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振祥：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的六点研究

第一篇：鲁振祥：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的六点研究

鲁振祥：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的六点研究

中央文献研究室原二部主任研究员、北京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课

题组的成员之一鲁振祥

人民网北京6月17日讯 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研究，结合庆祝建党85周年，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市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论坛今天上午在北京举行，来自首都和有关兄弟省市的专家学者在北京聚集一堂，共同交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研究成果。以下是中央文献研究室原二部主任研究员、北京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课题组的成员之一鲁振祥发言全文：我提供给大家的资料比较长，主要就是列举了一些材料，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概念或者叫“命题”或者叫“原则”的提出、应用、解读的历史情况作了一些梳理。这篇文章分了六个部分。

第一部分关于共产国际七大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的提出。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概念是经过了长期的酝酿的过程才提出来的，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多年探索和思考的产物，它不但是对王明所代表的中国党内的教条主义的否定，同时也是共产国际长时期内对各国党实施统一指挥的领导路线相对，但是我们同时也应该看到，这个概念的提出又从1935年共产国际七大改变领导方法的决定，和关于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和别国经验的论述密切相关。

如同研究中国共产党克服关门主义，确立广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问题不能不看到共产国际七大的作用一样，研究中国共产党克服教条主义、确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原则问题，也应考察一下共产国际七大所起到的作用。我们应该辩证地看待这种关系。

虽然共产国际七大与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相距3年时间，但其内在的联系还是明显的，我提交的文章列举了党的早期领导人李大钊、张太雷、恽代英、瞿秋白等关于中国实际应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根据中国特点应用国际经验的有关论述，以及毛泽东反对“本本主义”的主张，说明了中国化的提出有一个长期的酝酿过程。

同时又举出共产国际七大的有关决议和季米特洛夫有关论述以及中共领导人的回应情况，说明了共产国际七大在这个问题上的推动作用，这种推动作用就是使中国共产党对根据具体环节和条件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问题的认识进一步加强，为中国共产党反对这个问题上的错误倾向提供了武器。

当时共产国际的威望仍处于高峰期，而中共又刚刚遭受过一次“左”倾教条主义的严重危害，正在反思阶段。遵义会议后，新的中央集体不能不对共产国际七大的精神格外重视，七大后，在中共文献中出现的民族化、具体化的提法，已经与中国化概念非常接近了。

第二部分、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的论述和全会达成的共识。

抗战初期王明回国以后，又一次犯了脱离中国实际教条式错误，对党的领导事业造成了损失，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党内思想上的纷乱，又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特别是1938年4、5月间就中国抗战形式与中国工作和任务向中国共产国际做了全面的汇报，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有了新的看法，肯定了中共政治路线的正确和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这样两方面的因素，就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提出的直接的历史背景。

文章列举了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张闻天、王明、陈云、张浩等领导人，对会议的决议都是如何决议和论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的，说明这次全会不仅由毛泽东正式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概念，而且对其重要性和必要性的认识也基本上达成了共识。其中对王明的态度特别做了交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提出的当时，它的主要含义是什么呢？我理解当时主要是在根据中国特点灵活运用这个意义上说的。而为了做到灵活运用，就必须：

一、主要学习马克思主义观察和解决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领会其实质。

二、必须切实研究中国的历史和现状，把握中国政治、经济、文化、思想、民族习惯、道德等特点。

三、把国际主义的内容与民族形式结合起来，使之能为中国广大的人民群众所接受。

四、坚决摒弃把马克思主义和国际经验教条化。总的来说，这时的应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问题上，着重讲的是应用，在马克思主义民族化与当代化问题上，主要讲的是民族化。

第三部分，六中全会后概念的运用解读和认识的深化。

六中全会以后，毛泽东除很少场合继续使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概念外，更多的是使用马列主义的理论和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实践和具体实践相结合和与之统一的提法。中国化与相结合两者有何区别呢？

龚育之同志的解释是前者中国化的提法是在语言上更加简洁通俗的表述，这个相结合则是在学理上更加精确，细致的表述。两种表述的含义是完全一致的。我认为这样的解释是很恰当的。

尽管毛泽东一般不再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些概念，但由于这个概念已经在六中全会上得到确认，并且言简意赅、通俗明快，所以在相当长时间内，与“相结合”的提法一样，仍经常出现在会议、报纸、刊物之上。党的许多领导人和理论工作者，都在报告、讲话、文章中加以运用和阐发，其内涵也逐步扩展和深化。文章列举了六中全会到七大前大约20条材料。涉及到毛泽东与高层领导人彭真、张闻天、刘少奇、朱德、陈毅、任弼时、王稼祥、周恩来、邓小平和党的理论工作者艾思奇、杨松、张荣新、邓拓等多人的论述。认为这些论述充分的说明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不仅曾在党内广泛使用，而且其含义也在逐步扩展和深化。

就是说，不但要按照中国的实际灵活的运用马克思主义，而且要创造出具有中国特点的马克思主义。这种认识上的拓展，意味着已经把运用马克思主义同发展马克思主义紧密结合起来，把中国化作为一项原则和任务，同界定这项事业取得的成果结合起来。第二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贡献被全党所承认，找到了概括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丰硕成果，也就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表述——毛泽东思想，并对其基本内容做了初步的总结。这中间曾经有过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毛泽东的理论和策略的体系、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体系，毛泽东主义、毛泽东同志的学说等多种提法。经过选择，到中共七大的时候，最后统一起来。

第三认识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全党无止境的伟大事业。

第四部分，中共七大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丰硕成果的总结。

七大召开的时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一项伟大的事业，已经取得飞跃性的成果，这就是已经被全党确认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成熟。七大对此作了系统总结。

七大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性飞跃的系统总结，主要是由刘少奇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完成的。但张闻天在刘少奇报告之前所作的大会发言，也是十分重要的篇章。张闻天的发言结合中国革命曲折的历史和个人认识的过程，提出这样几个必须：必须抛弃“以为中国不能产生马克思与列宁这类伟大人物与马克思主义这类伟大思想”的错误观点；必须承认“毛泽东路线与毛泽东思想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这一真理；必须在全党提出“学习毛泽东路线与毛泽东思想”、“研究与宣传毛泽东路线与毛泽东思想”的任务。张闻天的发言还从九个方面说明了毛泽东是怎样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这些论述无疑都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理论性的，也无疑对刘少奇十多天后的报告提出了参考。刘少奇的报告是全党认识的集大成，从这篇报告和七大通过的党章开始，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在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创立的理论体系，被统一称为毛泽东思想，报告对什么是毛泽东思想给予了科学的界定，对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内容做了更深刻的概括，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的艰巨性以及毛泽东为什么能够成功的进行这项事业的原因做了深刻的阐述。刘少奇的报告是党的文献和领导人著作中使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最频繁的一篇。它以伟大事业本身的理论高度，初次完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性总结，他对毛泽东思想的阐述，提出了建立毛泽东思想的范例。

第五部分，中苏两党争论中毛泽东重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这部分首先说明了编辑毛泽东选集的时候，为什么把当初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法修改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有的学者所做的考察是由外部的影响所造成的，并且认为这个改动只是字面用语上的变化，实际上的含义并没有改变。事实上建国以后，如同民主革命时期一样，毛泽东曾在各种场合、各种形式的著作（文章、报告、讲话、谈话、批语、修改件等）中，反复讲到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问题，强调这是我们的理论，我们党一贯的思想原则。他始终坚守着这一理论和原则，他还在1956年明确提出过实现第二次结合的任务，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当然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这篇文章特别提到一个事实，就是在中苏两党两国关系恶化以后，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曾广泛使用建国以后一般已不再使用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法，也成为苏共攻击中共的一个问题，具体的矛头所指就是刘少奇在七

大上提出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本来是毛泽东提出的，苏联方面为什么要以刘少奇为直接攻击的对象呢？这大概是因为毛泽东在六中全会上讲的这个话，已经过去了20多年。毛泽东选集又对这一提法做了改动，而刘少奇不但在七大上的报告中频繁的使用了这个概念，而且在1950年将报告改名《论党》再版，以及后来多次印刷时，也没有进行修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等概念照旧保留在著作当中。苏共在这个问题上对中共的指责，表明了他们以世界革命中心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最高权威自居的心态。

正是在上述背景下，毛泽东在1961年1月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上又一次明确讲到“马列主义中国化问题”，所谓马列主义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的统一，一个普遍，两个具体，两个东西的统一就叫做中国化。当然还有别的“化”，这件史事说明，尽管《毛泽东选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法有所改变，但毛泽东并不认为这一提法有什么错误。相反，他始终认为中国化是必须的，是客观事物的必然要求，我们可以说毛泽东终生都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原则。

六、改革开放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的广泛应用。

这部分首先讲到这样一个问题，就是新中国成立以后，以至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一直没有用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概念。但他同毛泽东一样，在讲到对待马列主义和外国经验问题时，总是不厌其烦地申明“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而且他把对这一原则的认识提到了新的高度。这就是：

第一，邓小平认为，这一原则本身就是普遍真理，也是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毛泽东最伟大的地方，最伟大的功绩。

第二，指出这一原则不论是革命时期还是建设时期都是适用的。

第三，这个原则不但适用于对待马克思主义，也适用于对待毛泽东思想。

第四，指出这一原则不但适用于中国对待别国的经验，也适用于别国对待中国的经验。

第五，他把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民族性与时代性更紧密的结合起来。

也同毛泽东一样，邓小平不但强调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重要，而且坚定不移地将这一原则付诸实践。运用马列主义的基本观点和方法，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从而又推动理论的向前发展。正是在这样的过程中，实现了马列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创立了当代中国的马列主义——邓小平理论。也正是邓小平理论创立过程中，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个命题的启示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通俗并更带中国特色的概念，被重新使用，并广泛传播开来。

文章列举了从党中央到中国领导人到学术理论界重新使用这一概念的情况，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这个概念和命题的强大的生命力，也可以看出对这一概念的理解更加强调了民族化与当代化的结合，几代领导人就像接力一样，不断把事业推向前进。

最后我要说明一下，由于文章涉及的范围很广，本人接触材料有限，再加水平上的限制，不完备，不准确，不恰当之处，在所难免，希望得到同仁的指正。

第二篇：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化”的心得体会

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化”的心得体会

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专业的学生，我认为应该首先明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要“化什么”、“怎么化”和“化什么”的问题。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存在“从理论原则看实践”和“从实践需要看理论”两种思想路向，其对立贯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整个历史，至今深刻影响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运用与发展。两条思想路向有着重大区别。“从理论原则看实践”出发点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原则，其逻辑是：既然马克思主义是普遍真理，那就应当从它出发审视中国的实际，并在实践中运用使之变成现实。“从实践需要看理论”出发点是实践，它认为不论有一千条道理还是有一万条道理，满足实践的需要取得实践的成功是真正的硬道理；一事当前应该集中力量研究客观情况，结合共产党人的根本宗旨确定实践任务，然后从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各种理论中寻找思想资源，力争实践成功。根据前者，应该开展什么样的实践、如何进行实践，主要依据马克思主义理论来确定，此外还要时时注意用这些原则对实践加以评价与匡正，以保证实践不要脱离理论，走上邪路。后者由于把取得实践的成功作为考虑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因此所谓“看理论”是要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寻找解决实际问题所需的思想资源。它认为实践不能没有理论的指导，但决不是要使实践适应理论。

在两种思想路向中，“从理论原则看实践”往往更容易被人接受。这一路向突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普遍真理性，其奉行者经常从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引经据典，自认为是马克思主义的忠实执行者，是在捍卫马克思主义的正统，似乎有一种天然的合法性。然而事实上，只有坚持“从实践需要看理论”，才能真正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因为只有这样做才能解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一系列关键问题。

首先是“化什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当然是“化”马克思主义，但是一深入思考，我们立即看到：第一，马克思恩格斯没有建立全面阐述自己思想的体系，我们不可能手握现成的等着我们去运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第二，他们的论述并非每一条在今天都同等重要，对他们的思想加以选择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首先要做的事，而选择的依据只能是实践需要。

其次是“怎么化”。按照“从理论原则看实践”的思想路向，最重要的是落实马克思主义理论不能走样；如果“从实践需要看理论”，最重要的就是理论创新。马克思恩格斯那里没有能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药方”，我们不能拿来就用，它与中国实际的结合只能在实践中，具体说只能在制订实践方案的过程中实现。在实际生活中，实践目标确定后，制订正确的实践方案是首要任务。为此，我们要在吃透中国实际情况的基础上认真研究马克思恩格斯的相关思想，但同时，由于实践牵涉的问题无比复杂，所以我们必须扩大视野，也从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寻找有用的思想资源。实践方案的制订是个创新过程，是思想大熔炉，各种思想资源以及中国的实际情况在其中融化、化合，经过思想创新形成“一块整钢”——实践方案。这是活生生的马克思主义普遍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

最后是“化什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否成功，取决于我们制订的实践方案是否正确，被实践所证实的正确方案，是成功的实践经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化作了这样的经验，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是对它的理论概括。如果遵循“从理论原则看实践”的思想路向，人们可以在书斋里构想出各种“高明的”带有中国元素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然而由于出发点是理论原则，这些理论的运用往往成为对中国实践的规范、裁决或匡正，不可能取得实践的成功，也就结不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真正果实。有人对“从实践需要看理论”形成的理论是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表示担忧，其实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真理性信心不足的表现。这个路向突出了实践需要的意义，拓宽了寻找思想资源的范围，然而如果我们相信马克思主义是真理，那就应当相信在找到的思想资源中最重要的一定是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实践中获得的成功经验也就一定是马克思主义的。

在历史上，奉行“从理论原则看实践”往往会使人落入教条主义，而凡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功范例，必定是“从实践需要看理论”的结果。毛泽东从中国实际出发，按照他自己的说法，在马克思主义中只选了四个字：“阶级斗争”，并且从实践需要出发，融合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唯物辩证法、中国的历史传统和当时的具体国情以及中国的传统文化、风俗习惯，甚至《三国演义》、《水浒传》中的思想资源，创造性地形成农民武装革命、农村包围城市等一系列的成功实践经验，在当时条件下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王明等人凡事从“本本”出发，认为“山沟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讥笑毛泽东是“狭隘经验论”，然而他们自己不但没有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反而因教条主义而给中国革命造成巨大破坏。回顾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我们正是因为牢记邓小平提出的“不争论”、“发展是硬道理”、“摸着石头过河”、“大胆地闯”，才能解放思想，一次次冲破教条主义的束缚，创造出任何经典教材中都没有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取得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次伟大胜利。

落实科学发展观是我们面临的新的伟大实践，也是一场新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运动，没有现成的理论可以遵循。在这里，“从实践需要看理论”思想路向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第三篇：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解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内涵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使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华民族的优秀思想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实践结合起来，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实现民族化和具体化。具体来说，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认识：

第一，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础。

第二，立足于中国的实际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

第二，具有民族特色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要求。

第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要求有新的理论成果。

第五，“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体现了一种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法论。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和重要意义

1.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历史进程，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日益结合的过程。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先后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等重大理论成果。

毛泽东思想：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以毛泽东为重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创立了毛泽东思想，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党领导全国各校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初步探索了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邓小平理论：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总结国内外社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新鲜经验的基础上，以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为首要的基本理论问题，逐步形成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路线、方针，政策阐明了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创立了邓小平理论。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江泽民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国内外形势和党的历史方位的新变化，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创造性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深化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创立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科学的发展观：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紧密结合新世纪阶段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变化，提出了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创新型国家、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推动建设和谐世界、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等重大战略思想和战略任务，这些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成果。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两次历史性飞跃和两大理论成果，一是毛泽东思想，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

2.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意义

第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指引着党和人民的伟大事业不断取得胜利。

第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提供了凝聚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强大精神支柱。

第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倡导和体现了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和优良学风，不断开拓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境界。

第四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意义研究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意义研究

摘 要：延安整风运动极大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的进程，对我们切实把握中国共产党在重大历史转折关头逐步走向成熟的探索与学习过程，及时统一全党思想和智慧，进一步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延安整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14-0001-02

党的十八大决定，围绕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在全党深入开展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回首历史，我党在领导中国革命与建设的过程中，进行过多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实践活动，延安整风运动就是这些教育实践活动的经典范例之一。它是我党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马克思主义集中教育活动，极大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的进程，积累了许多值得我们珍惜、借鉴的宝贵经验。

当前形势下，重新温习延安整风运动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意义，对我们切实把握中国共产党在重大历史转折关头逐步走向成熟的探索与学习过程，及时统一全党思想和智慧，更加深入地开展和深化党的群众路线实践教育活动，以进一步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延安整风运动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为根本途径，使全党端正了对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态度，极大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进行经常性与集中性的理论教育实践活动成为我党的优良传统

在整风中毛泽东强调指出：“马克思这些老祖宗的书,必须读，他们的基本原理必须遵守，这是第一。但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1]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经过多年的艰苦探索，把中国革命实践中的一系列独创性经验进行理论概括，形成了适合中国情况的科学思想理论。1943年11月，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北方局党校第八期开学时做整风动员讲话时指出：“我党自从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之后，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之下，彻底克服了党内‘左’右倾机会主义，一扫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气氛，把党的事业完全放在中国化的马列主义，即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之下，直到现在已经九年的时间，不但没有犯过错误，而且一直是胜利地发展着”[2]。延安整风运动从根本上端正了全党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克服了党内长期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指示神圣化和绝对化的错误倾向，使全党正确领悟和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精髓。以此为基础，1945年4月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召开，党的七大通过的新党章明确指出：“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党章规定，把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反对任何教条主义的或经验主义的偏向，正式把毛泽东思想确立为我党的指导思想，极大地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要能够运用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来解决中国实际问题，推动中国革命向前发展，并形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历史已经证明，如果没有对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加以深入研究，没有真正领悟其深刻的内涵，就容易在实践中犯错误。当今时期，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宣示了党中央高举改革开放大旗的坚定决心和勇气，开启了我国改革开放事业的新征程。我党要求“必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定信心，凝聚共识”，所以全党更需要以正确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理论，它并没有穷尽对真理的认识，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就体现在不断发展之中。不重视马克思主义的学习，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不尊重，也是对中国建设事业的不负责。所以全体党员干部在新的历史时期更要按“长期受教育，永葆先进性”的要求，真正读懂、学习好马克思主义理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做系统性与经常性的学习，通过系统研读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正确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和方法来指导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不断推进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的伟大工程。

二、延安整风运动使我党在重大历史关头完成了时代赋予的历史使命，极大地推进了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进程，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成为我们党在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长期坚持和发扬的优良作风

1940年毛泽东曾指出：“现在的世界，是处在革命和战争的新时代，是资本主义决然死灭和社会主义决然兴盛的时代”[3]。尤其到了1941年，抗日战争进入极为严重的困难时期，在这样生死攸关的历史转折关头，我党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紧跟时代步伐，准确把握时代发展的要求来应对时代的挑战，号召全党自觉把思想认识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正确指导中国的革命实践。历史已经证明，通过大规模的延安整风运动,我党的学风、党风、文风都有了极大改观,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的残余基本被肃清。使包括党内的老干部、抗日战争初期入党的大批新党员及大批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党员干部的思想都得到了改造和净化，全面提高了我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觉悟。所以连蒋介石也不得不承认：“就我的观察，我觉得我们本党和共产党的斗争，不但技术不够，就是精神也相差得太远”，“以这样一个组织松懈、精神涣散的党，要来领导一个广土众民积重难返的大国，要使他建设起来，怎样可以成功？”“共匪有一个唯一的长处，而远非我们国军之所能及的，就是他能将科学的精神和科学办事的方法，运用于组织、宣传、训练与作战……尤其是民国三十二年他们发起所谓‘整风运动’，逐渐打破其过去空疏迂阔的形式主义，使一般干部养成了注重客观、实事求是的精神。这可以说是共匪训练最大的成功，大家不可不切实注意。”[4]

由于延安整风运动及时统一了全党的思想，不仅巩固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而且极大地推进了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进程，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时代化、中国化的产物。正是由于我党坚持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武装党员干部，教育广大人民，才使我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更加团结统一和更加巩固，完成了时代赋予我党的历史使命，成为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并最终带领全国人民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

马克思主义时代化要求我们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时代发展与时代特征相结合，不断吸收新的时代内容，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与时俱进。而任何一个理论体系的形成与发展都与时代的变化紧密联系，都是特定的历史条件与时代发展的产物。当前，我国发展进入新阶段，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的精神，我党要求必须要“以强烈的历史使命感，最大限度集中全党全社会智慧，最大限度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以更大决心冲破思想观念的束缚、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面对新形势新任务，要想顺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全党要紧扣时代脉搏，一切从实际出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正确借鉴延安整风的成功经验，大力弘扬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把学习理论同研究解决现实问题结合起来，更重要的是要把学习理论同研究解决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党的建设突出问题结合起来，增强工作的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创造性。通过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定理想信念，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勇于推进理论和实践创新，从而不断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

三、延安整风运动持续时间长，受众广泛，加深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普及化、大众化的程度，极大地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进程。以人为本，执政为民，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始终是我们党的根本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有了一个相对和平稳定的环境，给我党集中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提供了相应的时间和空间。学习是取胜之道。毛泽东在延安整风期间发表的《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明确提出要改造全党的学习方法与学习制度，对于正在兴起的学习运动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毛泽东本人一直大力提倡干部要多读马列著作，并且多次为党的高级干部规定了必读数目。他指出：“我们党内要有相当多的干部，每人读一二十本、三四十本马恩列斯的书――我们党就武装起来了，我们党的水平就大大提高了。[5]”学习的动力来源于组织对学习的重视程度。党中央领导人利用各种会议和讲演、讲话或撰写有关文章指导党员干部深入学习，领导干部带头学习并加强对学习的领导，为党员干部带了好头，促进了学习活动的深入开展。通过集中系统地学习，有效地培养了党员干部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的自觉性，从而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现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由此，全党掀起了大规模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高潮，延安整风期间全党共有八十多万党员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持续时间长，受众广泛，加深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普及化、大众化的程度。同时，我党注重借助文化大众化这个载体，就像毛泽东同志所说：“许多同志爱说‘大众化’，但是什么是大众化呢？就是我们的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要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一片。”[6]充分发动广大文艺工作者用群众语言开展宣传，让马克思主义理论逐步为群众所熟悉和掌握，拉近了马克思主义与群众之间的距离，马克思主义理论成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一致接受的指导思想，极大地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进程。

从延安整风的历史经验来看，通过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大众化普及，使我党密切联系了群众，真正做到了思想上尊重群众，感情上贴近群众，工作上依靠群众，为党员干部、广大群众真学、真懂、真信、真用马克思主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历史已经证明，马克思主义理论要获得更好地继承和发展，就必须使之通俗化和大众化。大众化了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会产生巨大的作用，就如马克思所说：“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7]”当前时期，“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一场自上而下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已在全党全面拉开帷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是实现党的奋斗目标、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加强党的自身建设的必然选择。我党强调“人民是改革的主体，要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建立社会参与机制，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就是充分体会到马克思主义理论从来不是封闭在文人书房中的学问，而是人民群众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所以一方面必须要持续开展和深化党的群众路线实践教育活动，另一方面要及时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成果广泛渗透给广大的党员和人民大众，才能最终实现以先进的符合全体人民愿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理论武装全体党员和人民大众，并转化成巨大的物质力量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全面发展。

综上所述，在新的历史时期，全党更要统一思想和智慧，借鉴历史经验，总结国内成功做法，借鉴国外有益经验，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始终依靠人民推动历史前进，才能做到坚如磐石，把我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不断推向前进，最终完成时代赋予我党的新的使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参考文献：

[1]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109.[2]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88.[3]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680.[4]卢毅.国民党眼中的延安整风[J].党的文献，2010(3)：76-81.[5]龚育之，等.毛泽东的读书生活[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6:32．

[6]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851.[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9．

第五篇：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专业推荐书目

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教育学院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研究专业硕士研究生推荐书目

1.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课题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上下）》，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2.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现代化进程》，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

3.赵美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经济现代化》，南开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4.杨永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人的现代化》，南开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5.张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文化现代化》，南开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6.林旭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共产党的现代化》，南开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7.张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基本问题》，南开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8.徐中约：《中国近代史》，世界图书出版社2008年版。

9.胡绳：《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央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

10.谢春涛：《历史的轨迹：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新世界出版社2012年版。

11.中共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

12.中共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

13.傅高义、冯克利：《邓小平时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

14.亨利·基辛格、胡利平、林华、杨韵琴：《论中国》，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版。

金一南，《苦难辉煌》华艺出版社，2009年版。

金一南，《浴血荣光》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