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历史轨迹和历史评价

第一篇：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历史轨迹和历史评价

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历史轨迹和历史评价

一、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历史轨迹

（一）中日关系隔绝时期（1949—1952）

二战结束以后，美国以盟军的名义单独占领日本，日本的外交深受美国的影响。这一时期，由于冷战政策，美国加紧对日本的控制。美国通过停止对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的改造、操纵签署《旧金山和约》、《日美安保条约》和《日台和约》使得日本不能和中国正常邦交，两国几乎没有交往。停止对军国主义势力的打击使得日本右翼日后重返政坛，给中日关系添加阴影：《旧金山和约》使得中日和谈迟迟不能进行：《日美安保条约》使得日本不迫切恢复与华邦交；《日台和约》使得中日建交多了一个障碍。这些因素最终使日本和中国没有邦交往来。

尽管如此，中日双方内部出现渴求交往的声音。1949年日本民间建立了“中日贸易促进会”、“促进中日贸易议员联盟”、“中日贸易会”，之后在1950年10月1日成“立日中友好协会”。这四个组织合称“中日关系四团体”。而中国政府和人民不计前嫌，积极回应。这一切为将来的友好交往打下基础。

（二）民间交往时期（50年代）

这一时期中日交往只局限于民间交往，而官方的活动仅仅是表示肯定，并没有介入民间交往。上述的活动尽管是民间行为，却引起很大反响。考虑到美国的冷战政策和日本右翼内阁的阻挠，两国邦交正常化还不能一下子完成，所以周恩来提出“民间先行，以民促官”的外交路线，即先通过民间交往过渡到半官半民交往，最后通过官方谈判建立政府间的外交关系。日后中日邦交恢复的发展就是按这一外交思路进行的。

1952年5月，日本参议院议员高良富、前参议院议员帆足计和众议院议员宫腰喜助访问中国。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参加促进中日贸易的谈判。同年6月双方签订第一个民间《中日贸易协定》。该协议打破了中日之间的坚冰，开始了中日交往。三位议员回到日本后，通过做访华报告的形式传达渴望中日友好交往的愿望，这事件开始了中日民间交往。之后官方也表示肯定，1959年石桥湛山首相访华这一事件可以说明官方对中日友好交往表示肯定。一系列中日经济文化交流的协定的签订使人们看到了希望。但是前甲级战犯岸信介上台后，中日关系跌入低谷。比如，根据第三次中日民间贸易协定，中日双方互设商务代表机构，但遭到岸信介百般阻挠，迫使通商代表由正式改为非正式。1958年四五月间，“长崎国旗事件”中岸信介的舆论激起中国人民愤怒。5月11日，中国政府宣布断绝同日本的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

下一任内阁池田勇人内阁是在各方势力对岸信介内阁日益不满，最后使之倒台的前提下上来的，所以池田勇人有意修好中日关系。1962年受池田内阁重任的松村谦三访问中国，和周恩来会谈。会谈中，周恩来重申了“政经不可分”原则、“政治三原则”（日本政府不执行敌视中国的政策；不参与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不阻挠中日关系向正常化方向发展）、“贸易三原则”（政府协定；民间合同；个别照顾）；双方确认“应该采取渐进和积累的方式谋求两国关系包括政治关系和经济关系在内的正常化”；双方就贸易问题达成四个原则事项：以货易货、综合贸易、延期付款、长期合同（以5年为一个期限），这个就是日后“备忘录贸易”的起源。

松村访华之后就是高崎达之助率领的日本实业界代表访华。根据之前的周恩来和松村商定的协定，高碕达之助与廖承志在11月9日签署了《廖承志高碕达之助关于发展中日两国民间贸易备忘录》，这便是著名的《廖·高碕贸易备忘录》，简称“LT 贸易”（取廖、高碕英文第一个字母）。由于“备忘录贸易”是一种长期的综合性的“民间形式、官方认同”的特殊贸易形式，因此其诞生标志着中日交往的形式由民间交往、官方肯定到民间交往、官方介入。

（三）民间交往、官方介入时期（60年代）

此时中日交往的特点是民间交往，官方介入。为履行LT备忘录贸易协议，中日双方分别成立了“廖承志办事处”和“高碕达之助办事处”（后又分别在对方的首都设立了“廖承志办事处驻东京联络事务所”和“高碕达之助办事处驻北京联络事务所”），负责处理各自的备忘录贸易事宜。前者直属于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后者直属于日本通产省。“从上述备忘录的内容和两个办事处的性质不难看出，这种‘备忘录贸易’实际上是由民间人士出面、两国政府做后盾的半官半民性质的特殊贸易”。

此后民间交往进一步发展。1962 年12月27日，中国“贸促会”主席南汉宸与到访的日中贸易促进会理事长铃木一雄于签署《中日友好贸易议定书》。双方确认：在两国已经开始长期综合“备忘录贸易” 的情况下，“中日两国人民间的友好贸易今后仍然是中日民间贸易的重要方式之一”。此外，双方在体育、学术、艺术、宗教等方面开展积极交往。池田内阁时期中日关系的进一步发展使得中日邦交正常化不可逆转，因为池田内阁时期中日交往进入了有官方参与的时期，如上述的办事处。一位日本学者所说：“实际上，中日关系正常化这条轨道，在池田政府时期就铺设好了。”

1964年岸信介的胞弟佐藤荣作上台，采取饱受政策，又给中日关系添加阴影。其一，他推行“两个中国”政策，干涉中国内政。在佐藤政府的怂恿下，日本右翼分子到廖承志驻东京联络处门前挑衅，叫嚷“台湾不是中国的”等口号。其二，阻挠中日往来。佐藤上台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拒绝彭真率领的代表团入境。其三，勾结美国，阻碍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1971年，正当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就要恢复之时，佐藤政府勾结美国提出所谓的修正案，阻挠联合国驱除台湾国民党政权代表的行动。对此中国政府表示批评。佐藤执政末期，因美国改变对华政策受到巨大冲击。美国事先未通告日本便改变对华政策，使佐藤及日本政府不知所措，乱了手脚。1972年尼克松访华。他刚离开中国，佐藤荣作便派人给中国捎信，要求亲自访华。但立即被中方周恩来总理拒绝，中方说佐藤荣作说话不算数，中国不以他为谈判对手。再加上前一年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使得中日邦交正常化越来越有基础。

（四）中日邦交正常化（70年代)

这时期中日双方开始关于邦交正常的官方谈判。其成果是中日联合声明和中日和平友好条约。

第二篇：历史的轨迹

《历史的轨迹》读后感
我前几天看完了《历史的轨迹》这一本书。这本书讲述了新中国建立年来，历经的苦寒和风霜。这就像那梅花呀，在风欺雪压面前，从来都是顶天立地，不 肯低头折节。该书正确的分析了当时中国的国情，他代表了中国阶级力量最强大 的利益。中国，一个曾被称为“东亚病夫”的国家，一个曾被列强侵略的国家，一 个曾饱经风霜的国家，但它并不懦弱，它选择了 “千磨万韧还坚劲” 选择了，“粉 身碎骨全不怕”。正是这种精神，让历史选择了它——东方一只永恒的雄狮。气势雄伟，被称为历史长龙的万里长城；古朴典雅，优美如画的苏州园林； 银装素裹，云气缭绕的巍峨泰山。它们让我知道，它们能成为世界历史文化的遗 产，却绝不仅仅是因为我所能看到的美景，更多的却应该是岁月流逝后，历史在 那里留下的颇有独特韵味的沉淀，因为我知道是历史选择了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面临着两种命运、两个前途的决战。中国共产党为 争取和平民主做出了很大努力，但是国民党政府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悍然发动内 战。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了三年多的解放战争，推翻了国民党在中国大陆的 统治，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不是每道风景都是珍贵的文化，不是每个国家都有着悠久的文化，一种有 着生命力的文化，是历史粹取的结晶，是人民无穷的智慧和顽强的精神的结晶，无穷的力量感动着历史，让历史的选择成为悠久。漫长的文化历史中，太多太 多的奇迹被中国所创造，甚至成为绝响，但也有太多本不该被散化的而被散化为 烟尘，我们文明的精髓，我们人民的劳动成果，却被英法联军一把火毁去，我们 的“万园之园”就这样随风而去，它是被历史所淘汰了吗？中国文明犹如一座大 山，能在四季中更新自己，在风雨中永葆生机。沧海桑田，古埃及的文明已凝固 成阳光下无言的石柱，而中国，这座沉稳的大山，却又一次给世界带来了喷涌而 出的生机与绿意。历史选择了中国，人类并不惊讶，因为今日的中国仍是那座 山，一座永远推不倒的大山，每一粒泥土的沉淀都是千年传统的精华，林间的长 啸仍是当初的潇洒，山林间生命代代更迭，真正不变的，是生机，是百折不回呈 现出绿色的能力。千载兴衰风雨，你，静静地伫立于万千苍生之上，仰天长望，你如此浩瀚。历史选择了你，我的中国，永远的中国共产党。
凹印事业部 周敏 2011 年 4 月 29 日

第三篇：中日邦交正常化与台湾问题

中日邦交正常化与台湾问题

李瑗

台湾问题是一个带国际性的内政问题。战后几十年来，为了台湾问题的妥善解决，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以及国际上许多有远见的政治家付出了大量的心血，从而为打开中国对外关系的新局面，为亚太乃至世界和平创造了条件。20世纪70年代中日两国实现邦交正常化过程中台湾问题的妥善处理，正是这方面的一个典型例证。研究中日邦交正常化与台湾问题这一课题，对于吸取前人的经验，正确地观察和指导今天的国际斗争，都具有重要意义。

一、台湾问题是影响战后中日邦交正常化的主要障碍

进入20世纪50年代以后，中日关系曾长期处于不正常的状态，而这种状态正是当时日本政府一手造成的。日本吉田政府违背两国人民的意愿，于1952年4月28日同败退台湾的蒋介石集团签订了“日台和约”（日称“日华和平条约”，台称“中日和平条约”），此后这一条约便成了中日关系正常化的主要障碍。

首先，“日台和约”的签订是战后美国政府孤立中国政策的产物。众所周知，美国通过排斥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外的片面对日媾和的旧金山会议，把对日本的军事控制改为通过条约控制。台湾当局虽然在苏英等国的反对下没有参加这次会议，但却在美国的庇护下得到了单独对日媾和权。其中的奥秘是，为取得英国在中国问题上的中立，美国与英国达成“旧金山和约”生效后由日本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台湾当局之间自由选择媾和对象的妥协条件，同时却背着英国活动于日台之间，一方面安抚台湾当局“独立后的日本只能选台媾和”；另一方面压日本选择台湾当局为媾和对象。日本吉田政府在“选择中国任何一方的政府缔结和约”的问题上，最初是比较犹豫的，其主要原因：一是由于英美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美国坚持日本同台湾当局媾和，英国则希望日本与中国政府建立外交关系，并对日本施加影响；二是日本国会内部特别是在野党反对与台湾当局缔结和约的呼声十分强烈；三是吉田内阁从日本本国利益的角度出发，认为不能割断日本与中国大陆的联系。吉田茂在他所著的《回想十年》一书中对此作了明确的解释。他说：“在我来说，同台湾友好，促进彼此经济关系，本来是我的宿愿。但是，我也想避免更进一步加深这种关系而否认北京政府”。[1]1951年10月25日，日本内阁官房长官冈崎胜男会见台湾蒋介石集团的驻日代表董显光时曾解释不与台湾迅速签约的理由。他说：“我国所顾虑者，深恐与贵国订立双边和约后，势将引起大陆中国国民对我之仇视，故不得不设法避免此种情形”。[2]1951年10月30日，吉田茂在回答国会议员羽仁五郎的质询时说：“日本现被定为有选择媾和对手之权，但即使有此权限，关于如何行使此权，亦应考虑客观环境，考虑中国情形，及其与日本将来之关系，不拟轻予决定”。[2](P,173)吉田茂的这一发言，立即引起美国政府和台湾当局的强烈不满。美国一方面向台湾当局保证坚决反对日本和中共之间改善关系的任何企图，同时派杜勒斯特使于同年12月10日飞往东京做吉田茂的工作，郭促日本政府与台湾当局签订“和约”。杜勒斯对吉田茂说：美国上议院正准备审议《旧金山和约》，如果不能确认日本政府已经选择了台湾国民政府的话，上议院将难以批准对日和约。[1](P,72-73)在会谈中杜勒斯不仅不理睬吉田茂关于通过扩大与中国大陆的接触对其施加影响的申诉，而且还将一封内容为日本政府愿意同中华民国签约的信件交给吉田茂，让他签字。由此产生了《吉田书简》，其主要内容是：“我国政府现准备，如中国国民政府也有此愿望，即尽速在法律上可能时，依照多边和平条约所表示之原则，与该政府缔结一项重建两国政府间正常关系的条约。该项双边条约之条款，关于中国国民政府一方，应适用于现在在中华民国政府控制下或将来在其控制下之全部领土。基于此等考虑，本人可向阁下保证，日本政府无意与中国共产政权缔结双边和约”。[3]对吉田茂来说，最敏感的问题就是条约适用范围中“将来在其控制之下”这一字眼，因为这涉及公开表态要支持蒋反攻大陆政策，与北京为敌。吉田茂对此耿耿于怀，再三要求删去，甚至派人追到羽田机场要求杜勒斯删去该字眼，但仍遭到拒绝。然而，尽管吉田茂不十分情愿接受美台共同炮制的《吉田书简》的基本内容，但迫于美国的强大压力，特别是澄清吉田在国会的发言和使美国国会承认对日媾和条约的需要，最终还是全面接受了由杜勒斯定稿的《吉田书简》，并于1951年12月24日正式致函杜勒斯。1952年1月16日，《吉田书简》在东京和华盛顿同时发表。由此，这一信件就成为后来签订“日台条约”的基本框架。

其次，日本之所以选择与台湾当局媾和，也出于依仗美国以恢复国内经济、获取主权独立的自身利益的需要。战后日本一片废虚，满目疮痍，美军的占领使日本几乎失去了国家的独立与主权。在被占领的情况下，日本吉田政府为“最好地保障日本的经济和政治利益”，不得不选择对美“一边倒”的外交战略，并“把它作为顺应世界形势和日本需要的惟一方针”。[4]因此，尽管吉田政府最初在选择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或台湾当局作为对象时比较慎重，但反复权衡利弊，最终还是选择了台湾当局。此外，蒋介石的“以德报怨”政策，也是“日台和约”得以签订的重要原因。日本宣布投降以后，蒋介石集团从其反共目的出发，对日采取“以德报怨”政策。一方面命令日军“不得向中央军以外的部队投降”，并与冈村宁次秘密勾结，利用侵华日军为其打内战；另一方面，对日军战俘和侨民优待有加，顺利将其遣返。对待战犯，或从轻发落，或宣布无罪，使大批战犯未受到应有的惩罚。以冈村宁次为首的一批军国主义分子，对撤退到台湾的蒋介石集团有一种报恩的思想。当时的日本首相吉田茂便认为，“国民政府在战争结束后曾使日本军民安然撤离中国，我们想起这些情谊，作为媾和的对象无论如何也不能忘怀这个政府”。[5]就这样，在美国的压力和一手导演下，“日台和约”终于在1952年4月28日得以签订。由此，堵塞了中日邦交正常化的道路，台湾问题也就成为战后中日关系的主要障碍。

1954年12月7日，吉田内阁辞职以后，先后由鸠山、石桥两位首相组阁执政。在此期间，中日关系一度好转。在我“民间外交”工作的努力推动下，在鸠山内阁时期，中日双方原则达成了互设通商代表处的协议；石桥内阁为后来于1958年3月正式签订第四次中日民间贸易协定打下了基础。然而其后上台的岸信介和佐藤政府，又积极推行追随美国、敌视中国的政策，特别是在台湾问题上，公开支持蒋介石统治集团反攻大陆，进一步强化与台湾当局之间的关系，从而使中日关系出现逆转。1957年6月，刚刚上台不久的岸信介继访问东南亚各国进行反共反华宣传之后，首次访问台湾。在台期间，岸信介始终称“中华民国”和“蒋总统”是“反共”和“自由”的守护神，并强调要加强“日台提携”，共同抵制“大陆的共产主义威胁”。访台期间，岸信介与蒋介石进行了三次会谈。在会谈中，岸信介说：“中国大陆现在处于共产主义的统治下，日本对中华民国的困难处境甚为同情。然而，正因为如此，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更有必要进一步加深两国的合作。”“日本的保守党绝不采取容共或中立的立场„„在某种意义上说，如果收复大陆，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好的。”[6]岸信介不仅在政治上公开表明反华反共的立场，而且还屈从美国的压力和迎合台湾国民党当局的意图，为中日第四次民间贸易协定的签订设置重重障碍。岸信介本来是想打着在政治上不承认中国、在贸易上捞取实惠的“政经分离”的如意算盘，与中国进行非官方贸易往来。然而，即使如此，仍然遭到台湾当局的激烈反对，同时也引起美国的不满。1958年3月5日，中日第四次民间贸易协定在北京签订。协定规定，中方贸易办事处“有权在其建筑物悬挂本国国旗”，并给予其他外交特权的准外交机构待遇。[7]3月13日，台湾“外交部”以“日当局未澄清对该协定态度”为由，宣布中止正在台北举行的日台贸易会谈。3月15日，国民党台湾当局驻日“大使”直接向日本政府提出抗议，并把蒋介石指责悬挂国旗的亲笔信送交给首相岸信介和外相藤山爱一郎。3月19日，宣布中止对日贸易。同一天，美国则以调停日台纷争为名，表明了反对的态度并派商务部副部长维利阿姆兹赴日公开表示反对这一协定。在美蒋的压力下，岸信介于4月1日亲自给蒋介石写信表示，订立第四次中日民间贸易协定并不意味着承认中共政府，按照日本的国际法，不能阻止悬挂国旗，但并不等于承认悬挂国旗代表国家权利。[8]4月9日，岸信介通过日方贸易三团体电告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说，日本政府只能在国内各项法令的范围内，同时根据没有承认北京政府这一事实，给予支持与合作。对此，爱知官房长官也作了进一步说明，他在同一天发表谈话说：“日本政府认为，因为目前没有承认共产党中国，所以不承认民间商务代表机构所谓有权悬挂共产党中国国旗，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3](P,134-135)岸信介内阁的答复与官房长官的谈话，否认给中国通商代表处以外交特权，也不准该代表处悬挂国旗，彻底破坏了第四次中日民间贸易协定的基本精神。其屈从美国的压力、无意与新中国建立关系的态度，是中国政府所不能接受的。由此，中日关系出现严重逆转。此后不久，发生了“长崎国旗事件”，（注：1958年4月3日，在长崎百货公司浜屋举行“中国邮票剪纸展览会”，会场上悬挂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5月2日，台湾的国民党驻日“大使馆”要求日本外务省通知展览会主办团体日中友好协会长崎支部，摘下国旗。当日下午，两名暴徒冲进会场，撕毁了国旗，造成了侮辱中国尊严的政治事件。事后，岸信介不但没处理，反而说，对无外交关系国家的国旗进行侮辱，不能构成刑事案件。）中日关系更加恶化。不仅互设通商代表处之事告吹，而且连贸易、文化、体育交流也全面中断。

第四篇：历史的轨迹读后感

《历史的轨迹——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读后感

无与伦比的北京奥运会，举世瞩目的上海世博会，在世界金融危机背景下经

济依然快速增长，这一系列重大成就和标志性事件，无不昭示着中国共产党执政

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运昌盛，繁荣富强，以致使 “中国模式”、“中国道路”、“中

国经验”、“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等等成了国内外学者、经济学家热门研究的话题。

《历史的轨迹——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围绕国内外读者关注的13个重大

党史问题，以平易通俗的语言、丰富生动的故事，从历史的角度做了深入的剖析，让我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和认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为

何能屡创奇迹？个人认为体现在创新二字上。

在革命方式选择上，中国共产党突破了共产主义无产阶级革命的方式选择，按照中国国情创造了农民为主力军的农村根据地斗争，引导中国实现新民主主义

革命的胜利；在政党制度上，它既不同于苏联等国实行的一党制，也不同于欧美

等国家实行的两党制或多党制，而是采用一党领导、多党合作的政党制度；在经

济体制的方面，集合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精华，探索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

制，将市场经济有效的同社会主义进行结合；在对待香港、澳门的回归问题上，又提出了一国两制的绝妙构想……正如江泽民同志在１９９５年在全国科学技

术大会上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是

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只有不断的创新，不断践行，才能产生新思维，实

现新跨越、新突破。

我认为工作也是一样，如何将工作做好，做的更加出色，同样必须践行创新

思维。只有不断创新，给工作添加新的元素，才能始终保持兴奋的状态，保持对

工作的新鲜感；只有不断创新，践行新想法、新思路，才能解放思想，破除思维

束缚，更好的指导工作。

第五篇：经贸英语社团历史轨迹

经贸英语社简介

经贸全称经贸英语协会“Economic Trade English Association”.它萌芽在２００３年，至今２００７，近４年的时间里，它留下了深浅不一的脚印，它有过酸甜苦辣的经历…然而一切都显得很真实。在全体人员的努力下形成了具经贸特色的礼仪学习、西餐实践及招聘会模拟等活动。我们贯彻＂愉快轻松的氛围中学习＂的中心，以经贸与英语相结合的方式，实现适应２１世纪发展的宗旨，全面提高专业与非专业的、理论与实践结合的目的，在活动中我们会举行一些西方礼仪讲座，西餐实践活动，这拉近了与西方生活的距离。

虽然我们在活动中遇到了很多困难，但我们并没有退缩。我们团结一致，一路摸索着，努力朝着我们的目标前进。希望经贸的新生力量是一股具有巨大潜力的骇浪，撞出惊人之举。同时我们也期待，他们能带动我们经贸在立足特色活动的基础上，不断创新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