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XX区土地流转与农机化发展（共5篇）

第一篇：浅谈XX区土地流转与农机化发展

浅谈XX区土地流转与农机化发展

[摘要]由于土地家庭联产承包到户，地块偏小，越来越不适应农机的大型化、规模化、复杂化、精细化作业；因此解决土地流转成为解决制约农机化发展的瓶颈。本文阐述了土地流转与农机化发展之间的相互作用，从XX农机化和土地流转现状出发，提出了推动XX农机化和土地流转的建议。

[关键词]土地流转农机化发展

0 引言

由于经济的发展，大量农村年轻劳动力进城务工，务农人员迅速减少，造成劳动力不断紧张，农业生产成本日趋增加；但是，不断制造生产的、新型先进的农机具，却由于土地家庭联产承包到户，地块偏小的壁垒不能充分发挥应有的作用，这成为制约农民增收和农机化健康发展的瓶颈。如何解决这一问题，成为摆在眼前的现实问题，然而农村土地的有序流转为解决这一问题带来了一条光明的大路。1 土地流转与农机化发展之间的相互作用

总体来说，农村土地流转与农机化发展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加快土地流转，推进土地适度集中，使土地连接成片，形成规模经营，不但提高了机械化生产效率，降低了生产成本，而且有利于农机化水平的大幅度提高；实现土地规模化经营，有助于机械化耕作及新机具、新技术应用，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推进城镇化建设进程。没有土地适度集中经营，农业机械规模化就失去了舞台，也失去了意义。反之，1

农机化装备基础扎实，为土地流转提供了先进生产力和技术装备，同时，农机化的高效生产率、节本增效也为土地向规模化集中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1.1 土地流转对农机化发展的推动作用

1.1.1 有利于农机规模化、标准化作业

农业机械只有在规模化经营中才能充分发挥耕整地、播种、植保、收获、农副产品加工等整个生产环节的巨大作用，使农业生产走向全程机械化，从而降低成本，提高农产品的竞争力。农机实行连片作业，才能减少机械的空转，节约时间和油料，最大限度地发挥机械的效能，提高农机经营者的经济效益，为农机服务产业化提供发展空间，农机新机具、新技术才能得到及时推广应用，农机化事业才能快速发展。

1.1.2 有利于农机大型化、全程化生产

较之以前的小块粗放式经营，土地的集约化经营提高了产量，降低了成本。大中型农业机械的作用越来越突出，大中型拖拉机、联合收割机、高效农机呈快速增长趋势，而小型轮式拖拉机等高耗能农机不增反减。大批农机户都是打包购买耕、种、收、植保一条龙作业方式的大中型农业机械，为农民提供成套服务。这都是土地流转及国家实施农机购置补贴，提高了农民购买大中型农业机械的积极性的结果。地块合并，减少了畦埂，畦大垄长，增加了可耕作土地，机械耕收掉头拐弯更少，机具功效提高约2倍，更适应机械标准化、集约化作业，生产成本进一步降低，劳动力得到进一步解放。

1.2 农机化的发展对土地流转进程的促进

1.2.1 为土地流转提供了技术装备

农机化为土地流转后的农业产业化和规模化生产提供了先进的技术装备，使农业生产率极大提高。如：一台播种机一天可播种45亩，是人工的12.5倍；一台75马力的拖拉机每天可以耕地100亩，是人工、畜力的30倍以上；一台玉米收割机每天可收割玉米80亩，是人工的30-40倍以上，一台大型小麦收割机相当于60－80人的劳动力的工作量。

1.2.2 为土地流转创造了必要条件

农机的广泛应用，农业生产逐步实现高产、高效、优质和标准化，解放了大批劳动力，促进了农村劳动力转移，加速了土地流转的进程。农民把自己的土地流转到有实力的农业经营能手和农机合作组织及农机大户手中，自己在外从事经商、务工等第二、三产业，获得了比土地经营更高的收益。

农机在农业生产中起到节本增效作用，加速了土地流转的进程。一是节约成本，农业生产的成本主要是种子、化肥、农药、耕、种、收、管理等。采用机械化作业可比人工减少75元/亩,同时农机化的规模生产可节约种子、化肥、农药的成本10%左右。二是增加效益，提高产量，采用机械化深耕、免耕播种、机械化收获，还能防止病虫害，缩短农时，抗倒伏，有利于提高产量。通过节本增效，调动了农机大户和种田能手的积极性，为土地流转的顺利进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农机提高了土地的利用率和产出率，加速了土地流转的进程。一

是农机的使用，减少了土地的抛荒、搁荒。二是由于机械化可以减轻劳动强度，缩短农时，增加复种指数，提高土地利用率，可以最大限度发挥土地效益。XX区土地流转和农机化的现状

2.1 XX土地流转的基本情况

当前XX的土地还大多采用传统的一家一户的经营方式，由于地块面积的局限性，使得大型农机无法完全发挥优势。近些年，由于经济的发展和市场的开放，分散经营的农业生产方式，限制了农机规模化作业的发展。我区土地经营规模小，规模化、集约化程度低，一家一户的小生产，不利于大中型农机生产效能的发挥，难以对接快速发展的大农机，制约了农机化水平的进一步提高。因此，加快推进农村土地流转，成为实现农机化发展的客观需要。

截止到2013年8月底，XX区共有农机专业合作社21个，只有很少的一部分农户与种粮大户进行了土地流转，土地流转的面积相当有限。为完善发展农机专业合作社与农户相结合的服务体系模式，应以农机专业合作社为载体，以土地流转为手段，促进分散、独立、家庭式经营向团体、合作、市场化经营转变。实现土地较快流转，推进规模化经营和农业规模效益起到重要作用。目前，XX区农机部门在推广农机新产品、新技术方面，通过电视、宣传单、现场演示、专业培训、基地实验示范等方式让群众看得见、学得会，积极引导农民购机。农民购机的热情不断高涨，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土地流转进程。现在，我区有很多农村劳动力或自主创业或常年外出打工，放弃土地的种植，留在农村种地的劳动力越来越少，土地流转面积逐年扩大，土地开始向农机大户、种植大户流转，逐步形成了土地产权清晰，农户地界模糊，土地规模经营新格局。

2.2 XX农机化的基本情况

XX区位于中国天津市中北部、华北平原北部、燕山山脉南麓。土地总面积1523平方千米，境内地势平坦，土质肥沃，适宜耕作，为中国北方重要的粮棉生产基地，有耕地面积115.8万亩，主要粮食作物为小麦、玉米、水稻、大豆等。全区现有22个镇街,763个行政村,人口65万人。截止2013年底全区农机拥有量达到13558台，总动力达到17.8万千瓦，其中拖拉机3700台、小麦收割机1130台，玉米收割机814台、水稻收割机230台，旋耕机7000台、深松机178台、插秧机506台，农机合作社21个，现全区主要粮食作物的耕、种、收机械化水平均达到85%以上，玉米机收水平达45%以上，为农村土地的大规模流转提供了有力的保证。推动土地流转促进XX区农机化发展的建议

3.1 以土地流转为契机，不断提升农机装备水平

政府要因势利导，鼓励农业标准化生产，建议出台更切实有效的政策措施支持土地流转，大力发展农机化；对从事规模化、机械化种植的个人或组织给予作业补贴、燃油补贴、购机累加补贴等政策倾斜，引导土地向农机大户、种粮大户集中。以土地流转为契机，把推进农机化纳入XX区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逐步提高农机化的资金投入，用于大型农机具的购置补贴配套资金，逐步改善基层农机推广、管理、培训等基础条件，扶持和鼓励发展农机科技示范大户，农机专业合作社等多种形式的农机服务组织。

3.2 以土地流转为契机，不断提升农机社会化服务水平

组织引导农机大户和农机服务组织把服务重点由单纯的农机作业服务向土地流转规模经营发展，推进农业规模化、产业化经营。一是对农机大户，农机专业合作社要重点扶持。二是加大对农机大户、农机专业合作社技术人员的培训力度，以科技带头战略壮大农机大户和农机服务组织。

3.3 以土地流转为契机，不断提升农机发展基础设施建设水平

对于不能进行土地适度规模经营的区域，政府要加强对农作物种植品种规模调控与指导，达到同区域种植品种相同，种植规格一致，作物成熟一致，使农机与农艺有机的结合起来，充分发挥农机的优势，推动土地流转的进程。通过流转，对中低产田、坡田进行平整改造，以适应农机作业的要求，提高土地的综合生产能力，建设机耕道提高农机的作业服务水平，提高农机的利用率。

综上所述，加快农村土地流转，是实现规模种植、发展粮食生产的主旋律。没有土地的适度经营，农机化就是去了舞台，也失去了意义。同时农机化装备基础扎实也能为土地流转提供先进生产力和技术装备，两者是相互依存相互补充的。只有使两者协同共进，才能为新农村的健康发展和农业现代化建设提供有力保障。

第二篇：土地流转与农业现代化

土地流转与农业现代化

张曙光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

盛洪（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今天是天则经济研究所第406次学术报告会。我们请到天则学术委员会主席张曙光教授来做报告，题目是“土地流转与农业现代化”。土地制度是现在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天则所近年来对其也很重视，并从各个角度进行研究。近三四年里，张曙光老师几乎每年都主持一个项目，今年这是第三个项目。同时，张老师还主持了一个土地制度变迁的案例研究。可以说，张老师把大量的精力都放在了土地制度研究上。今天报告的成果包含了张老师多年来的积累，下面有请张老师发言。

谢谢大家！大家都知道，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高速发展，中国社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个过程中，农村人口和土地的关系引起了一系列的根本变革。所以，面对城市化的进一步加速，农村和土地问题显得更加重要。因为，所谓的城市化，就是农民的城市化，就是减少农村人口、增加城市人口的过程。对这个问题的研究，涉及几个农民群体，一个是已经进城的农民工；一个是城市周边的农民，因为城市周边地价上涨很快；而粮食安全问题又涉及种粮的农民。所以，这个问题相当复杂，需要深入到实际中去观察、调查，然后进行研究概括。从2006年开始，我主持做了三个报告。前两个都在这里讲过，一个是“城市化背景下土地产权的实施和保护”，第二个是“集体建设用地地权的实施和保护——兼及‘小产权’房问题”。第三个就是今天要讲的“土地流转与农业现代化”。我们写了4万多字的报告，很难讲得仔细，我就选主要的方面给大家报告一下。

首先，我讲一下土地流转和规模经营政策的演变和对其的评论。改革开放以后，由于公社体制效率低，我们放弃了公社，改用联产承包责任制，从原来的集体经营变成一家一户的经营。一家一户的经营解决了外部性的相互施加和搭便车的问题，在农民的土地使用权和收益之间建立了联系，使激励得到了增强，农业生产得到了发展，加上粮价提高，中国农业在20世纪80年代初呈现出良好的局面。1984年，粮食问题基本得到解决，甚至出现了仓容危机。

粮食问题解决后，一部分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进入了非农产业。这些农民不愿意再继续种地，于是，联产承包责任制就面临一个问题：农民不愿意包地怎么办。政府提出了两个办法。1984年的一号文件规定：个人不愿意包的地，集体可以收回去，再重新转包；也可以个人直接转包。到了1986年，一号文件正式提出，土地可以流转给大户，以进行适当的规模经营。这样，土地流转就开始了。这时的流转都是自发流转，规模很小。1993年是一个关键的时间点，中央出台了关于农村和农业改革发展的文件，其中正式对规模经营进行了规定：在坚持自愿的原则下，农民的承包地可以流转，农民可以进行适度的规模经营。但当时有很多集体随意扩大留用地，实行两田制或者反租倒包方式。政府为了保护农民的承包权，很多文件针对流转中的问题明确提出：可以集体流转，也可以个人流转，但反对两田制和反租倒包。不过，当时的土地流转仍以反租倒包为主要形式。其实，1987年政府在一些试验区试行土地流转时，苏州等实验区里，大部分土地流转采用的就是反租倒包的形式。2001年，18号文件出台，是关于土地流转问题的若干规定。紧接着，2002年，出台了《土地承包法》，提出了平等协商、自愿、有偿三个原则，并规定流转主体是承包户，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能强迫或者阻碍承包户进行土地流转。2005年又出台了关于土地流转的具体规定。土地流转逐渐走上了规范化的道路。为了促进土地流转，政府还延长了承包期，先是规定承包期延长至30年，2008年的文件规定承包关系为长久不变。而取消农业税后，土地流转的条件发生了变化，因为是否有农业税影响到承包合约的制订。可以说，2008年十七届三中全会文件出台后，土地流转迅速发展起来了。根据统计数据，2003年土地流转的规模很小，4%～8%，城市郊区等相对发达的地方也只有20%左右；而到了2008、2009年，流转地就占到了承包地的20%，发达地区达到了40%。

我们可以看到，土地流转的过程中地域特征非常明显。土地流转开始发展的时候主要在发达地区，内地流转的规模很小，承包的主体也是一些大户。而城市周边，也多是建设用地盖了工厂后，剩下一小片地包给外地来的大户。由于当时有农业税和依托于农业税的“三提五统”，土地转出户一般不向转入户收取报酬，有的甚至还倒贴，因为转入户要交农业税和“三提五统”。但农业税取消后，合同就变了，转出户不仅收一定的租金，而且国家还给承包户一定的补贴。土地大规模流动后，内地农民流出地区也出现了土地流转的现象。流入的有三种，一种是大户，这在内地是主要的部分；一种是农民自己组织成立的土地股份合作社，这在内地和发达地区都有；三是外部企业，以前政府不提倡反租倒包，也不鼓励企业到农村大规模包地，但现在，外部农业企业到农村包地已经成为土地流转的主要形式。以上是对不同阶段发展的简单梳理。

报告主要讨论的是第三个阶段的6个案例，今天我讲其中4个。第一个是北京郊区的案例。这个地方是通州区于家务乡前伏村，它离通县县城还有十公里，是北京市少有的几个少数民族农区之一。通州地区的流转主要发生在21世纪，而于家务乡的流转主要发生在2003年，特别是前年（2008年）以后，因为前年于家务乡建了一个南瓜园，搞得还不错，原因是上面要求流转，地方也要政绩。于家务很穷，人均收入只有3000块钱，集体经济是空架子，现在欠了86万元还多的债。有些承包户确权但没有地，一个月给130块钱，但有时130块钱都拿不出来。所以，干部也坐不住了，提出要土地流转，并积极到外面去联系，引进外部企业。有了目标企业后，干部和老百姓讨论。老百姓提出了很多问题，比如，买好的种子、化肥怎么办，反租倒包把地拿走后不给钱怎么办，有人想种地怎么办，等等。干部提出的解决办法是，种子化肥可以转让，对想种地的人，就从旁边另分一块给他们。前伏村土地流转的对象是神农河谷稻香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开始谈判是一亩地每年给农民700块钱的租金，老百姓不愿意，认为太低。后来改到800块钱，这样同意的比例从50%提高到了70%。干部又给大家算了一笔账，大家种地，一茬儿小麦，一茬儿玉米，最后净收入也就六七百块钱，如果把土地租出去，不用费心就能挣这么多，家里的劳动力还可以空出来出去赚钱。这样，大家都同意了，就把土地先流转给集体，再由集体把土地流转给公司。一亩土地的租金是1000块钱，其中800块给农户，200块给村集体。公司种的是太空育种的甜高粱，做生物能源的加工。要流转就要整理土地，村里2000亩地要一次流转。结果一整地，沟壑填平后多了130亩，这就成了集体财产。所以，除了每亩200块钱的收入外，这130亩的租金也是集体的，这个村的集体也就有钱解决欠账问题。流转后的经营基本没有太大变化，土地公司自己并不种，而是由村集体用拖拉机进行大规模耕种，但管理仍是一家一户自行管理，除草等工作也还是农民自己做。产品达到标准后，公司就把工资交给村集体，村集体再下发到各农户。现在，租金加上劳动收入，老百姓的收入翻了一番，人均收入达到了5700多块钱。

第二个案例是山东泰安市宁阳县郑龙村，也是一个农区。2005年，郑龙村里新换了一个支部书记，叫田文武，是村里的能人。他上任以后就想带农民致富，于是，村里的干部和党员就讨论。其中，一个老党员过去种蘑菇，他提议由他提供技术，其他人提供人力和土地，大家一起种蘑菇，并和泰安弘海（食品有限）公司合作，由贸易公司负责出口。一年蘑菇种下来，收入还不错。然而，书记觉得，虽然不错，但生产规模小，并不解决问题。通过一年的合作，他和弘海建立了比较紧密的联系，就想建立合作社把规模做大。这个想法提出后，大家有很多顾虑，担心把地租出去后却拿不到钱。开始时一亩地的租金是400块钱，书记就先垫了8万块钱，说到时租金就从这里出。这样，大家就信了他，全村有一半农户同意入社。租金400块钱，劳动收入每天35～40块钱。他们种的是蔬菜，西兰花、芦笋和蘑菇等。一年下来，收入不错，租金就提到了700块钱。结果，不但村里剩下的人都要求入社，连邻村的人也要求入社。这样，规模就做大了。而且，他们种的菜不光送给公司，还开拓了销售渠道，把菜直接送到泰安和济南的超市去。给大家举个个例，当地一户有5亩地，一年下来租金是3500元，夫妻两个人劳动，每天每人35块钱，年终因为经营得好，每亩地还分红1000块钱，加上儿子在泰安打工的钱，这一户一年的收入还是很不错的。而且发展起来后，经营就分了专业组，比如芦笋组、菜花组等，泰安的公司还派了专门技术人员常驻当地，以进行指导监督。现在，当地的种植经营已经标准化，芦笋都要用尺子量，不能超过15厘米，超过就老了；另外，什么时候施肥，施什么肥，施多少也都有规定。他们还建了有机肥场，符合销售标准的给弘海公司，不符合的自己用。他们还和一个养牛的邻村合作，用他们的下脚料换牛粪，一车绿菜花叶子换一车牛粪，这样，两家的问题都解决了。我去的时候，他们已经向工商局提出了注册“龙泉”牌有机蔬菜商标的申请。

第三个案例是四川郫县凌云村的“西部花乡”。这个例子中，外部苗圃公司进入，村上4500亩地全部流转，并且，村子的中心区还要向外扩展。公司不仅经营花卉苗圃，还投入了资金。他们采用的是基质育苗，种植的技术要求非常严格，包括花盆的直径等，都有明确的规定。为此，公司培养当地农民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土地流转租金是每亩地1000斤大米，劳动报酬是每月800～1500块钱。由于大家的要求，公司在天热的时候还会发降温费，上班时间是早5点到9点，下午则是6点上工。为了发展当地经济，政府也出了很大力，多次到杭州、上海引资。为了吸引外资，乡政府还给出了前三年免租金的优惠，这三年的租金先由乡政府给公司，再由公司给农民；但发展起来后，公司则要每亩地给政府200块钱的服务费。现在，当地种植的花卉不仅销往四川和全国其他地方，甚至还有出口。

第四个案例是四川成都崇州市桤泉镇，当地流转得更早，发展得更快。他们的农业现代产业园区，流转土地面积为23000亩，进入的企业有46家。有意思的是，因为流转的规模大，企业多，大家对农业服务的需求就比较大，这里农业产前、产中、产后服务也就发展得比较好。当地有5个农机手成立了一家农业服务公司，有大小拖拉机和各种农业机械，给园区企业提供从种到收的一条龙服务。之前，一个种庄稼的公司，为了打药，要雇100个农民干10天，效果还不好。现在，他们就把活儿包给服务公司，什么时候打药，打什么药，都不用管，服务公司保证效果。除了农机服务，劳务服务也出现了。当地还成立了劳务公司，把那些地流转出去的留守劳动力组织起来进行培训，向这些公司提供劳务。另外，现在他们使用生物肥料、生物农药，还用灯光灭虫。当地还建了专家大院，请了10多个专家，进行技术研发和推广。

从上面的案例可以看出，以前合作化要解决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反而变得更糟；但现在，通过土地规模流转，这些问题就解决了。虽然现在只是起步，但农业的产业化、专业化确实在发展。

下面，我对以上案例进行一下分析，主要针对土地流转、组织变迁和农业现代化的问题。

首先，传统农业面临危机。改革后，我们采用联产责任承包制实际是恢复了一家一户经营的方式。而农村粮食问题解决以后，农民的就业情况发生了变化，改变了农地对农民的重要性，也改变了土地和他们的关系。从农民对土地拥有的产权束来看，农地产权主要是所有权、经营权和收益权。公社化的时候，三种权利是一起的，都归集体所有。联产责任承包以后，所有权和经营权第一次分离，这种安排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增长。土地流转是第二次分离，即承包权和经营权分离，承包权还是农户的，但经营权转给了合作社或者企业。背景是，农村的状况发生了变化，好多人进城打工了，留下的多是妇女和老人，农村劳动和经营主体也变成了老人和妇女。根据全国普查，1996年，妇女劳动和经营者在中部和西部地区占到了47%，在全国占36%；而2009年，两个比例全部超过了50%。青壮年出去后，经营者出现老龄化的趋势。中西部50岁以上的经营者从1996年的17%～18%上升到现在的32%～33%，在劳动力外流比较多的省份，这个比例甚至达到了46%。从中，我们可以看到经营主体的妇女化和老龄化。一家一户的经营由于规模小，虽然解决了温饱问题，但解决不了致富的问题，虽然刺激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但无法不断地激励这种积极性。（20世纪）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农业出现波动，这可能是一个重要原因。随着市场化、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推进，一家一户的生产经营确实适应不了人们的需要，反而成为阻碍农业进步的绊脚石。我们现在不完全的城市化和这可能也有关系。农村边缘化等现象一方面说明了政策的失误，另一方面也说明了传统农业的困境。

第二，土地流转和规模经营是农业现代化的前提。首先，现代农业必须实现社会分工和专业化生产。这在一家一户是办不到的，一家一户只有自然分工，没有社会分工；而土地流转和规模经营以后，我们看到，社会分工和专业化生产就发展起来了。这些地方都形成了专业化的生产基地，比如，山东建成了蔬菜基地，四川的专业化花卉基地，甚至出现了专业化的服务机构。其次，科技投入增加了。这在一家一户也是办不到的，因为大的机器用不上，科技投入和培训的规模都不行。所以，传统农业主要是经验农业，不可能是科技农业和现代农业。但规模经营后，太空育种、基质栽培都出现了。另外，公司带来技术后必须培养当地农民。像四川的案例中，当地农民接受培训后，不仅将技术用在公司的生产上，也用在自家的生产中。第三，标准化生产。以前，标准化生产只存在于工业生产中，但现在我们看到，规模经营后农业生产中确实出现了标准化。虽然和工业上的标准化水平不一样，但在向那个方向走。山东的案例中，用老百姓的话说，“管理行距、间距、高度，都用尺子说话；用肥时间、品种、剂量，都按规定操作”；农民形象地说，现在是“管理卡尺子，施肥按单子，跳着标准舞种菜”。四川桤泉是省级农业标准化食用菌生产基地，省级农业标准化红提葡萄生产基地，都是标准化的生产基地。第四，生态农业。这在一家一户也很难发展，虽然农户可能施有机肥，但规模有限，也不能实现规模生产中出现的循环利用。最后，现代农业的重要要素是市场化。一家一户生产的产品市场半径很小，而规模生产后，市场的半径大了，全国各地乃至国外都可以达到。而且，要素市场也发展起来了。农民工流出去后，形成了外部劳动力市场，而留守人员给进入企业打工，形成了内部劳动力市场，这样，内外部劳动力市场就都形成了。土地流转形成了土地市场，形成了土地价格，租金就是地价的表现。现代农业必然是市场化的农业，现代农业的发展、土地流转的发展也和市场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没有市场，农业是发展不起来的。

第三，土地流转和规模经营给农村带来了巨大的变化。比如，经营主体由一家一户变成了合作社和外部企业，解决了经营主体老龄化和妇女化的问题。原来政府不提倡外部企业进入，现在外部企业进入成为一种主要形式，怎么看这个问题呢？之前政府不提倡是因为担心企业到农村包地侵犯农民利益，但现在，企业进入有其积极的一面，能带来技术和资金，促进对传统农业的改造，所以政府不应该简单禁止，而应该从政策上寻找应对措施。政府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管理。首先，企业获得土地时农民是不是自愿。如果地方政府为了加快土地流转或者热衷于企业招商而强制征地，那就应该禁止企业进入。其次，企业给农民的租金是否是双方协商决定，是否有保证。如果有保证，又是协商决定的，那就应该允许。第三，企业获得土地后是否用于农业，如果不是，政府应该管理。这就要看政府的监督管理职能是否跟得上。所以，企业进入不是简单禁止的问题，而是需要政府根据土地流转的发展水平，提高自身的监督管理能力。另一方面，农民的地位身份也发生了变化。公社化的时候，农民只是劳动者；联产责任承包后，他们既是劳动者，也是经营者；现在，他们变成财产所有者了，变成股民了。农民有了租金，就有了财产收入。《物权法》在法律上规定了土地承包权是物权，土地流转后得到租金是物权真正实施的结果。所以，农民身份变了，收入提高了。同时，农村的产业结构也发生了变化。最后，新型合作经济得到了发展。联产责任承包后，集体经济变成了空架子；土地流转后，集体经济不再是空架子，而有了实际内容。目前，集体经济主要有三个来源，一个是整地多出来的部分；一个是公共设施；再一个是外部企业进入后，村集体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提供服务，村集体也因此获得了服务收入。在土地流转的过程中，所有权也并不是毫无作用。事实上，大规模流转的实现，是所有权和承包经营权合作的结果。

第四，土地流转和规模经营的方式选择。从转出角度看，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农户直接流转，外部企业进入很少有农户直接流转的。另一种是集体流转和二次流转，农户先把地流转给集体，集体再把土地流转给企业。集体在这里既是甲方又是乙方，起到了中介的作用。从流入角度看，有三种情况，分别是大户、合作组织和外部企业。在这种情况下，集体只是简单的中介，但相比于简单的反租倒包，还是有变化的。至于流转的规模，大户多是几十亩到上百亩，集体是几百亩到上千亩，外部企业是几千亩。三种形式中，合作组织最能保护农民利益。大户流转只有租金，外部企业流转还有劳动收入，而合作组织流转租金、劳动收入和分红收入都有。按流转后的经营对象分，大概有以下几种：粮食、蔬菜水果、花卉苗圃、养殖和其他作物。大户以种粮为主，合作组织以果蔬和养殖为主，企业则比较多，种粮、花卉苗圃等都有。按照流转后农户参与程度看，也是合作组织最高。按经营方式来看，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土地股份合作经营，一种是土地租赁经营。

土地股份合作经营和一般的股份制企业不同。以土地承包权作为股份进行投资，它不是真正的融资股份，具有租赁的性质，可以取得租赁收入，但股权是不可能取得租赁收入的。特别是现阶段土地股份还不能转让、买卖和抵押，所以和一般的股票更不一样了。股票可以取得股息、红利，但不能取得租赁收入。另一个区别是，股份制企业的股东可以用脚投票，卖掉股权，而合作社不能卖掉股权，虽然有退出的安排，可以转让，但有时间限制。还有一个区别是，股份制企业可以破产清算，股东以自己的投资进行偿付，而一旦合作社关闭，土地还是社员的。另外，合作社具有地域性质，社员直接参与合作社的事务相对较多，参与管理相对方便。股份制企业则不同，股东哪儿的都有，不是大股东，很少关心企业的经营。土地股份合作社和土地租赁也有区别。土地股份合作制中，农民对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让渡并不是完全的和彻底的，流转以前，承包经营权是农户单独享有的，流转之后，承包经营权是合作社共有的。而租赁制下的经营权的让渡是完全和彻底的，农户保有的只是收益权，虽然合约期满可以收回，但从产权市场化的程度上看，合作制不如租赁制。租赁制的农户收入只有租金，劳动收入可以从承租方取得，也可以从别的地方取得。但在股份合作制下，农户除了收取租金，还可以参加劳动，获得劳动收入，利润收入归合作社农户共享。从收入的递增安排来看，租赁制是固性合约安排，股份合作制是剩余合约安排。可见，土地流转和规模经营的模式没有绝对的好和绝对的坏，要依情况而定。

第五，土地流转中，政府和集体经济组织起什么作用，应如何看待其作用。从现在的状况来看，政府和集体经济组织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它们成了流转的主体，招商引资、大规模流转都需要它们的参与。对此我们应该怎么看？我想，政府起的作用应该不是官员心血来潮的结果，而是建立在一定基础和条件上的。首先，我们实行的是集体产权制度，党和政府的动员能力很强，中央要推行土地流转和规模经营，地方就会照办，这不光是为了向上面交差，还可以提高当地的政绩。其次，土地流转既牵扯到信息，也牵扯到信誉。一家一户不愿意和企业打交道，因为老百姓不了解外部的企业。而政府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比如，村政府可以到外部企业进行考察。另一方面，外部企业也不愿意同农户打交道，因为企业不在当地，那么多农户，万一闹起事来，企业拿他们没办法，强龙不压地头蛇。可见，如果没有集体经济组织，合作将很难实现。另外，农户有的是承包权，所有权在集体，如果农民不愿意，土地也很难流转。所以，土地流转的过程其实是承包权和所有权暂时合一的过程。这个过程证明，所有权不是空的。现在有两个极端，有人认为所有权应该给农户，有人认为所有权应该归集体，在现实中，两者可能都有问题。

虽然政府在土地流转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但有的也起了不好的作用，越俎代庖的事情也有发生。现实中，土地流转常常和农地整理、城乡挂钩一起进行，不光农地在流转，宅基地也在置换，给农民盖新村，这就带来了问题。以“西部花乡”为例。4500亩地集体流转，整地的过程中，建设用地腾出了367亩，他们把这367亩城乡挂钩后流转给郫筒镇，郫筒镇按当年招拍挂一亩地173万元的价格计算，总共是6亿多元。但“西部花乡”只给农民算了4亿多元，另外2亿元不知道去哪儿了。这还不说，4亿元中，凌云村为农民盖新村花了1.8亿元，另外2.1亿元花在了郫筒镇的基础建设上。所以，367亩最后相当于只卖了1.8亿元。另外，成都已经形成了置换的指标交易市场，而成都市政府提供的资料显示，交易的价格是一亩地8万元。一个173万元，一个8万元，大家可以看到这里的差距有多大。

指标交易可以算是中国改革中的创造，之前盛洪研究的外汇额度交易就是指标交易。需要外汇的和有外汇的企业到外汇交易中心，先按官价交易外汇额度或者外汇指标，出来了买的企业再按黑市价格把钱补齐。这种交易多了，官价和黑市价就开始合一，促成了1994年的汇率并轨，这是件好事情。另一个指标交易是江小涓和刘世锦研究的烟草指标交易。烟草价高、利大、税大，各地都争，于是有生产指标，然而有的地方指标多，有的地方指标不够，发改委和烟草专卖局与各地商量采用烟草指标交易，一方把指标给对方，而对方则把税收分一部分给该方。需要注意的是，这两种指标交易并不一样。外汇交易发生在两个市场主体之间，完全是市场行为；烟草指标交易是配额交易，是政府之间的交易。而土地交易则两者的特点都有，这就不好处理了。所以指标交易在农地交易上的运用还存在不少的问题，主要是政府暗箱操作，农民被排除在外，侵犯了农民的权益。第六，农村金融和农村企业家。土地流转涉及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交易的融资，融资是大规模交易的必然需求。现在的融资是怎么解决的呢？一是外部企业融资，二是政府融资。现在农村金融合作社只有一家，满足不了农村的融资需求。村镇银行到去年（2009年）年底全国总共只有500多家，还需要很多制度建设，才能发展起来。所以，解决农村金融问题是一项迫切要做的工作。除了外部企业和政府，最重要的是发展农村金融机构，这个领域要放开。要发展合作经济，就要有合作企业家。在当前体制下，农村的合作企业家本来就很少，如何给他们一个宽松的环境，让他们去闯、去成长？现在很难。不光现有的企业家成长很难，已有的企业家我们常常还要灭掉。最早下马的企业家就是褚时健。农村企业家下马的也有，在我们的第二个报告里有个案例，是辽宁海城市东三道村的老支部书记。他把全村3000多亩地都流转了，和港商合作种菜，和韩商合作种尖塔椒，自己村里地不够了，就到鞍山包地。就是这样一个能人，却因为公务吃饭没开发票被拉下了马。其实，他并不在乎钱，他儿子经营企业，他开的车都是儿子送的，但最后因为发票的事情被人抓住，甚至开除了党籍。所以，农村能人是有的，但怎么保护他们是个大问题。如果不能解决这一点，土地流转的发展会受到很大的限制。

（据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2010年4月23日双周论坛上的演讲整理）

第三篇：淮安区土地流转助推高效农业发展

淮安区土地流转助推高效农业发展

进入秋收季节，淮安区南闸镇新河头居委会镇湖片的200多个在外经商打工的农民再也不像往年赶回家收割耕种了。因为他们种植的1000多亩耕地全部流转给了7个种植大户搞起了规模经营，秋收后他们还将收到每亩800多元的租金。镇湖片一位在集镇经商的农民告诉记者，现在农忙我再也不会为家中几亩耕地收种而误了做生意了。这是镇村两级组织积极推进土地流转给他们带来的便利。

近年来，淮安区委、区政府及区各相关部门积极贯彻落实国家强农惠农政策，采取多种措施推进农村土地流转，促进农业规模经营，提高土地效益，增加农民收入。目前，全区土地流转总面积已达36.7万亩，占全区农村土地承包面积的38.5%。土地流转呈现速度加快、规模扩大、效益提升的良好态势。

为了加强土地流转的管理，服务、规范土地流转工作，该区于2009年在全市率先启动建设乡镇土地流转服务平台，到2010年底全区26个乡镇全部建成土地流转服务中心。区委、区政府先后出台了《关于加快推进农村改革发展的实施意见》和《关于加快农村土地流转促进农业规模经营的意见（试行）》，对农村土地流转的基本原则、流转模式、规模管理、扶持政策等方面作出了明确规定，特别是明确了对土地流出户的奖补政策和对土地流转项目主体的财政、信贷和用地支持等优惠政策。同时，该区从规范土地流转合同文本、开展流转合同鉴证、健全土地流转合同登记备案制度、建立土地纠纷调处机制等方面，规范土地流转行为，保障土地流转的有序、高效和规范。

土地流转快速健康有序的开展，促进了土地的适度规模经营，催生了一批种植大户。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区耕种土地300亩以上的规模种植大户近百户，种植100亩以上的大户近千户。上河镇前庄村67岁的杨玉华，通过土地流转方法与周边3个村居，10个村民小组、150多户农户签订土地租赁合同，租赁500多亩耕地搞规模种植，被省政府授予“种粮大户”光荣称号。

该区坚持用“利益引导、市场推动、政府激励”的方法，培育建设了苏嘴省级现代农业园、施河市级现代农业园、钦工现代农业菜篮子基地、车桥丰年村绿之丰农业产业园、盛和缘生态农业园、顺河艾口顺西千亩蔬菜基地等一批规模连片土地流转典型，推动了高效农业的发展。目前，全区高效农业发展面积达到近10万亩，土地的产出率和农产品的商品率不断增加。

第四篇：关于土地规模化经营与加快农机化发展的分析

关于土地规模化经营与加快农机化发展的分析

随着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进一步调整，农业和农村经济面临着严峻的挑战。要使农产品进入市场，关键是要提高市场竞争力，也就是提高农产品的质量，降低生产成本。即在单位土地面积上能保证最佳经济效益要求的经营，靠什么呢？要靠土地适度规模经营和先进的农机化生产技术来实现。农业机械化生产已经成为农业生产的主要方式，已渗透到农村的各个领域之中，是农业生产的载体，因此，加快土地流转，发展与农业生产面积相适应的农机化经营规模和水平，是提高农业单位产值和农产品国际竞争力的有效手段。

一、农机化与土地经营规模的关系

土地适度规模经营是农业生产单位在适当的土地面积上的经营，即保证单位土地生产面积上的最佳经济效益。当然，农业生产方式要与农业经营规模相适应，有什么样的生产规模就需要有什么样的生产方式。例如，农业生产的日韩模式，由于人均农业土地很少，农业生产单位经营规模小，实现了小型化机械的高投入高产出的农业生产之路；而以美国模式为代表的大规模大面积机械化生产，实现了集约、高效规模化效益。

改革开放近30年，我国农户家庭经营的土地规模不仅没有扩大，反而略有下降。过去我们经常以日本、韩国等国的经验来证明小农经营的有效性，但从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数据库中看到，目前日本农民的人均土地规模已经是我国的7倍，韩国是我国的3.5倍。分散型的小农生产，制约生产效率的提高，机械化规模化生产的优势难以发挥，已成为现代农业发展的瓶颈，这也正是我国出现农机跨区作业的原因之一。

因此，农业机械化是土地适度规模经营的必要条件，土地的适度规模化经营是促进农机化发展，提高农机使用水平，提高农业生产率的重要因素。促进土地流转，提高机械化生产水平，就是解决小农生产的问题，解决农业生产效率与机械化生产率的问题。使农业生产走向规模化，标准化生产的必然途径。

二、潍坊市农机化发展现状

1．农机化水平。截止2006年底，全市农机总值达到60.71亿元，农机总动力942.4万千瓦。联合收获机总量达到8984台，其中玉米联合收获机增加631台。共完成机耕作业面积1107万亩、机播731万亩、机收567万亩。从总体看，农业机械化有了较大发展。农机装备制造业较发达，形成了较为完善的现代化机械工业体系，创立了“中国农机城品牌”，可以保证实现土地适度规模经营以后对农业机械的大量需求。

2．农机社会化服务。

前期，我市农户经营规模小，通过土地经营规模扩张，组织化程度提高获取规模效应的空间有限。但在具体的生产环节上，通过组织化的方式提供社会化服务，获取农业生产的规模效益，不仅具有理论上的可行性，而且也为实践探索所证明。９０年代前半期开始，为提高农机使用效率，一些农机手独自或组织起来，跨区域流动提供社会化的服务。由于这种模式一定程度上解决我国农户分散经营与机械化规模生产之间的矛盾，受到了广大农户和农机手的普遍欢迎，不断发展壮大。据估计，农机跨区作业，约一半是通过农机合作社、农机协会等组织化的方式提供的，即使是农机个体提供服务的方式，也普遍与农户形成了比较稳定的合作关系，这大大提高了农业和农民的组织化程度。为促进农机服务组织发展，潍坊市农机部门专门下发了《关于加快发展农机合作组织和农机协会的通知》。到目前，潍坊市现有农机协会112家，属于县级的5家，乡级的35家，村级的72家。

乡、村农机合作服务组织情况： 农机作业 公 农机股份制

农机合作社 中介服务组织

司 公 司

88

164

其它形式 60

小 计 426 发展农机大户情况： 按农机固定资产 按服务项目

农机户10-3030-5050-100100万以农田作业以农机运输以农产品加以农田基本

其 它

万元 万元 万 以上 项目为主 项目为主 工项目为主 建设为主 总数 3777 895 279

145

2647

1153

329

776

191 50396

3、农机三夏三秋跨区作业

在小农户分散经营的情况下，通过农机服务组织和跨区作业这种形式，部分克服了农业资源规模狭小，农业机械利用率不足，生产成本高昂的局限，是在我国家庭承包经营基础上的重大制度创新，是独具中国特色的农业和农民组织化模式。在2006年，潍坊市三夏作业高峰期，全市上阵各类农机11.2万台，机收小麦518.6万亩，占小麦应收面积的96%，创历史最好水平。到外地跨区作业的小麦联合收割机达4400多台，为农民增加收入8000多万元；接收外地来潍坊跨区作业的机械5200台以上，接机和派机数量均实现新突破。三秋期间，共上阵各类农业机械15.6万台套，完成机耕面积523万亩，机播509万亩，玉米机收82.8万亩。秋季各类机械跨区作业总收入达1130万元。

三、现代农业要求下的土地经营规模与农机化发展之间存在的问题

首先，提高农业机械化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问题。正如工业化大生产过程一样，农业生产在国际化、市场化、标准化要求下，需发挥规模效益，充分发挥机械化大生产的优势，采用先进适用的技术改造传统农业，农产品才有国际竞争力。小农户生产，从生产成本，机械利用率，技术适用性限制了某些机械化技术的运用。虽然，跨区作业部分改善了当前的现状。据测算，小麦联和收割机在跨区作业的过程中，非生产作业成本占到整个生产成本的25％-30％。在小地块作业导致小麦损失率增加2％-3％，由于很少采用大型联合收获机械（收割机割台尺寸大于2.5米）作业，导致小麦每亩收获成本比美国高10％-20％。

其次，农机化水平的进一步提高，需要农业规模化生产，需要生产土地的适度集中。现代农业要求以专业化协会为组织形式，机械化、信息化为生产手段，生产国际化标准化的农产品，这就需要生产规模的适度集中，机械化的专业分工生产。因此，需要土地的适度流转和集中，以实现规模化效益。

四、促进农业机械化进一步发展的建议

（一）实施农机装备结构调整。合理推广大型农业机械，改善农机装备结构，提升农机装备水平，加大先进适用农机化技术和机具的开发与应用。提供积极的财政补贴政策，促进农民使用大型高新农机具。针对我市农业生产实际情况，要在基本完成小麦生产全程机械化的基础上，重点推进玉米等其它主要农作物生产全程机械化；积极推进经济作物机械化，重点提升花生、薯类收获农业机械化水平；努力发展农副产品初加工机械化，重点提升以秸秆加工和综合利用为主的农副产品初加工机械化水平这三个方面来提高全市的农机化综合水平。大力发展与动力机械相配套的现代农业机械。

（二）推进农机科技创新。按照“提高重要农时、重点作物、关键生产环节和粮食产区机械化作业水平”的要求，坚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注重国内外先进农机化技术及机具的引进消化和吸收，加快先进、适用农业机械的研制、开发和生产，坚持科研、生产和推广相结合，农机农艺相结合，大力普及农机实用技术，加快现有农机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选准农机发展方向，采取积极政策，加大大型农机机械的推广与应用，增加农业科技含量，实现农机作业规模化，提高农机利用率和生产效率，更好地为农民和农村经济发展服务。

（三）抓好农机社会化服务机制创新，农机服务组织及服务业发展，推进农机产业化进程。农业产业化，必须依靠农机化分散的手工劳动是形不成规模的。只有实施农机服务产业化经营，才能实现农业机械大面积耕种，才能解放劳动力，实现专业化分工的农业大生产。实施农机服务产业化经营必须要抓好农机社会化服务机制创新，需要搞土地流转；加大对农机服务组织的扶持，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农机规模生产，推进农机服务产业化经营。搞好农机销售、维修、作业“三大市场”建设，促进农村农机服务业发展进一步加快，农机经营和服务效益进一步提高。组织好夏季跨区机收的同时，以玉米联合收获、秸秆还田、免耕播种等适应机具为主，积极稳妥地推进秋季农机跨区作业，扩大范围和规模，提高机具利用率。

（四）加快农机装备制造业发展。按照潍坊实际，从提高农机装备水平入手，把“中国农机城”品牌做强作大。下大力气扶持一批农机生产企业，培育一批强大的农机物流企业，巩固发展一批在全国、全省有影响的农机管理、使用典型，尽快地将“中国农机城”品牌推向全国，推向世界。

第五篇：农民农业与土地流转

农民农业与土地流转 朱启臻: 最近，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引导农村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意见》，指出要引导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坚持家庭经营的基础性地位，培育新型经营主体，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巩固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要使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发展与城镇化进程和农村劳动力转移规模相适应，与农业社会化服务水平提高相适应，让农民成为土地流转和规模经营的积极参与者和真正受益者。要因地制宜、循序渐进。但是行政瞎指挥的现象并不罕见，崇尚大而洋的农业发展模式，强迫农民流转土地的事件时有发生。导致这些现象的原因，除了少数人追求政绩外，还有对现代农业理解的偏差，也有对耕地流转的认识误区，以至于提出了让农民在土地流转中致富的口号。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一些人误认为耕地可以成为获得收益的财产。于是热衷于促进流转，各种保护或实现农民财产收益的创新涌现出来了，一些地方还制定了土地流转最低保护价，一些地方甚至出现为了流转而流转的现象。自然，流转后的土地不改变用途难以维持运转，于是就有了非农化现象。

地租的本质问题

在封建土地关系下，耕地是农民最重要的财产。土地不仅为所有者提供基本需求保障，还可以租给他人，获得地租。最早人们视地租为“土地耕种者的收获除去成本之后的剩余”，后又认为地租是“农产品(000061)价格提高的结果”。在今天看来，从经济学意义上解释地租，似乎很多现象是难以解释的。

当今社会，耕地不再是个人发财的手段，而是一个国家实现农业安全的保证。我们国家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划定了基本农田，实行农地用途管制制度。因此，耕地不是一般意义的商品，农业产品也不是一些人想象的那样可以任意由市场调节。国际上对农业安全有个定义：在一个国家内部，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买得起，也买得到足够的农产品。这个任何人，当然包括穷人，首先是穷人买得起。这就限制了农产品作为商品生产的特征。当农产品供小于求时，国家会动用一切手段，通过进口、不惜成本投入、限制消费等措施，保障老百姓的基本需求。因此，农业生产者想通过农业获得暴利既不可能，也不被允许。任何一个国家，对主要农产品的价格都不会放任自由，这是农业与其他产业最本质的区别。

土地与农民的关系

农民与耕地，或者农民与农业的关系，是目前最为复杂的认识领域。土地对农民来说有两层意义：一层含义是农民对耕地的义务与责任。即农民具有把耕地利用好、保护好，为国家生产出符合需要的农产品的义务与责任；因此，不允许荒芜和改变土地的用途，不使土地肥力下降，不破坏耕地。当然，更不允许制造粮食短缺，哄抬粮价。为了补偿农民因尽义务和责任而付出的成本或受到的损失，各国普遍的措施是给农民补贴。在农业公共产品性质下（当然也可以延伸为农地的公益性），没有政府补贴，农民是难以获得社会平均收入的。因此，也就不存在传统经济学“剩余价值”与“提高价格”意义的地租。第二层含义是耕地对农民的意义。耕地对农民的意义不在于其财产意义，而是对农民生活的保障，这是比任何财产都重要而稳定的保障，是最基础的保障。也是为农民提供稳定的生活来源，或理解为稳定的就业途径。有了地，农民就有了基本生活来源。如果要给失地农民补偿，不是获得所谓类似地租的财产收入，而是要提供稳定就业、养老与生活保障，避免出现“有钱的穷人”。

农民与耕地的关系在错误认识指导下被人为隔离开了。一方面主张耕地的财产权，致使流转租金不断提高，使土地经营者经营农业难以为继，伤害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和农业经营者的积极性。要维持高地租条件下的农业生产，政府要付出巨大代价。另一方面，在现代农业的口号下，常常发生强迫农民流转耕地的现象，给农民地租作为补偿，致使农民处于无保障或保障不足状态。以上无论哪一种状态都是对农业、对农民不利的。

公共产品视角下的农地流转

要把农用地流转放在农业的公共产品视角下考虑，需要处理好以下问题。

首先，不要过分强调渲染耕地的财产权利，耕地对承包者来说是权利与义务的统一。承包者对耕地数量、质量的保护义务并不能因承包权与经营权的分离而丧失，承包权与经营权分离的目的不在于让农民获得财产性收益，而在于充分利用土地，确保国家农业安全。也为农民留下一条返乡的路，有利于社会的稳定与和谐。要建立土地的退出机制，那些已融入城市的耕地承包者，可把土地承包权与经营权一并流转给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失去农业劳动能力的老年人，可以通过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而放弃土地。农业经营者不应为流转土地付出额外的费用，这样才能保证农业生产正常进行。对于那些主要依靠农业生产获得收入的农户，还没有稳定非农收入，没有完善的社会保障条件的农户，不能以任何理由强迫其流转出土地。

其次，农民土地财产权主要表现在土地转变用途过程中，而不是流转过程。当土地转变用途，农民在没有获得其他就业机会时失去土地，应该获得足够的财产权保障，这种财产权益本质上是对失地农民就业、生活、养老、医疗等保障的补偿。2014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片面强调耕地流转获利的观点会导致：伤害了农民的利益，以为农民可以获得眼前的财产收益就理直气壮地制造失地农民，农民获得的收益难以弥补失去耕地而带来的损失，由此失去了承包地的发展权及其可持续的保障，为社会安全留下隐患；伤害了农业经营者，致使他们付出过高的农业生产成本，以至于挫伤了农业经营者的生产积极性；伤害了国家的农业安全，是规模经营非农化以及流转后荒芜与闲置的重要原因。为此，对无人耕种的土地采用政府购买承包权与经营权的方式，由农业经营者无偿使用土地是一条可行的路径。

第三，通过流转形成家庭农场有助于农业可持续发展。调查发现，在众多的土地流转方式中，流转给自己的亲戚、朋友、邻里等，成本最低。这种流转是自然发生，自发形成，自愿流转的，因此，比政府主导的高速度、大规模土地流转更有利于社会稳定。

研究表明，流转给农民，进而形成家庭农场最有利于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家庭农场规模是适度的规模经营，有助于激发家庭农场对科技等的需求，便于构建可持续农业的制度保证。家庭农场经营成本低，是对农业贡献最有效的组织形式。政府通过扶持、引导土地向家庭农场流转应该成为未来农业的发展方向。

流转出土地农民应该获得适当补偿，但应该是政府对农民保护耕地的补偿。但是，这样的收入不是地租性质的收益，流转耕地不是为土地流转的承让者提供发财的工具，而是由承让者继续履行农业安全的义务。因此，不该由土地流转的承让者负担流转成本。

作者系中国农业大学农民问题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