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应当如何防范冤假错案,沈德咏

第一篇：我们应当如何防范冤假错案,沈德咏

宁可错放，不可错判知观点剖析 我们应当如何防范冤假错案

一段时期以来，相继出现的刑事冤假错案给人民法院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如不妥为应对，将严重制约刑事审判工作的发展，已经到了必须下决心的时候。错案一经发现，惟有依法及时纠正、匡扶正义，方能让民众对国家法治树立起信心。同时，相比较错案的纠正，我们必须要更加重视“防患于未然”，要做“事前诸葛亮”，使潜在的可能发生的冤假错案无法形成。坚决守住防范冤假错案的底线，不仅是我们刑事审判部门和法官应尽的职责，也是由于司法审判的最终判断性质所决定的。

审判是诉讼的最后一个环节，也是实现司法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线。刑事审判生杀予夺，事关公民的名誉、财产、自由乃至生命，事关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坚持依法公正审判，防止发生冤假错案，是我们必须坚守的底线。总书记指示我们要“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周强院长要求各级法院紧紧围绕这个目标，发扬优良传统，勇于改革创新，牢牢坚持司法为民、公正司法。各级人民法院和广大刑事法官有责任认真落实中央的要求和最高人民法院的部署，依法公正审理每一个刑事案件，及时准确查明事实，正确应用法律，依法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确保每一个案件都经得起事实、法律和时间的检验。如果办了冤假错案，公平正义就荡然无存，司法的公正和权威也必将丧失殆尽。因此，防范冤假错案的发生是我们守护司法公平正义底线的末端，我们必须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将冤假错案堵在司法审判的大门之外，给党、给人民、给宪法和法律一个交代。古今中外，冤假错案都难完全根除。冤假错案的发生原因很多，故意陷人入罪者有之，认识错误者有之，能力不强者有之，技术落后者有之。在当今中国政治清明、能力增强、技术进步的社会条件下，因上述原因导致的冤假错案概率越来越小。纵观已发现和披露的案件，冤假错案的形成主要与司法作风不正、工作马虎、责任心不强以及追求不正确的政绩观包括破案率、批捕率、起诉率、定罪率等有很大关系。

现实的情况是，受诉法院面临一些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存在合理怀疑、内心不确信的案件，特别是对存在非法证据的案件，法院在放与不放、判与不判、轻判与重判的问题上往往面临巨大的压力。应当说，现在我们看到的一些案件，包括河南赵作海杀人案、浙江张氏叔侄强奸案，审判法院在当时是立了功的，至少可以说是功大于过的，否则人头早已落地了。面临来自各方面的干预和压力，法院对这类案件能够坚持作出留有余地的判决，已属不易。同时我们也应当清醒地认识到，法院虽在防止错杀上是有功的，但客观而言在错判上又是有过的，毕竟这种留有余地的判决，不仅严重违背罪刑法定、程序公正原则，而且经不起事实与法律的检验，最终将会使法院陷入十分被动的地位。冤假错案一旦坐实，法院几乎面临千夫所指，此时任何的解释和说明都是苍白无力、无济于事的。对如何防范冤假错案，我有以下几点思考：

第一，充分认识冤假错案的严重危害性。冤假错案的影响绝不限于个案，其对社会生活方方面面所产生的危害不容低估。一是对当事人的伤害。一个冤假错案就会毁掉一个家庭、毁掉一个人的一生，是任何赔偿、补偿都无法弥补的。二是对司法形象与司法权威的伤害。法院的司法公正最终是要靠案件质量说话的，出了一个冤假错案，多少年、多少人的努力都会付诸东流，多少成绩和贡献也都将化为乌有。三是对社会公众对法律和法治信仰的伤害。虽然古今中外都难以完全避免冤假错案，但中国公众的普遍认知是司法应当绝对正确、公正无偏。因此，冤假错案一旦发生，就会极大地动摇公众的法治信念。四是对办案法官的伤害。法官故意制造冤假错案是极为罕见的，在我国现实情况下，冤假错案往往是奉命行事、放弃原则或者是工作马虎失职的结果。在西方，法官与公正是同义词，我们也认为法官是公正的化身，是公平正义的守护者，而如果守护者变成了加害者，其职业耻辱感是一辈子都洗刷不掉的。

第二，充分认识冤假错案发生的现实可能性。排除“文革”期间那种人为制造冤假错案的情况，由于人的认识的局限性、技术发展水平的相对性、程序制度的疏漏性以及其他许多可知或不可知的因素，冤假错案的发生仍然存在极大的可能性，或者说稍有不慎就有可能发生。“不怕一万，就怕万一”。这个万一，既可能发生在此时，也可能发生在彼时，既可能发生在此地，也可能发生在彼地。特别是在目前有罪推定思想尚未完全根除、无罪推定思想尚未真正树立的情况下，冤假错案发生的概率甚至可以说还比较大。对此，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认识，同时在思想上要进一步强化防范冤假错案的意识，要像防范洪水猛兽一样来防范冤假错案，宁可错放，也不可错判。错放一个真正的罪犯，天塌不下来，错判一个无辜的公民，特别是错杀了一个人，天就塌下来了。

第三，充分依靠法律程序制度防范冤假错案。从现在已发现的冤假错案看，多少都存在突破制度规定，或者公然违背法定程序的地方。我曾经在多个场合都讲过程序公正优先的问题，为什么要反复讲呢？强调程序公正优先，不是说程序公正比实体公正更重要，而是说要高度重视程序公正的独立价值。从一个案件的处理过程看，客观上程序公正是先于实体公正而存在的，更为重要的是，程序公正作为一种“看得见的正义”，对于人格尊严的保障、诉讼的公开、透明、民主以及裁判的终局性和可接受性等方面，都具有更深层次的意义。而且从根本上讲，程序公正是实体公正的有效保障。完备的程序制度，能在最大程度上为防范冤假错案提供制度保障。比如说，指控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有罪，就应当依法宣告无罪；查明认定存在非法证据，就应当依法予以排除；在适用死刑上不能存在任何的合理怀疑，在定罪和量刑的事实、证据上凡存在合理怀疑者，坚决不适用死刑。现在制度规定应当说比较完善了，关键看我们敢不敢于拿起法律制度武器，敢不敢于坚持原则。这不仅仅是个法律职业素养问题，也是一个政治品质问题。同时要看到，法律制度才是我们法院和法官真正的护身符、保护神。如果我们放弃原则，冤假错案一旦铸成，没有谁能够救得了我们。

第四，充分发挥辩护律师在防范冤假错案上的重要作用。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辩护律师的基本职责就是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和其他合法权益。这一制度设计，就在于与控诉方形成一种诉讼对抗关系，防止对犯罪的指控成为一种潜在的犯罪认定。我国法律对公诉机关虽然也作出了要重视无罪、罪轻证据的规定，但公诉机关的追诉性质，在本能上肯定是更为关注有罪、罪重的事实和证据，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因此，现代的诉讼构造，为防止一边倒，通过立法安排了刑事辩护这样一种对抗力量，从而形成了诉辩对抗、法官居中裁判的诉讼格局。从防范冤假错案角度而言，推而广之，从确保所有刑事案件审判的公正性、合理性、裁判可接受性而言，辩护律师都是法庭最可信赖和应当依靠的力量。现在出现了一种非常奇怪的现象，律师不与公诉人对抗，反而同主持庭审的法官进行对抗，甚至演变成了“对手”，律师要“死磕”法官，社会上有人说现在的律师与法官关系是“像雾像雨又像风”，深层原因在哪里？要进行深入分析。个别律师不遵守规则的情况是客观存在的，但法官是否也存在小题大做、反应过度的问题？思想深处有无轻视刑事辩护、不尊重律师依法履职的问题？工作关系上有无存在重视法检配合而忽视发挥律师作用的问题？法官是否恪守了司法中立的原则和公正的立场？对此，我们必须认真进行深刻反思。要充分认识到，律师是法律职业共同体的重要一员，是人民法院的同盟军，是实现公正审判、有效防范冤假错案的无可替代的重要力量。对个别律师违规发难、无理“闹庭”的问题，可采取一事一议、就事论事方式，及时向有关主管部门，也就是司法行政机关和律师协会进行通报，请他们配合做好工作，不要将这种情况轻易扩大为对整个律师群体的偏见，要充分相信绝大多数律师是具备良好职业素养的，是理性、客观、公正、中肯的，是人民法院可以依靠而且应当依靠的重要力量。

第五，充分借用科技的力量防范冤假错案。我们已经进入21世纪，科技发展进步日新月异，光学技术、生物技术、电子技术、纳米技术、基因技术已得到普遍应用。众所周知，科技的应用，最快的是两个领域：军事行动和打击犯罪。关键是我们敢不敢用、会不会用。无论是传统科技还是现代科技，本身都有一个科学使用的问题，既要敢于使用，又要善于使用，既要作为重要的认识手段，又不能盲信盲从。比如DNA鉴定，上世纪90年代初，200个人左右就有一个人的DNA可能吻合，而现在的吻合度已达到4万亿分之一，说明科技本身也是在不断发展进步的。在美国1989年“中央公园慢跑者”案件中，一位女银行家在慢跑通过曼哈顿中央公园时被殴打和强奸，警方将嫌疑人锁定为5名14至16岁的少年，在漫长讯问后嫌疑人陆续认罪且进行了录像，尽管他们后来坚称是遭到刑讯后被迫录下的，但由于这些“强有力”证据认定罪名成立，分别判处5至15年监禁，2002年案件真凶出现和新出现的DNA鉴定结论均表明当时的有罪认定是错误的。在日本菅家利和强奸杀人案中，菅家利和1992年被判终身监禁，2009年无罪释放，判有罪和判无罪的主要证据之一都是DNA鉴定结论，正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尽管科技手段有其不足但其在提升办案质量方面的作用不容小觑，我们决不可因噎废食，只能适应时代要求使用好科技的力量。因此，为充分运用科技力量防范冤假错案，必须加快提高技术装备水平，特别是要加大对老少边穷、基层技术装备落后地区公安司法机关的支持力度，全面提升基层科技运用能力。

第六，充分争取社会各界支持共同防范冤假错案。加强群众监督，是防范冤假错案的有效举措。“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要坚持司法的群众路线，积极争取广大群众的支持，合理借助群众的力量、智慧，可以有效弥补专业法官认识的局限和能力的不足。长期以来，“杀人偿命”的观念对司法实践的影响甚广，一个命案发生了，方方面面都很关注，特别是被害方，要求尽快破案、严惩罪犯的呼声往往很强烈，也很容易得到社会群众的同情与支持。设身处地地讲，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法院审判的必须是真正的罪犯，而认定犯罪靠的是事实和证据，因此有一个正确的心态极为重要。一是不要过于苛求“命案必破”。我们强调发挥主观能动性积极侦办案件初衷是好的，老百姓期盼获得安宁祥和的愿望也是好的，但强调“命案必破”必然会给公安司法机关办案增添无形的压力，甚至会形成外在的干预因素，进而可能影响到办案质量。在实践中，受制于认识手段和能力水平等因素，少数案件破不了、抓不到、诉不了、判不了的情形是客观存在的，这个时候正确的做法只能是该撤案的撤案、该不起诉的不起诉、该判无罪的判无罪，绝不可做“拔到筐里都是菜”的事。二是避免冤假错案是要有代价的。从认识规律的角度上看，百分之百杜绝冤假错案是不可能实现的，一般以为，西方国家有较为完备的司法制度，可能不会有冤假错案，而事实与人们的想象正好相反。中国政法大学陈光中教授主持的研究团队有一个结论：美国死刑案件无辜者被错判死刑的比率为5%。他们的研究数据来源于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詹姆斯教授主持的全美死刑适用研究报告。这项研究由美国联邦司法部委托詹姆斯教授组织开展，是美国对死刑进行的最完整的一次统计研究。前面讲到美国和日本的两个错案，还有去年6月12日宣告无罪的澳大利亚琳蒂谋杀案（即著名的“暗夜哭声案”），琳蒂于1981年被控犯谋杀罪并被判处终身监禁，历经31年才被平反昭雪。这些案件，在当时都认为没有问题，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或者是真凶归案，或者是科技进步，冤假错案才得以纠正。可以看到，错案不只是中国才有，古今中外都有发生，最重要的还是要研究如何能够有效预防、一旦发现能够及时纠正。我们的观念中常有“不冤枉一个好人，不放过一个坏人”的认识，但要有效防范冤假错案，做到“不冤枉一个好人”，让无辜者获得保护，那就有可能会“放过”一些坏人，这种制度风险是客观存在的，在这个问题上社会各方面都要有心理准备，这也是维护刑事司法公正、防范冤假错案必须要付出的代价。三是及时把真相告诉老百姓。消除疑虑最好的办法就是公开。许多案件是否确为错案姑且不论，但由于长期拖延，真相迟迟不公布，让法院极为被动，最终结果无论如何都难以赢得信任。在信息技术高速发展的今天，刑事审判要适应时代要求，注重司法全过程的公开，只要不涉及国家秘密、审判秘密、个人隐私以及重大商业秘密，就应当及时主动公布真相，让人民群众用心中的那杆秤去衡量和评判。要在坚持依法独立公正审判的基础上，广泛听取各界意见和建议，积极争取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以及新闻媒体的理解支持，充分重视专家学者的积极作用，一些重大、疑难、争议较大案件的审判，可以考虑组织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律师代表、媒体代表、基层群众代表组成观审团旁听观审，并以适当方式听取他们对案件处理的意见；可以组织专家学者进行研究论证、提供咨询意见。总之，我们要积极主动与社会各界携起手来，共同为守住公正司法底线创造宽松、理性的环境。第七，充分依靠党的领导切实做好防范冤假错案的工作。我们的司法工作，是党领导下的人民司法工作，党的领导是做好司法审判工作重要的政治保障。做好司法审判工作包括防范冤假错案，靠法院一家单打独斗是行不通的，最为重要的是在党的坚强领导下，会同公安、检察等专门机关，贯彻落实好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原则，共同履行法律职责，共同守住法律底线，共同防范冤假错案。做好基础工作对防范冤假错案十分重要，这就是侦查工作，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大厦决不可建在沙滩之上。对公检法三机关而言，加强配合是必要的，这有利于形成工作合力、发挥制度优势提高刑事诉讼的整体质量和水平，但更重要的还是要加强互相制约，任何形式的联合办案都有可能埋下冤假错案的祸根，必须要坚决摒弃，任何程度的迁就、照顾都有可能酿成大错，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必须坚决杜绝。既然当了法官，我们就要有一点这样的铁面无私的思想境界。历史终将证明，我们这样做，是有利于捍卫党的事业，保护人民利益，维护司法权威，促进社会发展进步的。总之，我们要在党的领导下，与其他专门机关独立负责、协调一致地开展工作，搞好防范冤假错案的“全流域治理”，各自发挥好在防范冤假错案这个系统工程中的作用。公安、检察机关在前些年卓有成效工作的基础上，强调认真贯彻实施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这必将进一步提高侦查、起诉的质量和水平，进而为真正防住冤假错案提供重要基础。刑事审判作为刑事诉讼的中心环节，必须坚决守住防范冤假错案的底线，用依法独立公正的审判把好最后一道关，切实维护司法公正。

（本文作者系最高人民法院常务副院长，中国政法大学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

第二篇：沈彦代表沈德咏的获奖感言

尊敬的马蔚华理事长、尊敬的樊纲教授，亲爱的各位来宾、各位朋友：

大家上午好!拙作《我们应当如何防范冤假错案》既无宏大议论，更乏瑰丽文采，只是立足本职工作，本着在其位谋其政负其责的精神讲了一点真话、实话而已。承蒙不弃，授予此种殊荣，倍觉当之有愧，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借此机会，谨请向关注、理解、支持中国司法工作的各位同道和朋友们表示由衷的感谢!

由于另有重要公务，我无法应邀出席今天的颁奖典礼，我为不能躬逢其盛而深感遗憾，也为无法为各位来宾与各位来宾分享这一殊荣而深表歉意，特委托小女沈彦代为领受奖杯和获奖证书，奖金则全额捐赠给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凡请张海迪主席委派的代表当场领取。请向马蔚华理事长、樊纲教授及各位来宾表示我最崇高的敬意!祝福大家平安、健康、幸福、快乐!

最后，感谢一下最高人民法院应邀出席的各位领导、同事以及我父亲的优秀的学生代表，谢谢你们今天的到场。谢谢!

第三篇：浅析刑事冤假错案的成因及防范

浅析刑事冤假错案的成因及防范 摘要

伴随着国家的不断发展与社会的不断进步，我们的法制建设工作也开始变得越来越成熟。然而，在近年来频频被曝光在大众目光下的多起冤案和错案不难看出，我国的司法程序仍然存在着诸多的不足之处，例如法律文化因素不完善、司法环境不和谐以及辩护律师的职能过于弱化等等。为了能够尽快的解决和改善我国当前司法体制中所出现的这些问题，国家政法委与最高人民法院都相继出台了有关于刑事冤假错案的防范对策。本篇文章以浙江省发生的叔侄冤案为主要切入点，同时结合了我国当前的立法现状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文章共可分成四个主要部分，其中第一个部分主要是对浙江叔侄冤案案情的回顾与分析；第二部分是对刑事冤错案有关概念以及界定范围的介绍；第三部分结合了我国当前的司法环境对冤假错案的成因进行了列举；第四部分的主要内容则是刑事冤假错案的几点预防对策。关键词：刑事冤假错案；叔侄冤案；法律证据

Analysis of the Causes and Prevention of criminal injustices

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and social progress of the country, our legal system construction work began to become more and more mature.However, in recent years frequently been exposed in the public eye more than injustice and wrong cases is not difficult to see that China's judicial process there are still many shortcomings, such as inadequate legal and cultural factors, legal environment of discord and defense counsel functions and so too weakened.To be able to address and improve our current justice system arising from these issues as soon as possible, the National Political and Law Commission and the Supreme Court have issued preventive measures are about miscarriages of justice in criminal.This article nephew injustice to occur in Zhejiang Province is the main entry point, combined with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China's current legislation conducted in-depth research.The article is divided into four main parts, the first part of which is in Zhejiang nephew injustice of the case review and analysis;the second part is about the concept of the criminal injustice and wrong case to define the scope of the presentation;third part of our current The legal environment for causes of miscarriages of justice have been cited;fourth part of the main content is a few preventive measures criminal miscarriages of justice.Keywords: criminal injustices;nephew injustice;legal evidence 目录 摘要 1 关键词 1 Abstract 2 Keywords 2 第1章引言 4 第2章案例及其引发的思考 2.1 案例回顾 5 2.2 案例引发的思考 6 第3章刑事冤假错案的界定 6 第4章刑事冤假错案的主要成因 7 4.1 法律文化因素的影响 7 4.2 不良司法环境的影响 8 4.2.1 党政权利部门的不良干预 8 4.2.2 民意舆论的负面影响 8 4.3 辩护律师辩护职能的弱化 8 4.3.1 缺少职业操守 9 4.3.2 参与积极性较差 9 4.4证据意识单薄且证明标准过于简化 9 4.4.1定案证据不充分 9 4.4.2 无罪证据被忽视 10 第5章刑事冤假错案的预防对策 10 5.1 重塑新诉讼理念 10 5.2 优化司法环境 11 5.2.1 确保检查权于审判权的独立性 11 5.2.2 减少民意舆论对诉讼过程的干扰 11 5.3 提高律师与司法人员的综合素质 12 5.3.1 提高司法人员的综合素质 12 5.3.2 提升律师的业务能力 12 5.4 充分利用科技的力量 13 5.5 完善证据制度 13 第6章结束语 15 致谢 15 参考文献 16 第1章引言

公平与正义是国家在社会环境下的唯一立法准则，不让任何一个不法分子逍遥法外、不让任何一个好人蒙受冤屈是我们所有人都共同期望的。然而，近年来由各路媒体所频繁曝光的冤假错案事件却让大众的心中都充满了恐慌于怨愤，一方面是为了受害人的悲惨命运所惋惜，而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国家立法与执法上的缺陷而心存顾虑。法律无疑对于犯罪者来说是极为残酷的，而这种残酷一旦降临到无辜人的身上则有可能让一个原本幸福祥和的家庭破碎，继而白白断送很多人的未来和生命。当冤错案发生之后，国家虽然根据案情的程度会给予当事人一些经济补偿，但是却根本等同于亡羊补牢一般意义很小。伴随着人们法律意识的不断增强，公众们开始对国家当前的司法公正程度表现出了质疑，并且对于冤假错案的容忍度也变得越来越低。就我国当前的司法现况来看，无论是司法人员的专业素质、司法体制的完整性以及执法手段的先进性来看都存在着很多问题，这些都是引发冤假错案发生的主要诱因。基于此种情况，笔者将浙江叔侄冤案作为本文的主要案例，同时采用了文献查阅法、调查研究法、比较分析法以及实证分析法对冤假错案的发生原因进行了深度的剖析，以期能够寻找出实践性较高的刑事冤假错案的防范措施，尽快实现民众构建和谐社会的共同期许。第2章案例及其引发的思考 2.1 案例回顾

2003年5月18日晚间21点前后，案件当事人张高平和侄子驾驶一辆货车前往上海，年仅17岁的受害人王某经由他人的介绍搭乘此部货车同去杭州。王某因年龄太小，所以在出发之前于姐夫约好让其在杭州西站等候，然而再转走沪杭高速。然而当货车到达西站之后却并没有来人接王某。随后王某姐夫打来电话，表示让王某自行打车到钱江三桥的一个地点后再和他进行联系，而张高平得知后又主动驱车将王某送到指定地点后才离开。让这叔侄俩没想到的是，几天之后却突然被警方逮捕...从后来的问询中可知，在2003年5月19日，杭州市公安局西湖区分局接到报警电话，据报警人称在一个水沟中发现了女尸，经身份核实后发现女尸正是搭乘张高平货车的王某。警方随即将张高平和其侄子张辉列为了本案的第一犯罪嫌疑人。在对二人实行抓捕以后，张高平叔侄也在口供中交代，5月18日晚在货车中对王某进行强奸后并杀害，在同年的11月份，浙江省最高法院最终判处张辉死缓、张高平有期徒刑15年。但是此次案件却存在着诸多的疑点，判决结果既没有人证依据也没有物证依据，有的只是张姓叔侄二人的供词以及狱中犯人袁连芳的证词。随后，张氏叔侄坚决表示自己是被冤枉的，并且曾在取证时受到袁连芳的暴力相向。张高平在狱中曾向警方提供了勾海峰应该是杀害王某的嫌疑人，但是却没有得到回应，后来又经过其家人不断的申诉与上访，同时在检察官的帮助下终于在2012年2月27日得到了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复审批准。而后，公安局将王某指甲内提取出来的DNA在数据库中进行了对比和排查，发现竟然同已经在2005年被执行死刑的犯人勾海峰完全一致。于2013年3月26日，张辉与张高平涉嫌强奸杀人案件又重新被公开审理，并当庭宣判张辉、张高平无罪释放。在这起轰动一时的叔侄冤案中，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也曾表示侦查机关极有可能发生过刑讯逼供的情况，并且利用犯人袁连芳来进行口供获取同样也是违法行为。此外，在侦查案件的过程当中竟然忽略了DNA物证这一关键点，从而让无辜的张姓叔侄白白蒙受冤屈。张辉和张高平虽然最终被无罪释放，但是他们已经在大牢中生活了近十年的光景，这不仅对他们自己的人生带来了难以修复的影响，同时还对其家庭带来了近乎于毁灭性的打击。

在案件发生后，杭州的有关公安部门随即对张姓叔侄按照国家赔偿程序来对其进行了赔偿，并且还对此次重大错案的始作俑者进行了调查与问责。然而值得我们去思考的是，张姓叔侄所受到的伤害真的能够通过金钱上的补偿而得到弥补吗？在错案发生后的十余年以后再对有关涉案人员的刑事责任进行追讨还有意义吗？笔者认为，国家在当前针对冤错案还仅仅在赔偿以及事后的救济手段上进行了些许的完善，这只能够起到治标而不治本的作用。如果想要彻底杜绝冤案错案的再次发发生，只有尽快的建立一套科学且有效的冤案预防机制才是我们在当下应该去马上完成的一项任务。2.2 案例引发的思考

英国著名的政治家和哲学家弗兰西斯·培根曾说过这样一句话：“一次错误的判决胜过十次犯罪，犯罪只能污染河流，而错误的判决污染的是水源。”我们经常会去用不同的角度来理解错误这两个字，如果错误出现在用真相与正义堆砌起来的证据河流中，那么定会如同弗兰西斯所说的那样将水源彻底污染。这一次又一次的冤案错案已经让公众的心灵变得愈发的脆弱，当这些震撼人心灵的冤假案件被曝光以后，国家、社会以及人民都开始陷入了深深的反思，我们的司法程序有错吗？我们的法律到底是惩治罪犯的武器还是掩护罪犯逍遥法外的工具呢？而张姓叔侄冤案的出现更加将我国的司法体制所存在的诸多漏洞暴露无疑，执法机关是否真正存在暴力取证的情况、律师所应该起到的作用为何在此次案件中思丝毫没有体现、中国的司法正义是否只是纸上谈兵呢？这些看似犀利却真实存在的问题在所有人的心中都萦绕不断，为此，笔者也同时结合了自身对叔侄冤案的看法对这些问题进行分析与探讨。刑事冤假错案的界定

在实际情况中我们经常将“刑事错案”称为是“冤案”和“冤假错案”，如果仅仅从字面上来理解的话也可以将其定义为是错误判断的案件。目前国家现行的法律条例中还并没有针对错案的概念给予明确的规定，并且在司法环节中也是同样如此。目前最为常用的错案界定依据即为《人民检察院错案责任追究条例》，此部法律条例中对于错案做出了如下的定义：“检察官在行使职权、办理案件中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认定事实或者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案件，或者在办理案件中违反法定诉讼程序而造成处理错误的案件。”显然，这段简单的文字表述根本不足与支撑并解决刑事案件中所发生的各类刑事错案。法国著名律师勒内·弗洛里奥认为错案应该被分成两种类型，其一为司法机关在掌握正确证据的情况下得出了错误的判断结论；其二为司法机关在掌握错误证据的情况下却得出了正确的判断结论；顾永忠教授表示，刑事错案所指的其实就是无辜的人被审判机关无故认定为有罪并同时对其施加刑法。但是如果在案件的侦查过程中侦查机关对自身的错误做出了及时的纠正并更改则不应该再将其认定为刑事错案；陈兴良教授认为，刑事错案就是人们口中常说的冤案于冤狱，所以在现实生活中如果想要将刑事错案彻底杜绝是几乎不可能实现的。笔者认为，刑事错案之所以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主要是由于其本身所涉猎到的内容是非常繁杂的，并且因为其出发点的不同最终所得出的结论也会各不相同。为此，笔者综合了众多学者的研究成果对刑事错案的界定做出了如下的分析：首先从广义上来界定，刑事案件所指的就是因事实认定、案件性质判别上所出现的错误以及法律适用上所出现的错误而导致发生的案件；其次从狭义上来界定，在实际的刑事审判中，人民法院因错误事实的误导以及法律适用上的错误而对无辜的人进行定罪并处以刑罚，继而导致真凶逍遥法外。在真实的执法过程中，同案件本身并无瓜葛的人却被当成了替罪羊是极为恶劣的行为，其不但对受害人本身的合法权利进行了严重的侵害，同时还会大大的影响到国家司法机关在民众心中的威信力，继而带来一系列的负面连锁反映。第4章刑事冤假错案的主要成因 4.1 法律文化因素的影响

在我国，诉讼活动已经有了近千年的历史，并且与之相关的法律制度也在不断的完善当中。然而，即使是拥有如此丰富的发展历史经验也难以逃脱传统司法观念的负面影响，继而在实际的司法过程当中经常会出现类似于口供为先、罪名偏信以及取证草率的情况。

其一，对我国传统的法律文化进行了解可知，中国的法律是存在着忽视人权保障的现象的，在实际的刑事诉讼过程中，绝大部分的司法机关为了能够尽快的侦破案件、维护社会和谐，继而将打击犯罪分子当成了执法过程中的重中之重，对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合法权利缺少了应有的保护措施。此种“重打击、请保护的现象几乎充斥了我国整个刑事司法实践的过程当中，继而让很多无辜的普通人在这种错误办案理念的指引下成为了了维护国家利益的牺牲品；

其二，我国传统法律还有一个特点就是“重实体、轻程序”，形成此种局面的原因需要追溯到古代当中，由于在我国古时的刑法中所实行的是实体法与程序法相互协作的方式，并且在实际的执法过程中程序法需要辅助于实体法，继而也就逐渐的形成了这种“轻程序”的思想观念。当前，很多司法人员所表现出来的执法意识非常单薄，在他们的意识当中认为只要达成维护司法公正的目的，其中所完成的程序是可以忽略不计的。这也就造成了杭州叔侄案件中所提到的几个“疑点”：刑讯逼供、利用他人来非法获得证据以及对当事人的上述置之不理等等。

4.2 不良司法环境的影响

4.2.1 党政权利部门的不良干预

在我国的宪法中做出了极为明确的指示，最高人民法院需要受到党委领导以及人民检察机关的执法监督。此项立法的本意其实是为了能够让党领导以及国家机关之间可以起到相互制约的作用，继而达到减少滥用职权现象的发生。然而在实际的执法实践中却存在着各种各样的不和谐现象。

政法委在司法实践中所能够起到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无论是公安机关还是检查机关在案件诉讼的过程当中遇到了瓶颈都会主动去寻求政法委的帮助。事实上，这种党内联合办公的做法为的就是所有政法系统内部的各个部门之间都可以相互监督并配合，继而确保案件可以更加顺利的得以进行。然而，纵观我国当前的联合办案现况来看，不仅缺少一套完善的相互制约机制，同时还并没有对其中的参与者与实行者灌输以正确的程序观念，以至于非常容易在司法实践的过程当中出现各种异化现象，让司法公正的内涵与价值变得荡然无存。4.2.2 民意舆论的负面影响

民意舆论可以被理解为是来自于公众之间的意见，也就是说民众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基础之上所针对某一法律设定与问题所表现出来的意见。在实际的司法实践中，无论是由被害人发起的联名上书，还是由被告方所组织的联名上书都可以被定义为是民意舆论的一种。通常情况下，由被害人一方所发起的联名上书对于司法机关所能够带来的压力相对更大，由于一些民众会在了解到某一案件内容时经常会将自己幻想成案件的主人公，从而会对案件的审判结果赋予极强的主观意愿，继而对刑事错案的产生带来了一定的促进作用。4.3 辩护律师辩护职能的弱化

在《刑事诉讼法》中的第35条做出了如下的规定：“辩护人的责任是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和其他合法权益。”由此可见，律师辩护内容的质量可以有效的减少刑事错案的出现。然而，在我国当前的律师辩护现状中不难发现，很多律师不但不能够完成其应有的辩护职能，同时还会因个人辩护行为的不当而让错案的发生率大大增加。4.3.1 缺少职业操守 通过上文可知，辩护律师的职责就是通过各种正常的渠道来搜集一些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利的证据，同时在诉讼过程中提供一些有助于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或轻罪的辩护。然而在我国当前的司法实践中有很多律师都难以很好的履行自己的职责，既不能够搜集到一些可以为当事人洗脱罪名的真实证据，同时还经常会与一些司法人员共同进行一些徇私舞弊的行为。另外，还有一些律师习惯于投机取巧，为了能够达到辩护成功的目的而做出行贿以及伪造证据的不法行为，继而对其当事人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4.3.2 参与积极性较差

与民商纠纷案件相比，刑事案件的律师诉讼费用较低，但办案难度却相对较高，这就导致了很多律师对于此类刑事案件的办案积极性低下的现象，继而很难达到当事人所预期的效果。更有甚者，一些律师为了得到辩护费用而在诉讼活动中去“做样子”，不仅无法提供出有利于当事人的证据与辩护内容，同时还影响了案件审理的真实性，从很大程度上增加了刑事错案的发生几率。

4.4证据意识单薄且证明标准过于简化 4.4.1定案证据不充分

笔者结合杭州叔侄冤案的具体情节来对此项问题进行分析，通过案例介绍中的内容可知，导致此次冤案发生的主要原因就是证据的不充分。据了解，在一审判决书中共列出了二十六条判定张姓叔侄二人有罪的证据，其中有五条是有关于死者死后的描述；九条是有关于死者生前的描述；九条是针对张姓叔侄个人信息以及现场侦查情况的描述；三条是刑侦大队提供的审讯情况说明、袁连芳所提供的证词以及叔侄二人所提供的供词。此次叔侄冤案中所提供出来的证据虽然从表面上来看是数量较多且内容较为全面的，但是深究其实际价值来看却只有当事人所提供的供词是最为有效的证据。在我国旧版刑诉法的第四十六条中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充分确实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所以，这种仅凭当事人口供就将其判定为死罪未免太过于轻率。然而，就是这种让人看似十分荒诞的情况就实实在在的发生在拥有着专业素养的司法机关当中。4.4.2 无罪证据被忽视

无罪证据被忽视也是造成杭州叔侄冤案的另一大原因。首先被忽视的一个重要证据就是王某指甲内的DNA，由于死者指甲中并没有同张姓叔侄相匹配的DNA，所以这一点足以作为叔侄二人被判无罪的有效证据。但是令人无比费解并气愤的一点是，一审法院竟然认定DNA鉴定结果同此次奸杀案件毫无联系。这种近乎于直白的扭曲事实着实让人难以接受。其次，杭州警方在侦查案件的过程当中虽然极为肯定的表示王某的被害现场就在货车之内，但是所能够出示的有力证据却是少之又少，再次出现了于之前类似的重要证据忽视现象。第5章刑事冤假错案的预防对策 5.1 重塑新诉讼理念

在此次的杭州叔侄错案中可以看到很多诉讼过程中的执法漏洞，例如忽略办案程序、采用刑讯逼供以及仅凭口供定案等等。这些都从侧面反应出了我国司法人员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所出现的各种违法行为。相信所有对国家法律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文明执法一直都是法律对于司法机关和执法人员所下达的必然需求，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因个人因素而出现擅自定罪和恶意忽略证据的情况。基于此，笔者总结了几点司法机关在今后需要去树立的诉讼理念：

首先，彻底摒弃掉重打击和轻保护的司法理念，坚决对犯罪嫌疑人、被害人的合法权利进行全面的保护；其次，改变原有的重实体、轻程序的司法观念，构建出一套完善制裁机制的同时将具体的处罚内容与执行期限在法律条例中进行明确；最后，确定出无罪的推定原则。“在刑事诉讼领域，就影响范围之广、影响程度之深来说，没有哪一个基本原则可与无罪推定原则相比。无罪推定原则对于保障基本人权、保障无辜者免受刑事追究、保证刑事实体公正和刑事诉讼程序公正的实现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在无罪推定原则当中需要做到如下几个方面：第一，当法院在没有确定最终判决之前，所有人都不能够私自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定为有罪；第二，只有在证据确凿且人物证俱全的情况下法院才可以判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为有罪；第三，如果证据出现了瑕疵，法院只能够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做出无罪处理，不得私自推断其有罪。5.2 优化司法环境

5.2.1 确保检查权于审判权的独立性 在我国现行的有关法律条例中表示，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都应该实行地方党委和上级机关双重领导的机制。简单一些来解释，上级检察院、法院有权利也有义务对其下级检察院、法院进行监督和管理，而各个不同级别的检察院、法院当中的执法人员则需要由当地政府来进行负责与管理。在过去的时间当中，此种双重制约的管理方式着实让我国各个地方上的检察院、法院执法行为的规范性有了较大的改变，但是却也在某种程度上剥夺了各级检察院、法院所拥有的检察权利与审判权利。在实际的执法过程中一旦有党委或者政府部门所提出的执法意见，那么检察院与法院的执法行为和执法结果都会受到不同程度上的影响与制约。基于此，为了能够重新赋予检察院、法院以检察权利和审判权利，对现有法律体制进行改革与优化是当前需要去完成的首要任务之一：首先应该构建一套人事免任制度，对检察院与法院当中各级执法人员的委任与调度权利教给上级检察院、法院。这种方式可以有效的杜绝党委徇私舞弊以及恶意干扰正常执法程序的现象出现；其次需要构建一套独立的经费使用制度，同时根据不同地区的经济状况来对其所实行的保障条例进行适当的更改，继而从根本上实现各级检察院、法院可以掌握不受利益约束的权益行使。5.2.2 减少民意舆论对诉讼过程的干扰 如果单单从法律的角度来进行分析的话，很多民意舆论的确存在着角度单一且立场单一的现象。一些普通民众由于并不了解案情的实际情况与变化程度，所以仅凭着自己的个人意念来对司法结果进行干扰。司法机关一旦盲目的信从这种片面的民意，那么就势必会对执法结果的真实性与公平性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此外，针对那些对司法公正造成影响的民意上书来说应该将其告知给案件的被害人，继而对被害人以及其家属对于民意上书中内容的意见进行全面的了解，避免那些心存不轨之人利用民意舆论来干扰诉讼过程与诉讼结果的真实性。基于此，在今后的过程当中，司法部门不仅需要对现有的办案人员赋予更多的实际权利，同时还应该进一步的提升办案人员的综合素质与自信心，继而在面对不良民意舆论时可以在第一时间做出最为有效的处理。

5.3 提高律师与司法人员的综合素质

律师的辩护能力过低以及相关司法人员的个人素质较差都是导致错案发生的重要原因，基于此，对两者的综合素质与业务能力水平进一步的提升是减少错案发生几率的主要做法。5.3.1 提高司法人员的综合素质 首先，各个司法机构应该经常性的对司法人员的综合素质进行培养，帮助他们可以在工作中树立起正确的司法观念与工作责任感，同时确保自己可以在公平的状态下去完成各项执法活动；其次，对司法人员开展各种类型的培训，从根本上提升司法人员对于实践业务的掌握能力。尤其是针对刚刚上任的新人来说，必须要确保其参加过系统的培训与考核环节后才能够参与到实际的司法工作中来；最后，司法机构中的上级领导还需要对司法人员的执法行为进行不断的规范，一旦发现其出现职权形式不当的情况要及时进行纠正和干预：第一，由于我国很多司法人员都受到了重视口供意识的左右，所以经常会将口供的录取作为侦查工作中的重中之重，为此，司法机构中的领导可以借此机会来提升司法人员的科技意识，在获取证据的过程当中增加一些有利于提取物证的科技手段，继而帮助他们可以在提升工作效率的同时保证所搜集证据的准确性；第二，侦查部门在开展刑侦活动的过程当中经常会遇到各种类型的矛盾，尤其是在地方各级政府、犯罪嫌疑人以及被害人三者之间发生冲突时更加需要在第一时间去进行积极的调节，从而保证最终办案决策的真实性与正确性。5.3.2 提升律师的业务能力

在我国当前的法律环境下对于诉讼律师的个人业务能力与综合素质也有了了更高的要求。目前，我国很多诉讼律师都是一些“挂羊头、卖狗肉”的乌合之众，不仅不具备应有的律师业务能力，同时在个人道德素质的水平上也存在着不过关的现象。基于此，司法部门需要进一步的加强对于诉讼律师的培训与教育的力度，同时不定期的对已经在岗的诉讼律师进行综合能力的考核与评测，对于那些评测结果不合格的律师需要让其重新参与学习，待达到考核标准后再上岗作业。司法部门还需要重点针对诉讼律师的辩护能力进一步加强，尽可能的为他们营造出一个专业性较强的学习和交流平台，同时将一些资历较深且个人综合素质较高的资深律师作为平台中的援助导师，在诉讼律师发现难以解决的棘手案件时在第一时间对其给予法律上的援助。此外，对于那些刚刚毕业或者是家庭条件不是很好的诉讼律师来说，国家应该在经济上对其给予一些补贴，从而帮助他们树立起做一名优秀律师的信心，继而为更多的刑事案件参与者提供出更加优质的法律帮助。5.4 充分利用科技的力量

在杭州叔侄冤案证据的搜集过程中之所以会出现各种漏洞与违法行为，其中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就是我国的刑侦与搜集证据的手段还是过于陈旧和落后，根本没有将一些现代的刑事科技手段有效的运用到日常的司法实践过程之中。基于此，在提升司法人员综合素质的同时还应该针对其运用现代刑事科学技术的能力进行有效的提升。近年来，伴随着国家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我国的科技水平也在国际中排到了名列前茅的位置，继而对我国各个行业的发展都带来了极为有效的促进性作用。在当前的高科技时代当中，指纹、足迹以及DNA鉴定技术都可以是侦破案件的主要手段，继而大大的缩短了传统侦破手段的破案时间。笔者以DNA鉴定技术为例，在杭州叔侄冤案中司法机构如果能够充分的利用好DNA鉴定技术的话就不会出现这起错案的发生。通过上文可知，正是因为在死者王某的指甲中发现了与张姓叔侄不匹配的DNA才还给了张姓叔侄的清白，但是在案件判决的过程中法院却给出了DNA证据同案情无关的解释。这种前后自相矛盾的现象不但表示了司法机关所存在的执法漏洞，同时还展现出了我国科技手段在刑事侦查中的不足之处。基于此，在今后的过程当中，司法机关中的所有执法人员都需要对自身运用科学技术手段的能力进行进一步的提高，继而从根本上杜绝冤案与错案的发生。5.5 完善证据制度

在我国的新版《刑事诉讼法》中针对原有的证据制度进行了改善与补充，并且结合了我国当中的立法现况与执法环境制定出了一系列新的证据搜集规则与制度。例如在第五十条中表示“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在第五十三条中规定出了有关于“排除合理怀疑对象”的相关标准；在第五十四条中明确的阐述出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中的有关细则。其实早在2010年的七月份，国家人民法院就针对证据制度的完善而先后出台了《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及《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这两部规定，并在其中针对证据的审查标准与非法证据的排除规则进行了明确的表述。为此，我国各个地方上的公安机关也需要紧紧抓住此此次学习并贯彻新诉讼法的机会来对这两部有关于证据制度完善的新规定进行充分的了解，继而为今后执法活动的开展打下很好的基础。首先，公安机关需要积极响应国家大力开展的执法规范建设活动的号召，同时严格按照所内问询制度中的有关规定来进行执行。在新刑诉中的第八十三条、第九十一条以及第一百一十六条中做出了如下的规定：“犯罪嫌疑人被拘留、逮捕后应当在二十四小时内送看守所羁押；侦查人员讯问犯罪嫌疑人，应当在看守所内进行。”基于此，司法人员应该在实践的过程当中杜绝针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地方上的派出所中进行口供的获取。并且需要尽快的构建一套详细的执法操作准则，针对送所的时间、讯问的方式、讯问的内容以及违反送所规定的处罚方式进行详细的规定，继而确保此项讯问制度能够起到其应有的实用价值。其次，公安机构需要实行全程信息化监督的建设工作，利用先进的录音与录像设备来进行全程不间断的录制工作。此种做法不仅能够有效的杜绝刑讯逼供现象的出现，同时还能够起到固定证据的重要作用。基于此，公安机构应该在各个讯问房间中设置专门用于录制声音与影像的监控设备，同时委任专门的技术人员对设备进行定期的调试与维修，继而在实际的讯问过程中不会因设备故障问题而出现录制上的缺失。

最后，侦查人员不但需要针对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的证据进行收集，同时还因应该重点收集一些可以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口供是合法取得的证据。为此，公安机关在开展司法活动的过程当中应该同时配备两名侦查人员来共同配合完成，同时对调取的所有证据，特别是言词证据和书证、物证的合法性进行严格的把关，无论诉讼中哪个环节的证据被依法排除，均由其承担相应责任。实施这一制度有利于责任的细化分配与承担，继而从根本上杜绝非法证据的产生。第6章结束语

正义是确保国家稳步发展以及社会快速进步的重要保证，而司法则是维护正义的最后一条安全线。审判结果的真实性与否不但关乎到某个当事人的个人名誉、生命财产以及人身的自由，同时还决定了国家是否和谐以及社会是否稳定。然而，正义的维护仅仅靠单方面的力量来完成是远远不够的，所有社会当中的个人以及团体都有责任和义务参与到维护司法正义的队伍中来。正如总书记所说的：“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绝不能让不公正的审判伤害群众感情、损害群众利益。”

目前，我国的最高人民法院已在2013年11月21日颁布了《关于建立健全防范刑事冤假错案工作机制的意见》，并在其中提出了二十七条明确的参考条例，但是在实际的刑事诉讼案件中仍然无法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以及主体地位进行很好的保护。就杭州叔侄冤案来说，我们如果仅仅将这起错案的责任全部归咎于立法上的不完善也是不够公平的，所以在今后的时间里仍然需要对我国的人权保护以及刑事案件中各个核心机制的完善工作进行着重的关注。致谢

通过这一阶段的努力，我的毕业论文《浅析刑事冤假错案的成因及防范》终于完成了，这意味着大学生活也即将结束。在大学学习生活中，我在学习上和思想上都受益非浅，这除了自身的努力外，与各位老师、同学和朋友的关心、支持和鼓励是分不开的。

毕业论文的完成经过一段时间，对我而言，完成此毕业论文是自我总结学习的过程，提高了自己的逻辑思维能力和语言组织能力，为自己积累了大量宝贵的经验，同时也是一次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在此文的撰写过程中，本人对于这篇论文的理解还不够深入，缺乏系统的资料、理论提炼及写作水平，经过老师的帮助，才有了系统的构思和充实的内容，是他给予了我许多意见与建议，帮助我尽可能的完善这篇论文，使我能够顺利的完成此次毕业设计。在此，我衷心地感谢老师给予的指导与帮助。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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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浅析冤假错案的成因及防范

浅析冤假错案的成因及防范

近一个时期，媒体先后曝光的浙江张氏叔侄强奸案、上海两梅（梅吉祥、梅吉杨）杀人案以及河南李怀亮杀人案等刑事冤假错案，给司法公信再次带来灾难性影响。这些案件与之前的湖北佘祥林案、云南杜培武案、河北聂树斌案、河南赵作海案、湖南滕兴善案一样，一次次挑战着法律与正义的底线，一次次考验着人们的心理承受极限。

这恐怕也是最高人民法院常务副院长沈德咏撰文“我们应如何防范冤假错案”的紧迫背景。正如沈副院长所言，“相继出现的刑事冤假错案给人民法院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如不妥为应对，将严重制约刑事审判工作的发展，已经到了必须下决心的时候”，“防范冤假错案的发生是我们守护司法公平正义的末端，我们必须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将冤假错案堵在司法审判的大门之外，给党、给人民、给宪法和法律一个交代”。

应当说文章对冤假错案的认识、分析还是比较深刻的，对防范冤假错案也提出了应采取的具体措施。但遗憾的是文章对产生冤假错案的关键、核心问题即错案产生的根源、成因没有过多论及。

笔者认为，要防范冤假错案，首先必须认真分析冤假错案发生的根源、成因，只有准确找出问题所在，才能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加以防范，否则将劳而无功或事倍功半。那么，当前冤假错案产生的根源何在？笔者以为，归根结底还是理念与制度问题。

一、错误理念是冤假错案产生的根源

从目前暴露出的冤假错案的情况看，无论是赵作海杀人案、张氏叔侄强奸案、李怀亮杀人案，还是佘祥林、杜培武案件，案件本身并不复杂，认定犯罪事实的证据存在重大疑点，而且公检法办案人员对存在的问题都很清楚，并由此导致案件一而再、再而三的被退回补充侦查或发还重审。如果公检法任何一个机关能够坚守法律底线，坚持定案证据标准，可以说不需要业务多么精通就能够作出正确判断，就可以避免悲剧的发生。但遗憾的是，就是这样一些案件经过公检法层层关口，经历慢长时日，大多仍然是以“疑罪从有”、“疑罪从轻”的“留有余地判决”而告终。这也是这些案件之所以引发公众强烈不满的主要因素。

而且，这些冤案还有一个共同特点，即事后证实，案件在侦查阶段均存在刑讯逼供，案件在很大程度上是靠被告人的供述定案。公安机关在取得嫌疑人的口供之后，马上作破案、结案处理（而且许多地方政府会立即对公安进行表彰、授奖，根本不考虑还要经过法院审判、判决。这已不仅仅是搞“有罪推定”了，而是公安、政府直接作“有罪认定”）。而许多该固定、收集的证据没有固定、收集。案件在公安、检察和审判各阶段几经反复，往往是若干年过去，明知案件证据不充分、不扎实，但再要收集证据已时过境迁、为时已晚。可以说重口供、轻客观证据的观念，以及因之而来的刑讯逼供是公安机关侦查活动中最根深蒂固的错误观念。而这些案件最终又因“亡者归来”、“真凶出现”或“事实证据不足而被推翻”，形成冤假错案。反观之，如果能够切实坚持“无罪推定”、“疑罪从无”原则，毫无疑问，这些冤假错案均不会发生。

因此，“疑罪从有”、“疑罪从轻”、“重口供、轻客观证据”等错误刑事司法观念，以及由此而来的刑讯逼供恶习，是绝大多数刑事冤假错案发生的主要根源和成因。有人从司法人员的作风、责任心方面总结，不能说没有一定关系，但核心还是错误的司法理念问题。

二、错误理念形成的渊源

在我国的法律体系中，《刑法》、《刑事诉讼法》是较早出台的基本法律，历经97年修订之后，刑法又出台了八个修正案，《刑事诉讼法》在1979年出台后，也经过了1996年、2012年两度大的修改，相对于其它部门法而言，应该说都是比较成熟完善的法律制度，按理说刑事司法理念也应当比较先进。然而，现实情况并非如此。尤以核心的定罪量刑观念看，传统的、落后的价值观，即“有罪推定”、“疑罪从有”、“疑罪从轻”、“留有余地判决”，不仅还普遍存在，而且还相当顽固。这些错误理念形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受以下因素影响：

1、传统刑事司法文化因素。中国漫长的封建时代，司法的基本特征是司法与行政不分，刑事、民事不分，侦查、公诉与审判职能不分，公检法三机关混同合一。由于刑事司法在历史上长期缺乏职能分工、相互制约的传统，这也为现在存在的公检法三机关“配合有余、监督、制约不足”埋下了伏笔。不仅三机关本身，甚至社会上都普遍认为，公检法是一家。而且我国传统司法的模式，无论刑事、民事，均属于典型的纠问式诉讼模式，刑讯逼供、有罪推定盛行，缺乏程序正义概念。这些传统的刑事司法理念影响深远，为侦查、公诉与审判相互制约带来了不利因素。

2、建国后的司法“专政”理论、“工具”理论的影响。建国后，尤其是文革期间，大搞阶级斗争，司法功能成为政治工具。重打击、轻保护，“人权”、程序正义被当作资产阶级法学概念和意识形态抛弃。公检法基本被“砸烂”，办案不讲基本的诉讼程序。这些给人民群众的法治意识、程序意识带来长久负面影响。

3、连续开展的“严打活动”，对程序公正的冲击。“严打”尤其初期的“严打”，为了突出“从重从快”方针，在不少方面突破了《刑诉法》的规定。在定罪标准上，提出“两个基本”原则，对证据制度产生极大损害，更助长了“有罪推定”、“疑罪从有”的观念；一些时限和程序要求被打破。在此背景下，对一味强调“从重从快”，甚至连“疑罪从轻”“留有余地判决”都做不到。

以上诸多因素形成了我国特殊的刑事司法理念，不仅长期影响着司法人员，而且影响着广大群众，甚至各级领导干部，并最终形成一种根深蒂固的社会观念。记得前些年在搞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活动中，某领导就明确讲到：“我国既不搞‘有罪推定’，也不实行‘无罪推定’,而是实行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由此可见这一观念影响的广泛性和顽固性。

三、制度上的缺陷是冤假错案产生的直接原因

1、立法上的不完善

①我国刑事诉讼法，虽经几次修改，但至今并未明确规定实行“无罪推定”和“疑罪从无”原则。学者、实务人员只是从《刑诉法》第十二条“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的规定中，推论出“无罪推定”的意思；从《刑诉法》分则第五十三条、第一百九十五条，推论出“疑罪从无”的意思。其实“不得确定有罪”与“无罪推定”，以及“排除合理怀疑”、“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与“疑罪从无”都还是有明显区别的，并不能作等同概念。“无罪推定”作为与先入为主地将被告人作为有罪对待的“有罪推定”的对立概念，其本意就是要“自觉主动”地，甚至说要“先入为主”地将被告人作为无罪对待。而《刑诉法》第十二条的规定，显然并不包含此意，如果将“有罪推定”和“无罪推定”划作两端的话，该规定至多处于中间地带。其实，该规定正是某领导所说“我们既不搞有罪推定，也不搞无罪推定”的翻版或注脚。可以说立法上的含糊其词，是导致整个司法人员及社会认识错误，观念错位的重要因素。

②我国刑事诉讼法没有明确规定刑事被告人的沉默权。刑事诉讼法虽有不能强迫被告人自证其罪的规定，但又有被告人必须如实陈述、认罪从宽的规定。立法的不明确导致了公安侦查阶段仍然重口供，刑讯逼供屡禁不止。

2、刑事诉讼结构上的缺陷

随着刑事司法改革的不断推进，我国刑事诉讼抗辩式诉讼模式基本确立，“控、辩、审”三角诉讼结构也进一步形成，但是刑事诉讼制度中一些突出问题仍未得到有效解决，这就是强势侦查、优势公诉、弱势审判的格局尚未根本扭转。

依据《刑诉法》第七条规定，公、检、法三机关实行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原则。据此，我国形成了刑事诉讼中立案、侦查、批捕、起诉、审判与执行的流水线作业模式。其中，侦查机关处于打击犯罪的最前沿，公诉机关则处于传递接力棒的地位，人们形象地把三机关之间的关系喻为“做饭、端饭与吃饭”，通常是侦查机关“做什么饭”---无论是否夹生饭甚至有毒有害食品，公诉机关就“端什么饭”，审判机关也就“吃什么饭”。同西方国家的“审判中心”，构造相比，我国流水线模式属于典型的“侦查中心”架构，多数时候是由“做饭的说了算”。由侦查中心向司法审判中心转变进程缓慢、阻力重重，司法审判机关宪政地位未得到切实保障，依法独立审判面临障碍。

3、公、检、法三机关地位、职能不平衡，制约机制难以有效运行。虽然《刑事诉讼法》规定，公、检、法三机关既要实行互相配合，也要互相制约，但现实是，公安机关有强大的政府作后盾，具有强势地位，而检察机关既是公诉机关又是法律监督机关，在刑事诉讼中一身二任，具有明显优势。而且由于公安与检察机关作为国家追诉部门有着共同的职责：打击犯罪，全力以赴将犯罪分子绳之以法，决不让有漏网之鱼，于是就有了“命案必破”。两机关的侦查、批捕与提起公诉关系非常紧密，由此形成十分密切的“利益共同体”。因此，可以说检察机关与公安机关之间主要是配合、监督关系而非制约关系。而且由于二者的“利益共同体”关系，检察机关对侦查活动的监督也随之弱化。

然而，司法审判与侦查、公诉职能显然是一种制约而非配合关系，这也是“控、辩、审”三角诉讼结构的基本要求。现实中这种制约功能发挥如何呢？笔者在某区法院旁听的一起刑事案件开庭情况就很能说明问题。该区检察院检察员在法庭上底气十足地讲到：“作为国家公诉人对XX涉嫌犯罪一案提起公诉，同时对本庭诉讼活动实施法律监督。”此言不仅立马让辩护律师矮了半截，同时也警示法官，不要忽视其双重身份。法院和法官因为处在被监督的地位，担心被找茬，也只能“重配合、轻制约”，法院对检察的制约作用难以有效发挥。清华大学教授张建伟对三机关的关系有一个很形象的比喻：三机关的关系本来应该是“魏蜀吴”一样“三足鼎立”，但实际上现在的公检法的关系就像“刘关张”一样，是“桃园三结义”。而我以为公检法的现实关系更像是“张关刘”，即公安是“猛张飞”、检察是“威武关公”，而法院是“柔弱刘备”。正是基于这一颠倒的地位和关系，导致法院对公检制约的弱化。

有研究表明，我国刑事诉讼的有罪判决率为99%以上，真正决定犯罪嫌疑人命运的程序阶段在侦查而非审判。一旦侦查权肆意横行，得不到监督与制约，出现错案在所难免。审判机关与追诉机关一味强调配合而忽视制约是冤假错案能够“顺利通关”的重要原因。

4、虽有制度但可操作性差、难以落实

①非法证据排除制度被称为遏制侦查人员非法取证行为、预防刑事错案的“利器”，但由于其立法过于粗疏，又缺乏配套措施，可操作性差，实施效果并不理想。而且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启动与裁判又成了辩审关系紧张的新导火索，主要是法院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中往往是“力不从心”，不能主持正义。

②证人出庭制度由于缺乏有效的证人保护和拒绝出庭的处罚措施，实际上也难以落实,尤其是要求关键证人和侦查人员出庭，仍然困难重重。

③律师辩护制度薄弱。现实中刑事诉讼结构本已倾斜即控方实力强大，缺乏制约，而辩方职能弱化，刑事辩护对控方的抗衡制约作用不能有效发挥。在此难堪的局面下，有的辩护律师不敢直面对抗公诉方，于是就与法官形成对抗，所谓“死磕 ”法官。究其原因，一是律师相较法官而言更加惧怕检察官，怕被“穿小鞋”；二是在刑事诉讼中，法官职权主义仍较为明显，纠问色彩较重，主动询问明显，甚至个别时候与公、检形成同盟，在此形势下，律师自然容易与法官形成对抗，结果成为法庭“孤独、单薄的抗争者”。

四、社会环境对刑事司法活动的不当影响

①刑事案件特别是重大刑事案件容易引发受到公众和媒体的高度关注，案发地的党委、政府出于维稳的考虑，往往对案件处理做出明确具体的批示意见，这些意见对司法职权的正常行使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我们在历史过程中形成的重大案件公检法三长协调机制，以及三机关联合办案等独立于法律制度体系之外的刑事政策、习惯做法，在提出和运作之初曾经作为行之有效的做法加以推广，但法治实践证明，这些做法违反了刑事司法原则，干扰了刑事司法职权的独立行使。

②近年来，司法机关尤其是公安、检察机关由于社会环境的影响出现了违反司法规律的政绩观，实行不合理的考核指标，如不切实际的要求“命案必破”、一味追求破案率、起诉率、有罪判决率、以及抗诉率。这也是造成办案急功近利，证据粗糙，甚至为尽快破案采取刑讯逼供，造成极大的负面作用。

③一些刑事案件引发全国关注，加之媒体缺乏规制的报道，形成强大的舆论压力。

五、防范措施

找到了冤假错案产生的根源，我们要做的就是对症下药，采取措施。笔者认为应从两个方面下手：

1、切实转变不合时宜的错误的刑事司法理念。理念至关重要。有完善的制度而没有先进的理念，再好的制度也难以得到有效实施。可以说，理念决定行动，转变刑事司法理念，关键是刑事司法主体要转变理念。

从刑事司法程序、环节和阶段来说，首先是作为追诉、控诉部门的公安机关、检察机关的司法人员观念转变的问题（本文认为公、检由于有着共同的职能和目标，系某种程度上的“利益共同体”，故其应有着共同刑事司法理念）。侦查、预审、批捕、起诉阶段，是刑事司法程序的起始和中间阶段，也是至关重要的基础阶段。绝大多数冤假错案，在侦查阶段就已偏离正确轨道，走向了先入为主、刑讯逼供、强迫自供其罪的歪路。那么在此阶段公安、检察人员应当树立什么样的刑事司法理念呢？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四点：一是必须真正树立打击犯罪与保护人权并重的理念；二是必须真正树立重客观证据的理念，不轻信口供，坚决杜绝刑讯逼供；三是必须真正树立重程序规范，坚持合法取证，坚决排除非法证据，不仅收集有罪、罪重的证据，也要注重收集无罪、罪轻的证据，严格证据标准，力争不枉不纵；四是尊重司法规律、科学规律，不一味追究破案率、批捕率、公诉率和有罪判决率。

此外，检察机关科学合理运用监督职责，妥当摆正位置，既要发挥案件流程上的承上启下以及法律监督的职责，又不能与公安侦查机关搞联合办案，形成过分紧密的“利益共同体”，也不能利用监督权，向审判机关施压，追求有罪判决。同时检察机关要坚持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不受任何不正当干预，不搞三长协调定案。

其次，对于审判机关来说，转变刑事司法理念更为关键。第一位的就是切实树立“无罪推定”、“疑罪从无”刑事司法理念，坚决破除“有罪推定”、“疑罪从轻”、“疑罪从挂”以及“留有余地判决”的错误理念；二是要严格证据标准，尤其是对重罪、死刑案件要做到排除一切合理怀疑，坚持按零口供定案标准考量重大疑难案件；三是要坚持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既要抵制外部各种干预，包括舆论媒体干扰，也要排除来自公安、检察机关的压力，坚守法律底线；四是坚持实体程序并重，打击犯罪与保护人权并重理念；五是要尊重律师辩护职能，注重发挥律师作用，坚持居中裁判，对公诉和辩护双方不偏不倚。

最后，全社会的法治观念必须加以改变，形成良好的法治和司法环境。首先是各级领导干部要用法律思维和法律方式对待司法工作，不能以人治的、行政的思维和方式过问干预司法工作；不能为了一时、一地、一案的所谓的稳定，而要求司法机关放弃原则；更不能违背法律、程序、超越职权地影响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其次媒体和公众也要理性看待破案率，理性看待错案率，要共同营造良好的司法坏境。

2、完善制度机制，堵塞漏洞。

一是完善立法。考虑到我国“有罪推定”、“疑罪从轻”等错误刑事司法理念的长期性、广泛性和顽固性，《刑诉法》要明确将“无罪推定”、“疑罪从无”作为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加以规定。

二是要真正落实司法审判中心主义，科学合理建构刑事诉讼结构，强化法院在刑事司法中的地位及其对公检的制约职能，打破审判与控诉重配合，轻制约的局面。

三是完善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的诉讼制度、机制，建立抵制各种不正当干预、媒体审判、三长协调等错误做法的有效机制。四是完善律师辩护制度，保障律师依法充分行使辩护权，完善非法证据排除程序、证人出庭制度，尽可能实行直接、言词原则，以保障法庭审判效果，确保取证、质证、认证的准确、合法，使被告人的“人权”和各种诉讼权利得到切实保障。

（作者简介：河南省高级法院审委会专职委员、院长助理）

第五篇：沈德咏 发挥人民法院职能作用 促进文化建设发展繁荣

沈德咏在最高人民法院咨询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上强调

发挥人民法院职能作用 促进文化建设发展繁荣

本报深圳11月3日电（记者 陈小康）最高人民法院咨询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今天在广东深圳召开。会议主题是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并就法院文化建设等问题进行深入研讨。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副书记、常务副院长沈德咏受院党组和王胜俊院长的委托，出席本次会议并向咨询委员会委员通报了今年以来人民法院的工作情况，希望各位委员深入研究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的新任务、新要求，在推动文化体制改革、实现人民法院文化建设创新发展、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等方面多想办法、多做工作、多出成果。

沈德咏首先向与会代表通报了今年以来人民法院的工作情况。他指出，今年以来，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和全国人大的有力监督下，最高人民法院监督指导地方各级人民法院认真贯彻党的十七大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以及全国高级法院院长会议、全国大法官研讨班精神，牢牢抓住科学发展这个主题，紧紧围绕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条主线，准确把握国内外形势的新变化、新特点，深入推进社会矛盾化解、社会管理创新、公

正廉洁执法三项重点工作，扎实开展创先争优和主题教育实践两项活动，有效推动提升队伍素质、提升审判质量、提升司法公信力，取得了明显成效：牢固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在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上取得新进展、新成效；狠抓执法办案第一要务，在确保宪法法律有效实施上取得新进展、新成效；努力践行司法为民宗旨，在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上取得新进展、新成效；扎实开展“两项活动”，在提升法院队伍整体素质上取得新进展、新成效；抓好项目督查落实，在推进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上取得新进展、新成效；以向全国人大作专项报告为契机，在加强法院基层建设上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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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德咏强调，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也认识到，与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相比，人民法院还存在一些不够适应的地方，还面临许多挑战和考验。刚刚召开的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深入分析了党和国家面临的形势任务，就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作出重大部署，同时就做好当前党和国家各项工作提出明确要求。人民法院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推动文化改革发展的任务更加艰巨，加强法院文化建设的要求更加迫切。如何贯彻落实好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有效应对各种挑战和考验，推进

人民法院各项工作科学发展，是我们面对的重大课题。

沈德咏指出，多年来，咨询委员会作为最高人民法院的决策咨询机构，为党组科学决策、民主决策提供了许多宝贵意见，发挥了重要参谋作用。新形势下，希望各位老领导继续关心支持人民法院工作，深入调查研究，积极建言献策，为进一步加强人民法院执法办案、队伍建设、司法改革和基层工作做出新的贡献。

会议由最高人民法院咨询委员会主任姜兴长主持，咨询委员会副主任李玉成、王秀红出席会议。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郑鄂，深圳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王穗明出席会议并致辞。

又讯 11月2日下午，沈德咏专程来到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进行调研，并看望慰问工作在一线的法院干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