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冤假错案的原因分析

第一篇：刑事冤假错案的原因分析

刑事冤假错案的原因分析

摘要：由于主观或客观的原因，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避免冤假错案的发生，但是近几年来，我国在大力主张保障人权、维护司法公正的的情况之下，冤假错案仍一再发生，这就不得不让我们反思。这里通过结合一些近年来为人们所熟知的案例，从几个角度分析讨论，阐明导致刑事冤假错案产生的几个重要原因。

关键词：疑罪从无;刑讯逼供；惟口供;律师辩护

这里所讨论的冤假错案是指在刑事诉讼中发生了犯罪事实，但是由于公安检查机关违反法定的程序或者严重侵害被告人的合法权益调查收集证据，抑或其他违法的方法，结果使无辜的人被错误的追究刑事责任的案件即刑事冤假错案。

纵观诸多冤假错案的产生原因，总能找到许多共同点，总结有主要如下几点：

一，在我国司法实践中，“疑罪从有、疑罪从轻”现象仍占主导，司法实践中还没有根本贯彻落实“疑罪从无”的刑事司法原则，即使现在相关立法已经确立了这一原则。这一现象一方面是因为办案人员受到上级机关、领导和社会舆论的压力，追求办案效率。虽然我们可以从先哲贝卡利亚那里得知，刑罚与犯罪的时间间隔越短，那么刑罚预防犯罪的作用就更加明显，但这并不能成为我们为了效率而忽略公正的理由。每一个案件的侦破都具有其规律性和必然性，限期破案，片面追求破案率有悖客观规律，破案有奖，无可厚非，但限期破案，积案必罚的指令，则不应该出现，破案也需要实事求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否则会给办案人员带来巨大的压力，以致为了不受罚而随便结案，这样就会造成冤假错案，甚至给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以托词或便利。试想，当一味的追求效率而使真正的凶手逍遥法外而无辜清白者被判刑入狱甚至被处以死刑时，这会给社会带来怎样的后果？司法的权威还能存在多久？我们不能为了效率而丧失了对公正的追求。当这两者出现矛盾的时候必须在确保公正前提下去讲求效率。另一方面是因为长期的疑罪从有，有罪推定的思想在影响着办案，司法实践中的这一做法不仅违背了我国刑法确立的罪行法定基本原则以及刑事诉讼法所确立的疑罪从无的刑事司法原则，还导致了冤假错案的频发。

二，每个冤假错案的造成基本上与刑讯逼供有关。我们熟悉的昆明杜培武案、湖北佘祥林案以及聂树斌案等等都是刑讯逼供造成的，法律对刑讯逼供是禁止的，为什么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对这种侵犯人权的证据调查方式仍然爱不释手？《刑事诉讼法》第43条还做出规定：审判人员、检查人员和侦查人员必须按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的证据，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及其它非法方法收集证据。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1条规定‘凡经查证属实属于用刑讯逼供或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不能作为定案的的根据。”这些立法上的规定都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我国刑事诉讼中的刑事逼供，但残酷的现实告诉我们仅有这些规定是不足以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的。我国的公安机关等办案机关的权力是很大的，这也就增加了办案过程中权力滥用的几率，容易侵犯公民的权力，导致无辜的人受到牵连。而同时，我国的检查机关等监督机关的监督权并未能充分行使，难以发挥起应有的作用，这些，都促长了刑讯逼供现象的屡禁不止，导致冤假错案频发。

三，司法实践中普遍存在着“惟口供”的思想，对于案件的实际调查与研究不够重视。在针对这一方面的问题我国立法上已经做出了相当大的努力。刑事诉讼法第53条规定：“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趋势充分，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但是，这并没起到很好作用，很多的司法机关依旧片面追求口供，依照口供办案，忽视实际调查研究。很多冤假错案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例如佘祥林案件，赵作海案件，均是因为司法机关对案件的理所当然的态度，在调查的过程中，忽视了客观证据的收集与求证。特别是在当时已经可以进行DNA鉴定的情况下，如果说是考虑到鉴定费用的问题，那相信大家也会和我一样无话可说，只是想请问一下，难道说一个人一生的清白甚至生命还抵不过验一次DNA的费用的价值吗？

四，在案件中不重视律师的辩护作用。我们都明白，如果律师的辩护职能得到充分的发挥，可以减少很多冤假错案。刑事诉讼法第35条规定：“辩护人的责任是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但在实践中还存在许多问题，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律师的一些合理、合法请求及建议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信任和采纳。如会见难、阅卷难、调查取证难等，甚至漠视律师在法庭上的作用，律师对犯罪嫌疑人的辩护权根本没有得到应有的保障。

五，司法机关的队伍整体素质低下，敷衍塞责，违反职业法定要求的不积极作为或不作为等也是如今造成冤假错案的重要原因。就佘祥林的案件来说，如果有关机关能够认真审查，寻找线索，早点发现他的妻子还存活于世，那么，佘祥林也就不会无辜在监狱里待了十多年。毕竟，佘祥林的妻子再婚时有去过婚姻登记所使用身份证登记，生小孩时也需要通过户口，身份证的审查。可惜，相关部门并未发现这一大漏洞，可见，我国的诸多部门大概都抱着漫不经心的态度在工作，没有履行好自己的责任。

另外，权力机关干涉，司法机关丧失独立办案权也是原因之一。总而言之，根源有很多，也有许多是我们还没察觉的，这就需要我们的不断探索。以期在找到根源后解决问题，让冤假错案率降到最低。

参考文献：

[1] 《法学家茶座》(第6辑).山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10月.[2]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2012年3月14日

[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最高人民法院1998年9月2日

第二篇：浅析刑事冤假错案的成因及防范

浅析刑事冤假错案的成因及防范 摘要

伴随着国家的不断发展与社会的不断进步，我们的法制建设工作也开始变得越来越成熟。然而，在近年来频频被曝光在大众目光下的多起冤案和错案不难看出，我国的司法程序仍然存在着诸多的不足之处，例如法律文化因素不完善、司法环境不和谐以及辩护律师的职能过于弱化等等。为了能够尽快的解决和改善我国当前司法体制中所出现的这些问题，国家政法委与最高人民法院都相继出台了有关于刑事冤假错案的防范对策。本篇文章以浙江省发生的叔侄冤案为主要切入点，同时结合了我国当前的立法现状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文章共可分成四个主要部分，其中第一个部分主要是对浙江叔侄冤案案情的回顾与分析；第二部分是对刑事冤错案有关概念以及界定范围的介绍；第三部分结合了我国当前的司法环境对冤假错案的成因进行了列举；第四部分的主要内容则是刑事冤假错案的几点预防对策。关键词：刑事冤假错案；叔侄冤案；法律证据

Analysis of the Causes and Prevention of criminal injustices

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and social progress of the country, our legal system construction work began to become more and more mature.However, in recent years frequently been exposed in the public eye more than injustice and wrong cases is not difficult to see that China's judicial process there are still many shortcomings, such as inadequate legal and cultural factors, legal environment of discord and defense counsel functions and so too weakened.To be able to address and improve our current justice system arising from these issues as soon as possible, the National Political and Law Commission and the Supreme Court have issued preventive measures are about miscarriages of justice in criminal.This article nephew injustice to occur in Zhejiang Province is the main entry point, combined with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China's current legislation conducted in-depth research.The article is divided into four main parts, the first part of which is in Zhejiang nephew injustice of the case review and analysis;the second part is about the concept of the criminal injustice and wrong case to define the scope of the presentation;third part of our current The legal environment for causes of miscarriages of justice have been cited;fourth part of the main content is a few preventive measures criminal miscarriages of justice.Keywords: criminal injustices;nephew injustice;legal evidence 目录 摘要 1 关键词 1 Abstract 2 Keywords 2 第1章引言 4 第2章案例及其引发的思考 2.1 案例回顾 5 2.2 案例引发的思考 6 第3章刑事冤假错案的界定 6 第4章刑事冤假错案的主要成因 7 4.1 法律文化因素的影响 7 4.2 不良司法环境的影响 8 4.2.1 党政权利部门的不良干预 8 4.2.2 民意舆论的负面影响 8 4.3 辩护律师辩护职能的弱化 8 4.3.1 缺少职业操守 9 4.3.2 参与积极性较差 9 4.4证据意识单薄且证明标准过于简化 9 4.4.1定案证据不充分 9 4.4.2 无罪证据被忽视 10 第5章刑事冤假错案的预防对策 10 5.1 重塑新诉讼理念 10 5.2 优化司法环境 11 5.2.1 确保检查权于审判权的独立性 11 5.2.2 减少民意舆论对诉讼过程的干扰 11 5.3 提高律师与司法人员的综合素质 12 5.3.1 提高司法人员的综合素质 12 5.3.2 提升律师的业务能力 12 5.4 充分利用科技的力量 13 5.5 完善证据制度 13 第6章结束语 15 致谢 15 参考文献 16 第1章引言

公平与正义是国家在社会环境下的唯一立法准则，不让任何一个不法分子逍遥法外、不让任何一个好人蒙受冤屈是我们所有人都共同期望的。然而，近年来由各路媒体所频繁曝光的冤假错案事件却让大众的心中都充满了恐慌于怨愤，一方面是为了受害人的悲惨命运所惋惜，而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国家立法与执法上的缺陷而心存顾虑。法律无疑对于犯罪者来说是极为残酷的，而这种残酷一旦降临到无辜人的身上则有可能让一个原本幸福祥和的家庭破碎，继而白白断送很多人的未来和生命。当冤错案发生之后，国家虽然根据案情的程度会给予当事人一些经济补偿，但是却根本等同于亡羊补牢一般意义很小。伴随着人们法律意识的不断增强，公众们开始对国家当前的司法公正程度表现出了质疑，并且对于冤假错案的容忍度也变得越来越低。就我国当前的司法现况来看，无论是司法人员的专业素质、司法体制的完整性以及执法手段的先进性来看都存在着很多问题，这些都是引发冤假错案发生的主要诱因。基于此种情况，笔者将浙江叔侄冤案作为本文的主要案例，同时采用了文献查阅法、调查研究法、比较分析法以及实证分析法对冤假错案的发生原因进行了深度的剖析，以期能够寻找出实践性较高的刑事冤假错案的防范措施，尽快实现民众构建和谐社会的共同期许。第2章案例及其引发的思考 2.1 案例回顾

2003年5月18日晚间21点前后，案件当事人张高平和侄子驾驶一辆货车前往上海，年仅17岁的受害人王某经由他人的介绍搭乘此部货车同去杭州。王某因年龄太小，所以在出发之前于姐夫约好让其在杭州西站等候，然而再转走沪杭高速。然而当货车到达西站之后却并没有来人接王某。随后王某姐夫打来电话，表示让王某自行打车到钱江三桥的一个地点后再和他进行联系，而张高平得知后又主动驱车将王某送到指定地点后才离开。让这叔侄俩没想到的是，几天之后却突然被警方逮捕...从后来的问询中可知，在2003年5月19日，杭州市公安局西湖区分局接到报警电话，据报警人称在一个水沟中发现了女尸，经身份核实后发现女尸正是搭乘张高平货车的王某。警方随即将张高平和其侄子张辉列为了本案的第一犯罪嫌疑人。在对二人实行抓捕以后，张高平叔侄也在口供中交代，5月18日晚在货车中对王某进行强奸后并杀害，在同年的11月份，浙江省最高法院最终判处张辉死缓、张高平有期徒刑15年。但是此次案件却存在着诸多的疑点，判决结果既没有人证依据也没有物证依据，有的只是张姓叔侄二人的供词以及狱中犯人袁连芳的证词。随后，张氏叔侄坚决表示自己是被冤枉的，并且曾在取证时受到袁连芳的暴力相向。张高平在狱中曾向警方提供了勾海峰应该是杀害王某的嫌疑人，但是却没有得到回应，后来又经过其家人不断的申诉与上访，同时在检察官的帮助下终于在2012年2月27日得到了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复审批准。而后，公安局将王某指甲内提取出来的DNA在数据库中进行了对比和排查，发现竟然同已经在2005年被执行死刑的犯人勾海峰完全一致。于2013年3月26日，张辉与张高平涉嫌强奸杀人案件又重新被公开审理，并当庭宣判张辉、张高平无罪释放。在这起轰动一时的叔侄冤案中，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也曾表示侦查机关极有可能发生过刑讯逼供的情况，并且利用犯人袁连芳来进行口供获取同样也是违法行为。此外，在侦查案件的过程当中竟然忽略了DNA物证这一关键点，从而让无辜的张姓叔侄白白蒙受冤屈。张辉和张高平虽然最终被无罪释放，但是他们已经在大牢中生活了近十年的光景，这不仅对他们自己的人生带来了难以修复的影响，同时还对其家庭带来了近乎于毁灭性的打击。

在案件发生后，杭州的有关公安部门随即对张姓叔侄按照国家赔偿程序来对其进行了赔偿，并且还对此次重大错案的始作俑者进行了调查与问责。然而值得我们去思考的是，张姓叔侄所受到的伤害真的能够通过金钱上的补偿而得到弥补吗？在错案发生后的十余年以后再对有关涉案人员的刑事责任进行追讨还有意义吗？笔者认为，国家在当前针对冤错案还仅仅在赔偿以及事后的救济手段上进行了些许的完善，这只能够起到治标而不治本的作用。如果想要彻底杜绝冤案错案的再次发发生，只有尽快的建立一套科学且有效的冤案预防机制才是我们在当下应该去马上完成的一项任务。2.2 案例引发的思考

英国著名的政治家和哲学家弗兰西斯·培根曾说过这样一句话：“一次错误的判决胜过十次犯罪，犯罪只能污染河流，而错误的判决污染的是水源。”我们经常会去用不同的角度来理解错误这两个字，如果错误出现在用真相与正义堆砌起来的证据河流中，那么定会如同弗兰西斯所说的那样将水源彻底污染。这一次又一次的冤案错案已经让公众的心灵变得愈发的脆弱，当这些震撼人心灵的冤假案件被曝光以后，国家、社会以及人民都开始陷入了深深的反思，我们的司法程序有错吗？我们的法律到底是惩治罪犯的武器还是掩护罪犯逍遥法外的工具呢？而张姓叔侄冤案的出现更加将我国的司法体制所存在的诸多漏洞暴露无疑，执法机关是否真正存在暴力取证的情况、律师所应该起到的作用为何在此次案件中思丝毫没有体现、中国的司法正义是否只是纸上谈兵呢？这些看似犀利却真实存在的问题在所有人的心中都萦绕不断，为此，笔者也同时结合了自身对叔侄冤案的看法对这些问题进行分析与探讨。刑事冤假错案的界定

在实际情况中我们经常将“刑事错案”称为是“冤案”和“冤假错案”，如果仅仅从字面上来理解的话也可以将其定义为是错误判断的案件。目前国家现行的法律条例中还并没有针对错案的概念给予明确的规定，并且在司法环节中也是同样如此。目前最为常用的错案界定依据即为《人民检察院错案责任追究条例》，此部法律条例中对于错案做出了如下的定义：“检察官在行使职权、办理案件中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认定事实或者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案件，或者在办理案件中违反法定诉讼程序而造成处理错误的案件。”显然，这段简单的文字表述根本不足与支撑并解决刑事案件中所发生的各类刑事错案。法国著名律师勒内·弗洛里奥认为错案应该被分成两种类型，其一为司法机关在掌握正确证据的情况下得出了错误的判断结论；其二为司法机关在掌握错误证据的情况下却得出了正确的判断结论；顾永忠教授表示，刑事错案所指的其实就是无辜的人被审判机关无故认定为有罪并同时对其施加刑法。但是如果在案件的侦查过程中侦查机关对自身的错误做出了及时的纠正并更改则不应该再将其认定为刑事错案；陈兴良教授认为，刑事错案就是人们口中常说的冤案于冤狱，所以在现实生活中如果想要将刑事错案彻底杜绝是几乎不可能实现的。笔者认为，刑事错案之所以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主要是由于其本身所涉猎到的内容是非常繁杂的，并且因为其出发点的不同最终所得出的结论也会各不相同。为此，笔者综合了众多学者的研究成果对刑事错案的界定做出了如下的分析：首先从广义上来界定，刑事案件所指的就是因事实认定、案件性质判别上所出现的错误以及法律适用上所出现的错误而导致发生的案件；其次从狭义上来界定，在实际的刑事审判中，人民法院因错误事实的误导以及法律适用上的错误而对无辜的人进行定罪并处以刑罚，继而导致真凶逍遥法外。在真实的执法过程中，同案件本身并无瓜葛的人却被当成了替罪羊是极为恶劣的行为，其不但对受害人本身的合法权利进行了严重的侵害，同时还会大大的影响到国家司法机关在民众心中的威信力，继而带来一系列的负面连锁反映。第4章刑事冤假错案的主要成因 4.1 法律文化因素的影响

在我国，诉讼活动已经有了近千年的历史，并且与之相关的法律制度也在不断的完善当中。然而，即使是拥有如此丰富的发展历史经验也难以逃脱传统司法观念的负面影响，继而在实际的司法过程当中经常会出现类似于口供为先、罪名偏信以及取证草率的情况。

其一，对我国传统的法律文化进行了解可知，中国的法律是存在着忽视人权保障的现象的，在实际的刑事诉讼过程中，绝大部分的司法机关为了能够尽快的侦破案件、维护社会和谐，继而将打击犯罪分子当成了执法过程中的重中之重，对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合法权利缺少了应有的保护措施。此种“重打击、请保护的现象几乎充斥了我国整个刑事司法实践的过程当中，继而让很多无辜的普通人在这种错误办案理念的指引下成为了了维护国家利益的牺牲品；

其二，我国传统法律还有一个特点就是“重实体、轻程序”，形成此种局面的原因需要追溯到古代当中，由于在我国古时的刑法中所实行的是实体法与程序法相互协作的方式，并且在实际的执法过程中程序法需要辅助于实体法，继而也就逐渐的形成了这种“轻程序”的思想观念。当前，很多司法人员所表现出来的执法意识非常单薄，在他们的意识当中认为只要达成维护司法公正的目的，其中所完成的程序是可以忽略不计的。这也就造成了杭州叔侄案件中所提到的几个“疑点”：刑讯逼供、利用他人来非法获得证据以及对当事人的上述置之不理等等。

4.2 不良司法环境的影响

4.2.1 党政权利部门的不良干预

在我国的宪法中做出了极为明确的指示，最高人民法院需要受到党委领导以及人民检察机关的执法监督。此项立法的本意其实是为了能够让党领导以及国家机关之间可以起到相互制约的作用，继而达到减少滥用职权现象的发生。然而在实际的执法实践中却存在着各种各样的不和谐现象。

政法委在司法实践中所能够起到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无论是公安机关还是检查机关在案件诉讼的过程当中遇到了瓶颈都会主动去寻求政法委的帮助。事实上，这种党内联合办公的做法为的就是所有政法系统内部的各个部门之间都可以相互监督并配合，继而确保案件可以更加顺利的得以进行。然而，纵观我国当前的联合办案现况来看，不仅缺少一套完善的相互制约机制，同时还并没有对其中的参与者与实行者灌输以正确的程序观念，以至于非常容易在司法实践的过程当中出现各种异化现象，让司法公正的内涵与价值变得荡然无存。4.2.2 民意舆论的负面影响

民意舆论可以被理解为是来自于公众之间的意见，也就是说民众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基础之上所针对某一法律设定与问题所表现出来的意见。在实际的司法实践中，无论是由被害人发起的联名上书，还是由被告方所组织的联名上书都可以被定义为是民意舆论的一种。通常情况下，由被害人一方所发起的联名上书对于司法机关所能够带来的压力相对更大，由于一些民众会在了解到某一案件内容时经常会将自己幻想成案件的主人公，从而会对案件的审判结果赋予极强的主观意愿，继而对刑事错案的产生带来了一定的促进作用。4.3 辩护律师辩护职能的弱化

在《刑事诉讼法》中的第35条做出了如下的规定：“辩护人的责任是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和其他合法权益。”由此可见，律师辩护内容的质量可以有效的减少刑事错案的出现。然而，在我国当前的律师辩护现状中不难发现，很多律师不但不能够完成其应有的辩护职能，同时还会因个人辩护行为的不当而让错案的发生率大大增加。4.3.1 缺少职业操守 通过上文可知，辩护律师的职责就是通过各种正常的渠道来搜集一些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利的证据，同时在诉讼过程中提供一些有助于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或轻罪的辩护。然而在我国当前的司法实践中有很多律师都难以很好的履行自己的职责，既不能够搜集到一些可以为当事人洗脱罪名的真实证据，同时还经常会与一些司法人员共同进行一些徇私舞弊的行为。另外，还有一些律师习惯于投机取巧，为了能够达到辩护成功的目的而做出行贿以及伪造证据的不法行为，继而对其当事人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4.3.2 参与积极性较差

与民商纠纷案件相比，刑事案件的律师诉讼费用较低，但办案难度却相对较高，这就导致了很多律师对于此类刑事案件的办案积极性低下的现象，继而很难达到当事人所预期的效果。更有甚者，一些律师为了得到辩护费用而在诉讼活动中去“做样子”，不仅无法提供出有利于当事人的证据与辩护内容，同时还影响了案件审理的真实性，从很大程度上增加了刑事错案的发生几率。

4.4证据意识单薄且证明标准过于简化 4.4.1定案证据不充分

笔者结合杭州叔侄冤案的具体情节来对此项问题进行分析，通过案例介绍中的内容可知，导致此次冤案发生的主要原因就是证据的不充分。据了解，在一审判决书中共列出了二十六条判定张姓叔侄二人有罪的证据，其中有五条是有关于死者死后的描述；九条是有关于死者生前的描述；九条是针对张姓叔侄个人信息以及现场侦查情况的描述；三条是刑侦大队提供的审讯情况说明、袁连芳所提供的证词以及叔侄二人所提供的供词。此次叔侄冤案中所提供出来的证据虽然从表面上来看是数量较多且内容较为全面的，但是深究其实际价值来看却只有当事人所提供的供词是最为有效的证据。在我国旧版刑诉法的第四十六条中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充分确实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所以，这种仅凭当事人口供就将其判定为死罪未免太过于轻率。然而，就是这种让人看似十分荒诞的情况就实实在在的发生在拥有着专业素养的司法机关当中。4.4.2 无罪证据被忽视

无罪证据被忽视也是造成杭州叔侄冤案的另一大原因。首先被忽视的一个重要证据就是王某指甲内的DNA，由于死者指甲中并没有同张姓叔侄相匹配的DNA，所以这一点足以作为叔侄二人被判无罪的有效证据。但是令人无比费解并气愤的一点是，一审法院竟然认定DNA鉴定结果同此次奸杀案件毫无联系。这种近乎于直白的扭曲事实着实让人难以接受。其次，杭州警方在侦查案件的过程当中虽然极为肯定的表示王某的被害现场就在货车之内，但是所能够出示的有力证据却是少之又少，再次出现了于之前类似的重要证据忽视现象。第5章刑事冤假错案的预防对策 5.1 重塑新诉讼理念

在此次的杭州叔侄错案中可以看到很多诉讼过程中的执法漏洞，例如忽略办案程序、采用刑讯逼供以及仅凭口供定案等等。这些都从侧面反应出了我国司法人员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所出现的各种违法行为。相信所有对国家法律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文明执法一直都是法律对于司法机关和执法人员所下达的必然需求，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因个人因素而出现擅自定罪和恶意忽略证据的情况。基于此，笔者总结了几点司法机关在今后需要去树立的诉讼理念：

首先，彻底摒弃掉重打击和轻保护的司法理念，坚决对犯罪嫌疑人、被害人的合法权利进行全面的保护；其次，改变原有的重实体、轻程序的司法观念，构建出一套完善制裁机制的同时将具体的处罚内容与执行期限在法律条例中进行明确；最后，确定出无罪的推定原则。“在刑事诉讼领域，就影响范围之广、影响程度之深来说，没有哪一个基本原则可与无罪推定原则相比。无罪推定原则对于保障基本人权、保障无辜者免受刑事追究、保证刑事实体公正和刑事诉讼程序公正的实现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在无罪推定原则当中需要做到如下几个方面：第一，当法院在没有确定最终判决之前，所有人都不能够私自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定为有罪；第二，只有在证据确凿且人物证俱全的情况下法院才可以判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为有罪；第三，如果证据出现了瑕疵，法院只能够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做出无罪处理，不得私自推断其有罪。5.2 优化司法环境

5.2.1 确保检查权于审判权的独立性 在我国现行的有关法律条例中表示，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都应该实行地方党委和上级机关双重领导的机制。简单一些来解释，上级检察院、法院有权利也有义务对其下级检察院、法院进行监督和管理，而各个不同级别的检察院、法院当中的执法人员则需要由当地政府来进行负责与管理。在过去的时间当中，此种双重制约的管理方式着实让我国各个地方上的检察院、法院执法行为的规范性有了较大的改变，但是却也在某种程度上剥夺了各级检察院、法院所拥有的检察权利与审判权利。在实际的执法过程中一旦有党委或者政府部门所提出的执法意见，那么检察院与法院的执法行为和执法结果都会受到不同程度上的影响与制约。基于此，为了能够重新赋予检察院、法院以检察权利和审判权利，对现有法律体制进行改革与优化是当前需要去完成的首要任务之一：首先应该构建一套人事免任制度，对检察院与法院当中各级执法人员的委任与调度权利教给上级检察院、法院。这种方式可以有效的杜绝党委徇私舞弊以及恶意干扰正常执法程序的现象出现；其次需要构建一套独立的经费使用制度，同时根据不同地区的经济状况来对其所实行的保障条例进行适当的更改，继而从根本上实现各级检察院、法院可以掌握不受利益约束的权益行使。5.2.2 减少民意舆论对诉讼过程的干扰 如果单单从法律的角度来进行分析的话，很多民意舆论的确存在着角度单一且立场单一的现象。一些普通民众由于并不了解案情的实际情况与变化程度，所以仅凭着自己的个人意念来对司法结果进行干扰。司法机关一旦盲目的信从这种片面的民意，那么就势必会对执法结果的真实性与公平性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此外，针对那些对司法公正造成影响的民意上书来说应该将其告知给案件的被害人，继而对被害人以及其家属对于民意上书中内容的意见进行全面的了解，避免那些心存不轨之人利用民意舆论来干扰诉讼过程与诉讼结果的真实性。基于此，在今后的过程当中，司法部门不仅需要对现有的办案人员赋予更多的实际权利，同时还应该进一步的提升办案人员的综合素质与自信心，继而在面对不良民意舆论时可以在第一时间做出最为有效的处理。

5.3 提高律师与司法人员的综合素质

律师的辩护能力过低以及相关司法人员的个人素质较差都是导致错案发生的重要原因，基于此，对两者的综合素质与业务能力水平进一步的提升是减少错案发生几率的主要做法。5.3.1 提高司法人员的综合素质 首先，各个司法机构应该经常性的对司法人员的综合素质进行培养，帮助他们可以在工作中树立起正确的司法观念与工作责任感，同时确保自己可以在公平的状态下去完成各项执法活动；其次，对司法人员开展各种类型的培训，从根本上提升司法人员对于实践业务的掌握能力。尤其是针对刚刚上任的新人来说，必须要确保其参加过系统的培训与考核环节后才能够参与到实际的司法工作中来；最后，司法机构中的上级领导还需要对司法人员的执法行为进行不断的规范，一旦发现其出现职权形式不当的情况要及时进行纠正和干预：第一，由于我国很多司法人员都受到了重视口供意识的左右，所以经常会将口供的录取作为侦查工作中的重中之重，为此，司法机构中的领导可以借此机会来提升司法人员的科技意识，在获取证据的过程当中增加一些有利于提取物证的科技手段，继而帮助他们可以在提升工作效率的同时保证所搜集证据的准确性；第二，侦查部门在开展刑侦活动的过程当中经常会遇到各种类型的矛盾，尤其是在地方各级政府、犯罪嫌疑人以及被害人三者之间发生冲突时更加需要在第一时间去进行积极的调节，从而保证最终办案决策的真实性与正确性。5.3.2 提升律师的业务能力

在我国当前的法律环境下对于诉讼律师的个人业务能力与综合素质也有了了更高的要求。目前，我国很多诉讼律师都是一些“挂羊头、卖狗肉”的乌合之众，不仅不具备应有的律师业务能力，同时在个人道德素质的水平上也存在着不过关的现象。基于此，司法部门需要进一步的加强对于诉讼律师的培训与教育的力度，同时不定期的对已经在岗的诉讼律师进行综合能力的考核与评测，对于那些评测结果不合格的律师需要让其重新参与学习，待达到考核标准后再上岗作业。司法部门还需要重点针对诉讼律师的辩护能力进一步加强，尽可能的为他们营造出一个专业性较强的学习和交流平台，同时将一些资历较深且个人综合素质较高的资深律师作为平台中的援助导师，在诉讼律师发现难以解决的棘手案件时在第一时间对其给予法律上的援助。此外，对于那些刚刚毕业或者是家庭条件不是很好的诉讼律师来说，国家应该在经济上对其给予一些补贴，从而帮助他们树立起做一名优秀律师的信心，继而为更多的刑事案件参与者提供出更加优质的法律帮助。5.4 充分利用科技的力量

在杭州叔侄冤案证据的搜集过程中之所以会出现各种漏洞与违法行为，其中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就是我国的刑侦与搜集证据的手段还是过于陈旧和落后，根本没有将一些现代的刑事科技手段有效的运用到日常的司法实践过程之中。基于此，在提升司法人员综合素质的同时还应该针对其运用现代刑事科学技术的能力进行有效的提升。近年来，伴随着国家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我国的科技水平也在国际中排到了名列前茅的位置，继而对我国各个行业的发展都带来了极为有效的促进性作用。在当前的高科技时代当中，指纹、足迹以及DNA鉴定技术都可以是侦破案件的主要手段，继而大大的缩短了传统侦破手段的破案时间。笔者以DNA鉴定技术为例，在杭州叔侄冤案中司法机构如果能够充分的利用好DNA鉴定技术的话就不会出现这起错案的发生。通过上文可知，正是因为在死者王某的指甲中发现了与张姓叔侄不匹配的DNA才还给了张姓叔侄的清白，但是在案件判决的过程中法院却给出了DNA证据同案情无关的解释。这种前后自相矛盾的现象不但表示了司法机关所存在的执法漏洞，同时还展现出了我国科技手段在刑事侦查中的不足之处。基于此，在今后的过程当中，司法机关中的所有执法人员都需要对自身运用科学技术手段的能力进行进一步的提高，继而从根本上杜绝冤案与错案的发生。5.5 完善证据制度

在我国的新版《刑事诉讼法》中针对原有的证据制度进行了改善与补充，并且结合了我国当中的立法现况与执法环境制定出了一系列新的证据搜集规则与制度。例如在第五十条中表示“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在第五十三条中规定出了有关于“排除合理怀疑对象”的相关标准；在第五十四条中明确的阐述出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中的有关细则。其实早在2010年的七月份，国家人民法院就针对证据制度的完善而先后出台了《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及《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这两部规定，并在其中针对证据的审查标准与非法证据的排除规则进行了明确的表述。为此，我国各个地方上的公安机关也需要紧紧抓住此此次学习并贯彻新诉讼法的机会来对这两部有关于证据制度完善的新规定进行充分的了解，继而为今后执法活动的开展打下很好的基础。首先，公安机关需要积极响应国家大力开展的执法规范建设活动的号召，同时严格按照所内问询制度中的有关规定来进行执行。在新刑诉中的第八十三条、第九十一条以及第一百一十六条中做出了如下的规定：“犯罪嫌疑人被拘留、逮捕后应当在二十四小时内送看守所羁押；侦查人员讯问犯罪嫌疑人，应当在看守所内进行。”基于此，司法人员应该在实践的过程当中杜绝针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地方上的派出所中进行口供的获取。并且需要尽快的构建一套详细的执法操作准则，针对送所的时间、讯问的方式、讯问的内容以及违反送所规定的处罚方式进行详细的规定，继而确保此项讯问制度能够起到其应有的实用价值。其次，公安机构需要实行全程信息化监督的建设工作，利用先进的录音与录像设备来进行全程不间断的录制工作。此种做法不仅能够有效的杜绝刑讯逼供现象的出现，同时还能够起到固定证据的重要作用。基于此，公安机构应该在各个讯问房间中设置专门用于录制声音与影像的监控设备，同时委任专门的技术人员对设备进行定期的调试与维修，继而在实际的讯问过程中不会因设备故障问题而出现录制上的缺失。

最后，侦查人员不但需要针对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的证据进行收集，同时还因应该重点收集一些可以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口供是合法取得的证据。为此，公安机关在开展司法活动的过程当中应该同时配备两名侦查人员来共同配合完成，同时对调取的所有证据，特别是言词证据和书证、物证的合法性进行严格的把关，无论诉讼中哪个环节的证据被依法排除，均由其承担相应责任。实施这一制度有利于责任的细化分配与承担，继而从根本上杜绝非法证据的产生。第6章结束语

正义是确保国家稳步发展以及社会快速进步的重要保证，而司法则是维护正义的最后一条安全线。审判结果的真实性与否不但关乎到某个当事人的个人名誉、生命财产以及人身的自由，同时还决定了国家是否和谐以及社会是否稳定。然而，正义的维护仅仅靠单方面的力量来完成是远远不够的，所有社会当中的个人以及团体都有责任和义务参与到维护司法正义的队伍中来。正如总书记所说的：“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绝不能让不公正的审判伤害群众感情、损害群众利益。”

目前，我国的最高人民法院已在2013年11月21日颁布了《关于建立健全防范刑事冤假错案工作机制的意见》，并在其中提出了二十七条明确的参考条例，但是在实际的刑事诉讼案件中仍然无法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以及主体地位进行很好的保护。就杭州叔侄冤案来说，我们如果仅仅将这起错案的责任全部归咎于立法上的不完善也是不够公平的，所以在今后的时间里仍然需要对我国的人权保护以及刑事案件中各个核心机制的完善工作进行着重的关注。致谢

通过这一阶段的努力，我的毕业论文《浅析刑事冤假错案的成因及防范》终于完成了，这意味着大学生活也即将结束。在大学学习生活中，我在学习上和思想上都受益非浅，这除了自身的努力外，与各位老师、同学和朋友的关心、支持和鼓励是分不开的。

毕业论文的完成经过一段时间，对我而言，完成此毕业论文是自我总结学习的过程，提高了自己的逻辑思维能力和语言组织能力，为自己积累了大量宝贵的经验，同时也是一次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在此文的撰写过程中，本人对于这篇论文的理解还不够深入，缺乏系统的资料、理论提炼及写作水平，经过老师的帮助，才有了系统的构思和充实的内容，是他给予了我许多意见与建议，帮助我尽可能的完善这篇论文，使我能够顺利的完成此次毕业设计。在此，我衷心地感谢老师给予的指导与帮助。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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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近几年的冤假错案的受害人及原因

最高检昨日下发《关于完善人民检察院司法责任制的若干意见》（下称《意见》），其中规定，检察人员承办的案件发生被告人被宣告无罪，国家承担赔偿责任，确认发生冤假错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跑或死亡、伤残等情形的，一律启动问责程序。

最高检新闻发言人肖玮介绍，在明确各类检察人员职责权限的基础上，建立“权责一致”的司法责任体系，构建科学合理的司法责任认定和追究机制，是落实司法责任制的核心。

《意见》明确了司法责任的类型和标准，并分别列举了各类司法责任的具体情形，以及免除司法责任的情形，增强了司法责任追究的可操作性。

三类过错要承担司法责任

《意见》根据检察官主观上是否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客观上是否造成严重后果或恶劣影响，将司法责任分为故意违反法律法规责任、重大过失责任和监督管理责任三类。

《意见》明确了故意违反法律法规责任必须追责的11种情形：

包庇、放纵被举报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或使无罪的人受到刑事追究的；

毁灭、伪造、变造或隐匿证据的；

刑讯逼供、暴力取证或以其他非法方法获取证据的；

违反规定剥夺、限制当事人、证人人身自由的；

违反规定限制诉讼参与人行使诉讼权利，造成严重后果或恶劣影响的；

超越刑事案件管辖范围初查、立案的；

非法搜查或损毁当事人财物的；

违法违规查封、扣押、冻结、保管、处理涉案财物的；

对已经决定给予刑事赔偿的案件拒不赔偿或拖延赔偿的；

违法违规使用武器、警械的；

其他违反诉讼程序或司法办案规定，造成严重后果或恶劣影响的。

中国十大冤假错案受害人曝光：

1】内蒙古呼格吉勒图奸杀案：1996年4月9日，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卷烟厂发生一起强奸杀人案，警方认定18岁的呼格吉勒图是凶手，仅61天后，法院判决呼格吉勒图死刑，并于5天后执行。2005年，轰动一时的内蒙古系列强奸杀人案凶手赵志红落网，其交代的第一起案件便是当年这起“4·9”杀人案。今年10月 30日，来自内蒙古政法委、公安厅和高院的消息称，“4·9”杀人案最快本月启动重审程序。

2】念斌投毒案：2006年7月27日夜，福建省平潭县澳前村17号两户居民家中多人出现中毒症状，其中两人经抢救无效死亡。警方经过侦查，很快确定是人为投入氟乙酸盐鼠药所致，认为其邻居念斌有重大作案嫌疑，被逮捕，提起公诉。后该案历时8年10次开庭审判，4次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2010年10月最高法院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发出不核准死刑的裁定书，并撤销原判发回福建省高院重审。2011年9月7日，该案在福州中院再次开庭审理，在没有新事实新证据的情况下，福州中院于同年11月24日再次对念斌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据相关人士称2014年9月份平潭县公安局已经重新立案，对念斌重新布控，依法不允许出境。此前的8月22日，福建省高级法院公开宣判引发广泛社会关注的“念斌投毒案”，对涉嫌犯投放危险物质罪的上诉人念斌宣告无罪。

3】佘祥林杀妻案：1994年初，佘祥林的妻子张在玉突然失踪，久寻不到，张家开始怀疑是被佘祥林所杀，因为张在玉患有精神病。数月后，一村民在村头发现一具腐尸，张家人一口咬定死者就是张在玉。这样，佘祥林就成了第一杀人疑犯，不久即被京山县公安机关抓捕。这一年，佘祥林28岁，张在玉31岁，他们的女儿才 6岁。然而，2005年3月28日，被佘祥林“杀害”达11年之久的妻子突然现身，一件天大冤案由此浮出水面。4月13日，京山县法院经重新开庭审理，宣判佘祥林无罪。5月10日，佘祥林向荆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国家赔偿申请。2005年10月底，佘祥林及其家人，最终累计获得70余万元国家赔偿。

4】赵作海杀人案：58岁的赵作海，商丘市柘城县老王集乡赵楼村人。11年前的5月9日，他因涉嫌杀害同村村民赵振晌被当地公安刑拘。在被超期羁押三年半后，商丘市中级法院一审认定赵作海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2010年4月30日，“被杀害”多年的赵振晌突然出现在村里，和湖北佘祥林案情节几乎完全一致，“死人”复活令赵作海得以昭雪。

5】聂树斌强奸杀人案：1994年8月5日，河北省石家庄市西郊孔寨村附近发生一起强奸杀人案，聂树斌成为犯罪嫌疑人被抓，后经石家庄和河北省两级法院审判，被判死刑。1995年4月27日，经河北省高级法院复核(当时最高法院尚未收回死刑复核权)，聂树斌被执行死刑。那时聂树斌年仅22岁。十年后，2005 年1月18日，河南省荥阳警方在当地某砖瓦厂内抓获一名可疑男子。该男子真实姓名叫王书金，河北广平人。他向警方供述，曾在河北强奸多名妇女，其中四人被杀害。之后，王书金被广平县公安局押回河北，到其所交代的作案现场进行指认。其中就有十年前由法院认定被聂树斌“杀害”的康某遇害的现场。

6】徐计彬强奸案：徐计彬，邯郸市曲周县乡村教师，1991年因强奸罪名被判处有期徒刑8年，15年后被宣判无罪。1990年12月3日，徐计彬的邻居尚某某报案称自己在家中被人强奸，公安部门迅速介入展开调查。案发现场的被褥上留有精斑，法医鉴定结果显示，现场精斑化验血型为B型。2006年年初，自感冤枉的徐计彬乘着全省大接访的有利时机，又向有关部门提出申诉。在律师的建议和帮助下，徐计彬到多家正规医院重新鉴定了血型，均爆出惊人结果：徐计彬的血型为 “O”型。2006年7月28日，曲周县人民法院判决徐计彬无罪。

7】孙万刚强奸杀人案：孙万刚，云南巧家农民，在昆明上大学期间因强奸、故意杀人的罪名被判处死缓，8年后被宣判无罪。1996年1月2日晚，22岁的陈兴会(当时是云南财贸学院会计专业二年级学生，巧家籍)在巧家县城郊红卫山一块草地上遭人奸淫后被勒昏，被刀割开颈部死亡。1996年9月20日，孙万刚因涉嫌强奸、杀害女友陈兴会，被昭通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孙及家人此后不断申诉。2003年8月，该案被定为最高人民检察院四大督办案件之一。2004年 1月15日，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原判“证据不足”，最终认定孙万刚无罪。

8】胥敬祥抢劫案：胥敬祥，河南省周口市鹿邑县阎胥庄农民，因“抢劫、盗窃”蒙冤入狱长达13年，2005年被无罪释放。1991年春节，河南省周口市鹿邑县杨湖口乡发生了10多起入室抢劫案。当地群众人心惶惶，也给警方带来了巨大的压力。胥敬祥招供后，轰动中原的这起连环抢劫案终于告破。1997年正月初一，胥敬祥在狱中给审判长写了一封长达数千言的自诉答辩书，哭诉自己的经历："我是被冤枉的，口供是在严刑拷打下编造的，指纹是被人按着手按上去的。2005年3月15日，被关押13年后，胥敬祥终于走出了监狱。

9】李久明入室杀人案：李久明，二级警督，1965年1月出生，中共党员。1988年调入河北省冀东监狱，1998年起任冀东监狱二支队政治处主任。2002 年7月12日，因一起入室杀人案受到牵连，后被捕入狱。在审讯过程中，因一些办案人员刑讯逼供，迫使他屈打成招，被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2004年7月，一名抢劫杀人犯在被执行死刑前供认，7·12入室杀人案为自己所为，才使这起案件真相大白。

10】张绍友“奸杀侄女”案：河南张绍友“奸杀侄女”被判死缓，九年后真凶落网获释。2002年12月24日，河南省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这起凶杀案。法庭上，被羁押了近3年的张绍友始终声称“绝对不会干出禽兽不如的事”。至于他承认强奸、杀人的口供，张绍友则说自己被刑讯逼供，实在受不了拷打才口头承认的。2008年5月22日，河南省高院认定张绍友案在“认定事实上有错误”，决定进入再审程序，并终止原生效判决的执行;一周后，一直在监狱服刑、身体饱受摧残的张绍友被取保候审。

冤假错案产生的原因分析：

冤假错案中都存在不同程度刑讯逼供问题

关于冤假错案的成因分析几乎是一个永无休止的课题。我国冤假错案形成的高峰时期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主要原因是无法无天的去法律化，是法律体系和法律制度被彻底否定的结果。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十多年中，中国经过拨乱反正，已经向法治社会迈进，并且形成了初步的法律制度和法律体系。但是，仍然存在相当数量的冤假错案。

在法治建设深入发展的过程中，如何纠正和防止冤假错案，应当成为一项更值得重视的课题。在当前形势下，形成冤假错案的因素仍然很复杂，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可以概括为以下五个方面：非法取证，权力干预，利益驱动，理念误区，排斥律师。

一、非法取证

以刑讯逼供和变相刑讯逼供等方式非法获取嫌疑人、被告人口供或证人证言，是形成冤假错案的直接原因，也是与现代司法理念和司法制度相对抗的一种顽症。这种顽症至今没有消除。无论是近年来相继发现的冤假错案还是仍然在不断生成的新的冤假错案，绝大部分都形成于刑讯逼供。遏制刑讯逼供之所以难以奏效，最主要的原因并不是无计可施，而是决心不强。决心不强的理由无非有两个：一个是观念使然，因为有人仍然认为逼出来的口供具有可信性，迷信其效果；另一个则是功利角度上的需要，刑讯逼供可以达到预先设定的目标。

刑讯逼供在人类社会历史上是一种千年顽症，但是在现代诉讼理念和诉讼制度中已经难以容存。如果直到今天在我国诉讼程序中仍然不能有效遏制刑讯逼供，防止冤假错案只能流于空谈。

2012年刑诉法修正案对刑讯逼供做出了更加严格的限制，但是，由于规范本身不够严谨和缺少救济条款，并未收到明显效果。排除非法证据程序效果甚微甚至多数情况下流于形式，足以表明刑讯逼供的势头还相当严重，也足以反映出遏制刑讯逼供措施的不彻底性。遏制刑讯逼供，关键在于决心！只要进一步明确立法中的限制条件，真正落实司法中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并对刑讯行为予以严厉制裁，定会收到显著成效。遏制刑讯逼供与破案率之间会有一定冲突，但权衡利弊，防止冤假错案显然比追求破案率更重要。

二、权力干预

权力干预司法是司法行政化的体现，也是我国法治环境不完备的突出问题。权力干预司法在我国多年来已经成为一种惯性，人们已经习以为常而且形成了一种怪圈：人人都在反对权力干预，同时又都在寻求权力干预。这种以权力干预对抗权力干预的现象，客观上则进一步强化了权力干预的作用，加剧了权力干预的恶果。

权利干预的理由主要有两种：

一种是善意的干预，即领导层处于正义感和责任心而对个案做出的指示。这种干预的动机纯属善意，而且实践中也确实防止和纠正过一些冤假错案，发生过积极作用，但同样也有过导致冤假错案的消极作用。由于干预背离了程序的正当性，缺乏正当程序的权力干预显然无法保证公正性。

另一种是恶意的干预，即领导层出于个别人的私利或部分人的私利而干预个案。这种干预直接表现为以权力左右司法，形成冤假错案具有必然性。

无论是善意干预还是恶意干预，都是对司法独立和司法公正的严重破坏，也是导致冤假错案的重要原因。排除权力干预的唯一途径，就是从机制设计上真正实现司法独立！否则，任何对于权力干预的禁令作用都是有限的。

三、利益驱动

办案机关基于利益驱动而破坏公平甚至不惜制造冤假错案，是中国司法实践中当前存在的一个十分严重的特殊问题。这种利益驱动的理由也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

一是办案机关与利益相关人的权力寻租，在我国法治环境和市场环境都不完备的情况下，有些人因利益纠纷而利用司法机关的权力加害于对方，而司法机关中的个别人则为攫取经济利益与利益相关人沆瀣一气，利用公权力达到个人非法目的。这种权力寻租的方式可以发生在侦查、起诉和审判的不同阶段，但比较集中地发生在侦查阶段。虽然多年前公安部就不止一次发布文件，严格禁止办案机关非法越权干预经济纠纷案件。但此种现象至今仍然屡禁不止，足见问题的严重。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现象目前愈演愈烈，有些地方、有些做法已经达到了无所顾忌的程度。

二是将部分涉案资金提留作为办案经费的利益驱动。前些年，由于办案经费不足的原因，有些办案机关即从罚没的涉案资金中提留一部分作为办案经费使用。这种做法虽然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办案经费短缺的问题，却造成了严重的消极后果。实践中，有些办案机关为了得到涉案资金更趋向于对案件做出有罪结论；也有不同地区的办案机关为了争夺涉案资金而不惜越权管辖；还有的办案机关因在移送案件时截留涉案财物而争执不休；更有的办案机关由于在判决生效之前先行处置了涉案财物，而妨碍法院作出无罪判决。将罚没的涉案财物提留作为办案经费，虽然并非与用于个人也非出于个人私利，但是，这种对单位形成的利益驱动同样可以破坏司法公正性。更严重的是，这种以公权利益为理由而实施的违法行为，有时候甚至可以更加明目张胆，为所欲为！允许将涉案财物作为办案经费，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办案机关为获取更多经费而倾向于有罪结论。所以，任何一个法治社会都不能容许将办案经费与涉案财物混同处理。

因办案机关利益驱动而妨害司法公正导致冤假错案，其原因与监督机制有关，更与涉案资金提留的政策有关。这是我国目前所特有的、严重的、也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四、理念误区

在形成冤假错按的原因中，除了立法和司法体制上存在的一些问题之外，一些刑事诉讼理念上的认识误区，更值得引起重视。迄今为止，我们在一些刑事诉讼的基本理念上还存有争议和误区，这种现状已经严重束缚了我们的思想，甚至已经成为妨碍推进司法改革的羁绊。

例如，无罪推定、疑罪从无、法律真实、保障人权，这些重要原则体现了现代刑事诉讼活动的基本理念，也是构建现代刑事诉讼制度结构的前提和基础。但是，直到今天，这些原则在我国仍然没有得到充分贯彻，而且在认识上还有很多分歧和误区。遗憾的是，这个问题直到今天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我们曾经以事实求是为目标来否定无罪推定原则，理由是既不要无罪推定也不要有罪推定，而只坚持实事求是。直到今天，虽然已经在刑事诉讼立法中认可了无罪推定原则，但仍然未能将这个原则堂堂正正地规定在刑诉法条文之中，足见其对这个原则的认可度还不够明确。

直到今天仍坚持宣扬一个理想化的口号是“既不冤枉一个好人，也不放过一个坏人”。但是，却并没有深刻地研究过，这种不枉不纵论的主张除了可以表达一种理想境界之外，在实践中却是一个逻辑冲突的命题。因为，当具体案件因证据不足而面临“宁可错放”和“宁可错判”的冲突时，只能是要么选择疑罪从无，要么选择疑罪从有，而并无中间道路可走。

以“实事求是论”去否定无罪推定和以“不枉不纵论”去否定疑罪从无，都是以一种理想化的抽象概念去否定作为方法论的具体原则。这种认识的结果，不仅模糊了刑事诉讼的价值目标，而且导致了价值选择的主观随意性。因为在标准不明确的情况下，话语权则成为得出结论的决定因素。所以，一些有争议的案件，在权力面前，既可以做到“是也不是”，也可以做到“不是也是”。

多年来，在刑事证据标准问题上，客观真实论长期占据主导地位。虽然经过多年讨论，如今法律真实论已经在理论界和实务界得到认同。但令人遗憾和担忧的是，客观真实论并未因此而退出舞台，却出现了客观真实与法律真实并重的认识。毋庸讳言，“并重说”又是一种理想状态，形式上全面、周延、无可挑剔。但是，“并重说”同样也存在一种逻辑冲突。因为，当客观真实与法律真实两种标准发生冲突而难以并重时，就必须在两难之中做出一种选择。而面对“并重说”的双重标准，或者会使当事者无所适从，或者又会导致以话语权为中心的主观随意性。

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的观点，也同样体现了十分明显的逻辑冲突。我国长期以来一直将打击犯罪作为刑事诉讼活动的主要目标，在2012年出台的刑诉法修正案中终于写入了保障人权的内容，体现了刑事诉讼理念的进步。然而，却又将保障人权定位到与打击犯罪并重的地位。这种认识实际上是回避了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两种价值目标内在冲突的自欺欺人。因为，这两种目标有时候是无法并存的。或者，强调以确保打击犯罪为前提，兼顾保障人权；或者，强调以切实保障人权为前提，兼顾打击犯罪。无视或者回避这种冲突的结果，只能导致人们在对诉讼价值观问题上的忽左忽右或者无所适从。

以“事实求是论”否定无罪推定原则，以“不枉不纵论”否定疑罪从无原则，以及“客观真实与法律真实并重论”和“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论”，不仅暴露出其认识自身的逻辑冲突，而且还反映出证据标准和诉讼理念的不确定性。更重要的是，正是由于这些理念上的误区，使人们难以摆脱有罪推定，疑罪从有，客观真实论和重打击而轻人权的滞后观念。而这些滞后观念则是铸成冤假错案和阻碍纠错的深层原因。

五、排斥律师

在陆续发现的冤假错案中，绝大部分都是武断粗暴排斥律师辩护意见，这一事实充分反映出律师辩护对维护司法公正的重要性。历史和现实一再证明，律师辩护是实现司法公正不可或缺的必要环节。但是至今为止，中国律师仍然没有在主流社会争得一席之地，被贬低为社会的异己力量，排斥于法律职业共同体之外，甚至形成公、检、法三家三位一体与律师对抗的态势。这种现状，无疑是冤假错案生成的重要原因之一。

作为私权利的代言人，律师是唯一可以适用法律手段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专业法律人士，律师以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为宗旨，所追求的结果是法律的公正性。在没有律师辩护的案件中，法律的天平就会因为控辩失衡而发生倾斜。一个没有律师的法治结构是残缺的，一个排斥律师的法治环境是扭曲的，而一个真正的法治社会不可能是排斥律师的。可以说，排斥律师对于铸成冤假错案来说也具有一定程度的必然性。至今为止，律师参加刑事诉讼活动的空间仍然受到限制，律师辩护的作用更是十分有限。这种现状不仅与对律师的轻视有关，而且也与诉讼理念的误区有关。因此，要重视律师就必须更新诉讼理念，必须把律师视为法律职业共同体的一部分，把律师视为维护司法公正必不可少的积极力量。

一个最简单的道理，也是人人皆知的道理，“偏听则暗，兼听则明”。只有当任何一个法官为了公正审理案件都离不开律师，在听不到律师的意见就感到难以作出判断时，才表明法官真正有了兼听则明的需求。这时候，律师的作用才会真正受到重视！相反，只希望听一面之词的法官和没有中正性的法官一定是排斥律师的。

形成冤假错案的原因有很多，以上五种相对突出。值得引起更多思考的是，分析原因并不困难，困难的是如何消除这些原因，更困难的是如何才能排除形成这些原因的深层阻力！■

第四篇：浅谈我国刑事司法制度改革及冤假错案的防范

浅谈我国刑事司法制度改革及冤假错案的防范

通过这几次对刑事诉讼法的学习，使我了解了新、旧刑法之间的区别，明确刑事司法体制改革的重要性。近年来，我国各地频频爆出冤假错案，如：聂树斌、念斌案、呼格吉勒图案、张氏叔侄案，它们使得许多无辜的人受到刑事追责，而有罪的人却逍遥法外。形式冤案不仅侵害了当事人的合法利益，破坏的社会的安定和谐，更严重的是使人民群众丧失了对司法公正的信任和对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信赖，冤假错案俨然已成为社会各界讨论反思的沉重话题，引起党中央的高度重视。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指明了刑事司法体制改革的方向和目标，为防范冤假错案提供了重要保障。

国家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强调从制度上保证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职权,并建立冤案、错案责任追究制度。刑事错案责任追究制度就是在加强对刑事司法工作人员监督及约束的要求下应运而生的,针对在办案过程中出现违法违规行为并造成错案的司法人员,追究其相关违法责任。建立刑事错案责任追究制度,旨在加强各级司法机关廉政建设,加强办案人员责任,从而提高执法水平,保证办案质量,为司法公正提供强有力的制度保障。由于其特定的目标和作用,必然就会有其相应的一些特点。我国如今处在一个高速发展的社会转型期,司法工作在社会变革过程中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期间也滋生出很多司法腐败现象,如此就直接触及了国家法律的权威,影响了司法公正。由于近年来冤假错案持续发生,刑事错案责任追究制度不合理运行的一些弊端也显现出来,甚至出现了背离其初衷的负面作用。考虑到提升司法队伍整体水平,全面建设法治中国离不开制度保障,因此有必要考察我国现行刑事错案责任追究制度的实际运行情况,并不断对其加以完善。制定错案责任追究的统一法典势在必行,为制度顺利运行提供法律依据和全面保障;应当转变以实体错案为标准的错误观念,树立以过错责任为基础的错案责任追究理念;明确刑事错案的认定机构及错案责任追究机构;划定错案责任承担范围和追究程序;保障司法人员合法权利,建立审查听证和异议申诉程序。总之,就是要全面构建科学合理、公平有效的错案责任追究制度体系,为深化司法改革,提高司法人员办案水平,维护司法公正,重塑司法权威提供制度保障。刑事错案、冤案是多种复杂的原因相互影响、共同作用形成的结果。这些冤案的发生有历史的原因，有现代科技的原因，有主观方面的原因，有客观方面的原因，如取证技术落后、自然规律的影响；有法律实体上的原因，如事实认定的错误、法律适用的错误；有法律程序上的原因，如司法程序错误、诉讼机制不健全等等。

一、刑事冤假错案的成因

按照我国刑诉法规定,公安机关是案件的侦查机关,检察机关是批捕、公诉机关,法院是审判机关。一起案件经过不同的诉讼阶段,在每个阶段都有可能造成冤假错案。

就公安机关来说,多年来形成的重打击犯罪分子,轻保障公民合法权利的观念很难一时消解。在很多基层公安单位,包括分局、县局、派出所、刑警队每年都有考核指标,这些指标包括打击处理数(刑拘数、逮捕数)、破案率,于是导致了抓人越多、破案率越高,就容易立功受奖。此外,还有“命案必破”等要求。同时,重口供,轻证据,搞刑讯逼供,也是导致冤假错案的重要原因。刑讯逼供,在一定阶段是一些公安机关的顽疾,屡禁不止,甚至致人重伤死亡,导致了冤假错案的发生。公安机关内部分工过细,多头办案,加上一些民警业务素质不高,同时又缺少内部监督制约机制,也是造成冤假错案多发的原因之一。十几年来,公安机关内部分工越来越细,办案部门越来越多,除了传统的刑侦部门办案外,还有国保、经侦、治安、交通、消防、禁毒、边防、缉私、网监等部门都有侦查权,都在办案。特别是1997年在公安机关改革过程中,公安机关取消了预审部门,直接影响了公安机关的办案质量。

就检察机关来说,审查批捕、提起公诉是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中的主要职责。检察机关在履行法定职责时,本应把好案件的事实关、证据关和法律关,但有时会因为种种原因屈从于公安机关或其他有关部门的压力,更看重于什么批捕率、起诉率等指标,不该捕的捕了,不该诉的诉了,只起到了个“二传手”作用,这也是造成冤假错案的原因之一。

就人民法院来说,不能完全坚持“疑罪从无”的原则,而是搞“有罪推定”,或者“疑罪从轻”,审判不独立,有时还会由于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对一些明显的冤假错案不敢坚持正确的意见,这同样是导致冤假错案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

就律师方面来说,也存在一些问题。1997年刑诉法修改后,规定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即可以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咨询、帮助。2012年刑诉法修改后,进一步加大了律师参与刑事诉讼的力度,规定在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即可聘请律师作为其辩护人,律师可以自由会见嫌疑人,无需经过办案单位同意,但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特别重大贿赂犯罪,律师会见需要经侦查机关许可。由于部分刑辩律师业务素质不高,加上“伪证罪”等罪名的影响,律师不敢调查取证,不敢作出无罪辩护或者向侦查机关提出无罪的意见,或者律师提出了无罪意见或者

做了无罪辩护,也不为侦查机关、检察机关和人民法院所采纳,使庭审走过场,辩护流于形式,导致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作用得不到发挥,也是导致冤假错案发生的原因之一。

二、健全冤假错案有效防范机制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要保证公正司法,提高司法公信力。要完善确保依法独立公开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制度,健全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司法行政机关各司其职,侦查权、检察权、审判权、执行权相互配合、相互制约的体制机制。加强人权司法保障。强化诉讼过程中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的知情权、陈述权、辩护辩论权、申请权、申诉权的制度保障。健全落实罪刑法定、疑罪从无、非法证据排除等法律原则的法律制度。完善对限制人身自由司法措施和侦查手段的司法监督,加强对刑讯逼供和非法取证的源头预防,健全冤假错案有效防范及时纠正机制。

我认为,从制度上防范冤假错案的发生,应当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坚持刑诉法确定的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坚持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原则；坚持罪刑法定、疑罪从无的原则。公安机关办理的刑事案件,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该撤案的撤案,该放人的放人。检察机关对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坚决不批捕、不起诉。人民法院审理刑事案件时,对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坚决按无罪判处,不能搞疑罪从轻判处。司法机关应当追求法律上的正义,而不是事实上的正义。

二是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人民法院在审理刑事案件中,要坚持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原则,不能因为舆论炒作,当事人上访闹事和地方维稳等压力,就枉法裁判；对定罪证据不足的案件,依法宣告被告人无罪,不得降格作出“留有余地”的判决；对罪与非罪界限不清,是经济纠纷还是经济犯罪难以确定的,一律按无罪判决。

三是修改刑诉法,建立沉默权制度。沉默权,又称反对自我归罪权, “你有权保持沉默,但是你说的一切可能在法庭上用作对你不利的证词。你有权聘请律师,审讯时可以有律师在场”。沉默权的实施,有利于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利,促使司法机关彻底摒弃以口供为中心的取证原则,制止刑讯逼供行为的发生,从而减少和避免冤假错案的发生。

四是进一步改革公安工作,恢复预审机构和预审工作制度。1997年公安部取消了各级公安预审机构和预审工作制度,是一种违反刑事诉讼法的行为,必须尽快纠正。预审机构恢复后,公安机关各警种办理的刑事案件,拘留、逮捕后一律移交预审机构办理,并由预审机构一个口对应检察机关的批捕和公诉部门,彻底改变目前公安机关存在的多警种办案,多口对接检察机关的混乱局面。通过预审制度,可以有效减少和防止冤假错案的发生。

五是进一步发挥刑辩律师在刑诉中的作用。按照刑诉法规定,不论是在侦查阶段、批捕起诉阶段,还是审判阶段,律师都是辩护人身份。律师应当认真履行职责,搜集犯罪嫌疑人无罪或者罪轻证据,向办案机关提出法律意见书,并在法庭上做无罪辩护或者有罪从轻辩护。要切实保障刑辩律师的合法权利,取消刑法第306条规定的“辩护人伪证罪”。侦查机关、检察机关和人民法院要充分听取刑辩律师的辩护意见,形成法律职业共同体,最大限度地避免和减少冤假错案的发生。

六是进一步减少使用死刑,加快最终废除死刑的步伐。在大量的冤假错案件中,最令人痛心的是犯罪嫌疑人被冤杀。近年来,我国通过刑法修正案的方式,大幅度减少了适用死刑的罪名,但总的来看,死刑的罪名仍然偏多,与国际接轨差距较大。建议尽快启动刑法修正案,大幅度地削减死刑罪名,并最终废除死刑。

因为总体而言，“警检一体化”是一种发展趋势，它们都代表着控方，整个侦查活动的目标也都是为了查明案件事实，并最终服务于对犯罪行为的有效指控。但控辩双方与法院之间却应该形成一个完整、合理的诉讼结构，法院应该依法独立地进行裁判。而现在，人们几乎都看到了在整个刑事诉讼中辩方的“弱者”地位。因此，不断提高被告人及其辩护一方在刑事诉讼中的实际地位，进一步从体制、机制上保证法院依法、独立、公正、权威地行使刑事审判权，才是现今我国刑事司法改革的重要目标和当务之急。

第五篇：冤假错案产生原因的制度探析

冤假错案产生原因的制度探析

摘要：近年来冤假错案的发生逐渐呈上身趋势，先后曝光冤假错案层出不穷，这些冤假错案一次次挑战着法律与正义的底线，一次次考验着人们的心理承受极限。就其发生是多方面原因造成，本文通过对制度的探讨来分析冤假错案发生的原因，进而对冤假错案的防范给与借鉴意义。

关键词：冤假错案；诉讼内机制；印证证明

近年来冤假错案层出不穷，究其发生，总归是有多方原因造成，但冤假错案的发生从根本上来说是一个诉讼领域内的问题。

首先，司法人员观念滞后，有罪推定、疑罪从轻的思想长期存在。在没有干预，没有逼供的情况下，司法人员以疑罪从有、从轻的态度来处理案件。司法实践中，对于一些有重大影响的案件，由于担忧遵循“疑罪从无”的原则会放纵罪犯，受到社会公众质疑，受到领导批评，法官即使认为案件证据明显不足、不能排除合理怀疑，也往往不敢坚持疑罪从无原则，而是习惯于疑罪从轻，或发回重审，或者做出留有余地的有罪判决。

其次，从公检法三机关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办案机制反思冤假错案的产生。《刑事诉讼法》第7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进行刑事诉讼，应当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以保证准确有效地执行法律。结合众多已经发生的冤假错案，可以发现，大多数冤假错案的发生都与侦查人员的刑讯逼供有着密切关系，若在侦查阶段侦查人员已经对犯罪嫌疑人进行了刑讯逼供，则后续最重要的是如何予以纠正这些违法侦查手段。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改增加了非法证据排除程序，对于以刑讯逼供方式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应当予以排除。从人民检察院的法律地位来说，人民检察院是我国的法律监督机关，承担着对侦查、审判和执行的监督职能，《刑事诉讼法》第55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接到报案、控告、举报或者发现侦查人员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的，应当进行调查核实。对于确有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情形的，应当提出纠正意见。对刑讯逼供的发生，人民检察院本应发挥法律监督者的作用，对此及时纠正，扼杀冤假错案发生的根源。同时，人民法院是我国的审判机关，承担着审判职能，《刑事诉讼法》也规定：法庭审理过程中，审判人员认为可能存在以刑讯逼供方式收集犯罪嫌疑人供述的，应当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进行法庭调查。《刑事诉讼法》规定公检法三机关应该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同时在具体的法律规范中明确了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的职责，来保障三机关配合制约原则的实现，抑制冤假错案的产生。

然而，在实践中，公检法三机关对此原则的贯彻落实确有偏差，三机关更加注重相互配合架空了相互制约，侦查机关处于打击犯罪的最前沿的位置，公诉机关则处于传递接力棒的地位，人们形象地把三机关之间的关系喻为“做饭、端饭与吃饭”，通常是侦查机关“做什么饭”，公诉机关就“端什么饭”，审判机关也就“吃什么饭”。同西方国家的“审判中心”，构造相比，我国的公检法相互配合的模式属于典型的“侦查中心”架构，多数时候是由“做饭的说了算”。在三机关接力赛跑、合力打击犯罪的诉讼模式下，原本应当承担法律监督职能的检察院和作为公平审判者的法院，也染上了较强的追诉色彩，三机关之间的同质性高、角色混淆，诉讼监督、制约机制全面失灵。

除此之外，我国的证据审查也存在颇多问题。我国实行的是证据裁判，定罪量刑的标准要达到证据确实充分，因此证据审查判断机制严格关系到犯罪嫌疑人的定罪量刑。

我国实行的是印证证明模式。印证就是将诉讼的各种证据对照比较审查，确定各项证据的客观性、关联性和合法性。我国印证证明模式的形成具有诸多原因：

第一，印证证明模式仍然属于自由心证体系的内容，但由于我国对直接言词原则的不彻底贯彻，我国的证据出示呈现书面化的形式，在我国特有的案件审批制度下，存在着“审判分离”“审而不判”的现象，因此案件审理注重证据间的相互印证。

第二，我国实行的是两审终审制，二审和再审法院的审查范围是对事实和法律的全面审查，但二审和再审多为书面，法律仅规定了部分案件必须开庭审理，在书面审查的环境下，法院审查的依据就在证据之间的相互印证。

鉴于上述印证证明模式的成因，我国的印证证明模式也存在缺陷：

第一，印证机制僵化。刑事印证证明模式属于自由心证体系，在自由心证体系下，对证据更加注重对证据质量的要求，对证据的审查只要达到内心确信或者排除合理怀疑的标准，即使孤证也能定案。然而根据我国的印证证明模式，孤证不能定案。这也就是“中国式印证证明模式”的特点。对证据数量性的要求过多而忽略了证据的质量，这也是导致冤假错案发生的原因之一。

第二，对印证证明规则的狭隘理解。在我国“孤证不能定案”实际上是对印证证明规则的狭隘理解。在“中国式印证证明模式”的影响下，多数人对刑诉法53条有一种错误认识。我国的刑事证明标准是证据确实充分，也即证据之间要相互印证，证据之间形成完整闭合的证据锁链，所有证据共同指向的结论具有唯一性。在这种刑事证明标准之下，单一证据是不能定案的，也即“孤证不能定案”。因此，对于刑诉法第53条的理解就是只有口供不定案，只有口供，就必须以其他证据进行补强证明。但实际上，口供补强这一规则的适用环境是仅有犯罪嫌疑人口供就对其定罪。但定罪和定事实是有差别的。在以犯罪嫌疑人口供而认定事实时，口供补强规则就不适用了。

第三，对口供的极其依赖，诱发口供中心主义。在刑事司法实践中，关键性的印证证据往往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口供。这种对口供的严重依赖极容易诱发口供中心主义，在诉讼的各个阶段都可能出现。

在侦查阶段，侦查机关通过初步的侦查之后会获得一些证据，然后希望从犯罪嫌疑人的口供中获取更多的线索来印证已经收集的证据。为了获得口供，侦查人员就可能采取违法侦查手段甚至刑讯逼供。在审查起诉阶段，人民检察院也应当讯问犯罪嫌疑人。如果人民检察院审查之后认为犯罪嫌疑人的口供前后相互印证，且口供与其他证据也相互印证，即可以提起公诉。审查起诉阶段这种以口供为中心的审查方式，容易使审查起诉部门忽略口供之外的其他证据之间的相互印证，也不利于实现侦查监督。在审判阶段，法庭调查的第一步骤也是讯问被告人，然后出示书证物证证人证言等，如果在法庭调查阶段被告人认罪，那么随后的法庭调查就围绕被告人的犯罪情节、犯罪性质等量刑情节展开。因此，在法庭调查阶段，被告人供述也处在证据链条的核心地位，在这种环境下，获取口供的强烈愿望可能严重侵害被告人的合法权利，迫使被告人自证其罪。

综合全文，我国在防范冤假错案产生的道路上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改变司法工作人员的错误思想，重新定位公检法三机关的关系，完善证据审查制度。从制度上，防止冤假错案的产生。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法学院）

参考文献：

[1] 董坤：《侦查行为视角下的刑事冤案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2] [法]勒内.弗洛里奥.错案[M].赵淑美，张洪竹译。北京：法律出版社，1984年版。

[3] 周永坤：《错案追究制与法治国家建设―一个法社会学的思考》，载《法学》1997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