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裁判中财产内容执行难原因分析及对策（xiexiebang推荐）

第一篇：刑事裁判中财产内容执行难原因分析及对策（xiexiebang推荐）

刑事裁判中财产内容执行难原因分析及对策

王志根 朱婷婷

刑事判决裁定中有关财产内容的执行，根据法律法规和司法实践大致可分为三类情形，即财产刑的执行、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财产部分的执行以及追缴或者退赔违法所得，这三类情形的执行问题一直以来就是困扰着人民法院执行工作的一个大难题。司法实践中，大量刑事判决裁定中的有关财产的内容都得不到有效的执行，“空判”现象比较严重。据某法院统计数据显示，2000-2004五个年度财产刑案件的执结案件数所占比例不到41%，执行的金额比率则更低。这是法院在年终总结中的数据，实际的执行情况应该相差更远，有的统计数据显示财产刑的执结率甚至不足4%。1虽然只是有关财产刑的执行的情况的统计，但由此也可窥见刑事裁判中财产内容总体执行情况之一斑。

刑事裁判中财产内容执行难的原因分析

刑事裁判中的财产内容的执行难现状，已在一定程度上损害到了法院的权威性，长此以往，必将导致人们对法院的不信任感的增加，这样的情况必须得到改善。要寻求改善之道，首先须对形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有所了解。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可以说是多方面的，笔者拟从四个层面对其进行分析。

第一个层面是基于人性的趋利避害进行的分析。英国功利主义刑法学家杰罗米〃边沁对人性的趋利避害的分析可谓鞭辟入里，他指出“自然把人类臵于两位主公—快乐和痛苦—的主宰之下。只有它们才指示我们干什么，决定我们将要干什么。是非标准，因果联系，俱由其定夺。凡我们所行、所言、所思，无不由其支配：我们所能做的力图挣脱被支配地位的每项努力，都只会昭示和肯定这一点。一个人在口头上可以声称绝不再受其主宰，但实际上它将照旧每时 1 黎宏、江伟,“财产刑的执行现状和对策建言”，载《云南大学学报法学版》，2006，第5期。

每刻对其俯首称臣。”2而支配人的功利原理则是指“它按照看来势必增大或减小利益有关者之幸福的倾向，亦即促进或妨碍此种幸福的倾向，来赞成和非难任何一项行动。”3刑事裁判中的财产内容，对于犯罪人来说就是法律强加于他的一种不利益，于他而言这种不利益会给他带来痛苦，基于人性的这种功利，他是会千方百计地想逃脱这种不利益的，这种合乎人性的趋利避害的反应却必然会给我们的执行工作带来很大的困难。

第二个层面是文化和观念上的原因。首先，中国历来传统法律文化中重刑化的思想倾向明显。自春秋末期礼崩乐坏，法家兴起，“严刑峻法”的思想堂而皇之地登上刑法思想史的舞台以来，其间虽或有起伏，但总体来说这一思想一直是贯穿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历史的主线。历史传承对人们的观念的影响是不可小视的，当今社会中人们的刑罚观念依然无法摆脱这种历史惯性的影响，重刑化思想仍在主导着人们，在我国施行了20多年的“严打”的刑事政策和“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说法都从某个方面给这样的一种思想做了一个注脚。这样的一种重刑化思想加上中国历来的重义轻财，认为“钱财不过是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正统价值观的影响，人们有轻视财产刑甚至认为财产刑不足以实现对犯罪分子的惩罚和威慑的观念就是顺理成章的了。这样一种观念体现在立法中就是我国财产刑的附加刑地位，体现在司法中就是对财产刑执行的不重视，认为只要主刑执行得好，附加刑无所谓，附加刑的执行情况既没有列入监督检查的范围，也没有相应的责任制规范。这样一种情况下财产刑执结率低，也是可以想象的。

其次，“金作赎刑”，4在中国古代社会常把罚金作为处理疑罪的方法,如“墨辟疑赦其罚百锾，劓辟疑赦其罚惟倍，非辟疑数其罚倍差，宫辟疑赦其罚六百 2 [英]边沁著,时殷弘译,《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商务印书馆，2006版，第57页。3 同上，第58页。4 《尚书·舜典》。

锾，大辟疑敖其罚千锾。”5可见，在中国传统的法律文化中，罚金并非作为一种独立的刑罚使用，而充其量不过是刑罚的一种替代措施。承受了刑罚的，不用交罚金；交了罚金的，不用承受刑罚。颇有些“以钱买刑”的意味。在这样一种传统法律文化背景下，人们自然而然地形成了“打了不罚，罚了不打”的观念，这种观念随着法律文化流传了下来，以至现在很多人（包括一些司法工作人员）都受到这种观念的影响，对并处的罚金刑持着一种有意识的反对态度。观念上的反对必然导致行为上的对抗，这也是执行中的一个不利因素。

再次，有些犯罪分子常抱有这样的一种观念，那就是：既然我已经被判了刑，那我就已经为我的行为付出了代价，我所欠下的就已经还清了。他们把自己受到的刑罚当作是对被害人的偿还，把赃款赃物当成是自己所受刑罚的对价，抱着一种理所应当的心态拒绝赔偿受害人，拒绝交出赃款赃物。这样的观念强化了犯罪分子的对抗心理，一定程度上也导致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的财产部分和赃款赃物追缴的执行难。

第三个层面是立法和制度上的原因。第一，我国相关法律中对于刑事裁判中财产内容的执行机构的规定还不够具体，主要表现在法院内部执行主体的不明确上。实践中有的是由负责审理本案的刑事审判庭执行，有的是由专门设立的执行庭执行。采用前者的主要理由是审判人员熟悉案情有利于执行，采用后者的主要理由则是执行的专业化对执行更有利。虽然《人民法院组织法》第41条中有关于设执行员执行刑事裁判中财产内容的规定，并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1条也有规定：“人民法院根据需要，依据有关法律的规定，设立执行机构，专门负责执行工作。”但这些规定基本上是属于一种授权性规范，可以这样也可以不这样，这就为司法实践中执 5 《尚书·吕刑》。

行主体的混乱制造了可能，而这种执行主体的混乱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执行的困难。

第二，我国相关法律中对于财产刑的执行的具体操作程序几乎没有规定。刑事诉讼法中关于财产刑执行的规定只有第219条和第220条，其中第219条规定了罚金的强制缴纳、减少、免除，第220条则规定了没收财产由人民法院执行，必要时可会同公安机关执行。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中，也仅在第359条和第360条中对财产刑的执行有所提及，对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有所细化，但仍然显得十分笼统，其中大多仍然是一些概念性的规定，对于实践中如何操作其指导作用十分有限。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财产刑若干问题的规定》中也都是一些原则性的规定。这种法律上的规定的可操作性的缺乏，造成了在财产刑的执行过程中操作上的混乱和困难，如强制执行该怎样进行，是否需要制作强制执行通知书并送达被执行人，强制执行过程中案外人对被强制执行标的存在异议的该如何处理，犯罪人的住所或财产在外地的委托外地法院执行该履行哪些委托手续，外地法院该如何审查和接受委托，在接受委托后该如何配合执行以及执行不能时该怎样退回、执行后该怎样移交委托法院等，这一系列问题都没有可统一遵循的规范。这在司法实践中便造成了各地法院在执行操作上各行其是的局面，这种不统一客观上也给法院之间的委托执行造成了一定的障碍，受托法院消极地不配合的现象也很常见。不统一度和效率往往呈现一种反比例的关系，财产刑执行中的操作的不统一性无疑导致了执行效率的下降，进而表现为一种执行难。

第三，我国相关法律中对于刑事裁判中财产内容执行的前期保障措施不够有力。综观我国的刑事诉讼法，有关财产内容执行的前期保障措施只有在第77条和第117条中有所体现。刑事诉讼法第77条第三款规定：“人民法院在必要的

时候，可以查封或者扣押被告人的财产。”而这一规定显然是受到该条前两款的制约的，也就是说它只能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适用，而且只能在进行到案件审理阶段时由人民法院实施，这就使得该条对后期执行的保障作用是很有限的。第117条第一款则规定：“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根据侦查犯罪的需要，可以依照规定查询、冻结犯罪嫌疑人的存款、汇款。”这一条规定使得我们能够预先控制犯罪人的财产，客观上可以起到一种保障执行的效果，但是其局限也很明显。首先，该条规定的是“根据侦查犯罪的需要”，并没有考虑到后期执行工作的需要，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导致了现实中的公、检不配合法院执行的情况。其次，依据该条规定能控制的限于犯罪嫌疑人的存款汇款，对于其他财物无法预先控制。而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对于执行的前期保障措施这一问题除了在第95条对刑事诉讼法的第77条进行了一次重述外，几乎没有任何关注。这些都是导致后期执行难的因素。对于赃款赃物的追缴是不存在这一因素的，因为赃款赃物属于能证明犯罪嫌疑人有罪的物品，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14条的规定在侦查阶段就应该采取扣押的手段进行控制。

第四，我国刑法中罚金刑的必并科制的泛滥以及罚金刑自由裁量度过大，客观上也导致了执行的困难。有学者统计，我国刑法中所有挂有罚金刑的罪名有165个，其中全部情节都是必并科罚金的罪名共80个，占48.48%；基本情节是并处或单处罚金的复合制的罪名有75个，占45.45%，这75个罪名在较重情节时又都规定必并科罚金。这样较重情节规定必并科罚金的罪名共155个，占到了全部挂有罚金刑罪名的93.94%。6这种必并科的状况客观上造成了量刑时罚不当罪的可能性，大量判决尤其是轻罪判决有违罪刑均衡的原则，适用刑罚超过 6 邵维国著，《罚金刑论》，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13页。

必要限度，引起犯罪人拒不缴纳罚金的对抗性行为，给执行造成了困难。7另外，我国刑法中有不少无限额罚金的规定，限额罚金的规定中往往也是上下限数额差距巨大，这在客观上给了法官过大的自由裁量权，势必会造成大量不公正的判决，而不公正的判决必然会给执行工作带来麻烦。

第五，我国刑事诉讼法分别赋予了公、检、法三机关追缴退赔赃款赃物的职能，三机关分别各自制定了自己的实施细则，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这样一来就造成了“政出多门”的现象，结果就是赃款赃物的认定缺乏统一的标准，追缴退赔工作缺乏有序性，赃款赃物的移送及发还手续相对复杂，职责不明相互推诿的现象多有。8这在一定程度上也给执行工作造成了困难。

第四个层面则是司法和实践的原因。第一，裁判本身可能存在的不合理性，这里指的是法官在自由裁量中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导致的裁判的不合理性。有不少学者呼吁法官在裁量中特别是在罚金刑的裁量中要考虑犯罪人的经济情况，甚至建议要在我国刑法第52条中增设犯罪人的经济情况作为罚金刑判决的依据，想以此来缓解我国的执行难现状。他们采取的论证套路基本上都是遵循这样一个模式，即“每个人拥有的财产具有不平等性，不可能像生命、自由那样普遍平等地拥有。所以刑法面前人人平等原则所追求的平等不能仅停留在形式上表象上，更应注重实质上的平等，判处同等金额的罚金对经济状况显著差异的被告人，刑罚感受能力是显然不同的。也就是说剥夺公民财产的财产刑难以达到也不可能要求达到形式上的绝对平等，而应考虑到能否达到实质上的相 78 葛磊，“罚金刑执行问题的实证展开”，载《刑事法评论》（第14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04-305页。

陈福民、唐震，“刑事裁判中有关财产内容的执行问题探析”，载《政治与法律》2006年第5期。

对平等。”9第二，非法财产与合法财产混同，给赃款赃物追缴工作带来困难；犯罪人财产与家庭其他成员财产混同，给强制执行工作带来困难。司法实践中往往会遭遇这样的难题，由于公民个人财产状况也属于个人隐私的范畴，具有一定的不透明性，我国的个人财产信息登记备案也很不完善，执行人员难以了解和掌握犯罪人的财产情况。现实中，非法财产与合法财产混同一起的情况十分常见，在犯罪人合法财产的认定难以把握的现状下，非法财产的认定必然是有相当难度的。至于犯罪人财产与家庭财产混同的情况则更是具有普遍性，中国式的大家庭在广大的农村地区仍十分常见，而且中国历来都有“同居共财”的传统，这样的情况下，要分清哪些是犯罪人的财产，哪些是其他家庭成员的财产，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即便是在城市典型的小家庭中，夫妻财产的区分也是一个难题，夫妻各自的财产与共同财产往往混杂在一起。认定上的困难，必然会给强制执行的工作带来不小的障碍。

第三，犯罪分子及其家属故意隐匿转移财产，给强制执行工作带来困难。现实中这种情况是十分常见的，罪犯及其家属对刑事裁判中财产内容的履行绝大多数是持一种消极的态度，甚至是一种反向的积极态度，即积极逃避的态度。9 这样的论证却无法令笔者信服，每个人拥有的财产具有不平等性，我国宪法也保护这种财产的不平等占有的情况，只要财产是通过合法途径获得的合法财产。这种不平等是个人机遇和努力的结果，是得到我们肯定的一种客观事实。国家鼓励“一部份人先富起来”，只要是通过合法途径致富，所以说国家对这种财产占有的不平等状况是鼓励的，而如果对犯罪人的罚金刑裁量把其经济情况作为一个依据，无疑这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对犯罪人先前合法劳动成果的一种否定，同样的犯罪同样的情节同样的恶性其他的一切条件都相同，不同的仅仅是这一犯罪人合法地先富起来了，就要被判罚更多的钱，这样判的依据是什么？只能是那不同点，即这个犯罪人更有钱。可是，钱多是罪吗？我认为这才是真真的不公平。既然我们承认财产占有的不平等，那么富人和穷人在生活中就是不平等的，那为什么又要在判处罚金刑的时候把这一案外的因素强拉进来，追求一种所谓的“实质平等”呢？其次，生命、自由难道真的为每个人普遍平等地拥有吗？每个人生命的长度不一样，享受自由的长度自然也不同，健康状况不一样，体质强弱有差别，这些都是客观的事实。有的人能活到100 岁，有的人却只能活到50岁，按照裁量罚金刑要考虑犯罪人经济状况的逻辑，那是不是裁量自由刑时是不是也要考虑犯罪人生命的长度呢？笔者认为所谓实质平等是永远不可能达到的，也是我们不应该追求的，健康不平等生命不平等，这是客观的事实，每个人拥有的财富不平等，这为我们的宪法所保护。可以说，只要存在差异，那就存在不平等，而这种差异不仅是客观存在的，而且我们甚至不应该企图抹煞差异，因为我们很难设想一个没有差异的世界，如果这样一个世界真的存在，那么这样的千篇一律该是多么的无趣，不禁想起罗素的一句话：“须知，参差多态乃是幸福的本原”。所以笔者认为我们所能追求的应该是而且只能是一种形式平等。

因为财产内容的执行对于犯罪人及其家属来说，是承担一种纯粹的不利益，任何一个在功利人性支配下的人都不可能去积极主动承担，这种纯粹的不利益正是他们应当合乎功利人性地回避的。而这种回避却在道义上是应受谴责的，把这种谴责落到实处，现阶段唯一的办法就是运用直接的强制执行。笔者认为，这是把最后的手段提前运用了，“不战而屈人之兵”是为上策，首先考虑的方法应该是要能使犯罪人及其家属主动“投降”的方法。在上策还没有考虑之前，就直接把下策付诸实施，这是得不偿失的。功利和道义的矛盾，必然会给我们的执行工作带来重重困难。

第四，犯罪人客观上无财产或无足够的财产可供执行，给执行工作带来困难。台湾刑法学者林山田指出：“根据犯罪学的研究得知，犯罪人口的经济收入常较一般普通人口的人均为低。”10这就在客观上造成了犯罪人无财产或无足够财产可供执行的情况，根据罪责自负的原则，如果遇到这样的情况，在现有体制下要强制执行就完全是不可能的事情。无疑，这也是导致执行难的因素之一，而且是执行不能中最无奈的一种情况。

第五，公检法在强制执行工作中缺乏配合，给强制执行工作带来困难。司法实践中，公安和检察院查封、冻结、扣押财物工作中各行其是，缺乏司法审查的制约，容易造成一定的随意性。虽然司法解释有规定在被告人被判处财产刑的情况下，人民法院应当通知扣押、冻结机关将拟返还被告人的财物移交人民法院执行刑罚，但这一规定移交的情况仅限于财产刑的执行，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且实践中扣押、冻结财产移交给法院的也微乎其微。法院之间委托执行的，受托法院出于地方保护主义思想以及怕麻烦等因素的影响，往往也缺乏积极性，多有拖延推诿。

林山田：《刑罚学》，台湾商务印书馆1995修订版，第292页。

第六，法院本身在执行中的消极，财产内容执行的缺乏监督，都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执行难的表象。刑事裁判中财产内容的执行不像民事执行那样能收取执行费，看似一种完全的义务劳动，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执行的积极性。有些法院好多财产刑的案件甚至都没有进入强制执行程序。虽然我国法律规定了检察机关对法院工作的监督权，但这种监督现实中一般限于审判监督和监所监督的范围内，财产内容的执行基本上处于检察监督的视线之外，执行过程中容易受到人情、畏难、嫌麻烦等因素的影响，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为执行难的现象。

刑事裁判中财产内容执行难的对策研究

针对以上造成刑事裁判中财产内容执行难的原因分析，笔者认为可以采取以下的对策来缓解我国的执行难问题。

（一）设立罚金刑的易科制度。所谓罚金刑的易科制度是指在犯罪人拒不缴纳罚金的情况下，法院裁定易科自由刑或其他措施代替罚金刑执行的制度。人性是趋利避害的，设立罚金刑的易科制度正是基于对人性的这种功利的了解。基于这种功利，人们的行为往往是“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因此，促使犯罪人主动履行交付罚金义务的方法就是为罚金刑设立一个使犯罪人更感到痛苦的替代措施，当犯罪人不履行刑事裁判中确定的罚金交付义务的时候，就适用该替代措施。这样一种合乎人性趋利避害的制度设计就避开了现实执行中的许多困难，笔者认为这不失为一种极好的方法。执行难，往往是直接强制执行难，而罚金刑的易科制度恰恰能回避这种直接的强制。有学者建议我国引进国外的日额罚金制，这样在罚金刑的易科中会给适用带来很大方便。11笔者主张，我国的罚金刑应该仿效《俄罗斯刑法典》中以社会最低劳动报酬作为罚金 11 笔者对此却不敢苟同，笔者认为，日额罚金制实际上已经把犯罪人的经济状况这一案外因素作为判处罚金的依据来考虑了，这是笔者坚决反对的，理由已在前文中有所阐述。

数额基本单位的做法，这样不仅能适应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发生的通货膨胀，而且对罚金刑易科的实行也有好处，因为现行的罚金刑要易科的话，还要涉及一个折算的问题，而用社会最低劳动报酬作罚金数额单位的话，易科就可以直接进行（对于罚金刑易科何种替代措施，学界还是多有争论，综观之，笔者以为易科社区服务是比较可取的做法。对于社区服务，给予犯罪人最低劳动报酬）。对于犯罪人已经被判处自由刑的，在刑满释放后执行易科的社区服务。

（二）尝试“量刑交易”。这里的量刑交易是指在前期扣押保全等工作做得不充分，预估对财产内容的执行会出现困难的时候，只要被告人认罪，同时又愿意缴纳罚金、积极赔偿被害人和积极退赔赃款、赃物的，都视为具有悔罪表现，在量刑时予以酌情从轻处罚。这一做法的实质有点类似于美国的“辩诉交易”制度。究其实质，这种做法本身就是一种出于功利的做法。为了追求某些东西，我们必须要放弃其他一些东西，这种博弈和权衡永远存在，鱼与熊掌永远不可得兼，我们只能试图寻找一种最好的平衡。实践证明，美国的“辩诉交易”制度实行得非常好。而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其实也在悄悄地流行着这样的做法，实践结果也是令人满意的，以这种方式执行的案件在顺利执结的案件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

（三）把减刑假释的适用与刑事裁判中财产内容执行状况挂钩。刑事裁判中财产内容的执行困难与否，往往和犯罪人及其的家属的配合程度存在着十分大的联系。他们采取配合的态度，则执行相对来说就比较容易；而如果他们不配合的话，那执行工作很可能会面临比较大的困难。为此，我们十分有必要调动犯罪人本人及其家属配合执行的积极性，最好的办法莫过于给以利益刺激，把减刑假释的适用与刑事裁判中财产内容的执行状况挂钩，把刑事裁判中财产内容执行状况作为减刑、假释考察中的一项考察因素。当然，这项工作需要自由

刑执行机关即监狱的配合，把监狱的这种配合与监狱的利益联系起来应该是一种比较好的办法，如将其说服教育犯人配合执行的数额，作为奖励和增拨工作经费的依据等。

（四）通过法律宣传和教育纠正错误观念。首先，我们必须纠正对财产刑的不重视的观念，纠正重刑化思想倾向。中国历来是以重刑化思想为主导的，放眼当今世界，轻刑化是大势所趋。近年来，我国也提出了轻刑化的议题，但整体的重刑化的思维惯性似乎还没有得到彻底扭转。轻刑化思想仍需待宣传和教育，仍需待其深入人心的那一天。随着轻刑化思想的发展，财产刑也会越来越为我们所重视。其次，强化财产刑如自由刑一样也是一种刑罚，而不是古代所谓的“赎刑”的观念。老百姓的认识中，花钱赎罪的观念还很有市场，他们常常通过这样一种观念来看我国的财产刑，所以产生了“打了不罚，罚了不打”的观念，现在是又打又罚，他们会觉得这似乎有点不对劲，所以产生了抵触心理，给财产刑的执行带来了难度。我们需要通过法律宣传和教育，消除老百姓的这种误解，让他们认识到财产刑的刑罚本质，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消除其抵触心理。再次，我们也要加强对犯罪人的思想教育工作，纠正犯罪人心里认的歪理，让他们认识到刑罚并不是对被害人的偿还，赃款赃物更不是他所受刑罚的对价。

（五）进一步具体化和细化我国法律中关于执行主体和执行程序的规定。我国现行法律中对执行主体只规定到一审法院，对执行程序的规定则十分粗糙。建议在刑事诉讼法中明确规定，对刑事裁判中的财产内容执行统一由法院设立的执行庭执行，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进行修改，把财产刑的执行、赃款赃物的追缴等凡是由法院执行庭执行的内容都纳入进去，并对具体的操作程序作细致的规定，以避免在具体操作中无

法可依，各行其是的状态。当然，笔者认为最好的办法是专门制定一部《执行法》，对执行工作进行系统的细致的规定。同时，赃款赃物的追缴退赔统一由法院执行庭负责。针对赃款赃物追缴退赔工作出现的“政出多门”而导致的执行困难以及基于无罪推定原则而引出的法院判决前是否可以称为赃款赃物的质问，笔者建议刑事诉讼法中规定赃款赃物的追缴退赔工作统一由法院执行庭负责，公安机关和检察院只负责采取扣押、冻结等措施对犯罪嫌疑人的财物进行必要的保全，至于保全以后的处臵包括保全措施的解除都由法院执行庭负责。当然，这里也涉及到案外人对被保全财物的异议的情况，笔者认为这种情况下也不应该由公安机关和检察院进行处理，而应该通过法院的司法审查程序对此进行认定后，由法院的执行庭处理。

（六）加强我国法律中关于执行的前期保障措施。笔者建议刑事诉讼法规定，所有的刑事案件在立案以后，都由公安机关在侦查犯罪过程中，对犯罪嫌疑人的财产状况一并进行调查和实行监控，在犯罪嫌疑人被采取强制措施以后，立即对其财产采取一定的保全措施（如冻结、扣押等），防止犯罪嫌疑人及其家属在法院判决交付执行前隐匿、转移财产。有学者建议我国要设立刑事被告人个人财产状况随卷附交制度，以便法院在判决时综合考虑被告人的个人财产状况，12笔者的观点是刑事被告人个人的财产状况在判决前是需要对担任审判的法官保密的，只有在判决以后才应当把保全的被告人的财产移交法院执行机关。

（七）把罚金刑提到主刑地位并改变我国刑法中罚金刑的广泛必并科现状。鉴于上文对我国刑法中罚金刑立法状况的弊病分析，笔者认为我国有必要顺应形势发展的需要，把罚金刑在立法中提到主刑的位臵（并且规定可以和自由刑 12 对此，笔者是持反对意见的，这样做的结果往往就是个人财产多的，判罚的也多，个人财产少的，判罚就少。这种做法里面是不是隐含着一种仇富嫉富的心理？笔者认为，这种做法把被告人个人财产多少这么一个与本案无关的因素拉进来，是有违司法公正的，对此，笔者在上文中已有所论述。

并罚13），建立一种以选科制为主，并科制和单科制为辅的罚金刑适用体系。这样做不仅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人们对罚金刑不重视的现状，而且对我国刑法中罚金刑的不合理立法现状的改革有积极作用。

（八）加强司法独立，提高法官素质。这是一个短期内无法完成，但又确实关系十分重大的因素。与世界各国的司法相比，中国的司法是独立性相对缺乏的司法，法院的经费靠地方财政拨给，这是个致命的弱点，法院的审判执行工作往往扛不住政治和权力的压力。有的犯罪人（特别是那些有钱有势的犯罪人）就可能利用这一点，通过各种关系让党政机关出面向法院说情、施加压力或进行阻扰，这必然也会给执行工作带来困难，所以要缓解执行难，还必须排除权力等诸外部因素对执行工作的干扰，这就要求司法独立。当然，犯罪人也可能通过各种关系找法官说情，从而影响执行，要杜绝这种情况，除了制度上的监督等措施以外，我们还需要提高法官本身的素质，而提高法官素质的意义绝不限于此，这对司法来说是具有全局意义的，高素质的法官可以使执行前的判决达到最大程度的合理化，从而也起到一种缓解执行难的效果。在这个意义上，笔者主张法官的精英化，认为法官就应该是一个孤独的高高在上的神圣的形象。

（九）加强信息网络资料库建设，方便执行人员掌握犯罪人的财产情况。摸不清犯罪人的财产状况，往往是强制执行中最困扰的难题，而这一难题却不是仅仅在法律内就可以解决的，它还需要依靠科学技术的发展。世界上不少发达国家的个人信息资料库建设非常完备，只要在相关部门计算机上输入某个公民的身份标识，就能找出他的财产状况，这极大地方便了执行工作。我国目前计算机网络普及率也已经达到了一个相当高的水平，但资料库的建设却很不完整，一些资料查阅手续繁琐，一些部门之间没有实现联网，检索资料耗时费力。笔 13 有学者认为主刑之间不能并罚，笔者认为这是因为在现有刑罚体系中主刑之间不具有可并罚性所致，主刑不能并罚并不是一条必须遵循的铁律。

者认为我们亟需改变这种现状，完善个人信息资料库建设，实现各部门间的联网，简化查阅手续，切实为执行人员迅速掌握犯罪人的财产情况提供方便。

（十）加强对故意隐匿转移财产以及消极不配合执行的惩罚。虽然我国刑法中设臵了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但在司法实践中，该罪的对象往往局限于民事、行政案件的判决、裁定。由于重自由刑轻财产刑观念的影响，实践中对刑事裁判中的财产内容执行中的犯罪人及其家属隐匿转移财产的行为很少以该罪认定，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对此类行为的打击力度，于执行工作是不利的。如果说对于故意隐匿转移财产的情况根据法律尚可以予以惩罚的话，那对于犯罪人及其家属纯粹消极不配合执行的情况，现行司法实践中可谓束手无策。而犯罪人自己及其家属对财产情况是最了解的，现实情况下，缺少了他们的配合，必然会给执行工作带来难度。促使他们配合的办法，一个是正向激励，即给他们的配合以好处；另一个就是反向激励，即对他们的不配合进行打击。履行法院的判决是犯罪人的义务，在犯罪人入狱，其财产由其家属管理的情况下，配合执行就成为其家属的义务。笔者认为应当在相关法律中明确犯罪人及其家属的配合执行义务，规定对此种消极不配合执行的行为的惩罚。

（十一）建立被害人的国家补偿机制。目前世界上有不少国家（如美国、日本、新西兰、德国、芬兰、澳大利亚等）在刑事诉讼体系中建立了被害人的国家补偿机制，对犯罪人赔偿不能的附带民事诉讼的被害人进行国家补偿。笔者认为这是一项值得借鉴的好制度，建议我国的刑事诉讼体系中引进该项制度并且稍微扩大国家补偿的范围，把因刑事案件而受到损失的其他被害人（如赃款已被挥霍而退赔不能的情况）也纳入国家补偿的范围之中。在国家对被害人实施补偿之后，保留向犯罪人追索的权利。追索工作由法院执行庭负责，按照追索的数额给予法官适当比例的回馈作为奖金。这种制度的好处是使刑事案件被

害人能得到及时的补偿，避免执行难带来的拖延和被害人得不到补偿的局面，也把执行法官从被害人的压力中解放出来，并且把执行从一种纯粹的义务转变成和法官自身的利益关联起来，对执行工作总体上来说是有利的。有人要问，国家补偿的这笔资金从何而来？笔者认为这笔资金应该从国家财政中来（最终是从全体纳税人那来）。犯罪社会学的研究表明，对于犯罪的形成，整个社会都是负有责任的，所以，除了犯罪人自己承担外，由整个社会来承担犯罪造成的损害也是无可厚非的。从功利的角度看，这种制度也有利于有效减轻被害人的痛苦，实现一种对被害人所受痛苦的有效分流，在这种大范围的分流中，这种痛苦几乎可以被稀释为零。

（十二）加强公检法三机关在执行工作中的配合。司法实践中，公安机关、检察院扣押、冻结财物以及解除扣押、冻结往往都是自行完成，和法院不发生任何关系。即使是在法院判决裁定确定后，扣押、冻结的财物不移交法院执行的现象也是十分常见。鉴于此种情况，在刑事裁判中的财产内容执行过程中亟需加强三机关的配合。笔者认为，鉴于中国司法的现状，可以暂由政法委制定一种奖惩规定，对于公安机关、检察院不配合法院执行的情况给予一定的处罚。虽有行政干预司法之嫌，但也不失为现状下的一种好办法。另外，法院执行庭要加强与公安机关和检察院的联络，这样也能够对三机关在执行工作中的配合起到一种积极的作用。

（十三）加强法院执行的积极主动性，加强检察机关对法院刑事裁判中财产内容执行的监督。针对刑事裁判中财产内容执行中法官容易出现的惰性，我们有必要刺激起其执行的积极主动性。最好的方法是一种看得见的利益激励，把执行数额（这里说的执行数额是指通过法官的努力执行到的数额，不包括先行冻结、扣押在案的）直接与执行法官的利益挂起钩来。其次则是由法院制定一

种按照执行成果进行奖励的机制，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能激起执行法官的积极性。再次，有必要把财产内容执行情况纳入检察监督视野。这一点在法律上是没有障碍的，法律赋予检察机关监督权是一种广泛的监督权，并不局限于审判监督和监所监督，对财产内容执行的监督也是其题中应有之义。实践中，对财产内容执行的监督应当逐渐重视起来，这样也有利于消除由于执行人员自身惰性原因导致的“执行难”的假象。

琦）

（作者单位：执行庭）（责任编辑：吴

第二篇：试论民事裁判执行难的原因及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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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民事裁判执行难的原因及对策

作者：赵弈涵

来源：《神州·中旬刊》2013年第01期

摘要：近年来，民事裁判执行难的问题已经成为严重困扰司法体制改革的一大难题，目前，当事人对于法院工作的不满绝大多数源自法院的执行工作。虽然各级法院采取各种措施强化执行力度，探索执行方案，但是执行难得问题始终没有得到有效解决，从而直接导致了公民对于法律公平正义的信仰危机，本文旨在通过对于执行难得成因、对策等方面的探究，拟寻求解决执行难问题的出路。

关键词：民事裁判 执行 缺陷 措施

一、民事裁决执行难问题的现状

所谓执行难是指对法院作出的生效裁定和判决，原本具有可操作性和执行性，但是由于各种人为因素从而导致失去或者暂时失去执行可能的情形。在实践中执行难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被执行人难找。在民事执行阶段，经常出现被执行人拒收法院执行通知书，或者被执行人为躲避债务，举家搬离，下落不明等情形，公司也经常设置保安系统或者公司员工组织法院执行人员进入执行现场，导致执行难度大，当事人利益得不到保障等状况。第二，被执行人实际资产状况难以掌握。被执行人往往都会有多个户头，而其提供给法院的账户通常是空头账户，被执行人的实际资产状况法院很难掌握，还经常出现被执行人与第三人恶意串通，进行资产转移以逃避债务的情形。第三，协助执行人不配合。在执行阶段经常会出现具有法定执行义务的单位或者个人不与法院工作人员配合、不协助甚至刁难法院执行的状况，更有甚者协助执行人帮助被执行人隐匿财产、通风报信，或者重复扣押、查封、冻结被执行人被强制执行的标的物，对法院执行工作的开展和顺利完成产生了极大的阻力。第四，应执行财产难以执行，日常生活中被执行人强行撕毁法院查封令、扣押令擅自处置应执行财产的现象屡屡发生，极端的当事人甚至暴力抵抗或殴打执行人员，执行工作难以顺利开展。

二、造成民事裁决执行难问题的原因

（一）关于执行问题的立法不完善

执行难的根本原因在于对民事主体尤其是自然人的财产状况以及负债情况缺乏法律调整，从而造成《民事诉讼法》规定的执行措施很难在实践中操作。《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二条有关条款规定：“被执行人未按执行通知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向银行、信用社和其他有储蓄业务的单位查询被执行人的存款情况，有权冻结、划拨被执行人的存款；人民法院有权扣留、提取被执行人应当履行义务部分的财产，但应当保留被执行人及其所抚养家属的生活必需费用；人民法院有权查封、扣押、冻结、拍卖、变卖被执行人应当履行义务部分的财产，但应当保留被执行人及其所抚养家属的生活必需品。”同时，《民事诉讼法》还规

定：“被执行人不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并隐匿财产的，人民法院有权发出搜查令，对被执行人及其住所或者财产隐匿地进行搜查。”仅仅从法律规定来看，人民法院的执行措施是比较全面的，也赋予了很大的权限。但是这些法律条文能够得以有效运行的前提是，人民法院能够详尽的掌握被执行人的财产状况。而这种了解必然离不开对民事主体尤其是自然人财产以及负债情况进行调整的相关法律规范。当事人的财产状况，包括不动产住所，以及资金流向等只有所有权人是最清楚的，民事主体的资产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包括存款储蓄、股票、现金、债券、不动产等。通常看来，一个有能力履行债务的所有权主体当他不愿意履行债务时，往往会采取多种手段转移或者隐匿自己的财产，导致人民法院无法执行被执行人财产。因为法律明确规定应当保留被执行人及其所扶养的家属的生活必须费用和必须品，而司法机关对被执行人的实际财产状况一无所知，并且取证困难，因此，更需要建立起一套与之相应的法律法规对当事人财产状况予以调整。

（二）法院执行工作力度不够

一部统一的执行法典迟迟没有出台严重影响了执行的力度，民事诉讼法中关于执行的 29条规定过于粗略，即使加上高法的司法解释也远远不能适应现在日益复杂的执行情况，导致法官面对很多情况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因为在连法律也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大可以得过且过，导致执行力度严重不足，还有就是一些司法解释、通知、批复、办法及其它部门法中所涉及到的相关条文，主要规定内容相当分散、缺失严重。比如对执行担保、案外人提出执行异议的处理，目前只是要求各法院按有关法律及司法解释办理，而没有作出系统明确的规定；对无故推诿拒不接受或协助法院执行的单位及个人均未作出明确规定。正是由于法律规范的疏漏，给法院执行工作带来了诸多不便，继而影响了当事人合法诉权的即时实现。

（三）执行工作监督不到位

并不是所有不能执结的案件的当事人都没有履行能力。在现实生活中，有很多有能力履行债务而拒不履行的大有人在。由于对被执行人资产状况不能有效控制或无法掌握，很多被执行人的存款在银行长利息，被执行人整日吃喝玩乐，但就是不履行义务，人民法院也因无法查到其存款情况无能为力。再如，由于对流动人口的管理制度不严，被执行人只要外出躲起来，人民法院就会因查不到其下落而无法执行。

三、完善民事裁判执行工作的对策

（一）完善民事裁判执行制度相关法律

执行工作的立法滞后，有关强制执行的法律、法规不健全，也是造成执行难的主要原因之一，行则无矩，使执行工作随意性很强；但如果法条不全，处理某些问题时，也会无法可依。强制执行工作是我国司法建设工作的一项长期的战略性任务，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市场经济的繁荣，审判、执行实践的不断深入，新问题、新情况的不断产生，执行人员深感立法的不足，当前，在我国把执行程序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中分离出来，单独制定中华人

民共和国强制执行法的条件已趋成熟。其表现在：第一，执行难的问题十分突出，一些债务人利用执行法规不健全的漏洞，逃避执行。执行立法滞后的现象已明显暴露。司法实践要求立法跟上已成燃眉之急。第二，我国法制工作的开展，立法技术的成熟，以及民事、经济、行政法律的逐步出台，法律的综合作用将更充分发挥出来。民事权益的重要组成部分提到议事日程上来。第三，世界各国的立法模式采取了制定强制执行立法的趋势。如日本、奥地利、比利时等国采取了制定强制执行法的体例。制定独立强制执行法，吸纳更具体、更确实、更充分的内容，以适应日趋复杂的执行工作的需要的观念已在许多国家形成共识。

（二）完善执行程序，加大执行力度

作为真正落到实处的执行员面对人手财政的缺乏，行政方面的压力应该重新对执行庭进行设置，建立相对于法院和政府都独立但并不是完全没联系的执行机关，首先执行前期与法院协调以了解全案案情，与行政机关的合作就是要在执行员的监督下适当引入行政权力以便执行的顺利进行，我强调的是一个相对而言，是独立的，但又不完全是独立的机关。在我国，行政机关作为被执行者执行不了的情况很突出，他们的赖帐往往比社会上的一般被执行对象赖帐行为造成的影响要恶劣得多，但是他们的难处并不是绝对的，只要上级机关作出一定的合作就肯定可以给予解决，在这种情况下，只要执行机关和上级部门作出一定的联系和协调就可以解决问题，面对社会上的被执行对象更是如此。有适当的公权力加入总好过几个法官带上法警去磨破嘴皮宣传法制的效率强得多，但是是否说由政府机关来执行呢？我国目前情况还不行，因为我国现在还在强调依法行政，离依法行政还有一定的差距，一旦赋予政府机关一个独立的强制执行权而且该权力覆盖了民事和行政方面，那是对我国的部分当权者一个相当大的考验。不论判决结果实际如何，和它是否符合自己的预期、是否是不利于自己，只要它满足了判决所具有的条件，如既判力、判决作出的程序，他们就会自愿地去执行判决。相对而言，我国的某些人则是制度的投机者，他们不在乎制度所能带来的制度正义和社会正义，只在意它能否给自己带来好处。如果给自己带来了利益，那么就会自觉主动地去遵守，并高呼天天理存在；如果给自己带来了不利，那么他们就会尽力办法去规避，而且到处宣讲社会如此黑暗。在他们心中，利益高于一切，只要法律制度的运行对自己产生利益，他们就会用尽一切救济手段来挽回“损失”。这时最有效的救济手段往往是公共权力。他们既崇尚权力，又害怕权力，在权力的占有者面前，他们要么委曲求全，甚至不惜以养成腐败的代价来求得利益。因此他们不仅是制度的不合作者，为了信仰，他们会寻求一切手段，包括牺牲法律制度来实现个人利益。因此不自愿履行民事判决也是能预见到的，所以应当建立一个既独立于法院和政府但又有适当的公权力介入和在法官的监督下执行机关。

（三）建立完善的社会监督机制，保障执行工作的顺利开展

执行难的原因是诸多方面的，这一点是人所共知的。所以解决“执行难”不是哪一系统，哪一部门的事，是全社会的事，前面在建立社会信用体系已谈到，在金融系统建立法院执行信息系统，这样对被执行人存款就能及时掌握，并能采取相应的执行措施，使案件及时得到执行，再如，对外出务工的人员或其他外出人员的临时住址，由临时居住地的公安机关进行管理，并

及时通报给户籍所在地，这样，不管被执行人到何地去，人民法院都可以通过户籍所在地的公安机关掌握其行踪，对其采取强制执行措施，明显有利于案件的执行。相信只要全社会上下都能够关心、支持执行工作，经过法官们的不懈努力，执行难问题一定能够得到彻底解决。参考文献：

[1]孙小虹，“克服执行难问题是社会系统工程”，载《人民日报》1999年3月10日.[2]梁红照《论我国强制执行财产调查制度的建立和完善》载《强制执行与参考》总第10集.[3]李政、杨惠玲，《从“执行准”透视执行程序之立法不足》，陕西省行政学院、陕西省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1（8）.[4]张启楣，《执行改革理论与实证》人民法院出版社2002年9月版.[5]王旭，《推进司法体制改革遏止司法权地方化倾向》，体制改革，2002（1）.[6]董林华，《关于“执行难”和“执行体制改革”有关问题的思索和探讨》，河北法学2000

（4）.

第三篇：执行难原因及对策

汇 报 材 料

2008年6月份，根据国家、自治区、呼伦贝尔市三级政法委的决策和部署及三级法院的具体安排，莫旗人民法院对所有执行积案进行全面清理和统计。核查执行积案总数为587件，其中，有财产案件172件，无财产案件415件。

根据2009年5月份市政法委、呼伦贝尔市中级人民法院在鄂伦春旗现场会会议精神，莫旗法院对所有587件案件进行了第二次梳理和重新定性。415件无财产案件统计出有财产案件227件，两次统计出有财产案件合计399件，使有财产案件占到积案的67.9%。到现在为止，莫旗法院399件有财产案件执结235件，188件无财产案件执结70件，587件积案总共执结305件，执结率51.9%，执结标的565.1689万元。

莫旗人民法院清理执行积案工作在市委政法委的正确指导，中级法院积极协调，中共莫旗委的坚强领导，人大的强力监督，政府的大力支持，社会各界的鼎力帮助下，取得了较大成绩，步入全市法院系统清积工作先进行列。但是收获的点滴成绩并没有让我们感到轻松，真正攻坚克难才刚刚开始，破解“执行难”，在体制、机制保障上依然任重道远。

一、执行难的具体表现及原因

（1）立法滞后，这是执行难的重要原因。现在国家没有执行法和强制执行法，民事诉讼法涉及的执行条文远远不能适应 执行工作的需要。现行的法律条文又比较笼统，执行人员执行起来有手足无措之感。这样就束缚了执行人员的手脚，影响了执行工作的开展。

（2）有协助义务的单位和个人拒绝协助执行或有意设臵障碍，使执行工作不能顺利进行。执行是一项系统工作，需要方方面面互相协作，有些单位或个人法律意识淡薄及地方保护思想作祟，对人民法院的调查取证设臵障碍，甚至拒绝履行协助义务。各行政管理机关普遍对司法权的认识不高，协助办理业务时固执的坚持自己的操作规程或者是内部的规章制度，对法院的强制性指令臵若罔闻，抱着法院又管不着我们的心理，对执行人员提出的查询、扣押等要求或推拖，或阳奉阴违，有时甚至拒绝办理，贻误执行战机，使执行工作陷入困境。例如，执行人员到房产部门查询、扣押房屋时，因无法提供被扣押人的房产证号，只能按姓名和房屋位臵信息查找，而这种情况下，因为房产部门档案管理未录入微机等原因，工作人员非常抵触法院的扣押行为，甚至拖延、拒绝办理，有时候一个星期也不能完成扣押工作，而在执行工作中，扣押财物往往是刻不容缓的，如此扣押效率势必影响执行工作，有时甚至会造成不可弥补的责任问题。按照市中级人民法院制定的执行结案标准，以无财产标准结案的执行案件中，必须有针对房屋、存款、车辆等财产的查询结果，方能认定被执行人是否有财产，而房屋登记部门并未将房屋登记情况录入微机，根本实现不了用人名或 者身份证号码查询，在执行人员只提供被执行人姓名的情况下，是无法获得任何查询结果的。

执行人员查询被执行人企业登记情况，工作人员只同意将查询结果进行口头告知，执行人员提出出具一份书面证明时，工作人员既不理解，更不配合。没有书面的证明，案件就缺乏充分的证据予以佐证，严重影响执行工作的开展。这些工作人员淡薄的法律意识，不负责任的工作态度，严重的影响了执行工作的效率。

（3）人均生活水平普遍偏低，大量被执行人缺乏可供执行财产。

莫旗是农业旗县，大部分农民在经济上虽能达到自给自足的程度，但除去必要的生活、生产用品之外，缺乏其他可供执行财产。按照法律规定，当事人家庭只有一处住房的，是不适宜强制执行的，另外，象四轮拖拉机这样的农业生产工具也是不适宜强制执行的，但是，我旗大部分农民家庭中，除去居住的房屋和种地用的四轮车外，基本上再无其他财产，能够拥有可供执行财产的家庭不到10%，而现金形式的财产又很难查到下落，甚至有很多当事人根本不存到任何金融机构，只放在自己手里，这样的经济现状，给执行工作带来非常大的难度。拥有的固定资产少，直接导致被执行人对地域的依附性下降，很多被执行人选择离开家到外面打工，这样的案件，不但找不到可供执行的财产，甚至找不到被执行人，因而案件也就无法得到 执结。

在各省市自治区里，案件执结率排名最靠后的始终是西藏、青海、甘肃、内蒙古这样的偏远贫困地区，这个现象的形成不能仅用不懂法、不守法这个层面去解释。更多的因素还是因为这些地区的经济落后，人们普遍缺乏承担经济责任的能力，因此，经济欠发达是执行工作开展不利的根本因素。

（4）当前社会道德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观念滑坡，是执行难的主要原因。许多经营者和债务人的法治观念和道德观念淡薄，逃债、废债、赖债现象十分严重，他们采取逃、藏、移、换等手段，“悬空”债务，以达到逃避履行债务的目的。很多债务人对于拖欠债务不履行的行为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在西方国家，每个公民都有自己的信用档案，每一次违法或是不偿还债务，都将记入该公民的档案，并将直接影响其在社会上的任何一项经济行为的信任度。如果一个人的信任度低，则可能导致其无法在社会上生存。我国目前除银行有不偿还贷款无法再次贷款的制度外，在其他领域尚未建立起相应的信用制度，且各领域之间未能形成信息联网，无法形成综合信任评价。没有信用制度的制约，加之精神文明观念滑坡，当事人赖债心理严重，给执行工作增加很大难度。

（5）土地案件难以执行。土地一直被农民视为生存根本，前几年年景不好且需要交纳农业税时，农民对土地附属关系曾经有所减弱，但随着国家取消农业税以及发放粮食补贴等政策 的出台，土地迅速升值，围绕着土地使用权的各类纠纷也随之产生，且数量巨大。《农村土地承包法》等法律的出台之后，规范土地承包问题的法律规定越来越健全，但是，农民对土地问题的观念与现行法律规定之间存在很大差距，土地案件的裁判文书生效后，败诉的当事人往往对于裁判结果十分不理解，加之土地与农民的生存息息相关，农民对土地有着很强的依赖感，因此对执行土地有着强烈的抵触情绪，甚至不惜采取暴力抗拒法院执行土地。例如，今年五月份莫旗法院到红彦执行一个土地案件时，被执行人大杨树林业局竟然纠集两卡车人阻拦执行人员执行，场面稍一掌控不好极容易演变成群体伤亡事件。

另外一种情况是没有土地可供执行。有些案件在审理后，法院判令由村委会负责向申请人返还土地，可是，目前全旗各村委会几乎都没有机动地，执行标的根本不存在。例如周玉民申请执行哈达阳小黑山村委会的案件，周玉民的土地被村委会以欠债为由收回发包给第三人，周玉民起诉要求返还土地，莫旗法院判决由第三人向周玉民返还，中级人民法院二审改判由小黑山村委会向周玉民返还土地。据周玉民讲，远在十几年前他当村主任的时候村里就早已经没有机动地了，现在村里根本没有地可向他返还。这样的案子是无法执结的。

土地问题目前是农村案件中最敏感的，在我旗涉诉上访案件当中80%以上是土地案件，执行土地极易引发上访，执行人员既要为申请人去强制执行土地，又要注重稳控当事人上访，非 此即彼的权利角逐，法院很难从中找到平衡点，工作难度非常大。

（6）体制改革及政策调整造成的一些遗留问题无法解决。在国家未取消农业税之前，村委会在向农民征收农业税的同时，可以征收“村提留”，以作为村里开展各项工作的经费，在那个时期，因为村委会享有收费项目，所以，有些村在开展工作时，出现了负债经营，提前消费等行为，逐渐形成一些村级债务。后来，中央取消了农业税，同时也禁止村委会向农民征收任何名目的费用。改革之后，转移支付拨过来的钱，只能够村委会应付目前的各项开支，根本没有能力偿还原来陈欠下来的债务。而扣划村委会的转移支付款，一个是数额太少，与陈欠债务不成比例，另外全部扣划也严重影响村委会开展工作。收费被取消，旧账没人管，使得涉及被执行人为村委会的二十多件案件全部陷入僵局，无法执结。

还有国有企业政企分离不彻底所遗留的问题。粮库做为国有企业，在法律上应当是一个独立的法人，其资产与经营均应由企业自己掌握，但是，莫旗粮食局在未对一粮库进行清算解体的情况下，将一粮库的全部资产卖给了北方公司，现在，一粮库这个企业在法律上主体仍然存在，资产却已经为零，其所遗留下来的债务无法偿还。还有好多乡镇的粮库已经停止运营多年，资产也已几乎全部抵押给农发行，这样的企业既不转型经营，又不宣告破产，涉及到的十几件案子根本无法执结。（7）信访压力大，执法力度不够。执行中申请人不理解法院的执行工作，人为的造成执行难。有的申请人明知债务人没有财产可供执行，却仍然到处上访，指责执行人员收受好处、偏袒债务人，或者到法院吵闹，干扰法院办案。让执行人员不得不花费大量的精力层层汇报和回复有关单位，执行人员常常被几起明知无法执行的案件牵扯了精力，无法及时帮助其他申请人实现债权。同时，在被执行人中，也存在着大量的“钉子户”，这几年，莫旗的信访数量一直居高不下，各级领导面临着巨大的信访压力，为了缓解信访压力，保持社会稳定，就需要执行人员在执行过程中做到谨慎再谨慎，但是，过度的谨慎必将导致执行力度下降。一些“钉子户”利用法院害怕信访案件上升的心理，无理纠缠，动不动就进京上访，而其上访的直接结果，是各级信访机关及管理机关要求将案件谨慎办理。为了稳定当事人在“奥运会”、“人代会”等重要活动期间不进京上访，执行人员只能放缓执行工作，坚持稳定第一，但是，一些当事人恰恰利用了法院的这个弱点得寸进尺，越得到好处，越上访，形成了恶性循环的局面。而在信访问题上往往实行个人负责制，即谁办的案子出现上访，谁负责接访，负责稳控，这样给执行人员带来很大心理压力和工作压力，甚至有个别同志出于明哲保身的心理，遇到“钉子户”不敢啃，担心一旦形成上访，自己则要四处接访，且要向各级领导汇报案件，视采取强制措施为“高风险”行为，严重的影响了执行工作人员的积 极性。例如曹圣文申请执行马文斋的案件，只要采取执行措施，马文斋就会进京上访，稍一放缓，曹圣文就会上访，莫旗法院几年来为了稳控、接访马文斋，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执行这类案件，执行力度难以确保，执行效果因而也就受到影响。

（8）法院方面自身存在的问题造成的“执行难”。法院的执行力量不足，造成执行案件多，执行人员少，致使执行案件大量积压。人员少、装备落后、经费不足使“加大执行力度”落实不充分。莫旗地广人稀，好多乡镇、村屯距离在一二百公里之外，一个案件往往需要往返多次才能执结，执行成本相对较高。按照现行的诉讼费收费标准，不足10000元的案件，收取执行费50元，而在我旗，对于偏远乡镇来说，很多案件的执行成本在500元以上，有时因为案情的紧迫性和为了保持执行工作的连续性，必须得为一个案件单独驱车几百公里去采取执行措施，而不能考虑费用问题将案件攒到一起去办理，这样，自然增加费用支出，扩大执行成本。反之，如办案经费得不到保障，不能及时为个案采取行动，必然会贻误战机，影响执行效率。目前大多数法院都存在执行人员不足的情况，而申请执行的案件却大幅度上升，为提高执行效率只能采取分组执行，往往每组只有两个人，执行人员 “势单力薄”，执行力度 “慎重掌握”，很难给被执行人带来足够的震慑力，如遇突发事件，更显得顾此失彼，穷于招架，遇到抗拒执行，或者冲击执行人员的，根本不具备采取强制措施制止不法行为的条件。所以人、财、物的不完备是局限法院扩大执行范围和加强执行力度的重要原因，无形中使执行工作陷入被动。

二、针对上述问题，解决“执行难”目前应采取的对策（1）强化法制宣传，优化执行环境。法院及政法部门应采取以普法宣传为主，以典型案例宣传为辅的宣传方式解决执行难问题。各种法律的不断出台，相应的要求公众提升对法律的了解和熟悉度，要求人们增强法制观念，提高自觉遵纪守法意识。只有人们的法制观念提高了、增强了，才能为执行工作营造良好的环境，执行人员执行起来也就容易多了。

（2）规范执行流程是解决执行难的良方。国家在未出台执行法之前，规范执行流程尤为重要。所谓流程化管理就是将执行过程的每一个环节纳入管理，将执行机构分为审查组和执行组，审查组负责传唤当事人，下达通知书，查明当事人情况。执行组的职责是准确按时完成执行任务和审查组决定的查封、冻结、扣押、评估、拍卖等任务。如果被执行人对评估结果不服，可向法院提出，由法院召集作出评估结果的有关单位接受被执行人的咨询。

（3）积极依靠党委领导，人大监督和政府支持，确保执行工作顺利进行。人民法院在执行中，遇有需要协调处理的事宜，应当主动报告当地党委，在党委和人大、政府的支持下，使问题及时得到妥善解决。人民法院主动接受同级人大的监督，变过去的被动监督为主动汇报，以求得人大对执行工作的支持。人民法院会同公安、检察、司法行政机关及有关部门在各级党委、政府的领导下，共同营造良好的执行环境，确保执行工作的顺利进行。执行工作涉及到许多部门，从某种意义上讲，执行工作是一种复杂的系统工程。因此，综合治理、统一管理，统一行动是解决执行难的关键。只有得到充分理解和广泛的支持，才能给那些拒不执行法院裁决的被执行人以强大的压力，合力打造人民法院执行工作的最佳态势，法院的执行才会产生巨大的效果。必要时，由党委、人大负责召开协调解决执行难工作会议，由建设局、土地局、工商局、财政局、商业银行等执行工作中涉及到的主要协作单位的领导参加，同时召开清理积案专项工作会议，要求各协作单位办理具体业务的人员参加会议，通过会议提高这些人的法律意识，提高觉悟，从原来的旁观者角色转变为参与者，增强协助法院开展清积工作解决执行难的积极性。依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拒不协助法律办理执行工作的行为，依法应处以拘留、罚款，但是，这种形式的处罚对于协作单位来说并不容易实现，而且即使实现了，给以后的执行工作未必会带来好的效果。如由党委、人大出面督促这些部门制定相应的规章制度，予以内部问责，则会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这些部门的渠道通畅了，执行工作的效率才会有保障。

（4）强化执行措施，提高执行效率。民事诉讼法和有关司法解释对执行措施作了明确的规定，但是如果这些强制措施得 不到强有力的实施，则无法有效震慑当事人。执行力度不够硬的主要原因是执行人员担心引起上访，而出现上访后担心的是执行程序违法，经不住法律的考验。这个问题需要从源头来解决，执行人员在开展执行工作过程中提高觉悟，严格遵守法律程序，在确保合法的前提下，只要公民、法人或其他经济组织不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且符合可处罚的要件，就绝不姑息迁就，坚决依法采取拘留、罚款等措施；情节严重的则应当追究其刑事责任，给被执行人以严厉的打击，使其不再抱着侥幸心理负隅顽抗。

如遇被执行人上访的，由院党组组织成立核查小组，对执行案件进行彻底核查，有违法不当行为的，及时纠正，对于正当执法的，坚决肯定办案人的正确性，坚定办案人信心，解决执行人员的后顾之忧，消除个别人心中“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心理，使执行人员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打硬仗。（5）法院自身做好预防工作，避免将案件引入无法执行的困境。一些审判员在审理工作中只审理不兼顾执行，这样的做法很容易造成 “执行难”。比如在立案时，未能充分向当事人讲明诉讼风险、执行风险，而一些诉求在立案时就能看出将来是无法得到执行或者难以得到执行的，很多当事人在没有充分认识到这一风险的情况下便立了案，最终即使获得了胜诉，也只能拿到一纸债权凭证。例如起诉村委会的案件，已经审完了的案件几乎全部未得到执结，再受理新的起诉，也同样是无法 执结。这样的诉讼当事人打下去，不但原来的债权得不到保护，反而又支出了一笔诉讼费用。审了也执行不了的案件，不审也没有侵害当事人权益，恰恰是对当事人的一种保护，因此，解决执行难的问题，严把立案关是非常有必要的。类似的如涉及乡镇债务、与身份权有关的劳动争议、企业改制、移民房质量问题纠纷等也必须谨慎立案。

另外，审判人员在审理阶段就应把案件执行问题考虑进来，杜绝一审了事的思想，在立案之初就及时提醒当事人申请财产保全、先予执行，往往扣押、查封的最佳时机出现在审理阶段，此时，当事人的诉讼胜负未定，还没有转移、隐匿财产的必要，抓住良机，措施到位，能为以后的执行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6）培养当事人在执行中的证据意识，进一步明确举证责任。案件审理阶段，在举证的方式和责任分配方面，通过审判人员的指导得到较好发挥，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都能提供证据加以证明。而在执行程序中，要求当事人举证，有的当事人不理解，认为通过诉讼程序，民事权利义务关系已经确认，人民法院应根据已经发生效力的法律文书，强制责令义务人履行义务，不再负有举证责任。认为执行中的调查取证应当由人民法院承担。在这种情况下，人民法院应通过各种渠道加大宣传力度，引导当事人走出不承担举证责任的误区。申请人与被执行人之间通过诉讼阶段的接触往往对于被执行人的财产情况比 较了解，更容易掌握被执行人的财产线索，如申请人能够积极主动的承担起举证责任，及时跟执行人员沟通，提供执行信息，则能明显提高案件执行效率。

（7）建立社会保障机制。特殊群体作为申请人的，被执行人又走、死、逃、亡，或根本无财产可执行，应有社会保障机制跟进。刑事附带民事案件中，被执行人被判刑后在监狱里服刑，对其财产的查明与执行非常困难，几乎都无法执结，而申请人又往往是刑事案件的受害人，生活困难没有保障，政府的救济渠道应及早建立，从而增加社会和谐因素。

总之，要解决执行难的问题，首先应当将“执行难”的成因固定下来，然后才有的放矢，抓住源头性工作，突破被申请执行造“难”的侥幸观，克服法院的执行难的“难”关，唯有这样才能在全社会对“执行难”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彻底解决法院的执行难，也只有到那时笼罩在法院头上的“执行难”才能烟消云散。

在这里恳请人大领导和各位代表，并通过你们，对法院执行难的理解、支持、帮助，以点带面，不断拓展社会认知广度，全社会齐心协力，齐抓共管，共同开创破解执行难工作美好的未来。

第四篇：及对策试论刑事附带民事执行难的原因

试论刑事附带民事执行难的原因及对策

李联卫

一直以来，执行难问题始终困扰着人民法院，并且受到社会的普遍关注，成为法院工作中的一个老大难问题，给法院工作造成很大的压力。作为法院执行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刑事附带民事执行更是难中之难。随着严打工作的进一步深入，法院的刑事附带民事执行案件数量越积越多，这对原已堆积的大量得不到实际执行的刑事附带民事执行案件来说，无异是雪上加霜。如果这一问题不能得到有效的解决，它对于维护国家的长治久安，保持一个良好的社会秩序都有着重要的影响。因此，切实解决好这部分案件的执行，对于维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打击犯罪，保障社会的稳定，都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一、刑事附带民事执行

刑事案件被害人的生命、身体、财产等合法权益受到被告人的不法侵害，对被告人的追究可以从刑事责任和民事责任的两个方面进行。刑事责任的追究可以由国家法定的司法机关来完成，但民事责任的追究主要是民事赔偿部分往往因被告人方面的原因而难以兑现。这里所说的刑事附带民事执行就是人民法院依法对已发生法律效力的刑事附带民事判决、裁定及调解书中的财产部分进行的执行过程。严格的说，这里的财产部分应包括对被害人的民事赔偿及对罪犯判处的罚金、没收财产和对罪犯的非法所得予以追缴等内容，本文仅对被害人的民事赔偿部分的执行进行探讨。

二、刑事附带民事执行与普通民事执行的异同

刑事附带民事执行与普通民事执行都属于民事执行的范畴，但二者之间有着细微的区别：

1、执行主体方面：刑事附带民事执行案件的当事人双方地位不平等，被执行人一般是正在服刑的刑事犯罪分子及其监护人，而普通民事执行案件的当事人双方是平等的民事主体;

2、进入执行程序方面：刑事附带民事案件不需权利人申请，由法定部门依职权主动移送，而普通民事案件需当事人主动申请，过了申请时效就不得申请法院执行;

3、被执行人所处地位不同：刑事附带民事案件的被执行人一般已失去人身自由或已执行死

刑，没有收入，而普通民事案件的被执行人则是经济活动中的主体，一般有正常的收入来源;

4、可以采取的强制措施受限制：对普通民事案件被执行人可以采取的拘传、拘留等强制措施无法适用于刑事附带民事案件的被执行人。

三、刑事附带民事执行案件的分类

为方便对刑事附带民事执行难的原因进行探讨，这里根据刑事附带民事被执行人被判处的刑罚种类进行简单分类：(1)被执行人判处死刑的;这类案件，由于没有具体的被执行人,在执行中,只能靠做被执行人家属的工作,而其家属在某种程度上与法院之间存在着一些对立情绪，如被执行人家属不愿配合,则案件一般很难执行下去。即使被执行人还有财产，也因在执行阶段难以对被执行人及与其共同生活的人的财产进行析产而难以进行。(2)被执行人判处较长刑期的;这类案件，因被执行人长时间处在服刑阶段，自己没有偿还债务的能力，在执行时，其家属往往采取推托的办法，让执行人员去找被执行人解决，不配合法院的执行工作。(3)被执行人判处较短刑期、缓刑及免予刑事处罚的。这类案件，由于被执行人自己即将或已经获得一定的自由，其可以从事一定的经济活动，能够有一定的收入，且其犯罪的主观恶性较小，往往存在主动赔偿被害人的损失以减轻对自己的刑事处罚的思想，一般情况下，都能积极赔偿被害人的损失。

四、刑事附带民事执行难的原因

(一)、客观方面的原因

1、犯罪行为造成的损失巨大，而刑事被告人的赔偿能力有限。近年来，恶性犯罪增多，造成的损失特别巨大，而这些犯罪分子大多是比较年轻，经济条件相对较差，根本没有或很少有自己的财产。有些侵犯财产型犯罪，在追赃过程中财产已被清理，进入执行阶段，到了赔偿受害人时已没有财产可供赔偿受害人。

2、被执行人确实无财产可予执行。在许多刑事附带民事执行案件中，都存在着罪犯家庭经济条件不好，生活难以保障的情况，虽然其犯罪给被害人造成了极大的损失，即使有犯罪所得，也在案发前早被挥霍一空，而家中又没有其他可供执行的财产。

3、对被执行人的财产查证比较困难。有的被执行人虽然有一定的财产，但这些财产往往与其家人的财产混同在一起，很难区分哪是被执行人的财产，哪些是其家人的财产，给强制执行造成了很大的困难。要区分这些财产，必然牵涉到析产的问题，这个问题在执行阶段，执行员是无法解决的。

4、被执行人的继续赔偿能力有限。对于被执行人已被执行死刑的案件，因没有了被执行人，使案件很难执行下去。对于被执行人被判有期徒刑的案件来说，情况稍好一点，但因这部分人犯罪前大都无正当职业，没有什么经济来源，其已入狱监管，无法再从事其他经济活动，不能再创造财产，而且，刑期越长，其赔偿的可能性越小。

5、被告人家属不理解，不配合。认为犯罪是被告人自己的行为，“一人做事一人当”，与家人没有牵连，造成受害人的经济损失由被告人自己承担，而某些案件被告人又比较年轻，独立生活的能力有限，没有任何财产，造成难以执行。

6、可以采用的强制措施有限。由于刑事附带民事执行案件的被执行人大多都已失去人身自由，象罚款、拘传、拘留等强制措施等无法适用，对被执行人没有震慑力。

(二)、主观方面的原因

1、申请人方面的原因。申请人由于与被执行人之间存在的特殊对立关系，造成其难以了解掌握被执行人的具体情况，使其向法院提供的被执行人的财产线索很有限。

2、执行员方面的原因。有些执行员在思想上对刑事附带民事执行认识不到位，觉得这类案件标地小，执行起来费时费力，有点得不偿失，不愿下工夫去执行。有些执行员受“罚了不打，打了不罚”的思想影

响，认为既然判了刑，就不能再赔偿。还有些执行员对此类案件有畏难思想，一听说自己分了刑事附带民事执行案件就头疼，不愿执行这类案件。

五、解决刑事附带民事执行难的对策

(一)、从思想上高度认识刑事附带民事执行难的危害。

1、被害人的权益得不到保护。法院的判决不能执行，直接损害了被害人的权利，有些被害人在受犯罪侵害以后，连基本的生活都不能满足，甚至家破人亡。

2、损害法院判决的严肃性。法院的判决得不到执行，如同白纸，严重破坏了法律的权威和法院判决的严肃性。

3、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刑事附带民事执行作为法院执行工作的一个重要部分，不仅保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而且对于打击刑事犯罪，维护社会的长治久安，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都有着重要得意义。

(二)、解决刑事附带民事执行难的途径。

1、执行人员必须充分认识做好刑事附带民事案件执行的重要意义，把做好这类案件的执行提高到维护社会稳定，保障社会长治久安的高度上来，树立高度的政治责任感，严格依法办案，克服畏难思想，针对具体案件，认真做好被执行人及其家属的工作，促使其放弃“赖帐”思想，主动配合法院执行工作。

2、针对被执行人大多无履行能力的问题，应该加强刑事附带民事执行案件的立案审查工作，在案件由审判庭移送执行时，由立案庭对此类案件进行审查，对于被执行人确无财产可供执行，申请人又不能举证的情况，可以直接中止执行，发给申请人债权凭证，以减少该类案件在执行阶段的大量积压。

3、对于可能涉及民事赔偿的刑事案件，应加强司法机关之间的互相协调，在侦察、起诉及审理阶段，应该及时对属于犯罪分子的家庭财产进行保全，予以查封或扣押，以保证将来能够对被害人予以赔偿。

4、加大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民事部分的调解力度，对民事赔偿部分尽量以调解方式结案，这样，既能消除执行难的问题，也有利于对犯罪分子的改造。

5、加大对被执行人家属转移、私分、隐匿属于被执行人的财产的追究力度，对于经查证情况属实的，要限期责令其退回，否则，在其转移、私分、隐匿的财产范围内执行其个人的财产。

6、确立民事赔偿优先原则，做好民事优先赔偿工作。根据《刑法》第36条的规定：“由于犯罪行为而使被害人遭受经济损失的，对犯罪分子除依法给予刑事处罚外，并应根据情况判处赔偿经济损失，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犯罪分子，同时被判处罚金，其财产不足以全部支付的，或者被判处没收财产的应当先承担对被害人的民事赔偿责任。”同时，第60条还规定：“没收财产以前犯罪分子所负的正当债务，需要以没收的财产偿还的，经债权人请求的，应当偿还。”审判人员在审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时，应充分应用这些规定，及时做好对被害人的赔偿工作，以保障被害人的权益，从而减少刑事附带民事执行案件的积压。

7、解决刑事附带民事执行难的问题，还可以考虑完善和建立一些必要的制度。

1、完善缓刑考验、减刑、假释制度。可以把是否履行附带民事赔偿作为缓刑考验、减刑、假释的法定条件，对拒不履行附带民事赔偿的，应撤消缓刑，不能对其进行减刑、假释。

2、完善取保候审的担保制度。对可能涉及民事赔偿的刑事案件，将保证人对被告人在遵守刑事诉讼制度方面的担保，扩大到对附带民事赔偿的担保。

3、建立监狱代偿制度。将罪犯在监狱里的劳动所得，扣除其必需的生活费用外，剩余部分支付给被害人。

4、条件许可时，可以参考国外的经验，建立刑事被害人的国家补偿制度，为经济确实困难，被执行人又确实难以赔偿的被害人提供国家补偿.执行难，刑事附带民事执行更难，但是，我深信，只要我们的执行人员能够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司法为民为的宗旨，上下同心，齐心协力，执行难的问题就一定能够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第五篇：执行难的原因及对策探讨

执行难的原因及对策探讨

【摘要】法院“执行难”是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焦点，也是法院审判工作中存在的难点，有效解决该问题有赖于我国政治文明的逐步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进一步健全，全社会法制观念的进一步增强，国家和社会各项制度的进一步完善。本文将从造成“执行难”的多方面原因入手，探索解决“执行难”的具体对策。

【关键词】法院；执行难；原因；体制；对策

中图分类号：D9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78（2015）08-117-01

“执行，或称强制执行或民事执行，是运用国家法律的特殊强制力保护权利人权利的一种法律制度。“执行难”，是指人民法院在执行工作中，由于受到地方保护主义、拒不履行以及暴力抗法等多种行为和因素的干扰，导致生效判决无法顺利兑现，以致当事人利益不能及时实现的情况。人民法院“执行难”使生效的法律文书成了“空判”“空调”“法律白条”，使法律成了一纸“空文”，使国家司法形象遭到严重破坏，使国家的改革、发展和稳定遭到严重影响。本文将就当前“执行难”的原因及解决对策提出粗浅的见解。

一、造成“执行难”的内外因素

（一）内部因素

1.执行员的设置不合理，业务素质不高。根据我国人民法院组织法和民诉法的有关规定，执行员的设置和职责与审判人员有着根本的不同，然而实际中，执行员不属法官之列。执行员由审判员担任，两种身份重合，不仅浪费了法官资源，还影响法官恪守中立正义的职业形象。在执行工作岗位上，执行人员法律知识不熟，遇到问题不知道如何处理，往往简单地认为，执行就是拿着判决书、调解书向被执行人讨帐，这是一种普遍的错误观念。

2.人民法院自身工作存在的问题。目前，我国法院的执行人员数量、执法水平、执行装备、执行经费等，都不能适应执行工作需要，有的法院执行人员少，无力完成大量的执行任务；执行工作的装备、通讯手段落后，对付转移财产、抗拒执行，快速反映能力差，法院执行系统自身管理体制无法形成一盘棋的执行格局，使整体执行力量难以形成合力，法院内部上下之间，部门和部门之间配合、监督不够，推委扯皮现象时有发生。

（二）外部因素

1.强制执行立法滞后，执行体制不健全。强制执行程序被规定在民事诉讼法中，关于执行的条文仅有三十多条，而多年来，全国法院有待执行的案件不少于四百多万件，而且情况千差万别。尽管现在有些相关的规定和司法解释，但仍未改变内容过于概括，原则抽象，可操作性差的状况，立法滞后也是造成执行难的不可忽视的原因。

2.地方政府部门的干扰因素。受地方保护主义和部门利益驱使，或由于被执行人不正当的社会活动，一些地方政府、部门领导充当了被执行人的保护伞，插手法院工作，或以权压法或以权谋私，干预法院执行工作，甚至假查封、假保全、假破产，致使司法地方化，阻碍外地法院的异地执行工作。

3.申请人法律意识淡薄。近几年来，随着普法工作的进一步开展，群众的法律意识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高。但是，实践中，群众对法律意识中的诉讼风险意识还未能引起足够的重视，只是简单地认为“欠债还钱，天经地义”。申请执行人作为当事人一方，是执行案件中的债权人，其往往过分看重自己所享有的权利而轻视自己应承担的责任和义务。

4.被执行人规避执行。被执行人是执行案件中的债务人，其个人思想道德、法律素质和财产状况直接关系到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给付义务能否予以履行，直接关系到执行案件能否顺利执结。不少被执行人为躲避执行，长年外出躲藏，甚至全家搬迁，使案件无法执行。

二、探索解决“执行难”的对策

（一）制定统一的《强制执行法》

制约民事执行工作的因素，无论是法院内部的因素还是社会上的外部因素，在法律法规层次上都有反映。鉴于我国目前民事强制执行法律法规内容分散、规定简单、漏洞多的情况，应当以解决实践中的“执行难”为其出发点，加强立法工作，为执行难的解决提供法律保障。

（二）完善现有执行体制，建立国家执行威慑机制

国家执行威慑机制，是指人民法院联合公安、工商、银行、出入境管理、房地产管理等部门，对拒不履行法定义务的被执行人，通过限制其进行工商登记、贷款、投资、出境、购房、取得有关荣誉等方法，促使其自动履行生效裁判，让“老赖”无处藏身，让不守信用者受到严厉的制裁。目标是建立公开、公正、高质、高效的优良运行机制，提高执行效益，降低执行成本，统筹兼顾，讲求实效，将执行体制的改革完善与法院的其他体制改革相互衔接配合。

（三）加强装置设备，提高人员素质

1.加强装置配备。执行机构应配备必要的交通工具、通讯设备、音像设备和警械用具等，以保障及时有效地履行职责。2.加强人员配备。建立科学的职责考核制度，定时进行必要的异地交流；加强对执行人员的培训教育，提高其职业道德和业务水平，建立一支政治坚定、业务精通、作风过硬、廉洁奉公、严肃执法的执行队伍，以适应新形势的发展需要。

（四）积极依靠党委领导，人大监督和政府支持

建立执行工作联动机制，创造良好的执法环境，确保执行工作的顺利进行。紧紧依靠当地党委的领导，请党委牵头建立解决执行难联席会议制度；广泛争取社会各界的支持，把执行工作纳入平安建设的大格局中，纳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大体系中，建立起有关单位参与的执行工作联动机制，通过切实建立的解决执行难领导机制和协作联动机制，创造解决执行难的良好执法环境。

通过对人民法院“执行难”现象的剖析，我认为“执行难”问题的存在不是偶然的。“执行难”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社会问题。“执行难”的解决，不可能一蹴而就，有一个渐进的过程，要以创新执行理论与制度为先导，以改革执行体制为保障，以拓宽执行路径为突破口，勇于改革，在实践中创新，在创新中求发展，并在探明形成“执行难”原因的基础上，对“症”下“药”，采取强有力的措施，进行综合治理，既治标，又治本。坚信在全社会的关怀和支持下，通过不懈努力，艰苦奋斗，必定能打胜“执行难”之仗。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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