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农民问题

第一篇：也谈农民问题

也谈农民问题

在中国历史上，农民问题一直是一个老大难的问题。自从进入封建社会以来，农民问题就成了帝王头痛的事情。请问，哪一个朝代，没关注过农民？哪一个朝代，最后不都是激起农民造反的吗？好多能人，将帝王比作“船”，把农民比作“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汉代以来，朝廷就开始重视农业了，解决了农民问题，那个朝代就能长期久安。朝之所以能鼎盛，根本原因就是重视农业、重视农民、重视农村，即现在政府所说的“三农问题”。一个朝廷，如果忽略了农民，这个朝代就开始走下坡路了，这个朝代就要灭亡了。好些朝代，都是农民领袖造反，最后推翻它的政权的。试问，唐朝、宋朝、元朝，哪一朝不都是由农民兴风作浪而垮台的？看来关注农民问题，就是关系到江山社稷的大事。

今天，党和政府一再关注农民，把“三农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来，率先在农村进行改革，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让农民获得最大的好处，千方百计调动农民种田的积极性。最近几年，又在农村全额减免农业税，农民自己种粮自己吃。接着，又对种粮的农民实行政策性贴补，按田亩进行补助。这是开天辟地的一项优农政策。政府只想让农民安心在家种田，可农民的心眼很高，他们看到城市发展了，就往城里挤，好多农民现在撂荒出外打工，与城里人争饭吃，与自己读大学的儿女争饭吃，致使很多大学生毕业之后找不到工作。这又出现了一个新的农民问题：农民工进城。国家对这些农民工依然重视，他们做工工钱捞不到的时候，政府出面为农民工讨钱。这些在媒体上不是披露出来了吗？

农民进城打工，无可置否，他们认为在城里找钱比农村种田来得容易，一个外出打工者，能养活四五口人，而在家里种田，一个最多只能养活三口人。对农民这种做法我们不能压制。但过多的农民外出打工了，家里种田的人就相对地减少了。试想，再过十几年，还有多少人在家种地呢？ 看来，农民问题，永远是一个大问题。

第二篇：也谈农税司法问题

也谈农税司法问题

随着法制的逐步健全，农税行政诉讼案件时有发生，而尚不完善的农税执法体系，让征管部门不知所措。此外，由于种种原因，一些地方偷、漏、拖、欠农业四税现象普遍，个别地方多年上清下不清，征管严重受阻，乡村两级无能为力，征管部门十分压共。笔者认为，提请人民法院，采取行政执法的手段，寻求法律的保护与支持迫在眉睫。

近些年来，由于各种原因，一些地方农业四税偷漏严重，拖欠数额大、时间长，纳税人集体闹事、围攻、殴打税收征管人员现象时有发生，闻名全国的我县奎溪镇财政所副所长唐建军同志就因征收木材特产税与犯罪分子搏斗而壮烈牺牲。严酷的事实证明：复杂的农业四税征收环境，在我们边远山区，确有诉不尽的苦衷。

1、农民群众纳税意识逐渐淡化。一是埋怨抵触情绪大。农村实行田土承包责任制，其调整分配有一定期限，有的农户因新增人员几年得不到责任田土，便埋怨政府工作不负责；有的农户因与他人发生治安、经济等纠纷未达到目的，埋怨政府处理不公平；有的农户因乡村组织请求经济或其他照顾，未满足要求，也埋怨政府分配不合理。二是拖欠攀比意识浓。由于个别村、个别户的因故拖你得不到及时的处理，以致产生村村之间、组组之间、户户之间互相攀经，原积极交纳的农户受到影响，拖欠得越多、越久反而成了“英雄”，乡村干部十分为难。三是税费混淆牢骚多。农业税在农民心中原本是严肃的，但随着其代金及乡村统筹的征收，农民将之统称“三收”，一些不合法的乱收费掩盖了税收的合法性，造成乡村各项工作难以正常运作。

2、、县、乡、村三级组织机构的治税力度逐步弱化。一是投入跟不上。向农民征税，首先要扶持其生产，搞好服务，解决农民一些实际问题。对于这一点，贫困山区的乡镇想得到，做不到，投入少，有傀于农民。二是财政困难。政府自身经济问题都难以解决，大多数乡镇占用“两会”资金无力清偿，导致每年“三收。时农民用条据作抵，乡·财政又无钱上解国库的被动局面。一部分乡镇因无钱配套，致使有关支农项目工程难似正常实现。有的乡财政借债运行，赤字累增，干部因自身工资不能及时到位，工作起来心灰意冷。三是因征管阻力大而使征收成本增高。一些农户。一年的农业税十来元钱，乡镇干部与财政千部上门七、八次才完成，一个六、七人的征收组一天只收到几百元税款，有时更少，比征收人员一天的开 支多不了多少，很不合算。有的为征收几元钱的税款追逃上十里，苦口婆心做半天思想工作才到手。无故拖欠，故意刁难，千方百计偷逃农税的现象亦经常发生。因此，农税要创造好的环境，除了政府本身各项工作服务到位以外，还必须采取强硬措施，迫切需要法律的保护与政法部门的支持。

然而，从以往的多起农税行政诉讼案不难看出，目前农税司法存在很多问题，法院办案人员总的感觉是，农税不如国税与地税，具体反映在如下方面：

1、涉足农税的相关人员，整体法制意识不强。目前，参与农税征管工作的上至局长、乡镇长，下至村组代征人员，更多的鼻各级农税干部，反映出一些问题：一是思想意识跟不上新形势，总认为农税征收很正常，收税不会出现打“官司”现象，税难收也不需法院立案执行。二是人员素质不适应形势发展要求，经常出现因征收人员本身违规而导致行政诉讼，更多的是征税受阻也不知道借助法院行政执法的法律武器来保护。因此，提高农税相关人员的法制意识，应作为各级农税征收机关的一件大事来抓。

2、农税执法程序违规问题十分突出，需引起各级征收机关高度重视。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农税文书不规范，有关手续不完备，个别的还出现征收凭证（税票）使用不规范等。按正规的要求，征收机关从征收税款，到依法采取税收保全措施，直至提请人民法院执行全过程，必须首先发出税款核定书即通知书，再发送催缴通知书与限期入库通知书，强制执行要发出暂停存款支付通知书或扣押、查封、拍卖物资通知书等，W且所有文书必须有送达凭证。从以往多起农税诉讼案例中，经常发现少了一些必备的文书资料，往往出现不打“官司”的资料到处可见，打“官司”的资料却无处可查的状况。由此可见，农税文书的留底归档是项十分重要的工作。二是征收执行方法、程序不当。农税执法主体是县以上各级财政农税机关，最基层执法主体的法人代表无疑是县财政局长或农税局长，而不是乡镇长或财政所长，农税重要文书或重大执收行动，都必须经局长签字或授权。但当前的常见问题是乡镇长与财政所长占了主要位置，主体资格不符。另外·征收税收与上门执行兑现，要给纳税人留有上诉行政复议的时间，不能一家说了算。各个环节的步骤不能省，各种文书手续不能省，不论征税对象是谁，不论税款多少，都必须符合法定程序，时刻都要有应诉的思想准备和充分的前期工作准备。

要提高农税征管法治质量，应抓好三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农税司法常识的普及教育。目前很多财税干部包括乡村基层干部以及广大的纳税人，对农业税法及实施过程的法律法规，知之甚少，更多的是漠不关心，乃至触犯了政纪国法也不清楚。因此加强农税法纪教育十分必要，较好的办法，是各级征收机关应加强组织征管人员的培训，请司法部门的同志讲课传授，同时还可组织涉税案件的现场旁听，从中获得实实在在的教育效果。二是由县以上农税征收机关统一印制配套的农税司法文书，包括从纳税申报登记到提请人民法院执行的一系列资料，例如：“农业税收税务登记表”、“农税文书送达回证”、“农税催缴通知书”、“农税提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书”、“扣押、查封、拍卖物资通知书”及各种减免、退库等申报审批文书等等，同时必须制订一套农税文书的印制、领发、使用与保管归档的严格制度。三是下大力气充实农税征收机关执法力量。目前农税执法质量远不如国税、地税，一个根本原因就是市、县一级农业税征收机关管理人员力量不足。就税收总额而言，农税与地税相差不远，县地税局一般配备20至30多名工作人员，内设专门的政策法规科室；而农税部门只在县财政局内设一股，配员仅5至6人，剔除分管乡财支出与财务管理的2人，实际从事农税征管的只有3至4名人员，只及地税的10%，加之财政农税人员经常换岗，因此县一级农税征收管理机构的力量是相当薄弱的。要解决农税法治质量问题，要先从充实县市农税征管力量特别是政策法律专业人员力量着手，成立专门机构来抓。

目前，全国农村拟将实施“费改税”，预示着农税任务更艰巨，没有一个宽松的农税征收环境是不行的。我们应当学会利用法治手段，通过全体农税相关人员的共同努力，促使复杂的农税执法问题尽快得到整改，促使一个全民依法治税的良好局面在农税战线早日出现。

陶高飞

第三篇：也谈社会保险的时效问题（推荐）

本文作者：高文书 好范文原创投稿

今天拜读了巴东县劳动保障信息网中《劳动者向用人单位追讨欠缴的养老保险费》一文，该文章最后的结论为追索养老保险费等国家强制缴纳的社会保险费没有仲裁诉讼时效的限制。

拜读该文后，本人感触颇深，我参与了该文章所列举案例的办案过程。对于劳动者向用人单位主张欠缴的养老保险费是否有仲裁

时效期限的限制，我认为值得商榷：

劳动者向用人单位主张欠缴的养老保险费是受仲裁时效期限的。

养老保险费属于国家要求用人单位为劳动者缴纳的五大社会保险之一。具有强制性、保障性和福利性。所谓强制性就是国家立法，强制实施，受保人必须参加，参保人必须接受，双方都不能自愿。缴费的个人和单位双方都必须按照规定的费率缴费，不能自愿；所谓保障性，就是保障劳动者的基本生活，以从根本上安定社会秩序；所谓福利性，就是养老保险不能赚钱盈利，必须以最少的花费，解决最大的社会保障问题。

那么，劳动者向用人单位主张欠缴的养老保险费是否有仲裁时效期限的限制呢？在这里会产生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因追索欠缴的养老保险费而发生争议 ；另一种情况是解除或终止劳动关系后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因追索欠缴的养老保险费而发生争议 ；对于后者我国《劳动法》对劳动仲裁时效期限规定如下：“提出仲裁要求的一方应当自劳动争议发生之日起六十日内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书面申请”。对于因追索欠缴的养老保险费而发生劳动争议的争议发生之日如何界定呢？根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

（二）》第一条第（三）的规定，“劳动关系解除或者终止后产生的支付工资、经济补偿金、福利待遇等争议，劳动者能够证明用人单位承诺支付的时间为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关系后的具体日期的，用人单位承诺支付之日为劳动争议发生之日。劳动者不能证明的，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关系之日为劳动争议发生之日”。本法条中的“等”字是一个范围非常广泛的概念。结合该法条的整体内容理解，我认为除了第<一>项、第<二>项规定的争议之外，其它在劳动关系解除或终止后所产生的争议均可以涵盖。在解除或终止劳动关系后劳动者向追索欠缴的养老保险费也在该法条的涵盖范围内。因此我认为追索欠缴的养老保险费而发生的争议既然属于《劳动法》调整的范围，就应该适用《劳动法》及其司法解释关于仲裁时效期限的规定。既应该自劳动争议发生之日起六十内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书面申请。否则，丧失请求劳动保障部门保护其追索欠缴养老保险费的胜诉权。

再者，根据养老保险费具有福利的性质来看，养老保险费属于劳动者福利待遇的范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

（二）》第一条第（三）项对解除或终止劳动关系后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因福利待遇而产生争议的“劳动争议发生之日”作出了规定。既然对劳动争议发生之日作出了规定，那就应该自劳动争议发生之日六十日起内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书面申请。否则就丧失请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保护其追索养老保险费的胜诉权。

缴纳养老保险费具有强制性，属于国家通过立法来进行强制性规范。将用人单位为劳动者缴纳养老保险费规定为用人单位的法定义务，双方均不能自愿选择。若单位拒绝缴纳，劳动保障监察部门可以对单位进行处罚，但《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二十条规定：“违反劳动保障法律、法规或者规章的行为在２年内未被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发现，也未被举报、投诉的，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不再查处。因此，用人单位不缴纳养老保险，自侵权行为发生之日起超过2年，若有持续情形的，自侵权行为终止之日起超过2年的，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不再查处。尽管养老保险费进入国家统筹基金，间接涉及到公共利益。作为代表国家行使劳动保障权利的劳动监察部门对超过2年的也不予查处。简言之，国家追究用人单位欠缴养老保险费的时效期限自行为发生或终止（持续型）起2年。并不是国家永久可以追究用人单位的补缴责任。

参照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若干问题研讨会纪要第四大点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的若干问题的第（三）项“劳动者请求用工单位补缴社会保障费的，应从劳动者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用工单位没有为其缴纳社会保障费之日起二年内主张，因逾期主张而被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依《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八十二条规定裁决不予受理后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驳回其诉讼请求”。虽然确定的是在两年内主张用工单位没有为其缴纳社会保障费的权利，与《劳动法》规定的六十日有所不同。应理解为依照《劳动法》第八十二条规定，如果双方没有发生争议，就不存在六十日的时效期限，但是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用工单位没有为其缴纳社会保障费之日起二年内必须主张权利。否则，其追索社会保险费的权利不被保护。因此，也是有时效期限限制的。

权利与

义务是相互依存的，不可能只有义务的承载主体，而没有权利的接受主体。用人单位的法定义务对应的是劳动者的合法权利。追索用人单位欠缴的养老保险费对劳动者而言，属于自己的民事权利。劳动者在被解除或终止劳动关系后，可以行使追索的权利，也可以放弃追索权利。从我国民事权利保护的立法理念看，请求保护民事权利都有时效期限的限制，不是只要享有权利就永

不过期。例如《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因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而导致的合同无效，我国虽对无效合同没有规定时效期限。但在实践中，只是确认合同效力不受时效期限的限制，对于主张返还原物、不当得利、赔偿损失等民事权利，应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该法条是典型的针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承担的法律后果。因此，违反强制性规定而主张民事权利的应当适用时效期限的规定。因此，从权利与义务相互依存的关系来看，劳动者主张追索养老保险金的民事权利应当受时效期限的约束。

若用人单位不为劳动者出具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证明的或不在法定期限内为劳动者办理档案和社会保险关系转移手续的，劳动者追索欠缴的养老保险费是否不受时效期限的限制呢？本人认为也受时效期限的限制。在这里只要划清解除或终止劳动关系的界线，就不难理解。用人单位在与劳动者解除或终止劳动关系后原劳动法律关系中双方的权利、义务具有延续性，既双方的后合同义务。如用人单位出具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证明的义务，劳动者的保密义务。向用人单位追索欠缴的养老保险费是属于合同中义务。既双方在履行劳动合同过程中产生的用人单位应承担的义务。不属于后合同义务。至于用人单位不履行后合同义务而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劳动合同法》第五十条有规定。但并不意味用人单位不履行后合同义务就没有解除或终止劳动关系。解除或终止劳动关系的标志应当是劳动者离开用人单位，且自离开之次日开始不在用人单位工作就应视为劳动关系已经解除或终止。在解除或终止劳动关系（事实上离开用人单位）后所产生的追索欠缴的养老保险费的争议，就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

（二）》第一条第（三）项的规定。应当受到时效期限的限制。

在劳动关系存续期限内，劳动者向用人单位追索欠缴的养老保险费是否应当适用仲裁时效期限。本人认为；若发生争议的，应当适用《劳动法》第八十二条的规定。若在劳动关系存续期限内对养老保险费的缴纳没有发生争议，也应从劳动者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用工单位没有为其缴纳社会保障费之日起二年内主张权利。

第四篇：也谈雷锋精神

也谈雷锋精神

在谈雷锋精神之前，先来一首刚刚杜撰的打油诗：

雷锋精神是人性，人类楷模不是神。人生失落需自强，春风得意乐助人。

自从我国开始宣传雷锋的那天起，雷锋、雷锋事迹、雷锋故事和雷锋精神就在人们的不断质疑当中宣传，并在人们学雷锋的行动中被不断质疑。其实，如今的雷锋或雷锋精神，只是个“做好事”的代名词，因此，当无人宣传学雷锋的时候，人们却时常会想起、提起雷锋；而当有人宣传学雷锋时，人们却怀疑学雷锋是否还合时宜。这种奇怪的反映，说明人们需要雷锋，社会需要雷锋，任何一个时代都需要雷锋，同时人们又怀疑雷锋精神是否真的存在，怀疑别人和自己是否能学做雷锋，并且能学做多久。

曾有资料介绍说，第一个宣传雷锋事迹的作者把雷锋写得非常人性化，可是审稿的人觉得文章的阶级立场不够鲜明，于是就硬杜撰进了雷锋小时候砍地主家山上的柴，手背被地主婆砍了三刀的故事,以增加文章中雷锋的阶级立场和阶级仇恨。而据曾跟雷锋一起忆苦思甜的战友说，雷锋手指上有一道明显的刀疤，是小时候偷吃地主家的猪食时，被地主婆砍的。还有人说，雷锋手上的疤痕是小时候顽皮不小心摔的。甚至还有人说，这刀疤是小时候在地主家的厨房里，看厨娘在切熟肉，忍不住伸手从砧板上撮肉吃，被厨娘手上的菜刀不小心割了一刀留下的，而不是被地主婆砍的。但是，为了阶级斗争的需要，作者就把这疤痕的来历按在了地主婆头上。雷锋死后，在编撰雷锋日记时，专挑他日记当中那些符合当时政治宣传需要的内容，而把那些儿女情长的内容都没选进去。甚至在展示雷锋的遗物时，也特意把雷锋拥有的奢侈品都藏起来，而尽量展示他俭朴的一面。甚至还有人怀疑雷锋当时的收入和支出是不平衡的，收入少，而消费和捐献得多，说明宣传有假。其实，现在去考究这些都毫无意义。有意义的是，到底什么是雷锋精神？我们需不需要雷锋精神？

雷锋小时候的确很苦，七岁就成了孤儿，解放那年他十岁，才开始上小学；16岁时，小学毕业就参加了工作，并当了公务员。县合作社里买拖拉机时，号召大家捐款，雷锋捐了二十元，成了全县捐款最多的人。后来又学会了开拖拉机、摩托车，自己又买了自行车。他工作四年后，1960年去参军，并开上了汽车。在当时，雷锋的收入，特别是在鞍钢工作时的收入，是很高的。他一个人的收入，在当时，可以养活一家四、五口人。可是雷锋直到22岁去世时，还是孤身一人，毫无牵挂。他真是一人吃饱，全家不愁。因此，当时的雷锋是很爽的，像当时的奢侈品，如自行车、手表、皮箱、皮鞋和时髦服装，他都有。还不到22岁，这些东西都有了，这在当时是不得了的事。他当时的生活水平，足足超前我们温州普通百姓二十多年。雷锋还很喜欢拍照片，这在当时人们一辈子也没拍几张照片的时代来说，也是很时尚的。因此，当时的雷锋是个生活富裕、追求时尚的小青年，比如今的富二代、官二代还牛。可是，追求时尚的雷锋平时生活也是很俭朴的，他把积攒下来的钱用来帮助集体和别人，体现了“富而好德、富而好礼、富而好仁、乐善好施”的传统美德。当时为了政治宣传的需要，硬把这跟共产主义精神扯在一起,不过也没关系，因为共产主义也是讲人性的。而当时硬把阶级斗争也扯在里面，就有点滑稽了。因为，雷锋做好事时，从来都不问那些受他帮助的人到底是什么阶级成分。如果受他帮助的那个老大娘是个地主婆呢？如果他帮助提行李的那个抱小孩的大嫂是个国民党残匪的官太太呢？他这不是在为阶级敌人做事吗？可是，雷锋只知道她们是需要帮助的人，就去帮助她，不附加任何条件，不求任何回报。这就是雷锋精神所闪烁的人性的光辉。

雷锋是个活生生的人，他乐观、大方，热爱学习和自我修养；他在春风得意时，不像现在的一些富二代、官二代欺人、压人；他最大的特点就是助人为乐，勤做好事。根据雷锋所生活的时代、年龄和学历，雷锋不可能在日记里写出什么高深的理论和超脱当时形势氛围的独到见解，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看雷锋在日记里说了什么，而要看他主要做了什么。雷锋是朴素的，纯洁的，善良的，并且具有初步的人生理念。我们今天学习他，就是要学习他怎样做一个有人性的人，因此，雷锋不仅是我们中国人学习的榜样，也是全人类的楷模。其实，像雷锋这样的人是很多的，如有些基督徒也非常乐于帮助别人，当我们向他表示感谢时，他往往会说“让我们都感谢上帝吧！”，这就把做好事跟宗教搅在了一起。而把雷锋精神硬跟共产主义或阶级斗争搅在一起，这实际上是一种新的宗教形式，从而也扭曲了真正的雷锋精神。

雷锋精神是人类精神世界的一颗灿烂明星，它早已摆脱了时代、国界和阶级的束缚。随着人类社会的文明进步，雷锋精神必将大放异彩。实际上我们在当今的一些发达国家里，也经常能感受到类似雷锋精神的存在，而在雷锋的诞生地中国，更多的只是一种形式和宣传。

第五篇：也谈延安精神

清晨，我们第37、38期高校哲学社会科学教学科研骨干研修班的部分学员，在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学习两周多后，乘火车抵达延安，开始了为期9天的学习和考察之旅。

延安是中国革命的圣地，在中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部分时期，曾是无数爱国和爱好和平的中国人心神向往之地。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面伟大旗帜，在这一旗帜的感

召下，众多爱国青年和知识分子，不远万里，不怕苦和累，冒着被敌人杀头的危险，冲破重重难关，纷纷奔向这里，加入到抗击日本帝国主义、拯救民族危亡的伟大洪流之中；它是延安精神孵育、诞生和成熟之地，有了这一伟大精神，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之下的军民不惧任何艰难险阻，奋勇向前，使中国革命力量由弱到强、从小到大，直至取得全国胜利；它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真正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祥之地，在此，中国共产党人通过整顿学风党风文风、反思中国革命征程中的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和教训以及批判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等一系列运动，找到了中国革命正确的政治方向、奋斗目标和思想路线，为后来的中国革命和国家建设从胜利走向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和思想基础；它也是毛泽东思想孕育、成熟、直至成为全国人民社会实践活动的指导思想的地方。毛泽东思想继承和发展了马列主义，是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唯物主义思想方法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极大地丰富了马列主义思想宝库，成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新民主主义国家建设和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的指导思想，也是中国人民抵御外来强敌的精神力量源泉。

在延安学习和考察的9天时间里，我们先后参加了许多现场教学活动和课堂教学活动。在现场教学活动中，我们先后参观了延安革命纪念馆、鲁迅艺术学院和六届六中全会旧址、洛川会议旧址、四八烈士陵园、宝塔山圣地、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纪念馆和旧址、凤凰山革命旧址、王家坪革命旧址、杨家岭革命旧址、枣园革命旧址等；在课堂教学活动中，我们参加了形式丰富多彩的活动，如观看《延安时代》音像教学片、党中央在延安十三年讲座、学唱革命歌曲和陕北民歌、毛泽东与黄炎培论“历史周期率”、观看文艺演出、学习革命先烈讲座、弘扬抗大精神讲座、白求恩与白求恩精神讲座、毛泽东如何教育子女讲座、延安精神及其时代价值等。通过这些活动，我对延安的形象逐步从比较模糊到相对清晰，从片面了解到比较全面了解，对延安精神从生疏好奇到由衷的感佩，特别是对张闻天和林彪的历史贡献与作用有了相当不同的认识和改变。我觉得中共党史还有许多空白点很值得挖掘和填充，应该还历史以本来面目，应该真正“实事求是”地对待历史人物，功就是功，过就是过，这才是共产党人应该具备的崇高品质。另外，我对周恩来总理的看法也有了些小改变。

不过，作为民主党人士（我是九三学社成员），我对中国共产党人在延安时期的所作所为和所思所想而凝练而成的“延安精神”，还是敬佩有加，这里，我只能用“感动”、“感人”和“感慨”六个字来加以表达。

“感动”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最高层领导者们都普遍具有博大情怀和朴实刚毅的良好作风，他们大多具有自我批评、自我反思和勇于改正错误的胆量与智慧，他们也大多具有高瞻远瞩的雄才大略，他们为其他共产党人和解放区民众树立起了光辉形象和高大丰碑；“感人”是因为在这里的中国共产党人及其追随者们做出了许许多多感天地泣鬼神的伟大事迹，特别是在生活条件极端困苦时期，他们都表现出了大公无私和艰苦朴素的高尚情怀，例如，在生活上，从党的高级干部到一般工作人员都能做到平等互助、不分贵贱和同甘共苦。这里还涌现出了像张思德和白求恩这样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光辉典型；“感慨”是因为当时还相当弱小的中国共产党及其军队，由于有了“延安精神”而使自己迅速发展壮大起来，并且在几年之内就快速打败了曾经强大无比的中国国民党及其军队，最终取得了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因此，我甚至认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做出如此丰功伟绩，并不完全是“天意”，而根本原因是“人为”。上梁正，得民心。所谓“得民心者得天下”，的确是一条千古不谬的真理。

在参加以上活动之余，我时常思考“何为延安精神”这一问题？经过比较深入的学习和思考，我以为，“延安精神”或许可以用如下四个“之风”来加以说明：

1、实事求是之风。“实事求是”是一个哲学命题，它表明了人们如何对待客观事物、如何研究客观事物以及如何从客观事物的观察和研究中得出具有其规律性的东西。毛泽东曾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指出：“‘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实事求是”这一哲学思想，是毛泽东在对中国历史事实和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的总结基础上提出来的，它事实上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人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怎样做人”和“怎样做事”的问题，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做事为人都

要从实际出发或从客观事实出发，反对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这才是真正的历史唯物主义者。因此，毛泽东提出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从而，在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从上到下都开展了大规模的调查研究和思想解放运动，这为纠正当时党内的左倾主义错误、端正政治方向等起到了极大的作用，也为毛泽东真正成为党和军队的领导核心起着重要作用，同时，也为此后毛泽东思想升格为中国革命和社会实践的指导思想发挥了关键作用。“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同时也是延安精神的精髓。

2、清正廉明之风。在延安时期，中共各级干部为什么都能达到清正廉洁、大公无私的精神境界，我认为，其原因主要就是毛泽东等最高层领导起到了表率和榜样作用。毛泽东在物质生活上从来不提出任何过高要求，他与别人一样，吃同样的极差伙食，穿一样的破烂衣服，养成了朴素廉洁的作风；在工作上，他兢兢业业、劳心劳力和废寝忘食，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沤心沥血；在待人方面，他风趣幽默、平易近人，从不摆官架子（想想现在的一些大官们甚至微不足道的官员及其太太们的飞扬跋扈，就令人心寒！）；在处事方面，他又公正廉明、精明强干，有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之雄才伟略，他所提出的思想和战略战术总是比他人高出百畴，无不令人心服口服。毛泽东这种清正廉明的形象和作风，很自然地就会影响到其他中国共产党人身上，从而使中共上下也普遍弥漫着这种清正廉明的气息，为中共在全国人民面前树立起了良好口碑和光辉形象，赢得了民心，这为此后中国革命走向全面胜利起着极端重要的作用。正如孔子所言：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3、艰苦奋斗之风。在整个延安时期，物质极端贫乏，生活条件极端困苦，但是，中国共产党人硬是从这种十分恶劣的环境中闯出了一条新路，不但克服了重重困难，还使自己迅速强大起来，并取得最终的胜利，这不得不让全世界所有人感叹敬佩无比。中国共产党人凭借着这种“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之风，战胜了横亘在他们面前的种种危难，无往而不克。因此，艰苦奋斗之风也应该是延安精神的核心之一。

4、以民为本之风。民本思想是中国儒家思想的精髓之一。孟子说，“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在中共中央进驻延安的13年中，以民为本之风盛行。毛泽东曾先后提出了“为群众服务”、“一切为了人民”和“为人民服务”等思想，这为中国共产党人在极端艰难情况下站稳脚跟、图求发展等打下了坚实的民意基础。只有“为人民服务”或以民为本（不是以人为本，二者有相当大的区别！），才能真正赢得民心，政权才能真正巩固，而获得人民拥戴与支持，是成大事者的最重要素质。

当然，以上四个“之风”并不能完全概括延安精神的全部内涵，但无疑地，它们是中国共产党取得伟大胜利的重要法宝。我想，延安精神可能还有“奋发图强、不畏强敌之风”、“信念坚定、方向明确之风”等，这两个“之风”也非常重要，在中国革命战争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另外，“延安精神”在目前中国人民努力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进程中，也应该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和现实价值，必须在中国共产党人内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中竭力加以弘扬和宣传，并作为他们必备的一种素质加以严厉要求，这对维护中国共产党人在人民心目中的地位和巩固执政基础，具有无法替代的重大作用。但因篇幅所限，在此不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