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标准表述（5篇材料）

第一篇：“推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标准表述

“推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标准表述

什么是“新型农村合作医疗”？

合作医疗是由我国农民自己创造的互助共济的医疗保障制度，在保障农民获得基本卫生服务、缓解农民因病致贫和因病返贫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它为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所普遍存在的问题提供了一个范本，不仅在国内受到农民群众的欢迎，而且在国际上得到好评。在1974年5月的第27届世界卫生大会上，第三世界国家普遍表示热情关注和极大兴趣。联合国妇女儿童基金会在1980～1981年年报中指出，中国的“赤脚医生”制度在落后的农村地区提供了初级护理，为不发达国家提高医疗卫生水平提供了样本。世界银行和世界卫生组织把我国农村的合作医疗称为“发展中国家解决卫生经费的唯一典范”。

合作医疗在将近50年的发展历程中，先后经历了20世纪40年代的萌芽阶段、50年代的初创阶段、60～70年代的发展与鼎盛阶段、80年代的解体阶段和90年代以来的恢复和发展阶段。面对传统合作医疗中遇到的问题，卫生部组织专家与地方卫生机构进行了一系列的专题研究，为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随着我国经济与社会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识到，“三农”问题是关系党和国家全局性的根本问题。而不解决好农民的医疗保障问题，就无法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际，也谈不上现代化社会的完全建立。大量的理论研究和实践经验也已表明，在农村建立新型合作医疗制度势在必行。2002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卫生工作的决定》明确指出：要“逐步建立以大病统筹为主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到2010年，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要基本覆盖农村居民”，“从2003年起，中央财政对中西部地区除市区以外的参加新型合作医疗的农民每年按人均10元安排合作医疗补助资金，地方财政对参加新型合作医疗的农民补助每年不低于人均10元”，“农民为参加合作医疗、抵御疾病风险而履行缴费义务不能视为增加农民负担”。

温家宝总理在今年（编者按：２００７年）“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积极推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2007年要实现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简称新农合）覆盖全国80%以上的县（市、区）的目标，有条件的地方还可以更快发展。几年来，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领导下，各地区、各有关部门通力合作，广大农民群众积极参与，新农合试点工作积极稳妥地推进，取得了显著成效。

我国为什么要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

中国有13亿人口，其中多数生活在农村，农民的医疗卫生问题一直受到政府的关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政府曾经在全国推行农民与乡村集体共同出资、农民之间互助共济的合作医疗制度，较好地解决了农民的基本医疗卫生问题，受到世界卫生组织和很多发展中国家的推崇。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合作医疗赖以生存的集体经济逐渐解体，加上制度本身固有的缺陷，传统合作医疗开始出现大面积滑坡，大部分农民成为自费医疗群体，疾病经济负担日益沉重，“因病致贫、因病返贫”问题十分突出。

为了减轻农民的疾病经济负担，缓解农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问题，2002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卫生工作的决定》（中发[2002]13号）明确提出各级政府要积极引导农民建立以大病统筹为主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以下简称“新农合”），到2010年，这一制度要基本覆盖农村居民。新农合制度是中国政府为提高农民的健康和医疗保障水平而进行的积极探索，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并作为国家“十一五”发展规划的约束性指标，受到了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高度重视。

我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面临的问题：

一、以“大病统筹”为主的模式难以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医疗问题。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以“自愿参保”为原则。虽然人均10元的缴费标准不会给农民带来太大的经济负担，但是健康的青壮年人群患大病风险较小，参与积极性较低，风险较大的高危人群则倾向于参加，这样逆向选择极容易导致农村合作医疗基金入不敷出。在政府投入能力有限的情况下，提高缴费标准将是维持新农合基金运转的唯一选择，但是费率的提高必定使农民的参合率下降，导致新农合基金最终崩溃。同时，“只报销大病”容易诱发农民将“小病当成大病医”的道德风险，造成医疗支出的急速上升。此外，和大病相比，对农民健康威胁更为普遍的是常见病和多发病，1998年全国卫生服务总调查表明，农村约有37.7%的病人发病后并未及时就医,很多农民的大病都是由于耽误对小病的治疗而形成的。只负责大病统筹而疏于对小病的防治和保健工作，必定不能从根本上改善农民的医疗保障状况。

二、相同的人均缴费标准对于不同收入水平的农民有失公平。在新农合开展初期，制定统一的缴费标准是操作起来最简便的方法，但是在我国广大的农村地区，农民之间收入差距较大。收入较高的农户往往愿意参合，因为在大多数地区，只需缴纳10元就可获得部分“大病”医疗保障，回报率较高。而对于很多人均纯收入不足百元的贫困农民群体，10元参合费仍是一笔不小的开支，而且缴纳后不能马上见到实效，因而参与积极性较低。结果就是——富裕的农民获得了农村合作医疗的好处，而贫困的农民仍然没有得到任何保障，这显然违背了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防止农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初衷。

三、农民自愿参合的积极性不高。农民自愿参与是新型农村合作医疗顺利推行的基础和根本保证。虽然统计数据显示试点地区农民的参合率大都达到70%以上，但是这些试点一般都是经济发展相对较好地区，农民的支付能力较强，而且当地政府为了产生示范带动效应，加强了宣传投入力度，有些地方为了高参合率甚至出现在强制参合的现象。然而现实情况是在经济欠发达地区，农民对参加新农合的积极性普遍较差。以欠发达的江西赣州为例，调查结果显示50%的参合农户是在干部到家中说服后才交的，20%的农户只是盲目地“别人交，我也交”。在已参合的农户中，70%的人不了解参合知识，绝大多数农户对农村合作医疗的目的和意义一知半解，普遍对缴纳的10元参加的新农合抱有较高期望值，希望能马上得到回报，然而现实状况（大病统筹）又使农户积极性受挫，参合率自然不高。

四、农村合作医疗筹资效率低下，成本过高。由于农民对新农合了解甚少，自愿参保积极性很低，为了保证较高的参合率，很多工作人员不得不挨家挨户进行宣传、说服工作，大部分的参合额都是工作人员一个一个谈出来的。再加上农村地区农民居住非常分散，交通不便，更增加了筹资成本。另外，工作人员办事效率低下也是导致高筹资成本的重要原因。赣州市的调查显示，只有30%的工作人员主动学习合作医疗知识，大部分工作人员都是按部就班地进行宣传讲解工作，办事效率自然就低。据了解，60%的农民对工作人员的工作作风不满意，进一步挫败了农民的参合积极性。

五、农村合作医疗基金管理水平有待提高。现行的新农合基金管理模式主要有独立管理模式、银行（信用社）管理模式和保险公司参与模式三种。大部分试点地区采取的是“小而全”的独立管理模式，即各地区建立一套完整独立的、自上而下的管理系统，并配合一整套软、硬件措施。这样做虽然相对简单，但是它造成了条块分割、自成体系、相互不能兼容的局面，成为各级地方财政的沉重包袱。尤其是在经济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这种浪费的负面影响是相当大的。部分地区采用了在银行（信用社）设置基金帐户，做到专户储存、专帐管理、专款专用。虽然这样充分利用了银行庞大的业务网络，在收入和支出两个环节降低了管理成本，但是银行（信用社）的介入只是部分的，介入层次也很低，并不能真正提高新农合基金的管理和使用效率。少部分地区在新农合基金的管理中引入了保险公司。虽然保险业参与有利于控制新农合的运行风险，有利于节约政府成本，但是保险公司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对医疗机构的管控力度偏弱，对医疗费用上涨的控制还不够，而且引入保险公司又增加了保险公司与政府有关部门、医疗机构和参合农户的协调难度。

六、农村医疗救助制度和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未有机地结合。医疗救助制度是由政府统筹协调，民政部门组织实施，卫生、财政部门配合，对患大病农村五保户和贫困农民家庭的医疗费用按一定标准给予适当补助，以缓解其因病致病的一种制度。虽然医疗救助和新农合都是为了共同解决农民看病就医问题，但二者各有一套独立的筹资渠道、主管部门和工作对象。医疗救助资金主要来源于中央和地方预算、福利彩票的销售和社会捐助等，新农合资金则是由中央、地方和农户个人各负担1/3。医疗救助制度的运行依靠各地民政部门建立的管理机构，而新农合工作的开展则依赖于政府指导建立的单独的组织协调机构和经办、监管机构。总之，医疗救助和新农合在农村地区是完全割裂运行的，二者在机构设立、人员配备上存在大量的重叠，导致财政支出的巨大浪费。

七、农村基层医疗机构服务水平低。在全国大部分省市基本上都实现了乡镇有卫生院，村村有卫生室，但是由于医疗设备条件差，医务人员素质低，并不能满足参合农民的医疗需求。以安徽省16个“新农合”试点县为例，尽管在乡镇卫生院就医可比乡外就医多报销20%的医疗费用，但由于乡镇卫生院服务水平太低，60%的农户不得不选择在费用更高的县及县以上的大医院就医。更为严重的是，很多农村基层医疗机构限入了“缺人才——发展缓慢——经营困难——更缺人才”的恶性循环。据四川省卫生厅统计，四川全省乡镇卫生院中无专业学历的医务人员占40%，本科、专科学历的人员仅占9.8%，乡村医生中大专学历为1%，无专业学历的为72.5%，农村医疗人才匮乏已成为阻碍“新农合”长期安全运行的重要隐患。

八、农村医疗机构服务监管不完善。目前，新农合医疗费用报销基本上限于公立卫生系统，并选择定点医疗单位时也没有引入竞争机构，这就保护了落后的公立卫生机构，不利于医疗机构工作效率的提高。而且有调查显示，很多医院被新农合选为定点医疗单位后，次均住院

费和门诊费用上涨较快，不合理用药、不合理检查问题比较突出，农民从报销中得到的实惠被不断上升的医疗费用抵销了，在一些地区，甚至出现了医患双方共同欺骗新农合组织，骗取医疗补助的现象。

怎样推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

一、加强农民的思想宣传工作。通过提高政府工作人员的素质和办事效率，转变粗放型的宣传工作，让广大农民意识到这种制度既不是政府的一项恩惠，也不是农民的一项负担，而是在政府的帮助、主导下的一项农民互助共济保障制度。

二、改善农村医疗机构的服务水平。加强对农村基层卫生技术人员的培训，提高农村医疗人员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同时加大对农村医疗机构的投入力度，引进先进设备，改善医疗环境，从硬件设施上保障合作医疗制度的完善。

三、探索建立稳定的合作医疗筹资机制。要在农民自愿基础上，探索建立形式多样、简便易行的农民个人筹资方式；同时进一步完善财政补助资金的拨付机制，规范和完善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的资金拨付管理办法；有条件的地区可以根据自身财力和农民收入增长情况，相应提高筹资标准，探索建立稳定可靠、合理增长的筹资机制，进一步提高了医疗保障水平。

四、形成科学规范的合作医疗统筹补偿方案。统筹补偿方案是新农合制度的核心，目前要在保证基金安全的前提下，想方设法逐步扩大参合农民受益面，提高参合农民受益水平。试点中，许多地方采取了住院统筹加家庭账户的统筹补偿方案。有些地方增加了健康体检，门诊大额补偿，慢性病、地方病和住院分娩补偿等，扩大了受益面；有些地方利用医疗救助和基金结余进行二次补偿，提高了受益水平。还有许多地方探索住院统筹加门诊统筹，从机制上探索进一步扩大受益面和提高受益水平。起付线、封顶线和补偿比例也直接关系到受益面和受益水平，各地也根据实际情况不断做出一些调整。统筹补偿方案要与基金的规模相适应，提高受益面和受益水平不能超出基金的承受能力，也不能因为盲目担心基金透支，未经科学测算，人为地缩小受益面，降低受益水平。要科学研究、合理确定基金的结余比例，提高基金使用效率，既要避免结余过多，也要切实防止基金透支，在此基础上调整统筹补偿方案，逐步扩大受益面，提高受益水平。

五、加强合作医疗基金运行管理和经办能力建设。随着新农合的全面推进，基金规模越来越大，监管任务越来越重，财政部、卫生部要研究制订财务会计制度，各地区要不断规范基金监管措施，健全基金管理制度，形成有效的监管机制。审核报付作为基金运行中的重要环节，要不断予以改进，切实做到方便参合农民。采取参合农民就医时先付费后到新农合经办机构报销的地方，要积极创造条件，尽可能采取参合农民就医时由医疗机构垫付费用，医疗机构定期到新农合经办机构兑付的办法。这种办法既方便参合农民，也便于对医疗机构的监管，还有利于精简经办机构的人员。同时，要积极推行计算机网络即时审核报付办法，提高审核报付工作的效率和质量。

六、加强对医疗服务和医药费用的监管。加强农村医疗机构的内部管理，建立健全疾病检查、治疗、用药等方面的规章制度及行之有效的自律机制。有效开展农村医疗机构及其服务行为的外部监管，建立定点医疗机构准入和退出机制，实行动态管理；根据基本诊疗和药品目录以及收费项目和价格，严格监管医疗机构服务行为；采取单病种定额付费、按人头预付、医药费用清单制、加强结算审核和补偿报销情况公示等，有效监管收费行为，切实控制医药费用。对违规行为，要严肃处理，决不姑息。同时，要进一步规范农村药品零售价格和进药渠道。

七、整合相关资源，大力推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其次，要着力整合相关制度、政策和社会资源，协同推进新农合制度发展，实行新农合制度与医疗救助制度的有机结合。2003—2006年，中央财政共投入18.5亿元支持农村医疗救助制度建设，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困难农民无力参合和无力支付大额医疗费用的问题。一些地方开展的补充商业医疗保险，红十字会开展的贫困农民医疗救助，又进一步解决了这方面的问题。事实上，还有许多在农村推行的政策，比如计划生育，扶贫开发，“降消”项目，艾滋病、血吸虫病、结核病和地方病等方面的防治政策，都可以通过部门协调，与新农合制度有效衔接。

第二篇：积极推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

积极推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

努力解决农牧民“看病难”问题

青海省卫生厅

（二○○六年一月）

各位领导、同志们：

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总体安排部署，我省自2003年8月开展试点以来，经过3年时间，到2005年11月，在全省39个县（市）全部推行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覆盖全省355万农牧民，提前3年实现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由试点转向全面覆盖。

根据会议安排，现就我省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工作情况作一汇报，不妥之处，请批评指正。

一、结合实际，努力解决农牧民“看病难”问题。我省农牧民人口总量小，但贫困面大，贫困程度深。全省39个县中，有15个国定贫困县，10个省定贫困县，占全省总县数的64%，贫困人口145万，占农牧民的41%，农牧民“看病难”突出表现为无钱看病。从这个实际情况出发，在抓好试点、总结经验的基础上，省委、省政府决定加快工作进度，用三年时间在全省农村牧区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全省分4批进行试点和扩大推行。为做好工作，省委、省政府成立了省农村卫生工作领导小组，统一组织和协调全省农牧区卫生工作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工作。3年中省政府5次召开常务会议专题研究新型

农村合作医疗工作，召开5次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工作会议，专题安排部署工作，并承担中央补助资金2230万元，使尚未纳入中央财政补助范围的县各级财政补助资金及时足额到位。国务院决定2006年起增加中央财政对中西部地区参合农民的补助标准后，省政府决定地方新增补助资金2006年一步到位增加到20元，新增加的10元地方财政补助资金全部由省级财政承担，全部进入大病统筹基金。省政府印发了《青海省农村牧区新型合作医疗管理办法（试行）》，省有关部门制定了30多个规范性文件，推动了工作的顺利进行。截止2005年12月中旬，全省农牧民参合人数达到266万人，占应参合人口的84.5%，其中特困人口参合率达到100%。累计为121.48万参合农牧民补偿门诊和住院医药费用6100万元。试点县农牧民应就诊而未就诊率平均由2002年的58.8%下降至现在的41%，下降了17.8个百分点。第一批试点县农牧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比例平均由2002年的56%下降到目前的43%，下降了13个百分点。

二、主动协调，形成推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工作的合力。省农村卫生工作领导小组每年召开2~3次会议，专题研究农村卫生和新型合作医疗工作。每年组织财政、民政、卫生、审计等部门组成联合督导检查组到基层检查督导工作2-3次，并邀请财政部驻青海专员办参加监督检查，形成了领导层的协调机制。

我厅定期与各部门主动联系沟通，建立了多部门的互动合作机制。财政部门制定基金管理制度，落实补助资金，为基层解决工作经费220万元。编制部门在全省事业编制零增长的情况下，解决了州、县合管办的人员编制140名，并在农村税费改革后调整乡镇财政所职能，由乡镇财政所承担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工作。民政部门核定特困医疗救助对象，资助23.96万名救助对象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我们把特困人口医疗救助制度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紧密结合，由县、乡合管办承担医疗救助费用补偿工作，对特困人口医疗救助费用补偿实行“一站式”服务，使特困人口的合作医疗、特困救助费用补偿在合管办一个地方一次办清。审计部门将新农合基金纳入审计计划，每年进行专项审计。发展改革部门积极安排农村卫生基础建设项目，药监部门加强农村药品市场监管，扶贫部门在扶贫整村推进中建设村卫生室，宣传、农牧等部门积极开展新农合政策宣传，形成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工作的合力。

三、农民参与，畅通农牧民群众表达意愿的渠道。一是在县、乡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管理委员会、监督委员会中农牧民代表达到四分之一以上，让农牧民直接参与管理。二是各县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农牧民监督员制度，省卫生厅直接聘请39名农民监督员，发放监督证，发放一定的误工补贴，赋予他们调查情况、检查监督合管办和定点医疗机构的权利。我厅每年召开2次监督员会议，直接听取农牧民意见、建议，并请农民监督员参加省政府召开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工作会议，畅通了与农牧民群众的直接联系渠道。三是充分尊重农牧民意愿。每一项新的政策、制度出台前都充分听取农牧民和基层干部的意见，采纳他们合理的要求，使制定的政策体现农牧民的要求，符合群众意愿，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得到群众拥护。近期调查，农牧民群众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满意率平均达93.4%。98%的农牧民持续参合。实践证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是农牧民的健康保障制度，只有充分体现农牧民的意愿，符合农牧民的利益，农牧民直接参与，才能有效推进。

四、完善政策，不断提高农牧民群众受益程度。试点以来，省政府办公厅先后转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牧区新型合作医疗管理的意见》和《关于调整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有关政策的意见》，及时调整和完善了有关政策、措施。一是在农牧民参合金收缴上实行了滚动筹资的办法，在农民自愿情况下，补偿费用时提前预缴下一参合金，并允许经济实力较好的村集体代缴农牧民参合金。二是取消了在县内的逐级转诊，让参合农牧民自主选择县内的定点医疗机构就诊。对边远地区，选择就近的外县、外省的医疗机构作为定点医院，方便农牧民就近就医。三是取消了参合农牧民在县、乡医疗机构医疗费用补偿的起付线。四是对外出务工人员，允许他们在务工地区就医，返回家乡后按同级别医疗机构补偿标准予以补偿。五是放宽基本用药范围，增加用药品种。六是将八种常见慢性病门诊费用纳入大病补偿范围，给予一定额度的补偿。七是扩大了定点医疗机构范围，将符合条件的二级以上营利性医疗机构也纳入定点医疗机构范围。八是对符合计划生育规定的新出生人口，当年当月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发生大病费用后按规定予以补偿。九是对孕产妇住院分娩实行限价报销制度。十是将特困残

疾人、五保户、特困人口的费用补偿比例提高了3-5个百分点，同时提高了封顶线。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以来，农牧民群众受益面保持在52%左右。

五、因地制宜，探索符合实际的运行模式。我省地域辽阔，地区之间自然环境、人口分布、交通状况、卫生服务条件等有较大差异。我们因地制宜，针对各区域的不同情况进行了探索。在筹资方式上，牧业区采取乡筹县管，农业区采取村筹乡收县管，半农半牧区采取乡、村共筹县管，同时结合各类地区生产生活特点把握适当的筹资时机；在费用补偿方式上，牧业区实行定期定点报帐，农业区实行医疗机构垫付补偿，而半农半牧区两种方式结合补偿方式；在补偿模式上，对一般群体实行家庭帐户+大病统筹+慢病（大病）治疗+大额补助，对特困群体实行家庭帐户+大病统筹+慢病（大病）治疗+特困救助+大额补助，住院费用实行分级补偿，大病（慢性病）门诊费用和特困救助实行分段补偿，初步形成了适合农业区、半农半牧区、牧业区三种不同生产生活方式的运行模式。

六、发挥特色，为农牧民提供方便低廉的服务。我省将符合条件的中（藏）医院全部纳入定点医疗机构范围。对乡村医生和乡镇卫生院自采、自种、自用的中草药和藏药，纳入了补偿范围。扩大中（藏）药用药范围，并将符合规定的藏药制剂也纳入用药目录。对运用中（藏）医服务和使用符合规定范围的中（藏）药的，大病补偿比例提高了5个百分点。

全省各级医疗卫生机构除提供医疗服务外，对参合农牧民提供了免收挂号费，减免10%的诊查、B超、心电图、透视拍

片、检验、麻醉和手术费用的“一免七减”优惠服务，受到了农牧民群众的好评。

虽然我省实现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全面覆盖，但这仅仅是完成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建设的第一步，工作中还有不少困难和问题。今后，我们在巩固成效、健全制度、完善机制、持续发展上下功夫，认真学习借鉴兄弟省市的先进经验，进一步完善政策措施，健全管理制度，加强农村卫生服务体系建设，提高技术水平和服务效能，为完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提高农牧民群众健康水平，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服务。

谢谢大家。

第三篇：推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研究

推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研究

南京农业大学张兵教授主持完成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推进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研究》（项目批准号为07BJY097），最终成果为研究报告《推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研究》。课题组成员有：王翌秋、孟德锋、吕美晔、王舒娟、楚永生、曹阳、汪晶晶、林元洁。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是当前我国农村医疗保障制度的主要内容，也是我国医疗服务体系的重要内容。在当前农村居民“看病难、看病贵”、“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现象的背景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承载着减轻农村居民疾病经济负担、促进医疗卫生资源利用公平、促进居民健康水平等历史使命。我国政府从2003年开始在300多个县试点实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2007年进入全面推广阶段，从目前该政策的实施情况来看，运行较为顺利，在全国农村地区实现了90%以上的覆盖率，国家补贴金额逐年提高，患者医疗支出报销比例也逐步提高，越来越多的农民患者从中受益。但是，该政策要达到既定的目标，在覆盖面的广度和深度、政策效果及可持续性、成本控制、科学管理、质量保证等方面均面临着种种挑战。这项成果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以在江苏省的实地调查为例，从需求角度分析如何推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健康发展，提出现阶段推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过程中可能遇到的问题以及相应的对策。

这项成果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对政府卫生系统的要求，提出推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必须遵循的三个原则：一是推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必须促进农村居民健康公平和医疗服务利用的公平，使穷人从中受益；二是推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必须减少农户的医疗支出，减轻他们的疾病经济负担；三是推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必须使农村居民自愿持续参加，使制度的运行维持在一个高覆盖率的水

平。成果围绕以上内容展开研究，主要内容为：

第一，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演变和发展的背景描述。成果勾画了我国农村医疗卫生改革和发展的面貌，总结了江苏省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演变和发展，通过政策演变的回顾和梳理，可以看出，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医疗卫生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80年代后我国农村医疗事业发展缓慢，乡镇卫生院人才流失、资金短缺、合作医疗由于失去了集体经济的支撑和自身管理方面存在问题而逐渐衰退，农村居民丧失了医疗保障的覆盖。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从2003年在全国开始试点以来，覆盖率逐年提高，运行较为顺利，并获得了一定成效。

第二，农户健康风险的主要影响因素及健康风险的应对策略。成果分析了农村居民的健康风险及其影响因素，重点探讨了良好的健康状况对人们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性，分析了农户健康风险的影响因素及应对策略。研究结果表明，较好的社会经济状况有利于缓解农村居民的健康风险，低收入组居民较之于中等收入组和高收入组居民健康风险的影响因素更多，来源更广泛，与其他应对健康风险的手段或措施相比较，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是农村居民应对健康经济风险的一种重要方式。

第三，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公平性问题。成果讨论了我国医疗卫生事业的公平性，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综述了衡量健康公平和医疗利用公平的指标和计算方法，并以江苏省为例，考察了江苏省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在促进医疗公平中的作用。研究结果表明，调查地区农村居民医疗卫生资源的利用存在不公平，疾病加剧了贫穷，医疗支出更多地集中于收入较低的人群，这导致居民患病后产生的医疗费用进一步地加大了人群的贫富差距，然而，在实行新农合的经济补偿后，这种不公平程度有所改善。

第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政策影响。成果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目前的政策效果角度讨论了目前该制度运行对农民医疗服务利用、健康状况和健康相关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调查地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政策影响集中地表现在它减轻了患者的疾病经济负担，因此，从需求的角度来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对其既定的政策目标起到了作用，并获得了一定的成效。

第五，农户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影响因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遵循自愿参加的原则，农民是合作医疗资金筹集的主要力量，因此，分析影响农户参加合作医疗的因素对于提高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覆盖率具有重要意义，也是推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持续实施的关键。成果利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试点初期的调查数据，分析了农户参加新农合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以户为单位参加的制度安排抹平了农民的个体特征对选择行为的影响，有效地防止了逆向选择行为的发生，一些经济因素和制度因素（家庭人均纯收入、村干部对政策的重视程度和制度设计的差异）则是影响农民参与新型合作医疗的重要因素。

保持优良的健康状况和获得基本的医疗服务是人的一项基本权利，理论和实践经验表明，医疗市场存在严重的外部性、信息不对称和不确定性特征，政府在其中具有重要作用。成果的重要观点是，在目前居民“看病难、看病贵”、医疗卫生公平性差的背景下，我国医疗卫生改革必将更加重视政府的作用，医疗保健市场的市场失灵和医疗卫生服务的准公共产品特性决定了我国医疗卫生改革的方向必须是坚持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作者认为，良好的健康状态对人们生存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农村居民健康风险在老年人、单身女性和低收入者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处于较差社会经济状况的居民抗风险的能力更弱。由收入、教育和职

业状况一组变量反映的社会经济状况对健康风险的影响表现出一致性，良好的社会经济状况有利于缓解居民健康风险，较好的经济状况可以部分地抹平其他因素给健康带来的风险，但经济状况较差的居民则不具备这种收入平滑风险的能力。由于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能有效地减轻患者的疾病经济负担，因此，从政策需要的角度来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能满足农村居民防范健康经济风险的需要，是目前农村居民应对疾病经济风险的一个重要方式。作者认为，新农合也承载着促进医疗公平性的历史使命，目前我国医疗卫生资源仍存在不公平分布，经济状况差的人，健康状况也较差，医疗卫生服务利用的可得性也较差。因此，为了了解新农合的公平性及其在促进医疗卫生资源公平性中的作用，作者比较了调查地区农村居民无医疗支出的初始状态、发生医疗支出后和新农合补偿后三种情景下医疗经济负担的公平性，结果发现，新农合能缓解农户由于患病而扩大的收入差距，新农合对医疗卫生资源的公平利用有促进作用。作者认为，在讨论某一政策影响或经济刺激对结果变量的影响时，关键在于科学方法的选择。成果采用了工具变量法、倍差法、匹配法等专门应用于政策评价的计量方法，克服了单一采用时间序列数据或截面数据进行样本比较的局限性，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政策效果进行了科学的评价，因此成果的结论也更为可靠。

这项成果对未来公共卫生政策的制定提供了信息，为目前农村医疗改革提供政策评价的依据，因此具有深远的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成果提出了现阶段大力推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一些建议：首先，从总的方向上来说，应继续在广大农村地区大力推广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继续加强政府在推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中的作用。由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以保险原理为制度设计的基础，同时也强调制度的保障功能，因此既要重点防范农户的大病风险，又不能忽视保小病，既要遵循保险大数原则的基本法则，又要保持较高的政策覆盖率，实现农村居民人人享有医疗保障的目标。其次，重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在促进农村医疗卫

生资源的公平性中的作用，财政补贴应继续加大力度向低收入地区、低收入农户倾斜，并对低收入农户实行新农合与医疗救助相结合的政策。再次，完善政府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提高农村居民生活环境、提高农村卫生人员业务素质、进一步建设和完善医疗服务体系、医疗保障体系和药品供给体系，加强对药品的管理和监督，提高医疗服务质量，医疗卫生各个部门通力合作，促进农民健康。切实减轻农户疾病经济负担，真正使最需要的人受益。最后，要坚持自下而上的需求导向，进一步完善新农合制度安排，加强政府新农合制度的宣传和管理能力，对参合居民就诊报销的程序和规范性要求进行指导，探寻外出务工人员新农合报销制度，增加农民对新农合制度的满意度。

第四篇：新型农村合作医疗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

农村孕产妇住院分娩补助实施细则

一：新农合补肋对象：

参加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并符合划生育政策的住院分娩孕产妇。

二：住院分娩新农合补助标准：

（一）：平产按单病种定额补偿（基本服务项目范围内）：县内县级医院每例补助550元，乡镇中心卫生院每例补助300元，县外医院每例补助300元。

（二）：剖宫产按单病种定额补偿（基本服务项目范围内）：县内县级医院每例补助1000元，乡镇中心卫生院每例补助700元，县外医院每例补助600元。

（三）：不管平产或剖宫产财政定额补助300元。

（四）：病理产科：在县内定点医疗机构住院分娩和在县内定点医疗机构住院分娩过程中发生严重并发症须赴上级医院抢救治疗并办理了转诊转院手续的，仍按新农合原来规定的有关补偿标准进行补助。

三：住院分娩新农合补助程序：

（一）：在县内定点医院住院分娩的孕产妇, 凭县住院分娩管理办公室统一印发的＜＜双峰县农村孕产妇住院分娩补助经费凭证＞＞的第四联到所在定点医院新农合补偿兑付窗口办理补助手续, 还需提供的其他补偿兑付资料按新农合补助的要求不变。

（二）在县外医院住院分娩的孕产妇, 回所属乡镇卫生院办理补偿兑付手续, 未达到本地补助标准的, 据实给予补助, 超过标准的,平产分娩每例由财 需提供的补偿兑付资料按原来的要求不变。

第五篇：新型农村合作医疗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背景：

合作医疗是由我国农民自己创造的互助共济的医疗保障制度，在保障农民获得基本卫生服务、缓解农民因病致贫和因病返贫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它为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所普遍存在的问题提供了一个范本，不仅在国内受到农民群众的欢迎，而且在国际上得到好评。在1974年5月的第27届世界卫生大会上，第三世界国家普遍表示热情关注和极大兴趣。联合国妇女儿童基金会在1980～1981年年报中指出，中国的“赤脚医生”制度在落后的农村地区提供了初级护理，为不发达国家提高医疗卫生水平提供了样本。世界银行和世界卫生组织把我国农村的合作医疗称为“发展中国家解决卫生经费的唯一典范”。

合作医疗在将近50年的发展历程中，先后经历了20世纪40年代的萌芽阶段、50年代的初创阶段、60～70年代的发展与鼎盛阶段、80年代的解体阶段和90年代以来的恢复和发展阶段。面对传统合作医疗中遇到的问题，卫生部组织专家与地方卫生机构进行了一系列的专题研究，为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随着我国经济与社会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识到，“三农”问题是关系党和国家全局性的根本问题。而不解决好农民的医疗保障问题，就无法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际，也谈不上现代化社会的完全建立。大量的理论研究和实践经验也已表明，在农村建立新型合作医疗制度势在必行。2002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卫生工作的决定》明确指出：要“逐步建立以大病统筹为主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到2010年，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要基本覆盖农村居民”，“从2003年起，中央财政对中西部地区除市区以外的参加新型合作医疗的农民每年按人均10元安排合作医疗补助资金，地方财政对参加新型合作医疗的农民补助每年不低于人均10元”，“农民为参加合作医疗、抵御疾病风险而履行缴费义务不能视为增加农民负担”。

“推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面临的问题：

一、以“大病统筹”为主的模式难以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医疗问题。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以“自愿参保”为原则。虽然人均10元的缴费标准不会给农民带来太大的经济负担，但是健康的青壮年人群患大病风险较小，参与积极性较低，风险较大的高危人群则倾向于参加，这样逆向选择极容易导致农村合作医疗基金入不敷出。在政府投入能力有限的情况下，提高缴费标准将是维持新农合基金运转的唯一选择，但是费率的提高必定使农民的参合率下降，导致新农合基金最终崩溃。同时，“只报销大病”容易诱发农民将“小病当成大病医”的道德风险，造成医疗支出的急速上升。此外，和大病相比，对农民健康威胁更为普遍的是常见病和多发病，1998年全国卫生服务总调查表明，农村约有37.7%的病人发病后并未及时就医,很多农民的大病都是由于耽误对小病的治疗而形成的。只负责大病统筹而疏于对小病的防治和保健工作，必定不能从根本上改善农民的医疗保障状况。

二、相同的人均缴费标准对于不同收入水平的农民有失公平。在新农合开展初期，制定统一的缴费标准是操作起来最简便的方法，但是在我国广大的农村地区，农民之间收入差距较大。收入较高的农户往往愿意参合，因为在大多数地区，只需缴纳10元就可获得部分“大病”医疗保障，回报率较高。而对于很多人均纯收入不足百元的贫困农民群体，10元参合费仍是一笔不小的开支，而且缴纳后不能马上见到实效，因而参与积极性较低。结果就是——富裕的农民获得了农村合作医疗的好处，而贫困的农民仍然没有得到任何保障，这显然违背了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防止农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初衷。

三、农民自愿参合的积极性不高。农民自愿参与是新型农村合作医疗顺利推行的基础和根本保证。虽然统计数据显示试点地区农民的参合率大都达到70%以上，但是这些试点一般都

是经济发展相对较好地区，农民的支付能力较强，而且当地政府为了产生示范带动效应，加强了宣传投入力度，有些地方为了高参合率甚至出现在强制参合的现象。然而现实情况是在经济欠发达地区，农民对参加新农合的积极性普遍较差。以欠发达的江西赣州为例，调查结果显示50%的参合农户是在干部到家中说服后才交的，20%的农户只是盲目地“别人交，我也交”。在已参合的农户中，70%的人不了解参合知识，绝大多数农户对农村合作医疗的目的和意义一知半解，普遍对缴纳的10元参加的新农合抱有较高期望值，希望能马上得到回报，然而现实状况（大病统筹）又使农户积极性受挫，参合率自然不高。

四、农村合作医疗筹资效率低下，成本过高。由于农民对新农合了解甚少，自愿参保积极性很低，为了保证较高的参合率，很多工作人员不得不挨家挨户进行宣传、说服工作，大部分的参合额都是工作人员一个一个谈出来的。再加上农村地区农民居住非常分散，交通不便，更增加了筹资成本。另外，工作人员办事效率低下也是导致高筹资成本的重要原因。赣州市的调查显示，只有30%的工作人员主动学习合作医疗知识，大部分工作人员都是按部就班地进行宣传讲解工作，办事效率自然就低。据了解，60%的农民对工作人员的工作作风不满意，进一步挫败了农民的参合积极性。

五、农村合作医疗基金管理水平有待提高。现行的新农合基金管理模式主要有独立管理模式、银行（信用社）管理模式和保险公司参与模式三种。大部分试点地区采取的是“小而全”的独立管理模式，即各地区建立一套完整独立的、自上而下的管理系统，并配合一整套软、硬件措施。这样做虽然相对简单，但是它造成了条块分割、自成体系、相互不能兼容的局面，成为各级地方财政的沉重包袱。尤其是在经济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这种浪费的负面影响是相当大的。部分地区采用了在银行（信用社）设置基金帐户，做到专户储存、专帐管理、专款专用。虽然这样充分利用了银行庞大的业务网络，在收入和支出两个环节降低了管理成本，但是银行（信用社）的介入只是部分的，介入层次也很低，并不能真正提高新农合基金的管理和使用效率。少部分地区在新农合基金的管理中引入了保险公司。虽然保险业参与有利于控制新农合的运行风险，有利于节约政府成本，但是保险公司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对医疗机构的管控力度偏弱，对医疗费用上涨的控制还不够，而且引入保险公司又增加了保险公司与政府有关部门、医疗机构和参合农户的协调难度。

六、农村医疗救助制度和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未有机地结合。医疗救助制度是由政府统筹协调，民政部门组织实施，卫生、财政部门配合，对患大病农村五保户和贫困农民家庭的医疗费用按一定标准给予适当补助，以缓解其因病致病的一种制度。虽然医疗救助和新农合都是为了共同解决农民看病就医问题，但二者各有一套独立的筹资渠道、主管部门和工作对象。医疗救助资金主要来源于中央和地方预算、福利彩票的销售和社会捐助等，新农合资金则是由中央、地方和农户个人各负担1/3。医疗救助制度的运行依靠各地民政部门建立的管理机构，而新农合工作的开展则依赖于政府指导建立的单独的组织协调机构和经办、监管机构。总之，医疗救助和新农合在农村地区是完全割裂运行的，二者在机构设立、人员配备上存在大量的重叠，导致财政支出的巨大浪费。

七、农村基层医疗机构服务水平低。在全国大部分省市基本上都实现了乡镇有卫生院，村村有卫生室，但是由于医疗设备条件差，医务人员素质低，并不能满足参合农民的医疗需求。以安徽省16个“新农合”试点县为例，尽管在乡镇卫生院就医可比乡外就医多报销20%的医疗费用，但由于乡镇卫生院服务水平太低，60%的农户不得不选择在费用更高的县及县以上的大医院就医。更为严重的是，很多农村基层医疗机构限入了“缺人才——发展缓慢——经营困难——更缺人才”的恶性循环。据四川省卫生厅统计，四川全省乡镇卫生院中无专业学历的医务人员占40%，本科、专科学历的人员仅占9.8%，乡村医生中大专学历为1%，无专业学历的为72.5%，农村医疗人才匮乏已成为阻碍“新农合”长期安全运行的重要隐患。

八、农村医疗机构服务监管不完善。目前，新农合医疗费用报销基本上限于公立卫生系统，并选择定点医疗单位时也没有引入竞争机构，这就保护了落后的公立卫生机构，不利于医疗机构工作效率的提高。而且有调查显示，很多医院被新农合选为定点医疗单位后，次均住院费和门诊费用上涨较快，不合理用药、不合理检查问题比较突出，农民从报销中得到的实惠被不断上升的医疗费用抵销了，在一些地区，甚至出现了医患双方共同欺骗新农合组织，骗取医疗补助的现象。

“推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对策：

一、加强农民的思想宣传工作。通过提高政府工作人员的素质和办事效率，转变粗放型的宣传工作，让广大农民意识到这种制度既不是政府的一项恩惠，也不是农民的一项负担，而是在政府的帮助、主导下的一项农民互助共济保障制度。

二、改善农村医疗机构的服务水平。加强对农村基层卫生技术人员的培训，提高农村医疗人员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同时加大对农村医疗机构的投入力度，引进先进设备，改善医疗环境，从硬件设施上保障合作医疗制度的完善。

三、探索建立稳定的合作医疗筹资机制。要在农民自愿基础上，探索建立形式多样、简便易行的农民个人筹资方式；同时进一步完善财政补助资金的拨付机制，规范和完善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的资金拨付管理办法；有条件的地区可以根据自身财力和农民收入增长情况，相应提高筹资标准，探索建立稳定可靠、合理增长的筹资机制，进一步提高了医疗保障水平。

四、形成科学规范的合作医疗统筹补偿方案。统筹补偿方案是新农合制度的核心，目前要在保证基金安全的前提下，想方设法逐步扩大参合农民受益面，提高参合农民受益水平。试点中，许多地方采取了住院统筹加家庭账户的统筹补偿方案。有些地方增加了健康体检，门诊大额补偿，慢性病、地方病和住院分娩补偿等，扩大了受益面；有些地方利用医疗救助和基金结余进行二次补偿，提高了受益水平。还有许多地方探索住院统筹加门诊统筹，从机制上探索进一步扩大受益面和提高受益水平。起付线、封顶线和补偿比例也直接关系到受益面和受益水平，各地也根据实际情况不断做出一些调整。统筹补偿方案要与基金的规模相适应，提高受益面和受益水平不能超出基金的承受能力，也不能因为盲目担心基金透支，未经科学测算，人为地缩小受益面，降低受益水平。要科学研究、合理确定基金的结余比例，提高基金使用效率，既要避免结余过多，也要切实防止基金透支，在此基础上调整统筹补偿方案，逐步扩大受益面，提高受益水平。

五、加强合作医疗基金运行管理和经办能力建设。随着新农合的全面推进，基金规模越来越大，监管任务越来越重，财政部、卫生部要研究制订财务会计制度，各地区要不断规范基金监管措施，健全基金管理制度，形成有效的监管机制。审核报付作为基金运行中的重要环节，要不断予以改进，切实做到方便参合农民。采取参合农民就医时先付费后到新农合经办机构报销的地方，要积极创造条件，尽可能采取参合农民就医时由医疗机构垫付费用，医疗机构定期到新农合经办机构兑付的办法。这种办法既方便参合农民，也便于对医疗机构的监管，还有利于精简经办机构的人员。同时，要积极推行计算机网络即时审核报付办法，提高审核报付工作的效率和质量。

六、加强对医疗服务和医药费用的监管。加强农村医疗机构的内部管理，建立健全疾病检查、治疗、用药等方面的规章制度及行之有效的自律机制。有效开展农村医疗机构及其服务行为的外部监管，建立定点医疗机构准入和退出机制，实行动态管理；根据基本诊疗和药品目录以及收费项目和价格，严格监管医疗机构服务行为；采取单病种定额付费、按人头预付、医药费用清单制、加强结算审核和补偿报销情况公示等，有效监管收费行为，切实控制医药费用。对违规行为，要严肃处理，决不姑息。同时，要进一步规范农村药品零售价格和进药渠道。

七、整合相关资源，大力推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其次，要着力整合相关制度、政策和社会

资源，协同推进新农合制度发展，实行新农合制度与医疗救助制度的有机结合。2003—2006年，中央财政共投入18.5亿元支持农村医疗救助制度建设，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困难农民无力参合和无力支付大额医疗费用的问题。一些地方开展的补充商业医疗保险，红十字会开展的贫困农民医疗救助，又进一步解决了这方面的问题。事实上，还有许多在农村推行的政策，比如计划生育，扶贫开发，“降消”项目，艾滋病、血吸虫病、结核病和地方病等方面的防治政策，都可以通过部门协调，与新农合制度有效衔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