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的唯一出路在于机械化

第一篇：农业的唯一出路在于机械化

农业的唯一出路在于机械化，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大背景下，我国的农机市场发展如火如荼，形势一片大好。农业机械的市场保有量持续增加，但接踵而至的还有农机售后服务等诸多维修方面的问题。因此，农机维修成为农业机械化进程中的一部分，得到业内人士的高度重视。传统的思路都是在农机使用过程中出现问题时再想办法解决问题：或是农户自己用已有的工具和自己对农机的了解现场应对出现的问题，或是依据购买农机时签订的农机三包合同和农机三包手册等求助生产厂家或经销商上门服务；或是寻找附近的维修网点修理出现问题的农机。以上几种方法只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不能根本解决农机维修困难的问题。要从根本上缓解农机维修困难的问题，就要使用系统的方法，农机制造过程中要考虑农机维修方便性、农机使用过程中要熟悉农机的操作规程、农机售后维修要达到方便快捷。笔者认为在农机制造过程将售后维修的方便性考虑进来并应用到实际的生产过程中才是解决农机维修问题釜底抽薪的方法。

第二篇：高考不是唯一的出路

高考不是你唯一的致富之路

2014年,又是一年升学季，有人欢喜有人忧。考上重点大学孩子和家长则皆大欢喜，还有很多考生看到自己成绩不理想，对前途感到迷茫，高考后落榜的考生更是因为与高校无缘名落孙山而黯然神伤。教育专家表示，近年来，随着大学生就业难问题越来越严重，以及其他求学成才之路的涌现，考生们大可不必押宝高考这座独木桥，可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合理选择，同样能够书写人生的辉煌。

“不是好大学，读了也没用。”已经放弃进入三本院校的方明（化名）告诉记者。近日，随着2013年高考录取工作的开展，拿到“三本”录取通知书却不愿入学的考生数量持续增加。非常现实的是，在当今巨大的就业压力面前，由于缺少“985”、“211”名校的光环护体，“三本”的学生无疑被沦为大学生就业市场中最弱势的一个群体。“与其这样，还不如去读就业率较高的职业培训学校呢，低门槛就能入读很好得学校，学成出来至少要比读三本出来的工资高不少”，李岩认为。有同样想法的不仅仅是李岩。落榜生小李面对采访很坦然，尽管以几分之差无缘大学但似乎不是那么沮丧。小李笑着说，不上大学是有点遗憾，但自己英语底子还不错，已经和家里商量好了，计划选择一家不错的培训机构专攻英语，计划将来从事翻译或进入贸易公司工作。调查显示，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学生放弃了“不太好”的大学，转而选择职业培训机构。对此，一些教育专家表示，考生转身职业培训恰恰说明了当前社会对高考以及大学学历的认知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年轻一代对学历的看法更为理性，已经逐渐形成了以就业为核心的求学观念。专家认为，对于那些不愿意读三本和高考落榜生来说，进入职业培训学校学习也是不错的选择。记者从2013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上获悉，近几年我国职业院校毕业生的就业率和收入正在不断提高，高职毕业生初次就业率仅次于“985院校”，已高于其他所有类型院校。

第三篇：上大学是孩子的唯一出路吗

上大学是孩子的唯一出路吗？

高考已经结束一个多月了，考生们从考试前的紧张到考试结束后的疯狂，现在一切似乎回归平静，终于可以冷静下来开始思考人生了吧！每一年都会有高考，学子们怀着激情走进考场，像是在为未来战斗的勇士！有的人成了英雄，有的人为此“牺牲”，不论结果如何，生命始终继续，我们何不把高考当做对青春的祭奠，象征破茧成蝶的成人礼。

高考的故事每年都周而复始的继续着，但人们却娓娓不倦地谈论着。没有结果，也没有始终，宛如一个沉默的螺旋，时而沉寂，时而爆发。从1977年高考制度恢复至今，高考的成本差距越来越大。如今普遍的趋势：陪读，在学校附近租一套房子，按一年计算；请家教，从考前几个月就开始辅导，甚至是一对一辅导；复习资料；营养保健品；还有专门制定的营养套餐；考后各种谢师宴各种奖励等等等等。统计下来预计要花费10万元。10万元的高考费用对于一个普通的家庭来说不是一笔小的费用，甚至是全家一年或者几年的总收入。高考成本的上涨正在考验着普通家庭的承受能力。

很多人把高考当成通向成功的唯一途径。很多人甚至不惜一切代价挤入大学的大门，尽管大学的入取率已经达到了80%多，也就是说你在答题卡上全部划A或者全部划B都有可能上大学。高考只是学习的一个节点，而不是终点。随着大学的扩招，每一年都有数百万的毕业生就业滞留。大学的一纸文凭，毕业后才知道这张文凭是多么的轻。企业看的不在是你有多高的学历，而是你有多高的技能。随着职业教育的发展，技能型人才越来越受到青睐，社会对技术人才的需求每年以数百的数量上升。反观近些年大学毕业生的就业状况，尽管国家在不断的调控改善大学生的就业，但是每年残酷的现实让大学毕业生们倍感无奈，感叹：“找工作难。”

而后，许多人把目标转向了职业院校。职业院校的优势是技术培训，动手能力强，相对于大学高成本的投资以及看不到回报的前景，职业院校的定向就业越来越受到家长及学生的欢迎。即便是在高考中受挫，也可以选择学习一门技术。如此一来，拥有技术比拥有一张文凭更具有选择权。在杭州新东方烹饪学校，有庞大的高中生群体，以技术赢未来是他们的一致心声。学校“技能+学历”的教学模式，让学生们一份努力，两份收获，真正实现“技能”“学历”的双丰收。

在杭州新东方烹饪学校，有庞大的高中生群体，以技术赢未来是他们的一致心声。学校“技能+学历”的教学模式，让学生们一份努力，两份收获，真正实现“技能”“学历”的双丰收。

第四篇：涨价是国企改革的唯一出路吗？

铁道部撤销成立中国铁路总公司后，曾传出火车票涨价的消息，25日，“传下月起天然气价格将大幅上涨每立方或涨1元”的消息迅速占据了各大网站的头条。消息称从4月起，我国天然气价格将大幅上涨，其各地零售终端价格将达到3元-3.5元/立方米区位，进而逼向4元大关！好在主管价格的国家发改委官员即时辟谣，让涨价的消息暂时成为谣言。

但垄断国企打着改革的旗号涨价已成趋势，最狠的“两桶油”为了跟国际油价接轨，油品价格在过去十年持续上涨，仅以93号汽油为例，从2003年的每升3元涨至现在的8元高位，而发改委和垄断油企高管仍一再宣称涨价没有到位。上月25日凌晨，国家发改委上调成品油价格，国内主要城市93号汽油价格重返8元大关！同一天，台湾根据国际市场原油走势调低油价。至此，中国国内成品油零售价格己高于美国甚至台湾，美国同期油价为人民币6.20元/升，台湾折合人民币为7.25元/升。国家发改委副主任朱之鑫在两会上回应记者提问时表示：“台湾降油价，和大陆没可比性”！

十年前启动的电力改革初衷也很美好，改革提出厂网分开、主辅分离，成立区域电网并最终实现输配分开、竞价上网，形成市场化竞争的格局。然而事与愿违，原本计划进一步完成输配分开的国家电网公司，反而打着支持基础产业的旗号不断坐大，在金融、电信、矿业等多个领域扩张，并大力拓展海外业务，成为了钳制电力市场化形成的巨无霸。连国家电力监管委员会前副主席邵秉仁也感慨：电力改革成了“对上绑架政府，对下挤压民间投资、民营企业和消费者”的游戏。

而历时更长的电信市场化改革，也只是变独家垄断为几家垄断，因而电信资费一直居高不下！近期，一则关于中国移动在香港推出68港币廉价手机资费套餐的微博，在网上引起一片哗然。这个名为“3G Lite”的套餐每月仅需68港币就能享受1700分钟通话、10000条短信及本地无限上网流量等服务，而反观内地市场，中移动、联通及电信三大运营商现有的手机资费套餐却难以达到如此低廉的程度。由于三大运营商完全垄断了国内市场，因而中国的资费远高于欧美等国乃至周边国家和港澳台地区。

垄断国企的改革刻不容缓！但改革不能成为涨价的借口。垄断国企每年巨额的利润并没有给这个国家和人民带来福利，只是成为少数权贵分肥的私田敛财的工具。国企高管享有高工资、高奖金和高福利，加剧了全社会的收入分配不公，而垄断国企财大气粗的产能扩张、资本扩张，严重挤压了民间资本的发展空间。所谓全球最赚钱的银行、全球最赚钱的通讯公司、全球最大的石化企业，对于全体人民来说，除了垄断形成的涨价风潮以及被掠夺之外，几乎没有给最大的股东——人民以任何正常的回报。就连社会上普遍提议的大幅提高国企红利上缴比例，用于补充社会保障资金缺口，也遭到国企的反对。至于规范国企高管薪酬待遇政策，更是遭到了各路国企高管的强烈反对，这是多么可悲的现实。

2011年央企的利润总额达到14943.9亿元，净利润11115亿元。给国家上缴的红利仅757.36亿元，其中又以各种形式反哺国企，真正用于民生的仅仅50亿元。银行业2011年的净利润也达到10412亿元，平均每天靠利差赚得28.5亿元。这些国企靠行政优势和垄断优势，占据了大量的社会资源和自然资源，但在管理模式上仍然是官僚作派，除了靠涨价靠政策因素掠夺国民获取暴利之外，对国家和人民的贡献可以说是微乎其微。

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发布的分析报告显示：如果扣除行政垄断所致的超额利润，国企对外宣称的庞大利润实际上是亏损。报告指出，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国企成为打着“为公众（国家）赚钱”的旗号，运用国有资产为自身牟利的利益集团。课题组负责人、天则所所长盛洪尖锐地指出：所谓“国有企业”早就名实不符。“国有企业已经被内部人控制了，这是我们的一个基本结论。”

报告显示：与民营企业相比，2001年到2008年间，国企少缴付的利息共计2.85万亿元，土地款3.09万亿元，资源费5000多亿元，亏损补贴1198亿元。合计起来国企少付的必须成本是6.48万亿元，国企享有的上述特殊待遇，远大于同期国企账面累积利润总额4.92万亿元。

全国工商联主席王钦敏在今年两会上向媒体提供了一组数据：目前我国“非公经济”占中国GDP总量的60%、税收占比超50%，就业机会提供占80%，对基础设施的投入占比超60%，而从新增就业来看，“非公经济”贡献更达到了90%。这些客观事实说明：这些年来，非公有制经济不断发展壮大，不仅在培育市场体系、“倒逼”国企改革、完善市场体制等方面发挥了推动作用，而且在活跃市场、增加税收、扩大就业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

这些数据或许只是一个初略的判断，真实的数据外界无从得知。而国企的利润80%以上都来自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中联通、中移动、中电信等特大型的垄断企业，却是不争的事实。2008年底，当金融危机来袭，中央政府慷慨拿出4万亿来“保八”。投资主要集中在“铁、公、基”等重大项目上，近九成项目被国企拿走，国企成为政府大规模投资的主要受益者。

年前听留德博士杨佩昌先生聊过德国的企业，德国的制造业乃至出口之所以具备强大的竞争力，就在于德国没有垄断国企，私企占全部企业的95%以上，只有极少提供公共服务的企业是国企，而天下国企一家亲：只要没有垄断资源，包括资金、人才、技术和市场的垄断优势，国企没有任何竞争力。

正在崛起的中国情况恰恰相反，在中国赚钱最多的是国企，过得最滋润的是国企，挥金如土的也是国企，一大批国企已经跻身世界企业500强，在北京二环三环的黄金地段，放眼望去，一幢幢富丽堂皇的高楼大厦，几乎全被国企所囊括。也许有人会纳闷：国企为什么要坐拥如此奢华显赫庞大的办公楼群？是为了炫耀国企的实力还是钱多得花不出去？我曾见识过几位国企高管的办公室，办公室面积从几百平米甚至上千平米不等，除了会客室卧室甚至还有桑拿按摩室等等，这样的办公环境和舒适条件，世界上任何一家知名企业恐怕都望尘莫及！

中国经济虽然高速发展，但是欠人民的旧账已经太多太多。当中国快速进入老龄化社会，养老保障医疗保障的欠账规模越来越大。如何填补社保资金的巨大窟窿？国企当然义不容辞，如何规范国企高管和职工的收入水平以及提高国企红利上缴的比例，是新一届政府必须面对并解决的重大问题。

第五篇：城镇化的成败在于农民出路

城镇化的成败在于农民出路

党国英

当前，中国社会转型产生的舆论焦点之一，便是城镇化引起的农民利益得失问题。解释与解决这个问题，既要有大局观、历史观，又要有局域观、现实观。失去前者，可能使城镇化在方向上摇摆不定，不敢大胆祛除阻碍;忽视后者，则不能把握好城镇化的节奏，也不能处理好城镇化过程中的利益关系，以致造成社会不稳定，最终中断我国现代化的进程。本文拟扼要讨论这个问题。

城镇化：农民进入现代化的唯一路径

城镇化是国家迈向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个侧面，主要表现为城市人口比重的增大和城市经济部门比重的扩大。我国因以往长期实行城乡分割政策，致使城镇化过程与别国有很大不同。具体说，我国的城镇化目标达成要讲五条。一是城乡统一市场的基本建立，特别是统一要素市场的建立;二是城乡居民收入基本一致，农民收入甚至超过全国平均水平;三是城乡居民公共服务水平基本一致，特别是社会保障的城乡差异完全消除;四是农业高度发达，农业GDP比重下降到5%以下，全国恩格尔系数平均降到15%左右，专业农户成为农村的主体居民;五是城市化率达到70%以上。如果上述目标实现了，中国的城乡二元体制将不复存在，城镇化的任务也就基本完成了。

中国30年改革开放的经验证明，城镇化是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中国经济要保持长期健康发展的态势，需要有一个清晰可靠的大思路，但这个问题过去一直没有很好地解决。好在我们有了一个开放度较高的市场，地方政府又有一定的发展自主权，这就使我国资源配置调整大体能反映资源的稀缺性，使经济发展长期保持了活力。中国资源配置调整的根本特点，就是城市比农村更缺乏廉价劳动力。于是，在大体自由的市场环境下，农村廉价劳动力源源不断地流向城市。这是中国资源配置效率得以提高的根本源泉，也是中国经济成长的核心“秘密”。没有过去的城镇化，就没有今天的经济成就。就大国经济成长历史看，中国的城市化速度创造了新纪录。近10年左右，中国的城市化率每年大约提高1个百分点，超过了美国发展最快时期的城市化速度——每年大概提高0.5个百分点。我们比一些西方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快，直接原因是我们的城镇化步伐快。

让占总人口数多半的农民呆在农村享受现代化的成果，是一句空话。我国农村五六十万个村庄，要把每个村庄改造得像城市一样，至少要投入30万亿左右，这个钱国家投不起，农民更投不起，即使投得下去，也极不经济。某地一个干部告诉我们，他们为了让农民使用政府支持修建的农家新厕所，不得不把农民的旧厕所毁掉，否则，农民还是愿意使用旧厕所。这种“荒唐”的事情其实有其道理。农民不仅算如厕方便与否的账，还要算如厕以后是否方便的账。城市的卫生间连接一个大系统，而在一两千人的村庄建造一个这样的大系统是很不经济的。近5年之内，城市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仍大大超过农村，其中公共投入也是如此，这意味着农村社会经济还是跑不过城市。只有靠农村大量人口转移，剩下少许村庄和少数专业农户，农民富裕水平达到城市平均水平之上，才谈得上农民和城市居民一样享受现代化成果。这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中国也不可能例外。

中国半数以上的人口要靠农业收入增长来赶上城市居民收入，完全违背经济规律。按我的计算，目前已有1亿5千多万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市的基础上，农村的隐形失业率仍然接

近50%。农民收入总量低，但日工资单价并不很低，按2007年的数据，仅比城市平均工资低34%左右。农民总收入低，是因为农民的总劳动时间少于城市劳动者。这个道理城里人好像不大懂，但农民懂。农民脑子里有一台计算器，他们发现单位劳动时间里的收入很难增加。要让农民收入提高，必须让农民的总劳动时间赶上城市劳动者。为此，自然要使更多的农村居民转移到城市，使留在农村的居民有更多的土地资源可以利用。

警惕城镇化过程牺牲农民利益

中国走向城市化的趋势谁也改变不了，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个过程必然是一个多赢博弈过程，更不意味着这个过程一定和谐平顺。事实上，我国的城镇化过程确有一些值得检讨之处。这里不可能以经济效率和公平正义的两个视角去作全面分析，单就农民分享城镇化利益的视角看，以下问题不容忽视。

第一，相当多的农民在职业上实现了城镇化，但生活居所并没有实现城镇化。多年来，进入城市(包括县级城关镇)务工的农民，在城市能够居住在标准单元房(拥有一个以上卧室及厨房和卫生间)的比例估计在20%左右，而大城市这个比例更低。他们一边在城市工作，一边在家乡或家乡的小镇继续建房。这种情形不仅意味着他们的生活质量不高，也意味着资本和土地资源的低效率利用。产生这一问题的主要原因是我国对土地用途的管理、管制机制不健全，以及大中城市住房价过高。

第二，近年来，地方政府为了扩大城市和招商引资，需要将更多的耕地转为城市建设用地，由此引起动员农民“集中居住”、将一部分村庄占地复垦换取建设用地指标的问题。依笔者的观察，这个过程虽不意味着普遍的强制，但一定程度的强制或变相强制问题却是存在的。这种情形当然意味着农民利益的损失。发生这种情形有多重原因，而最主要的原因是政府权力过大，农民的土地财产权未得到尊重，土地市场未能建立起来。

第三，农民进城后，尽管劳动时间长，劳动强度高，劳动环境差，但劳动收入和劳动保障程度却低于城市劳动者。这种情形近年来有所变化，但总体改观还不够大。

第四，因为上述问题，致使部分留在农村的居民也未能充分享有城镇化的利益。因为大部分进城务工农民没有在城市扎根，也因为土地制度的弊端，农村的耕地未能合理集中到留守农户手里。大部分农户处于兼业状态，往往是男的在城市务工，女的在家里种地。城乡收入差距使部分农户对耕地有“种之无利，弃之可惜”的心态，影响土地利用效益的提升。

第五，有限的耕地流转也存在一些问题。在城镇化背景下，大量农民进城务工，的确产生了耕地流转的必要性，并会产生专业农户。如果机制顺畅，专业农户多会在农村原住民中产生。但实际情况并不完全如此。目前，城市资本热衷“下农村”，在地方政府的支持下，土地被流转到了城市商人手里。有的商人集中了过多的土地，发生了“规模不经济”的情形，便把一部分土地转包给他人，赚取转包收入。还有的城市商人圈占土地的目的是为了将来争取转变土地用途，实现土地增值。

第六，部分进城务工农民还牺牲了家庭幸福，并给后代健康成长带来问题。相关情形被人们称为“留守儿童”和“留守老人”问题。

指出以上问题，不是说要否定城镇化的必要性。要清醒地认识到，如果没有城镇化，农村的麻烦会更多，农民的收入会更低。我们需要坚定不移地推进城镇化，同时也要下决心解决城镇化过程出现的上述种种问题，使得农民能享受到城镇化的利益。

惠农城镇化政策的四条底线、三个目标

第一条政策底线是“居者有其屋”。要坚定不移地调控房价。只要房价稳定下来，就不会再有人把住房当作投机对象。房价下跌到合理水平，进城农民中的高收入阶层可以购买商品房，中低收入阶层可利用廉租房，实现城市定居的愿望。

第二条政策底线是尊重农民迁徙意愿。要解决制止强制征地、强制拆迁的错误行为。除非出于重大公共利益(如国防和公众安全等)的需要，其他不重要的公共利益要求以及商业用地要求，必须征得农民同意，并按照协商价格给农民补偿，方可进行相关交易。即使为重大公共利益需要，也要参照市场价格满足农民的补偿要求。现在，有人拿“公共利益”，拿“政府规划”作为拆农民房的依据，这个道理讲不通。人家世代居住在那里，你(政府)突然说因为要提高土地资源利用效率，服务于公共利益，要人家搬家，这怎么能行?如果人家提出，你(政府)利用土地就有效率么?你的效率恐怕也很低，人家要你搬家，你怎么回应?所以，在涉及占地、拆房这类问题上，要讲大道理，大道理管小道理。资源配置效率当然要讲，但要承认历史形成的事实。农民祖辈住在那里，并非一开始就“无效率”。现今的低效率与政府没有承担好公共责任有关。

第三条政策底线是尊重农民土地财产权。中国法权上的集体所有制是“共同共有产权”，而经济研究表明，农业生产适合采用“按份共有产权”或“私有产权”。按照这个要求，我们要实行多元化的土地产权制度，将农业生产用地归于农民或农民按“按份共有”原则组织起来的合作社，将少量土地作为“公地”，按“共同共有”原则归集体或社区所有，而宅基地则完全归农民所有。目前可尽快采取的措施，是落实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精神，确立农民对耕地的无限期承包权。这种改革可以让农民增强土地财产权意识，拒绝非法夺地。

第四条政策底线是通过保护优质耕地，使主要粮食品种国内市场供求基本平衡。我国谷物生产越来越集中于土地肥力好的省份，山区耕地如果没有发展经济作物，多被农民撂荒。这不能责怪农民。政府的任务是保护好优质耕地，并尽可能从农村原住民中培育专业农户。

只要上述四条底线得以确立，我国的城镇化就不会过分伤及农民利益。当然，坚持这四条底线还不够。需要通过更大的努力，在今后较长的时期里实现以下三个目标，以便在更大程度上让农民享受到城市化的利益——

第一个目标是坚持同工同利，同城同权，确立进城农民的平等市民权。我国劳动市场有多重弊端，数其最大者莫过于特权垄断对就业门槛和工资水平的影响，而受害者当以农民工为首。这方面的改革相当不容易，但总可做一点事情，以图渐变。例如，农民工劳动强度高、劳动时间过长的问题要下决心解决。职工加班一定要按照法规拿到加班工资。任何雇员患病，如果发现他(或她)有无偿加班的过往经历，可以把疾病看做加班的后果，并起诉雇主，对之进行刑事和民事处分。不下这种狠招，劳资关系无法调整。

第二个目标是通过城乡合作，让专业农户逐步转变为中产阶级。今后几年里，按照十七

届三中全会关于农村土地改革的意见完成一轮法律修订工作后，可以考虑适度开放土地抵押市场，允许农民宅基地永久使用权自由买卖，允许农民“带地进城”。还要统筹城乡建设用地，积极开发我国浅山地带的建设用地资源。多数中国家庭，例如70%，能不能有自己的独栋房子?乍看不行，因为大家以为中国缺地。其实，中国多的是山地、荒地、丘陵、滩涂等农业利用价值低的土地。但我们的制度把这类土地排除在住宅用地之外了。优质耕地极度短缺，但因为商业开发成本低，我们的政策给商业集团开了绿灯，于是，城市大量蚕食优质耕地，也因此我们在昂贵的土地上建造低成本的房子。只有极少数富豪明星在市区拥有昂贵的独栋房屋。中国的两极分化由土地政策显化为现实的存在，必须改政策。一方面，要对优质耕地一寸一寸地计较，让平原地区的城市走内涵扩张的道路;另一方面，要让中国人在农业利用价值低的土地上建造相对昂贵的房屋，给山区、丘陵地区的城市更大的扩展空间。可以在浅山区发展别墅式住房，而禁止在平原地区发展低密度住宅区，特别要禁止在平原地带建造别墅式住宅。保守估计，仅仅利用浅山区的村庄用地，如果规划适当，就可改造或建造5000万左右的独栋房屋。如果再利用一些不适合农业生产的其他类型土地，再建造1亿独栋房屋也不会有问题。加上农民的独栋房屋，全国70%左右的家庭拥有独栋房屋，不是一个梦想。此举会使留守农村的专业农户的村庄建设用地增值，帮助他们进入中产阶层行列。

第三个目标是实现城乡公共服务一体化。包括建立城乡居民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也包括城乡主要基础设施建设由公共财政统一负担。从局部地区的经验看，城乡社会保障制度的统一并非难事。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农村水电路气的骨干设施都应由政府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