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我国“三农问题”的几点认识与思考

第一篇：关于我国“三农问题”的几点认识与思考

关于我国“三农问题”的几点认识与思考

一、什么是“三农”问题

1．国情背景：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基础产业。解放以来，我国历届政府都非常重视农业的发展，经过50多年社会各界的艰苦努力，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仅用世界上不足7%的耕地养育了世界上近四分之一的人口。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党工作的重点转移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党在农村率先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实行了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代表的一系列经济改革政策，调整了我国农业生产组织形式，改善了我国农业生产结构和产品结构，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解放了农业生产力，提高了粮食和其它农副产品的产量，逐步缓解和根除了我国粮食和其它农副产品一直供不应求的局面，增加了农民收入，提高了我国城乡人民的生活水平，为我国国民经济的持续稳步发展奠定了基础，也为我国其它领域的经济改革提供了非常宝贵的经验。

我国目前仍然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还相对比较低，还不能满足国民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的需要，这一矛盾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我国目前正处在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时期，不少经济政策还不能做到成龙配套，互相协调。因此，近年来，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农业、农村和农民在经济发展中遇到了一些新问题，出现了一些新情况，这些问题应该引起党和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并逐步加以解决，否则将会影响到我国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甚至影响到我国社会的长期稳定。

2．具体含义：

“三农”问题是指：“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关系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全局，任何时候都不能忽视和放松。近几年，出现了农产品供过于求、价格下跌、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等问题。如果不改变这种状况，就会严重挫伤农民积极性，动摇农业的基础地位，甚至危及国民经济全局。因此必须把坚持加强农业、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作为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

二、“三农”问题分析

邓小平同志于1988年5月25日在《思想解放一些，改革的步子再快一些》中指出：“坚持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就是要肯定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逐步摆脱贫穷，使国家富强起来，使人民生活得到改善。没有贫穷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特点不是，而是富，但这种富是共同富裕。”邓小平在1992年的南方会谈上进一步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根据我国现阶段国情，只有农民都富裕起来，我们才有可能达到共同富裕。因此我们迫切需要分析“三农”问题的原因，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案。

1．农业的脆弱

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中国农业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其脆弱地位并没有根本改变，增长曲线始终处于强幅波动之中。由于中国还不是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市场对农业的调节还很不到位，因此，中国农业的周期性波动不是主要由供求关系等市场力量所决定的，而主要是由政策偏差和政府行为的不良偏好所决定的。

农民生产积极性的下降，对农业投入的减少，直接源于利益比较法则。当某些政策倾向和外部环境对农民的利益造成损害时，农民就会采用减少投入、甚至撂荒的方式表示不满，由此导致减产。前年全国粮食总产仅４亿３千万吨，粮食安全问题又一次被提了出来。去年粮食生产出现重要转机，总产达到４亿６千９百多万吨，但能否巩固住这一趋势还很难说。中国粮食一旦出现较大缺口，由于人口众多和交通不便的缘故，靠国际市场调节是没有保证的。解决中国人的吃饭问题，其基本立足点应放在国内市场上。

资源瓶颈是制约农业发展的一大障碍。在目前的技术条件下，耕地仍然是发展农业的基本要素。但是，中国有限的耕地却每年以上百万亩的速度急剧减少。中国的淡水资源严重不足，人均占有量仅及世界平均数的1/4—1/5，可用于灌溉的水源日益减少。

农业的资金投入严重不足。农民由于负担沉重，收入增长缓慢，以及农地产权制度上的缺陷所引发的短期行为，没有能力或不愿意向农地投资。现有金融体系根本不把农民作为服务对象，农民即使有合理信贷需求也融资无门。政府财政用于农业的公共投资占财政支出的比例越来越低，至使大量农用水利设施年久失修，农村公共用品供给严重不足。

人力资源是发展农业的主体要素。农村劳动力过剩是一个总量概念，而从结构上看，有知识、有文化、掌握现代农业技术和市场流程的新型农民却数量有限，极为稀缺。这种状况不是在向好的方向转变，而是朝着更加恶化的方向发展。

市场竞争考验着农业的今天和未来。在计划体制和普遍短缺状态下，增加实物产量几乎成了农业发展的唯一目标。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来自于需求的约束使实物产量偏好风光不再。卖粮难、卖果难、卖猪难、增产不增收构成对农业的新困扰。农民既要面对国内市场的疯狂竞争，也要面对国际市场的激烈角逐。

2．农民的贫困

1997-2000年，农民收入增幅急剧下降，1996年为9%，1997年为6.4%，1998年为4.7%，1999年为3.3%，2000年为2.1%。1995年每亩农业纯收入为376元，而2000年下降为161元。２００１年以后增幅虽有回升，但仍在低水平徘徊。去年取得６．８％增幅的好成绩后，继续保持难度很大。

从农民收入平均值看，还是在缓慢增长，而不是绝对量减少。正是这个“平均值”容易模糊人们的视线，看不清问题的严重性。根据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办公室的调查，2万多被调查农户，2000年最高1%收入农户拥有全部收入的9.6%。这部分1%的人口拥有的收入是最低20%收入人群收入合计的1.7倍，按照人均收入计算达到26290元/人。每户家庭纯收入达到102700元，分别是最低20%收入人群的37.34倍和33.94倍。这样算下来，去掉高收入户的份额，相当数量农户的收入水平不是缓慢增长，而是绝对下降的，也就是马克思所描述的那种绝对贫困化。

农民增收问题的严重性在于，农民穷困既是农村经济面临的突出矛盾，也是事关全局的重大问题。农业长期不增收，农民生产积极性受影响，农产品供求形势就可能发生逆转；农民收入和农村购买力上不去，不仅工业品的市场需求将受到制约，也会影响农民对农产品的消费支出，加剧农产品的卖难，令扩大内需方针难以真正落实；农民生活得不到持续改善，农村不稳定因素就会增加，从而产生大量“流民”，危及社会安定；农民不能富裕起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现代化的目标就不可能最终实现。

造成中国农民增收难的原因主要是：

1）税负。沉重的税费负担压得农民喘不过气来。“头税轻，二税重，三税无底洞。”十多年前农民自己早就作了形象生动而又准确的概括。据有关方面调查，税改前的农业税全国平均只占耕地产量的2.5%，很轻；三提五统费总额是农业税的三倍，较重；而在规定的税费之外，所谓的社会负担、以资代劳、达标集资等“三乱”收费的金额比税费总额还要多，而且没有什么约束，随意性很大，确是无底洞。

2）债务。巨额的债务负担是悬在农民头上的又一利剑。乡村巨大的债务负担，通过一系列中间环节，最终都转嫁到了普通农民身上。

3）无组织。农民没有集体谈判能力，也是造成其贫困的重要社会原因。在社会现阶段，还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利益集团，各自能够从社会利益总量中分到多大的份额，一方面取决于各自的社会地位和贡献，另一方面取决于他们的组织程度和影响政策的能力。在这种集团性的利益角逐中，哪个集团的组织程度高，自己的劳动争取社会给予较高评价的能力强，哪个集团就有可能争取到更大的利益。由于农民居住的分散性、生产方式的封闭性、社会交往与联系的局限性、思想观念上的保守性，他们并没有形成一个紧密的利益集团，人数众多的优势被组织程度的松散所抵消，因而表现出的群体力量十分微弱。他们只能充当社会利益分配结果的被动接受者，而很少有可能以主动进取者姿态和实力影响社会利益的分配向有利于自己的方面倾斜。

三、解决方案

1．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提高农作物单产水平。

1）尽量推广机耕和深耕耕作方式，结合“秸秆还田” 增加农家肥施用量，从而改善土壤条件。

2）乡镇政府、村委会应组织村民做好已有农田水利设施和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工程的维护管理工作，使其在目前的农业生产中充分发挥作用。对农民采用合作、入股等方式兴修水利设施在政策上应予支持，在资金、技术上应予帮助。

3）各级政府、农业主管部门和农业科研部门要加强优良品种及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的科研和推广力度，依靠先进的农业科学技术促进我国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2．国家应加强农产品价格的宏观调控，保持农产品价格平稳，既要防止“谷贱伤农”，又要防止通货膨胀。

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农产品的价格主要受其供求关系和价值规律支配。国家可以采取经济和财政手段对农产品的价格进行必要的宏观调控，保持农产品价格基本平稳或适度上涨，防止“谷贱伤农”，同时也要防止农产品的价格短期内大幅度上涨。农产品的价格短期内大幅度上涨会引发与农产品相关的其它商品价格的上涨，而我们日常生产、生活中的许多商品是与农产品密切相关的，这就容易导致通货膨胀，从而引起我国经济的动荡，影响我国经济的健康平稳发展。

3．国家应继续加强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和质量的长期控制管理，保护农民的合法权益。

近期，我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强制措施，加大了对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和质量的管理力度，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但对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和质量的管理工作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需要各级政府和各个相关部门的长期密切配合，才能抓紧抓好。国家应该继续加强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和质量的长期控制管理，依法打击不法奸商的投机欺诈行为，从而保护农民的合法权益

4．各级政府要以农村税费改革为契机，充分调动广大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带领广大农民脱贫致富奔小康。

2004年3月，在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从今年起逐步减低农业税税率，平均每年降低一个百分点以上，五年内取消农业税。

温家宝总理的郑重承诺引起了我国社会各阶层的强烈反响。有人认为，农业税在农民农产品的生产成本中所占的比重并不大，政府逐步取消农业税这一举措也就意味着平均每个农民每年少交几十块钱的税，对农民脱贫致富意义并不大。但我认为，对于富裕的城市居民而言，几十块钱仅仅意味着可以买一条普通品牌的香烟，可以听一场中等档次的音乐会，对富足地

区的部分富裕农民来说也不算什么，但对于我国的大部分普通农民特别是老少边穷地区的农民而言，几十块钱意味着可以使一个失学儿童重新回到校园，可以为整个家庭购买一年的酱醋油盐。更重要的是，逐步取消农业税这一政策的出台，反映了中央政府对农业、农村和农民的一种态度，意味着农民需要关心、帮助，农业生产需要保护；意味着政府多年重点宣传的减轻农民负担的政策真正取得了实效。我认为逐步取消农业税这一政策的出台，一定会受到社会主要阶层特别是农民的欢迎，各级政府应抓住这一契机，充分调动广大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积极推进农业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调整，领导广大农民再次创业，带领广大农民脱贫致富奔小康。

5．积极发展农村第二和第三产业，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增加农民非农业收入。

农民的收入包括农业收入和非农业收入两部分。目前我国大部分地区农村受农产品总产量、农产品价格和农业生产资料价格的制约，短期内增加农业收入的空间比较小，不确定因素比较多，难度也比较大。针对这种状况，目前增加农民收入的途径应该主要转移到增加农民的非农业收入上来。

后记:

近几年来,“三农问题”已成为各种媒体上曝光率颇高的一个新名词，因而引起了社会各界人们的关注。作为一名当代大学生和二十一世纪社会主义建设的主要力量,不得不对这一焦点问题做出一点思考。

我出生在以农业生产为主的西部地区，也对农民有着特殊的感情。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基础产业。我们要实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目标，消除目前东西部的贫富差距，就必须解决好“三农问题”，提高农民收入，改善农民生活。

因此，我在作业中选择了这个论题。在准备过程中，我参考了政治课本中定义的我国现阶段的基本国情，翻阅了近期的人民日报、南方日报上的有关新闻报道和评论。然后结合国情针对问题做出了几点分析。论文中的内容仅作为我个人观点，如有不妥之处敬请见谅！

参考文献：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

《列宁全集》第三十卷人民出版社

第二篇：我国三农问题范文

当代中国经济热点问题评析

题 姓 学 专业、年级

结课论文

目

中国“三农”问题探讨

名 王斌 号 12041217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12-2班

中国“三农”问题探讨

【摘要】 “三农”问题是农村问题、农民问题、农业问题的总称。“三农”问题最早由经济管理学博士温铁军于1996年正式提出，我党于2003年正式将“三农”问题引入正式工作报告，并随之迅速成为我国政府需要解决的头号问题。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重点在农村，难点在农民，这已成为全社会的共识。农民增收困难不仅影响农业发展和农民生活，而且严重制约农村购买力的提高，成为扩大内需的重大障碍。“三农”问题关系到国民素质、经济发展，关系到社会稳定、国家富强。所以解决“三农”问题是各级党委政府全部工作的重中之重，如何做好服务“三农”文章，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增加农民收入是各级政府和部门紧迫的政治任务和义不容辞的责任。

【关键词】 三农问题 原因 表现 解决对策

【正文】 温铁军被称为“中国农民的代言人”。他认为，中国的“三农”问题源自两个主要矛盾，一是人地关系紧张的基本国情，一是城乡二元结构的基本体制矛盾，这两个矛盾在相当长的时期是无法化解的。他对“三农”问题的理解和解决路径是“农民、农村、农业”。

一、我国“三农”问题现状

1、农民收入增速减缓，城乡差距继续扩大

自1997年以来，农民的收入增长一直比较困难。有研究表明，从1997年到2003年，全国农民人均收入的增幅已连续7年没有一年超过5%，最高的年份增长4.8%，最低的只增长2.1%，仅相当于同期城镇居民收入人年均增长幅度的一半。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人在继续扩大。1997年农民的人均收入为2090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5160元，两者的收入差距为1：2.47；2003年农民的人均收入为2622元，城镇居民为8500，差距已扩大为1：3.24。农民收入水平的增长缓慢，城乡差距的进一步扩大，已经成为我国工业化现代化的重大障碍，严重影响了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2、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难度增大

首先，新增农村劳动力数量巨大，带转移劳动力数量众多。据最新的模型测算，我国目前大约有1.7亿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待转移，占现有乡村从业人员人数的35%，就业压力相当大。其次，入世对我国第一产业的就业格局将造成较大冲击。入世后，从国外进口优质低价的大宗农产品，可能使我国粮食和棉花价格在国际市场的压力下走低，影响农民收入，进而影响农村就业。最后，由于农村劳动力素质低下，很难在城里找到理想的工作。抽样调查资料显示，在2001年当年转移的农村劳动力，小学以下文化程度占当年转移总数量的比重为23.5%，币2000年上升4.7个百分点；初中文化程度的比重为26.9%，下降2.2个百分点；高中和中专文化程度的比重为0.7%，经过专业培训的劳动力比重为12.7%，下降12.4个百分点。这样素质的人员只能从事较为低级的劳动，很难找到理想的工作。

3、农民税外负担沉重

从2002年期，我国开始全面推行农村税费改革，并已经取得初步出成效，农民负担切实减轻，农村税费制度渐趋规范。但是，由于村级公共产品的提供问题没有得到根本上的解决（如农村基本建设、义务教育等问题），农民税外负担、隐性负担依然承重。例如根据北大陶然等做的一项研究表明，自1993年后，各省农民总负担增加，而且农民负担的增加主要来自于学费和其他教育支出的增加；贫困地方的农民税外负担比富裕地方要重

4、.农村干群关系紧张，基层组织缺乏战斗力

个别基层干部为显示政绩和索取高额提留，任意夸大农民收入水平，造成部分地区农村农民收入泡沫严重。今年来由于农民收入提高，村干部腐败现象日益加重。加上“三乱”屡禁不止，各种达标、评比、形象工程层出不穷、变本加厉，部分地区农民负担极为沉重，造成农民与基层干部的矛盾日趋激化，部分农村干群关系紧张，影响了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在农村的贯彻落实，增加了农民的不信任感，也必将造成农村社会的不稳定，最终影响和制约中国实现现代化的进程。

二、我国三农问题形成原因

1、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以及由此造成的倾斜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是三农问题的制度因素

三农问题在20世纪90年代愈加凸显，最根本的制度障碍是城乡二元体制的分割。城乡二元分割体制使我国长期以来在国民收入分配方面不合理，这集中反映到我国财政体制与金融体制的城市及工业倾向。我国目前不合理的财政支出体 制使农民负担重、增收困难的制度性因素。首先，目前我国对农业的财政开支仅为2000亿元左右，不到财政总开支的11%，如果扣除农民每年所缴纳的1200亿元税、费，净投入仅800亿元左右，投入明显偏低。其次，在现行的财政体制下，农村承担过重的义务教育费用。自实施义务教育以来，农村义务教育资金的投资比例中，中央政府负担的部分仅为2%，省和地区（包括地级市）的负担部分合计起来也只有11%，县和县级市的负担为9%。而乡镇则负担了全部的78%。在现行体制下，义务教育中的“义务”主要被转嫁给了农村社会和农民，加重了农村和农民负担，从而影响了农村社会经济的发展。

2、税费征收不合理

我国农业税是根据1958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征收的，到现在已有47年，中国农村的情况在28年以前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个条例一直沿用至今而没有改革。《条例》规定农业税的纳税人主体，主要是合作社(后来是生产队)。对农业税征收主体，规定得并不明确，实际上是由人民公社（后来是乡镇人民政府）征收。农村改革以后，农村经营的主体发生了变化，集体组织变成了千万个小农，纳税对象由集体组织的法人变成了人。基层组织包括乡村两级的干部成了农业税的征收主体，都成了向农民要钱的征税人！

3、农民种粮积极性低，缺乏领路人

现在农民种地大都按照以前的种地方式进行，产量低而且浪费材料。每年种粮食的收入除去农药、化肥以及人工费就所剩无几。并且农业劳动强度大，要人每次都要精心照料，但往往一年收入还不如打工挣得多。所以很多人都想出去打工而把农业搁置下。由于农民缺乏领路人，他们不知道市场行情，有人辛辛苦苦种了一年的蔬菜，却由于丰收的时候没人要而滞销。这大大降低了农民种地的积极性。

三、解决三农问题的途径和方法

1、加强政策的科学规划能力，推进政策效力的评价体系，建立起严密有效地政策推动机制。

从历史轨迹看，我们针对三农问题的对策往往是纲领性的，虽有提纲挈领的目标，却没有切实落实到具体方方面面的行为上，以小城镇为例，在宏观政策的指导下，千军万马各自为战，忽视了资源、环境、社会与人的 发展之间的协调，一些城镇规划成了领导体现政绩的工具，不切实际盲目扩大城镇规模，不讲科学地追求高标准等等，这都是政策规划制定、执行、评估、监控过程脱节的表现。因此，注重政策制定的同时还应加强政策的贯彻落实。

2、加大对农业的支持力度

加大财政对农业的扶持力度，通过财政转移支付，进行农业补贴，维护农民利益和生产积极性。加大对农业的技术支持，积极引导农民了解市场行情，给予农民正确的市场指导。加大农业基本建设和农业科技投入，完善农业投入体制。

3、加强对农民的受教育管理，改变重工轻农、重城轻乡的现象

让农民享有平等的就业、特别是受教育的权利和机会。农民贫困与其说是收入贫困不如说是知识贫困。它日益加重了作为弱势群体的农民边缘化的趋势，如果不能从根本上改变目前这种状况，将会进一步加大城乡发展鸿沟，中国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将会更加固化，并最终影响到整个国家未来的发展。如果说，国家准备开始历史欠账对农民进行“补偿”，以解决历史“欠账”问题，那么就因从解决最基本的农民平等受教育的问题做起。

【结束语】 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一直关系到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不论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改革开放以后还是党的十六大以来，“三农”问题一直是我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可见“三农”问题对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重要性。所谓农业丰则基础强，农民富则国家盛，农村稳则国家安，在推进社会主义建设的今天，一定要处理好三农问题，关注农村，关爱农民，积极支持和参与新农村建设，使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成为全党全国人民的共同行动。

“三农”问题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要求，解决“三农”问题是全面建设小康的重大任务，只有发展好农村经济，建设好农民的家园，让农民过上宽裕的生活，才能保证全体人民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才能不断扩大内需和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因此，解决”三农”问题是一项系统工程，又是一项长期、艰巨、复杂的重大历史任务。

第三篇：浅谈我国三农问题

浅谈我国三农问题

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三农问题(农业/农村/农民)”关系到国民素质、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实际上，这是一个从事行业、居住地域和主体身份三位一体的问题，但三者侧重点不一，必须一体化地考虑以上三个问题。“三农问题”是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过渡的必然产物。不管社会如何发展变化，“三农”的基础地位始终不会变，农民的主体地位和作用也会愈加明显。因此，认真研究新时期的农民问题，对于保持农村稳定，推进农业改革，加快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引领农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具有特殊而重要的意义。

一、三农问题的现状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陆学艺认为中国的“三农”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农业问题：总的来说，我国农业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就是已经实现了保证有效供给这个主要目的。但他同时指出，农业问题并没有一劳永逸地从根本上解决，考虑到土地，水资源短缺，农业生态环境恶化，水利等其他基础设施不理想，抗灾能力不强，农业科技系统不健全，农业产前产后服务体系没有建立起来等诸多不稳定因素，主要靠千家万户的小农经济生产，生产效率和商品率低下的现状离现代化农业目标还相差甚远。

2、作为“三农”核心的农民问题的现状主要表现在：我国农民人口众多，至今我国仍有9亿多农民；农民仍然贫苦的，收入来源少，负担沉重；职业分化速度加快，收入分化同样很严重，并且差距逐渐拉大，贫困农民和徘徊在温饱线上的农民绝对值仍然很大；农民太弱，农民赖以生存发展的土地经营权得不到保护，诸多的不公正待遇无处抗诉。

3、农村问题主要集中在农村基层的政权架构上不在适合小农生产格局，也就是农村的上层建筑不在适应农村的经济基础，农民负担重，干群关系紧张导致农村社会不稳定。陆学艺对“三农”现状问题的分析是很全面的，一言以蔽之，“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

1、贫富差距加大，农民收入低

改革开放初期，农民的收入增长较快，一部分农民脱离了贫困。但是，进入90年代中期以后，农民增收乏力，贫富差距逐渐加大。贫富差距加大主要体现在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据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系统对31个省份所属32个县市的2万多个农村家庭调查，低收入（年均纯收入1千元以下）和中收入（年均纯收入1000－1999元）组占到54.2％，这部分人是21世纪中国的贫下中农；按世界银行的测定标准，中国绝大多数贫困人口是在农村。

2、干群矛盾难以缓和

一般中西部农村生活条件艰苦，农民的生活条件几乎才刚刚达到温饱线上，然而生活必需品以及生产必需品的价格日益高涨，农民不仅要承担着农村的艰苦生活还要承受着城市人一样的物价压力。这种城乡巨大差距使得农民心中产生了巨大的抗拒心态，而且在农村个体之间的差异也随着基础条件的差异日益加大。许多担任村委会干部的人生活条件日益优越，其集缘于村委会干部的身份。这种个体差距激发干群矛盾，导致恶性事件和群体事件。与此同时，农村干部贪污腐败问题日益严重，甚至出现了农村干部当土皇帝的怪象。2011年10月14日汉中市略阳县村委会干部以及镇政府两名干部轮流嫖宿12岁幼女，这种只有在封建旧社会出现的“没人性”的事件竟然出现在社会主义社会中，这不能不说是我们农村干部人性的缺失，更加暴露出农村地区的村镇干部所存在的问题足以激起巨大的民愤民怨，党干部在农村的自身腐败问题是农村频频出现群体事件的导火索。

3、农村人才缺失，影响村民自治效果发挥

改革开放以后，高校招生规模逐渐扩大，农村精英高考升学越来越多，这些人基本上不再返回农村。而个体经济发展也使得很多农村精英离开了本地，外出淘金。特别是1995年以后，进城打工农民剧增，对农村自治人才是一个最大考验。据资料分析，我国从农村流出的农民工在12000万左右，流出的农民相对而言是农村文化水平较高，年纪较轻，观念

较新的人群。大量的农民外流，使得农村自治人才缺失，农村干部的素质普遍偏低。

农村人才的流失，不仅导致了农村干部的素质普遍偏低，还导致了农民的民主权利无法得到有效实施。村民委员会作为村民直接选举的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自治组织，需要以现代公民意识的村民来选举、监督，对于违背村民利益的村委会成员，村民要充分利用法律赋予的权利，予以罢免。然而，很多农村由于外出青壮年太多，留在当地的主要是老人、妇女、儿童，因而对于村委会成员的监督很难到位，一些地方甚至出现了民选的“村官”反过来为非作歹，欺压百姓的情况

二、解决三农问题的建议

第一，要持久深入的分析三农内部的根本性矛盾，力求找出三农内部的政策发力点。

无论我们转移多少农村剩余劳动力，给予农村部门多少补贴，都不能代替农村自身的发展，因此我们应找出农村经济具有先天分散性的与城市经济发展条件不一样的这一现实，将一切政策效力的原点立足于人的保障和发展上。解除一切可以解除的农业和农民的经济负担，长期坚持以资金投入为主的政策性支持。

第二，加强政策的科学规划能力，推进政策效力的贯彻，建立起严密有效地政策推动机制。

从历史轨迹看，我们针对三农问题的对策往往是纲领性的，虽有提纲挈领的目标，却没有切实落实到具体方方面面的行为上，以小城镇为例，在宏观政策的指导下，千军万马各自为战，忽视了资源、环境、社会与人的发展之间的协调，一些城镇规划成了领导体现政绩的工具，不切实际盲目扩大城镇规模，不讲科学地追求高标准等等，这都是政策规划制定、执行、评估、监控过程脱节的表现。因此，注重政策制定的同时还应加强政策的贯彻落实。

第三、三农问题的核心关键是农民。只有全力解决好农民的切身利益问题才是解决整个三农问题的核心基础。农民问题错综复杂，解决的切入点就是搞好权利和经济利益：在政治上，充分尊重民主权利；在经济上，充分尊重市场规律。为此，在工作中应着重把握和解决好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农业政策问题。一是土地政策。土地是农民赖以生存的根基，土地问题是“三农”的核心，事关农民的根本利益。侵害农民土地权益，将直接损害农民的切身利益，直接影响农民的就业和生产生活保障，直接影响农村的稳定和农业的发展。因此，按照《农村土地承包法》之规定，依法保障农民在土地流转中的主体地位和自主决策权，切实维护农民土地承包权益。二是集体财务管理政策。农村财务问题既是农民关注的焦点问题，也是引起农民集体上访的主要导火索。搞好农村集体财务管理，对于密切干群关系，保持农村稳定，促进农村经济稳步发展，将产生十分重要的积极作用。

2、农民自主权问题。对农民来说，自主权是最切实的民主权利。从我国农村改革的成功实践来看，最基本的经验就是充分尊重了农民的自主权，放活了农民的生产经营权。我们要始终坚信，农民有能力办好自己的事情，应让农民自主决策。政府的责任是为农民提供政策指导、市场信息和技术服务，政府的引导和服务要尊重农民意愿、尊重农民生产经营自主权。

3、加大对农村干部指导工作，全面提升农村干部的素质，向农村地区政策支援注入新鲜的人才资源。加强对农村集体财务，村镇干部个人作风等各方面的监督，建立健全有效的农村监督体制。

4、农民民主权利问题。保障农民的民主权利，必须坚持和完善“村民自治”，按照《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规定，充分发挥村民委员会在管理社会事务、开展精神文明建设和民主法制建设等方面的作用，依靠农民的力量形成良好的农村社会风气和社会秩序。中国的许多成功经验都是尊重农民创造精神的结果，比如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乡镇企业等．我们要允许和鼓励农民，大胆试验和探索新形势下的农业经营机制和农村管理办法，各级干部帮助加工、总结，逐步提高和规范。

第四篇：解决我国三农问题

如何解决我国三农问题

学号

TEL

背景分析

众所周知，我国的三农问题是指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农民问题主要表现为农民收入连续多年增长缓慢，城乡居民经济收入差距以及农民之间的收入差距扩大。但是直到2004年中央出台关于增加农民收入的一号文件之前，农民的收入一直在缓慢增长，农民的货币收入多年没有明显的增长。农民的养老保险、社会医疗、等社会福利保障措施的缺乏导致农民从事非农产业的积极性受到制约，农民的消费需求也因此受到限制。从政治层面上看，这些都成为实现中国农村社会稳定的隐患。

农村问题主要表现在农村基础设施条件长期由于建设、维护投入不足而恶化。由于包产到户以及乡镇企业衰落以后，导致大部分农村基层组织缺乏充分的集体经济支撑，有些基层组织组织软弱涣散，党对有些农村的领导出现缺位。大多数农村文化事业匮乏，原有的许多政府支持农村文化事业的做法由于体制的改变或者消失或者供给严重不足，导致赌博、封建迷信等与社会主义文化事业不能完全相符的东西乘虚而入。

农业问题表现在由于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和土地经营权确权以后，在当前的政策体系框架下，土地经营权流转市场的缺乏成为限制农业实现规模化经营的瓶颈。农业在大多数农村还停留在一家一户小型农户经营的状态。农田水利、林业隔离带等配套设施由于多年缺乏建设和维护，出现毁损或破坏，直接影响到农业生产率。

为了解决我国的三农问题，从2004年开始至今，党中央每年都把解决三农问题作为当年工作的重中之重，每年都围绕三农出台了一系列一号文件。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主要讨论了农村改革问题。会议出台的《决定》提出，要赋予农民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土地问题是“三农”问题的核心，维护好农民土地承包权益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一项“民心工程”。让农民拥有长期稳定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是对农民最大的“多予”；保证农民享有充分的土地收益，是对农民最实的“少取”；放手让农民自主经营，是对农民最好的“放活”。要坚持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不动摇，进一步稳定和完善农村土地承包关系，健全在依法自愿有偿基础上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机制，切实保障农民土地承包的经营权、收益权、流转权。特别是要进一步完善农村土地征占制度，依法规范征地程序，健全对被征地农民的补偿办法，提高补偿标准，并搞好被征地农民的社会保障。

十七届三中全会将对我国农村改革有重要意义。会议进一步明确了农民要拥有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经营权和对于土地经营权的买卖收益权。财政将加大支持农村改革的力度，并且要把刺激农村经济作为一项重要工作。建设现代农业体系将是政府支持三农的重点。

应该看到，党中央出台的一系列一号文件涉及到了三农工作的方方面面。要达到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的目标，在我国当前面临增长趋缓、财政收入预期增长减少的宏观经济形式下，各级政府在支持三农的实际工作中需要有所侧重，不能四面出击。政府在选择支持三农重点时，首先不能脱离我国当前的实际情况；第二，需要进一步处理好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第三，需要针对农民的需求出台相应的政策，以做到有的放矢，提高有限公共资源的使用效率。

我国当前农村的实际情况是，土地所有权已经实现了部分的私有化。土地是一种特殊的商品，即使资本主义国家的土地，虽然表面上属于地主阶层，但实际上最终的所有者是国家。

资本主义国家在需要地主的土地时，通常采取的方式是买卖，但是这个买卖地主是没有讨价还价余地的，因为单个的地主相比国家机器仍然是弱势的，只能是价格的接受者。我国通过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际上是部分的实现了土地私有化——土地的经营权私有化了。这样就可以在保障国家对于土地所有权的基础上，调动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这是我国当前土地所有权的实际情况，也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出发点。

第二，我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础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里的市场经济前面有社会主义四个字，不应该被忽视。正是由于是社会主义，因此对于三农而言，国家对于农村土地的所有权是不能改变的。此次金融危机虽然已经殃及全球大多数国家，但是对我国的影响可能只是经济增长速度变缓而已，中国社会稳定不会受到多大的影响，原因也在于由于农民只是部分拥有的土地私有产权——土地经营权，并且土地经营权的市场化程度也不是很高，于是大批失业的农民工就可以回到土地上去，虽然其货币收入肯定会减少，但是农民的生产应该有起码的保障，于是占中国社会大多数的农民，其生存能够得到保障，从而保障了中国社会的稳定。

第三，当前农民面临的最迫切的需求是什么。可能有人要说那还用问，肯定是农民收入太低！这实际上是一个现象而不是原因，不能因为农民收入低政府就直接给农民发钱，那样农民消费以后还是个穷人。实际上农民收入低的原因在于农村市场经济的发育尚未完善。有些地方政府还是计划经济体制的思路，号召农民种某种品种，但是由于市场需求有限，反而出现农民丰收后，相互竞价销售，导致利润空间被过分挤压，甚至亏损。

本人认为，根据农业和农产品的特点，如果说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是增加农民收入，那么政府帮助农民增加收入最有效的办法应该是通过制度创新，提高农民进入市场的竞争力，增加从事第一产业农民的收入。农业生产和原始农产品的供给具有周期性、同质性、低附加值、高自然风险等特征，如果农业生产仍然停留在小农经济的规模，农民每年到了丰收时节，将会面对有限的需求而相互展开价格战，导致农业生产增产不增收。同时许多自然灾后也会每年导致一些小农破产，陷入贫困。如果政府能够推动农业合作化，把生产同类农产品的广大小农户组织起来实现大规模生产，并且由财政补助，通过支持农业合作化发展农业保险，降低自然灾害对于农业生产的负面影响，从事第一产业农民的收入状况将得到根本的改观，三农问题也就能够从源头上得到解决了。

解决措施

农业保险是指专为农业生产者在从事种植业和养殖业生产过程中，对遭受自然灾害和意外事故所造成的经济损失提供保障的一种保险。2003年3月1日开始施行的农业法第四十六条指出，“国家建立和完善农业保险制度。国家逐步建立和完善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鼓励和扶持农民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建立为农业生产经营活动服务的互助合作保险组织，鼓励商业性保险公司开展农业保险业务。农业保险实行自愿原则。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强制农民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参加农业保险。”

实行农业保险可以通过农民专业合作组织，也可以通过商业性保险公司。我国正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特征表现在农业上，不应该停留在当前家庭联产承包的现状上，而是应该鼓励发展农业合作化生产。这里的农业合作化不同与我国改革开放前实行的人民公社。人民公社体制下的农业合作，农民被完全剥夺了从事农业生产的主动权，成为靠挣工分

为生的农业工人。这种合作体制虽然为我国工业化过程迅速实现了资本积累，但是由于农民没有任何产权并且在大锅饭体制下，缺乏提高农业生产率的积极性，我国也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下实行的农业合作，将是以农民对于土地享有完全的有保障的土地经营权为基础，本着互助协作、进退自由的原则，形成的外市场内计划的合作关系。合作社根据市场需求和价格信号，确定当年合作社的总产量和每位社员的生产配额，合作社与社员之间通过合同的方式，在社员开始农业生产之前就已经基本保证了农产品的销路和价格，同时为广大社员提供生产信息服务和技术支持，并组织对于社员的培训。这样农业市场的价格风险和生产的周期性就被极大程度的降低了。

为了降低农业生产的自然风险，就有必要引入农业保险，政府通过支持农业互助保险的方式，帮助农民减少投保负担，降低自然灾害对于农业生产的影响。某个社员发生农业风险以后，可以通过其他社员缴纳和政府补贴的保费，对于受灾农户实行赔付，把单个农户需要面临的自然风险转化为合作社、政府共同负担的社会风险，于是农业生产靠天吃饭的命运就可以得到根本的改变。如果当年的保费收入出现剩余，可以作为合作社的风险准备金，转入下年滚动增长。合作社还可以为广大社员办理大灾风险准备金和再保险业务，为农业生产抵御自然风险提供多层次多渠道的保证。

通过形成这样一个建立在明确产权界定（土地经营权）基础上的农业合作化生产加互助农业保险的制度创新，就可以把农业生产的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化解到最低限度，使得从事第一产业农民的生产走上社会化、规模化和自然风险最小化的轨道，我国的三农问题就可以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第五篇：我国人口老化、三农问题与经济社会发展

参考文献：［1］郭志刚.我国人口老化、三农问题与经济社会发展［EB/0L］.中国人口与经济发展研讨会简报之二，2006-2-5.我国人口老化、三农问题与经济社会发展

2005年12月24日，“中国人口与经济发展——经济学家谈人口问题”研讨会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举行。会议探讨了我国人口未来的变化趋势及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本期简报报道第二场专题“我国人口老化、三农问题与经济社会发展”研讨内容。

我国1990年代以来生育水平及其未来影响

人口统计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每年公布的人口抽样调查，国家计生委1993年的生育率调查，1997年和2001年调查。三个调查基本说明，生育率在90年代持续下降。根据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估算，总和生育率从1990年较高水平下降到2000年的1.23。分孩次看，一孩总和生育率，下降较小；二孩和三孩总和生育率在90年代不断下降，三孩总和生育率已降到很低水平。考虑更长时期，终生生育率从70年代的六个孩子下降到80年代初二点几的水平；80年代没有明显下降；90年代出现新一轮下降。

生育率下降受到婚育年龄影响，生育年龄推迟会使生育率在一定时期内下降。如果不划分孩次，90年代的生育年龄变化不大。如果划分孩次，一孩、二孩、三孩的生育年龄都有所上升。把生育年龄推迟对总和生育率的影响剔除出去，计算出的总和生育率是对终生生育率的一种估计，我们称作“去进度效应的总和生育率”。调整后的总和生育率比按常规方法算出来的总和生育率偏高0.2-0.3。调整后2000年的总和生育率由1.25上升至1.6左右。

进行地区间比较，生育率水平较低的地区主要包括，北京、天津、上海和一些省会城市，以及全省（包括农村）实行独生子女政策的江苏和四川。我国的生育政策根据各地情况因地制宜，不是统一的一胎化政策。东部较严，中西部较松，西部少数民族地区较多，一些地方甚至没有生育政策。

现行生育政策分为一孩政策（独生子女政策），一孩半政策（第一个孩子是女孩可以生第二胎），二孩政策（主要在不太发达的农村地区），以及三孩政策（少数民族地区）。不同生育政策人口比例是：一孩政策三分之一以上，一孩半政策50%以上，二孩政策约10%，三孩政策比例很小。把一孩半政策平分，一半生一个，一半生两个。最后得出生育一孩的人口占63%，二孩占三分之一以上，三孩忽略不计。全国平均生育1.47个小孩。

如果以1990年人口普查为基数，假定总和生育率从90年代初的二点几下降到2005年政策要求的1.47，模拟得出2000年总人口为12.67亿，高于人口普查数据。按照正式公布的2000年1.8的总和生育率（而不是1.6）计算会更高，少儿人口比例也会增加。

人口政策可以选择不同方案。下限方案是现行生育政策长期不变，其中考虑双独夫妇（夫妇双方都是独生子女）的开放；上限方案是一步到位允许所有夫妇生两个孩子。中间可以有多种方案选择不同条件逐步开放二孩。

现行生育政策长期不变最平稳，总人口数最低；一步开放危险较大，2005年出生人口从1400万上升到3300万，人口最高处超过16亿。老龄化水平，到2070年，一步开放政策65岁以上老人比例较低，不到20%；现行政策不变这一比例较高，达到28%。60岁妇女中只生一个小孩的比例，现行政策不变将超过50%；一步开放政策会比较低。劳动年龄人口，一步开放政策将先上升再下降；现行政策维持不变，会急剧下降，二十几年减少两亿。

一步开放会出现出生危机，总人口过多。现行政策长期不变会在其他方面带来风险，比如劳动年龄人口下降速度过快、老龄化速度过快、独生子女家庭过多。因此需要有一个过渡期，从经济学和社会学角度

比较分析，进行详细的调查研究和试点。现行生育政策虽然已考虑开放双独甚至单独生二孩，但不足以完成整个过渡，还需要有中间的衔接过程。

农村发展、劳工迁移与社会保障

樊纲（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

三农问题的本质是农民的问题，出路是将绝大多数的农民转移出来，这是现代化和经济发展的基础。中国需要把农业劳动人口减少到10%以下，韩国目前低于10%，日本5%，美国1.7%，法国2.3%。目前的社保制度下，农民不参保，只有进了城市、工业、非农产业，才能够进入社保（尽管农村有一些合作制的社保）。农村向非农产业转移的是年轻人，这意味着人口老化，而社保体系可能年轻化。按照14亿人口高峰计算，农业人口降至10%需要转移2-2.5亿农村人口。目前非农就业每年新增900-1000万，其中300-400万来自城市，农村只有600-700万，按照这个速度，至少需要二三十年。

而现在的关键问题是进了城的农民尚没有加入社保，成为老龄化的核心问题。进城农民的流动性很强，社保体制的统筹率很低，农民加入社保后无法带走，缺少动机加入社保。因此农民工加入社保比重很低，造成两个问题，一是他们自己的养老，二是社保体制没人付费。所以现在的首要问题是，提高统筹程度的同时，实行一些过度办法，尽可能使新进城的农民工加入社保，对农民工的未来和整个体系都有好处。

另一个问题是农村留下的老年人的养老问题。一方面需要通过继续宣扬民族文化，鼓励农民工进城后将部分资金转移到农村，另一方面需要政府投入，实行农村养老合作等。其他政策问题包括，如何让失地农民拿土地补偿的一部分买社保，创造商业保险模式、保险政策、保险产品，让进城的农民工为父母购买点商业保险等。

三农问题之所以被社会关注，是因为农民收入水平增长太低，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拉大。中国目前的收入格局是倒丁字形，80%劳动者属于低收入阶层。其中的一半已经从农村转移出来成为蓝领工人，平均年工资8000元左右；另一半是现在的农民，年收入平均3000元左右。GDP增长主要体现为20%人的收入增长，民工和农民的收入增长缓慢，只有由农民转移到非农产业才从3000元涨到8000元。由于30%的劳动力等着从农村转移出来，劳动市场的竞争压力使这部分人工资不能增长。只有实现充分就业，这部分人的工资才能上涨。农村人口转移到10%以下还需要二三十年时间，如果是16亿人口，就需要更长时间。

如果依靠人口红利增长，社会矛盾不能解决，社会收入分配差距不能逆转，会有比较大的风险。国际上拉美、印度因为收入差距太大，出现各种补贴、社会运动、财政赤字、外债、通货膨胀、金融危机，使经济陷入停滞。与此相比，失去人口红利的风险相对较小。在老龄化和充分就业之间进行选择，宁可要老龄化的问题，而不要不充分就业的问题。

人口老化、二孩晚育政策软着陆与经济社会发展

曾毅（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2000年总和生育率是1.22，如果加上25%的漏报，实际是1.62。如果长期保持现行政策不变，假设2012年后失去生育年龄上升的效应，总和生育率将提高到1.7。二胎晚育软着陆方案假定平稳过渡到2012年，城镇终身生育率是1.8，农村2.27。

长期保持现行政策不变，总人口2050年12.6亿；二胎晚育软着陆在2050年总人口是14.6亿。长期保持现行政策不变，2025年将达到14.05亿的峰值；二孩晚育软着陆晚一点，2038年达到14.8亿的峰值。长期保持现行政策不变，2050年后人口增长速度是负的1-1.3%。

保持现行政策不变，老年人口比例和独居老人比例比二孩晚育软着陆都高得多，差距在2030年后急剧拉大。保持现行政策不变，65岁老人2050年占28%，2080年占38.6%，80岁以上老人占9%和17.6%。过高的高龄老人和独居老人比例会对社会产生负面影响，所以应该向二孩晚育平稳过渡。

两个方案的劳动年龄人口2030年后差别很大。长期保持现行生育政策不变，2030到2080年间，劳动年龄人口每10年减少1亿；二孩晚育软着陆在2030，2050，2080分别多2600万，1亿和2.74亿。劳动年龄人口急剧下降可能不是好事，劳动年龄人口过多会增加就业压力，这里面关系，请各位经济学家和人口学家一起探讨。

一孩半政策地区的出生性别比是124，二孩政策地区出生性别比是109。一孩半政策实际上产生一种心理暗示导向作用，导致了性别失衡；而二胎晚育软着陆不存在这种心理导向和负面影响。两种方案20-49岁婚龄女性与婚龄男性的比例的差异非常大，长期保持现行政策不变，会带来很多社会问题。

现行政策不变方案在2030年到2050年2080年的总人口比二孩晚育软着陆少7840万，1.96亿和4.2亿，减少的人口基本上都是劳动力资源，只有2060年后，减少的人口中才有一小部分是老年人口。长期保持现行政策不变将导致劳力资源每十年减少1亿，是不可取的。

由于政府需要花费巨额财政支出对农村计划生育户进行养老补助，如果保持现行政策不变，这项财政支出将大幅度增加。如果实行二孩晚育软着陆，这项财政支出2021年达到72亿峰值后迅速下降，2050年几乎为零。假定计划生育户每年领取的600元养老金不变，保持现行政策不变比二孩晚育软着陆多支出5千亿。随着生活水平提高，补贴标准提高，财政支出会大大超过5千亿。

现行政策中，农村独女户生二孩和双独或单独夫妇生二孩的方案作为临时的过渡措施尚可，但作为长期政策调整方案会产生一些问题。农村独女户生二孩会产生心理暗示作用，男孩价值等于女孩两倍，使性别比升高。生二孩需要指标，可能会出现抢指标甚至假证明。双独单独夫妇需要抚养四个父母和两个小孩，抚养比是3：1。非双独非单独夫妇只让生一个小孩抚养两个老年父母，抚养比是1.5。存在公平问题。城镇双独单独绝大部分是城镇老住户，非双独非单独多是农村迁进来的新住户，现行政策可能会人为强化社会分层，老住户间通婚，新住户间通婚。由于与非双独单独子女结婚不能生二孩，有可能产生家庭矛盾。

评论

于学军（国家人口计生委政法司）

郭志刚教授从人口发展前景比较不同方案，倾向于人口政策的调整。我国人口发展，惯性大，周期长，具有不可逆性，因此人口政策规划要有前瞻性。以前过于强调人口过多的负面效应，对人口的比较优势和减少人口负面影响研究不够。

樊纲教授从社会公平角度论证不需要太多人口，提出解决农民工问题尤其是社会保障以及劳动力转移对于经济发展的作用。解决农民工问题，让农民从农村转移出去，是解决人口问题和三农问题的有效途径，促进人力资源合理配置。这一工作既要靠政府，也要靠市场。市场信号告诉人们去哪儿，政府为人口流动创造环境，让人们去该去的地方。

曾毅教授详实地论证了不同政策的后果，提出抓紧落实两孩晚育政策。说明任何公共政策都有利有弊，决策者要用最小的代价换最大的利益，时刻关注政策的效应，根据不断变化的情况进行政策调整。

人口老龄化程度主要取决于三个因素：生育水平，预期寿命和人口迁移。国际移民忽略不计；国内的人口迁移不改变整个国家的老龄化程度；人均预期寿命越高越好，但人均预期寿命提高会加深人口老龄化；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唯一可以调控的变量，就是多生孩子。不同政策方案，人口峰值相差1-2亿。

大家对与人口问题的讨论主要包括四个问题：多生1-2亿人口缓解人口老龄化有多方面代价，包括环境压力、经济发展、就业、社会保障、社会公平等，殊轻殊重；如果社会保障体系不变，多生1-2亿人能否有效缓解人口老龄化带来的风险；假设调控多生1-2亿孩子，会是谁生的，生在哪里，是否受到良好的教育，是否能够就业；人们是否意愿多生1-2亿。

过去中国生育水平下降，主要靠计划生育。今天生育水平下降，有更多的非计划生育因素，包括人们生育观念转变，婚育年龄上升，人口加速流动，城市化加快，生活水平提高，孩子抚养成本快速上升，效益下降，结婚人口比例下降，离婚率上升，竞争压力不断加大，不孕不育比例增加。

人口问题包括：生育问题、结构问题，素质问题和分布问题。我国目前已经进入到低生育水平，且下降趋势并未停止，生育水平问题的重要性逐渐下降，人口素质、人口结构和人口分布问题才是大问题。

自由讨论

樊纲（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

未来劳动力减少实现充分就业以后，我国的比较优势也不会完全丧失。如果2030年14亿人口充分就业，我国人均GDP是5-6千美元，与国际上是4万美元还有差距。下阶段发展应当靠提高生产率支撑经济增长及养老。

邬沧萍（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

政府面临三个困难：老龄化问题，失业问题，还有中国的继续发展问题。就业问题比老龄化问题更为严重。解决失业问题，也是解决老龄问题。现在社会保障的重点应放在中青年农民工和城市人口，解决他们的就业，对老年人也有好处。

赵耀晖（北京大学经济研究中心）：

拉美国家出现不稳定，和人口出生率是否存在相关关系，人口多的国家，失业率不一定高。人口政策如果放松，增加的是相对高技能的人，因为原来的独生子女主要分布在城市和较发达的农村地区。用农民工参与社会保障解决城市社会保障，同时再负担自己家里的父母，是不公平的。

樊纲（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

拉美、印度、菲律宾这些掉进陷阱的国家都是人口增长太快的国家。人口政策放松，首先增加的不是城市人口，而是教育水平不够的人口。让农民工承担两部分人确实不公平，但是假定在农村设立基金，与城市划分开，问题更大。

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与经济发展

中国网 | 时间：2006 年2 月5 日 | 文章来源：光明观察

中国人口与经济发展研讨会简报之三

2005年12月24日，“中国人口与经济发展——经济学家谈人口问题”研讨会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举行。会议探讨了我国未来人口变化趋势及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我们分四期简报报道研讨会内容，本期简报报道第三场专题“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与经济发展”讨论内容。

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的我国农村的养老保险探索

刘从龙（中国劳动部农业司）

中国存在城乡的二元结构，城乡差别超过3:1，如果加上城镇的社会保障和各种价格补贴，达到5:1或6:1。由于农产品受自然灾害和市场两方面的影响，农民收入不稳定，尽管免交农业税，由于农业资产资料和农药化肥涨价抵消了。我国农村老龄化的速度非常快，受计划生育和农村人口城镇化两方面影响，农村的老龄化比城镇高出1-2%。农民收入中土地收入只占1/3，主要收入依靠打工。由于家庭小型化和年轻劳动力向城镇转移，年轻一代和老一代之间的经济联系减弱，家庭养老功能不断弱化。

我国80年代中开始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到2004年底在1887个县不同程度地展开。尽管覆盖面广，参保农民数量少，目前约5400万。1997年曾经达到8000万，但受多种因素影响，一些农民退保了。基金总量不断增长，目前为260亿。205万农民已经领取养老金，2004年支付保险金20亿左右。

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和城镇不同。筹资方式以农民个人缴费为主，集体给部分补助，国家给政策扶持（城镇以企业缴费为主）。但事实上，国家政策扶持在大多数地方没有落实好。管理方面，农村养老保险完全采取个人账户制，个人缴费和集体补助全部记在个人名下（城镇采取部分集体统筹部分个人账户），以县为单位进行核算。发放养老金时，根据个人账户积累金额和运行收益确定发放标准（城镇有一个固定的替代率）。工作方法以政府组织引导与农民自愿相结合，不是强制实行。

对目前工作开展情况举几个例子。山东省烟台市是最早开展农村养老保障的地区，98%农民参保，基本上每年缴费一次，金额从最初的20-30元钱增加到现在的300元钱，已积累基金16亿，有14万农民领取养老金，人均月领取80元。江苏省苏州市在经济较发达的苏南地区，政府对农民进行补贴，金额达到农民缴费的50%，实行统筹和个人账户结合。北京市今年决定每年拿出5000万财政支持农民参保，大兴区每年拿出1400万。

不发达的地区中，安徽省霍山县是国家级贫困县，政府对农民养老基金给予2%的利率补贴。新疆自治区的呼图壁县，农民参保后可以用缴费证办理小额抵押贷款。因为农村房屋和耕地不能抵押，用保险证进行抵押可以解决农民小额贷款的抵押问题。操作上通过银行办理，到现在为止八年多来没有发生过一笔不良贷款。

农村养老保障还存在很多问题。土地收入占农民收入比重非常低，农民只有土地使用权，没有所有权，老的时候不能把土地卖掉。而且农民年老后失去劳动能力，有土地也不能得到保障。土地并不能解决农民的养老问题。目前的社会保障体系中没有农民保险，是不完善的体系。商业保险等设想仍需要具体规划。政府对农村养老保险应给予必要的财政支持，财政收入中应该有农民的份。基金安全渠道需要进一步拓宽，解决基金增值而不能丢失。

下一步工作思路主要以经济发达和城镇化较快的地区为重点，以非农就业和收入稳定的农民和重点群体，推进农村养老保险制度。需要解决的包括两个重要群体：被征地农民和农民工。全国有4000多万被征地农民，无地、无业、无创业资金，生活非常艰难。农民工的养老保险应该适应农民工特点能够带走，而不像现在每退保一次蒙受很大损失，也不是以农民工补贴城镇。

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若干东亚经济的作用

王德文（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

东亚奇迹不仅收入水平大幅增长，整个社会也得到了发展。早期发展经济学家把人口和资源作为经济体系中的重要变量。人越多，消费的资源和环境越多，从而产生悲观的看法，出现马尔萨斯贫困陷阱。如果按照早期发展理念，应该在非洲这样人口稀少的国家获得经济的奇迹；而事实上发生奇迹的恰恰是人均资源相对贫乏的东亚地区。

日本经济在二战后迅速恢复并高速增长，人均GDP在70年代中期赶上美国。亚洲四小龙经济也迅速增长，目前新加坡和香港人均GDP是美国的50%，台湾和韩国30%左右（中国正处在这些经济60年代的水平）。人均预期寿命也大幅提高，人类发展指数得到很大改善。

芝加哥的杨（Young）对亚洲四小龙进行研究后，认为它们的奇迹完全是依靠高投入，包括劳动力的大量投入，人均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以及投资的大幅增加。同时他强调劳动力在部门间的重新配置，非农和制造业就业都得到快速增长。把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增长进行分解后，来自于全要素生产力的增长，与同期的拉美国家和OECD国家比较没有太大区别。

克鲁格曼（Krugman）引用了杨（Young）的资料并自己对亚洲的观察，认为四小龙和日本存在区别，日本人均GDP的水平已经超过了美国，而亚洲四小龙还不到美国50%，日本实际上有很大的技术创新，在高速经济增长过程中实现全要素生产率的较高增长，而亚洲四小龙没有。

世界银行对亚洲经济的全面回顾强调，在这一过程中，政府和市场的相互作用促进了亚洲经济奇迹的发生。一方面存在高积累，另一方面通过选择相应的发展战略，采取好的政策，而实现经济高速增长。

从人口学角度，东亚奇迹发生于人口快速转型时期。林毅夫教授用收入水平作为外生变量解释人口变化；人口经济学家也用人口作为解释变量，衡量人口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人口转变带来人口红利，包括劳动力的增加和人均受教育水平提高。

东亚经济高速增长时期，人口扶养比大幅下降，人口老龄化的速度快于发达国家。东亚经济选择了符合比较优势的出口导向战略，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参与国际竞争，贸易依存度大幅提升。经济快速增长产生大量劳动力需求，创造大量就业机会。出生率非常高，失业率很低。储蓄率大幅上升，人均资本拥有量迅速上升，体现为高投入。同时重视人力资本积累，一方面改进教育、健康医疗措施，另一方面有劳动力政策支持。劳动年龄人口受教育水平大幅度改善，文盲率大幅度下降。

生育率下降使得人口老龄化。以日本为例，老龄化速度非常快，劳动力数量和劳动力参与率均出现大幅下降。人口老龄化带来一些问题。日本70年代建立了现收现付养老体系，由于人口转变产生了养老金账户危机，并引发财政危机，很大程度上造成了90年代后日本经济低迷增长。

人口既是消费者来，也是生产者，人口转变通过生产和消费两个方面和宏观经济相互影响。人口转变中获得的人口红利是一次性的，人口老龄化必然会到来，应该为此做好准备。

中国人口转变对经济增长的长远影响

左学金（上海社会科学院）

我国的生育控制政策是一个非常态的政策。如果没有非常强烈的理由，应该恢复到常态。我国的生育率已经降低到更替生育水平以下，今后人口老龄化会比较严重，应考虑对生育政策做适当的调整。

我国制定人口政策的背景是短缺经济，当时希望通过减少生育来减少消费、增加储蓄和投资，从而加快经济增长。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宏观经济环境已发生根本性变化，我国从短缺经济转变为过剩经济，宏观政策重要目标是增加内需尤其是消费，现在决定生产的不是供给能力，而是需求的多少。今后一二十年，我国可能会面临劳动密集型产业从中国转移出去的局面，产业结构需要进行升级，不然经济将停滞。

人口学的重点应当放在人口质量上，增加人力资本投资。中国对教育和公共卫生的投资占GDP比重低于很多经济发展程度相当的国家，政府要发挥更多作用。并要鼓励公平竞争，创立一个鼓励研发和创新的制度环境。

人口下降就业率的影响不确定。一方面劳动力供给减少会提高就业率；另一方面消费需求下降造成劳动力需求减少。短期内多生孩子不会对就业产生压力；却会制造很多需求，中国人都愿意为孩子花钱。世界上出生率最低是欧洲和日本，欧洲失业率较高，日本失业率虽低，却在上升。低生育率不一定带来高就业率。国内低生育率的地区也不一定是高就业率的地区，上海人口多年负增长，失业率大约11.9%，在全国前列。

老龄化对消费需求的影响有两种解释。根据生命周期理论，青少年时期提取储蓄，成年后成为储蓄者，老年后再度成为提取者。因此，老年人越多消费越多。按照理性预期理论，中青年看到社会养老保险不可靠会增加储蓄，日本的情况就是这样。因此，老龄化程度越高储蓄率越高。

中国进入老龄化以后储蓄率没有下降，目前超过40%。中国家庭调查表明，城乡家庭储蓄的主要动机是养老保障和子女教育。社会保障是社会储蓄一个非常强烈的动机。日本也是如此，尽管采取各种措施，消费始终推不动。如果经济增长靠需求推动，没有需求就不能增长，今后老龄化将不利于经济增长。

人口结构对技术进步没有决定作用，芬兰人口非常老龄化，科技创新能力却在世界前列。老龄化对养老保障的影响是确定的。如果替代率不变，不缩减退休职工的福利，养老保险的缴费率和赡养率成正比。医疗费用的上涨和老龄化是相关的，上海非常明显。缺乏足够的养老保险资金不利于资本市场的发育，美国风险基金的50%来自养老基金。

对城市化的影响分两方面。移民的主体是年轻人，年轻人减少可能减慢城市化进程。移民减少，城市可能出现劳动力短缺（珠江三角洲地区已经出现）。目前城市对外来劳动力进入有一些障碍，这些障碍可能是内生于劳动力供过于求的制度安排。如果劳动力供给增加，这些制度可能会改变，城市可能会更欢迎农村人口进入。从这个角度看，老龄化可能会促进农村人口向城镇迁移，减小城乡差别。政策上建议逐步放宽生二胎逐渐恢复常态，重点放在提高人口素质上，着重考虑农村人口的老龄保障问题。

自由讨论

王国强（国家计生委）：

我国70年代以来开展的人口计划生育工作，所取得的成绩不容置疑。人口和计划生育的贡献和改革开放的贡献是相提并论的。人口政策不等同于生育政策。中国的人口问题不只是生育数量问题，还有人口素质、结构和迁移问题，人口政策是所有人口问题的政策。

1981年全国人大五届四次会议第一次提出我国的人口政策，是“限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经过20多年，我国人口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需要进一步完善人口政策。我建议把人口政策扩展为“稳定低生育水平，提高人口素质，改善人口结构，合理人口分布，开发人力资源”，应对当前遇到的人口问题。

中国的人口生育政策预测2010年把人口总量控制在13.7亿，2020年控制在14.6亿，2033年左右达到15亿左右的峰值。为了实现这个指标，十一五期间需要稳定现行生育政策。我国人口地区间不平衡，中西部地区生育率还比较高。我们不能把目前行政手段下的生育生平看作群众的生育意愿。50年代出生高峰出生的人口的子女在十一五期间进入婚育年龄，会形成一个小高峰，1亿独生子女和部分单独可以生两个孩子，因此生育水平可能回升。生育政策应该采取缓渐变的方式，逐步针对不同人群进行调整。上海人口已经十几年负增长，但是如果在政策上率先放宽，会带来很大影响。全国各地的青壮年、学生涌向上海，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上海的老龄化问题。

张二力（中国人口学会）：

现在各省新规定是双独生两个，农村单独生两个。这一政策对2010年以前十一五期间没有太大影响，影响到2010年后才开始体现。生育和就业之间有时间差，现在生的孩子2025年后才会能进入就业矛盾。2025年以前就业压力比较大，2025年后劳动力以每年900-1000万的速度往下降。

生育政策调整是一个相当长的过程。我们花25年降到低生育更替水平以下，恢复到生两个孩子至少要15年时间。有很多技术上的准备工作要做，也要从计生干部工作的角度出发，才能保证计划生育工作顺利开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