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中药材生产发展与展望(精选合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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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我国中药材生产发展与展望

我国中药材生产发展与展望

我国中药材生产历史悠久,有关中药材及其种植的记载可追溯到2600多年以前。《诗经》(公元前11~6世纪中期)记述了蒿、芩、葛根、芍药等100多种中药材;贾思勰著《齐民要术》(6世纪40年代),记述了地黄、红花、姜、栀子、桑、胡麻、蒜等20余种中药材栽培法;明代李时珍(公元1518~1593)在《本草纲目》(公元1578年)这部医药巨著中,仅“草部”就记述了荆芥、麦冬等62种中药材为人工种植,为世界各国研究中药材种植提供了极其宝贵的科学资料。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中药材产业得到了迅速恢复和发展,在改进栽培技术、引种驯化野生药材、引进国外中药材以及规范化生产等方面都取得了重大进展,各地积累了许多经验。发展中药材生产已经成为调整农业结构,增加农民收入,发展地方经济的主要产业。特别是随着农业结构调整的不断深化,农产品生产更加注重质量、安全、生态、营养和保健,中药材生产及其加工必将迎来更好的发展机遇。本次国际科技大会的召开将进一步促进中医药产业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对推动我国中医药事业的快速发展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

下面,我向各位来宾简要介绍一下我国中药材生产的现状和今后的发展思路。供参考。

一、我国中药材生产发展现状

我国中药资源物种数已达12772种,除其中不足1%的矿物药材外,99%以上均为可更新的生物再生资源,尤以中药材为最,占全部种数的87%,涉及385科,2312属,计11118种(包括9905种、1208个种以下单位)。目前我国市场上流通的1000余种中药材中,主要依靠人工栽培的已达250多种。各地在生产中将中药材种植与当地的地理环境、民族传统、种植习惯相结合,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北药、南药、怀药、浙药、川药、云药等道地药材,生产的规模化、规范化和产业化经营水平得到提高,呈现出健康、快速的发展势头。具体表现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人工种植面积发展迅速

我国自1957年开始对供应紧缺的中药材进行人工种养试验以来,经过40多年的努力,取得了显著成绩,目前已经获得人工种养成功的中药材500多种,所提供的商品量占药用总量的70%左右。2004年全国药材种植面积1926万亩,比2000年增长了90.1%,比1995年的418万亩,增长4.6倍,为我国中医药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原料。目前我国中成药产值约为800多亿元,为增加农民收入发挥了积极作用。吉林省先后建立了人参等22个品种共36个省级中药材无公害规范化生产示范基地,2003年中药材的产值已达35亿元。中药材种植已成为贫困山区农民脱贫致富的主要渠道,发展当地经济的重要产业。

(二)无公害中药材基地建设开始起步

我部在实施“无公害食品行动计划”的过程中,把无公害农产品生产与中药材GAP基地建设有机结合起来,加大了中药材产地环境监测评价力度,突出抓好生产全过程的质量跟踪管理,逐步推进无公害产品质量追溯制度,中药材产品质量明显提高。河北省在无公害中药材生产管理中,积极推行标准化生产管理,实现绿色无公害,按照国家中药材GAP规范化生产标准,制定中药材无公害生产地方标准,推动中药材生产向规范化和标准化发展,建设了安国、承德、巨鹿等10个基地,极大提高了中药材的质量。

(三)区域布局调整步伐加快

各地抓住中西部开发、退耕还林和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的机遇,以市场为导向,加大中药材生产布局调整的力度。许多药材主产省,通过对药材生产情况进行调研,因地制宜地制定了中药材产业发展规划,进一步明确中药材产业发展重点。贵州、四川、陕西、河北、山西、浙江等主产区还制订了省里的中药材优势区域发展规划,逐步形成了一批大的中药材优势产区和特色小区。如宁夏自治区从本地区实际出发,强调发展有地区特色的药材经济,在沙漠上发展了2万亩麻黄基地,不仅提供了大量的药材,而且对当地的防风固沙起到了有效作用;云南文山县优化了三七的种植区域,扩大了生产规模,县财政80%的收入来源于三七生产和加工。

(四)产业化经营得到重视

中药材生产的产业化经营,是实现药材规范化生产、保证药材质量稳定可控的重要措施。近年来许多省出台了扶持中药材产业化发展的政策,加大了对中药材生产龙头企业的支持力度。同时大力推进公司加农户、基地带农户、农民合作组织和专业协会等多种产业化发展经营模式。如北京同仁堂、江西汇仁制药、广州白云山中药厂等企业,纷纷投资建药材基地,与中药材规范化种植基地签订购销合同。一些地区还涌现出一些中药材生产的经济合作组织,向农民提供种子、技术及销售服务,这些经济合作组织的建立,对促进中药材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五)农业技术推广作用明显

随着中医药现代化研究的深入和农业科技的发展,特别是中药材规范化种植研究技术成果的推广,农业技术在药材生产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良种选育和良种繁育技术、育苗移栽技术、病虫害综合防治技术、组织培养技术、微生物农药防治根部病害技术、合理的轮作和套种技术、配方施肥技术、合理的栽培模式等技术的应用,促进了药材生产的规范化发展和药材产量、质量的提高。

二、目前我国中药材生产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野生濒危资源的保护和中药资源的收集整理尚待进一步加强

自80年代开始进行的全国中药资源调查表明,我国药用植物种类10000多种,尽管其中部分物种蕴藏量较大,但并非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与农作物种质资源的保护状况相比较,中药资源的保护还有差距,主要是投入不足,有的产品出现过度开发。

(二)全国大宗药材和优势品种的种植区划尚待进一步完善

中药材生产具有强烈的地域性。由于人文地理、资源分布的不均衡性和市场的约束,形成了一些相对集中区域,部分地区在发展中药材生产时,不能有效地、科学地控制规模,个别地方还存在盲目引种的无序生产情况,对中药材质量的影响较大。

(三)中药材生产技术研究与推广尚需进一步深化

与其他农作物相比,中药材种子种苗质量标准的制定和实施还处在起步阶段,许多中药材生产还没有建立起良种繁育基地和推广应用体系。多数药农还处在自行留种的自然状态,只种不选,自繁自用,退化问题较为严重;劣质种苗坑害药农的事件时有发生。药用植物内含成分的变化与环境条件的关系的研究滞后。肥水调控等规范化种植技术体系研究还不够深入。同时,农业技术推广队伍建设和人员的知识结构还不能完全适应中药现代化的发展,中药材生产技术的推广体系还要进一步完善。

(四)中药材生产尚需进一步稳定

目前在中药材种植上存在着盲目引种和盲目发展问题。由于中药材主产区多在山区和半山区,耕地资源不足,人均耕地面积少,一家一户零散种植,难以形成规模,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弱。同时由于缺乏有效的信息指导,中药材生产暴涨或暴跌的情况时有发生,给广大药农和企业造成重大损失。

三、发展中药材生产的思路和措施

为确保中药材生产的“安全、有效、稳定、可控”,促进中医药事业可持续发展,我部将积极推进中医药现代化的进程,通过坚持“四个原则”、搞好“四项工作”,努力提高我国中药材的生产能力和产品质量。

一是坚持可持续发展原则。加强中医药资源的保护和科学利用,保护和优化生态环境,努力改善中药材生产环境条件。走内涵式发展道路,主要依靠科技进步提高单产、降低成本、提高质量和效益,实现发展速度和产业效益的统一;正确处理药材与其他作物的关系,实现互相促进、协调发展。

二是坚持优势区域发展原则。通过布局调整,促进药材生产基地向优势区域集中,实现由零星分散的粗放型经营向区域化、规模化的集约型经营转变,充分利用区域资源优势实现差异化发展,形成一大批各具特色的道地药材优势生产区域。

三是坚持以质取胜原则。随着农业生产中土地、劳动等生产要素机会成本的逐渐提高,我国中医药产品现有的生产成本优势将难以长期维持。要实现中药材产业增长方式由数量扩张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通过提高产品质量扩大市场份额,加快由世界药材大国向强国迈进的步伐,其根本出路在于提高中药材产业的科技水平。

四是坚持产业化经营原则。通过培育壮大一批现代中医药龙头企业、引导和培育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加快市场网络建设等措施,强力推进中药材产业化经营的发展进程,延长产业链,形成贸工农、产加销一体化的中药材经营体系,使产供销各个环节协调发展,促进我国中药材生产与大市场、经济全球化的对接。

为此,各级农业部门要与各有关部门一起,共同推进中药材生产的现代化进程,保持其健康发展,重点加强以下四个方面工作。

第一,开展资源调查,加强野生药材的保护工作。开展野生药材资源保护和利用现状的调研,收集种质资源,加强野生药材的保护工作,提高人们维护生态平衡,挽救野生中药材资源的意识。我部将实行资源保护与开发并重的策略,在全国农业种质资源保护中,加大对中药材种质资源收集保护的扶持力度,从传统道地药材的收集、整理、鉴定、提纯复壮入手,建立中药材主栽品种的种质资源圃,并加强中药材资源的扩大与再生研究,积极开发家种、家养品种,减少野生资源直接入药,保证中药材品种的多样性和丰富性。

第二,制定布局规划,推进中药农业区域化发展。要根据各地中药材资源条件和种植发展现状,对我国中药材种植区域进行科学合理的布局规划。条件成熟时,我部将组织有关专家制订全国的中药材优势区域发展规划,加速形成北药、南药、怀药、浙

药等道地药材、西北华北大宗药材和川广云贵特色药材等中药材优势种植区域。鼓励不同种植区域因地制宜、突出重点,按照区域化布局、专业化生产、标准化管理、产业化经营的要求,充分发挥各自优势,推进中药农业区域化的发展。

第三,采取有效措施,提高中药材质量和安全水平。一是加强中药材良种繁育体系建设。根据中药材生产特点和我部种业体系的建设规划,通过若干年的努力,力争在全国建立比较完善的药用植物良种繁育“三级”体系,即国家级资源保存中心、品种改良中心和脱毒中心,省级良种繁育场和县级良种繁育基地。通过良种繁育体系的建立,逐步提高中药材生产的良种覆盖率,为中药农业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二是加大管理力度,规范中药材种子(苗)生产经营活动。要依据《种子法》的规定,研究制订《药用植物种子(苗)管理办法》,并抓紧制订中药材种子(苗)的质量标准、分级标准和生产技术规程标准,建立健全中药材种子(苗)质量检验检测体系。加强对药用植物种子(苗)生产经营的管理,规范药用植物的种子(苗)市场,维护良种选育者、生产者和使用者的合法权益。

三是加强技术指导。一方面要深入对中药材生长发育规律、病虫害防治、质量形成机理和调控技术等关键问题的研究,形成配套的规范化栽培技术;另一方面要加强对农业技术推广人员的培训,及时更新技术推广队伍的知识结构,使技术推广体系适应中药农业发展的需要。通过开展培训、示范推广,提高中药材栽培水平,提高中药材产品质量。同时,加强中药材生产管理,严格农药等农业投入品的监管,抓紧制订和实施无公害中药材标准和生产技术规范,实现中药材无害化生产,保障中药材的质量安全。

第四,培育合作组织,积极推进中药材产业化经营。培育壮大龙头企业,是推进中药材产业化发展的关键环节。各级农业部门在培育中药材龙头企业方面,要做到观念上有新转变、思想上有新突破、政策上有新举措。一是建立企业联系制度。要不定期组织企业座谈会,沟通政策和市场信息,听取企业的意见和建议。二是帮助企业解决困难。要积极与有关部门沟通,力争在基地建设、原料采购、设备引进、信贷资金、产品出口等方面为龙头企业争取有力的支持。三是帮助龙头企业建立中药材生产基地。通过政府搭台、穿针引线,引导龙头企业以“订单”方式到中药材主产区建立生产基地,解决原料供应问题。四是搞好技术和信息服务。充分发挥农业部门的优势,搞好技术指导和信息咨询,为企业决策提供依据。各级农业部门要高度重视培育农民专

业合作组织,加大支持力度,帮助解决实际困难,使其成为新型的市场主体,发挥其服务、指导和开拓市场的作用。我部全国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将在全国推广协会成立中药材分会,组织全国中药材主产区的生产者、经营者和科技人员,定期开展活动,及时交流各地生产和销售情况,组织重大技术的联合攻关和示范推广,积极为全国中药材生产服务。

第二篇:我国农药研究进展与展望

我国植物源农药研究进展与展望

2011-2012 学年第 1 学期

检疫性有害生物防除药剂学

班级:09级植物检疫2班

学号:0907102047

学生姓名:刘国松 摘要 界农药市场发展平缓,竞争加剧,非农用农药稳定增长,杀虫剂面临较大的发展机遇。世界农药市场的特点表明,化学农药仍将是世界农药市场的主角。各类杂环农药新品种,如烟碱类、恶二嗪类杀虫荆、甲氧基丙烯酸酯类杀菌荆和三唑并嘧啶磺酰胺类除草剂等,成为研究开发的热.最,农药品种结构的变化加快。我国农药工业的发展要顺应世界潮流,以品种结构调整为中o,强化技术创新,大力发展高效安全的农药新品种厦其配套的中间体、助剂和应用技术,继续推进新农药创制研究,关注新方法和新技术的开拓应用,加速我国农药研究开发的现代化进程。

关键词

农药 农药毒理学 剂型 研究开发 植物源农药

农药是防治农业有害生物不可或缺的重要生产资料,早已是各国政府和联合国粮农组织的共识。尽管是在世界环境保护主义者的一片贬斥声中,联合国粮农组织农业技术服务部(AGSE)在1996年的一份报告中仍明确指出:“化学合成农药仍将保持其在世界有害生物防治中的重要地位。叽”农药科学的发展是建立在人类社会进步和农业生产发展的需求之上而并非化学家对化学合成农药情有独钟的刻意追求口。我国建国之初,基本上没有农药工业,但是严重的农业病虫害、草害、鼠害、仓库害虫所造成的损失,对年轻共和国的稳定和发展造成巨大威胁,也对国家的安全造成严重威胁。中央政府参照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决定采用高效的化学防治策略,因此得以迅速控制住自然灾害肆虐,保证了国家得以雄踞于世界。我国的农药生产起点很低。建国之初全国只有从旧社会保留下来的生产能力为0.1万t0.2万t以无机农药为主的几家小型农药生产厂,而国际发达国家则早已进入合成农药的大批量工业化生产时期。

目前实际生产能力已近100万t。1998年以来我国农药的快速增长同农药出口量的快速增长有关,农药总产量中约有1/2供出口换汇,产值达7亿~8亿美元。世界农药生产一直保持着旺盛的发展势头。1953年世界农药销售额仅为1.6亿美元,在《寂静的春天》一书1962年出炉后,反对农药之声甚嚣尘上,然而1970年世界农药销售额反而升高到30亿美元。1980年更高达116亿美元,1990年又飚升到264亿美元,2006年则已超过300亿美元。发人深思的是高效和超高效农药的不断大量上市,本应降低农药的实际需求量,然而国际农药销售市场却继续强劲发展,个中原委耐人寻味。

值得注意的是,在评估农药对于世界农业生产作出的巨大贡献时,农药理所当然地得到了高度评价,各国政府和联合国组织皆然。但是当食物安全同胚、农产品安全问题、环境安全问题提上日程时,农药又成为舆论中的头号替罪羊。尤其是在绿色和平组织的炒作之下,农药的生产被认为不仅无功而且有过,被列入必须禁止的化工产品之列,我国舆沧界也疾速作出响应[5]。Beckerman通过他的专著对这种错误的舆论导向进行了严厉的系统的批驳[6]。

农药在世界上已经有大约150年的漫长发展历史,近代农药是在以电和化学的发展为特征的第二次技术革命时期(19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30年代)发展起来的,农药已进入了化学合成的新时代,即所谓“第二代农药.[7-8]。合成农药的重要特点和意义是:人类能够采取有机合成的方法制造出人类所需要的包括农药在内的各种新化合物,极大地改变了世界的面貌和人类的生存空间和生活面貌。因为19世纪初期以后100多年里,化学家已经系统地研究确立了100多种经典有机合成反应。Surrey在他1954年所编撰的《Name Reactions》--书中共收编了120多种人名反应,1961年又增补为127种[9]。有机合成基本反应的确立使新有机化合物的研究开发速度大大加快,这是有机合成农药在20世纪中叶以后得以快速大量涌现的根本原因。农药结构毒理学方面的重大进步如三维结构活性定量相关性,计算机模拟分子设计,组合化学及相关的高通量筛选等现代研究方法和技术,更为有机合成农药开拓了无限广阔的道路[10-12]。我国的有机化学和有机合成化学水平很高,所以在建国以后很快就追赶上国际先进水平,迅速跻身于农药生产大国之列,并已成为发展中国家的农药出口大国,虽然出口的农药目前仍然是国际上的过专利期产品。近十多年来我国已经有20多种属于自主知识产权的新农药投产,不过产量还比较小,还未能形成龙头产品。原因很多,重要原因之一是对于新化合物的开发深度不够,特别是对于新化合物的毒理学研究严重不足。国际上各大公司的新农药研发,在毒理学方面的投资远超过农药的化学研究投资。在著名的各家大公司的研究开发部,毒理学研究的规模很大,技术力量很强,设施和设备先进。研究的深度达到分子生物学和分子毒理学以及有害生物行为学的水平。皿内、盆内和田间的药效测定结果并非新化合物的毒理学表达。只有在毒理学问题完全查明之后,才可能开发出真正的农药新产品。农药与农药毒理学

在毒理学未明之前,合成的新化合物只是一种新化学物质,可能有多种用途,但并不一定适合于用作农药。一些典型案例足以说明。早年Shrader合成的有机磷化合物对氧磷(E600)是威力很强的杀虫剂,因为毒性太高并未用于农业害虫防治,却成为著名的眼药水“沃古林”的有效成分。著名杀菌剂多菌灵的基本分子构架是苯并咪唑,苯并咪唑可以有许多衍生物,有的衍生物成为著名的胃酸抑制剂(医药兰索拉唑等),而著名抑酸剂奥美拉唑的有效残基是甲氧基苯并咪唑。抗凝血剂“华法林”(warfare)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是著名的强力抗凝血型灭鼠剂,其有效残基是香豆素(coumarone),用香豆素开发出的其他灭鼠剂还有多种。而日本则从中草药草木樨中发现了香豆素并开发成为抑制人体水肿药物“消脱止一M”的有效成分。另外一个突出的案例,如农药中两个最常用的有机化学残基二氯苯胺和苯乙酸,组合在一起竟成为诺华公司当今著名的特效消炎止痛药扶他林(通用名:双氯芬酸钠),其化学名称为二氯苯胺基苯乙酸钠。一个著名药物的分子结构竞如此简单。如果不是基于深度的毒理学研究,这样成功的研究开发是不可想象的。

类似的案例极多,说明任何一种新化合物是否能够作为农药使用,决定于其毒理学性质和使用时的条件及使用方法。足见农药学与毒理学密不可分。

尤其发人深省的是,早在1874年DDT已由Zeidler合成,BHC更早在1825年就已由Faraday合成,却均未注意到它们强大的杀虫作用,这正是由于毒理学研究未能同步发展所留下的历史遗憾,否则农药科学的历史必将改写口“。在杀菌剂中也有同样的历史遗憾,例如早在1800年法国化学家Proust就已制备成功硫酸铜与石灰乳的胶态悬浮液,却由于不了解其杀菌作用毒理而未能开发成为杀菌剂,把重大的历史机遇留给了100年后的植物病理学家Millardet,他通过毒理学研究把它开发成为重要的世界通用的无机杀菌剂波尔多液““,后人在波尔多市为他竖立了纪念铜像。另外值得注意者,国际许多大农药公司的新农药研究开发,往往是建立在公司本身的化学化工资源基础之上,所以很容易迅速做大做强。例如前CI—BA—GEIGY公司的一个重要医药和染料中间体均三氮苯,被开发成为一系列重要的均三氮苯类除草剂,在很长时期内占据了世界除草剂市场的半边天。DOW氏公司的重要化学化工中间体吡啶,也是该公司研发的一系列重要农药的原料中间体。日本则走了另外一条特殊的新农药开发道路,也是以毒理学研究开发为基础,此不赘述。这些重要经验对我国的新农药研发应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2植物源农药的发展现状与趋势

(1)植物源农药的发展现状

国内的土壤、气候、农作物的多样性,使中国在植物农药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我国植物农药资源十分丰富(表1),全国各地荒山、荒地均可种植,云南已大面积引种植印楝。如建设2座年产1万t植物农药的工厂,约需各种中草药7万一8万t,可使20万左右的农民脱贫,社会效益十分显著。特别是近年来我国高新技术的开发和创新方面,不断取得突破性进展,从国外引进的农药植物形成产业化,为进一步发展植物农药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近年来,国内出现了植物农药加工利用的热潮心],所涉及的植物及有效成分包括印楝、川楝、除虫菊、烟碱、鱼藤酮、苦参、银杏、苦皮藤、百部、青蒿素、辣椒素、茶皂素、石蒜素、巴豆毒素等20余种,生产厂家近百家,仅印楝开发的产品就有印楝乳油制剂、悬浮剂、可湿性粉剂和印楝原油等。从而看出植物农药已成为一类重要的农药,对促进农业生产,保护生态环境将发挥重要的作用。(2)植物农药今后发展趋势近年来,美国和日本着重研究植物源农药的化学成分如印楝素的分离、提纯、分子结构的鉴定,从而找到新的杀虫品种。因此,植物源农药有效化学成分的提纯、结构鉴定和理化性质的研究,将是一个主要的发展趋势。只有搞清楚结构与杀虫作用的关系,才能更好地开发和利用植物源农药。植物源农药相互复配是今后发展的另一个趋势。如印楝素与除虫菊酯、苦参素、青蒿素、烟油、藤黄、蒜精、涩草等复配,比较成功的例子是印楝素与除虫菊酯或与合成除虫菊酯的复配。除虫菊酯是比较好的生物农药,有较宽的杀虫谱,二者结合,不仅可以提高药效,而且对除虫菊酯有抗性的害虫特别有效;同时二者的结合不仅可以杀死植物害虫,还可用来防治动物体外寄生虫。第三个发展趋势是提高植物源农药的稳定性。植物源农药的稳定性控制是目前世界上公认的难题。由于天然物的不稳定,在紫外光、阳光和高温下极易分解。因此,除了避免强光、高温、强酸碱和酶外,在配制制剂过程中,可以加入一种或多种环氧化植物油稳定剂和对氨基苯甲酸抗光剂,来抑制天然物的热分解与光降解旧J。另外,还可以通过选择适宜乳化剂来实现其乳化稳定性。第四个发展趋势是在植物中寻找具有农药生物活性的化合物,通过结构上的修饰,获得新型的农药。最成功的例子当属菊酯类杀虫剂,它来源于菊科植物中的除虫菊素。其他还有源于植物中乙烯的乙烯利,源于豆科植物毒扁豆种子中毒扁豆碱的氨基甲酸苯酯,源于大蒜中大蒜素的抗菌素402,源于水稻恶苗病原的赤霉素等。加强植物农药开发与推广工作

为了可持续发展的需要以及有利于我国农产品的出口,我国应加大高效低毒植物农药的开发力度。目前,开发高效低毒植物农药的工作已经有计划有步骤地展开,一些农药企业已经把开发高效低毒植物农药作为企业的重大决策。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国内一些非农业行业的上市公司及许多科研院所和高等学校已加人到开发高效低毒植物农药的行列,为我国高效低毒植物农药的超常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还应加强政策引导,加大宣传力度,特别是应加强对农民的宣传工作。农民既是生产者,又是农业操作、病虫草防治活动的决策者,即可持续发展的管理者。因此,必须提高农民的科技素质,重视对农民的培训,使其掌握科学、合理的农药使用方法,充分认识植物农药在农业可持续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提高农民的生态环境意识和植保水平,使植物农药能够在农业生产中广泛使用,生产出无公害绿色食品,增加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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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我国物流业发展回顾与展望

我国物流业发展回顾与展望

2017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国民经济稳中有进、持续向好,全年国内生产总值实现82.7万亿元,比上年增长6.9%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连续15个月保持在51%以上的较高水平经济发展的稳定性、协调性和可持续性明显增强。

过去的一年,我国物流业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贯彻新发展理念,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结构优化、动力转换和质量提升,主要指标稳中向好、提质增效,实现了平稳健康发展。

一、2017年我国物流业发展回顾

(一)总体运行平稳健康。物流需求持续增长。全年社会物流总额252万亿元,同比增长6.7%社会物流总费用12.1万亿元,同比增长9.2%全国货运量471亿吨,同比增长9.3%。中国沿海散货运价指数呈逐月上涨态势,全年均值1148点,较上年上涨22%。

物流运行质量稳步提升。社会物流总费用与GDP的比率从2015年的16%,2016年的14.9%,进一步下降到2017年的14.6%全年物流业总收入8.8万亿元,同比增长11.5%12月份中国物流景气指数达56.6%,全年均值为55.3%,始终保持在50%以上的景气区间。

(二)结构调整趋于优化。消费成为物流需求增长的重要推动力。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29.9%。消费物流中的电商物流增势明显,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中的总业务量指数全年均值为143.4。电商物流带动快递业务加速扩张,12月中国快递物流指数为106.3%全年快递业务量达401亿件,同比增长28%。冷链物流成为吸引社会投资的热点,全国冷库总容量可达4775万吨。与消费相关的快速消费品、医药、汽车、服装等细分市场增势良好。

工业制造业物流仍然是物流需求的主要来源。全年工业品物流总额235万亿元,同比增长6.6%,占社会物流总额的92.7%。工业品物流中的高技术产业、装备制造业等物流需求增长较快,高耗能产品、大宗商品物流需求延续回落走势。

运输结构调整见效。多式联运上升为国家战略,交通运输部、国家发改委先后确定了两批、共46个示范项目。首批16家示范工程企业累计开行示范线路140余条,完成集装箱多式联运量60万TEU。2014年以来,重点港口集装箱铁水联运量年均增长16.8%。《“十三五”铁路集装箱多式联运发展规划》发布,铁路集装箱日均装车量占比超过10%。国家铁路全年货物发送量达29.18亿吨,较上年增长10.1%。全年重型卡车销量首次突破100万辆,车辆大型化、标准化、现代化步伐加快。全国四批共209个甩挂运输试点项目深入推进,试点企业货运车辆平均里程利用率超过80%。挂车租赁、卡车航班、大车队等新模式试水,中物联公路货运分会组织“星级车队”评选。星级车队所有入网车辆平均月均行驶里程8956公里,重型牵引车月均行驶里程达1.1万公里,运输效率稳步提升。

(三)资本和科技助推物流升级。多只物流产业基金上市,物流企业“扎堆”进入证券市场。全年有8家物流企业跻身国内主板,5家在境外上市,45家登陆“新三板”。上市企业加大网络建设、设备购置和基础设施投资,增强自身实力。企业兼并重组渐趋活跃。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收购东方海外,中国外运长航集团和招商局集团完成战略重组,铁路总公司18个铁路局完成公司制改革,东航物流“混改”启动,普洛斯完成私有化,海航收购扩充物流板块,顺丰控股与UPS成立合资公司等。

科技引领未来。我国已有超过500万辆载重货车安装了北斗定位装置,智能快件箱超过19万组,还有大量托盘、智能柜、货物接入互联网。交通运输部组织的首批283家无车承运人试点企业平均整合运力近2000辆,平均等货时间缩短,车月均行驶里程提高,司机收入增加,传统货运交易成本有效降低。国家发改委开展骨干物流信息平台试点,规范和引领互联网+高效物流发展。易流科技打造易流云平台,推动线下物流在线化。全行业以设施互联、人员互联、信息互联带动物流互联,互联网+高效物流成效显著。

科技和资本助推企业提质增效,做大做强。“中国物流企业50强”主营业务收入达8300亿元,进入“门槛”提至28.5亿元,市场集中度进一步提高。按照国家标准评审认定的A级物流企业近5000家,一批综合实力强、引领行业发展的标杆型物流企业不断涌现。

(四)新旧动能加快转换。理念创新引领发展。海尔集团提出“人单合一”概念,推动内部“自组织、自驱动”小微创业。菜鸟网络推动“新物流”,提出大数据、智能和协同,服务新零售战略。京东物流提出“下一代物流”,将主要呈现短链、智慧和共生三大特征。国家发改委、商务部委托中物联评选认定首批10家智能化仓储物流示范基地。

人工智能为物流赋能。国务院印发《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国发〔2017〕35号),要求大力发展“智能物流”。无人仓、无人港、无人机、无人驾驶、物流机器人等一批国际领先技术试验应用。全球最大自动化码头上海洋山港四期开港试运营,京东首个全流程无人仓投入使用,顺丰建设大型物流无人机总部基地,菜鸟网络将在雄安新区建设“智慧物流未来中心”,圆通牵头设立物流领域首个国家工程实验室。

现代供应链创新应用。2017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出《关于积极推进供应链创新与应用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7〕84号),现代供应链创新应用进入新阶段。海尔、华为、怡亚通等代表性企业强化供应链服务宝供、南方、远成、德利得、佳怡等物流企业向供应链转型物流领域互联网与供应链深度融合,服务模式正在由“链主主导型”,向平台服务型、智慧供应链“生态圈”转型发展。

共享众包服务升级。继苏宁物流、菜鸟网络之后,京东物流实现独立运营,平台开放。神华货车驮背运输探索多式联运新路径,狮桥物流“超级大车队”集中优质运力资源,东方驿站、中集挂车帮等助推甩挂运输发展,地上铁、熊猫新能源等推广绿色新能源车,日日顺物流搭建“车小微”开放的创业平台,中铁快运联手顺丰速运推出“高铁极速达”、“高铁顺手寄”服务产品。运满满、货车帮、天地汇、福佑卡车、中储智运、正广通等平台型企业线上线下增值服务延伸。美团外卖、饿了吗、点对点直达的闪送物流等即时生活物流服务进入千家万户。

(五)综合运输体系加速成网。“五纵五横”综合运输大通道基本贯通。到2017年底,全国铁路营业里程达12.7万公里,其中高铁2.5万公里,占世界总量的66.3%公路总里程477.15万公里,其中高速公路13.6万公里,覆盖全国97%的20万以上人口城市及地级行政中心港口万吨级以上泊位达2317个,通江达海、干支衔接的航道网络进一步完善民航运输机场发展到229个,覆盖全国88.5%的地市。全球第四、亚洲第一,以顺丰航空为主的湖北国际物流核心枢纽开工建设。

物流网络“节点”加快布局。我国各类物流园区超过1200家,园区平台化、网络化、智慧化初步显现。传化物流打造覆盖全国的“传化网”,卡行天下枢纽达到200家。由中物联牵头,林安物流等17家网络化经营的物流园区发起互联互通服务平台“百驿网”。万科地产、普洛斯、深赤湾、平安银行等加大物流地产投入。德邦物流、安能物流、“三通一达”等服务网点不断下沉,编织城乡一体化服务网络。粤港澳大湾区写入政府报告,有望协同共建世界级港口群。中欧班列连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已累计开行6235列,其中当年开行3271列。

(六)政策环境持续改善。国务院办公厅发出《关于进一步推进物流降本增效,促进实体经济发展的意见》(国办发〔2017〕73号),提出27条具体政策措施。大件运输联网审批、年检和年审“两检合并”、规范公路执法、减费清税等政策正在落实。交通运输部牵头促进道路货运行业健康稳定发展,提出降本减负10件实事。车辆异地年审、驾驶员异地考核、车辆异地年审提上日程。国家发改委等20个部门签署对严重违法失信主体联合惩戒备忘录,首批270家“黑名单”公布。工业和信息化部开展服务型制造试点,提升工业物流发展水平。国家税务总局、交通运输部连续发文,破解道路运输企业“营改增”后遇到的问题。国家质检总局联合11部门出台《关于推动物流服务质量提升工作的指导意见》,扩大高质量物流服务供给等。随着“放管服”改革深入推进,制约行业发展的制度环境逐步好转。

总体来看,我国物流业许多指标已排在世界前列,论规模已成为全球“物流大国”。但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我国物流运行质量和效率不高、服务供给能力不强、基础设施联通不够、创新能力不足等问题依然存在,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比较突出,体制政策环境有待进一步改善。传统的以数量规模、要素驱动的粗放发展方式难以为继,与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对物流服务的需求,以及“物流强国”的建设目标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物流业发展展望

党的十九大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代,确定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目标。物流业作为支撑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性、战略性、先导性产业,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必备条件。我们要充分认识新时代对物流业发展提出的新要求,把建设“物流强国”作为战略目标,把高质量发展作为实现途径。要着力解决物流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带动和引领关联产业转型升级,更好满足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和人民日益增长的物流服务需求,从整体上促进我国由“物流大国”向“物流强国”迈进。今后一个时期,有以下几个方面应该引起高度重视:

一要从规模数量向效率提升转变,推动效率变革。当前,我国物流效率相对于发达国家仍有一定差距,降本增效仍然是工作重点。未来一段时期,优化经济结构、提升物流运作水平,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将是降本增效的重要途径。物流企业应把现代供应链创新应用,与相关产业深度融合,提升物流运作效率作为主攻方向。争取经过3—5年的努力,使我国社会物流总费用与GDP的比率再降低1—2个百分点。

二要大力发展智慧物流,推动动力变革。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形成势头,互联网与物流业深度融合,智慧物流蓬勃发展。未来一个时期,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区块链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将进入成熟期,全面连接的物流互联网将加快形成,“万物互联”呈指数级增长。物流数字化、在线化、可视化成为常态,人工智能快速迭代,“智能革命”将重塑物流行业新生态。

三要创新应用现代供应链,推动质量变革。随着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产业升级、消费升级,服务经济、体验经济对物流服务方式和质量提出了新的要求。物流业与上下游制造、商贸企业深度融合,需要延伸产业链、优化供应链,提升价值链。互联网与供应链融合的智慧供应链将成为下一轮竞争的焦点,有望形成一批上下游协同、智能化连接、面向全球的现代供应链示范企业和服务平台。

四要加强物流基础设施网络建设,发挥协同效应。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加强水利、铁路、公路、水运、航空、管道、电网、信息、物流等基础设施网络建设。要促进各种运输方式合理分工,“线路”与“节点”衔接配套,实现全程物流“一单到底”,无缝对接。要推动物流园区、配送中心、末端网点等多级物流网络与综合运输体系互联互通。实施重点通道联通工程和延伸工程,打造国际、国内物流大通道,形成一批具有战略意义的国家物流枢纽,统筹推进国际性、全国性、区域性交通运输物流网络建设。

五要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发展理念,发展绿色低碳物流。随着环境负荷日益加重,物流业面临严峻挑战。重型柴油货车开始执行国五排放标准,多地对柴油货车实行环保新政。《巴黎协定》正式生效,多个国家将制定燃油车退出时间表。未来3-5年,自然环境与政策措施“倒逼”绿色物流加快发展。节能降耗、新能源替代、可再生能源利用、减量化包装等绿色物流技术,带板运输、共同配送、多式联运、逆向物流等绿色物流模式将进入快速发展期。

六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物流需要。推动物流业高质量发展,本质上是为了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安得智联在内的物流企业要积极配合制造强国、乡村振兴、区域协调、美丽中国等重大国家发展战略,主动服务于精准脱贫、消费升级、民生改善、污染防治等物流需求。要进一步提高服务质量,不断开发新的物流产品,增强客户满意度。同时要激发和保护企业家精神,弘扬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要关爱卡车司机、快递小哥等基层从业人员,使他们能够得到应有的尊重,更加体面地工作,幸福地生活,增加“获得感”,吸引更多市场主体自觉投身“物流强国”建设。

2018年是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开局之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也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施“十三五”规划承上启下的关键一年。新的一年,我们要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新发展理念,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我们要认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方位,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把建设“物流强国”作为新时代物流发展的新目标,务实创新,砥砺前行。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作为行业社团组织,将始终与行业企业和广大从业人员站在一起,更好地服务行业、服务企业、服务员工、服务社会,携手共创我国物流业更加美好的明天!

第四篇:我国创伤骨科现状与展望

我国创伤骨科现状与展望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骨科医院

裴国献

创伤骨科学是随着医学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而从骨科学衍生出的一个重要学科分支。自20世纪末以来得到了快速的发展,与脊柱外科、关节外科一起同为骨科学三大主干学科。随着全球经济的不断发展、人类交际及流动范围的迅速扩大、延伸与频繁,伴之交通手段的快速发展,则创伤的发生率、特别是高能量创伤亦呈逐年增高趋势,因而创伤被国际上誉为“发达社会病”而跃居全球三大死因之一。对此,与之紧密关联的客观现实促进了创伤骨科学的迅速发展,亦同时对创伤骨科的基础与临床则不断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及新的挑战。本文就我国创伤骨科的基础与临床现状作一归总分析,并对其发展对策作一刍议,旨在与创伤骨科同仁共勉,瞄准国际学科前沿,共同提升我国创伤骨科的技术水平。1.骨科创伤基础研究已具一定深度

我国学者近年来在骨科基础研究方面主要开展了骨创伤修复材料、骨折愈合机制及促进骨折愈合、骨创伤生物力学、脊髓损伤的基因、干细胞及生长因子的治疗等,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促进了临床工作的开展[1]。在组织工程骨、软骨、血管、神经及肌腱的构建研究方面进展较快,成效显著,部分组织工程构建的组织已进入临床前期研究阶段,其中组织工程骨、软骨已初步试用于临床。组织工程研究工作在国际上处于先进水平,某些研究处于国际领先地位。在创伤骨科临床研究方面紧密结合临床实际,开展了系列设备、器械的革新及临床新业务、新技术的实施。同时近几年各个亚专科相继制定推出了相关疾病、创伤的分类标准、治疗方案及临床评价标准,进一步规范了临床诊疗及评估工作,缩短了与国际上的这一差距,有力推动了临床诊断治疗水平的提高。

目前我国骨科的基础研究与国外发达国家相比仍较为薄弱,对此分析究其原因应与下列因素有关:①基础研究相对起步较晚;②对基础研究工作重视程度不够;③研究经费欠充足;④专职骨科基础研究人员为数不多,基础研究大多为在校研究生课题,缺乏连续性、深入性,难以形成前沿性、高深度的原创性研究工作。中华医学会骨科学分会基础学组的成立及不定期专题学术会议的召开,将会对改善我国骨科基础研究现状、提升基础研究水平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2.CT三维重建影像技术已引起临床的关注

近年来CT技术发展迅速。从最早的非螺旋CT到单层、多层螺旋CT(multi-slice spiral CT,MSCT),直到目前的64层螺旋CT,已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容积数据采集。该技术在无创性影像诊断学中开创了一个全新领域,已成为骨科临床不可或缺的检查手段之一。随着影像技术的发展,CT三维重建技术在骨科中逐渐得到应用,显示了传统X线片无可比拟的优势。MSCT可进行薄层扫描,能显示直径为1mm的病变。重建层的三维图像直观、立体,可以显示各部分间的位置关系。通过三维图像的旋转和表面遮盖技术,能够去除所显示主体周围不需要的组织对主体的遮挡,并从多角度、多方位对骨折进行观察、分析,对此,特别适用于机体深部及周围组织过多的骨折的检查,如骨盆与髋臼骨折、脊柱骨折。这一新技术的应用为骨科临床在疾病的诊断及手术方案的制定等方面提供了极大的帮助。目前创伤骨科已采用CT三维重建技术用于复杂骨盆和髋臼骨折、脊柱骨折、肩胛骨骨折及关节内骨折(如胫骨平台骨折)等创伤骨科的诊疗中[2]、[3],大大提升了临床诊断与治疗水平。

3.骨折治疗的微创理念临床医生业已建立

微创外科理念推动了骨折治疗理念的转变。从AO早期提倡的骨断端加压和坚强固定,过渡到强调骨折的生物学治疗(biological osteosynthesis BO),这一理念目前已被临床医生广泛接受并付诸于临床实践。重视骨折局部软组织的血运,固定坚强而不必加压是BO的内涵。对此,其核心为对长骨骨折不再强求解剖复位,而着重恢复肢体的力线和长度,并更加重视对骨折部位血供的保护和术后早期功能锻炼。在技术上强调采用闭合复位和闭合穿钉,不要求以牺牲局部血供为代价的精确复位和广泛的软组织剥离,不要求内固定物与骨骼间的紧密贴合,甚至不要求骨折端间的绝对稳定,从而使骨折的愈合时间与质量得到进一步的保证。在BO理念的指导下,多种创新性的内固定技术与内固定器,包括以“内固定支架”原理为依据的经皮微创接骨术(minimally invasive percutaneous osteosynthesis,MIPO)、点接触式内固定系统(point contact fixator,PC-Fix)、限制性微创内固定系统(limited invasive stablization system,LISS)、锁定加压接骨板(locking compression plate,LCP)相继研发和推广应用,所使用的钉板锁定结构和接骨板——骨皮质有限接触或不接触技术,均是微创外科理念的具体体现,显示出微创理念在医疗实践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4]、[5]。4.C臂、G臂或CT引导下的骨折手术广泛开展

借助影像手段,在C臂、G臂或CT引导下进行骨折手术的操作目前已成为各级医院骨科手术的常规手段。手术进行中在X线设备的引导下可以准确确定髓内钉及钢板的放置位置、钉的进入方向及深度。特别对于脊柱外科手术,由于其解剖结构复杂、重要组织比邻,对术中X线设备引导下的手术操作更具重要的价值,以增加手术的安全系数;在内固定物植入后可及时采用C臂、G臂或CT进行检验,发现骨折复位不良拟或内植入物不妥之时,可及时予以调整更正,从而大大方便了医生操作、加快了手术进程、有效避免了手术的副损伤,有利于手术质量的提高与最佳疗效的获取。

5.关节镜下的骨关节损伤微创手术已引起临床重视

关节镜是骨折最早使用的微创技术,是20世纪骨科技术的重大进步。目前它不但已经从初创时单纯的膝关节扩展到肩、肘、腕、髋、踝,甚至指间关节,而且从原先简单的处理半月板损伤、异物及游离体摘除、滑膜疾病处理发展到目前能够开展半月板移植、前后交叉韧带重建和软骨缺损移植,其中前后交叉韧带的重建已成为常规定型手术。随着关节镜技术的日臻成熟及微创技术理念的深入,关节镜下的手术适应征亦不断扩大。近年来,在创伤骨科又借助关节镜开展关节内骨折的整复治疗(如胫骨平台骨折、胫骨髁间棘骨折、桡骨远端骨折、肱骨头骨折等)及膝、踝关节融合术等。镜下操作可使关节骨折的复位更接近解剖、且切口更小,对骨折端血供破坏更小,同时又避免了对关节附属软组织结构的手术干扰,最大程度地减少了手术的创伤,从而有利于关节功能的康复,大大提高了关节病变及关节内骨折的治疗效果。6.关节软骨损伤治疗新技术已用于临床 6.1 骨软骨镶嵌成形术用于关节软骨缺损修复

骨缺损的治疗目前仍无有效手段。传统的钻孔、微骨折、软骨修整成形术等的结果均为纤维软骨修复,仍不可避免发生关节退变。近年来有关骨软骨自体或软骨细胞自体、异体移植的方法已逐步进入实验和临床应用。在骨软骨自体移植中,骨软骨镶嵌成形术(mosaicplasty)即自体多块软骨柱移植手术已逐步进入临床[6]。骨软骨镶嵌成形术的概念最初由匈牙利Hangody等提出。手术系在关节非负重区取下小圆柱状软骨移植物序贯排列成镶嵌状(马赛克状),用于治疗骨软骨缺损。移植的自体软骨柱包含正常软骨所需的必要元素,如透明关节软骨、完好的潮线和坚强的骨支撑。组织形态学显示:移植的透明软骨成活,合成的软骨层由80%移植透明软骨及20%从缺损底部形成的纤维软骨共同组成,移植软骨与周围组织的基质高度整合,供区缺损在8周后由纤维软骨填充[7]。该手术于1992年开始应用于临床,1995年国际上已有成功的病例报道,1998年在欧洲运动创伤膝关节外科和关节镜会议(ESSKA)上得到进一步推广。目前我国上海九院骨科等单位已有临床成功病例报道。6.2 组织工程关节软骨用于关节软骨缺损修复

软骨组织没有血管,细胞成分单一,因此软骨组织是组织工程化构建研究最早开展的组织之一,且发展迅速。透明质酸钠和胶原膜复合软骨细胞构成的组织工程软骨已经商品化,已获美国FDA批准,并已进入临床试验或临床应用阶段[8],我国已有单位在临床上开展应用。①自体软骨细胞移植+骨膜或筋膜覆盖:瑞典人Britterg于1987年进行了第1例临床应用,目前全球已有愈万例的应用报道。在一份1200例随访2~10年的报告中,软骨缺损在1.3~12cm2,观察了患者自我感觉、外科评分、MRI及关节镜复查取样等项目,临床有效率在70%以上[9]。缺损处能生成透明样软骨,但软骨基质含量、细胞数量及排列等均与关节

R透明软骨仍有明显差别。Carticel○是最早的用于自体软骨细胞移植的商品,目前已完成ACI约4500例以上。但由于软骨细胞的流失等问题,影响了其应用;②胶原膜复合自体软骨细胞移植(MCI):为Verigen公司二代产品,据相关的2年的随访报告23/25优良率,但长期效果尚无法定论;③透明质酸钠复合自体软

R骨细胞移植(Hyalograft○C):为FAB公司产品,1999年始用于临床,目前已开展600例以上。一组67例2~3年的随访结果表明:患者主观感觉改善97%,94%生活质量提高,膝关节外科功能检查87%获得高分,修复组织活检组化分析主要为透明样软骨样组织[10]。7.计算机辅助骨科技术已逐步用于临床

计算机辅助导航系统(亦称手术机器人系统)是指通过导航系统或智能装置改善术后显露、增加手术的准确性、减少医患双方接触射线的时间及促进外科手术的微创操作。计算机辅助骨科系统(compute-assisted orthopaedic surgery,CAOS)目前正在逐步进入创伤骨科领域,我国梁国穗、王满宜、罗从风教授等国内多家单位已在临床开展应用。由于辅助手术不仅缩小了手术切口、简化了手术操作,而且可提高手术精确度、减少手术并发症和缩短患者康复时间,已显示出其广阔的发展前景。

由于骨具有刚性结构、不易变形,因此计算机捕获的骨骼图像与术中实际解剖的符合率高、重复性好,因此计算机辅助手术技术特别适用于骨科技术。目前在创伤骨科已开展的手术,包括股骨颈骨折空心钉固定、髓内钉远端交锁、Ilizarov张力钢丝固定、部分关节内和关节周围骨折的固定(如胫骨平台骨折、踝部骨折等)、经转子周围骨折DHS固定和经皮钢板固定(如LISS系统)以及骨盆和髋臼骨折内固定、全髋与全膝关节置换术等临床治疗中,使传统骨科手术的理念前进了一大步[5]。

8.脊柱损伤微创技术临床已常规开展

随着微创技术的发展,微创脊柱内固定技术也随之问世。在X线透视或虚拟X线导航下进行经皮穿刺脊柱内固定技术,如经皮齿状突螺钉内固定术、经皮关节突螺钉寰枢椎内固定术、胸腰椎骨折的经皮椎弓根螺钉内固定术。这些在计算机辅助技术下进行的可视化监测手段的应用,明显提高了螺钉植入的准确性,大大降低了脊髓及神经根损伤的发生率,增加了手术安全系数。对于骨质疏松性椎体压缩骨折,近几年开展了经皮椎体成形术(percutanteous vertebroplasty)及气囊后凸成形术(kyphoplasty),以重建正常椎体的高度,恢复脊柱的稳定性,从而可明显改善患者症状,降低相关并发症的发生。9.创伤骨科主要发展对策刍议

近几年我国创伤骨科由于与国际广泛学术交流及新设备、新技术的积极引进而得到了较快的发展,总体上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并不存在实质性的距离,许多先进技术已与国际同步开展,且尚具有病例资源丰富、易于集中开展的特点。但客观的分析,目前我国创伤骨科领域从整体上与先进国家相比仍存在一定的量性差距。笔者认为,这种差距与限制并非系手术本身而言,而是与临床为之相关联的医疗体制、行业规范及标准与“软件”的不同。对此,在此仅就上述几个方面的问题提出如下发展对策刍议: 9.1 医生应注重人文科学 在强调医生的学术水平、技术水平与科学思维的同时,与之相关联的人文科学,如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新型的医学模式、医学心理学等软件的培养应予以高度重视。医生所治疗的对象是有生命、有思想的社会人,而不是需要修理的物件。因此,要求医生须能够为患者创造或提供一定的有利于创伤及身心康复的条件,而绝非仅是一个单纯的外科手术治疗过程。9.2 诊疗技术规范化、标准化须尽快出台

积极制定并实施全国统一的专科诊疗技术标准、规范和临床评价标准,逐步与国际接轨,促进临床诊疗水平的提高与科学化,同时可以依据标准科学、客观地评价临床工作及临床研究工作。这是摆在临床医生面前刻不容缓的重要工作,这一点已引起众多有识之士的关注。9.3 重视循证医学

循证医学(evidance based medicine)在医学科学研究中具有重要的价值,近几年越来越引起临床的关注。证据是循证医学的基础。在众多临床研究结果中,首先要对证据的有效性进行评价,以确定证据的质量和可靠程度。许多国际知名的医学杂志要求投稿者提出证据等级(evidence level)——既对论文的相信程度,并在论文摘要后标示可信水平。评价该论文的科研等级,有利读者了解文中观点和结果的可靠程度。在今年9月底于厦门召开的《中华骨科杂志》常务编委会上,杂志编辑部亦征求专家意见,拟推出论文发表是否可以采用可信水平这一评价指标。对临床研究而言,随机、双盲、对照、大样本、多中心的前瞻性研究远较一般的未经设计的回顾性随访更有说服力,而目前国内尚少见此研究论文[11]。9.4 正确理解与使用高新技术

骨科最新技术,诸如生物学技术、微创外科技术、计算机辅助骨科手术(CAOS)等高新技术均是跨学科、跨领域的综合性外科技能的具体体现。对此,几乎所有不同年资的医师都面临着再学习、不断学习、正确掌握新知识和新技术的挑战。及时了解并正确领会高新技术理念的内涵与意义,在崇尚、积极推行高新技术的同时,又要防止理解不全或技术掌握欠缺而并未给患者带来应有的疗效,甚至相反,乃至招致意外的伤害。任一高新技术的掌握及在外科手术中应有作用的发挥,无需置疑其均依赖于坚实的外科手术基本功及丰富的外科手术经验。对每一个高新技术应循序渐进、科学有序地进入临床,防止追时髦、一哄而起,更好地发挥与体现高新技术为医学临床服务,为人类健康服务的真正价值和目的。

参考文献

1.裴国献,朱立军,顾立强.中国创伤骨科发展历程.中华创伤骨科杂志.2005,7:6-8.2.柯楚群,何伟东,司徒良,等.螺旋CT三维重建技术在髋关节骨折脱位的应用.中华创伤杂志,2000,16:251-252.3.王亭,邱贵兴,李其一.CT三维重建在先天性脊柱侧凸诊疗中的价值.中华骨科杂志,2005,25:449-452.4.裴国献,任高宏.21世纪骨科领域新技术——微创外科.中华创伤骨科杂志,2002,6:89-95.5.戴戎.微创外科理念的形成与发展.中华创伤杂志,2005,21:18-20.6.孙骏,侯筱魁.骨软骨镶嵌成形术的研究进展.国外医学——骨科学分册,2004,25:38-41.7.Ichinohes,Yoshida M,Tajima G,at al.J Bone Joint Surg Br,2002,84(suppl3):237.8.余方圆.组织工程关节软骨研究进展.中国矫形外科杂志,2004,12:785-787.9.Lindahl A,Brittberg M,peterson C.Cartilage repair with choudrocytes:climical and cellular aspects.Tissue engineering of cartilage and bone.Wiley chichster 2003,175-189.10.Behrens P,Gille J,Offenhausers et al.Results of Matrix-Associated Autologous choudrocyte Transplantation.AAOS on-line Service-2002 Annual Meeting.poster Board Number:485.11.吴海山.学习、总结、提高——完成关节镜外科从新技术向亚学科的转变.中华创伤杂志,2005,21:322-324.作者简介:裴国献,医学博士,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创伤骨科中心主任、主任医师、教师、博士研究生导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评审委员会二审专家、国家科技进步奖评审专家、国际复合组织移植学会秘书长、国际《Microsurgery》杂志编委、中华医学会显微外科学分会候任主任委员、中华医学会创伤学分会常务、中华医学会骨科学分会创伤骨科学组副组长、广东省创伤学会主任委员、《中华创伤骨科杂志》总编辑、《中华骨科杂志》常务编委等。1999年被美国德克萨斯大学医学院聘请为客座教授。

第五篇:我国财政管理体制改革回顾与展望

我国财政管理体制改革回顾与展望

论文关键词:财政管理体制;改革;转移支付制度

论文摘要:我国财政管理体制改革是一个长期的系统工程,目前仍存在基本公共服务不均衡、资源节约和生态补偿的财政约束机制不健全等问题,需要通过财政管理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化予以解决。

一、我国财政管理体制改革历程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财政管理体制历经多次改革,大体分为以下三个阶段:1950—1979年实行“统收统支”财政管理体制;1980—1993年实行“分灶吃饭”财政管理体制;1994年以后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

(一)1950—1979年实行“统收统支”的财政管理体制。1979年以前,我国实行计划经济体制,与此相适应,形成“统收统支”的财政管理体制。在这一框架下,财政管理体制也进行了多次调整。1950年实行“统收统支”的财政管理体制;1951—1957年实行划分收支、分级管理体制;1958年实行以收定支、几年不变的管理体制;1959—1970年实行总额分成、一年一定的管理体制;1971—1973年实行财政收支包干管理体制;1974—1975年实行收入固定比例留成、支出包干管理体制;1976—1979年,恢复总额分成、一年一变的管理体制。在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的多次变动中,高度集权始终是这一时期财政管理体制的主要特征。

(二)1980—1993年实行“分灶吃饭”的财政管理体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步实行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与此相适应,自1980年起,在放权让利、扩大企业经营自主权和地方财权的同时,实行了“分灶吃饭”的财政包干管理体制。1980年实行“划分收支、分级包干”的财政管理体制;1985年实行“划分税种、核定收支、分级包干”的财政管理体制;1988年实行多种形式的财政包干分配体制。财政包干管理体制实施后,地方财政的地位逐年上升,中央财

政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不断下滑,到1993年已下降到22%。这一体制存在明显的弊端,一是中央财政所得比重较低,宏观调控能力有限,不利于宏观目标的实现。二是由于不同地区财政收入水平差异较大,拉大了地区间差距。

(三)1994至今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为适应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进一步理顺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分配关系,提高中央政府宏观调控的能力,1994年,按照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精神,在中央和地方财政之间实行了分税制的重大改革。基本内容是:根据事权和财权相结合的原则,将收入按照税种统一划分为中央税、地方税和中央与地方共享税,并建立中央和地方两套税务征管机构;按照中央与地方政府的事权,合理确定各级财政的支出范围;建立和健全分级预算制度,硬化各级预算约束;科学核定地方收支数额,逐步实行比较规范的中央财政对地方的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制度。从1994年开始,税收返还与消费税和增值税的增长率挂钩,各地区“两税”(消费税和75%的增值税)每增长1%,中央财政对该地区的税收返还增长0.3%。此后,又调整了证券交易印花税在中央与地方分享的比例,调整了金融保险营业税收入划分比例。2002年进行了企业所得税收入分享改革及出口退税负担机制改革等,进一步调整和完善了分税制。

分税制财政体制的实行调动了中央和地方积极性,建立了财政收入稳定增长机制,为我国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物质基础和财力保障。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财政总体实力显着增强。1999年全国财政收入迈上万亿元台阶,2003年、2005年又相继突破2万亿和3万亿元大关,2007年达5.13万亿元。我国人均GDP也于2006年突破2000美元大关,正向标志着全面小康水平的人均3000美元目标迈进。二是中央进行转移支付、均衡地区发展差距的能力增强。分税制改革以来,中央财政收入明显提高,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从1993年的22%提高到2007年54%,中央财政从东部发达地区净集中21 390亿元,对中西部地区分别净补助10 249亿元和13 891亿元。初步估算,中西部地区大部分县的一半以上财政支出,需要中央财政转移支付提供资金来源。中央财政为缩小地区间的发展差距,促进地区间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发挥了重要作用。

虽然分税制财政体制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但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也出现不少问题,需要不断完善。

二、近几年完善财政体制改革的主要措施及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部门结合实际,积极开展各种形式的体制和机制创新,推进了财政管理体制的完善。具体措施有:

(一)实行“省直管县”的财政管理体制。截止2007年11月,全国有24个省(区、市)推行“省直管县”改革试点,省财政在税收返还、转移支付、财政结算、专项补助、资金调度等方面直接核定并监管到县,提高了县级财力。浙江等省份还扩充了县级经济管理权利和财权,将县纳入与市同等的管理级次,由省直接管理。浙江省除在“省直管县”中建立增收分成机制,对财政收入过亿元的县(市)和增收的贫困县进行奖励外,在事权改革方面,主动向县一级下放经济管理职权,从2002年8月起,该省把地级市的经济管理权限直接下放给绍兴、温岭、慈溪等20个县(区),扩大的管理权限涵盖计划、经贸、外经贸、国土资源、交通、建设等12个大类、313个具体事项,几乎囊括省、市两级政府所有的经济管理权限,并包括部分社会管理权限,使地(市)和县(市)成为平行的预算单位,县财政和地(市)财政一样直接对省财政负责。

(二)理顺县乡财政关系,改革县乡财政管理体制。各地根据乡镇经济发展水平、财政收入状况及财力增长能否满足自身支出需要的情况,因地制宜,区别对待,理顺县乡财政关系,大致形成三种县对乡财政管理体制类型:其一,比较规范的分税制财政体制。即县财政在合理界定乡镇政府财权与事权的基础上,实行一级政府一级预算,对乡镇实行比较规范的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实行这种体制的主要是经济较为发达、财政收支规模较大、财政保障能力较强的乡镇。目前,珠三角、长三角等经济发达地区、城市郊区的乡镇(如广东省虎门镇)大多采用这种管理体制。其二,包干型财政体制。即县与乡镇按照税种划分收入,收支均由县财政核定,实行超收分成(或留用)、短收不补(或补助)的财政管理体制。这种体制主要是原财政包干体制的延续。其三,统收统支加激励财政体制。在一些经济欠发达的乡镇,免征农业税、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上划县后,乡镇收入规模偏小,自身财力无法满足支出需要,为保障基 层机构正常运转,实行这种管理体制。从河北省试点情况看,其主要特点有:一是收入统缴。撤消乡镇国库,乡镇财政收入计划由县直接下达给收入征管部门,乡镇财政收支预算统一纳入全县财政预算编制范围。二是支出统管。乡镇人员经费、日常公用经费、专项经费、村级经费由县财政按县(市)统一标准安排。三是政策激励。对各乡镇实行“核定收支、收支挂钩、超收分成”的办法,形成激励机制,以一定年份为基期,核定各乡镇地方预算收入基数,从第二年起,乡镇级地方预算收入比上年增长部分,乡镇按照一定比例分成,从而调动乡镇发展经济、增加财源的积极性。

(三)推进“乡财县管乡用”的财政管理方式。截止2007年底,全国有28个省(市、区)推行“乡财县管乡用”的改革。主要内容是:在乡镇政府管理财政的法律主体地位不变、财政资金所有权和使用权不变、乡镇享有的债权及负担的债务不变的前提下,县级财政部门在预算编制、账户统设、集中收付、采购统办和票据统管等方面,对乡镇财政进行统一管理和监督。

(四)建立激励约束机制,缓解县乡财政困难。2005年,为切实缓解县乡财政困难,中央财政开始建立激励约束机制,通过“三奖一补”政策,引导省、市两级政府在财力分配上向财政困难的县乡倾斜,鼓励县乡增收节支、精简机构和人员,力争用几年的时间使县乡财政困难得到初步缓解。“三奖一补”政策调动了省、市、县政府缓解县乡财政困难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许多省份比照中央财政的做法,采取措施大力缓解县乡财政困难。福建省实行“六挂六奖”措施,对县级收入增长、削减赤字、精简机构、增产粮食、化解债务、向下转移财力等

方面进行奖励。重庆市筹集资金3.3亿元,对化解乡村债务的区、县实行奖励和补助,并要求各区、县将“三奖一补”资金的80%以上用于偿还债务。

总体上看,近年来,我国财政管理体制改革取得一定成效,基本保障了县乡政权的基本运转,巩固了农村税费改革成果,逐步缓解了县乡财政困难。但由于财政体制改革是一个长期的系统工程,财政保障方面仍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有:一是县乡财政保障水平偏低。尽管取消农业税后,中央及省级财政对地方的财力减收进行一定补助,中央财政也实行旨在缓解县乡财政困难的“三奖一补”政策,但与农村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新农村建设的需要相比,县乡财政仍有缺口,县乡财政保障能力和公共服务能力仍处在较低水平,农村一些必须由县乡财政承担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难以得到有效提供,县乡财政困难在短期内还难以彻底缓解,确保基层机构正常运转的长效保障机制没有完全建立起来。二是基本公共服务不均衡。由于受长期二元经济结构的影响,我国长期以来形成的一些不合理财政制度和财政资金分配方式很难彻底改变,财政资金在城乡间分配仍然不均,“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还没有形成。三是资源节约和生态补偿的财政约束机制不健全。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也付出巨大的生态环境代价。当前,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同资源环境约束的矛盾呈逐步扩大趋势。如,2006年底,我国的GDP总量只占世界的5%-6%,但却消耗世界近25%的钢材、34%的煤炭、50%的水泥。我国万元GDP能耗比世界平均水平高2.4倍,是德国的5倍、日本的4倍、美国的2倍、印度的1.5倍。2006年,我国二氧化硫排放量为2 588.8万吨,仅次于美国。我国有13亿人口,人均资源拥有量处于世界较低水平。如果不能建立资源节约和生态补偿的财政约束机制,我国经济稳定发展将很难持续。四是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有待提高。目前,有的财政体制改革措施具有明显的过渡性。如,有的省实行“省直管县”,只是将转移支付资金和国库调度资金直接测算拨付到县,支农等专项资金还需层层申报、层层拨付,影响资金的使用效益。总体上看,目前,省以下政府间的事权、财权、责权没有完全理顺,财政资金使用效益不高,浪费比较严重。

三、深化财政体制改革的政策思路

(一)合理界定收支范围,健全与事权相匹配的财税管理体制。一是要根据支出受益范围等原则,依法规范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支出范围。要按照公共性、市场化、引导性原则,进一步明确政府支出范围。要充分考虑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进程及各地的财政能力,合理确定中央与地方的负担比例,引导地方政府将公共资源配置到社会管理和基本公共服务领域。二是要按照财权与事权相匹配的原则,保证各级政府有行使职责的财力。要进一步调整和规范中央与地方的收入划分,合理界定中央与地方的税收管理权限,扩大政府间收入划分的覆盖面。结合政府间支出权限划分的调整及逐步将预算外收入纳入预算内管理等措施,合理调整中央与地方政府间收入划分。按照税收属性,将容易造成税源转移和跨地区间分配不公的税种改为中央固定收入,适当调整共享税分成比例,兼顾中央政府宏观调控需要及现阶段地方政府在促进经济发展与组织收入方面的积极性,减少因市场等因素对地区间收入转移的影响,促进统一市场形成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合理确定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

(二)完善转移支付制度,实现地区间公共服务均等化。为彻底缓解县乡财政困难,中央财政要进一步完善“三奖一补”的激励约束机制,归并专项转移支付资金,建立县乡最低财政保障机制,要在经济发展和财政收入不断增长的基础上逐步加大对基层政权建设的专项转移支付力度,重点支持中西部贫困地区基层政权建设。强化省级政府在调节省以下财力分配方面的责任,建立省以下财力差异调控机制,促使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研究建立县乡政府支出安排绩效评价体系,加大资金使用监管力度,确保国家给予的转移支付资金主要用于基本公共服务领域。

(三)调整和优化支出结构,建立民生财政。要调整和优化支出结构,加大对保障和改善民生的支持力度。整合各种财政资源,增加对公共服务领域的投入,重点向社会主义新农村

建设倾斜,向社会事业发展的薄弱环节倾斜,向困难地区和基层倾斜,支持构建改善民生的长效机制。要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落实“财政新增教育、卫生、文化等经费主要用于农村,国家基本建设资金增量主要用于农村,政府土地收益用于农村的比例要有明显增加”的政策,建立财政支农资金稳定增长机制。建立健全责任明确、保障有力的义务教育长效机制,实现教育公平。逐步在全国农村基本普及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逐步解决农民看病难、看病贵问题。改善农民工待遇。按照“低水平、广覆盖”的原则,逐步在全国农村实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大力支持廉租房建设,增加住房供给。逐步实现“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目标。

(四)逐步建立生态型、效益型财政。要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建立生态补偿机制,加大对禁止开发与限制开发区域的支持力度,鼓励这些地区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加大对资源枯竭型城市财政转移支付力度,逐步化解历史积累的社会问题。实行有利于节能减排的税收制度。建立城市污水处理和排污收费机制,改变长期以来企业排污成本与治污成本倒挂的局面。

(五)创新公共产品的供给方式,实行阳光财政。要改变公共产品的供给由上而下决定的传统做法,引进民主机制,建立需求导向的公共产品供给机制。如,对农村公益事业,政府可给予奖励和补助,逐步建立农民筹资筹劳、社会广泛资助、政府财政奖励的村级公益事业建设新机制。在重大民生支出管理中要引入绩效评价机制,实行民主理财和透明财政。

(六)加强县乡财政管理,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要在进一步改革和完善县乡财政管理体制的基础上,切实加强县乡财政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第一,完善和加强县乡财政监管职能。近年来,各级财政部门加大了对民生事业的支持力度,资金投入不断向农村倾斜、向基层倾斜。县乡财政部门作为集中管理财政资金的部门,要完善和加强县乡财政监管职能,对农村申报的项目要积极配合,掌握有关情况,加强信息沟通和交流,避免多头申报、重复申报现象。要充分发挥就地监管的优势,对资金的使用管理进行监督。第二,加大支农资金整合力度。近年来,各级政府对“三农”的投入不断增加,有力促进了农业增产、农村发展和农民增收。但支农资金使用管理分散现象比较突出,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支农资金的使用效益和政策效应的发挥。因此,要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为契机,建立政府领导、部门配合的支农资金整合协调机制,以农业发展规划为依据,通过主导产业、优势区域和重点项目将各部门、各渠道安排的支农资金整合使用,突出重点,不断提高支农资金的使用效益。第三,积极推进县乡预算管理制度改革。要按照全面、科学、客观、细致的原则,整合财政资源,编制综合预算,将县乡政府所有政府性资金都纳入预算管理中,不断提高预算的完整性、透明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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