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政府在农业科技创新中的职能

第一篇：论政府在农业科技创新中的职能

论政府在农业科技创新中的职能

作者：吴喜梅

【摘要】长期以来，我国农业发展始终面临科技链与产业链严重脱节的问题，农业科技推广服务体系不健全，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率偏低。迫切需要完善适应市场经济需要的农业技术推广机制，推动农业技术创新主体与需求主体有效对接。因此，法律制度的构建、财政资金的投入、引导示范培育和国际合作，推进农业科技创新是当前政府工作的紧要任务。

【关键词】政府 农业 科技创新 职能

目前，我国农业正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如何加速这一转型并在这一转型过程中确保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对此，2012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现代农业发展的根本出路在于科技创新。当前，我国农业科技创新存在两大障碍，一是农业科研与农业生产脱节，二是农业科技推广服务体系不健全，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率低。突破这两大障碍需要政府充分发挥和切实履行其法律制度制定职能、财政支持职能、引导示范培育职能和国际合作职能。

政府的法律制度制定职能

当今世界，农业科技以生物技术、转基因技术、数字农业技术为代表，正孕育着新的革命性突破。如何有效迎接和利用这一突破来促进我国主要农产品的有效供给、农民收入的稳定增加和农业生产的可持续发展 这需要各级政府制定与完善一系列相关法律制度对农业科技创新予以指引与保障。

一是农业科技创新主体法律地位的确立。农业科技创新主体不仅包括科技人才这一自然人形式，而且包括科技人才与农民组建的农业公司、农业合作社等法

人形式。其中，法人形式的农业科技创新主体是科技人才以技术入股或资金入股等方式，依法与农民结成的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利益共同体。

从理论上看，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型，实质上是农业生产的核心要素从土地、水等自然资源向科技进步和人力资本转变的过程。而这一转变过程的顺利运行，一方面需要培育多元的农技推广服务主体，另一方面，需要农场、林场、牧场、渔场水利工程管理单位和农业科技示范园区面向社会开展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从实践上看，当前我国农技推广服务主体已经开始逐步由政府单一支撑向“政府为主、多元发展”的方向转变。为适应农技需求多样性和供给主体多元化的特点，中央政府应该从法律上明确多元化推广服务组织的地位和作用，以推动公益性推广组织、社会化创业组织和多元化服务组织“三位一体”的多元化推广服务组织的形成。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理顺农技推广管理体制，有效维护各权利主体的利益，进而促进农技的有效推广。

二是农业科技创新经营管理机制的法律构建。农业科技与生产实际紧密结合是农业科技创新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为此，在管理体制上，应该把农业技术创新纳入到农业生产、销售的整个系统之中去评价。就农业技术推广的管理而言，应明确公益性与经营性分类管理机制，即实行农业技术推广的政府主导与市场调节的“双轮驱动”机制。一方面强调国家农业技术推广机构的公益性，实行无偿服务;另一方面又进一步明确经营性单位及其科技人员可以实行有偿服务的权利。就农业技术推广机构岗位设置而言，也应该通过法律明确规定其专业技术人员的资格和结构比例。

三是农业科技创新财政支持行为的严格规范。基于农业科技创新及其推广对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引领与支撑作用，我们不仅要重视农业科技研发投入，更要高度重视农业科技推广的投入，让大量的科技成果通过推广切实转化为

现实生产力。然而，目前我国农业科技投入的现状是，投入少、投入结构不合理、投入资金不到位或被截留，这迫切需要通过健全农业科技创新财政投入法律制度体系，以法律形式对农业科技创新的经费投入加以规范，明确农业科技投入的资金来源、投入方向、投入比例、投入方式、使用条件和相关法律责任，来规范财政投入行为，保障财政投入资金的有效使用，为农业科技创新事业较快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西方发达国家制定的农业科技创新法规以及相关配套制度，具有针对性和系统性，值得借鉴。例如，为保障农业科技创新财政投入的有效运行，美国通过一系列农业法，严格规范每个州教育培训机构和农业技术合作推广站所获得的财政支持，即通过立法保证农村人力资源的开发有充分的财政支持。结合我国的国情，借鉴国外农业科技财政投入的立法，制定与完善我国的农业科技创新财政投入法律制度，对我国农业科技水平提高和农村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实践意义。政府的财政支持职能

发达国家农业科技贡献率一般在70%以上，而我国的农业科技贡献率仅仅53%，可见，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农业科技的整体水平差距较大。其重要原因之一是政府的财政投入水平不高、结构不合理、管理不科学。多年来，我国农技推广服务体系队伍不稳，其表象原因是机制不活、工作条件不佳、待遇不高，但深层原因在于明确各类社会化服务组织地位的法律缺失，政府扶持力度不够。农业产业的基础性和弱质性，决定了农业科技的公益性，而农业科技的公共产品性质，又决定了农业科技投入的政府主导性。基于农业是产业链条较长的自然再生产以及农业科技具有区域性明显和研发周期长等特点，各级政府应该根据各地具体情况增加农业科技投入，并保证财政农业科技投入增幅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增幅。具体来说，各级财政应该保障国家农业技术推广机构所需的试验示范

场所、办公场所、推广和培训设施设备等工作条件;国家鼓励和支持高等院校毕业生和科技人员到基层从事农业技术推广工作;对各类经营性组织和个人开展农业技术推广服务的，国家在税收、信贷等方面给予优惠;政府通过购买服务等方式引导农业技术推广服务。此外，财政资金支持的具体的科技创新领域应该包括对技术含量高、产业关联度大的龙头企业技术改造给予支持;对生产技术工艺研发、产品升级换代、品牌塑造等方面的支持;对企业新品种选育并产业化的支持;对企业开展废弃物处理等循环经济活动的支持;对改善农产品市场条件，使农产品流通设施与农产品生产相匹配的支持等等。

政府的引导示范培育职能

一是各级政府应该积极推进农业科技创新示范体系的建立。现代农业科技创新体系应该突破目前的部门、区划、行业制约，由科技部、农业部、教育部等相关部门联合地方，借鉴高新区的经验，参照新型工业化的方式打造现代农业科技创新的范例。同时，科技部、农业部等部委应该与教育部联合，在农林大学等高校成立新农村建设研究院，推进以大学为依托的农业科技推广模式试点工作。此外，农村信息化有利于农技推广，有助于带动城镇化、新型工业化、农业现代化三化同步发展。科技部应该联合中组部、工信部等部委整合已有网路资源，加快实施国家农村信息化示范省建设。

二是各级政府应该积极培育商业化育种模式。良种培育具有国际战略性意义。然而，实践证明，以高校院所为主体的育种模式，不利于良种的创制与推广，必须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实行育繁推一体化的商业育种模式。为此，各级政府应该通过创建与扶持种业科技托管中心，集聚全国的人才、技术、资金等要素资源，着力培育种业发展所需的科技金融生态环境。

三是各级政府应该积极推进农民教育培训体系的建设。农民教育培养具有明显的公益性，政府责无旁贷。农业部、财政部、教育部、发改委等部门应该围绕国家科技发展纲要、教育发展纲要和人才纲要中关于农民教育培训的重大计划，建立政府扶助、面向市场、多元办学的农民教育培训体系。各级政府应把培养新型农民纳入工作日程，将农民教育培训经费纳入财政预算，细化农民培训专项，加强职业农民教育培训基础设施建设，构建农民终身教育公共服务平台。政府国际合作职能

为进一步提升国内农业科技创新能力，各级政府应该进一步加强国际农业科技合作。首先，各级农业部门要高度重视农业科技国际合作工作，将其纳入农业农村经济发展全局统筹考虑，加强农业科技国际合作行政主管部门的综合协调和指导作用，强化行业主管部门在专业领域国际合作的引领作用，充分发挥农业国际合作事业单位的支撑作用。其次，对农业部系统、地方农业部门和国家驻外机构实施绩效管理。实现农业科技国际合作管理科学化、信息化，加强协调配合，努力构建国际合作“一盘棋”格局。总之，我国政府应该加强农业科技国际合作新闻宣传，建立与完善FAO南南合作、亚洲合作对话、中非合作论坛等合作机制，努力转变农业科技国际合作发展方式，使农业科技合作在全球合理布局，进而促进我国农业经济贸易的新发展。

综上所述，长期以来，我国农业科技链与产业链严重脱节，农业科研成果缺乏行之有效的推广机制，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率偏低。从法律制度的构建与保障上、从财政资金的投入上、从引导示范培育和国际合作上，推进农业科技创新是当前我国各级政府工作中最紧要的任务和职责。

(作者为郑州大学法学院副教授、重庆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本文为作者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WTO框架下我国农业补贴法律体系的建构”的阶段成果之一，项目编号：07BFX080)

第二篇：加强农业科技创新

加强农业科技创新，在农业机械的设计、维护、使用、销售等各环节下功夫，为农业规模化经营提供保障。在耕地总面积不能增加的情况下，改变粮食供求偏紧的状况，只有走科技的道路。他说，粮食产量要再上一个台阶，还得在种子上下工夫。要研究一些有突破性的品种，希望国家多扶持。在种子科研上多投入，是好钢用在刀刃上。此外还要有良法，大力推广农业先进技术。要多搞农村专业合作社，通过这个平台，技术很快就可以推广开来。温家宝说，良种良法是农业科技的两个重要方面。要解决１３亿人的吃饭问题，发展现代农业，科技这条腿一定要硬起来。

希望政府扶持补充科技队伍，逐步健全推广体系。温家宝说，科技推广最后一公里，乡是重点。要把乡镇作为充实基层科技力量的重点，把提高基层科技推广能力和改善农技人员的装备水平，作为农业现代化的一项具体措施。

农业机械化是必然趋势。我们既要从政策和法规上引导好适度规模经营，又要将农业机械化同良种良法结合起来。这两条都需要提高农村的公共服务能力。农民少了，恰恰需要加强公共服务。要办好农业技术学校，让有文化的年轻一代来补充农业劳动力，做新一代农民。这是值得各级领导深思的一件大事。国务院出台了《关于支持河南省加快建设中原经济区的指导意见》。中原经济区发展具有全局性意义。建设中原经济区最重要的是要城乡统筹，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并举。这样既使城里的人生活富裕起来，也使农民的生活富裕起来；既使城里的环境得到改善，也使农村的环境得到改善。河南人民非常勤劳，文化底蕴丰厚，大家团结起来，河南一定会发展得更好更快。

在漯河期间，温家宝还专程考察了双汇集团。他说，一个企业，特别是关系群众健康与安全的食品企业，一定要讲安全、讲质量、讲诚信、讲责任。要严字当先，在每个环节、每道工序、每个部位都要严格把关，为人民群众提供放心食品，为企业赢得信誉。

第三篇：农业科技创新

农业科技创新

农业科技是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基础支撑，是突破资源环境约束的必然选择，是加快现代农业建设的决定力量，具有显著的公共性、基础性、社会性。必须紧紧抓住世界科技革命方兴未艾的历史机遇，坚持科教兴农战略，把农业科技摆上更加突出的位置，下决心突破体制机制障碍，大幅度增加农业科技投入，推动农业科技跨越发展，为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农村繁荣注入强劲动力。

围绕强科技保发展、强生产保供给、强民生保稳定，进一步加大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力度，奋力夺取农业好收成，合力促进农民较快增收，努力维护农村社会和谐稳定。

加大农业投入和补贴力度。持续加大财政用于“三农”的支出，持续加大国家固定资产投资对农业农村的投入，持续加大农业科技投入，确保增量和比例均有提高。发挥政府在农业科技投入中的主导作用，保证财政农业科技投入增幅明显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增幅，逐步提高农业研发投入占农业增加值的比重，建立投入稳定增长的长效机制。按照增加总量、扩大范围、完善机制的要求，继续加大农业补贴强度，新增补贴向主产区、种养大户、农民专业合作社倾斜。提高对种粮农民的直接补贴水平。落实农资综合补贴动态调整机制，适时增加补贴。加大良种补贴力度。扩大农机具购置补贴规模和范围，进一步完善补贴机制和管理办法。加大村级公益事业建设一事一议财政奖补力度，积极引导农民和社会资金投入“三农”。有效整合国家投入，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切实加强财政“三农”投入和补贴资金使用监管，坚决制止、严厉查处虚报冒领、截留挪用等违法违规行为。

依靠科技创新驱动，引领支撑现代农业建设

突出农业科技创新重点。稳定支持农业基础性、前沿性、公益性科技研究。

明确农业科技创新方向。着眼长远发展，超前部署农业前沿技术和基础研究，力争在世界农业科技前沿领域占有重要位置

完善农业科技创新机制。打破部门、区域、学科界限，有效整合科技资源，建立协同创新机制，推动产学研、农科教紧密结合。

改善农业科技创新条件。加大国家各类科技计划向农业领域倾斜支持力度，提高公益性科研机构运行经费保障水平。支持发展农业科技创新基金，积极引导和鼓励金融信贷、风险投资等社会资金参与农业科技创新创业

强化基层公益性农技推广服务。充分发挥各级农技推广机构的作用，着力增强基层农技推广服务能力，推动家庭经营向采用先进科技和生产手段的方向转变。

引导科研教育机构积极开展农技服务。引导高等学校、科研院所成为公益性农技推广的重要力量，强化服务“三农”职责，完善激励机制，鼓励科研教学人员深入基层从事农技推广服务。

培育和支持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通过政府订购、定向委托、招投标等方式，扶持农民专业合作社、供销合作社、专业技术协会、农民用水合作组织、涉农企业等社会力量广泛参与农业产前、产中、产后服务。继续实施星火计划，推进科技富民强县行动、科普惠农兴村计划

各级党委和政府必须始终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重中之重，不断加强和改善对农业农村工作的领导，切实把各项政策措施落到实处，努力形成全社会关心支持“三农”的良好氛围

切实加强农业农村工作，加快推进农业科技创新，持续增强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使命光荣、责任重大、任务艰巨

第四篇：论政府在社会保障中的作用

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和体系从无到有、从小到大逐步产生、建立、发展和完善起来。在这个长期的历史过程中，政府无疑起到了最为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功能是保障人民群众的基本生活、保障社会生产、保障社会安定、促进改革开放、实现共同富裕。随着社会发展，社会保障制度也需要不断改革和完善。为适应社会发展而建立、完善或改革社会保障的研究就成为重要的课题。面对新的历史时期与社会现状，政府在社会保障中应该承担何种责任、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和怎样更好地发挥作用，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和商榷的重大问题。

一、对社会保障的基本概念的探讨

社会保障（SOCIAL SECURITY）即国家和社会依法对社会成员基本生活给予保障的社会安全制度。它指的是社会成员因年老、疾病、失业、伤残、生育、死亡、灾害等原因而失去劳动能力或生活遇到障碍时，依法从国家和社会获得基本生活需求的保障。通常国家依据法律制定相关的制度和规定以保证其社会保障政策的实施。中国的社会保障由社会保险、社会救济、社会福利和优抚安置构成。它的根本宗旨是使个人和家庭相信他们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会尽可能不因任何社会和经济上的不测事件受很大影响。中国特色的社会保障制度是在个人和家庭遇到难于独自承担的风险时提供的社会互济，这种社会互济是建立在个人责任的基础上，即国家在个人遇到较大风险时只能负起有限的责任。中国社会保障制度既要吸取国际经验，又不能照搬外国的模式，要立足于中国的国情。中共中央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为中国建立社会保障体系设计了基本框架。《决定》指出：中国社会保障体系包括社会保险、社会救济、社会福利、优抚安置和社会互助、个人储蓄积累保障。

二、我国社会保障的历史与现状

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在大力发展生产、恢复国民经济建设、治理失业和通货膨胀的同时，开始了新中国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工作。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是从50年代初建立和发展的，其面对的主要是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的职工，部分内容还涉及到城镇居民。1951年政务院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简称劳保条例）。条例对保险费的征集及管理和支配、保险项目及标准、保险实施范围、执行和监督都进行了明确规定。条例规定机关事业单位职工养老保险由财政支付、财政部和人事部管理。1955年国务院颁发了《关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退休处理暂行办法》等4个文件，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社会保险与企业职工根据上述条例享受的大体相同。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医疗保险制度也是在50年代建立的。此后随着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社会保险也有相应的完善。到60年代中期，中国已经基本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一套社会保障制度和体系。

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与实施，为整个社会经济的正常运行创造了良好的环境，增加了社会经济的有序性，使国民经济和整个社会有机体得以持续、稳定、均衡、协调的发展。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保证社会的有序发展和良性运行，突出表现为社会环境的和谐及政治局面的安定团结；

2、保障社会成员的基本生活，减少贫困对公民的威胁；

3、保证劳动力再生产，从而促进经济稳定发展；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社会保障制度受到严重干扰和破坏。社会保险工作处于无人管理的状态。在“文化大革命”以后，中国进入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时期。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开始恢复和重建。1978年《国务院关于工人退休、退职的暂行办法》颁布，对从事危险工作的工人退休条件有所放宽，鼓励提前退休。到80年代中期，形成了以企业为主体的社会保障系统。由企业负责资金的筹集、发放和管理，属典型的受益基准制，保障水平较高，其覆盖面主要是国有企业。

但是，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民经济体制的变化，原有的社会保障制度与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越来越不适应。主要表现在：

1、实施范围不够广泛，不利于劳动力的合理流动和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共同发展；

2、层次单一，不能满足不同经济实体和人群的多层次需求；

3、资金来源单一，致使资金严重匮乏，国家财政负担过重；

4、管理体制不顺畅，法制不健全；

5、社会化程度低，影响社会生产效率和经济效益。

80年代中期，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作为国民经济改革的配套措施提上议事日程，开始进行改革。各地进行了大量的试点，获得了许多有益的经验，相关的理论研究和策略探讨也为新体制的设计提供了可贵的意见。1986年《国务院关于发布改革劳动制度四个规定的通知》把企业职工养老保险范围扩大到劳动合同制工人，其费用来源是企业和个人缴费，1991年全国96%的市县实行了养老保险统筹，标志着社会保障制度改革进入了实质性阶段。根据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建议》，八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到20世纪末，基本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资金来源多渠道、保障方式多层次、公平和效率相结合、权利与义务相统一、管理体制集中统一、管理服务社会化的社会保障体系框架；建立起适用于各类企业和个体劳动者的、统一制度、统一标准、统一管理、统一调剂使用资金的社会保险制度。党和政府高度重视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进入90年代以后把在全国建立统一的养老保险和失业保险制度放在优先位置。1991年国务院发布了《关于企业职工养老保险改革的决定》，1993年国务院发布了《国有企业职工待业保险规定》，1994年国家体改委发布了《关于职工医疗制度改革的试点意见》。

1991年颁布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第八个五年计划纲要》和1996年公布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都提出了加快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任务，规定了改革的目标和内容。通过对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和社会福利等的改革，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目标是在20世纪末形成社会保险、社会救济、社会福利、优抚安置和社会互助、个人储蓄积累保障相结合的多层次的社会保障制度。

三、我国政府在新时期（经济转型）应起的作用

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近20年，出台的相关法规条例无数，到目前基本上构筑了一个以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与生育保险、社会救助制度（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以及社会福利服务等为骨架的中国城镇社会保障体系的雏形，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也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探索。然而，从目前的实施情况看，制度实施的效果难尽人意。其中的原因和问题很多，而政府作用的界定和认识不清，无疑构成了社会保障制度进一步完善和发展的瓶颈之一。面对国民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的经济转型时期，我国政府在社会保障中的作用的合理界定是什么？或者政府的合理参与形式是什么？这是我在此节中将要着重阐述的问题。

大致来讲，政府介入社会保障可以分为三种“理想类型”：包办、主导和不干预。政府实施全面干预，从通过税收融资到建立庞大的行政机构以充当直接管理者的角色。不干预形式是指政府没有直接出面建立起系统化、正规化的制度体系，在部分发展中国家由于各种原因政府不愿或无力承担起社会保障中的责任。而在西方发达国家，完全的不参与形式已经找不到，在不同的保障项目中政府都或多或少地有所介入。

所谓政府主导型简单说就介于包办和不干预之间的一种方式，政府在社会保障中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从发展趋势上看，各国政府在社会保障中的作用调整的结果都是倾向于建立一种政府主导型的社会化的保障制度，即政府不是直接承担所有的供款和管理等责任，而是作为一个引导者通过调动企业、个人、社会等多方面的力量来提供保障；不是完全放弃对社会保障的管理，而是以另一种方式来发挥政府的作用。

虽然我们还无法对主导型政府参与形式做出准确的描述，但通过考察社会保障改革中政府作用的调整过程及趋势可以看出一些基本的特征或是取向。一是坚持在社会救助中承担主体责任，主张政府救助最困难的人和老年人、残疾人、儿童等弱势群体。虽然，目前社会保障改革中有从普遍性到选择性转变的倾向，但政府不会也不可能放弃这部分责任。即使在自由化程度很高的美国也有很多的人是通过救济维持基本生活的。三是在社会保障制度的运行中注重效率的发挥。吸取政府在全权管理社会保障中出现的机构膨胀、效率低下等问题，更多地引入政府、企业和个人三方代表组成的自治机构进行社会化的管理。

最后，需要指出的一点是尽管各个国家都在向政府主导型发展，但在具体的做法上肯定不会相同，这跟各个国家的历史文化传统、社会发展水平、经济发展阶段、政治体制以及所选择的社会保障体系有关，各个国家都在根据自己的具体国情、社会需要选择最合适的政府参与形式，并且根据形式发展不同而调整。因此，不宜简单地评价政府在社会Ｕ现械淖饔梅⒒游侍猓Ω媒岷暇咛迩榭龇治觥?br>总之，我国政府在社会保障中主导作用的发挥还处于过渡和不断完善之中，在此只是作一个初步的分析和探讨，至于具体的框架结构和制度设计与实施，还有待于实践的进一步探索和学术界的深入研究。

参考文献：

1王思斌.《略论当前中国社会保障体系的建构》.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3期

2于学军.《中国人口老化的经济学研究》.北京：中国人口出版社，1995年

3李铁映.《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保障制度》.《求是》，1995年；第2期王红星.《中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综述》.《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1995年；第4期

5郭小聪.《论国家职能与政府职能》.《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2期

6郑功成.《社会保障学－理念、制度、实践与思辩》.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9月卫兴华.《中国社会保障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上海市劳动局.《上海市养老保险改革的实践》.全国社会保险工作会议交流材料，1997年

第五篇：在创新社会管理中提升民政工作职能

在创新社会管理中提升民政工作职能

民政工作作为党的群众工作、政府民生保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社会转型中肩负重要历史使命，对于从源头解决社会问题、完善社会治理结构、扩大社会参与、促进社会协同、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基础性、战略性作用。

一、保障改善民生，夯实社会管理基础

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社会管理源头治理的重要基础。近年来，市委、市政府相继出台系列政策，创新社会救助管理方式，提高民生保障水平。一是创新自然灾害救助管理。首次将商业保险机制引入自然灾害救助，建立政策性统保、商业化补充、民政救助相结合的灾害风险防范救助机制；在全市范围实施自然灾害救济救助公众责任保险。全市赔决农房统保2.32万户2906.7万元，自然灾害责任险64人688.6万元。二是创新农村住房灾后重建模式。“6.13”农房灾后重建突出鼓励集中重建、统规统建，全市集中重建率达64.5%，城镇安置率达到68.8%，开创了“与小城镇建设、新农村建设相结合，与地质灾害点搬迁、造福工程相衔接”先例。三是创新城乡低保和医疗救助管理。根据最低工资标准适时提高城乡低保标准，建立社会救助和保障标准与物价上涨联动机制，实行低保动态补贴制度；创新医疗救助政策，统一筹集标准，实现城乡医疗救助一体化。上半年，城乡低保分别救助1.68万人和6.3万人，人均月补助分别达到157元和64.1元。四是创新流浪乞讨救助管理。1

新建市救助管理站和流浪未成年人保护中心，改进救助方式，主动上街开展劝导救助，变“来站受助”为“主动救助”。省民政厅在我市召开全省救助工作现场会，着力推介我市救助机构规范化建设做法和工作经验。“十二五”期间，我们要进一步加快构建城乡一体、覆盖全民、基本满足城乡居民各类生活困难救助需求的综合型社会救助体系，实现从单项救助向综合救助、从城乡分离救助向城乡一体救助、从生存型救助向促进发展型救助、从维持温饱型救助向追求生活质量型救助转变，逐步从根本上解除城乡困难居民的生存之优。

二、创新社区治理，筑牢社会管理平台

城乡社区是社会构成的基本单元和基层社会管理的综合平台，加强城乡社区和群众自治组织建设是创新基层社会治理模式，实现科学有效社会管理的基本途径。多年来，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城乡社区建设，出台社区建设配套政策，完善社区建设工作机制，积极构建基础公共服务体系。一是完善房地产企业提供社区配套用房办法。继市区房地产开发企业无偿提供社区配套用房办法出台后，全市5个县（市）新出台相关政策规定，目前全市房地产企业提供社区办公用房面积10241.6平方米、配套资金34.04万元，全市有57个社区办公服务用房面积达到100平方米以上，公共服务条件明显改善。二是在全省率先开展社区居委会工作人员职称评聘工作。社区工作者任职资格分为社区管理员、社区管理师和社区高级管理师三个级别，每月予以不同标准财政性补助，解决长期以来社区工作者身份没有确定、待遇低、队伍不稳定等问题。目前，全市有社区管理员423名、社区管理

师216名、社区高级管理师3名。三是探索创新基层自治选举模式。“十一五”期间，圆满完成社区居委会、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2次，首次实行社区居委会户代表、全体居民直接选举和妇女成员专职专选方式，3个单位成为全国和谐社区示范单位，提高了基层民主化程度，夯实了基层社会管理基础。“十二五”期间，我们要着力加强改进城乡社区群众自治组织建设、制度建设和设施建设，深化基层群众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动员社会力量共驻共建、资源共享，形成城乡基层社会管理的合力，建立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基层社会管理体系。

三、扩大社会参与，汇聚社会管理力量

民政工作是政府行政工作，权力、资源、能量有限，既要依法行政，把有限的资源和能量用好，又要注意动员社会力量，鼓励通过独资、参股、合作、租赁、购并等方式参与发展民政公共服务。一是社会组织管理创新。近年来，我市健全完善社会组织培育发展机制，创新行业协会成立听证、民办非企业单位诚信评估、基层社会组织备案登记等制度。全市各类社会组织总量达2098个，年均增幅达7.4%以上，布局得到调整，结构不断优化，反映群众诉求、规范群体行为和提供社会服务的作用日益突出。

二是社会福利事业管理创新。紧紧抓住中央和省里支持民生项目建设的战略机遇，建成了三明市社会福利中心和永安、建宁、将乐、清流、泰宁等5个县级社会福利中心，完成投资9310万元，新增养老床位数1040床。在项目建设上，鼓励社会力量参与，采取政府投入、民间资本投入等多元化投入机制，特别是积极推动民办养老服务机构发展。目前全市社会力量办养老服务机

构11家，床位数达3330床。三是殡葬改革管理创新。殡葬改革涉及千家万户及社会诸多方面，必须依靠全社会参与，我们积极建立完善殡葬改革管理机制，纵向上各级政府殡葬管理部门层层落实责任，横向上各级公安、工商、国土、卫生等行政管理部门各司其职，协同作战，形成全社会齐抓共管的殡葬改革局面。全市殡仪馆总数达到11所，做到每个县（市）有一所殡仪馆，平均火化率达到98.8%；建成公益性骨灰楼堂393个，公益性公墓1380个，走在全省前列；永安市殡仪馆获“全国殡葬工作先进单位”称号。“十二五”期间，我们要持续推动各类社会组织发展壮大，支持社会组织承担社会事务、参与社会管理，吸引更多公民实现自我管理和参与社会管理；深化殡葬改革，完善殡葬基础设施建设，促进殡葬服务设施改造和殡仪服务中心配套建设；推进社会福利社会化，建成以公办社会福利机构为示范、其他多种所有制形式的社会福利机构为骨干、社区福利服务为依托、居家供养为基础的社会福利服务网络。

四、优化社会服务，提高社会管理水平

社会管理既是治理又是服务，是群众工作与民生工作的有机统一。以社会工作专业化、职业化发展为导向，全面优化各类社会事务服务是民政部门履行社会管理职责的新课题和新契机。一是推进拥军优属服务创新。巩固双拥创城成果，三明、永安保持全国双拥模范城称号，7个县（市）跨入省级双拥模范城（县）行列。大力开展科技、智力、文化、“两新”组织等拥军活动，加强军地双方支持力度，促进军政军民团结。二是推进地名公共服务创新。加快各级地名数据库建设步伐，积极推进地名设标工

作，开展行政区域界线联检，全市11个县(市、区)完成了数据采集录入工作，新出版了《三明市行政区划图》和《三明市办公挂图》，园满完成了闽赣线三明段省界联检任务和43条县界、216条乡界的联检任务，全市实施撤乡并镇4个。三是推进婚姻登记服务创新。积极推进婚姻登记信息化建设，实现与省厅联网实行实时在线登记并有序录入婚姻登记历史档案，永安、尤溪、大田、将乐、清流等5个县（市）荣获“全国婚姻登记规范化单位”称号。“十二五”期间，要进一步完善各项拥军优抚安置制度，落实优待优惠政策，不断提高“双拥模范城（县）”创建水平；按照民政部《国家地名数据库管理系统》的技术标准和规范要求，建成市本级地名数据库，推进数字地名建设；完善县（市、区）婚姻集中登记，成立市级两岸婚姻服务中心，开展两岸婚姻登记延伸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