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地金融读后感

第一篇：大地金融读后感

近期，有幸拜读了省联社肖四如理事长所编著的《大地金融》一书，这是一本对农村金融工作者具有深远意义的书籍。实践证明，肖理事长在探索中国特色农村金融道路上画出了一抹江西特色，打造出了“江西尤努斯”模式，用小额信用贷款将金融服务送进了千

家万户。书中内容详实、引经据典、论断精辟，让我受益匪浅、深受启发。

瞄准农村市场，准确定位服务。农信社的发展必须牢固树立“立足县域，服务三农”的市场定位，通过不断深化改革，始终坚持以“客户为中心”的服务理念，定位好自身的市场与服务。目前，农村信用社在全省是最大的金融机构，拥有众多的营业网点，并且绝大部分网点都分布于乡镇，形成了一镇一点的网点布局。宁都农信社作为服务县域的主力金融机构，已在辖内34个乡镇全部设立了服务网点，并结合当地的县情、民情及实情，深入了解当地农村居民的金融消费习惯和金融服务需求。通过创新金融产品，做优服务流程，改进服务方式，向广大农民朋友提供最优、最快捷、最满意的金融服务，让信用社成为广大农民朋友的“自家银行”。

把握农村脉搏，做活小额农贷。在当前的经济背景下，“三农”问题已成为我国经济工作的重点，近几年国家不断加大对三农经济的投资和扶持力度。农信社要抓住这个有力时机，实现自身的快速发展，就必须不断加快金融产品创新，提升金融服务。《大地金融》通过介绍“典型案例”向我们展示了农信社近年来的改革创新成果，同时也是在探索如何形成专业化、多元化、规模化的金融产品，把准农村发展的需求脉搏，以满足未来不断变化的市场发展需求。作为服务一方的农村主力金融机构，宁都农信社在近几年向农村累计发放了小额农贷近6亿元，充分满足了当地农民的各类投资与消费需求，帮助农民朋友购置了新型农机具，实现了创业梦，住进了新房。小额农贷也成为农信社服务三农的主打品牌，要抓住和巩固农村市场，就要做活小额农贷，做好当前的小额农贷提升工作，推行好百福惠民卡。

强化合规经营，推行流程服务。该书所讲诉的各类规制流程，都是在提醒着我们“合规操作、合法经营”的重要性。不久前发生的“鄱阳2·11案件”，就是对规制流程的熟视无睹，没有严格执行好制度，没有按章做事所引发的。这告诫我们在深化改革的进程中，在实现快速发展的同时，要注重对规制流程的建设，特别是要加强对各岗位风险点的预防，对各类规章制度进行认真梳理，不断进行优化和完善。在日常的经营管理中，更要严格遵守和执行好各项规章制度，以制度为准绳，按流程操作，规范日常行为，大力推行流程化服务，逐步提高精细化管理水平。

协力铸造商行，打响特色品牌。此书让人深刻地体会到改革的重要性，明白了改革促进发展的道理。当前农信社通过深化改革逐步成立农商行，就是为了更好地解决农村金融的供求矛盾，更好地服务“三农”经济，用市场化手段来解决“三农”问题，让农民享受与城市同等便捷的金融服务。宁都农信社作为服务县域经济的主力金融机构，在改革发展的道路上将加快步伐，发挥好机制灵活的特性，扩大区域合作，不断做大市场规模，做优金融服务，强化内部管控，协力铸造商行，提升市场竞争能力，打响特色金融品牌，让农信社成为农民兄弟的保护神，成为这片广袤农村大地的守护者。

第二篇：大地读后感

《大地》读后感

吴天威11307100274周一六七节

不得不说，《大地》造就了美国历史上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女作家赛珍珠，同时赛珍珠又通过《大地》实现写作目的，这是一个在当时看来令人震惊却又骄傲的事实。同时这部作品让人从一个虽是外国国籍却又饱含对中国人理解的伟大作家的角度看出中国人尤其是中国农民的某些品性，她深刻而温暖的关于人性的见解着实引人深思。读完后王龙这个主人公角色的变化以及其复杂性，给人带来深思与触动。

一贫穷时代的王龙诠释人性质朴善良

首先，在中国传统观念中，“百善孝为先”，而王龙从始至终无论是否有点腐化，但是对于父亲的孝顺与善心都能给人无限的启示。当父亲责骂说：“难道我今天不吃饭了？”王龙回答说：“我这就去做”。以及后来文章中这样说道，“他（王龙）一般都煮玉米粉粥给他父亲，而自己不吃”都从这种微小的细节引人深思。虽然他们生活在一个贫穷的时代，但是这种无怨言无所取的孝顺给人无限温馨；反观当代社会，虽然物质财富不断积累，生活条件不断改善，但是无数“啃老族”、“月光族”的诞生难道不是另外一种退步吗？只是心安理得的享受着父母的劳动成果，只是在需要钱需要帮助的时候可能给家里打一个电话，只是在心情不好时候对家长发脾气，而没有对长辈对亲人的体谅与关心，缺少一份爱与责任感。作为一名大学生，我们目前没有什么经济收入，但是还是可以通过平日对父母的一句问候，通过平时良好的学习成绩来回报养育之恩。常怀感恩之心，常做孝顺之事，将孝这一优良传统发扬光大，首先给父母带来无限幸福，其次也是为了自己的未来，最后推动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进步。

其次，主人公王龙还具有平和的精神。书中这样写到，“但王龙很会过日子，他不像村里好多人那样，随便花钱赌博或买些奢侈的食物，他不必像他们在卖不出好价的收获季节把粮食卖掉，相反地，他把粮食保存起来，等下雪或过年的时候再卖，那时候城里人会出高价钱”。首先，笔者不认为这是一种投机取巧的行为，恰恰通过将王龙和他人的对比，体现出王龙的平和不焦急。试想，在当时贫穷的社会环境大背景下，收获了粮食而不是贪一时之财将其卖出而是采取适当策略赢得一份可观收入，从侧面展现出一个朴素质朴的中国农民应有的平和的心态。土滋养庄稼，也滋养了王龙这一憨厚平和的农民。

对比当今社会，却有了另外一种不平和的声音。当日本发生大地震时，中国的“抢盐风“该是一个多么荒诞无意义的“冷笑话”，没有判断清楚情况就盲目跟风甚至三人成虎，谣言愈演愈烈，闹剧不断，倘若人们多一些判断力和自主性怎么会有这般无稽之谈？对于新生力量大学生，不平和的现象也是屡见不鲜，比如考证风，追求铁饭碗，追求出国，盲目创业等等，没有过多思考适合自己的天职任务使命，而是沉沦成为大千世界一个随波逐流的过客，当然不可否认很多人还是怀揣理想，为美好的未来而奋斗，但是在大学里浮躁的学风的确该引起深思，该采取行动解决这一问题，毕竟正如复旦大学创始人马相伯所说，“大学，所以为‘大’者，不在于其成绩，而在于其培养人才之素质”以及“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

二奋斗时代的王龙精神积极向上

到南方逃难无疑是对这一家人的考验，人生地不熟，加上客观条件的种种制约导致了无法比拟的困难。但是这个中国农民却保持着不一样的风骨，书中这样写到，“我不吃这种肉！”王龙生气地喊道。“我们要吃买的讨来的肉，不是偷来的。我们虽然讨饭，但不是贼。”说完，他用两个手指从锅里把肉夹出来，扔在地上，一点儿不顾二儿子的哭叫。联想起中国近现代的奋斗史，无数仁人志士也具有令人敬佩与赞赏的气节，诸如“鲁迅”，他的小说《狂人日记》等对封建礼教的有力揭露和控诉，使反对“吃人的礼教”成为了许多人的共同呼声，无数似匕首胜投枪的杂文强有力的抨击了封建社会，这种不畏权势不顾一己安危的气节极大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斗志；新中国成立后，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也是对新生的中国的一个极大考验，而当时的领导人如毛泽东周恩来等等的坦然从容面对，以身作则，应对困难也是中华民族威武不屈团结的象征之一。

但是回到现在，也许是过于发达的物质生活渐渐使得人们的精神支柱变得脆弱，种种社会现象令人无奈痛心。比如当今走出大街是不是会发现路上多了一些中年人，他们竟然面无愧色的向人乞讨，哭诉自己的悲惨遭遇，当然其中肯定会有真正需要帮助的人，我们是一定会伸出援助之手的。但是身体健壮的中年人为什么不去自食其力呢，最起码你可以到餐馆或者建筑工地打些零工即使你们说没有什么文化水平，最起码你们不可以不思上进，要知道即使草根也可以有辉煌的明天，比如“天使女孩”任月丽，“钢琴王子”刘伟，尤其是后者那句“要么去死，要么好好活着”，作为一个残疾人，并没有向命运轻易低头，而是不断奋斗，无数艰辛只有自己坚强面对，这也是我们新一代年轻人对于奋斗的诠释。只有通过自己的努力才能收获到甜美的成果，而主人公王龙初期也是通过自己和妻子阿兰的吃苦耐劳任劳任怨才收获了一定的财富与幸福。三富有之后王龙角色复杂令人心痛

富有之后，主人公也像一般人一样，不由自主地诞生了迷恋享受的欲望，而在封建社会，男人贪恋女色又加深了悲情色彩更加引人深思具有批判性。书中这样写到，“银子！银子就银子！银子和金子！我的土地值得上那么多的钱！”以及“她要是不到我家来，不归我个人所有，杀了我的头我也不再去亲近她。”毋庸置疑，就在这简短几句话中就可以看出王龙思想的蜕化变质，迷恋女色也注定了小说的悲情色彩，对于王龙，失去了一个大地滋养出的农民的朴实单纯；对于阿兰，失去了丈夫的关爱喜欢；对于荷花，更是一种人格的出卖，而后两者也暴露出封建社会中女子的地位低下，任人玩弄毫无尊严地位可言。从中也可以折射出近现代史上的一些危机事件，诸如“天京事变”的直接原因就是太平天国领导集体的思想在蜕化，一些人在生活上追求享乐，在政治上争权夺利。太平天国诸王在建都后不久就大兴土木，建立豪华府邸。天王洪秀全、东王杨秀清及其他诸王“为繁华所惑，养尊处优，专务于声色贷利”；沉迷女色追求富贵腐化变质也是其失去民心的关键所在。而王龙这一段时间的腐化虽然带来了暂时的情欲上的满足，但是之后带来了更多的麻烦与困扰，这也是对几千年来封建帝国的一种折射，帝王凡是沉迷女色都会不同程度导致国家政事的荒废甚至国破城亡。当然不可否认现代社会上一些高官富豪在收获了金钱地位后，更加贪婪，腐化变质，这也许是人突然富有后的一种恶性表现，但是无论对于个人还是国家的发展都是极端不利的，提高自主性与控制力，保持积极向上的奋斗心态无疑是当今的一个重要话题。

但是王龙作为一个曾经深深爱着大地的农民，虽然思想上有了蜕化，但是内心深处还是有对大地的热爱，这也许是对国民复杂矛盾性格的折射。书中这样写到，“他仿佛想起了一个遥远的梦，又想起了阿兰怎样在干活休息的时候给孩子喂奶，她的奶汁如何丰富，如何从她的奶头上溢出来，低落到泥土里”以及“王龙从来没有想卖一寸土地，他只愿按双方同一点条款一年一期出租。这样，他会感到那些土地永远是他的，永远在他的手里。”王龙的腐化跟他内心对于大地持久不息的热爱栩栩如生的展现了一个由贫穷转向富有的中国农民的双重特质，从中可以看出其内心的不安，对自己的反思，内心的善良的本质，但是妥协与软弱又并存着的矛盾性。这当然也和社会环境有一定的关系，封建贫苦大众自然渴望财富与他人羡慕的眼光来获得内心的骄傲和满足，但是作为历经苦难与歧视的人自然懂得辛酸之味，不忍心将自己的欢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不过最后结果如何要看到底是哪一种思想占据了上流，而王龙最终由于家庭社会以及自己的多方原因，最终以一个内心强烈负罪感的形象展现在读者面前。沉痛中指引读者百年后思索人的价值与意义，思索如何保持心灵的一方净土，尤其在当下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中，更具有深刻的意义。

王龙角色的复杂性远不是只言片语就可以分析清楚，但是正如诺贝尔晚宴上主持人对于赛珍珠的介绍中说的一样，却让我们懂得如何在人口众多的中国人中看到个人，并向我们展示了家庭的兴衰变迁，也展示了土地乃是家庭建构的基础。由此发现一种中国精神，让人感受到那些弥足珍贵的思想和情感。

当然，小说中还有很多可圈可点之处，比如对于勤劳肯干任劳任怨而且能力强的阿兰的描述，也是对当时中国女性的精彩勾勒；而后来阿兰地位地下，备受冷落，也是对当时社会上女子地位低下这一歧视的抗争，表现出作者的同情和反抗精神。这是一个接近完美的出自苦难的女性形象，她忍让顺从，盲目，而又有一种好强的骄傲，她支撑着家庭从苦难中度过，始终保持着她木然的勤劳和俭省，始终支撑着家庭。而且她还具有一种果敢和决断。这样的形象，同样可以用感动和欣赏来形容。而荷花以及杜鹃等女性又代表了那些出卖尊严贪图荣华富贵的龌龊小人，当然也必然有自己的辛酸，这跟当时社会大背景有莫大的关系，一个生产力落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不发达的社会必然有某些人性的缺陷。当然其余人比如几个儿子，老秦都象征了不同的社会角色，人都是社会的产物必然会有时代的印记。

其实，一本好书在笔者看来，不单单是一个奖项就能说明，重要的是它不仅能折射出当时时代的优劣所在，还能不断经受住历史长河考验，给后人以新的启发，而《大地》让人体会到这种意义，体会到保持一种在当今社会坚守信仰的重要性，倾听内心声音的意义。

第三篇：《摩挲大地》读后感

《摩挲大地》读后感

我用双手摩挲大地

“黄州突围”是《摩挲大地》中我非常喜欢的一章。从小学便开始度苏轼的诗，但仅仅知道他文学了得。乃唐宋八大家之一，写的一手好字。却不知道他还有如此不幸的遭遇。黄州，也许在没迎来苏东坡之前，那只是个普通的地方，但与苏轼搭上关系，必定流芳千古。

遭遇磨难本身是痛苦的，但对于人生又如何呢？如果没有这莫须有的 “乌台诗案”又怎会有日后大气磅礴的苏轼。

苏东坡的突围，不仅是生命的突围，更是文化的突围，经历了“六月飞雪”，带着官场，文坛泼来的满身脏水他狼狈的走向黄州。这寂寞的黄州，让他无需顾及其他，他自省，完成了整体意义上的升华使苏东坡真正的成熟了。成熟是一种明亮而不刺眼的光辉，很多人成熟与暮年，还未真正尝到成熟的甜头便要驾鹤西去了，而苏东坡却是“早熟”，在一个男人正当年之时他熟了。

成熟是一种洗刷了偏激的淡漠，在这淡漠之中，引导千古的杰作《赤壁赋》便要在这黄州诞生了。他没有将别人泼给他的水再泼回去，而是像石灰一样，他的人生沸腾了！

人的一生很漫长，不可能一帆风顺，失败和苦难总会有意无意的与你亲密接触一下。我自认为苦难对于一个人来说远比成功要重要，或许我没资格这样说，但是最精美的宝石受匠人琢磨时间最长；最贵重的雕刻，受雕凿打击最多！

磨难，也许是一块垫脚石。只是这石头太大，若能踩它于脚下，便会成功；若一不小心失足，只怕会粉身碎骨，万劫不复。说成功可能太俗气，但这却是顺应时代吧。

不要在磨难的泥潭中怨天尤人，不要在不行的荆棘中畏手畏脚，丢去了前进的动力。大步向前，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第四篇：绿大地读后感

“绿大地”事件读后感

一头短发，坚毅的目光，拥有高级经济师头衔的何学葵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一位女强人。事实也的确如此，她担任着多家公司的董事长、董事及总经理，在短短数年间，她把一个仅有20万流动资金、5名员工的小花店发展成一个注册资本为4400多万元、总资产上亿元、拥有250多名员工的大型股份制企业——云南绿大地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为全国首支绿化股。何学葵也成为了坐拥数亿资产的“云南女首富”。

但这位女强人的辉煌人生却在2011年3月17日这天连同她的公司的命运一起跌入了最低谷。而绿大地所暴露出得问题也是发人深省。

一、疯狂造假令人瞠目

绿大地2012年3月18日发布公告称，2011 年3 月17 日晚公司接云南省公安厅直属公安局通知，公司控股股东、董事长何学葵因涉嫌欺诈发行股票罪，经昆明市人民检察院批准，于2011 年3 月17 日20 时由云南省公安厅直属公安局执行逮捕，现羁押在云南省看守所。何学葵被捕后，在各方的关注下，绿大地的财务造假行为被一一曝光，其疯狂的程度令人瞠目结舌。虚增资产，价值955万元的土地其实际价值只有一个零头，即55万元；一米长的荒山的围墙价值竟高达1268.86元。虚增收入，上市后曾经的采购大户却神秘消失；出现巨额的销售退回，仅2009一年苗木销售退回金额就高达1.58亿元，虚增收入2856万元。虚增利润，从2009年10月~2010年4月，绿大地披露的业绩预告和快报五度反复，2009年的净利润从最初的盈利1.04亿元变为最终的亏损1.5亿元。

近年来，从安然、世通到银广夏及蓝田股份，国际国内的财务造假案件层出不穷，但其财务造假手段却是一次比一次拙劣。安然利用离岸公司和关联交易作假，银广夏利用虚构合同造假。而绿大地的行为几乎就是瞎编乱造，随意更改会计金额，简直就是小孩子过家家，将投资者和监管机构玩弄于股掌之上。这样藐视法律、欺骗消费者的行为简直令人发指。

二、监管缺失令人扼腕

在了解了绿大地疯狂的造假行为之后，我们很自然地有了一个疑问，那就是监管部门干嘛去了？目前，我国公司上市实行的是核准下的保荐制，是指由保荐人（券商）对发行人发行证券进行推荐和辅导，并核实公司发行文件中所载资料是否真实、准确、完整，协助发行人建立严格的信息披露制度，承担风险防范责任,并在公司上市后的规定时间内继续协助发行人建立规范的法人治理结构，督促公司遵守上市规定，完成招股计划书中的承诺，同时对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负有连带责任。这样的制度看似可以有效规范公司的上市行为，确保公司IPO资料的真实性，但也有着致命的缺陷，俗话说“拿人手短，吃人手短”，券商收了想要上市的公司的钱，自然想着如何将公司美化包装，卖个好价钱。但他们往往忘了自己作为保荐人应承担的确保上市资料真实性的职责，甚至还有伙同上市公司“欺诈上市”的嫌疑。这样的“守夜人”如何让普通投资者放心的把钱交给IPO的公司？这样的制度不健全的监管有如何保持我国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呢？

公司IPO就是为了上市圈钱如果公司业绩良好能有高回报也无可厚非，但如果监管层还任由这些骗子轻易进入股市招摇撞骗，那不仅是对广大股民的不负责，更是对中国股市未来发展的最大伤害。

第五篇：《摩挲大地》读后感

此书名为《摩挲大地》，这本书与《寻觅中华》是余秋雨全新版的《文化苦旅全书》六册中首批推出有关中国的两本。此书精选了《文化苦旅》、《山居笔记》中的一些著名篇章，但每一篇都由作者本人进行了大幅度的精心修改。书中的后半部分有关边远地区少数民族生态的文章都是第一次发表。可谓是精益求精，保古出新之作。

关于作者，想必也不必多说，这便是曾获过“国家级突出贡献专家”称号的余秋雨。他是我国著名艺术理论家和散文家，开创了散文创作的新路，改变了中国散文的格局。本人对他的文章也是十分的喜爱。

那接下来，便来品悟一下文章中所叙述的文化之旅，所包含的人文之理吧。

1、《道士塔》

当人与历史相遇，引发解码文化基因的冲动。所谓余秋雨的大散文，正好联系着两个关联性主题：历史探访与文化询问。探访靠的是双脚（或阅读的双眼），是一种有意识的精神漫游；询问靠的是大脑，是一种尊重史实的谦卑姿态，一种理性的知识分析。目的是辨析历史/文化的确定性，清理我们的来路。在最好的时刻，它应该是极富人文关怀的隐喻性写作：一如“文化苦旅”的总主题概括。

《道士塔》不仅是历史的一声叹息，更是沉重的悲泣——因敦煌经卷被掠夺这道流血的文化伤口。但是在开掘历史资源时，余先生主观抒情用力过甚，而细节建构的历史场景则不够充分。不妨首先指出这一点，因为这一倾向在作者的该类写作中时有所见。

无论叫大历史散文也好，叫大文化散文也罢，如果不坐实在历史叙事上，这个“大”叫难免大而无当。毕竟史实大于情感，建构一个充分的历史语境是必要的。如果抒情滑向滥情乃至刻意煽情，那就不免媚俗，不免自动消解文本的人文深度。此刻，历史/文化不过是市场经济时代大众阅读的消费品。

2、《莫高窟》

《莫高窟》的价值，主要表现在作者对历代壁画的个人化描述，它简约地传递出壁画后面各时代性格特征的讯息，将静态的壁画赋予活跃的文化内涵。有如一道历史回音壁。

3、《沙原隐泉》

本文看上去就像一首“散文诗”。从文体学角度看，散文诗实为颇为怪异的品类，它企图兼容、勾兑散文的平实叙事和诗歌的高蹈抒情的双重浓度，而往往造成双重排斥或相互对冲因而稀释“浓度”的效果，更多的时候则是牺牲平实偏向高蹈。总之，一不留神就如被酿坏的酸酒。余先生对上、下鸣沙山有着饱含质感的描述。然后对隐于鸣沙山的月牙泉进行抽象的精神分析，并一步“推衍”至“人生、世界、历史”的开阔语境，对此，好之者自然会看出深度、大气之类，恶之者则以为勉为其难。倒是“独行侠”用词极准，尤其是那个从泉边陋屋闪出的老尼，让人眼睛陡然一亮。

4、《阳关雪》

本文是对盛唐文化的一次寻根。对盛唐文化俊逸高迈气象的礼祭，一直激荡着后世文人的心灵。挥之不去的文化乡愁萦绕在字里行间。

5、《都江堰》

一千多年前的水利工程都江堰，经受住了这次汶川特大地震的严峻考验，几乎安然无恙。这是对奇迹的强力背书。越过浩渺时空，让人再次感念李冰的不世功勋。

不妨把话题稍作拓展。在混沌时代，洪水泛滥。相传伏羲时洪水稍退，始有人类。帝尧时洪水又泛，夏禹则以治水闻名，就像《圣经》上的挪亚。夏朝作为中华第一个民族国家，仿佛专为治理自然灾害而创，这几乎就是民族共同体的原始意义。到了战国时期，李冰接继治水大任，以疏浚为要。在自然伟力面前，顺应乃是根本，这也是老子哲学的无为而治之道。都江堰旁近道教圣地青城山，作者拜水而问道，指出此地为“研修中国哲学的最浓缩、最天然的课堂”，继而“领悟了中华文化的一大秘密”。这就由问道而悟道了，诚不虚此行。

6、《白发苏州》

本文勾勒出千年苏州的双重面影：柔媚和激越。这涉及到一座古城复杂的文化生成力。遗憾随之而来：化繁为简的勾勒，难免使古城面影双重失焦。因此，这不算一篇有关古城的性格、命运之书。如能容纳相应的历史叙事，一定更能激发读者对苏州的想象。

7、《三峡》

三峡自白帝城始。长江自白帝城夺峡而出，如野马狂奔，有自由不羁的大欢乐。李白的诗歌“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洋溢着压抑不住的喜悦心情。

这里也不妨多说几句。安史之乱期间，李白被朝廷流放贵州夜郎，中途遇赦时刚好行至白帝城。李白告别牢笼，自白帝城买舟向东，于是写下这首千年盛传人口的诗篇《朝发白帝城》。李白的心情可想而知，重要的是，人心与自然于此珠联壁合。

文字流传的三峡，当代有刘白羽的《长江三日》，应该向中学生索取该文的读后感。后有舒婷的诗歌《神女峰》。这里的历史/文化背景是巫山云雨的传说，而舒婷的诗句“与其在悬崖上展览千年，不如在爱人肩头痛哭一晚”，依我看，这是所谓新时期文学中，诗歌发出的对女性主义的最初吁请。这是一次觉醒，或如诗人所说的“新的背叛”。

余先生的情与思，谦逊地止步于既有的对三峡书写的文字前，未有更多的拓展。传说，李白面对崔颢《黄鹤楼》一诗，也有过“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的谦逊止步。不过，读李白《送孟浩然之广陵》句“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倒是不难看出崔诗《黄鹤楼》“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的流风遗韵。后来，李白作《登金陵凤凰台》，也明显是从崔诗化出：“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台空江自流”，这是起首两句；结尾两句“总为浮云遮望眼，长安不见使人愁”，更是直接仿效崔诗的结尾“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

8、《贵池傩》

子不语怪、力、乱、神，对鬼神敬而远之，这是孔子的态度。在中华文化的源头，祭祀鬼神代表先民对自然的最初认知。如今，傩祭作为文化活化石为我们所认知。由远古庄严的仪式发展成后世的娱乐表演，傩舞已然被注入狂欢的酒神精神。传统文化以改造的方式延续其现代生命。据我所知，傩舞不仅在安徽贵池，而且在江西南丰乡间同样大盛。本文是对新乡间风俗亲切友好的问候。

9、《青云谱》

地以文传。想必本文对传播青云谱道院、对刺激南昌旅游业颇有贡献。这也算是作为艺术散论的本文的一个副产品。这也算是话语权。对艺术与时代、生命紧张的美学关系，我想到苦修二字，或卡夫卡的“饥饿艺术家”，而作者以“绝境归来”概括。八大山人的画作，折射出明清易代之际酷烈的时代悲情。

10、《黄州突围》

苏东坡诗书画皆通，一生屡遭贬谪、流放，却依然忠君，终得保全生命；同时能随遇而安，自我娱乐。苏向以中国文人典范形象为后世文人尊崇（羡慕和同情），但对他人生际遇的阐释却不免落入宏大空洞的价值套路，从来就不愿深究文人作为朝廷政治斗争牺牲品的历史的另一面。以本文为例，余先生首先将苏祭上民族、文明的高坛，诋毁者、诬告者自然被归位小人：“苏东坡在示众，整个民族在丢人。”“而把文明的代表逼到这一步之差境地的则是一群小人。”对苏的赞美：当苏受审挨打时，“诗人用纯银般的嗓子哀号着”，就连诗人的洗脚水，“也充满了文化的热度”。这是典型的修辞的大词主义，动不动就使用国家、民族、文明、良知等字眼，呈现出传统文人所谓忧患意识和道德优胜论话语的激越面貌。类似的言说（不仅在本文中），要么是跟读者的廉价调情——这类读者包括民族主义者、道德审判者、矫情分子和文化癖分子，等等——要么就是扯淡。按照美国当代哲学家哈里·G·法兰克福在《论扯淡》中的分析，“扯淡的人既不关心何者为真，也不关心何者为假，只在乎自身利益。这种认为无论事实真相如何都没有差别的态度，就是扯淡的本质。”“扯淡不是说谎，却是真理的最大敌人。”

11、《天涯的眼神》

女性文明和家园文明（如果有此一说的话）是一体的，也是文明的根基，经过一番推导，作者称其为海南的灵魂。海南本是天涯一隅的流放地，一座陷落在南中国迷雾中的孤岛。将流放地转换成家园，将流放者转换成归家的游子，这是作者的推导手法。但这一推导俨然一场价值混乱的消解：柔软消解了孤苦，喜剧消解了悲剧，传说中鹿回头幻化成美女的“嫣然一笑”消解了中原朝廷严酷的政治斗争。这个语境和语义令人疑惑。

12、《山庄里的背影》

本文原名《一个王朝的背影》，文化支撑的国家认同为其主旨。

承德避暑山庄，名为消夏休憩之所，实为康熙大帝巩固边境的前哨。寓政于乐自有其高超的一面。康熙国家治理高超的另一面，表现在亲近汉文化、和解汉儒，以化解反清复明危机，使中原节士尊王攘夷的民族主义怒火慢慢熄灭。中原士人投入清廷怀抱，标志着民族主义对国家主义的认同。但是到民国17年，王国维在颐和园投湖自尽，实为对清朝所代表的最后的古典文化的殉节。换句话说，王国维不能认同五四一代新文化，也就敢于与一个新国家（民国）以身决绝。文化乃是国家的精神仪表，既强悍又无比脆弱，文化人（士人、知识分子）可以像王国维那样坚持“自由之精神、独立之思想”，也可以被国家主义彻底软化、臣服。国家主义是专制的象征，而文化以气节胜。

13、《宁古塔》

黑龙江宁古塔，清朝流放之地。草菅人命的时代，罪名莫须有，但惩治却是株连一大片。大规模的流放，是对生命和文明的摧残。作为流放的副产品，它很可能锻造高贵心灵，在某种程度上还能化育流放地风俗，但这是得不偿失的。本文的史料和分析都堪当“向这些远年的灵魂祭奠”。在宁古塔黑洞般的尽头，是现代制度变革，是法治，是以人为本。欢迎来到法治时代。

14、《一个庭院》

本文描述宋代朱熹主持长沙岳麓书院事迹。作者以文革期间停课串联的个人经历开始，以不问当今教育结局“因事关重大，甚至牵涉到民族和人民的命运”结束。作者的历史散文，向来只谈古不论今。但结语暗示了通向现实的栈道，读者不难得度陈仓。比如，书院“会讲”

式的学理交锋和自由讲座引领学生相互讨论的教学方法，可以为现代科举填鸭式的中学应试教育，以及大学不再是知识实验的课堂而沦为就业培训班的教育体制提供镜鉴。

15、《十万进士》

对古代权力系统向寒门读书人开放从而改变人生命运的科举制度的本质揭示，再没有比“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这句话更为形象的说法。

在我看来，延续千年的科举制是帝国政治学中最了不起的制度安排，它造就了一个庞大的儒家文官系统，维持帝国的行政运作，所谓“治国平天下”。科举制甚至启迪了美国、英国、日本、韩国、越南等国的人才选拔制度。但是，一个理想主义的制度创新，也有可能在实施过程中被人念坏了经。科举终于被演绎成帝国僵硬的人生博弈，丑恶尽显。1905年，选拔过“十万进士，百万举人”的科举制被废止。这以后是新式学堂的开设，是如今的新科举式的高考。可以说，科举塑造的民族心理结构至今未变。

本文中肯地评析了科举制，同时止步于现实的门槛。不过，一切历史既是当时当代史（克罗齐语），也是思想史（科林伍得语），思想是能穿透历史的。

16、《处处有他们》

“我用双手摩挲中华大地”，这是余先生对故国的虔敬。

远小人而近君子。“小人”者，一个道德意味过于浓厚的字眼，一如“君子”这个字眼儿。“小人”歪曲过历史流向，“小人”甚至从来就未曾也不会离开历史舞台。除非世界重返传说中的“大同”之境，除非老子的“小国寡民”乌托邦社会成为现实。

儒家以“大同”为理想，却以“小康”为追求目标，这也是其高明之处，所谓“极高明而道中庸”。这也是“君子”之道。但另一方面，“君子仁政”并未在任何朝代真正实现过，因此，“小康”的目标也成了儒家高不可攀的“理想”。

《处处有他们》既是对“小人”的判决书，也是一纸道德审判书，但恐怕不是对历史的重新阐释。面对复杂隐秘的人性（比如机会主义，比如有限理性），以君子/小人这一边界模糊的二元对立语义结构识人，恐怕不是现代人应有的态度。这是本文语境的可疑之处，标志着余先生历史话语中道德哲学的溃败。

17、《抱愧山西》

1994年我浪迹太原，碰巧在那里阅读到《抱愧山西》，因获得知识的增量心中窃喜。本文发现晋商，功不可没。今天重读，已有恍惚之感。

作者描述了发生在山西的中国现代金融雏形的种种现象，却没有更深入地分析现象背景。后来读余英时的文章，了解到明清儒学的转向。所谓江南资本主义萌芽后，商业经济日益壮大，商人的地位渐高，传统四民中“士”与“商”往往处在一种互动的格局中，大趋向乃是“士”向“商”的位移或亦“士”亦“商”。这是晋商的发生学。

本文“秋雨注”提到《抱愧山西》的巨大影响，《山庄里的背影》文后注也提到彼文的影响。也许还可以为作者增加一条影响：作者系列历史散文，甚至也是如今方兴未艾的从电视业到出版业的“重述历史”的通俗文化景观之滥觞。

自近代以来，中国对器物、制度的西方文明一概“拿来”。但中国却有号称五千年悠久漫长的历史文明，浩如烟海的文献典籍，为文学“重述历史”提供了取之不尽的资源。这是中国最大的财富，也是中国话语之幸。当历史进入文学话语，要么是重新阐释历史，提供新的史识，从而发现历史；要么是重构历史现场，以新的故事形态想象性地呈现历史。余先生重在阐释，轻于呈现，但并未提供新的史识，反倒是语境混乱之处时有所见。重写是历史获得现代生命的有效途径，融文学呈现与新史识于一体的《万历十五年》，依然是“重述历史”的现

代样本。

18、《风雨天一阁》

天一阁，一座民间藏书楼，固执地守护国民记忆，以传文脉。文脉乃是文明的脉络、脉搏。

作为反题的焚书：以强制性遗忘禁锢国民思想。在秦始皇手上，以万里长城对外御敌，以焚书坑儒对内防民。两者在本质上同样霸道，它揭示的秘密是：凌驾于国民之上的君王的内心恐惧。

越过历史烽烟，天一阁的藏书最终被战火焚毁，但其反抗遗忘保存记忆的精神火焰不灭。卡尔·波普尔说过通过知识获得解放。图书逸出纸张的边界，指向无限空间。保存知识记忆的工作，导向人类自由。

19、《杭州的宣言》

柳永《望海潮》词赞杭州：“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南宋泥马渡江，偏安杭州，此地于是繁华倍增。

本文为一篇颂词，颂杭州之美，尤其颂治理杭州有功的白居易、苏东坡等人。本文以古为鉴，也语涉当下杭州生态环境治理，并奉献个人文化治理建议。作者原来谈古之外也偶尔论今。联系到后来被媒体热炒的作者以深圳智力顾问为名大谋私利一事，本文“政治正确”。

20、《上海人》

本文事关近代以降上海人复杂的地缘人格、文化心理论。依我看，实际上也是地缘政治论的翻版。在意识形态高度发达的中国，地缘人格、文化心理结构中的政治因素十分强大，尤其在外地人的解读中。这真应验了亚里斯多德的名言“人是政治的动物”。实际上近代以来，上海这个大码头、大江湖，各种资源汇聚，在国人心目中具有相当的政治权重。

本文洞深察远，论述扎实，文后也附有“秋雨注”，记录其“巨大反响”。其实名副。何况写于上海改革开放前夕。

21、《伞下的侗乡》

本文记录贵州恫族人的生活形态，颇有点生态社会学、文学人类学的描述风格以及田野调查的观察气质。歌唱、吹芦笙、织布、寨老断事、女神萨玛……这里的生活近自然而远人文，或者说是面向自然的另一种人文。在这里，无为是优于有为的制度选项，自治比他治更为重要。无怪乎作者看出“村寨公民社会”的格局。不过，在现代社会中，在全球化时代，这种边远少数民族生态更具被看的价值。作为旅游资源，恐怕也最终难逃过度开发继而变形乃至消亡的命运。

22、《蚩尤的后代》

为历史祛魅，有助于还原历史真相。寻找证据，有助于发现历史的未知部分。尤其对探源苗族祖先，本文富有启示。

23、《我本是棵树》

一个遥远的民族，树是它的生命象征。“生也一棵树，死也一棵树”，天人合一。苗民与自然相融的生命之道，让人印象深刻。这是因为这生命之道本身的深刻：像树木，挺拔向天，扎根大地。

24、《追回天籁》

天籁是自然的声响，非关教化。在教化的地方，没有自然；在自然的地方，无需教化。“越名教而任自然”，这是魏晋狂狷名士倡自然而反教化的行动哲学。大而概之，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为教化，道家为自然。庄子发出的就是自然的萧声。而说到纯粹艺术精神，它更多地存在于自然而非教化中。然而，我们生活的世界是如此教化如此文明的。比如，在青歌赛素质环节，余先生面对的正是被教化充分浸润的歌手的无奈。好在还有那些“原生态”歌手，让人得以短暂地重返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