,法律效力层级有待提高 现行税收征管法律制度、特别是《税收征收管理法》是在我国刚刚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1992年颁布的,距今已8年了。随着改革的深化、开放的扩大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与发展,经济和社会各方面都发生了许多变化,税收征管也出现了机构分设、税制简化等新情况、新形势,现行税收征管法律制度已经不能适应加强税收征管,推进依法治税的需要。其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税收征管法律体系不够完善,法律效力有待提高。现行税收征收管理法作为综合性的税收程序法典,它不可能对税收征收管理的各个方面都作出详细、可操作性的规定;目前有关税务管理、税务稽查、税务代理等的规定都是由国家税务总局制定的部门规章,不仅法律效力不高,内容也不规范。应抓紧制定和完善专门的《税收征管体制法》、《税务稽查法》、《税务代理法》、《发票管理法》、《税务争议救济法》等。

2、税收征管的基础管理制度不够健全,税务管理存在一些漏洞和不足。表现在:第一,税务登记在法律上缺乏有效的制约机制,不少纳税人不到税务机关办理税务登记,漏征漏管现象比较严重。第二,税务登记与纳税人银行存款之间衔接不够,不少纳税人在银行多头存款,税务机关难以掌握纳税人应税经营情况。第三,现有的发票管理规范不够健全,违反发票管理的处罚措施尚待完善。第四,纳税申报的期限、方式、作法、法律责任不够完善,税收征管实践中零申报、负申报增多;一些纳税人利用延期纳税的规定拖欠税款,影响国家税

款的及时收缴等。

3、税收征管工作中面临的一些新情况在法律上缺乏明确的规定。现行征管法未明确税收优先原则,致使在一些经济纠纷、企业重组、企业破产中国家税款难以得到有效保护;随着会计电算化的普及、电子商务的发展,应制定相应的税收对策和征管制度;应对税控装置的推行和使用作出规定;现行滞纳金制度的合理性和适用范围需要重新考量等。

4、税款征收、税务检查和税务行政执法不够规范、有力和完善。表现在:第一,税收保全和税收强制执行措施的适用范围过于狭窄。第二,税务检查效力不强,没有对税务检查的法定程序作出具体、详细的规定,税务稽查法律地位不明确。第三,税收征管中与银行、工商、公安等部门的协作配合制度不健全,尚未建立有效的协税护税机制,尤其是缺乏法律责任的规定。

5、未明确、全面规定纳税人的权利,税收征管中侵犯纳税人合法权益的现象时有发生。

6、法律责任不够严密、完善。罚款等行政处罚的幅度过大,没有规定下限,税务机关的自由裁量权过大;一些重要的征管法律规范没有“制裁”部分,税收征管实践中不少法律规定难以落到实处等。

7、税收征管法与相关法律存在一定的冲突。现行征管法实施以来,我国陆续制定了行政处罚法、行政复议法,修订了刑法、会计法等,现行征管法需要与这些法律相衔接。例如,一些税务机构执法主体资格需要明确;征管法中的偷税概念与刑法中的规定存在差异,需要修改等。

8、税务争议的救济和司法保障需要加强和改善。一方面,现行征管法给纳税人提供解决税务争议的途径和方法不够完善,影响了对纳税人合法权益的保护;另一方面,法律没有赋予税务机关打击税务违法犯罪行为的专门执法手段,没有建立税务警察、税务法庭等税务司法保障机关,税务执法手段的刚性不强等。

(六)税收征管具体实践中还存在以下问题

1、纳税申报不实的问题。建立纳税人“自核自缴”的申报制度是新的征管运行机制最重要的基础,是深化征管改革的核心内容。但在申报制度具体的执行情况来看,目前纳税人纳税申报存在以下几方面问题:一是纳税人纳税申报质量不高。由于纳税人的思想意识、纳税观念、法制观念以及业务素质方面有一定的个体差异,导致了纳税申报不实的现象,突出反映在有些正常经营企业,长期出现零申报或负税负申报现象;二是内部纳税申报制度不尽完善,手续繁杂,环节较多,对纳税人监控难以到位。

2、税务稽查的地位与作用问题。新的征管模式要求税务稽查要发挥“双刃剑”的作用,“以查促管,以查促收”,但在实际运行过程中,受多种因素的制约与影响,稽查工作的地位与作用并没有得到充分体现:一是实际工作中“重征收、轻稽查”的观念依然存在。一方面,为了充分发挥各级税务稽查部门工作的积极性、主动性,以及更好衡量各级稽查部门的工作成效,各级税务机关都会对所属的稽查部门下达一个指导性的税收计划数,并据以作为年终考核的依据,为此,稽查部门出于本部门经济利益的考虑,会出现与主管税务机关争抢税源的现象,干扰了主管税务机关的正常的税收征管工作;二是只重视了税务稽查对纳税行为的监督检查职能,而忽视了其对执法行为监督制约和对行政行为监督检查的职能;三是税务稽查操作规范还不尽完善,稽查工作缺乏应有的深度和力度。目前按选案、检查、审理、执行四个环节实施税务稽查,在实际操作中还不够规范,某些环节(如稽查选案)的可操作性和科学性待提高,各环节的有序衔接制度要进一步健全,选案的随意性,检查的不规范性,审理依据的不确切性,执行的不彻底性等问题还比较普遍,影响了稽查整体效能的发挥。

3、计算机开发应用上的滞后问题。新的征管模式要求“以计算机网络为依托”,即税收征管工作要以信息化建设为基础,逐步实现税收征管的现代化。但从目前情况看,税务部门在计算机开发特别是应用上还存在一些突出问题:一是征管系统软件开发滞后。MIS系统在云南省地税系统征管应用已近5年了,但在目前,许多县市(以大理州为例),MIS系统在征管系统中仅使用了税务登记、税款征收、停复业处理、征收数据查询等极少的模块,而报表处理等无法正常使

用,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MIS系统的使用效能,计算机的开发应用难以满足征管工作的要求,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征管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二是利用计算机提供的税收数据、信息进行综合分析,为科学决策提供参考的作用也没有发挥。三是内部计算机管理制度不够健全,计算机综合应用水平还低,部分干部的计算机应用水平还较低,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税收征管现代化步伐的加快。

4、为纳税人服务上存在的问题。深化征管改革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建设全方位的为纳税人服务体系。要使纳税人依法申报纳税,离不开良好的税收专业性服务。虽然各级地税部门都对办税大厅规范化建设进行了不懈的努力,设置了触摸屏,为纳税人服务上取得了相当大的成效,但目前,这一服务体系尚须不断进行健全和完善:一是征纳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还需进一步理顺,双方平等的主体地位没有得到真正体现,税务干部为纳税人服务的意识还需进一步增强;二是税收宣传手段和方式单一,社会效果不明显,特别是在比较偏远的乡镇,受各方面因素的制约,税收宣传始终以张贴税收宣传标语,接受纳税人咨询等传统宣传方式进行,难以实现税收宣传的“三贴近”要求,从而难以从根本上增强广大纳税户自觉纳税意识,这就需要不断探索和创新符合纳税人需求的、更有效的税收宣传途径和办法。三是管事制度实施后,纳税人办税环节多、手续繁等问题没有根本解决,税务部门内部各项办税程序、操作规程要进一步简化、规范、完善,真正把“文明办税,优质服务”的落脚点体现在方便纳税人、服务纳税人上。

5、税收管理员的素质需要不断提高。随着税收管理员制度的推行,要加强税源管理,这就需要税收管理员不但要熟悉税收法律、法规和政策,而且要熟悉现行的企业财务制度。但从现实的税收管理来看,多数税收管理员对企业的财会制度不够熟悉,导致在对企业的日常税收管理过程中,看不懂或不会看企业的财务报表,也无法发现企业在税收申报过程中所存在的问题。特别是当前,部分企业已开始使用相关的财务软件,所有的账务均通过软件进行处理,给企业税收管理增添了更大的难度。

二、进一步完善税收征管体制的几点思考

我国现行税制是以间接税为主体,企业或单位纳税人占多数。这种税制结构和纳税人状况,决定了当前我国税收征管模式是建立在间接税基础上,以企业或单位纳税人为主要征管对象,而对自然人的征管制度安排尚不健全。鉴于税收征管对税制体系的完善与重构具有重要作用,有必要在新的税收征管模式框架中,对税收征管进行前瞻性研究,以适应深化税制改革的需要。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提出逐步建立健全综合和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研究推进房地产税改革,对我们继续深化税制改革特别是完善直接税体系提出了新要求。个人所得税、房地产税的纳税人主要是自然人,人数众多且分散,加强管理的难度很大。要顺利实施这方面税制改革,必须加快构建和完善对自然人的税收征管制度体系。这个体系的核心是首先要在法律上明确涉税信息报送制度,通过建立通畅的信息渠道确保有关自然人所得和财产的相关信息及时、准确地传递到税务部门。税务机关内部也需要建立起一个结构完整、功能齐全的征管信息系统,以接收和处理各种涉税信息,解决征纳双方信息不对称问题。同时,要完善对自然人的税收征管法律制度,加大对自然人的税法宣传力度,探索实施行之有效的税源管理方式,合理配置征管资源,努力减少税收流失。

(一)改革和完善税收征管法律制度,确立税收征管各项基本原则

当前,我国立法机关和有关实际部门正在修改和完善税收征收管理法。本人认为,为了建立并完善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税收征管法体系,在改革和完善税收征管法律制度时,应重新认识并坚持以下原则:

1、依法征管原则。在税收领域,税收法定主义是税收和税法的最高法律原则,与税收史上的“无代表则无课税”思潮和“议会保留”密切相关。税收法定主义具体包括课税要素法定原则、课税要素明确原则和依法稽征原则。可见依法征管原则是税收法定主义的重要

内容,它要求税务机关必须严格依据法律的规定征收,不得擅自变动法定课税要素和法定征收程序。[②]坚持依法征管原则,要求有关税收征管的规则必须由国家的法律加以确定,要提高税收征管的立法层次。在税收征纳过程中,征纳主体的权利义务和征纳程序必须在法律上作出具体、明确的规定;没有法律依据,税务机关无权决定开征、停征、减税、免税、退税、补税。这是依法治税方针的必然要求,它有助于税收征管行为的法治化,减少税务执法的随意性,维护纳税人的合法权益。

2、效率原则。税收征管是国家组织财政收入的一项主要行政管理活动,因此,只有尽量降低征收成本,才能提高税收行政效率,充分实现税收功能。税收征管效率原则,要求国家征税应以最小的税收成本去获取最大的税收收入,使税收的名义收入与实际收入的差额最小。税收成本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税收征收费用,即征税机关为征税而花费的行政管理费用;另一方面是纳税人因纳税所支出的各种费用,如税务代理费、纳税申报的交通费等。坚持税收征管效率原则,要求我们在建构税收征管制度时,应考虑以下几个问题:第一,税收征管程序在明确、可操作的前提下,应尽量简化。第二,有关制度和模式的设计应多样化,以适应不同情况。例如,纳税申报就应允许采用实地申报、邮寄申报、数据电文申报等多种方式。第三,按照科学合理、统一协调的要求,建立反映税收征管客观规律的税务登记、纳税申报、税务代理、税款征收、税务稽查等现代税收征管制度。第四,积极应用现代科技手段。在经济全球化、知识经济、网络经济、电子商务迅猛发展的新形势下,要想提高税收征管的质量和效率,必须用法律手段推动征管方式从传统的人海战术、手工征管向现代化、信息化的征管方式转变。为此,要大力实施科技兴税战略,在增值税征管中积极推行“金税工程”。

3、程序正义原则。程序正义是在法律活动中,为了保障当事人的基本人权和实现法治而必然提出的要求。它使程序法从仅仅作为实现实体法的工具地位中摆脱出来,赋予法律活动作为“过程”本身也同样具有独立价值。程序正义要求我们必须承认当事人在程序活动中享有基本的程序性权利,程序应当是在公开、公正、理性和效率的情

况下进行的,这样才能鼓励当事人积极和“富有意义地”参与程序中的对话、选择和妥协。[③]税收征管法律制度是税收程序法,但现行《征管法》中有关税务行政执法程序的规定,不仅数量少、分散,而且对一些重要的程序缺乏规定,使纳税人在纳税和税务争议中无所适从,增加了税务人员执法的随意性。依据程序正义原则,在税收征管中,应当建立回避制度、说理制度、听证制度、时效制度等,完善税务管理、税款征收、税务行政处罚、税务争议救济等程序。

4、强化税务机关执法权和保护纳税人合法权益并重原则。税收具有强制性、无偿性、固定性,税收征收管理是税务机关的行政执法活动,税收征管权是公法上的一种权力。为了保证税款的及时、足额收缴入库,税务执法权必须具有较强的刚性和约束力。现行征管法在税收征管权的规定上尚有不完善的地方,例如税收保全措施和强制执行措施的适用范围过窄,对银行等部门不履行协助义务缺少处罚手段等。因此,加强征管权力,深化税收基础管理,对于解决当前税收征管中存在的“疏于管理,淡化责任”现象,保证国家税收不受侵犯具有重要意义。另一方面,纳税人作为税收征管中的一方主体,在依法履行纳税义务的同时,也享有相应的权利。长期以来,我们一直强调纳税人的纳税义务,对纳税人的权利规定的不多,重视的不够。随着民主、法治、人权运动的发展,纳税人权利保护的要求会越来越高;从根本上说,纳税人是税收的源泉,保护纳税人也就是保护税源。因此,我们应当在征管法中确立依法保护纳税人合法权益的原则,对纳税人享有的申请减税、免税、退税权,税务法律政策的知情权,接受服务权,争议救济权,保密权,赔偿权等作出明确规定。同时,要加强对税务机关的执法监督,建立税务执法责任制度,增强税务人员为纳税人服务意识。税收征管法应在强化税务机关征管权与保护纳税人合法权益之间进行平衡和协调,为征纳双方建立良性互动关系提供法律保障。

5、借鉴国际通行规则原则。目前,经济全球化、法治化正在深入发展,各国经济制度、法律制度也在相互借鉴、合作和融合,我国不久将加入WTO,因此,必须按照世贸组织的规则,加快法律改革的进程,在享有入世带来权利和利益的同时,应履行自己的义务和“承

诺”。在税收领域,除了要继续完善税制外,应加速我国税收征管法律制度国际化改革的步伐。第一,规范税收征管程序。要推行专业化征管,健全纳税自行申报制度,强化税务稽查,扩大税务代理等。第二,加强税收征管科技化建设。要加大税收征管的科技含量,充分利用计算机手段,逐步建立网上征税系统,探索和建立反跨国偷税、避税的手段和机制,保障国家经济安全。第三,增强税收法律的透明度,完善税务争议的解决制度。要在提高、统一税收征管立法的基础上,建立税收法规公告制度;加大税收法律统一实施的力度,切实解决税收执法中收“人情税”、“关系税”或收“过头税”的问题;为税务争议的当事人提供有效的救济途径,加强执法监督,建立对税务行政执法的司法审查制度等。

(二)将现在实行的以职能为主导的组织形式调整优化为以流程为主导的组织形式,科学划分税务管理事权。按照经济区域设置税务管理机构,配备税务管理人员,尽量减少税务管理层次。

(三)建立标准统一的交互式信息系统。实现税务系统内部的网上税务登记、网上纳税申报、网上缴纳税款、网上审批备案、网上发票认证和网上举报等,同时实现税务与财政、海关、工商、技术监督等各有关部门的信息共享。

(四)进一步节约征税成本。可以通过对税务机构和管理职能的重新整合,促进税收征管运作程序和办税流程的科学畅通,实现税务办公的无纸化。

(五)加强国税和地税两套班子的全面协作。国税和地税部门应以提高监管效能、降低征纳成本、减轻纳税人负担为目的,在税务宣传、税务登记、代征税款、纳税评估、税务稽查等方面进行协作。

第五篇:我国现行法医体制的弊端探析与改革思考

内容摘要:

笔者从事法医工作多年,对我国现行法医体制及由之带来的种种弊端和现有法医工作现状深感忧虑。我国现有的法医体制作为传统社会主义 法律 制度的产物之一,在司法实践活动中所产生的诸多弊端已日益突出。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不断 发展 和完善,这些弊端也越来越多地影响到司法环节的公正。笔者认为,改革现行的法医制度已经迫在眉睫,势在必行。

笔者从事法医工作多年,对我国现行法医体制及由之带来的种种弊端和现有法医工作现状深感忧虑。我国现有的法医体制作为传统社会主义 法律 制度的产物之一,在司法实践活动中所产生的诸多弊端已日益突出。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不断 发展 和完善,这些弊端也越来越多地影响到司法环节的公正。笔者认为,改革现行的法医制度已经迫在眉睫,势在必行。

我国现行法医体制主要有三大系统四级机构共十二级,是各自完全独立的司法鉴定机构。1.1 公安、检察、法院三大系统 我国现行的法医机构按工作系统分类,主要分为公安、检察、法院三大系统。上述系统为相对独立的工作系统,其中的法医部门之间无隶属关系,具有不同的工作职责。公安工作是诉讼活动中的第一环节,其法医部门的鉴定结论在一定范围内将受到检察院的审核和监督。检察工作是诉讼活动的另一环节,其法医部门的鉴定结论一般没有专门的机构和部门对其进行审查和监督。法院可以根据工作的实际需要,要么采用检察院的鉴定结论,或者忽略检察院的法医鉴定结论而不予采纳。法院工作是诉讼活动中的最后环节,其法医部门的鉴定结论除法院系统的内部上级法医机构外,不受任何部门的专业审核与监督。

1.2 部级、省级、地级和县级四级机构 我国现行的法医机构按行政级别分类,分为部级、省级(直辖市/自治区)、地级(州/省辖市)和县级(县级市/区)共四级。上述设置为独立的上下级法医机构,上级一般不直接干预或过问下级的具体工作,只是对下级机构进行必要的宏观指导和业务培训,同时解决下级机构上呈的疑难问题。各级机构在进行法医鉴定工作时各行其职,互不干预,在法律应用上具有独立的法律效力。

1.3 其他相关机构 我国现行的法医体制中还有包括其他法医机构的参与,如高等医学院中的法医学院(系、专业),法医学学术科研单位以及包括法医门诊、法医 医院 或法医学鉴定中心等部门在内的司法服务机构。

现行法医体制运行中存在的弊端及原因分析 毋庸置疑,我国的法医工作在为法律服务和保护公民合法权益等领域中发挥了很多重要的作用,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但我们也看到,现行法医体制运行中仍存在一些弊端,已经严重制约了我国法制建设的发展,甚至直接影响到法医学鉴定的质量和定罪量刑等司法工作。法医体制运行中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2.1 鉴定机构重复设置和各自为政,导致了鉴定结论的重复和混乱,也为司法诉讼和法庭判决带来混乱和不公 如前所述,我国现行的法医机构有十多级可以独立运行的机构设置,其鉴定结论只要应用单位愿意采用都具备法律效力,没有明文规定的法定上下级之分和权威归属之分。另一方面,许多鉴定结论又直接影响到案件的定性和定罪,包括是否立案、当事人会被如何定罪量刑等。一旦法医鉴定部门所做出的结论相互矛盾并被重复使用,其结果必然导致司法程序的混乱,影响诉讼结果和判决的公正,因而致使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直接影响公民对法律武器的尊重和信任。某县受害人韩某在县级公安局进行活体损伤鉴定,结论为“重伤”。数名嫌疑人因涉嫌故意伤害罪被收审,继而被批捕。庭审中打人方要求对受害人重新进行伤情鉴定,结果州级(中级)人民法院鉴定结论为“轻微伤”。对本案来说,根据法律有关规定,造成韩某重伤则“故意伤害罪”罪名成立,应判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若仅造成韩某轻微伤则“不够立案”,且司法机关有“错误限制他人自由和违法使用强制措施”之错,必须为此做出行政赔偿。州级检察院得知上述情况后十分重视,派出本部门的法医再做鉴定,鉴定结论为“轻伤”。若按此鉴定结论,法律诉讼结果应为“够立案、司法机关没有抓错人、强制措施没用错和无须赔偿”。最终当事人强烈要求赔偿,而检察院则坚持“不赔才合法”的意见。最后该案闹到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各家的批复却大庭相径:前者认为应赔,后者认为不赔。最终当事双方对上述结论均不满意,但已无路可走。

我省某农民因打架致伤后,拿着派出所委托到县公安局作法医鉴定的委托书,一步跨到省检察院找熟人作了一份伤情鉴定,结论为“重伤”,隧返回派出所要求解决争端。派出所认为法律程序不对而未予受理,要求当事人按委托书的要求到县公安局鉴定。结果县公安局鉴定结论为“轻微伤”,并立案在派出所按轻微伤解决。按有关法律规定,本例若按轻微伤处理至多只能算一个治安案件,而若按重伤解决则可能是一起刑事案件。

类似的事例举不胜举。如此几种截然不同的伤情鉴定结论和司法判决结果,到底谁是谁非?在当今多个经司法部门核准的那些合法的法医鉴定部门或鉴定中心,都可以合法地履行司法鉴定职责并给出相应鉴定结论时,最终到底应采用哪家的鉴定结论?哪家的鉴定结论更具有权威性?另外,在高等医学院校法医学鉴定机构以及公安局、检察院和法院都同时具有法医鉴定资格的情况下,哪家的法医学鉴定是最终的或权威的鉴定结论?就目前情况来看,拘留是公安部门的权力,拘留错了人公安部门要赔偿,而批捕是检察院的权力,逮捕错了人检察院要赔偿,判决由法院完成,判错法院要赔。由于法院是诉讼的最后阶段,于是法院的鉴定结论也就成了“至高无上的真理”,尽管事实上有的法院鉴定机构的学术水平仍有较为明显的缺憾。

2.2 鉴定标准混乱引起鉴定结论不一,从而最终导致司法活动的混乱 在鉴定标准混乱引起鉴定结论不一,最终导致司法活动混乱方面,仍以社会影响面大的伤情鉴定为明显。作为对鉴定结论有指导意义的鉴定标准来说,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根本原则下,无论怎样的鉴定机构,都必须使用统一的鉴定标准。但在现实中,除公安部、司法部、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简称两部两院)共同制定的《人体重伤鉴定标准》及《人体轻伤鉴定标准》外,还有其他公、检、法三部门各自制定的鉴定标准,如重伤分级、轻伤分级、轻微伤分级等,各省乃至各地州也还有自己的鉴定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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