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避免冤假错案

第一篇：如何避免冤假错案

如何避免冤假错案

侦查国保一班 石海波 200920310039 从古至今，冤假错案像幽灵一样动摇着司法的权威，增加人们对司法之不信任，也许冤假错案不可避免，但是刑事司法应该尽最大的努力减少冤假错案。在刑事诉讼中，冤假错案对被告人造成的影响以及对社会产生的负面效应都是不可回复的，更严重的是人们将丧失对司法的信任，司法的权威荡然无存，良好的社会秩序根本无法保障。在崇尚法治以及人权保障的现代社会，如何最大限度的减少冤假错案保护被告的合法权益才是当务之急。我国冤假错案的原因（参考网上相关资料）： 第一：偏听偏信，轻信被害人的指控；

第二：警方先入为主,执法观念陈旧，缺乏疑罪从无理念，实行有罪推定； 第三：现场勘察不细致，调查访问不深入，证据材料失实； 第四：办案人员素质偏低，责任心不强； 第五：刑讯逼供，引供诱供； 第六：采用证明力薄弱的证据； 第七：迷信所谓的科学证据如测谎结论；

第八：用违法的方法调查收集证据和没有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第九：律师的辩护权没有得到充分的保障； 第十：权力机关干涉，司法独立没有得到贯彻落实；

第十一：犯罪嫌疑人的权利没有得到充分的保护，如没有赋予被告人的沉默权等； 第十二：轻信口供，没有赋予被告人不得强迫自证其罪的特权； 第十三：侦查权的强大与检察机关在实践中监督权的缺位；

第十四：有案必破，破案有奖，积案受罚，也是造成冤假错案的一个重要原因。

以下具体就第九条原因（律师的辩护权没有得到充分的保障）进行完善。

（一）当务之急是确保律师合理的辩护意见能够得到采纳。

1、应借鉴国外的陪审团制度，让陪审团来对“有罪”或“无罪”作出决定。陪审团制度的最大优点在于其可以帮助法院减压，死刑案件是重大案件，法院作出判决时承受着巨大的压力，这种压力来自于社会、来自于公众，来自于被害人家属，也来自于公安、检察等兄弟办案单位，在巨大的压力下，即使明知案件存在疑点，即使律师提出合理质疑，也很难下决心作出无罪判决。实行陪审团制度，由来自社会各界的陪审员作出“有罪”或“无罪”的决定，其最大的好处就是法官个人或法院无需承担来自社会的各种压力，而是将这种来自于社会的压力转移至社会；而包括被告人、被害人、侦察部门、控诉方、辩护方等在内的诉讼各方以及社会、公众对由社会公众所组成的陪审团作出的决定也将具有更大的包容心。此外，陪审团不是专家，也不了解案情，不存在先入为主，需要控辩双方动用各种证据来说服其接受自已的观点，审判的对抗性才会更强，证据也才能得到充分的展示和说明，证据中的瑕疵才更容易放大，律师的辩护效果才会最大化。因此，借鉴国外的陪审团制度是推动辩护制度发展的一剂良方。

2、将公检法三机关流水作业的线性结构改变成控辩审三角结构。将辩方变成控方的强壮对手，而不是一个摆设或陪衬。以充分发挥其维护被告人合法权益的功能。这里涉及到三个方面的问题：其一是让辩护律师有能力保障委托人的各项诉讼权利不受非法侵犯，如律师要有足够的能力预防、发现、制止刑讯逼供等妨碍诉讼的侵权行为。其二是有能力发现案件的问题，这就涉及到律师的会见权、调查权等各项权利的保障，要让律师在行使这些权利时更加方便，更加安全，完全根据案情需要，不受干扰，不受威胁。其三是让律师的声音再大一点，再强一点，能够把发现的问题传递出去，而不是向现在一样可听可不听。

（二）树立法律的权威，深刻认识律师辩护的重要价值，切实维护律师的基本权利。

1、深刻认识律师辩护的重要价值。一个冤案的发生足以动摇人们对司法公正的信任，一个个冤案的发生则足以摧毁人们对司法公正的信任，并进而影响到对法律的信任，对政府的信任。律师辩护的最大价值就是切实防止冤假错案的发生，保证法律公平公正地实施。律师辩护的背后体现着深刻的“以人为本”的理念，是实现和谐社会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我们不敢想象如果杜培武案、佘祥林案中没有律师辩护，没有律师提出正确的辩护观点，没有律师的据理力争，据理力辩，后果会是什么？也许杜培武案和佘祥林案均已成为永远的遗憾。

2、保障律师权利要有方法。会见权的问题要解决并没有那么难，只要把看管犯罪嫌疑人的职责从公安机关移交到司法机关即可，司法机关置身事外，公平对待参与刑事诉讼的各方；此举不仅可以解决会见权的问题，同时还可以解决刑讯逼供的问题，可谓一举数得。此外，对于刑事诉讼中是否存在伪证或唆使证人作伪证的调查应由控辩双方之外的第三方来进行，这样才能防止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借伪证罪对辩护律师进行打击报复或自以为是地错误追究所谓“作假证”的证人的法律责任。

（三）科学设计刑事诉讼制度

将定罪程序与量刑程序适当分离。如前所述，律师作无罪辩护时，是不可能同时做罪轻辩护的，在被告人被定罪的情况下，这对于保障被告人获得充分的辩护显然是不利的，为此，建议在一审程序中，对于可能判处死刑的案件，辩护律师如作无罪辩护，可以将定罪程序与量刑程序适当分离，先由法庭作出有罪认定，此后再进行第二轮辩护，此时，辩护律师可就量刑问题进一步发表自己的辩护意见，以保障律师全面阐述辩护意见，保障被告人充分行使辩护权。

充分发挥律师辩护的重要作用，对于防止冤假错案发生，确保死刑适用的公正性、准确性，强化人民群众对司法公正的信心，对法律的信仰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冤假错案的产生不是单个原因造成的，而是很多原因结合在一起综合作用的产物；不是单个的失误而是一连串的失误。要解决冤假错案，必须充分完善现有的制度和改良现有的制度并真真实实的贯彻。对于刑事诉讼必须慎之又慎，它关系到打击犯罪和保护人权，关系到公权力和私权利的平衡，对社会的影响也巨大。我们必须严格贯彻无罪推定和罪刑法定，必须确保司法独立司法公正，必须确保程序正义，保障律师的辩护权得到充分的发挥，禁止刑讯逼供和确立严格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必须严格责任追究制度，尽量的减少冤假错案的发生。把冤假错案归结为某个方面的原因都是有失偏颇的，想尽量减少，必须有勇气和魄力修改和完善相关的法律制度，只有设计良好的制度才能解决问题。

第二篇：避免冤假错案才能普遍感受正义

避免冤假错案才能普遍感受正义

2013年07月05日 09:10 来源：重庆时报 作者：时言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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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在全国高级法院院长座谈会上，最高法院院长周强表示：在刑事、民商事、行政等各个审判领域都要坚决防止冤假错案。同时，各级法院要健全完善预防和纠正错案机制，吸取错案教训，完善案件质量监控体系，尽最大努力保证公正裁判。

“案件持续增长的态势短期内难以改变，许多案件成因复杂，处理难度加大”的形势下，如何防止冤假错案伤害公平正义？周强院长关于“各级法院要敢于排除各种干扰，建立健全保障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的机制”的要求，是法治社会运送公平正义科学合理的方式。只有不受干扰的、独立的审判机制，才能尽可能保障裁判的公正。

习近平主席曾经要求“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而要实现普遍正义，就必须在司法实践中保持客观和中立，任何不必要的干扰，都可能为制造冤假错案埋下隐患。让公众在每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前提是尽可能少地发生冤假错案。

英国哲学家培根曾言：“一次不公的裁判比十次犯罪为祸尤烈，因为这些犯罪的举动不过弄脏了水流，而不公的裁判则把源头败坏了。”以保障法院审判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防止冤假错案等不公正裁决，实际上，是在保护正义河流的源头不被污染。

要保证法院行使审判的独立裁判权，对于法院而言，最重要的是敬畏法律和事实，让法律作为行事的唯一准绳，让事实作为判决的依据，不允许除了法律意志之外的意志凌驾于法律之上，更应拒绝一切僭越程序正义的行为存在。无论是行政权力还是公共舆论，都不应该成为干扰审判的因素。同时，对于法官而言，必须对判决的结果承担责任，如果错判，就必须追究责任。

历史的教训是深刻的，无论是赵作海案、佘祥林案，还是张高平叔侄轮奸案，司法不公所制造的，不仅仅是个体的不幸，更是让整个法治文明蒙羞。通过这些冤假错案，应该反思：法院在判决的时候，是否严格遵守法律的标尺，是否充分尊重程序正义，是否充分尊重各方的法定权利？还是在某些力量的干扰下，在审判的时候发生了偏倚？ 行使独立的审判权，是维持司法独立性的核心要义。不受干扰的审判，法槌之下，才能尽可能避免冤情的存在。任何干扰的力量和意志，都可能让法槌敲偏离。建立健全保障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的机制的意义，正是在于此。

以法律为准绳，遵循程序正义，中正不阿的审判，才能“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

第三篇：冤假错案

冤假错案

谈谈如何避免冤假错案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人们生活水平，信息化，经济技术不断发展，社会出现的犯罪现象不断发生。刑事冤假错案频繁发生，在国内发生的许多冤假错案频被媒体报道，诸如陈满、佘祥林、赵作海、等等这些涉事主体的名字被人们所熟知，然而，他们 背后的案情总是会发人深省。严重挑战着法律与正义的底线，考验着人们的心理承受极限

冤假错案之所以能够引起全社会的哗然，在于其严重的危害性，冤假错案首当其冲是对当事人人权的严重侵犯，再着，其对司法公信力有着致命性的打击力。总书记做出重要指示：“要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要坚守防止冤假错案的底线”。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下发了《关于切实防止冤假错案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下发了《关于建立健全防范刑事冤假错案工作机制的意见》，最高人民检察院也下发了《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切实履行检察职能防止和纠正冤假错案的若干意见》，这都充分显示出中央及我国司法系统尽最大努力减少冤假错案的决心 我认为形成冤假错案的原因有以下几点：(一)主观层面原因

错误理念是冤假错案产生的根源

我国刑法规定了“疑罪从无”的司法原则，但深受传统思想“如实招来实”、“抗拒从严”、“有罪推定”的影响，司法实践中绝大多数案件仍以“疑罪从有”、“疑罪从轻”的“留有余地判决”而告终。从目前暴露出的冤假错案的情况看，无论是赵作海杀人案、张氏叔侄强奸案、李怀亮杀人案，还是佘祥林、杜培武案件，每一起案件在当时看起来似乎都是铁证如山，而直到发现真凶或受害人突然现身时才会引起办案人员的重视，如此重大的惊天冤案方可重见天日。事实上，诸如此类的案件案情本身并不复杂，认定犯罪事实的证据明显存在重大疑点，并且公检法相关办案人员对既存的问题都很清楚。因此，只要检察机关能够坚守法律底线，严格根据证据标准定案，就可以避免冤假错案的发生，并不需要多么精通专业业务就能够作出正确判断。然而，正是由于检察机关如此的“法律监督”，冤假错案最终还是没能防范、杜绝，众多案件还是被事实评判为冤案，引发了公众的强烈不满。很显然，“疑罪从有”、“疑罪从轻”、“重口供、轻客观证据”的刑事执法观念特别是错误的执法理念已深深束缚着办案人员的法律思维，是诸多刑事冤假错案发生的主要原因。

2.对公安机关非法取证和刑讯逼供形成的案件，审查

把关不严是冤假错案产生的原因之一

现行《刑事诉讼法》既有“不能强迫被告人自证其罪”的规定，也有“被告人必须如实陈述、认罪从宽”的规定，两者的规定不明确导致了侦查阶段公安机关仍然重口供、轻证据，刑讯逼供现象也就屡禁不止。刑讯逼供便成为冤假错案产生的直接原因，但作为法律监督机关的检察机关对防范冤假错案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和不可替代的作用。若作为第一道监督防线的侦查监督部门对公安机关违法取证和刑讯逼供的案件不严格审查把关，冤假错案的发生似乎难以避免。

依据《刑诉法》第七条规定，公、检、法三机关实行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原则。由此形成了刑事诉讼的立案、侦查、批捕、起诉、审判与执行的模式，人们形象地把三机关之间的关系喻为“做饭、端饭与吃饭”，即侦查机关“做什么饭”，公诉机关就“端什么饭”，审判机关也就“吃什么饭”的司法历程。案件的处理多是“做饭的说了算”，也正是源于此，侦查阶段的刑讯逼供普遍存在，案件基本上都是基于被告人的供述而定案。公安机关在取得嫌疑人的口供后，马上作破案、结案处理，而许多待固定、收集的证据还没有固定、收集。经过公安、检察和审判阶段的几经反复后，往往是若干年过去，明知案件证据不确实、不充分，但再要收集证据已时过境迁、为时已晚。久而久之，此种重口供、轻证据以及刑讯逼供的观念或行为已然束缚着办案人员的法律思维，而后随着“亡者归来”、“真凶出现”或“事实证据不足而被推翻”等情形酿成冤假错案。换言之，尽管公安机关的侦查取证工作直接决定了“证据”的成色和案件的进展，非法取证和刑讯逼供行为造就了冤假错案的发生，但检察机关作为侦查监督的重要环节，如果尽到审查把关职责，遵循司法公正准则，不徇私、不舞弊，不受行政权力的影响，冤假错案将大为减少。反之，若检察机关不能严格审查把关，没有尽到检察机关应尽的监督职责，冤假错案亦就难以减少乃至消除。

(二)客观层面原因

1.非法证据难以排除

证据是诉讼的核心和基石，非法证据的出现将制约司法公正的实现，阻碍“法治梦”的实现。非法证据主要是指违反法定程序取得的控诉证据，其危害性不言而喻，因而理论界和实务界都竭力确立和实践严格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制裁非法取证行为以保障司法正义。我国现行法律做出规定，刑讯逼供或以其他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不得作为定案的依据，但由于证明证据不合法的责任通常被强加

在辩方身上，因而诉讼中缺乏一种足以排除这些非法证据的有效机制。

近年来，检察系统普遍实行了职务犯罪案件侦查讯问全程录音录像制度，部分地方公安机关也对一些重大的暴力犯罪案件做了类似的尝试，这不失为司法的一大进步，对冤假错案的减少有一定的作用。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一些地方的“侦查人员依法将其主要精力放在立案及传唤、拘传犯罪嫌疑人之前未作‘同步录像’的‘调查’期间，以致侦查人员于传唤、拘传犯罪嫌疑人期间制作的讯问犯罪嫌疑人‘全程同步录像’的制度形同虚设，丧失了其监督侦查人员审讯活动合法性的功能。”{3}特别是对非法手段收集的言词证据的证明，除非因侦查人员刑讯造成了被刑讯人死亡、伤残等严重后果，或因侦破其他案件而抓获真凶致使案件真相大白，否则即使承办案件的检察人员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怀疑该口供系侦查人员违反法定程序所得，亦无法以确凿的证据证实该口供属非法证据并予以排除。

2.社会环境对刑事检察活动的不当影响

毋庸置疑，针对一些重大疑难案件，社会各方面必将对其予以高度关注与重视。检察机关是否立案、是否批捕、是否提起公诉，常常不能仅仅依靠法律的规定而做出裁判，通常需要审视社会各界的意见及评价后方能做出全面的评判。检察机关在行使职权时将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外部因素的影响，甚至有些错案主要就是由外部因素决定的。

第一，地方党政权力部门的影响。尽管法律规定人民检察院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但受现行体制的影响，检察机关并不能始终坚持“只服从法律”。实践中，冤假错案除了检察环节上办案人员的失误所致外，地方党政部门形成的事实压力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党政权力部门对于某些案件的过问、协调或提出某种要求，尤其是当公、检、法三机关在案件事实认定和定性上发生重大分歧时，办案机关本身亦希望一些主管的党政领导部门出面进行协调。对于检察机关而言，这种权力介入兼有积极、消极两种意义，有可能防止冤假错案在检察环节的发生和发展，但也极有可能酿成冤假错案。

第二，被害人和公众形成的压力。被害人作为诉讼当事人，可以依法行使自己的诉讼权利。但就追究犯罪嫌疑人刑事责任而言，被害人及其代理人在诉讼中的作用是相当微弱的，是否追究刑事责任首先取决于检察机关。维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也是检察机关的职责，被害人提出的正当诉求检察机关应当予以支持和满足。但是，当案情复杂或发生重大变化时，受情

绪支配的受害人可能会采取种种方式乃至极端手段给检察机关施加压力，要求检察机关对依法不应当批捕或不应当起诉的案件进行立案侦查、批准逮捕或提起公诉。鉴于此种情形，特别是当公众全力支持被害人要求时，检察机关将承受巨大的压力，佘祥林案就是最明显的例证。被害人和公众的诉求常与社会大局的稳定相关联，检察机关在决策时应慎重考量案情的法律效果、社会效果和政治效果，确实保障被害人的利益并自行处理好压力事宜，真正实现维护司法公正，保障人权的法律要义。

第三，“未审先判”的媒体舆论压力。在案件办理过程中，一些媒体基于收视率、成本低和无风险的考虑，对未决案件进行大肆报道，使人们误以为警方锁定的嫌疑人就是案件的真凶，带有“未审先判”的主观臆断。“未审先判”的报道确实可以让公众更多地了解案情，形成公正裁判的力量来源，但有可能造成冤案的发生，在某些环节上容易给检察机关形成压力，影响案件的公正处理。比如当媒体对案件事实和情节作了较多的渲染性报道，已经扇起民众的某种情绪，而检察机关认为证据不足以证明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事实，立案、批捕或起诉缺乏充分的条件或理由，此时媒体的报道和评论给检察机关造成了压力和被动是不言而喻的，可能促使检察机关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做出批准逮捕、提起公诉的决定。正如丹宁勋爵所言，“法律是明确的，当诉讼案还未了结而法庭正在积极审理的时候，任何人不得对案件加以评论，因为这样做实际上会给审案工作带来不利的影响，如影响法官，影响陪审员或影响证人，甚至会使普通人对参加诉讼一方产生偏见。我们决不允许法院以外的‘报纸审讯’、‘电讯审讯’或任何其他宣传工具的审讯。”{4}

(三)刑事辩护律师的辩护意见得不到合理采纳

在现实司法实践中，刑事诉讼结构呈现出控方实力强大，缺乏制约，辩方职能弱化的情况，刑事辩护对控方的抗衡制约作用不能有效发挥。对于某些热点刑事案件，检察机关在社会公众、被害人家属、公安机关、检察机关等多重压力的感染下，在明知案情存在疑点的情况下，即便律师提出合理质疑，也很难以下定决心作出正确的处理。在此局面下，有的辩护律师不敢直面对抗公诉方，惧怕检察机关的威严及威慑，这无疑則弱了辩护律师在防范冤假错案中的作用和功效。回顾近期的几起重大冤假错案，律师辩护最大问题并不在于律师不能提出正确的意见，而在于律师提出的正确的辩护意见“曲高和寡”，没人理，得不到采纳。{5}例如在佘祥林、杜培武案中，律师

的辩护意见都一针见血地指出了症结之所在，而事后证明这些意见都是符合客观事实的，但都没有被采用。况且在司法实践中，律师“会见难”问题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面对刑讯逼供，律师无能为力，也不敢调查取证。其原因在于取得无罪证据就是对侦查工作的否定，律师随时有涉嫌伪造证据罪而至牢狱之灾的可能。换言之，律师的会见权、调查取证权、代为申诉控告权等基本权利缺乏有力的制度保障，缺乏刑事辩护律师的侦查、裁判更容易衍生冤假错案。

（四）案件处理过程的复杂性导致冤假错案

首先，一般情况下，在绝大部分的案件中，都是犯罪行为发生后才有的侦查行为，司法人员没有亲身经历犯罪的整个过程，为了“还原”整个犯罪过程查明犯罪事实，他们只能依靠收集到的证据。而这个“还原”犯罪过程查明犯罪事实的过程是由结果到原因的挚果溯因的过程，有人将这个过程比作考古一般，案件事实的过程有点像考古，诸如气候、环境等自然条件，完善侦查设备技术水平等客观条件，以及犯罪分子的狡黠程度、证人的表达能力、司法人员的能力素质能主观条件的制约。而整个过程中，这些制约案件侦查的因素只要一旦出现并有效地干扰了案件事实的查明，极有可能造成冤假错案的产生。其次，公检法部门之间的监督制约失效也会导致冤假错案的产生。在一些地区，公检法三机关的相互配合有余，但监督制约不足，导致案件在起诉、审理判决的过程中都是有瑕疵甚至是有问题的。还有的地方政法机关之间常常协调定案，对有些证据不足或证据瑕疵的案件，经有关方面协调之后便予以定罪判刑。如佘某某案，经有关部门协调后，虽然几级法检机关都认为证据有问题，但最终都未能依法办理。

（五）执法办案人员的思维固化导致冤假错案

执法办案人员的思维固化导致冤假错案

一直以来，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很多冤假错案都是办案人员甚至是领导干部的主观原因导致的。个别执法办案人员秉持打击违法犯罪是重中之重的观念，而忽视了对人权的保障，这样的观念往往会使办案人员对犯罪嫌疑人刑讯逼供。还有的办案人员往往把口供看得非常重要，却忽视了其他证据，常常取得口供之后，对关键物证不鉴定，中由于草率而产生错误。还有的办案人员忽视犯罪嫌疑人、律师等辩解意见，冤假错案的“犯罪嫌疑人”或者是“被告”大多都会进行辩解，甚至能提出各种反证证明不具备作案时间、作案条件等，有的甚至还指名了真凶并提供了有效侦查的线索，但由于办案人员的思想固化，简单地认为

这是当事人“不老实”的表现，是在“狡辩”。辩护律师也通常都会对事实、证据等提出异议并且绝大多数都是作无罪辩护，但办案人员未能予以重视也会导致冤假错案的产生。此外，有的部门将破案率机械地纳入考核，甚至会提出批捕率、起诉率、有罪判决率等机械硬性考核指标，不可否认这样做在某种程度上确实对案件的处理会有积极作用，但是过于机械和激进的做法，往往会对案件质量造成消极影响，也会为冤假错案的产生埋下伏笔。如在实践中，为了快速“破案”，曾经出现过不重视相反证据甚至是故意隐匿相反证据的案例，更有甚者为了完成办案任务或立功，办案人员故意设计、制造假案。此外，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犯罪也呈现出高发的态势，我国很多政法机关案多人少的矛盾异常突出，办案人员常常高负荷工作，久而久之就会产生思想固化疲于应付的精神状态，最直接的就会拉低办案的质量，从而也为冤假错案的产生埋下隐患。

综上原因所述，所以我觉得防范冤假错案的对策和建议有以下几种：

（一）防范冤假错案首先从司法观念的转变抓起

承前文所述，冤假错案产生的主要原因还是人，司法人员的主观方面的错误大部分情况下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因此，尽力减少冤假错案光从制度上下手是远远不够的，更重要是树立现代司法的新观念，诸如从传统的“重实体”转变为“实体与程序并重”，由以往的“疑罪从轻”的处理方式转变为“疑罪从无”原则的落实等等。在我国现有的司法实践环境下，基于多种原因，“有罪推定”的错误观念尚未完全根除，反之是“无罪推定”的法治观念尚未得到有效树立，很大程度上为冤假错案的发生的埋下了较大的隐患，而这种隐患殊不知就会变成现实。因此，司法办案人员应当强化防范冤假错案的意识，并注意思想观念的转变，并时刻保持头脑的清醒，从主观层面上来防范冤假错案的发生。要始终秉持惩治犯罪的同时要注重保障人权，注意实体公正也要注重程序公正，依法收集证据也要坚决依法排除非法证据等法治理念与司法意识。

（二）防范冤假错案应始终秉持司法公正

总书记对司法工作做出了一系列的重要指示，其中有一则是“要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所有司法机关都要紧紧围绕这个目标改进工作，重点解决影响司法公正和制约司法能力的深层次问题。”这就要求司法机关必须恪守司法公正的宗旨，同时也指出，司法机关的司法公正的一个基本要求是司法不受任何行政机关和团体的制约和干涉，也

不能收到个别领导干部“以言代法”、“以权压法”的干扰，如果这些干扰因素不能得以排除，那么就会使冤假错案的产生埋下隐患，甚至直接导致冤假错案“应运而生”。在案件的处理上，必须始终坚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绝不逾越法律的底线。

（三）防范冤假错案必须恪守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决定大多数情况下，导致冤假错案的罪魁祸首刑讯逼供，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杜绝刑讯逼供的“良方”之一。纵观在我国有着较大影响的那些冤假错案，可以说每一桩背后都有刑讯逼供、非法取证等在作祟的情况。防范冤假错案，在处理案件的时候除了必须坚持以事实为根据，法律为准绳之外，非法证据规则坚守更显得举足轻重，这就要求司法办案人员坚决杜绝和远离刑讯逼供、违法取证的行径，绝对地制止滥用强制措施和侦查措施以及侵犯嫌疑人合法权利等违法行为。同时，有必要落实刑讯逼供的问责制，从根源上防范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行为的出现，从而防范冤假错案的发生。

（四）防范冤假错案应当有效发挥制约监督作用

在注重公检法机关之间相互配合相互支持的同时，要更加注重各个机关之间相互制约相互监督的作用。比如，检察机关注重对侦查机关侦查行为的监督，时刻要树立起监督警戒，防范并及时发现、纠正侦查机关的违法侦查行为，从冤假错案成因的初始就遏制了它的蔓延与后续发展。具体说来，侦查机关应该注重无罪证据的收集，坚决抵制有罪推定的错误观念的滋生，杜绝隐匿证据、伪造证据行为的发生，监督机关要尽最大努力及时发现并纠正侦查行为中的违法情形，从根本能上防止冤假错案的发生。

（五）防范冤假错案必须保障当事人和律师辩护的权利

在案件处理的全过程中，都必须严格按照法律规定听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辩护人、被害人及其诉讼代理人的意见，充分依法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自我辩护的权利，重视他们辩解的内容。对犯罪嫌疑人及其律师提出的侦查活动中可能存在刑讯逼供等违法行为要毫不逃避，依照法律严格处理。依法排查有可能存在于案件处理过程中的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行为，对于任何可疑点都要严查予以最终确认。对于通过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获取的证据，要坚决依法予以排除，对通过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获取的供述，以及采用暴力、胁迫等非法方式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等，经审查确认的，必须依法予以排除，不得作为定案依据。此外，要切实依法保障律师的各种相关权利，在司法诉讼过程中，对于律师的辩护意见

要充分重视，要切实保障辩护律师、其他辩护人对案件处理应有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等权利，充分保障和发挥辩护律师在防范冤假错案中的所起到的积极作用。

（六）提高办案人员的素质和能力

如前文所述，冤假错案的产生的原因有客观方面也有主观方面，但是最主要的还是个别司法办案人员能力素质不达标导致的。据此，防范冤假错案的重中之重是提高办案人员的能力素质，而能力要求是多方面的，如前文阐述的转变执法观念非常重要之外，还有办案业务素质、办案良好作风的塑造等等。加强办案人员业务素质能力的培养，加强对新修订的各项法律法规的学习，不断提高司法办案人员侦查取证、审查判断证据、适用法律政策和发现纠正错误等能力。针对许多地方案多人少，办案压力大的问题，有关部门应该采取有效措施，进一步加强办案一线力量，使案多人少的矛盾能够得到缓解，并采取相应的激励措施，使业务骨干能够稳定在基层、稳定在执法办案一线，从而为防止冤假错案提供坚实的人才队伍保障。

第四篇：如何防止冤假错案

【摘 要】刑事冤假错案对基本人权造成严重伤害，也严重损害了执法机关的刑事执法形象，给司法公正带来冲击。刑事冤假错案产生的主要原因包括有罪推定的办案理念和“重实体、轻程序”的错误执法观以及不完善的司法程序模式等。防范刑事冤假错案必须更新办案理念和执法观念，健全和完善司法制度，从人权出发，完善嫌疑人或被告人的人权保护制度，转变侦查模式，拓宽侦查手段，依托科技强侦，坚持新的证据规则，坚决杜绝非法取证，动员社会各界的参与，进一步完善侦查监督机制，利用社会各方的力量防范冤假错案。

【关键词】刑事冤假错案;防范措施;司法公正

一提起冤假错案，脑海里首先浮现的就是浙江张氏叔侄强奸案。十年劳苦牢狱之灾终换来一纸无罪释放的判决书，张氏叔侄的洗冤之路的艰辛让公众揪心，而更让人揪心的是背后折射出的整个司法程序上的漏洞。而这个案件连同之前的上海两梅（梅吉祥、梅吉杨）杀人案、河南李怀亮杀人案、湖北佘祥林案、云南杜培武案、河北聂树斌案、河南赵作海案、湖南滕兴善案一样，一次次给司法公信带来灾难性影响，一次次挑战着法律与正义的底线，一次次考验着人们的心理承受极限。

面对冤假错案给司法公正带来的冲击，如何最大程度地防止冤假错案的发生更应该引起我们的思考。

首先，必须要正视此阶段冤假错案发生的危害性和客观情况。一个案件从立案到侦查到起诉最后到审判要经历不同阶段，不同阶段也有要遵循的相应的不同程序。而根据我国司法制度的规定和司法实践的情况，公、检、法三大机关担负起了一个案子不同阶段的不同责任，而其中无论哪一个环节都对一个案件、几个家庭以及整个社会产生着巨大的影响。而在法律理想层面的公检法三大机构相互制约相互监督的构想在中国司法的实践中并未实现，并存在着很多的问题。所以正视其客观性是第一位的，即了解我国司法实践中存在的客观制度缺陷。

第二，正视问题，转变法治理念。一个国家法治理念的树立与尚法风气的形成具有重要的意义。虽说法律是“恶之花”，但却是社会运行过程中必不可少的规范和准则。而衡量一个国家法制发展成熟程度的一个重要方面便是司法理念的贯彻和法律意识在公众行为与意识中的养成与树立，这包括宪法权威的树立和社会法律意识的培养。当然，面对冤假错案的发生，不仅需要加强对公众的法制宣传与教育，更要转变公检法机关工作人员的司法观念。例如，打击犯罪与保护人权并重;重客观证据，不轻信口供，坚决禁止刑讯逼供;重程序规范，坚持合法合理取证，坚持有罪证据收集与无罪证据收集同时兼顾;重司法规律、科学规律，不一味追求指标数据，等等。

第三，健全和完善司法制度。首先是立法，我们说社会遵循法律的前提必须要求这个法是良法，这就要求从立法上确保我们的制度是遵循公平和正义的，是符合宪法和国情的。然后是程序正当。强调程序的合法正当，是强调重视程序的价值，目的是让我们的办案机关、检查机关和审判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职权的过程中时刻铭记程序法的力量和约束，以形成对其权力使用上的意识制约。不仅如此，程序公正更是一种防范冤假错案的制度保障，使每一环都合乎程序，合乎正当。另外，公检法三者的职能及其界定、监督和牵制也需要法律加以规定和确立。

第四，建立和完善嫌疑人或被告人的人权保护制度。关于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保护，包括辩护制度，“疑罪从无”理念以及基本人身权利的保障等等。辩护制度的发挥，主要体现在诉讼阶段控方与诉方以及法庭三者的关系上。长久以来的法庭和控方压制诉方的三角局势要转变，变为三者法律主体地位的平等。而尽管我国法律没有正视将“疑罪从无”纳入条文，但其中的思想却值得我们贯彻落实。即坚持打击犯罪与保护人权并重，坚持有罪证据调查与无罪证据调查并重等。关于基本人身权利的保障，也就是在调查过程中最起码的对人身权利的尊重，即不能采用高姿态地屈打成招和变相的引诱逼供等。

第五，执法机关方面。（1）落实执法终身制规定。（2）建立执法管理长效机制，完善案件监督审理机制及考核制度，强化执法质量考评结果运用，严禁使用下达硬性指标完成数。

第六，充分利用科技的力量。现代化社会大背景下，数据网络庞杂，信息泛滥，利用科技的手段不仅权威可靠，而且能提高效率节约资源。数据库的建立和使用对于办案侦查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这也要求加大对基层科技设施配备的投入与比重，全面提升基层公安机关的运用能力。当然，现代化的力量必然应与传统的手段相结合，社会与历史相结合，不能完全依赖科技，也不能丢弃传统侦破手段，而是使其相互配合，兼容并济。

最后，动员社会各界的参与，利用社会各方的力量防范冤假错案。“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这就强调了群众的力量。动员社会各界的参与，利用群众的智慧，接受社会的监督，使公平正义透明亲民。在坚持依法独立公正审判的基础上，听取意见和建议，争取支持。可尝试结合各方尝试设立陪审团、旁观席，也可组织专家学者讨论，集中其智慧。做到沈德咏副院长倡导的“积极主动与社会各界携起手来，共同为守住公正司法底线创造宽松、理性的环境。”

总书记强调，公平正义是政法工作的生命线，并且引用了英国哲学家培根的一句名言――一次不公正的审判，其恶果甚至超过了十次犯罪。因为犯罪虽是无视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流，而不公正的审判则毁坏了法律，好比污染了源头。因此，最大限度地防范冤假错案，才能使公平如水，社会稳定。但冤假错案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消除的，只能在未来随法治发展得到很好的防范，毕竟是人在办案，总有很多不确定因素影响着案件，但是我们应当尽力避免冤案的发生，作为执法人员秉公执法，依法办事，坚持避免冤假错案的底线，防止它的发生，维护司法的公正。

第五篇：防止冤假错案材料

转变执法理念，防止冤假错案

近段时期，媒体先后曝光的浙江张氏叔侄强奸案、上海两梅杀人案以及河南李怀亮杀人案等刑事冤假错案，给司法公信再次带来灾难性影响。这些案件与之前的湖北佘祥林案、云南杜培武案、河北聂树斌案、河南赵作海案、湖南滕兴善案一样，一次次挑战着法律与正义的底线，一次次考验着人们的心理承受极限。

这也是省院卢乐云副检察长撰文《个案办理中的检察执法理念——以公诉防止冤假错案为视角》的紧迫背景。防范冤假错案的发生是我们守护司法公平正义的末端，我们必须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将冤假错案堵在司法审判的大门之外，给党、给人民、给宪法和法律一个交代。

要防范冤假错案，首先必须认真分析冤假错案发生的根源、成因，只有准确找出问题所在，才能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加以防范，否则将劳而无功。那么，当前冤假错案产生的根源何在？我们认为，归根结底还是理念问题。

一、错误理念是冤假错案产生的根源

从目前暴露出的冤假错案的情况看，无论是赵作海杀人案、张氏叔侄强奸案、李怀亮杀人案，还是佘祥林、杜培武案件，案件本身并不复杂，认定犯罪事实的证据存在重大疑点，而且公检法办案人员对存在的问题都很清楚，并由此导致案件一而再、再而三的被退回补充侦查或发回重审。如果公检法任何一个机关能够坚守法律底线，坚持定案证据标准，可以说不 需要业务多么精通就能够作出正确判断，就可以避免悲剧的发生。但遗憾的是，就是这样一些案件经过公检法层层关口，经历漫长时日，大多仍然是以“疑罪从有”、“疑罪从轻”的“留有余地判决”而告终。这也是这些案件之所以引发公众强烈不满的主要因素。

而且，这些冤案还有一个共同特点，即事后证实，案件在侦查阶段均存在刑讯逼供，案件在很大程度上是靠犯罪嫌疑人的供述定案。公安机关在取得犯罪嫌疑人的口供之后，马上作破案、结案处理。而且许多地方政府会立即对公安进行表彰、授奖，根本不考虑还要经过法院审判、判决。而许多该固定、收集的证据没有固定、收集。案件在公安、检察和审判各阶段几经反复，往往是若干年过去，明知案件证据不充分、不扎实，但再要收集证据已时过境迁、为时已晚。可以说重口供、轻客观证据的观念，以及因之而来的刑讯逼供是公安机关侦查活动中最根深蒂固的错误观念。而这些案件最终又因“亡者归来”、“真凶出现”或“事实证据不足而被推翻”，形成冤假错案。反观之，如果能够切实坚持“无罪推定”、“疑罪从无”原则，毫无疑问，这些冤假错案就不会发生。

因此，“疑罪从有”、“疑罪从轻”、“重口供、轻客观证据”等错误刑事司法观念，以及由此而来的刑讯逼供恶习，是绝大多数刑事冤假错案发生的主要根源和成因。有人从司法人员的作风、责任心方面总结，不能说没有一定关系，但核心还是错误的司法理念问题。

二、转变执法理念，防止冤假错案 找到了冤假错案产生的根源，我们要做的就是对症下药，切实转变不合时宜的错误的刑事司法理念，理念至关重要。有完善的制度而没有先进的理念，再好的制度也难以得到有效实施。可以说，理念决定行动，转变刑事司法理念，关键是刑事司法主体要转变理念。我院公诉科在新刑事诉讼法实施以来，积极转变执法理念，在审查起诉工作中从如下几个方面防止冤假错案的发生：

第一，树立打击犯罪与保护人权并重的理念，充分发挥辩护律师在防范冤假错案中的重要作用。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辩护律师的基本职责就是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和其他合法权益。这一制度设计，就在于与控诉方形成一种诉讼对抗关系，防止对犯罪的指控成为一种潜在的犯罪认定。我国法律对公诉机关虽然也作出了要重视无罪、罪轻证据的规定，但公诉机关的追诉性质，在本能上肯定是更为关注有罪、罪重的事实和证据，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因此，为防止一边倒，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我科充分尊重辩护律师的权利，积极配合辩护律师的工作。我们充分认识到，律师是法律职业共同体的重要一员，在保障人权和实现公平正义的道路上，律师也是是公诉人的同盟军，是实现公正审查案件、有效防范冤假错案的无可替代的重要力量。对个别律师违规发难、无理“闹诉”的问题，可采取一事一议、就事论事方式，及时向有关主管部门进行通报，请他们配合做好工作，而不是将这种情况轻易扩大为 对整个律师群体的偏见，我们充分相信绝大多数律师是具备良好职业素养的，是理性、客观、公正、中肯的，是检察院可以依靠而且应当依靠的重要力量。

第二，树立重客观证据的理念，不轻信口供，坚决杜绝刑讯逼供。目前发现的重大冤错案件，都与刑讯逼供取得的犯罪嫌疑人虚假口供有直接关联。新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不得强迫犯罪嫌疑人证实自己有罪”，但由于沉默权、讯问时律师在场权等制度尚未确立，犯罪嫌疑人供述的自愿性仍然缺乏充分的制度保障，刑讯逼供的情况时有发生。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先供后翻、时供时翻、当庭翻供等情况下，由于无法确保犯罪嫌疑人供述的自愿性，犯罪嫌疑人口供的可信度无疑也大打折扣，因此，不能轻信犯罪嫌疑人的口供，尤其不能以犯罪嫌疑人的口供为基础认定案件事实。在实践中，我们特别注意以下问题：第一，口供的合法性与真实可靠性密切相关，要重视对口供合法性的审查。对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人以刑讯逼供为由提出排除犯罪嫌疑人口供的申请，并提供相关线索或者材料的，公诉人应当认真审查，对可能存在刑讯逼供情形的，及时启动专门的调查程序并依法作出处理。同时，即使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人未申请排除非法证据，公诉人如果发现讯问的程序、方式违法，例如未在法定讯问场所讯问、讯问时只有一名侦查人员在场等，也应当对口供持慎重态度。如果对口供的真实性产生怀疑，应当在审查起诉过程中及时排除。如我院在办理犯罪嫌疑人李某涉嫌职务侵占罪一案中，因犯罪嫌疑人李某两次供述的时间相冲突，侦查人员不能作出合理解释，我院对 李某的两次供述以非法证据予以排除。第二，改变“口供中心”的证明理念，不能简单地用犯罪嫌疑人口供否定物证等客观性证据。在审查证据时如果发现证据之间存在矛盾，公诉人会结合案情和在案相关证据进行综合分析。如果物证等客观性证据能够否定犯罪嫌疑人与犯罪之间的关联或者显示出指控的犯罪事实存在其他可能性，就不能因犯罪嫌疑人曾经认罪而无视上述证据。第三，重视无罪、罪轻辩解和辩护，结合在案证据认真进行审查。只有彻底合理地排除无罪、罪轻的辩解理由，公诉人才会基于在案证据认定犯罪嫌疑人有罪或罪重。如果不采纳无罪、罪轻辩解和辩护，应当有充分的依据，并在审查报告中说明。如我院在审查起诉犯罪嫌疑人周晖、孙国鑫涉嫌贩卖毒品罪一案时，周晖对在侦查阶段供述同案犯孙国鑫参与3次贩卖毒品，审查起诉阶段供述孙国鑫只参与2次贩卖毒品，理由是“当时在公安机关想早点回家吃饭，所以就多说了一次”。同时，孙国鑫的父亲拿着周晖的自书材料找到承办人，企图证明其子只参与2次贩卖毒品。承办人通过调查发现，孙国鑫的姐姐与周晖系同学，其姐在得知孙国鑫被刑事立案后，从外地赶回找到周晖，周晖便出具了孙国鑫贩卖毒品2次的材料给孙国鑫姐姐。通过审查，承办人排除了侦查人员有刑讯逼供或诱供行为，同时，周晖辩解的“想早些回家吃饭，所以对同案犯的罪行作了虚假供述”的理由不能成立，最终我院认定了孙国鑫贩卖毒品3次的事实，并在审查报告中予以详细说明。

第三，树立重程序规范，坚持合法取证，坚决排除非法证据，不仅收集有罪、罪重的证据，也要注重收集无罪、罪轻的 证据，严格证据标准，力争不枉不纵。新刑事诉讼法实施以前，很多办案人员对待当事人提出的非法证据排除申请，往往认认真真走形式，踏踏实实走过场，几乎不予排除。虽然大家都清楚认识到非法证据具有极大的危害性，却嫌麻烦，不太愿意排除。长期以往，这样的惰性不仅会助长侦查人员刑讯逼供、暴力取证等违法行为，导致冤假错案发生，也会对司法机关的形象带来巨大损害。新刑事诉讼法实施以后，我们认真反思，在工作中树立切实排除非法证据的新观念，做到在审查起诉过程中，一旦发现应当排除的非法证据，就要坚决予以排除，不将其作为指控犯罪的根据，保证所指控犯罪的所有证据都具有合法性、真实性和关联性，以维护程序的权威性。今年5月14日，我们在审查起诉犯罪嫌疑人刘齐全涉嫌容留他人吸毒、非法持有毒品罪一案时，承办人发现本案犯罪嫌疑人刘齐全和吸毒人员胡继秋、何孝勇、阳群兵的四份尿液检测报告中检测人员同时是本案的侦查人员，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十八条第（三）项、《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三十条第（三）项之规定。而在讯问犯罪嫌疑人刘齐全时，其称除自己之外，只有2人吸食了毒品，并称民警实际对其并未进行尿检。容留他人吸毒罪必须容留多人或多次才构成本罪，而本案吸毒人员胡继秋、何孝勇、阳群兵的尿液检测报告系侦查人员严重违反程序取得的证据，应作为非法证据予以依法排除。本案因排除该重要证据，最后仅以犯罪嫌疑人刘齐全涉嫌非法持有毒品罪起诉至法院。

公诉部门在案件办理流程上处于承上启下的地位，审查侦 查机关移送的证据时，我们是监督者，是裁判者，对侦查机关无法证明其移送的证据来源合法性时，我们应当对这些证据依法予以排除；而一旦我们采用了侦查机关移送的证据，并且将其作为定罪量刑的证据移送审判机关时，无论这些证据是合法证据还是非法证据，对这些证据的合法性证明责任就转移到我们身上，如果我们对侦查机关移送的证据审查不严格，导致非法证据也经采用而移送审判机关作为定罪量刑的证据时，我们当然应当承担证明证据合法性的责任,此时我们的身份则是证明证据合法性的责任者。在工作中，我们应当意识到自己在防止冤假错案中的重要地位，与侦查机关、审判机关独立负责、协调一致地开展工作，搞好防范冤假错案的“全流域治理”，各自发挥好在防范冤假错案这个系统工程中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