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浅析冤假错案的成因及防范
浅析冤假错案的成因及防范
近一个时期，媒体先后曝光的浙江张氏叔侄强奸案、上海两梅（梅吉祥、梅吉杨）杀人案以及河南李怀亮杀人案等刑事冤假错案，给司法公信再次带来灾难性影响。这些案件与之前的湖北佘祥林案、云南杜培武案、河北聂树斌案、河南赵作海案、湖南滕兴善案一样，一次次挑战着法律与正义的底线，一次次考验着人们的心理承受极限。
这恐怕也是最高人民法院常务副院长沈德咏撰文“我们应如何防范冤假错案”的紧迫背景。正如沈副院长所言，“相继出现的刑事冤假错案给人民法院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如不妥为应对，将严重制约刑事审判工作的发展，已经到了必须下决心的时候”，“防范冤假错案的发生是我们守护司法公平正义的末端，我们必须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将冤假错案堵在司法审判的大门之外，给党、给人民、给宪法和法律一个交代”。
应当说文章对冤假错案的认识、分析还是比较深刻的，对防范冤假错案也提出了应采取的具体措施。但遗憾的是文章对产生冤假错案的关键、核心问题即错案产生的根源、成因没有过多论及。
笔者认为，要防范冤假错案，首先必须认真分析冤假错案发生的根源、成因，只有准确找出问题所在，才能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加以防范，否则将劳而无功或事倍功半。那么，当前冤假错案产生的根源何在？笔者以为，归根结底还是理念与制度问题。
一、错误理念是冤假错案产生的根源
从目前暴露出的冤假错案的情况看，无论是赵作海杀人案、张氏叔侄强奸案、李怀亮杀人案，还是佘祥林、杜培武案件，案件本身并不复杂，认定犯罪事实的证据存在重大疑点，而且公检法办案人员对存在的问题都很清楚，并由此导致案件一而再、再而三的被退回补充侦查或发还重审。如果公检法任何一个机关能够坚守法律底线，坚持定案证据标准，可以说不需要业务多么精通就能够作出正确判断，就可以避免悲剧的发生。但遗憾的是，就是这样一些案件经过公检法层层关口，经历慢长时日，大多仍然是以“疑罪从有”、“疑罪从轻”的“留有余地判决”而告终。这也是这些案件之所以引发公众强烈不满的主要因素。
而且，这些冤案还有一个共同特点，即事后证实，案件在侦查阶段均存在刑讯逼供，案件在很大程度上是靠被告人的供述定案。公安机关在取得嫌疑人的口供之后，马上作破案、结案处理（而且许多地方政府会立即对公安进行表彰、授奖，根本不考虑还要经过法院审判、判决。这已不仅仅是搞“有罪推定”了，而是公安、政府直接作“有罪认定”）。而许多该固定、收集的证据没有固定、收集。案件在公安、检察和审判各阶段几经反复，往往是若干年过去，明知案件证据不充分、不扎实，但再要收集证据已时过境迁、为时已晚。可以说重口供、轻客观证据的观念，以及因之而来的刑讯逼供是公安机关侦查活动中最根深蒂固的错误观念。而这些案件最终又因“亡者归来”、“真凶出现”或“事实证据不足而被推翻”，形成冤假错案。反观之，如果能够切实坚持“无罪推定”、“疑罪从无”原则，毫无疑问，这些冤假错案均不会发生。
因此，“疑罪从有”、“疑罪从轻”、“重口供、轻客观证据”等错误刑事司法观念，以及由此而来的刑讯逼供恶习，是绝大多数刑事冤假错案发生的主要根源和成因。有人从司法人员的作风、责任心方面总结，不能说没有一定关系，但核心还是错误的司法理念问题。
二、错误理念形成的渊源
在我国的法律体系中，《刑法》、《刑事诉讼法》是较早出台的基本法律，历经97年修订之后，刑法又出台了八个修正案，《刑事诉讼法》在1979年出台后，也经过了1996年、2012年两度大的修改，相对于其它部门法而言，应该说都是比较成熟完善的法律制度，按理说刑事司法理念也应当比较先进。然而，现实情况并非如此。尤以核心的定罪量刑观念看，传统的、落后的价值观，即“有罪推定”、“疑罪从有”、“疑罪从轻”、“留有余地判决”，不仅还普遍存在，而且还相当顽固。这些错误理念形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受以下因素影响：
1、传统刑事司法文化因素。中国漫长的封建时代，司法的基本特征是司法与行政不分，刑事、民事不分，侦查、公诉与审判职能不分，公检法三机关混同合一。由于刑事司法在历史上长期缺乏职能分工、相互制约的传统，这也为现在存在的公检法三机关“配合有余、监督、制约不足”埋下了伏笔。不仅三机关本身，甚至社会上都普遍认为，公检法是一家。而且我国传统司法的模式，无论刑事、民事，均属于典型的纠问式诉讼模式，刑讯逼供、有罪推定盛行，缺乏程序正义概念。这些传统的刑事司法理念影响深远，为侦查、公诉与审判相互制约带来了不利因素。
2、建国后的司法“专政”理论、“工具”理论的影响。建国后，尤其是文革期间，大搞阶级斗争，司法功能成为政治工具。重打击、轻保护，“人权”、程序正义被当作资产阶级法学概念和意识形态抛弃。公检法基本被“砸烂”，办案不讲基本的诉讼程序。这些给人民群众的法治意识、程序意识带来长久负面影响。
3、连续开展的“严打活动”，对程序公正的冲击。“严打”尤其初期的“严打”，为了突出“从重从快”方针，在不少方面突破了《刑诉法》的规定。在定罪标准上，提出“两个基本”原则，对证据制度产生极大损害，更助长了“有罪推定”、“疑罪从有”的观念；一些时限和程序要求被打破。在此背景下，对一味强调“从重从快”，甚至连“疑罪从轻”“留有余地判决”都做不到。
以上诸多因素形成了我国特殊的刑事司法理念，不仅长期影响着司法人员，而且影响着广大群众，甚至各级领导干部，并最终形成一种根深蒂固的社会观念。记得前些年在搞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活动中，某领导就明确讲到：“我国既不搞‘有罪推定’，也不实行‘无罪推定’,而是实行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由此可见这一观念影响的广泛性和顽固性。
三、制度上的缺陷是冤假错案产生的直接原因
1、立法上的不完善
①我国刑事诉讼法，虽经几次修改，但至今并未明确规定实行“无罪推定”和“疑罪从无”原则。学者、实务人员只是从《刑诉法》第十二条“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的规定中，推论出“无罪推定”的意思；从《刑诉法》分则第五十三条、第一百九十五条，推论出“疑罪从无”的意思。其实“不得确定有罪”与“无罪推定”，以及“排除合理怀疑”、“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与“疑罪从无”都还是有明显区别的，并不能作等同概念。“无罪推定”作为与先入为主地将被告人作为有罪对待的“有罪推定”的对立概念，其本意就是要“自觉主动”地，甚至说要“先入为主”地将被告人作为无罪对待。而《刑诉法》第十二条的规定，显然并不包含此意，如果将“有罪推定”和“无罪推定”划作两端的话，该规定至多处于中间地带。其实，该规定正是某领导所说“我们既不搞有罪推定，也不搞无罪推定”的翻版或注脚。可以说立法上的含糊其词，是导致整个司法人员及社会认识错误，观念错位的重要因素。
②我国刑事诉讼法没有明确规定刑事被告人的沉默权。刑事诉讼法虽有不能强迫被告人自证其罪的规定，但又有被告人必须如实陈述、认罪从宽的规定。立法的不明确导致了公安侦查阶段仍然重口供，刑讯逼供屡禁不止。
2、刑事诉讼结构上的缺陷
随着刑事司法改革的不断推进，我国刑事诉讼抗辩式诉讼模式基本确立，“控、辩、审”三角诉讼结构也进一步形成，但是刑事诉讼制度中一些突出问题仍未得到有效解决，这就是强势侦查、优势公诉、弱势审判的格局尚未根本扭转。
依据《刑诉法》第七条规定，公、检、法三机关实行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原则。据此，我国形成了刑事诉讼中立案、侦查、批捕、起诉、审判与执行的流水线作业模式。其中，侦查机关处于打击犯罪的最前沿，公诉机关则处于传递接力棒的地位，人们形象地把三机关之间的关系喻为“做饭、端饭与吃饭”，通常是侦查机关“做什么饭”---无论是否夹生饭甚至有毒有害食品，公诉机关就“端什么饭”，审判机关也就“吃什么饭”。同西方国家的“审判中心”，构造相比，我国流水线模式属于典型的“侦查中心”架构，多数时候是由“做饭的说了算”。由侦查中心向司法审判中心转变进程缓慢、阻力重重，司法审判机关宪政地位未得到切实保障，依法独立审判面临障碍。
3、公、检、法三机关地位、职能不平衡，制约机制难以有效运行。虽然《刑事诉讼法》规定，公、检、法三机关既要实行互相配合，也要互相制约，但现实是，公安机关有强大的政府作后盾，具有强势地位，而检察机关既是公诉机关又是法律监督机关，在刑事诉讼中一身二任，具有明显优势。而且由于公安与检察机关作为国家追诉部门有着共同的职责：打击犯罪，全力以赴将犯罪分子绳之以法，决不让有漏网之鱼，于是就有了“命案必破”。两机关的侦查、批捕与提起公诉关系非常紧密，由此形成十分密切的“利益共同体”。因此，可以说检察机关与公安机关之间主要是配合、监督关系而非制约关系。而且由于二者的“利益共同体”关系，检察机关对侦查活动的监督也随之弱化。
然而，司法审判与侦查、公诉职能显然是一种制约而非配合关系，这也是“控、辩、审”三角诉讼结构的基本要求。现实中这种制约功能发挥如何呢？笔者在某区法院旁听的一起刑事案件开庭情况就很能说明问题。该区检察院检察员在法庭上底气十足地讲到：“作为国家公诉人对XX涉嫌犯罪一案提起公诉，同时对本庭诉讼活动实施法律监督。”此言不仅立马让辩护律师矮了半截，同时也警示法官，不要忽视其双重身份。法院和法官因为处在被监督的地位，担心被找茬，也只能“重配合、轻制约”，法院对检察的制约作用难以有效发挥。清华大学教授张建伟对三机关的关系有一个很形象的比喻：三机关的关系本来应该是“魏蜀吴”一样“三足鼎立”，但实际上现在的公检法的关系就像“刘关张”一样，是“桃园三结义”。而我以为公检法的现实关系更像是“张关刘”，即公安是“猛张飞”、检察是“威武关公”，而法院是“柔弱刘备”。正是基于这一颠倒的地位和关系，导致法院对公检制约的弱化。
有研究表明，我国刑事诉讼的有罪判决率为99%以上，真正决定犯罪嫌疑人命运的程序阶段在侦查而非审判。一旦侦查权肆意横行，得不到监督与制约，出现错案在所难免。审判机关与追诉机关一味强调配合而忽视制约是冤假错案能够“顺利通关”的重要原因。
4、虽有制度但可操作性差、难以落实
①非法证据排除制度被称为遏制侦查人员非法取证行为、预防刑事错案的“利器”，但由于其立法过于粗疏，又缺乏配套措施，可操作性差，实施效果并不理想。而且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启动与裁判又成了辩审关系紧张的新导火索，主要是法院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中往往是“力不从心”，不能主持正义。
②证人出庭制度由于缺乏有效的证人保护和拒绝出庭的处罚措施，实际上也难以落实,尤其是要求关键证人和侦查人员出庭，仍然困难重重。
③律师辩护制度薄弱。现实中刑事诉讼结构本已倾斜即控方实力强大，缺乏制约，而辩方职能弱化，刑事辩护对控方的抗衡制约作用不能有效发挥。在此难堪的局面下，有的辩护律师不敢直面对抗公诉方，于是就与法官形成对抗，所谓“死磕 ”法官。究其原因，一是律师相较法官而言更加惧怕检察官，怕被“穿小鞋”；二是在刑事诉讼中，法官职权主义仍较为明显，纠问色彩较重，主动询问明显，甚至个别时候与公、检形成同盟，在此形势下，律师自然容易与法官形成对抗，结果成为法庭“孤独、单薄的抗争者”。
四、社会环境对刑事司法活动的不当影响
①刑事案件特别是重大刑事案件容易引发受到公众和媒体的高度关注，案发地的党委、政府出于维稳的考虑，往往对案件处理做出明确具体的批示意见，这些意见对司法职权的正常行使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我们在历史过程中形成的重大案件公检法三长协调机制，以及三机关联合办案等独立于法律制度体系之外的刑事政策、习惯做法，在提出和运作之初曾经作为行之有效的做法加以推广，但法治实践证明，这些做法违反了刑事司法原则，干扰了刑事司法职权的独立行使。
②近年来，司法机关尤其是公安、检察机关由于社会环境的影响出现了违反司法规律的政绩观，实行不合理的考核指标，如不切实际的要求“命案必破”、一味追求破案率、起诉率、有罪判决率、以及抗诉率。这也是造成办案急功近利，证据粗糙，甚至为尽快破案采取刑讯逼供，造成极大的负面作用。
③一些刑事案件引发全国关注，加之媒体缺乏规制的报道，形成强大的舆论压力。
五、防范措施
找到了冤假错案产生的根源，我们要做的就是对症下药，采取措施。笔者认为应从两个方面下手：
1、切实转变不合时宜的错误的刑事司法理念。理念至关重要。有完善的制度而没有先进的理念，再好的制度也难以得到有效实施。可以说，理念决定行动，转变刑事司法理念，关键是刑事司法主体要转变理念。
从刑事司法程序、环节和阶段来说，首先是作为追诉、控诉部门的公安机关、检察机关的司法人员观念转变的问题（本文认为公、检由于有着共同的职能和目标，系某种程度上的“利益共同体”，故其应有着共同刑事司法理念）。侦查、预审、批捕、起诉阶段，是刑事司法程序的起始和中间阶段，也是至关重要的基础阶段。绝大多数冤假错案，在侦查阶段就已偏离正确轨道，走向了先入为主、刑讯逼供、强迫自供其罪的歪路。那么在此阶段公安、检察人员应当树立什么样的刑事司法理念呢？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四点：一是必须真正树立打击犯罪与保护人权并重的理念；二是必须真正树立重客观证据的理念，不轻信口供，坚决杜绝刑讯逼供；三是必须真正树立重程序规范，坚持合法取证，坚决排除非法证据，不仅收集有罪、罪重的证据，也要注重收集无罪、罪轻的证据，严格证据标准，力争不枉不纵；四是尊重司法规律、科学规律，不一味追究破案率、批捕率、公诉率和有罪判决率。
此外，检察机关科学合理运用监督职责，妥当摆正位置，既要发挥案件流程上的承上启下以及法律监督的职责，又不能与公安侦查机关搞联合办案，形成过分紧密的“利益共同体”，也不能利用监督权，向审判机关施压，追求有罪判决。同时检察机关要坚持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不受任何不正当干预，不搞三长协调定案。
其次，对于审判机关来说，转变刑事司法理念更为关键。第一位的就是切实树立“无罪推定”、“疑罪从无”刑事司法理念，坚决破除“有罪推定”、“疑罪从轻”、“疑罪从挂”以及“留有余地判决”的错误理念；二是要严格证据标准，尤其是对重罪、死刑案件要做到排除一切合理怀疑，坚持按零口供定案标准考量重大疑难案件；三是要坚持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既要抵制外部各种干预，包括舆论媒体干扰，也要排除来自公安、检察机关的压力，坚守法律底线；四是坚持实体程序并重，打击犯罪与保护人权并重理念；五是要尊重律师辩护职能，注重发挥律师作用，坚持居中裁判，对公诉和辩护双方不偏不倚。
最后，全社会的法治观念必须加以改变，形成良好的法治和司法环境。首先是各级领导干部要用法律思维和法律方式对待司法工作，不能以人治的、行政的思维和方式过问干预司法工作；不能为了一时、一地、一案的所谓的稳定，而要求司法机关放弃原则；更不能违背法律、程序、超越职权地影响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其次媒体和公众也要理性看待破案率，理性看待错案率，要共同营造良好的司法坏境。
2、完善制度机制，堵塞漏洞。
一是完善立法。考虑到我国“有罪推定”、“疑罪从轻”等错误刑事司法理念的长期性、广泛性和顽固性，《刑诉法》要明确将“无罪推定”、“疑罪从无”作为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加以规定。
二是要真正落实司法审判中心主义，科学合理建构刑事诉讼结构，强化法院在刑事司法中的地位及其对公检的制约职能，打破审判与控诉重配合，轻制约的局面。
三是完善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的诉讼制度、机制，建立抵制各种不正当干预、媒体审判、三长协调等错误做法的有效机制。四是完善律师辩护制度，保障律师依法充分行使辩护权，完善非法证据排除程序、证人出庭制度，尽可能实行直接、言词原则，以保障法庭审判效果，确保取证、质证、认证的准确、合法，使被告人的“人权”和各种诉讼权利得到切实保障。
（作者简介：河南省高级法院审委会专职委员、院长助理）
第二篇：浅析刑事冤假错案的成因及防范
浅析刑事冤假错案的成因及防范 摘要
伴随着国家的不断发展与社会的不断进步，我们的法制建设工作也开始变得越来越成熟。然而，在近年来频频被曝光在大众目光下的多起冤案和错案不难看出，我国的司法程序仍然存在着诸多的不足之处，例如法律文化因素不完善、司法环境不和谐以及辩护律师的职能过于弱化等等。为了能够尽快的解决和改善我国当前司法体制中所出现的这些问题，国家政法委与最高人民法院都相继出台了有关于刑事冤假错案的防范对策。本篇文章以浙江省发生的叔侄冤案为主要切入点，同时结合了我国当前的立法现状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文章共可分成四个主要部分，其中第一个部分主要是对浙江叔侄冤案案情的回顾与分析；第二部分是对刑事冤错案有关概念以及界定范围的介绍；第三部分结合了我国当前的司法环境对冤假错案的成因进行了列举；第四部分的主要内容则是刑事冤假错案的几点预防对策。关键词：刑事冤假错案；叔侄冤案；法律证据
Analysis of the Causes and Prevention of criminal injustices
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and social progress of the country, our legal system construction work began to become more and more mature.However, in recent years frequently been exposed in the public eye more than injustice and wrong cases is not difficult to see that China's judicial process there are still many shortcomings, such as inadequate legal and cultural factors, legal environment of discord and defense counsel functions and so too weakened.To be able to address and improve our current justice system arising from these issues as soon as possible, the National Political and Law Commission and the Supreme Court have issued preventive measures are about miscarriages of justice in criminal.This article nephew injustice to occur in Zhejiang Province is the main entry point, combined with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China's current legislation conducted in-depth research.The article is divided into four main parts, the first part of which is in Zhejiang nephew injustice of the case review and analysis;the second part is about the concept of the criminal injustice and wrong case to define the scope of the presentation;third part of our current The legal environment for causes of miscarriages of justice have been cited;fourth part of the main content is a few preventive measures criminal miscarriages of justice.Keywords: criminal injustices;nephew injustice;legal evidence 目录 摘要 1 关键词 1 Abstract 2 Keywords 2 第1章引言 4 第2章案例及其引发的思考 2.1 案例回顾 5 2.2 案例引发的思考 6 第3章刑事冤假错案的界定 6 第4章刑事冤假错案的主要成因 7 4.1 法律文化因素的影响 7 4.2 不良司法环境的影响 8 4.2.1 党政权利部门的不良干预 8 4.2.2 民意舆论的负面影响 8 4.3 辩护律师辩护职能的弱化 8 4.3.1 缺少职业操守 9 4.3.2 参与积极性较差 9 4.4证据意识单薄且证明标准过于简化 9 4.4.1定案证据不充分 9 4.4.2 无罪证据被忽视 10 第5章刑事冤假错案的预防对策 10 5.1 重塑新诉讼理念 10 5.2 优化司法环境 11 5.2.1 确保检查权于审判权的独立性 11 5.2.2 减少民意舆论对诉讼过程的干扰 11 5.3 提高律师与司法人员的综合素质 12 5.3.1 提高司法人员的综合素质 12 5.3.2 提升律师的业务能力 12 5.4 充分利用科技的力量 13 5.5 完善证据制度 13 第6章结束语 15 致谢 15 参考文献 16 第1章引言
公平与正义是国家在社会环境下的唯一立法准则，不让任何一个不法分子逍遥法外、不让任何一个好人蒙受冤屈是我们所有人都共同期望的。然而，近年来由各路媒体所频繁曝光的冤假错案事件却让大众的心中都充满了恐慌于怨愤，一方面是为了受害人的悲惨命运所惋惜，而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国家立法与执法上的缺陷而心存顾虑。法律无疑对于犯罪者来说是极为残酷的，而这种残酷一旦降临到无辜人的身上则有可能让一个原本幸福祥和的家庭破碎，继而白白断送很多人的未来和生命。当冤错案发生之后，国家虽然根据案情的程度会给予当事人一些经济补偿，但是却根本等同于亡羊补牢一般意义很小。伴随着人们法律意识的不断增强，公众们开始对国家当前的司法公正程度表现出了质疑，并且对于冤假错案的容忍度也变得越来越低。就我国当前的司法现况来看，无论是司法人员的专业素质、司法体制的完整性以及执法手段的先进性来看都存在着很多问题，这些都是引发冤假错案发生的主要诱因。基于此种情况，笔者将浙江叔侄冤案作为本文的主要案例，同时采用了文献查阅法、调查研究法、比较分析法以及实证分析法对冤假错案的发生原因进行了深度的剖析，以期能够寻找出实践性较高的刑事冤假错案的防范措施，尽快实现民众构建和谐社会的共同期许。第2章案例及其引发的思考 2.1 案例回顾
2003年5月18日晚间21点前后，案件当事人张高平和侄子驾驶一辆货车前往上海，年仅17岁的受害人王某经由他人的介绍搭乘此部货车同去杭州。王某因年龄太小，所以在出发之前于姐夫约好让其在杭州西站等候，然而再转走沪杭高速。然而当货车到达西站之后却并没有来人接王某。随后王某姐夫打来电话，表示让王某自行打车到钱江三桥的一个地点后再和他进行联系，而张高平得知后又主动驱车将王某送到指定地点后才离开。让这叔侄俩没想到的是，几天之后却突然被警方逮捕...从后来的问询中可知，在2003年5月19日，杭州市公安局西湖区分局接到报警电话，据报警人称在一个水沟中发现了女尸，经身份核实后发现女尸正是搭乘张高平货车的王某。警方随即将张高平和其侄子张辉列为了本案的第一犯罪嫌疑人。在对二人实行抓捕以后，张高平叔侄也在口供中交代，5月18日晚在货车中对王某进行强奸后并杀害，在同年的11月份，浙江省最高法院最终判处张辉死缓、张高平有期徒刑15年。但是此次案件却存在着诸多的疑点，判决结果既没有人证依据也没有物证依据，有的只是张姓叔侄二人的供词以及狱中犯人袁连芳的证词。随后，张氏叔侄坚决表示自己是被冤枉的，并且曾在取证时受到袁连芳的暴力相向。张高平在狱中曾向警方提供了勾海峰应该是杀害王某的嫌疑人，但是却没有得到回应，后来又经过其家人不断的申诉与上访，同时在检察官的帮助下终于在2012年2月27日得到了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复审批准。而后，公安局将王某指甲内提取出来的DNA在数据库中进行了对比和排查，发现竟然同已经在2005年被执行死刑的犯人勾海峰完全一致。于2013年3月26日，张辉与张高平涉嫌强奸杀人案件又重新被公开审理，并当庭宣判张辉、张高平无罪释放。在这起轰动一时的叔侄冤案中，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也曾表示侦查机关极有可能发生过刑讯逼供的情况，并且利用犯人袁连芳来进行口供获取同样也是违法行为。此外，在侦查案件的过程当中竟然忽略了DNA物证这一关键点，从而让无辜的张姓叔侄白白蒙受冤屈。张辉和张高平虽然最终被无罪释放，但是他们已经在大牢中生活了近十年的光景，这不仅对他们自己的人生带来了难以修复的影响，同时还对其家庭带来了近乎于毁灭性的打击。
在案件发生后，杭州的有关公安部门随即对张姓叔侄按照国家赔偿程序来对其进行了赔偿，并且还对此次重大错案的始作俑者进行了调查与问责。然而值得我们去思考的是，张姓叔侄所受到的伤害真的能够通过金钱上的补偿而得到弥补吗？在错案发生后的十余年以后再对有关涉案人员的刑事责任进行追讨还有意义吗？笔者认为，国家在当前针对冤错案还仅仅在赔偿以及事后的救济手段上进行了些许的完善，这只能够起到治标而不治本的作用。如果想要彻底杜绝冤案错案的再次发发生，只有尽快的建立一套科学且有效的冤案预防机制才是我们在当下应该去马上完成的一项任务。2.2 案例引发的思考
英国著名的政治家和哲学家弗兰西斯·培根曾说过这样一句话：“一次错误的判决胜过十次犯罪，犯罪只能污染河流，而错误的判决污染的是水源。”我们经常会去用不同的角度来理解错误这两个字，如果错误出现在用真相与正义堆砌起来的证据河流中，那么定会如同弗兰西斯所说的那样将水源彻底污染。这一次又一次的冤案错案已经让公众的心灵变得愈发的脆弱，当这些震撼人心灵的冤假案件被曝光以后，国家、社会以及人民都开始陷入了深深的反思，我们的司法程序有错吗？我们的法律到底是惩治罪犯的武器还是掩护罪犯逍遥法外的工具呢？而张姓叔侄冤案的出现更加将我国的司法体制所存在的诸多漏洞暴露无疑，执法机关是否真正存在暴力取证的情况、律师所应该起到的作用为何在此次案件中思丝毫没有体现、中国的司法正义是否只是纸上谈兵呢？这些看似犀利却真实存在的问题在所有人的心中都萦绕不断，为此，笔者也同时结合了自身对叔侄冤案的看法对这些问题进行分析与探讨。刑事冤假错案的界定
在实际情况中我们经常将“刑事错案”称为是“冤案”和“冤假错案”，如果仅仅从字面上来理解的话也可以将其定义为是错误判断的案件。目前国家现行的法律条例中还并没有针对错案的概念给予明确的规定，并且在司法环节中也是同样如此。目前最为常用的错案界定依据即为《人民检察院错案责任追究条例》，此部法律条例中对于错案做出了如下的定义：“检察官在行使职权、办理案件中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认定事实或者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案件，或者在办理案件中违反法定诉讼程序而造成处理错误的案件。”显然，这段简单的文字表述根本不足与支撑并解决刑事案件中所发生的各类刑事错案。法国著名律师勒内·弗洛里奥认为错案应该被分成两种类型，其一为司法机关在掌握正确证据的情况下得出了错误的判断结论；其二为司法机关在掌握错误证据的情况下却得出了正确的判断结论；顾永忠教授表示，刑事错案所指的其实就是无辜的人被审判机关无故认定为有罪并同时对其施加刑法。但是如果在案件的侦查过程中侦查机关对自身的错误做出了及时的纠正并更改则不应该再将其认定为刑事错案；陈兴良教授认为，刑事错案就是人们口中常说的冤案于冤狱，所以在现实生活中如果想要将刑事错案彻底杜绝是几乎不可能实现的。笔者认为，刑事错案之所以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主要是由于其本身所涉猎到的内容是非常繁杂的，并且因为其出发点的不同最终所得出的结论也会各不相同。为此，笔者综合了众多学者的研究成果对刑事错案的界定做出了如下的分析：首先从广义上来界定，刑事案件所指的就是因事实认定、案件性质判别上所出现的错误以及法律适用上所出现的错误而导致发生的案件；其次从狭义上来界定，在实际的刑事审判中，人民法院因错误事实的误导以及法律适用上的错误而对无辜的人进行定罪并处以刑罚，继而导致真凶逍遥法外。在真实的执法过程中，同案件本身并无瓜葛的人却被当成了替罪羊是极为恶劣的行为，其不但对受害人本身的合法权利进行了严重的侵害，同时还会大大的影响到国家司法机关在民众心中的威信力，继而带来一系列的负面连锁反映。第4章刑事冤假错案的主要成因 4.1 法律文化因素的影响
在我国，诉讼活动已经有了近千年的历史，并且与之相关的法律制度也在不断的完善当中。然而，即使是拥有如此丰富的发展历史经验也难以逃脱传统司法观念的负面影响，继而在实际的司法过程当中经常会出现类似于口供为先、罪名偏信以及取证草率的情况。
其一，对我国传统的法律文化进行了解可知，中国的法律是存在着忽视人权保障的现象的，在实际的刑事诉讼过程中，绝大部分的司法机关为了能够尽快的侦破案件、维护社会和谐，继而将打击犯罪分子当成了执法过程中的重中之重，对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合法权利缺少了应有的保护措施。此种“重打击、请保护的现象几乎充斥了我国整个刑事司法实践的过程当中，继而让很多无辜的普通人在这种错误办案理念的指引下成为了了维护国家利益的牺牲品；
其二，我国传统法律还有一个特点就是“重实体、轻程序”，形成此种局面的原因需要追溯到古代当中，由于在我国古时的刑法中所实行的是实体法与程序法相互协作的方式，并且在实际的执法过程中程序法需要辅助于实体法，继而也就逐渐的形成了这种“轻程序”的思想观念。当前，很多司法人员所表现出来的执法意识非常单薄，在他们的意识当中认为只要达成维护司法公正的目的，其中所完成的程序是可以忽略不计的。这也就造成了杭州叔侄案件中所提到的几个“疑点”：刑讯逼供、利用他人来非法获得证据以及对当事人的上述置之不理等等。
4.2 不良司法环境的影响
4.2.1 党政权利部门的不良干预
在我国的宪法中做出了极为明确的指示，最高人民法院需要受到党委领导以及人民检察机关的执法监督。此项立法的本意其实是为了能够让党领导以及国家机关之间可以起到相互制约的作用，继而达到减少滥用职权现象的发生。然而在实际的执法实践中却存在着各种各样的不和谐现象。
政法委在司法实践中所能够起到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无论是公安机关还是检查机关在案件诉讼的过程当中遇到了瓶颈都会主动去寻求政法委的帮助。事实上，这种党内联合办公的做法为的就是所有政法系统内部的各个部门之间都可以相互监督并配合，继而确保案件可以更加顺利的得以进行。然而，纵观我国当前的联合办案现况来看，不仅缺少一套完善的相互制约机制，同时还并没有对其中的参与者与实行者灌输以正确的程序观念，以至于非常容易在司法实践的过程当中出现各种异化现象，让司法公正的内涵与价值变得荡然无存。4.2.2 民意舆论的负面影响
民意舆论可以被理解为是来自于公众之间的意见，也就是说民众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基础之上所针对某一法律设定与问题所表现出来的意见。在实际的司法实践中，无论是由被害人发起的联名上书，还是由被告方所组织的联名上书都可以被定义为是民意舆论的一种。通常情况下，由被害人一方所发起的联名上书对于司法机关所能够带来的压力相对更大，由于一些民众会在了解到某一案件内容时经常会将自己幻想成案件的主人公，从而会对案件的审判结果赋予极强的主观意愿，继而对刑事错案的产生带来了一定的促进作用。4.3 辩护律师辩护职能的弱化
在《刑事诉讼法》中的第35条做出了如下的规定：“辩护人的责任是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和其他合法权益。”由此可见，律师辩护内容的质量可以有效的减少刑事错案的出现。然而，在我国当前的律师辩护现状中不难发现，很多律师不但不能够完成其应有的辩护职能，同时还会因个人辩护行为的不当而让错案的发生率大大增加。4.3.1 缺少职业操守 通过上文可知，辩护律师的职责就是通过各种正常的渠道来搜集一些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利的证据，同时在诉讼过程中提供一些有助于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或轻罪的辩护。然而在我国当前的司法实践中有很多律师都难以很好的履行自己的职责，既不能够搜集到一些可以为当事人洗脱罪名的真实证据，同时还经常会与一些司法人员共同进行一些徇私舞弊的行为。另外，还有一些律师习惯于投机取巧，为了能够达到辩护成功的目的而做出行贿以及伪造证据的不法行为，继而对其当事人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4.3.2 参与积极性较差
与民商纠纷案件相比，刑事案件的律师诉讼费用较低，但办案难度却相对较高，这就导致了很多律师对于此类刑事案件的办案积极性低下的现象，继而很难达到当事人所预期的效果。更有甚者，一些律师为了得到辩护费用而在诉讼活动中去“做样子”，不仅无法提供出有利于当事人的证据与辩护内容，同时还影响了案件审理的真实性，从很大程度上增加了刑事错案的发生几率。
4.4证据意识单薄且证明标准过于简化 4.4.1定案证据不充分
笔者结合杭州叔侄冤案的具体情节来对此项问题进行分析，通过案例介绍中的内容可知，导致此次冤案发生的主要原因就是证据的不充分。据了解，在一审判决书中共列出了二十六条判定张姓叔侄二人有罪的证据，其中有五条是有关于死者死后的描述；九条是有关于死者生前的描述；九条是针对张姓叔侄个人信息以及现场侦查情况的描述；三条是刑侦大队提供的审讯情况说明、袁连芳所提供的证词以及叔侄二人所提供的供词。此次叔侄冤案中所提供出来的证据虽然从表面上来看是数量较多且内容较为全面的，但是深究其实际价值来看却只有当事人所提供的供词是最为有效的证据。在我国旧版刑诉法的第四十六条中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充分确实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所以，这种仅凭当事人口供就将其判定为死罪未免太过于轻率。然而，就是这种让人看似十分荒诞的情况就实实在在的发生在拥有着专业素养的司法机关当中。4.4.2 无罪证据被忽视
无罪证据被忽视也是造成杭州叔侄冤案的另一大原因。首先被忽视的一个重要证据就是王某指甲内的DNA，由于死者指甲中并没有同张姓叔侄相匹配的DNA，所以这一点足以作为叔侄二人被判无罪的有效证据。但是令人无比费解并气愤的一点是，一审法院竟然认定DNA鉴定结果同此次奸杀案件毫无联系。这种近乎于直白的扭曲事实着实让人难以接受。其次，杭州警方在侦查案件的过程当中虽然极为肯定的表示王某的被害现场就在货车之内，但是所能够出示的有力证据却是少之又少，再次出现了于之前类似的重要证据忽视现象。第5章刑事冤假错案的预防对策 5.1 重塑新诉讼理念
在此次的杭州叔侄错案中可以看到很多诉讼过程中的执法漏洞，例如忽略办案程序、采用刑讯逼供以及仅凭口供定案等等。这些都从侧面反应出了我国司法人员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所出现的各种违法行为。相信所有对国家法律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文明执法一直都是法律对于司法机关和执法人员所下达的必然需求，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因个人因素而出现擅自定罪和恶意忽略证据的情况。基于此，笔者总结了几点司法机关在今后需要去树立的诉讼理念：
首先，彻底摒弃掉重打击和轻保护的司法理念，坚决对犯罪嫌疑人、被害人的合法权利进行全面的保护；其次，改变原有的重实体、轻程序的司法观念，构建出一套完善制裁机制的同时将具体的处罚内容与执行期限在法律条例中进行明确；最后，确定出无罪的推定原则。“在刑事诉讼领域，就影响范围之广、影响程度之深来说，没有哪一个基本原则可与无罪推定原则相比。无罪推定原则对于保障基本人权、保障无辜者免受刑事追究、保证刑事实体公正和刑事诉讼程序公正的实现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在无罪推定原则当中需要做到如下几个方面：第一，当法院在没有确定最终判决之前，所有人都不能够私自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定为有罪；第二，只有在证据确凿且人物证俱全的情况下法院才可以判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为有罪；第三，如果证据出现了瑕疵，法院只能够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做出无罪处理，不得私自推断其有罪。5.2 优化司法环境
5.2.1 确保检查权于审判权的独立性 在我国现行的有关法律条例中表示，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都应该实行地方党委和上级机关双重领导的机制。简单一些来解释，上级检察院、法院有权利也有义务对其下级检察院、法院进行监督和管理，而各个不同级别的检察院、法院当中的执法人员则需要由当地政府来进行负责与管理。在过去的时间当中，此种双重制约的管理方式着实让我国各个地方上的检察院、法院执法行为的规范性有了较大的改变，但是却也在某种程度上剥夺了各级检察院、法院所拥有的检察权利与审判权利。在实际的执法过程中一旦有党委或者政府部门所提出的执法意见，那么检察院与法院的执法行为和执法结果都会受到不同程度上的影响与制约。基于此，为了能够重新赋予检察院、法院以检察权利和审判权利，对现有法律体制进行改革与优化是当前需要去完成的首要任务之一：首先应该构建一套人事免任制度，对检察院与法院当中各级执法人员的委任与调度权利教给上级检察院、法院。这种方式可以有效的杜绝党委徇私舞弊以及恶意干扰正常执法程序的现象出现；其次需要构建一套独立的经费使用制度，同时根据不同地区的经济状况来对其所实行的保障条例进行适当的更改，继而从根本上实现各级检察院、法院可以掌握不受利益约束的权益行使。5.2.2 减少民意舆论对诉讼过程的干扰 如果单单从法律的角度来进行分析的话，很多民意舆论的确存在着角度单一且立场单一的现象。一些普通民众由于并不了解案情的实际情况与变化程度，所以仅凭着自己的个人意念来对司法结果进行干扰。司法机关一旦盲目的信从这种片面的民意，那么就势必会对执法结果的真实性与公平性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此外，针对那些对司法公正造成影响的民意上书来说应该将其告知给案件的被害人，继而对被害人以及其家属对于民意上书中内容的意见进行全面的了解，避免那些心存不轨之人利用民意舆论来干扰诉讼过程与诉讼结果的真实性。基于此，在今后的过程当中，司法部门不仅需要对现有的办案人员赋予更多的实际权利，同时还应该进一步的提升办案人员的综合素质与自信心，继而在面对不良民意舆论时可以在第一时间做出最为有效的处理。
5.3 提高律师与司法人员的综合素质
律师的辩护能力过低以及相关司法人员的个人素质较差都是导致错案发生的重要原因，基于此，对两者的综合素质与业务能力水平进一步的提升是减少错案发生几率的主要做法。5.3.1 提高司法人员的综合素质 首先，各个司法机构应该经常性的对司法人员的综合素质进行培养，帮助他们可以在工作中树立起正确的司法观念与工作责任感，同时确保自己可以在公平的状态下去完成各项执法活动；其次，对司法人员开展各种类型的培训，从根本上提升司法人员对于实践业务的掌握能力。尤其是针对刚刚上任的新人来说，必须要确保其参加过系统的培训与考核环节后才能够参与到实际的司法工作中来；最后，司法机构中的上级领导还需要对司法人员的执法行为进行不断的规范，一旦发现其出现职权形式不当的情况要及时进行纠正和干预：第一，由于我国很多司法人员都受到了重视口供意识的左右，所以经常会将口供的录取作为侦查工作中的重中之重，为此，司法机构中的领导可以借此机会来提升司法人员的科技意识，在获取证据的过程当中增加一些有利于提取物证的科技手段，继而帮助他们可以在提升工作效率的同时保证所搜集证据的准确性；第二，侦查部门在开展刑侦活动的过程当中经常会遇到各种类型的矛盾，尤其是在地方各级政府、犯罪嫌疑人以及被害人三者之间发生冲突时更加需要在第一时间去进行积极的调节，从而保证最终办案决策的真实性与正确性。5.3.2 提升律师的业务能力
在我国当前的法律环境下对于诉讼律师的个人业务能力与综合素质也有了了更高的要求。目前，我国很多诉讼律师都是一些“挂羊头、卖狗肉”的乌合之众，不仅不具备应有的律师业务能力，同时在个人道德素质的水平上也存在着不过关的现象。基于此，司法部门需要进一步的加强对于诉讼律师的培训与教育的力度，同时不定期的对已经在岗的诉讼律师进行综合能力的考核与评测，对于那些评测结果不合格的律师需要让其重新参与学习，待达到考核标准后再上岗作业。司法部门还需要重点针对诉讼律师的辩护能力进一步加强，尽可能的为他们营造出一个专业性较强的学习和交流平台，同时将一些资历较深且个人综合素质较高的资深律师作为平台中的援助导师，在诉讼律师发现难以解决的棘手案件时在第一时间对其给予法律上的援助。此外，对于那些刚刚毕业或者是家庭条件不是很好的诉讼律师来说，国家应该在经济上对其给予一些补贴，从而帮助他们树立起做一名优秀律师的信心，继而为更多的刑事案件参与者提供出更加优质的法律帮助。5.4 充分利用科技的力量
在杭州叔侄冤案证据的搜集过程中之所以会出现各种漏洞与违法行为，其中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就是我国的刑侦与搜集证据的手段还是过于陈旧和落后，根本没有将一些现代的刑事科技手段有效的运用到日常的司法实践过程之中。基于此，在提升司法人员综合素质的同时还应该针对其运用现代刑事科学技术的能力进行有效的提升。近年来，伴随着国家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我国的科技水平也在国际中排到了名列前茅的位置，继而对我国各个行业的发展都带来了极为有效的促进性作用。在当前的高科技时代当中，指纹、足迹以及DNA鉴定技术都可以是侦破案件的主要手段，继而大大的缩短了传统侦破手段的破案时间。笔者以DNA鉴定技术为例，在杭州叔侄冤案中司法机构如果能够充分的利用好DNA鉴定技术的话就不会出现这起错案的发生。通过上文可知，正是因为在死者王某的指甲中发现了与张姓叔侄不匹配的DNA才还给了张姓叔侄的清白，但是在案件判决的过程中法院却给出了DNA证据同案情无关的解释。这种前后自相矛盾的现象不但表示了司法机关所存在的执法漏洞，同时还展现出了我国科技手段在刑事侦查中的不足之处。基于此，在今后的过程当中，司法机关中的所有执法人员都需要对自身运用科学技术手段的能力进行进一步的提高，继而从根本上杜绝冤案与错案的发生。5.5 完善证据制度
在我国的新版《刑事诉讼法》中针对原有的证据制度进行了改善与补充，并且结合了我国当中的立法现况与执法环境制定出了一系列新的证据搜集规则与制度。例如在第五十条中表示“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在第五十三条中规定出了有关于“排除合理怀疑对象”的相关标准；在第五十四条中明确的阐述出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中的有关细则。其实早在2010年的七月份，国家人民法院就针对证据制度的完善而先后出台了《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及《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这两部规定，并在其中针对证据的审查标准与非法证据的排除规则进行了明确的表述。为此，我国各个地方上的公安机关也需要紧紧抓住此此次学习并贯彻新诉讼法的机会来对这两部有关于证据制度完善的新规定进行充分的了解，继而为今后执法活动的开展打下很好的基础。首先，公安机关需要积极响应国家大力开展的执法规范建设活动的号召，同时严格按照所内问询制度中的有关规定来进行执行。在新刑诉中的第八十三条、第九十一条以及第一百一十六条中做出了如下的规定：“犯罪嫌疑人被拘留、逮捕后应当在二十四小时内送看守所羁押；侦查人员讯问犯罪嫌疑人，应当在看守所内进行。”基于此，司法人员应该在实践的过程当中杜绝针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地方上的派出所中进行口供的获取。并且需要尽快的构建一套详细的执法操作准则，针对送所的时间、讯问的方式、讯问的内容以及违反送所规定的处罚方式进行详细的规定，继而确保此项讯问制度能够起到其应有的实用价值。其次，公安机构需要实行全程信息化监督的建设工作，利用先进的录音与录像设备来进行全程不间断的录制工作。此种做法不仅能够有效的杜绝刑讯逼供现象的出现，同时还能够起到固定证据的重要作用。基于此，公安机构应该在各个讯问房间中设置专门用于录制声音与影像的监控设备，同时委任专门的技术人员对设备进行定期的调试与维修，继而在实际的讯问过程中不会因设备故障问题而出现录制上的缺失。
最后，侦查人员不但需要针对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的证据进行收集，同时还因应该重点收集一些可以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口供是合法取得的证据。为此，公安机关在开展司法活动的过程当中应该同时配备两名侦查人员来共同配合完成，同时对调取的所有证据，特别是言词证据和书证、物证的合法性进行严格的把关，无论诉讼中哪个环节的证据被依法排除，均由其承担相应责任。实施这一制度有利于责任的细化分配与承担，继而从根本上杜绝非法证据的产生。第6章结束语
正义是确保国家稳步发展以及社会快速进步的重要保证，而司法则是维护正义的最后一条安全线。审判结果的真实性与否不但关乎到某个当事人的个人名誉、生命财产以及人身的自由，同时还决定了国家是否和谐以及社会是否稳定。然而，正义的维护仅仅靠单方面的力量来完成是远远不够的，所有社会当中的个人以及团体都有责任和义务参与到维护司法正义的队伍中来。正如总书记所说的：“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绝不能让不公正的审判伤害群众感情、损害群众利益。”
目前，我国的最高人民法院已在2013年11月21日颁布了《关于建立健全防范刑事冤假错案工作机制的意见》，并在其中提出了二十七条明确的参考条例，但是在实际的刑事诉讼案件中仍然无法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以及主体地位进行很好的保护。就杭州叔侄冤案来说，我们如果仅仅将这起错案的责任全部归咎于立法上的不完善也是不够公平的，所以在今后的时间里仍然需要对我国的人权保护以及刑事案件中各个核心机制的完善工作进行着重的关注。致谢
通过这一阶段的努力，我的毕业论文《浅析刑事冤假错案的成因及防范》终于完成了，这意味着大学生活也即将结束。在大学学习生活中，我在学习上和思想上都受益非浅，这除了自身的努力外，与各位老师、同学和朋友的关心、支持和鼓励是分不开的。
毕业论文的完成经过一段时间，对我而言，完成此毕业论文是自我总结学习的过程，提高了自己的逻辑思维能力和语言组织能力，为自己积累了大量宝贵的经验，同时也是一次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在此文的撰写过程中，本人对于这篇论文的理解还不够深入，缺乏系统的资料、理论提炼及写作水平，经过老师的帮助，才有了系统的构思和充实的内容，是他给予了我许多意见与建议，帮助我尽可能的完善这篇论文，使我能够顺利的完成此次毕业设计。在此，我衷心地感谢老师给予的指导与帮助。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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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浅析冤假错案的成因与预防
浅析冤假错案的成因与预防
论文摘要近年冤假错案现象的频繁发生引发法学研究者和法律工作者的不断关注，关于冤假错案的成因与预防的研究也很深入。各领域学者分别从不同的角度为探讨冤假错案的产生找其原因，并努力建言献策。本文亦结合现有研究，从法学理论角度分析法治国家当中冤假错案的产生原因，并相应提出预防对策。
论文关键词 法治社会 冤假错案 诉讼效率
一、冤假错案的产生成因
在法治国家中，冤假错案的产生成因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一）诉讼制度成因——错案存在具有客观性
司法公正的基本要求是准确认定案件事实，正确适用法律。在诉讼过程中，有罪者得到惩罚，无罪者不受追究，合理地分配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是当事人、审判人员亦是法治社会中人类的共同的法治期望和道德愿望。但是矛盾是普遍存在的，人类在追求公正结果的理想道路上，也会遇到许多挫折。克莱夫·沃克曾提到“人们都希望在公正而有效的刑事司法系统中，判决有罪的证据既有压倒性优势„„但错误是不可避免的„„无论在刑事司法程序的每个阶段如何费尽心机，错误的可能性依然存在。”①这说明，错案的存在与对案件事实的认定以及法律的适用密切相关。也正是因为认定案件事实和适用法律存在确定性，司法实践中才会出现认定事实不当和适用法律错误的问题，这就意味着发生错误裁判存在可能性。因此，错案的发生总是客观存在的。
（二）诉讼价值成因——诉讼价值要求效率性
诉讼价值是指诉讼活动及其结果满足民众、社会和国家之需要的程度。主要包括公正、人权、秩序和效率等。诉讼价值要求效率性是指，应当及时收集证据避免不必要的费用和延缓。然而诉讼价值的效率性本身是与事实真相的查明存在相关性的。一方面，追求诉讼效率可以促进案件事实真相的查明。案件发生以后，及时地收集证据能够防止一些证据的灭失，鉴定检材的变质、证人的记忆误差等，促进案件真相的查明。另一方面，对诉讼效率的追求又时常会与事实真相的查明相冲突。通常而言，投入的人力、物力、财力和精力越多，就越有利于细致、准确地查明事实的真相。但是，法治国家在面临案件数量快速增长而司法资源又极为有限的情况下，则不得不得考虑一些提高诉讼效率的特别途径，诸如规定简易程序、小额诉讼等，这些程序加速了案件处理的进程，提高了诉讼效率，但却在一定的程度上以牺牲追求真实为代价。在法治实践中，行政执法人员和审判人员偶尔因追求尽快解决难题就采用了不当的手段，追求效率的同时忽视了对公民权利尊重保护和案件真实真相的追求。而现行法律关于拘留、逮捕的条件的规定亦存在过于宽泛易产生漏洞，比如在对被害人或者在场亲眼看见的人指认为犯罪的、对不讲真实姓名住址和身份不明的嫌疑人都可以实行拘留的规定，就给部分追求效率的办事人员以滥用权力之机，冤假错案也就顺其自然而发生。
（三）能力保护成因——审辩掌握信息差异性
冤案常常产生于犯罪嫌疑人还不明白自己有何权力的情况下就被定罪。权力主体和权利主体双方所掌握的信息存在不对称当然也不可能对称，即存在差异性，直接导致了犯罪嫌疑人的屈打成招。
当下诉讼过程中“口供”证据的广泛使用也放纵了刑讯逼供的猖獗。在法治国家中，在刑事诉讼法中几乎都规定了被指控人的沉默权。这种沉默权在整个诉讼过程中都被适用，包括在庭审过程当中。如英国早在16世纪就规定了被指控者享有拒绝强迫自证其罪的权利。美国宪法修正案第5条规定，在任何刑事案件中，不得强迫任何人作不利于本人的证词。对比之下，我国法律规定的“重证据，不轻信口供”就显得柔和许多。因为刑诉法规定了“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这体现了法律并不保护被指控人的沉默权。
在法庭审判环节，缺少质证也是审辩掌握信息差异性的体现。审判方已经掌握了双方的信息而犯罪嫌疑人则很多情况下应对着书面证言进行无力的辩驳。而在法治国家中，质证则是法庭认定证据的必须程序。许多国家的诉讼法都确立了这一原则。如德国刑事诉讼法规定了法院直接审查证据的诉讼原则——要求法院原则上必须对证人本人予以询问。只有在特殊例外情况下（指如证人死亡、有精神病、患病或其他不能排除的障碍的情况下）才可以以宣读笔录代替询问证人、鉴定人。因此缺少质证也是容易造成冤假错案的成因之一。
（四）角色定位成因——法官角色负担紧张性
在社会结构转型期间，随着国家政权从社会生活中的逐步隐退，社会自主性发展面临社会规范的片段化，甚至社会规范的真空从而呈现出社会关系不稳定，资源稀缺，纠纷广泛发生，这使得以“定纷止争”为使命的法律和司法作为新秩序的生产装置被社会寄予了高度期望。大量社会纠纷的涌入、不同利益个体共同规范的缺乏、社会冲突的你胜我负都加大了司法的正常载荷量，也使得法官在处理大量案件过程中承担各色扮演。法律要求法官独立审判，做中立的裁判者；社会民众希望法官“为我做主”；政府要求法官“为我服务”。不同的角色期望之间存在巨大的差异，导致法官角色的紧张。在角色紧张，难以适度调和的情况下，冤假错案的产生也就成为了偶然中的必然结果。
二、法治社会中对冤假错案的预防
由于各种原因导致冤假错案的出现，为了实现法治社会的健康有序发展，法律的权威得以继续维持，司法的公信力能够得到重塑，对这一类错判的预防就显得极为重要。在法治社会中，对冤假错案的预防可以采取以下措施：
（一）抓住前提——制定特殊法律，突出人权保障
进一步建立健全法制，通过国家针对冤假错案受害人制定适应的倾斜保护制度。以对基本生活发生困难、对国家法治丧失信任的冤假错案受害人给予帮助，从而缓解冤假错案受害人的生活困难和精神痛苦。为此，首先要修改宪法，增加冤假错案受害人的宪法权利。赋予宪法基本权利以直接司法适用效力。冤假错案受害人的宪法规范化和国际化已经成为世界各国立法的趋势。如果没有宪法的保障，冤假错案受害人的直接利益得不到保障，法律的权威得不到巩固，法治的公信力也得不到重塑。冤假错案受害人本身、社会大众对法治的权威只会抱以畏惧和不安。更谈不上信任和认同。我国宪法从根本大法的高度，已经确立了对传统弱势群体的平等保护，包括对老人，保障、抚恤军人及家属，帮助残疾人等规定，但是对于近年来频发的“冤假错案”受害人这一直接由国家暴力导致的群体却没有足够的重视。因此在修改宪法时应注重对冤假错案受害人的保护。其次则是制定关于冤假错案受害人保护的特殊单行法。不仅是司法以诚实和正直的面容向公民展示的体现，也是突出保障公民人权的表现。通过修改宪法、制定特殊法律，使冤假错案受害人有合法的武器来保障自己的人权，提高自身的防卫手段，加强自身的保护力度，也同样可以减少“冤假错案”的发生。
（二）重视关键——坚决严格执法，整合诉讼效率
完善的立法是冤假错案受害人获得法律保护的前提，现代软性亲和的司法是冤假错案受害人获得法律保护的方向，严格公正的执法就是加强对冤假错案受害人法律保护的关键。
冤假错案受害人保护的法律制定之后，必须建立严格执法的运行机制，加强执法队伍建设，在全社会增强法制意识，确立法律至上的理念。同时应当加强组织建设，建立对冤假错案受害人的社会支持和保护网络。整合诉讼效率，把握诉讼价值之间的一致性。在诉讼程序中，诉讼公正永远是法治追求的首要价值，只有在诉讼公正的前提下，提高诉讼效率才有意义，诉讼公正是对诉讼程序定性的分析，诉讼效率是对诉讼程序进行定量的分析，应当在保障合理限度程序公正原则基础上提高诉讼效率，而不是只偏效率而失公正。在兼顾公正和效率的指导之下，如有冲突和矛盾，坚持公正为先。宁可错放，也不能错抓。从而减少“冤假错案”的产生，防止冤假错案受害人的进一步扩大。
（三）改进手段——认真对待口供，保护公民权利
长时间以来，我国的刑事诉讼制度和形势政策是以维护社会治安为重心，忽视对公民个人权利的保护。这种形势下的潜在意识是：“宁可错判，不可放纵”。在这样的精神指导之下，诉讼制度对司法机关的权力约束是不严格的，甚至在某种程序上带有放任的危险。相关人员的刑讯逼供就发展壮大起来。而法律规定被告人享有沉默权，就能堵住追诉机关进行逼供的可能。法律保护被告人不开口，从而迫使侦查机关致力于调查事实真相，就不会致力于采取各种手段以获取被告人的口供。审判机关认真对待口供，在庭审中能坚持当面质证为原则，就能辨明真伪，保护公民权利，减少“冤假错案”的发生。
（四）添加润滑——开发法官智慧，缓解角色压力
法官智慧是司法亲和力的裁判实现。②开发法官智慧需要从提升法官的平衡理性、坚定司法公正的信念和培养法官的抗压能力三个方面努力：
1.提升法官平衡理性
司法是公正和善良的艺术。法官应当提升自身的平衡理性，在个案的审判中，维护个案的公正，充分发挥法官的能动性，在进行形式逻辑推理的同时，紧跟法的整体精神来进行价值判断，在个别正义和个别正义、个别正义和整体正义、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以及公正价值和效率价值之间结合个案的具体情况进行平衡和选择，维护当事人的正当权益。
2.坚定司法公正信念
公正是司法的基本价值所在，是司法价值的灵魂。民众对司法权公正性的期望值远远高于其他的价值期待。在个案裁判中，法院和法官是否站在富有正义感的立场上，怀有对人民大众的深沉感情，为倡导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价值理念而判，决定了一个案件的最终判断。③因此法官应当坚定司法公正信念，依靠司法公正获得公信力、民众的信服。
3.培养抗压心理能力
法官需要培养自身的抗压心理能力，在纷繁复杂的案件、多方需求的角色中磨砺高尚的法官品格，使法官值得信赖、信任和模仿，能够赢得当事人和社会公众股的尊重，赢得个人人格的魅力，赢得法院系统在公众心中的认可和支持。法院和法官被赋予的责任是巨大的，因此法官的抗压能力也应当是经得住考验，能够独立思考、果断决断并正确做出裁判。
（五）认准目标——推进软性司法，完善救助制度
软性司法，是指司法的柔性特质。司法的柔性体现在司法主体与社会公众相互间关切和亲和方面。司法活动对公众需求的关注和满足程度，公众对司法活动的认知、认同程度，就是司法对于社会要求的高度满足性和社会对司法的高度信赖性和亲和性的体现，也是公正严明司法的本质之上的软性特征。推进软性司法，要求完善司法救助制度，满足冤假错案受害人的根本需求和愿望。以满足冤假错案受害人的愿望为目标，才能最大程度地实现法治社会中对冤假错案受害人的法律保护。
参考文献： “single chip microcomputer technology and C51 program design” Tang Ying, 2012, publishing house of electronics industry;2 “single chip microcomputer principle and Application--a case of driver and Proteus simulation” Li Lin power, based bbxsfj.com/huanqiuyulecheng on the 2011, science press;3 “design” MCS-51 Series MCU application system He Limin, 1995, Beihang University press;4 “single chip microcomputer based” Li Guangdi: Beihang University press, 1992;5 “single chip microcomputer principle and application” Ding Yuanjie, 1994, mechanical industry press.
第四篇：冤假错案
冤假错案
谈谈如何避免冤假错案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人们生活水平，信息化，经济技术不断发展，社会出现的犯罪现象不断发生。刑事冤假错案频繁发生，在国内发生的许多冤假错案频被媒体报道，诸如陈满、佘祥林、赵作海、等等这些涉事主体的名字被人们所熟知，然而，他们 背后的案情总是会发人深省。严重挑战着法律与正义的底线，考验着人们的心理承受极限
冤假错案之所以能够引起全社会的哗然，在于其严重的危害性，冤假错案首当其冲是对当事人人权的严重侵犯，再着，其对司法公信力有着致命性的打击力。总书记做出重要指示：“要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要坚守防止冤假错案的底线”。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下发了《关于切实防止冤假错案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下发了《关于建立健全防范刑事冤假错案工作机制的意见》，最高人民检察院也下发了《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切实履行检察职能防止和纠正冤假错案的若干意见》，这都充分显示出中央及我国司法系统尽最大努力减少冤假错案的决心 我认为形成冤假错案的原因有以下几点：(一)主观层面原因
错误理念是冤假错案产生的根源
我国刑法规定了“疑罪从无”的司法原则，但深受传统思想“如实招来实”、“抗拒从严”、“有罪推定”的影响，司法实践中绝大多数案件仍以“疑罪从有”、“疑罪从轻”的“留有余地判决”而告终。从目前暴露出的冤假错案的情况看，无论是赵作海杀人案、张氏叔侄强奸案、李怀亮杀人案，还是佘祥林、杜培武案件，每一起案件在当时看起来似乎都是铁证如山，而直到发现真凶或受害人突然现身时才会引起办案人员的重视，如此重大的惊天冤案方可重见天日。事实上，诸如此类的案件案情本身并不复杂，认定犯罪事实的证据明显存在重大疑点，并且公检法相关办案人员对既存的问题都很清楚。因此，只要检察机关能够坚守法律底线，严格根据证据标准定案，就可以避免冤假错案的发生，并不需要多么精通专业业务就能够作出正确判断。然而，正是由于检察机关如此的“法律监督”，冤假错案最终还是没能防范、杜绝，众多案件还是被事实评判为冤案，引发了公众的强烈不满。很显然，“疑罪从有”、“疑罪从轻”、“重口供、轻客观证据”的刑事执法观念特别是错误的执法理念已深深束缚着办案人员的法律思维，是诸多刑事冤假错案发生的主要原因。
2.对公安机关非法取证和刑讯逼供形成的案件，审查
把关不严是冤假错案产生的原因之一
现行《刑事诉讼法》既有“不能强迫被告人自证其罪”的规定，也有“被告人必须如实陈述、认罪从宽”的规定，两者的规定不明确导致了侦查阶段公安机关仍然重口供、轻证据，刑讯逼供现象也就屡禁不止。刑讯逼供便成为冤假错案产生的直接原因，但作为法律监督机关的检察机关对防范冤假错案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和不可替代的作用。若作为第一道监督防线的侦查监督部门对公安机关违法取证和刑讯逼供的案件不严格审查把关，冤假错案的发生似乎难以避免。
依据《刑诉法》第七条规定，公、检、法三机关实行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原则。由此形成了刑事诉讼的立案、侦查、批捕、起诉、审判与执行的模式，人们形象地把三机关之间的关系喻为“做饭、端饭与吃饭”，即侦查机关“做什么饭”，公诉机关就“端什么饭”，审判机关也就“吃什么饭”的司法历程。案件的处理多是“做饭的说了算”，也正是源于此，侦查阶段的刑讯逼供普遍存在，案件基本上都是基于被告人的供述而定案。公安机关在取得嫌疑人的口供后，马上作破案、结案处理，而许多待固定、收集的证据还没有固定、收集。经过公安、检察和审判阶段的几经反复后，往往是若干年过去，明知案件证据不确实、不充分，但再要收集证据已时过境迁、为时已晚。久而久之，此种重口供、轻证据以及刑讯逼供的观念或行为已然束缚着办案人员的法律思维，而后随着“亡者归来”、“真凶出现”或“事实证据不足而被推翻”等情形酿成冤假错案。换言之，尽管公安机关的侦查取证工作直接决定了“证据”的成色和案件的进展，非法取证和刑讯逼供行为造就了冤假错案的发生，但检察机关作为侦查监督的重要环节，如果尽到审查把关职责，遵循司法公正准则，不徇私、不舞弊，不受行政权力的影响，冤假错案将大为减少。反之，若检察机关不能严格审查把关，没有尽到检察机关应尽的监督职责，冤假错案亦就难以减少乃至消除。
(二)客观层面原因
1.非法证据难以排除
证据是诉讼的核心和基石，非法证据的出现将制约司法公正的实现，阻碍“法治梦”的实现。非法证据主要是指违反法定程序取得的控诉证据，其危害性不言而喻，因而理论界和实务界都竭力确立和实践严格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制裁非法取证行为以保障司法正义。我国现行法律做出规定，刑讯逼供或以其他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不得作为定案的依据，但由于证明证据不合法的责任通常被强加
在辩方身上，因而诉讼中缺乏一种足以排除这些非法证据的有效机制。
近年来，检察系统普遍实行了职务犯罪案件侦查讯问全程录音录像制度，部分地方公安机关也对一些重大的暴力犯罪案件做了类似的尝试，这不失为司法的一大进步，对冤假错案的减少有一定的作用。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一些地方的“侦查人员依法将其主要精力放在立案及传唤、拘传犯罪嫌疑人之前未作‘同步录像’的‘调查’期间，以致侦查人员于传唤、拘传犯罪嫌疑人期间制作的讯问犯罪嫌疑人‘全程同步录像’的制度形同虚设，丧失了其监督侦查人员审讯活动合法性的功能。”{3}特别是对非法手段收集的言词证据的证明，除非因侦查人员刑讯造成了被刑讯人死亡、伤残等严重后果，或因侦破其他案件而抓获真凶致使案件真相大白，否则即使承办案件的检察人员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怀疑该口供系侦查人员违反法定程序所得，亦无法以确凿的证据证实该口供属非法证据并予以排除。
2.社会环境对刑事检察活动的不当影响
毋庸置疑，针对一些重大疑难案件，社会各方面必将对其予以高度关注与重视。检察机关是否立案、是否批捕、是否提起公诉，常常不能仅仅依靠法律的规定而做出裁判，通常需要审视社会各界的意见及评价后方能做出全面的评判。检察机关在行使职权时将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外部因素的影响，甚至有些错案主要就是由外部因素决定的。
第一，地方党政权力部门的影响。尽管法律规定人民检察院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但受现行体制的影响，检察机关并不能始终坚持“只服从法律”。实践中，冤假错案除了检察环节上办案人员的失误所致外，地方党政部门形成的事实压力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党政权力部门对于某些案件的过问、协调或提出某种要求，尤其是当公、检、法三机关在案件事实认定和定性上发生重大分歧时，办案机关本身亦希望一些主管的党政领导部门出面进行协调。对于检察机关而言，这种权力介入兼有积极、消极两种意义，有可能防止冤假错案在检察环节的发生和发展，但也极有可能酿成冤假错案。
第二，被害人和公众形成的压力。被害人作为诉讼当事人，可以依法行使自己的诉讼权利。但就追究犯罪嫌疑人刑事责任而言，被害人及其代理人在诉讼中的作用是相当微弱的，是否追究刑事责任首先取决于检察机关。维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也是检察机关的职责，被害人提出的正当诉求检察机关应当予以支持和满足。但是，当案情复杂或发生重大变化时，受情
绪支配的受害人可能会采取种种方式乃至极端手段给检察机关施加压力，要求检察机关对依法不应当批捕或不应当起诉的案件进行立案侦查、批准逮捕或提起公诉。鉴于此种情形，特别是当公众全力支持被害人要求时，检察机关将承受巨大的压力，佘祥林案就是最明显的例证。被害人和公众的诉求常与社会大局的稳定相关联，检察机关在决策时应慎重考量案情的法律效果、社会效果和政治效果，确实保障被害人的利益并自行处理好压力事宜，真正实现维护司法公正，保障人权的法律要义。
第三，“未审先判”的媒体舆论压力。在案件办理过程中，一些媒体基于收视率、成本低和无风险的考虑，对未决案件进行大肆报道，使人们误以为警方锁定的嫌疑人就是案件的真凶，带有“未审先判”的主观臆断。“未审先判”的报道确实可以让公众更多地了解案情，形成公正裁判的力量来源，但有可能造成冤案的发生，在某些环节上容易给检察机关形成压力，影响案件的公正处理。比如当媒体对案件事实和情节作了较多的渲染性报道，已经扇起民众的某种情绪，而检察机关认为证据不足以证明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事实，立案、批捕或起诉缺乏充分的条件或理由，此时媒体的报道和评论给检察机关造成了压力和被动是不言而喻的，可能促使检察机关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做出批准逮捕、提起公诉的决定。正如丹宁勋爵所言，“法律是明确的，当诉讼案还未了结而法庭正在积极审理的时候，任何人不得对案件加以评论，因为这样做实际上会给审案工作带来不利的影响，如影响法官，影响陪审员或影响证人，甚至会使普通人对参加诉讼一方产生偏见。我们决不允许法院以外的‘报纸审讯’、‘电讯审讯’或任何其他宣传工具的审讯。”{4}
(三)刑事辩护律师的辩护意见得不到合理采纳
在现实司法实践中，刑事诉讼结构呈现出控方实力强大，缺乏制约，辩方职能弱化的情况，刑事辩护对控方的抗衡制约作用不能有效发挥。对于某些热点刑事案件，检察机关在社会公众、被害人家属、公安机关、检察机关等多重压力的感染下，在明知案情存在疑点的情况下，即便律师提出合理质疑，也很难以下定决心作出正确的处理。在此局面下，有的辩护律师不敢直面对抗公诉方，惧怕检察机关的威严及威慑，这无疑則弱了辩护律师在防范冤假错案中的作用和功效。回顾近期的几起重大冤假错案，律师辩护最大问题并不在于律师不能提出正确的意见，而在于律师提出的正确的辩护意见“曲高和寡”，没人理，得不到采纳。{5}例如在佘祥林、杜培武案中，律师
的辩护意见都一针见血地指出了症结之所在，而事后证明这些意见都是符合客观事实的，但都没有被采用。况且在司法实践中，律师“会见难”问题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面对刑讯逼供，律师无能为力，也不敢调查取证。其原因在于取得无罪证据就是对侦查工作的否定，律师随时有涉嫌伪造证据罪而至牢狱之灾的可能。换言之，律师的会见权、调查取证权、代为申诉控告权等基本权利缺乏有力的制度保障，缺乏刑事辩护律师的侦查、裁判更容易衍生冤假错案。
（四）案件处理过程的复杂性导致冤假错案
首先，一般情况下，在绝大部分的案件中，都是犯罪行为发生后才有的侦查行为，司法人员没有亲身经历犯罪的整个过程，为了“还原”整个犯罪过程查明犯罪事实，他们只能依靠收集到的证据。而这个“还原”犯罪过程查明犯罪事实的过程是由结果到原因的挚果溯因的过程，有人将这个过程比作考古一般，案件事实的过程有点像考古，诸如气候、环境等自然条件，完善侦查设备技术水平等客观条件，以及犯罪分子的狡黠程度、证人的表达能力、司法人员的能力素质能主观条件的制约。而整个过程中，这些制约案件侦查的因素只要一旦出现并有效地干扰了案件事实的查明，极有可能造成冤假错案的产生。其次，公检法部门之间的监督制约失效也会导致冤假错案的产生。在一些地区，公检法三机关的相互配合有余，但监督制约不足，导致案件在起诉、审理判决的过程中都是有瑕疵甚至是有问题的。还有的地方政法机关之间常常协调定案，对有些证据不足或证据瑕疵的案件，经有关方面协调之后便予以定罪判刑。如佘某某案，经有关部门协调后，虽然几级法检机关都认为证据有问题，但最终都未能依法办理。
（五）执法办案人员的思维固化导致冤假错案
执法办案人员的思维固化导致冤假错案
一直以来，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很多冤假错案都是办案人员甚至是领导干部的主观原因导致的。个别执法办案人员秉持打击违法犯罪是重中之重的观念，而忽视了对人权的保障，这样的观念往往会使办案人员对犯罪嫌疑人刑讯逼供。还有的办案人员往往把口供看得非常重要，却忽视了其他证据，常常取得口供之后，对关键物证不鉴定，中由于草率而产生错误。还有的办案人员忽视犯罪嫌疑人、律师等辩解意见，冤假错案的“犯罪嫌疑人”或者是“被告”大多都会进行辩解，甚至能提出各种反证证明不具备作案时间、作案条件等，有的甚至还指名了真凶并提供了有效侦查的线索，但由于办案人员的思想固化，简单地认为
这是当事人“不老实”的表现，是在“狡辩”。辩护律师也通常都会对事实、证据等提出异议并且绝大多数都是作无罪辩护，但办案人员未能予以重视也会导致冤假错案的产生。此外，有的部门将破案率机械地纳入考核，甚至会提出批捕率、起诉率、有罪判决率等机械硬性考核指标，不可否认这样做在某种程度上确实对案件的处理会有积极作用，但是过于机械和激进的做法，往往会对案件质量造成消极影响，也会为冤假错案的产生埋下伏笔。如在实践中，为了快速“破案”，曾经出现过不重视相反证据甚至是故意隐匿相反证据的案例，更有甚者为了完成办案任务或立功，办案人员故意设计、制造假案。此外，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犯罪也呈现出高发的态势，我国很多政法机关案多人少的矛盾异常突出，办案人员常常高负荷工作，久而久之就会产生思想固化疲于应付的精神状态，最直接的就会拉低办案的质量，从而也为冤假错案的产生埋下隐患。
综上原因所述，所以我觉得防范冤假错案的对策和建议有以下几种：
（一）防范冤假错案首先从司法观念的转变抓起
承前文所述，冤假错案产生的主要原因还是人，司法人员的主观方面的错误大部分情况下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因此，尽力减少冤假错案光从制度上下手是远远不够的，更重要是树立现代司法的新观念，诸如从传统的“重实体”转变为“实体与程序并重”，由以往的“疑罪从轻”的处理方式转变为“疑罪从无”原则的落实等等。在我国现有的司法实践环境下，基于多种原因，“有罪推定”的错误观念尚未完全根除，反之是“无罪推定”的法治观念尚未得到有效树立，很大程度上为冤假错案的发生的埋下了较大的隐患，而这种隐患殊不知就会变成现实。因此，司法办案人员应当强化防范冤假错案的意识，并注意思想观念的转变，并时刻保持头脑的清醒，从主观层面上来防范冤假错案的发生。要始终秉持惩治犯罪的同时要注重保障人权，注意实体公正也要注重程序公正，依法收集证据也要坚决依法排除非法证据等法治理念与司法意识。
（二）防范冤假错案应始终秉持司法公正
总书记对司法工作做出了一系列的重要指示，其中有一则是“要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所有司法机关都要紧紧围绕这个目标改进工作，重点解决影响司法公正和制约司法能力的深层次问题。”这就要求司法机关必须恪守司法公正的宗旨，同时也指出，司法机关的司法公正的一个基本要求是司法不受任何行政机关和团体的制约和干涉，也
不能收到个别领导干部“以言代法”、“以权压法”的干扰，如果这些干扰因素不能得以排除，那么就会使冤假错案的产生埋下隐患，甚至直接导致冤假错案“应运而生”。在案件的处理上，必须始终坚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绝不逾越法律的底线。
（三）防范冤假错案必须恪守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决定大多数情况下，导致冤假错案的罪魁祸首刑讯逼供，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杜绝刑讯逼供的“良方”之一。纵观在我国有着较大影响的那些冤假错案，可以说每一桩背后都有刑讯逼供、非法取证等在作祟的情况。防范冤假错案，在处理案件的时候除了必须坚持以事实为根据，法律为准绳之外，非法证据规则坚守更显得举足轻重，这就要求司法办案人员坚决杜绝和远离刑讯逼供、违法取证的行径，绝对地制止滥用强制措施和侦查措施以及侵犯嫌疑人合法权利等违法行为。同时，有必要落实刑讯逼供的问责制，从根源上防范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行为的出现，从而防范冤假错案的发生。
（四）防范冤假错案应当有效发挥制约监督作用
在注重公检法机关之间相互配合相互支持的同时，要更加注重各个机关之间相互制约相互监督的作用。比如，检察机关注重对侦查机关侦查行为的监督，时刻要树立起监督警戒，防范并及时发现、纠正侦查机关的违法侦查行为，从冤假错案成因的初始就遏制了它的蔓延与后续发展。具体说来，侦查机关应该注重无罪证据的收集，坚决抵制有罪推定的错误观念的滋生，杜绝隐匿证据、伪造证据行为的发生，监督机关要尽最大努力及时发现并纠正侦查行为中的违法情形，从根本能上防止冤假错案的发生。
（五）防范冤假错案必须保障当事人和律师辩护的权利
在案件处理的全过程中，都必须严格按照法律规定听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辩护人、被害人及其诉讼代理人的意见，充分依法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自我辩护的权利，重视他们辩解的内容。对犯罪嫌疑人及其律师提出的侦查活动中可能存在刑讯逼供等违法行为要毫不逃避，依照法律严格处理。依法排查有可能存在于案件处理过程中的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行为，对于任何可疑点都要严查予以最终确认。对于通过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获取的证据，要坚决依法予以排除，对通过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获取的供述，以及采用暴力、胁迫等非法方式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等，经审查确认的，必须依法予以排除，不得作为定案依据。此外，要切实依法保障律师的各种相关权利，在司法诉讼过程中，对于律师的辩护意见
要充分重视，要切实保障辩护律师、其他辩护人对案件处理应有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等权利，充分保障和发挥辩护律师在防范冤假错案中的所起到的积极作用。
（六）提高办案人员的素质和能力
如前文所述，冤假错案的产生的原因有客观方面也有主观方面，但是最主要的还是个别司法办案人员能力素质不达标导致的。据此，防范冤假错案的重中之重是提高办案人员的能力素质，而能力要求是多方面的，如前文阐述的转变执法观念非常重要之外，还有办案业务素质、办案良好作风的塑造等等。加强办案人员业务素质能力的培养，加强对新修订的各项法律法规的学习，不断提高司法办案人员侦查取证、审查判断证据、适用法律政策和发现纠正错误等能力。针对许多地方案多人少，办案压力大的问题，有关部门应该采取有效措施，进一步加强办案一线力量，使案多人少的矛盾能够得到缓解，并采取相应的激励措施，使业务骨干能够稳定在基层、稳定在执法办案一线，从而为防止冤假错案提供坚实的人才队伍保障。
第五篇：浅谈我国刑事司法制度改革及冤假错案的防范
浅谈我国刑事司法制度改革及冤假错案的防范
通过这几次对刑事诉讼法的学习，使我了解了新、旧刑法之间的区别，明确刑事司法体制改革的重要性。近年来，我国各地频频爆出冤假错案，如：聂树斌、念斌案、呼格吉勒图案、张氏叔侄案，它们使得许多无辜的人受到刑事追责，而有罪的人却逍遥法外。形式冤案不仅侵害了当事人的合法利益，破坏的社会的安定和谐，更严重的是使人民群众丧失了对司法公正的信任和对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信赖，冤假错案俨然已成为社会各界讨论反思的沉重话题，引起党中央的高度重视。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指明了刑事司法体制改革的方向和目标，为防范冤假错案提供了重要保障。
国家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强调从制度上保证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职权,并建立冤案、错案责任追究制度。刑事错案责任追究制度就是在加强对刑事司法工作人员监督及约束的要求下应运而生的,针对在办案过程中出现违法违规行为并造成错案的司法人员,追究其相关违法责任。建立刑事错案责任追究制度,旨在加强各级司法机关廉政建设,加强办案人员责任,从而提高执法水平,保证办案质量,为司法公正提供强有力的制度保障。由于其特定的目标和作用,必然就会有其相应的一些特点。我国如今处在一个高速发展的社会转型期,司法工作在社会变革过程中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期间也滋生出很多司法腐败现象,如此就直接触及了国家法律的权威,影响了司法公正。由于近年来冤假错案持续发生,刑事错案责任追究制度不合理运行的一些弊端也显现出来,甚至出现了背离其初衷的负面作用。考虑到提升司法队伍整体水平,全面建设法治中国离不开制度保障,因此有必要考察我国现行刑事错案责任追究制度的实际运行情况,并不断对其加以完善。制定错案责任追究的统一法典势在必行,为制度顺利运行提供法律依据和全面保障;应当转变以实体错案为标准的错误观念,树立以过错责任为基础的错案责任追究理念;明确刑事错案的认定机构及错案责任追究机构;划定错案责任承担范围和追究程序;保障司法人员合法权利,建立审查听证和异议申诉程序。总之,就是要全面构建科学合理、公平有效的错案责任追究制度体系,为深化司法改革,提高司法人员办案水平,维护司法公正,重塑司法权威提供制度保障。刑事错案、冤案是多种复杂的原因相互影响、共同作用形成的结果。这些冤案的发生有历史的原因，有现代科技的原因，有主观方面的原因，有客观方面的原因，如取证技术落后、自然规律的影响；有法律实体上的原因，如事实认定的错误、法律适用的错误；有法律程序上的原因，如司法程序错误、诉讼机制不健全等等。
一、刑事冤假错案的成因
按照我国刑诉法规定,公安机关是案件的侦查机关,检察机关是批捕、公诉机关,法院是审判机关。一起案件经过不同的诉讼阶段,在每个阶段都有可能造成冤假错案。
就公安机关来说,多年来形成的重打击犯罪分子,轻保障公民合法权利的观念很难一时消解。在很多基层公安单位,包括分局、县局、派出所、刑警队每年都有考核指标,这些指标包括打击处理数(刑拘数、逮捕数)、破案率,于是导致了抓人越多、破案率越高,就容易立功受奖。此外,还有“命案必破”等要求。同时,重口供,轻证据,搞刑讯逼供,也是导致冤假错案的重要原因。刑讯逼供,在一定阶段是一些公安机关的顽疾,屡禁不止,甚至致人重伤死亡,导致了冤假错案的发生。公安机关内部分工过细,多头办案,加上一些民警业务素质不高,同时又缺少内部监督制约机制,也是造成冤假错案多发的原因之一。十几年来,公安机关内部分工越来越细,办案部门越来越多,除了传统的刑侦部门办案外,还有国保、经侦、治安、交通、消防、禁毒、边防、缉私、网监等部门都有侦查权,都在办案。特别是1997年在公安机关改革过程中,公安机关取消了预审部门,直接影响了公安机关的办案质量。
就检察机关来说,审查批捕、提起公诉是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中的主要职责。检察机关在履行法定职责时,本应把好案件的事实关、证据关和法律关,但有时会因为种种原因屈从于公安机关或其他有关部门的压力,更看重于什么批捕率、起诉率等指标,不该捕的捕了,不该诉的诉了,只起到了个“二传手”作用,这也是造成冤假错案的原因之一。
就人民法院来说,不能完全坚持“疑罪从无”的原则,而是搞“有罪推定”,或者“疑罪从轻”,审判不独立,有时还会由于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对一些明显的冤假错案不敢坚持正确的意见,这同样是导致冤假错案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
就律师方面来说,也存在一些问题。1997年刑诉法修改后,规定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即可以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咨询、帮助。2012年刑诉法修改后,进一步加大了律师参与刑事诉讼的力度,规定在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即可聘请律师作为其辩护人,律师可以自由会见嫌疑人,无需经过办案单位同意,但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特别重大贿赂犯罪,律师会见需要经侦查机关许可。由于部分刑辩律师业务素质不高,加上“伪证罪”等罪名的影响,律师不敢调查取证,不敢作出无罪辩护或者向侦查机关提出无罪的意见,或者律师提出了无罪意见或者
做了无罪辩护,也不为侦查机关、检察机关和人民法院所采纳,使庭审走过场,辩护流于形式,导致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作用得不到发挥,也是导致冤假错案发生的原因之一。
二、健全冤假错案有效防范机制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要保证公正司法,提高司法公信力。要完善确保依法独立公开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制度,健全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司法行政机关各司其职,侦查权、检察权、审判权、执行权相互配合、相互制约的体制机制。加强人权司法保障。强化诉讼过程中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的知情权、陈述权、辩护辩论权、申请权、申诉权的制度保障。健全落实罪刑法定、疑罪从无、非法证据排除等法律原则的法律制度。完善对限制人身自由司法措施和侦查手段的司法监督,加强对刑讯逼供和非法取证的源头预防,健全冤假错案有效防范及时纠正机制。
我认为,从制度上防范冤假错案的发生,应当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坚持刑诉法确定的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坚持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原则；坚持罪刑法定、疑罪从无的原则。公安机关办理的刑事案件,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该撤案的撤案,该放人的放人。检察机关对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坚决不批捕、不起诉。人民法院审理刑事案件时,对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坚决按无罪判处,不能搞疑罪从轻判处。司法机关应当追求法律上的正义,而不是事实上的正义。
二是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人民法院在审理刑事案件中,要坚持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原则,不能因为舆论炒作,当事人上访闹事和地方维稳等压力,就枉法裁判；对定罪证据不足的案件,依法宣告被告人无罪,不得降格作出“留有余地”的判决；对罪与非罪界限不清,是经济纠纷还是经济犯罪难以确定的,一律按无罪判决。
三是修改刑诉法,建立沉默权制度。沉默权,又称反对自我归罪权, “你有权保持沉默,但是你说的一切可能在法庭上用作对你不利的证词。你有权聘请律师,审讯时可以有律师在场”。沉默权的实施,有利于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利,促使司法机关彻底摒弃以口供为中心的取证原则,制止刑讯逼供行为的发生,从而减少和避免冤假错案的发生。
四是进一步改革公安工作,恢复预审机构和预审工作制度。1997年公安部取消了各级公安预审机构和预审工作制度,是一种违反刑事诉讼法的行为,必须尽快纠正。预审机构恢复后,公安机关各警种办理的刑事案件,拘留、逮捕后一律移交预审机构办理,并由预审机构一个口对应检察机关的批捕和公诉部门,彻底改变目前公安机关存在的多警种办案,多口对接检察机关的混乱局面。通过预审制度,可以有效减少和防止冤假错案的发生。
五是进一步发挥刑辩律师在刑诉中的作用。按照刑诉法规定,不论是在侦查阶段、批捕起诉阶段,还是审判阶段,律师都是辩护人身份。律师应当认真履行职责,搜集犯罪嫌疑人无罪或者罪轻证据,向办案机关提出法律意见书,并在法庭上做无罪辩护或者有罪从轻辩护。要切实保障刑辩律师的合法权利,取消刑法第306条规定的“辩护人伪证罪”。侦查机关、检察机关和人民法院要充分听取刑辩律师的辩护意见,形成法律职业共同体,最大限度地避免和减少冤假错案的发生。
六是进一步减少使用死刑,加快最终废除死刑的步伐。在大量的冤假错案件中,最令人痛心的是犯罪嫌疑人被冤杀。近年来,我国通过刑法修正案的方式,大幅度减少了适用死刑的罪名,但总的来看,死刑的罪名仍然偏多,与国际接轨差距较大。建议尽快启动刑法修正案,大幅度地削减死刑罪名,并最终废除死刑。
因为总体而言，“警检一体化”是一种发展趋势，它们都代表着控方，整个侦查活动的目标也都是为了查明案件事实，并最终服务于对犯罪行为的有效指控。但控辩双方与法院之间却应该形成一个完整、合理的诉讼结构，法院应该依法独立地进行裁判。而现在，人们几乎都看到了在整个刑事诉讼中辩方的“弱者”地位。因此，不断提高被告人及其辩护一方在刑事诉讼中的实际地位，进一步从体制、机制上保证法院依法、独立、公正、权威地行使刑事审判权，才是现今我国刑事司法改革的重要目标和当务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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