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下的中欧关系

第一篇：金融危机下的中欧关系

金融危机下的中欧关系

时至今日，金融危机已蔓延至全球，中国亦不能幸免，在不久前召开的二十国峰会，各国领导人并未就国际金融体系改革达成基本共识，虽然就加强国际金融监管达成了共识，但关于金融体系实质性的改革各方分歧仍大，这是因为其一美国为了维护其话语权，国际金融体系的主导权，不可能轻易放弃美国的霸主地位。二是新兴经济体之间各自国际利益也有所不同。三是欧盟如今也是自顾不暇，其经济体已率先进入衰退，欧盟还不具备取代美国主导国际新金融体系的实力。

近年来，中欧合作不断加强。合作增多主要是因为：第一，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作用不断增强，欧洲对华合作的需求在增加。第二，近几年，欧洲努力扭转过去在一些重大国际问题上的被动地位，希望能在重要的国际问题上发挥作用。所以，过去中欧合作主要集中在经贸方面，现在逐渐向其他领域扩展，包括一些全球性的合作。

金融合作正体现了中欧关系这种新的变化和新的发展趋势。中欧加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合作至少包含两层含义：第一，中欧要加强合作。中欧现在都面临着一个共同的问题，就是如何刺激经济增长。相比中国，欧洲受美国次贷危机和金融危机的影响要大许多，但我们也面临着经济增长放缓的挑战。在应对金融危机方面，中欧有共同利益。首当其冲就是保持经济增长，欧洲一方面在救市，另一方面也出台了很多经济刺激计划，这和中国2008年底和2009年初的任务是一样的。当然这其中存在贸易保护主义的隐忧。12月初，欧洲出台了一些针对中国的反倾销措施，这反映了在金融危机和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欧洲贸易保护主义已经在上升，对中国的反倾销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其实，贸易保护主义是中欧共同的敌人，双方应该避免贸易战和贸易保护主义。前段时间召开的20国集团会议没有涉及贸易保护主义议题是个遗憾，明年4月份在英国将要举行应对金融危机的第二次20国集团会议，其中非常重要的内容可能会提到贸易保护问题。第二个方面是推动现有国际金融制度和体系的改革。金融危机为中欧在这方面的合作提供了个契机。冷战结束后全球化的迅速发展以及新型经济体的崛起使得过去的国际金融制度和体系越来越过时，尤其是在金融危机发生后体现的非常明显。金融危机表明，八国集团实际上已经走到了尽头，它的作用可能会被20国集团取代。虽然这个结论有待观察，但八国集团确实引来很大的争议。二战后建立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这两个机构是由美国以及欧洲控制和主导的，比如，世界银行的行长一般是美国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总裁则是欧洲人，这是二战后的惯例。现在看来，国际货币经济组织和世界银行都没有独自解决金融危机的能力，八国集团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实际上，在推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方面，欧洲的态度比美国要积极。美国不愿意放权，不愿意把既得利益拿出来。但欧洲人已经意识到，这个体制中美国的话语权太大；而且，他们认为仅仅依靠欧洲加美国，也就是所谓的“西方”，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法国总统萨科齐提出一个说法叫“相对大国论”，就是说这个世界没有一个绝对能控制国际格局的单一力量。这其实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了西方力量在相对下降，新型经济体作用在不断上升。所以，与美国相比，欧洲更愿意把新型经济体纳入未来的国际金融体系中，增加他们的话语权。在这方面，中国也认识到现有国际金融体系有不合理的地方，应该推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

所以，中欧在拉动双方的经济增长和推动现有国际体系金融体系改革这两方面有共同利益，双方应该展开积极的合作。

第二篇：浅析当前形势下中欧关系的现状和前景

武汉理工大学《形势与政策》课论文

当前形势下中欧关系的现状和前景

化学工程学院制药0902班熊志华 【摘要】

随着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确立，中欧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期，意义深远重大。在中国-欧盟关系现状中，无论在经济、政治还是外交领域，都还存在着一些分歧和矛盾。通过对中欧现状原因的分析，对当前形势下的中欧关系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才能更好地把握中欧关系未来的走向。如何使中欧关系具有更多、更强、更高的对称性与互补性，乃是双方应共同致力善处的课题。只要双方共同努力，中欧关系的前景依然很乐观。【关键词】中欧关系 现状 原因分析 前景

一、中欧关系现状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欧经贸关系进入“历史最好时期”。这不仅表现在中欧经贸规模的不断扩大和质量的日益提高，而且还得到了强有力的政治支持与法律保障。但中欧在经济、政治及外交等领域存在矛盾和分歧，中欧双方需共同努力来彼此间解决存在的问题。

（一）经济现状

中欧经贸关系相互依赖程度高 互补性强，但近来摩擦不断。今年中欧贸易额每年以30%~40%的速度增长，2006年欧盟已稳居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的位置，中国也保持着欧盟第二大贸易伙伴的地位。中欧双方经贸合作更趋务实和富于选择性，贸易关系日渐成熟。但双方源于经济体制和结构所致得贸易争端和冲突也呈上升趋势，首当其冲的是贸易逆差 贸易纠纷合人民币汇率问题，及欧盟对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国家地位的承认问题。

（二）政治现状

经历了冷战和对华经济制裁**，中欧双方的政治互信得到了显著增强。双边对话和沟通日渐机制化 固定化，中欧高层频繁互访，欧盟主流政见坚持一个中国立场，欧盟成员国领导人相继在重要场合呼吁尽快解除对华军售禁令，都为双方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奠定里良好的基础；但由于认知差异和遗留的意识形态分野，及欧美跨大西洋特殊关系的影响，欧盟与中国的政治互信也存在不少障台湾问题 西藏问题 对华军售问题以及欧盟对中华民主 自由 人权方面的偏见等，都给中欧政治互信和友好往来带来了一些阴影。

武汉理工大学《形势与政策》课论文

（三）外交现状

近几年来，中欧之间的外交领域潜在的的矛盾逐渐增多。首先是非洲问题。非洲很多国家曾是欧洲大国的殖民地，后者一直把非周刊做自己的“后花园”。近三四年来，中国大大加强了与非洲国家的交流，而这种互利双赢的合作被欧洲大国认为是“挖墙脚”。其次，欧洲一直以自己的政治制度 发展模式为豪。但近十年来，中国的发展模式对广大的发展中国家逐渐产生了广泛吸引力，欧盟认为这降低了欧洲模式的吸引力。在国际能源问题 环境保护问题 气候变化等问题上，欧盟也对中国不满增多，在多个场合强调“中国责任论”，要求中国承担更多的 甚至和中国国力不相符的国际责任。

二、原因分析

（一）直接原因

欧盟大国对华外交中的价值观转变（包括新领导人上台）。

欧盟对华外交有利益外交，也有价值观外交，欧盟总是在这两者之间寻求大致的平衡，过去欧盟更注重经贸问题和利益外交。但自2006年以来英德法新领导人上台后，价值观外交逐渐开始占上风，他们认为中国“不民主 不自由但是经济却取得了巨大成功”，刻意渲染与中国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分歧，借人权和宗教等问题向中国发难，在这些方面西方对中国的偏见可谓根深蒂固，难以消除。

（二）深层原因

1.经济因素：欧洲既看重同中国的经贸关系，又把中国当做主要的经济威胁。近几年中欧贸易关系的竞争性开始突出。表现为：中国产品的竞争力上升，对欧洲制造业造成一定挑战；欧洲舆论因此大肆炒作“中国经济威胁论”，形成了对中欧关系不利的大气候。而这是最重要的原因。

2.国际体系权力结构的变化引发欧盟对中国崛起的担心。进入21世纪后，国际体系权力结构正在发生重大变化。欧盟因为缓慢的经济发展和相对滞后的外交与安全合作而难以成为“全球性欧洲”（布朗语）；而持续快速上升的实力使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和国际地位迅速提升。中国的崛起使欧盟倍感压力，而消除这种压力的重要途径就是高举“价值观外交”的旗帜，以阻滞中国的崛起。

（三）外部原因

美国因素：欧洲调整了”拉中制美”战略。美国单边主义一度引起欧洲

武汉理工大学《形势与政策》课论文

极大的不安。欧洲的忧虑随着2003年布什政府发动伊拉克战争达到了极点。不是第二任期内，美国的政策有所调整，单边主义收敛，对传统盟友的重视程度增大，而欧洲方面随着德国和法规领导人相继更迭，对美国的政策也作了务实的调整。欧美紧张关系开始缓和。欧洲对与中 俄等大国一起牵制美国单边主义的需求程度下降。

三、中欧关系发展前景

从当下来看，中欧关系正在进入已一个矛盾多发期，但我们也不能据此就推断中欧关系会倒退或者陷入持续的困难。相反，正如温家宝总理在剑桥大学的演讲中讲的，中欧关系“基础坚实 前景光明”。尽管有种种矛盾，但中欧关系仍具有比较坚实的基础，中欧关系的顺利发展是中欧关系的主流。

（一）经济方面

中国实施走出去战略，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给欧洲一些国家造成了压力，但总的看来，中欧关系仍有深厚的经济基础。中欧经贸关系作为中欧关系的基石，虽然近年来波兰不定 摩擦增多，但总体是一种互补关系，双方合作也不断扩大。自2004年开始到现在，欧盟一直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2007年，欧盟取代美国，成为中国最大的出口市场。而中国对欧盟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也在不断增加。中国已成为欧盟27国除美国外的全球第二大出口市场。因此双方肯定会着眼大局，以经贸利益为重。

（二）外交方面

在应对全球新型挑战及热点为题等方面，中国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中欧相互借重和合作的需求日渐上升。欧洲是国际多边主义的大力倡导者和推动着。欧洲领导人意识到世界已进入“相对大国时代”（萨科齐语），唯有将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大国接纳在内，才能有效应对21世纪人类面临的危机和挑战。可以肯定，国际合作在中欧关系中的重要性将会越来越重要。

（三）政治方面

中欧之间不存在潜在的地缘政治冲突危险，中欧双方都希望对方地区保持和平与稳定。双方在世界观上也有很多相似之处，都支持建设一个多极世界，实行多边主义，遵守国际法和尊重联合国的权威。因此，中欧双方应更多的注重务实，减少以实行条和价值观方面的摩擦，求同存异。同时欧方应更多的尊重中方主权，再台湾藏问题上，减少甚至放弃对中方领土和主权的强行干涉，这将有助于双方建立互信合作关系。

武汉理工大学《形势与政策》课论文

四、结语

综合上述，中欧关系将继续在曲折中前进。我们要做的是尽量减少振荡源，避免中欧关系出现大的起伏。中国应坚持从战略高度发展对欧关系。中欧前面战略伙伴关系正在进行时，需要双方共同努力。由于经贸合作在在中欧关系中的重要性，我们应利用好新建立的高层经贸对话机制，千方百计减少贸易摩擦，努力使欧关系趋于稳定。

各国的对外政策最终都是由其本国的国家利益所决定的。中欧之间的利益吻合点或者说共同点远大于双方之间的分歧点。进一步发展中欧之间长期、稳定的友好合作关系，符合中欧双方根本利益，也有利于世界和平与稳定。只要双方坚持以大局为重，根据相互尊重、平等互利、求同存异、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中欧关系一定会克服前进道路上的困难，走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武汉理工大学《形势与政策》课论文

参考文献

[1]《欧关系的大趋势和小曲折》，冯仲平，现代国际研究院，2009年

[2]《对近期中欧关系困境的思考》，卢晨阳，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09年第2期 [3]《当前中欧关系评析》，喻峰，江南社会学院学报，2008年1月 [4]《当前中欧关系浅析》，赵怀普，外交评论，2008年10月

[5]《强大的中国与变化的中欧关系》，李永辉，现代国际关系，2007年12月 [6]《中国与欧盟的经贸关系：成就 特点与问题》，樊莹，外交评论，2008年4月 [7]《论中欧伙伴关系中的对称与不对称性》，周弘，欧洲研究，2004年2月 [8]《对近期中欧关系困境的思考》，卢晨阳，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09年第2期

第三篇：金融危机影响下劳动关系思考看法

自去年以来，国际金融危机席卷了全世界，对我国经济也产生了严重的影响，企业经营困难，中小企业倒闭，一些企业主和经济学界的人士把矛头对准了《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要求修改甚至废止《劳动合同法》的呼声越来越高。面对当前严峻复杂的国内外经济形势，如何处理当前的劳动关系问题，的确值得认真思考，提出可行的应对之策。

一、当前不必也不可修改《劳动合同法》

面对金融危机的威逼，自去年下半年始，特别是全国两会召开前后，不少企业界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已作了充分的准备，提出要废止或修改《劳动合同法》，同时在媒体上发起了攻势。各方面对《劳动合同法》的诟病，归纳起来无非以下几点：一是认为《劳动合同法》增加了企业负担，主要是最低工资标准、加班工资、解雇补贴、社会保险费用等。二是认为增加了劳动关系的刚性约束，企业不能随意解雇工人。三是《劳动合同法》以保护职工为立法宗旨，加强了法律对职工权益的保护，雇主感觉自己也成了弱势群众。因此，要求对《劳动合同法》进行修改以及暂缓执行部分条例，至少减轻执行力度，以帮助企业和劳动者共渡难关。

（一）《劳动合同法》不必修改。

首先，《劳动合同法》是否增加了企业负担，导致了大批企业倒闭？《劳动合同法》会增加企业的用人成本，这是支持和反对《劳动合同法》的人都承认的，只是对此有不同的解释。支持者认为增加的成本不太，且是企业应该负担的成本，有的不过是企业的违法成本。同时，当下大量的企业倒闭也不是实施《劳动合同法》的结果，而是国际金融危机的结果。从实际情况来看，若说一个企业因实施《劳动合同法》就倒闭了，只能说这个企业的经营管理本来就有问题了，没有《劳动合同法》它迟早也会倒闭。从现实的情况看，一些企业巨大的亏损并非实施《劳动合同法》导致的，而是由其产品结构、生产技术、市场状况决定的。

其次，《劳动合同法》是否增加了劳动关系的刚性约束，使得企业不能随意解雇工人。自《劳动合同法》实施以来，一些地方的劳动争议增加，也只不过是对过去企业违法行为的纠错反应，并非《劳动合同法》引发了劳资争议。如果要说《劳动合同法》对企业要求严，只不过是对过去而言，对无法可依或有法不依而言。若以此原因提出来要修改《劳动合同法》，缺乏足够的理由。如果对自己不利的法律就要求暂缓执行，对自己不利的法律就要求修改，我们何谈法治社会，何谈公平正义，何谈合作共赢。就这一点而言，《劳动合同法》对劳动关系的约束，本来就没有错。

最后，《劳动合同法》是否只保护劳动者利益，企业反而成了弱势方。如果企业雇主认识到了《劳动合同法》是保护劳动者利益，还真是一个进步。保护劳动者利益的，是《劳动合同法》的立法宗旨，也是劳动合同立法的本质所在。如果说《劳动合同法》要同时保护劳动者和企业的利益，那就不合法理了。自有社会立法和劳动立法以来，劳动立法就是为了纠正劳资关系中劳弱资强的状况而存在的，若不如此，就不叫劳动立法了。更何况，劳动合同立法同时也是规范劳动关系双方权利义务的法律，对用人一方的利益也给予了足够的保护。这在我国的《劳动合同法》及其实施条例中有充分的体现。企业的利益，有各种投资法、民商法、物权法所保障，其法律体系之完备，执行力度之大，是《劳动合同法》所不及的。若要把《劳动合同法》修改成《劳资两利法》，不是不可，但实际情况可能只会利资而不会利劳，最终结果是劳资两不利，两败俱伤。就此而言，现在修改《劳动合同法》也是不合适的。

（二）《劳动合同法》不可修改。

《劳动合同法》不可修改是基于没有可能性。法律不是不可修改或废止，但一要看其是否有必要；二是要看时期是否成熟。从现实情况看，目前要修改《劳动合同法》等相关的法律规定，绝非易事。首先，无论是《劳动法》还是《劳动合同法》，我们且不论立法是否超前、规定是否合理，但一般而言，法律一经制定，如果没有严重、明显的缺陷，总不是可以朝令夕改的。其次，《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的制定，不是一朝一夕之功，而是经过长期的准备、充分的酝酿、广泛征求意见，是各种力量相互博弈的结果。若某种社会势力要在短时间内人为地打破这种平衡，当事的各方能否接受，值得考量。其三，劳动法律是调整劳动关系的法律，涉及到劳资双方的利益，难得做到劳资双方都绝对满意。从劳动立法史和立法宗旨来看，劳动立法本来就应更多地考虑劳动者的利益。若法律一经实施，资方不满意就提出来修改法律，一是法律的严肃性会扫地而尽；二是受到损害的另一方也会奋起反击。说到底，这可能是一个冤冤相报、两败俱伤的过程和结果。其四，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不光是企业受到冲击，经营困难，劳动者在本来就是弱势群体的基础上，又雪上加霜，经受的压力更大。如果轻

易修改《劳动法》、《劳动合同法》使之更有利于企业，劳动者的境遇将会更差，其后果又会怎样，我们不难设想。最后，在现今的条件和形势下，修改《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是不合时宜的。因为我国的《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对劳动标准和劳动关系的相关规定，从总体上讲并没有超出客观条件的要求和国际上的一般水准。社会上盛传的劳动标准过高、劳动关系刚

性化只是相对于过去的低标准而言的。现在正处于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下，大量农民工失业返乡，就业困难。若此时修改这些法律，放松政府对劳动关系的管理，必定会引起更大一波的解雇风潮，社会稳定问题将成大患。更不妥的是，提出修改要求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大多是企业界的人士或与企业界联系密切的人士，会增加劳动者的被剥夺感，引起社会阶层之间的对立情绪。

二、集体协商是解决目前劳动法律困境的出路

两会期间，有关方面负责人已明确表示，全国人大不会修改《劳动合同法》，并对《劳动合同法》实施以来所取得的成就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劳动合同法》实施以来经受了实践的考验，法律本身不会因金融危机而修改。虽然有金融危机影响，因为有了《劳动合同法》这样的法律保障，我们的劳动关系基本上还是稳定有序的，应该说这部法律经受住了实践的检验，是经得住时间的检验的。从此可以看出，至少有三点是明确的：一是当前企业遇到的危机不是实施《劳动合同法》的结果；二是当前全国人大没有因金融危机的影响而有修改《劳动合同法》的打算；三是金融危机形势下实施《劳动合同法》的具体问题可以通过落实《<劳动合同法)的实施条例》等办法来解决。

至于《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存在的瑕疵，我们还是有补救的办法，以走出当下贯彻落实法律中的困境。

（一）集体协商是一个灵活实用的方法。

不管是《劳动法》还是《劳动合同法》，都有劳动关系双方集体协商谈判、签订集体合同的规定。劳资协商谈判正是国际上通行的处理劳资矛盾的基本方法。在不违反《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基本原则和基本精神的前提下，对《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实施中的具体问题，可以通过劳资双方协商谈判来解决，这要比动不动就来修改法律要好得多，也符合市场条件下的劳动关系双方协商自愿原则。

当前的经济形势的确对企业的经营和发展造成了较大的影响，不少企业遇到了比较严重的困难，需要在劳动关系上作一些调整，如企业遭遇到了资金困难，会对职工的工资发放、有关经济补偿金的支付产生一定影响等等。但这些问题并非一定要通过修改劳动法律才能解决。可以在法律精神的指导下，在法律的框架范围内，通过劳资双方协商谈判去解决。只要是劳动关系双方根据各自真实的意愿达成有关协议的，有关方面就可以认可。

（二）“共同约定行动”是一种有效可行的方式。

在不修改法律的前提下，为共同应对当前的危机，对于部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提出的要在《劳动合同法》增加“艰难时期条款”，我倒认为是一个值得探讨的办法。不过，“艰难时期条款”并不必写进《劳动合同法》。据我所知，所谓“艰难时期条款”是德国上世纪90年代后期劳资关系妥协的结果，并非国家立法的结果。如前所述，只要符合劳动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当前各种劳动关系问题都可以通过集体协商谈判、签订集体劳动契约来解决，我国的劳动法律法规也留有这样的空间。最近全国总工会在企业推动“共同约定行动”，是一个劳资双方共同努力应对金融危机的积极举措和有益尝试，是一种很好的形式。在今天我们面对国际金融危机影响的大局下，如果劳资双方能够真正坐在一起平等协商谈判，采取共同约定行动，那确是一件好事，对推动我国协调劳动关系的制度创新，加强劳资合作，其意义不会亚于一部法律的诞生，更胜于修改一部法律。

（三）各方面共同努力是具体实施的关键。

在特殊时期发挥劳动关系双方集体协商和集体协议的特殊作用，关键的问题是需要各方的共同努力。过去很多企业不把职工代表或者工会当回事，从来不把他们当作平等的协商谈判主体。工会方面也往往知难而退，不去碰这个钉子。那么，在面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局面下，两者应该可以合作谋大局。企业与其去谋求修改法律，还不如自己救自己，放下架子，与职工、与工会去协商谈判解决企业面临的问题。这可能才是正确的选择，不要总希望通过剥夺别人的权利来壮大自己。只要企业真心对待职工，讲清道理，明辨事理，职工就会支持企业、与企业共渡难关，共克时艰。职工也要有这个大局意识，理性计算得失，关心企业的生存与发展。工会在这个过程中应发挥积极的作用，要把它真正抓好、抓实，不要成了形式主义的东西，或者是失去了工会和职工的立场。作为国家立法部门和政府来讲，不用天天受各种利益左右去考虑修改法律，但可以为劳资双方协商谈判解决问题创造一些必要的条件，如授权在特殊时期对劳资双方协商结果的认可等等。

（四）企业应对金融危机不能只盯着《劳动合同法》。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一些企业经营困难，从一开始就把原因完全算到实施《劳动合同法》的头上，有失偏颇。企业不应该把救企业的希望都寄托在修改《劳动合同法》上。从宏观层面来看，国家可以通过调整税收政策给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以支持；可以通过给企业以工资补贴的形式降低企业的用工成本，这是不少国家应对金融危机都已采取的措施；可以通过加大劳动就业投入，鼓励企业减少裁员，留厂开展职业技能培训；还可以通过财政支持，引导企业调整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走出困境。从微观层面来看，企业可以在加强管理、节约成本、技术进步、改革创新、调整结构、调动职工积极性等方面下功夫，想办法，提高企业经济效益。总之，这些方法应该比修改《劳动合同法》来得更实在、更有效、更快捷。

三、越是困难时期越要选择正确的劳动关系政策

《劳动合同法》的实施，对企业的用工无疑是一种制约，不管有没有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一些企业都会有抵触情绪。企业和相关人士在金融危机下要求修改《劳动合同法》，只不过是表象。这其中暗含了强资本弱劳动的逻辑，真正的意图是要以此来改变我国劳动关系政策和社会立法的走向。

(一)必须选择适合中国国情的劳动关系政策。

一个社会选择什么样的劳动关系政策，就会形成什么性质的劳动关系，最后也会产生什么样的社会后果。比如是冲突，还是合作。改革开放30年来，我们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然而，我们也无法回避市场经济中的劳动关系问题。长期以来，资本受到偏爱和追捧，在劳资关系中越来越呈现出强势地位；相比之下，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维护，劳资争议激剧上升，集体争议事件逐年增长，这已是有目共睹的不争事实。与此同时，一方面是工会的维权尚难以满足劳动者的广泛需求；另一方面，劳动者要求维权的呼声越来越高，有的甚至采取各种极端的方式来争取自己的权利。我国的劳动关系已到了一个集中爆发的阶段。面对这样一种局势，我们是“堵”还是“疏”，是“压”还是“抚”，都面临着选择。

马克思曾经说过，人们所奋斗的一切，都与他们的利益有关。如果社会缺乏基本的公平公正，劳动者利益得不到起码的尊重和维护，劳动关系和社会就不会稳定。改革开放以来，从90年代的国有企业职工失业、下岗分流，到本世纪初以来越来越严重的农民工问题，再到当前金融危机影响下的职工权益保障，我国的劳资纠纷数量迅速攀升，规模不断扩大，性质更为复杂，劳动关系明显呈激化之势，劳动关系问题已越来越成为我国社会发展中无法绕过去的坎。如果我们对此没有清醒的认识，就会重蹈西方国家经历激烈的劳资冲突而不断引发社会对抗的覆辙。在全力以赴应对当前国际金融危机影响的局势下，对有关人士提出的降低劳工标准的建议，我们必须谨慎对待，切不可轻率实施。在中国，必须走合作和谐的劳动关系发展道路。

(二)加强劳动关系合作才能建立信任、提振信心。

温家宝总理在两会期间说，要通过暖人心来暖经济，信心比黄金更重要。面对危机和困难，采取何种应对的措施，各方面的人都有不同的考量。一部分企业主动承担起社会责任，承诺不减员、不拖欠职工工资，依靠员工共渡难关，赢得了社会普遍的赞誉。但同时，一些人也开出了取消最低工资标准、取消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暂停带薪休假等降低劳工标准的救世药方。这些建议大多是以要求劳动者放弃相应的法定权利作为代价的。事实上，在当前严峻的经济形势下，降低劳工标准可能使部分企业获得一时之利，但从长远和社会角度看，只能是得不偿失。首先，会进一步降低城乡居民收入，减少社会消费，进而在就业、收入、消费、生产上形成恶性循环，削弱劳动者对经济发展的信心。其次，会进一步加剧和激化各种社会矛盾，引发和扩大社会冲突，减弱劳动者对政府和社会的信任。

上个世纪30年代美国处理劳工关系的做法和经验能给我们一些启迪或是启示。1933年3月4日，罗斯福在全球经济危机中当上美国总统后开始实施“新政”。“新政”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调整劳工政策。随着《全国工业复兴法》的出台，与此相配套的涉及工会、劳工保护、最高工时和最低工资标准、职业介绍、团体契约等一系列调整劳工关系的法规也逐一出台。同时，还成立了国家劳工关系委员会，作为调整劳工关系的协调机构。1935年又制定了美国历史上著名的包括社会保险、公共救助、儿童福利等内容的《社会安全法案》和《国家劳工关系法》。前者是美国联邦政府第一次实施的全国性社会保障立法，后者则是美国劳工立法的基本法律之一。到1938年，又先后制定了《工资法》、《加班法》、《公平劳动基准法》等维护劳工权益的一系列法律。这一系列劳工立法，促进了劳工关系的稳定，加深了劳资双方的互信，加强了社会各阶层之间的谅解与合作。其在当时美国经济萧条情况下给民众带来的信心，在社会不同群体中所创造的信任，对扭转危局所起的作用，是有目共睹的。因此，在当前的金融危机局势下，我们一是要靠信任，加强企业、职工和政府间的团结与合作；二是要靠信心，充分凝聚、调动和发挥好各方面的积极性。只有有了信任和信心，我们才有可能直面危机和挑战，这是战胜困难的前提。

（三）战胜金融危机还要靠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

中国企业最主要的问题就是企业和员工之间缺乏必要的、有效的、长期的信任，企业只是把劳动者当作企业外部的因素，而不是企业利益共同体的有机组成部分，所以企业与员工之间缺乏信任，劳动者对企业也没有信心。企业与员工的关系处于这种状态下，既便是正常情况下企业都难以搞好，更何况要面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如果企业和劳动者之间有了足够的信任，企业即便因经营困难真的要减薪、裁员，劳动者也会理解、支持。那些因减薪、裁员闹出群体性事件或重大社会事件的企业，无不是管理不规范，对劳动者使用欺诈、打压等手段的企业。

就我国当前市场经济发展的情况看，劳动力是一种相对过剩的资源，但从长远看，劳动者的劳动积极性无疑是一种稀缺资源，将直接影响企业的经营成果和健康发展。当企业中劳动者的积极性高的时候，劳动者的行为会促进企业效益的增长，反之，则引起企业效益的下降。现代企业是一个法人实体，一旦获得永续的法律生命，就只能在利益相关者的诸多目标之间不断调和，以追求自身的生存与发展。企业无非是股东、债权人、经理人员及雇员等利益相关者的共同体。企业要渡过当前的国际金融危机，需要企业内外部各种因素的共同努力，这其中，员工是决定性的因素之一，只有企业的员工，包括其中的主体——劳动者的劳动才是活的东西，才能真正承担所谓的责任。在企业处在危机的时刻，员工并非只是企业的负担，同时也是企业的资源，是战胜危机的力量。企业的普通员工在企业遇到困难之时，至少可发挥三个方面的积极作用。第一，能理解企业的处境和困难，积极支持企业采取措施应对危机；第二，会更加努力地工作，为企业多作贡献，多出效益；第三，会为企业利益着想，节约成本，降低消耗，革新技术，提高企业竞争力。但是，这些积极作用发挥的前提条件仍然且必须是，企业对员工要有足够的信任，这样员工才会对企业有足够的信心。

第四篇：金融危机下的

金融危机下的中国的经济形势

中国由于金融实行分业经营,资本与金融帐户受到管制,开放程度较低,因此金融危机在中国的传播速度远不如在西方国家的传播速度快,但从经济联系的角度看,金融危机仍然可以通过经常帐户传染到我国,并对我国的实体经济产生影响。这些影响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1.经济增速放缓。全球金融危机导致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不确定性因素增加,有些已经转化为明显的不利因素。GDP连续6个季度出现回落，因此经济下行的压力仍然非常大,形势仍然非常严峻。

2.对外贸易大幅下降。长久以来,出口一直是我国经济增长的强劲动力,在目前对外贸易下降而内需的替代作用还没有完全展开的情形下,势必导致我国经济的增速放缓,企业经营面临困境。例如在广东、浙江等对外依存度较高的省份,许多中小企业停产、歇业,一些大企业也出现较大亏损。.3.就业形势严峻。经济增速的放缓势必影响就业。一方面是城镇新增就业减少，全国城镇新增就业人员162万人,比去年同期减少21万人;另一方面是大学生就业困难,2008年年底有100万大学毕业生没有就业,而2009年又将有592万大学生毕业。

4.出现通货紧缩的风险。据4月9日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 CPI和PPI同比增速连续第二个月双双为负。经济学家们普遍认为,代表居民生活成本和企业原材料成本的CPI和PPI数据持续为负,应被视作是宏观经济陷入通货紧缩的重要征兆。

从以上对欧美国家以及中国的经济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全球正遭遇一场寒冬:投资锐减、股市低迷、失业率上升等等。要有效遏制金融危机、刺激经济增长就需要各国彼此合作,共同努力。

中国的泡沫

目前房价及股指呈现虚假高昂，是被金融炒家“炒”起来的。虚拟经济指数的高涨，绝对不是经济繁荣的标志，恰恰是由于实体经济——产业经济的不景气所造成。高房价以及股市高指数背后其实都映现着金融炒作： 目前新建房空置率极高，有数字据说高达一半以上。其实，所谓亿万“地王”的出现正是经济泡沫化的表征之一。因为某些上市企业从股市圈到的巨额资金，除了炒地皮和囤积土地保值升值以外，已找不到更好的投资盈利项目。当今中国股市纯粹是内外大庄家的提款机。股指高昂背后映现实体经济、产业经济的高度不景气，银行及企业均有大量闲置资金通过庄家进入股市圈钱博弈。中国股市没有退市机制，再烂而不盈利的产业和股票，只要有大户坐庄，照样可以圈到钱。

2.基本生产资料要素以及消费物价，近年以来节节攀高。

一些中国经济学人也跟着美国人大谈特谈人民币币值低估的问题。殊不知，洋鬼所谓人民币币值被低估这种说法的实质是：以外币为单位以及国外物价为参照下，中国的货币单位（所谓购买力平价）以及物价普遍被低估了。

换句话说，从外国人眼中看，中国现在不仅币值太低，而且是物价太低了，二者应当同步高涨上去（实际二者也具有必然的联动关系）。这些盲目跟着洋人喊的国内经济学人，一面在高叫国内发生“通货膨胀”，一面又在鼓吹人民币应尽快升值，也就是说让被人民币估值的全部中国物价对国外货币同步高幅度升值——这些天真的中国经济学人知道自己究竟在说什么吗？中国经济泡沫迄今维持不破的根本原因，是由于中国经济体系仍呈半封闭态，人民币不能自由兑换，物价与国际不接轨，多种经济要素不能自由流动。否则，金融风暴随时将在一瞬间，由于国际金融动荡而突发传递到中国。

人民币升值

长远看，汇率上升有利于中国经济更加均衡发展。今年政策的重头戏是要“调结构”，一年多前，美国经济衰退之所以对中国产生这么大的影响，就是因为我国的外向型经济的增长模式。2007年我国GDP增速中出口带动部分达2%—3%(从GDP恒等式来看，尚未考虑出口的乘数效应)，到2009年就变成-3.9%，落差如此之大使得我国经济非常受制于外部环境的变化，根本原因就是对出口的依赖过高。因此需要通过一些手段降低对外需的依赖，人民币升值也是实现这种转变的重要方式。此外，正是2005年以来人民币兑美元20%多的升值，促使许多企业从沿海地区逐渐转移到内陆地区，带动了内陆地区的经济发展，现在内陆地区出现追赶沿海的现象，解决了返乡民工的就业问题。同时，内陆地区的边际消费倾向比较高，因此内陆地区或者说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速度增快，有利于提振我国整体的消费增长。同时这几年当中，我国出口产品结构出现了很大变化，较低端的消费杂项产品，包括鞋子衣服占比明显下降，而较高端的像电子设备、运输设备这类高附加值的产品出口增长速度明显加快，占比也明显提高。这也显示包括人民币汇率升值在内的政策促使我们出口结构的升级速度加快。

经济泡沫可能破裂中国的几个支柱性产业，轻工制造业的出口、汽车业、房地产业。可以说这是拉动中国经济的三驾马车。如果人民币升值，首先受到影响的便是制造业。当制造业疲软和低迷时，其相关的其他产业彩票厥艿搅跋欤耸钡氖б德时厝簧仙鞘形薹ㄕ业焦ぷ鳎

罅康呐┟窆ぞ突岱迪绱祷虼邮缕渌墓ぷ鳎隹谑找娴募跎倩岽蟠蟮亟档凸液偷胤降乃笆眨佣跋煺府的投资和相应的社会福利。

当然有很多人都在喊加大内需，但内需的拉升对于目前的中国来讲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情。首先，高昂的房价和教育支出占据了普通家庭的绝大部分收入，人们用于其他方面的开支势必减少。其次，社会分配机制的不公平化，那些消费能力巨大的中等收入的人群和企业承担了社会绝大部分税收，这无形中缩小了社会中低层次的消费能力。

内需没有一个强劲的拉升，人民币一旦升值，出口就会受到严重的影响，尤其是不具有知识产权和品牌的低端制造业就会受到严重的影响。长期以来依赖的出口一旦减少，而内需又无法消化出口的剩余，大量的企业就会遭遇财务危机，从而停止经营。随之而来的就是失业率的增加，随着失业率的攀升，“啃老一族”的后继收入会受到严重的影响，房屋的贷款将会成为部分人群的巨大负担，当这种失业再次蔓延的时候，违约还款的事件就会逐渐增加，这就是美国的房贷危机。

再看房价，对于中国经济现状来说，房地产泡沫非常严重，通货膨胀形势正日趋严峻。理论上，人民币升值对遏制通货膨胀是有好处的。但是人民币升值无疑会加剧开发商和投机者炒房进一步推高房价，酿造更大的房地产泡沫。同时，房地产泡沫和投机活动将进一步加剧社会财富分化，普通人财富被房地产商和银行、投机者掠夺。

只有在解决了房地产泡沫的前提下，人民币升值才是安全的。否则，人民币升值可能加剧房地产泡沫扩大，一旦中国房地产泡沫破裂，经济陷入困境，对美国和世界其他国家都是灾难。

城市居民资产会缩水中国很多城市居民只知道人民币升值，出口市场将会受到影响，却不知道，热钱流进中国会给中国老百姓带来的灾难性影响。热钱流入，一是推高资产泡沫，和当年日本广场协议后，日元升值一样，人民币升值对整体中国股市的影响将取决于升值的速度。如果升值是在数月或数年里逐步进行的，那可能会吸引大量投机性“热钱”流入中国，推高国内资产价格，包括股价和房价。相比之下，突然和一次性升值，可能会被视为中国央行紧缩货币政策的进一步证据，从而冷却国内的股价和房价。

二是输入通货膨胀，导致人民币在国内的大幅贬值。出口受到影响，社会就业出现问题，社会购买力的困窘直接影响中国的内需。城市居民应妥善安排个人财富，配置良好资产。重要的是，要打通中国中小投资人进入国际资本市场的通道。

开头

国的经济发展在全球化的背景下面临着许多新的形势，中国的经济发展也面临着许多新的冲击和挑战，在应对这些挑战和冲击的面前，中国的经济从总体上说，依然保持了相当好的一

个增长势头，尽管从去年下半年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出现了放慢的趋势，今年以来，我们的经济增长速度从一季度、二季度到三季度，增长有所下滑，比如一季度，我们的经济增长10.6%，二季度，我们的经济增长是10.1%，三季度，我们的经济增长是9%，从这个发展趋势来看，中国的经济跟全球经济增长一样都在放慢，但是，在全球经济明显放慢的情况下，中国经济平均或者累计依然保持了接近10%的增长速度，是非常不容易的。

第一个层面，在货币政策方面，前面一段时间已屡次调低利率，表明货币调控的方向已由原来的从紧，变为现在的适当松动。我们仍要高度关注物价变化，继续努力防控通货膨胀，但是有必要适当地松动总量控制，这方面货币政策应该继续发挥其重要作用，财政政策应积极予以配合，适度实施扩张。

第二个层面，从财政政策的侧重点看，当前应在原来稳健框架之下优化结构的着力点上，进一步提高政策的针对性和力度。这样可以更好地发挥增加有效供给的作用，从综合支撑效应上优化经济运行现状，避免“硬着陆”，并有助于增加企业层面的效益水平和增强总体经济的发展后劲。具体看来，从2008 年开始，财政已带动其他资金陆续投入灾后重建，几年内将有万亿元规模的基础设施等投资，并已在近期作出了提高出口退税率的举措以阻止或减轻出口企业的颓势，同时在涉及基本民生的各项事业中继续积极投入，为社会成员消解“后顾之忧”，改善心理预期，增加消费方面的有效需求。比如，在保障和提高企业退休人员待遇、提高城乡低保对象等低收入群众基本生活水平的同时，国家将进一步完善有关政策措施，加大在资助困难学生、优抚救济、住房保障、房地产业发展等多个方面的政策支持力度。这些财政政策对于扩大内需将起到积极的作用。

具体考虑优化财政支出结构，第一，要把“三农”问题摆在重中之重，进一步投入财政可用资金支持新农村建设的基础设施，支持和农业产业化有关的项目和基础设施建设，并适当加大农业生产方面的直补力度。第二，财政要把优化结构的支出重点放在贯彻国家区域战略方面，支持西部大开发、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振兴、中部崛起、天津滨海新区建设，推进城乡统筹区域协调发展事项的落实。第三，在民众所关心的一系列基本民生方面，财政要通过支出安排加以提升，进而增强民众的信心和满意度。这包括：对基础教育的支持，如从2007

年开始实行从农村到城市的九年义务教育全免费；在医疗基本保障方面，把可用的资金用于支持基本医疗保障体系的建立；基本住房保障方面，经过这几年的摸索，我们政策的着力点已经有进步，把原来比较模糊的经济适用房概念淡化，而明确地把财政资金重点放在廉租房建设上。此外，还包括政策对生态环境保护和人居环境建设的支持。第四，财政应加大对科技创新的支持，这也体现为一个战略性的选择，我国要转变发展方式，必须在这方面紧抓不放，积极贯彻国家中长期科技规划，包括支持十多个科技重大专项的实施，走创新型国家之路。

第三个层面，应该适当考虑结构性的税收调整。前不久，配合着货币政策的动作，利息税已暂停征收。另外，很有希望的是，随着整个经济热度上升问题不再成为一个压力，我们有机会把增值税转型推到全国，而不再限于东北地区和中部的二十几个工业城市。在优化企业所得税制方面，应该抓紧细化实施细则，有所区别地对节能降耗减排等方面的经济行为和研发活动，给予所得税优惠的支持。还应该看到，我们将有更好的机会推出资源税的较大调整，虽然看起来这是对初级资源产品增加税负而会抬高其产品价格的举措，但是对于发展方式转变和引导各类主体更珍惜地使用资源，更积极地开发节约使用资源的工艺、技术和项目，是一项必须要做的重要税制改革。

第五篇：中俄,中日,中欧,关系论文三合一

中俄关系

俄罗斯总统普京于7月17日至19日对中国进行其担任俄罗斯总统后的首次国事访问，并与中国国家主席******在北京共同签署了《中俄北京宣言》和《关于反导问题的联合声明》，同时双方准备就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着手进行谈判。期间，普京明确提到，两国关系现有的坚实基础来自俄罗斯首任总统叶利钦和******主席的不懈努力。而他这次访华的目的“就是要巩固两国间业已存在的友好合作关系，制定发展两国关系的长远目标。俄决心与中国发展全方位、多层次、高水平的关系，这不仅符合两国人民的利益，也将有助于世界的和平与稳定。”要“不断努力，将两国关系提高到新水平”。1这一切都意味着普京任内的俄罗斯将在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基础上继续发展两国关系这一既定的长远目标，表现出俄罗斯在新世纪中对中俄关系政策上的连续性。而这一系列事件也使得世人的目光再次聚焦中俄这两个因其相互关系发展变化而决定着欧亚大陆地缘政治和地域战略状况的变化，甚至带动整个国际关系的分化和改组的欧亚大陆中最大的邻邦。人们不禁要问，中俄两国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要在21世纪继续加强两国之间的关系？中俄两国之间的伙伴关系是建立在什么样的基础之上的？中俄两国之间的关系在21世纪究竟又会怎样发展呢？本文拟从中俄两国现有关系的政治基础、两国经济发展现状和未来的发展战略以及两国在国际社会中所处的地位和各自安全环境等几个角度对21世纪中俄关系的发展作简要的分析。

一、中俄两国具有较好的合作历史、两国关系在新世纪的发展具有牢固的政治和法律基础

1991年12月，中俄两国在原中苏友好关系的基础上正式建立了两国之间的外交关系。随着俄罗斯总统叶利钦于1992年12月17日至19日的首次访华，中俄两国以两国元首和政府首脑签署联合声明、联合公报以及一系列重要的协议文件等条约法律形式奠定了两国关系的基础和基本准则，即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及其它公认的国际法准则处理发展两国之间的关系。如在******主席与叶利钦总统共同签署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相互关系基础的声明》中明确指出的：“中俄相互视为友好国家。他们将按照联合国宪章，本着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等原则及其它公认的国际法准则，发展睦邻友好和互利合作关系”；“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不应妨碍国家关系的正常发展”；“双方不参加任何针对对方的军事政治同盟；不同第三国缔结任何损害另外一方国家主权和安全利益的条约或协定”；“俄罗斯不同台湾建立官方关系和进行官方往来”等等。2

1994年9月2日至6日，******主席访问俄罗斯并与叶利钦总统签署《中俄联合声明》、《中俄两国首脑关于不将本国核武器瞄准对方的联合声明》以及中俄西段边界协议等重要文件则把中俄关系推向了“新型的建设性伙伴关系”3。这次最高级会晤，使得两国相互信任得到增强，两国关系在各个领域的合作得到推进。此后，两国高层交往频繁，政治关系日益密切；经贸合作务实进取，不断探索新路子；两军互访增多，军技合作坚强；外交合作领域拓宽，对许多国际问题达成共识。其中尤为引人注目的是阻碍中俄关系发展的4000多公里长的边界问题绝大部分得到解决，中俄关系出现了全面发展的良好势头。

1996年，“中俄关系步入全面、深入发展的新阶段”4。1996年4月25，中俄两国首脑在京签署的《中俄联合声明》宣布，双方“决心发展平等信任的，面向二十一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双方同意保持各个级别、各种渠道的经常对话……决定对此在北京和莫斯科建立中俄政府间的热线电话联系”5。年底，中俄两国又达成了包括决定建立中俄总理定期会晤机制在内的双边关系和国防问题等广泛的战略共识和重要协议，这样，中俄两国在从“相互视为友好国家”到“建设性伙伴关系”，再到“战略性协作伙伴关系”的发展过程中，双方关系日益密切，开创了中俄两国高层领导会晤制度化的先河，并使之成为有效机制。如中俄两国元首和政府首脑自1997年起年年举行会晤，并使一年一度的会晤机制化便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迄今为止，如果包括普京总统这次访问在内，中俄两国元首举行了八次最高级会晤，两国总理进行了四次定期会晤。中俄两国元首和政府首脑经会晤又先后签署了《中俄关于世界多极化和建立国际新秩序的联合声明》、《中俄联合声明》、《世纪之交的中俄关系》等联合公报和联合声明，总共签署的联合声明和联合公报超过10以上，两国关系发展的原则和方向得到了确定，并解决了诸如两国边界堪定，边境裁军等双边关系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经过多年磋商，在2000年到来之前，俄中边界得到了法律上的确定，且98%以上已得到标定。”6边界问题的解决为中俄发展长期和稳定的睦邻友好、互利合作关系奠定了可靠的基础。而各项包括“各国人民自由选择国内发展道路的权利应得到尊重，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不应妨碍国家关系的正常发展”，“应以和平方法解决两国间的一切争端”，“不谋求霸权，也无意扩张”，“不对抗，不结盟”的原则在内的联合声明和联合公报的签署，使得中俄两国在政治上和法律上奠定了发展的基础。正如******主席在会见普京时所说的：“中俄建立和发展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是两国正确的历史选择，是两国战略利益的需要，也是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的需要，有利于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深化睦邻友好，加强战略协作是我们对俄关系的既定方针。”7我们有理由相信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里，中俄关系将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发展。

二、中俄两国的经济发展现状及其发展战略目标的实现需要拥有和平、稳定的国际及周边环境，中俄两国作为两大邻邦，为促进各自的经济发展，更需要两国加强合作与交流、受命于危难之机的普京所面临的国内经济现状是经济结构严重畸形，投资严重不足，且每年须偿还大量巨额外债，“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在90年代几乎下降了50%”。针对这个现象，他在《千年之交的俄罗斯》这一纲领性文章中明确指出：“俄罗斯在政治和社会经济动荡、剧变和激进改革中已经精疲力竭”；“……俄罗斯近200-300年来首次真正面临沦为世界二流国家，抑或三流的危险。”并认为，“目前这种困难的经济和社会状况在很大程度上是苏联式经济造成的后果，”“这些年来的改革导致了俄罗斯经济和社会领域积累了大量的棘手问题。”8 基于这样一种现状，普京在就任代总统期间，成立了由200多名经济专家组成的“战略发展中心”，着手制定俄罗斯经济中长期发展规划，并提出“强国富民”的竞选纲领。当选俄罗斯第三届总统以后，普京依然认为俄罗斯的当务之急在于振兴经济，并陆续提出了一些治国方略，探索强国之路。譬如适度加强对经济的宏观调空，强调国家在经济活动中的协调作用；改革社会保障制度，逐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以高科技拉动经济增长，并使其成为经济增长的战略支柱；整顿金融和税收体制，改善投资环境等等。7月8日，普京在其首次发表的国情咨文中，较为全面地阐述了俄罗斯政治经济改革的原则和措施。其中，他尤其强调只有建立强大的国家，才能振兴经济，主张建立有竞争力的自由经济；在外交方面，突出强调国内利益，强调国内利益高于国外目标，外交要为国家的经济发展服务。要求俄罗斯同世界所有国家发展伙伴、互利、非对抗关系，以求得一个和平稳定的国际与周边环境，埋头进行经济建设，重振大国雄风。

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在2000年到来之前成功完成了邓小平提出的在本世纪末实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两番的目标之后，正着力实施邓小平“三步走”战略中的第二步，提出在2010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使人民的生活水平达到比小康更加富裕的程度，形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为确保这一战略目标的实现，中国同样需要一个和平稳定的国际与周边环境，扩大国际合作，在和平环境下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由此可见，同处于经济转型期的中俄两国现实的经济发展战略，俄总统普京上任后所肩负的使命及其治国方略，要求两国争取一个长期稳定的国际和平环境，特别是边境的和平与安宁。同时，由于两国具有经济互补性和地缘优势特点，在经济领域进一步加强合作，实现现代化，成为两国的共同愿望。双边睦邻友好、平等互利的合作关系，对各自争取国际和平、创造有利的周边环境都是不可或缺的。正如前不久普京总统在给******主席的信中强调的，俄罗斯为了实施制定好的10年经济改革计划，尤其需要加强同中国的密切合作。

事实上，中俄两国经贸合作早在90年代早期就已经开始启动。1992年两国贸易从1991年的约40亿美元增加到60亿美元，1993年更增加到78亿美元，1996年两国贸易额也达到了68亿美元。但是，此后至1999年底，两国贸易依然在60亿美元之间徘徊，离开两国政府提出的到2000年达到200亿美元的要求尚有很大差距。其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是，双方在资金和技术上的缺乏，俄罗斯在经济上的困难和频仍的金融危机，双边贸易以易货贸易为主、个体倒爷和小企业作为易货贸易主角以及包括投资、信息和运输在内的基础设施的不利条件都阻碍了双边贸易的增长。同时两国面临都因要加入世贸组织而必须削减其易货贸易在对外贸易中的比重的要求，使得两国贸易增长很难持续发展。

尽管如此，由于两国贸易拥有地理上的优势、经贸合作具有互补性以及联合开发自然资源的合作潜力巨大，中俄经贸发展从长远看，其前景依然广阔。譬如，中国在石油天然气方面资源短缺，而俄罗斯拥有大量的石油天然气。“实现从（俄罗斯）雅库特和西伯利亚其它地区向中国输入天然气的庞大计划，能够顺利而有效地解决能源和生态问题。这方面的合作利益是俄中在经济领域进行长期广泛的战略合作的基础”9；中俄合作的最大项目江苏田湾核电站已于1999年10月正式开工，也为两国开展大中型长期项目合作树立了典型范例；此外在航天领域，在农业开发及轻纺家电产品方面，中俄两国的经济互补性显而易见。正如俄罗斯驻华大使罗高寿在普京总统访华前夕接受中国记者采访时所指出的：“俄中贸易合作的潜力是巨大的”，“从现阶段看，具有战略意义的的长期任务是把两国间经贸合作提升到与政治领域的合作相匹配的水平。”“让经贸合作成为发展双边关系的强劲推动力”。10

三、中俄两国的国际地位以及两国面临的共同挑战需要两国加强双边合作与交流 最近两三年来，随着科索沃战争、北约东扩、日美合作防卫指针以及美国研制部署国家导弹防御体系（NMD）和战区导弹防御体系（TMD）等的相继出台使得中俄两国面临的国际形势、国际力量对比和国际格局日益复杂。对此，我们要“……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着眼于自身长远的战略利益，同时也尊重对方的利益，而不去计较历史的恩怨，不去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并且国家不分大小强弱都相互尊重，平等对待……以自己的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来谈问题和处理问题。”11这其中的国家利益，对近代以来的中国而言实际上就是指国家的独立和主权完整；国家的经济发展和完成现代化。这两者相互关联，相互促进。******主席在1996年11月19日会见俄罗斯外长时也指出，中俄建立和发展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完全符合我们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不管情况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我们的这一方针都是不会改变的。”12******主席的这一番话正是在面对日益恶化的国际环境下，根据中国自身的国家利益而说出的语重心长的话。1999年这个20世纪的最后一年，以美国为首的北约以****为借口，绕开包括中国和俄罗斯两个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内的联合国，悍然对南斯拉夫实施武装干涉。这一行为，使得联合国一度架空，大国关系严重失衡，对新世纪的国际关系产生了危险而深重的影响。与此同时，北约不断东扩，先后接纳波兰、匈牙利和捷克加入北约，将其战略空间向东推进650-700公里，不断挤压俄罗斯的传统势力范围，并视俄罗斯为潜在的威胁，抛出“北约战略新概念”，出台“新干涉主义”，对中俄两国倡导的世界多极化进程构成重大威胁。再则，美国要求修改1972年签署的《限制反弹道导弹系统条约》、积极研制试验国家导弹防御体系(NMD)、筹划将台湾纳入在内的战区导弹防御体系(TMD)、提出新日美安全防卫合作指针并通过相关法案，在车臣事件上对俄罗斯指手划脚，使得中俄面临的国际安全环境急剧恶化，迫使中俄在战略上的相互倚重明显加大。俄罗斯对美国等西方势力弱俄、遏俄的战略企图的认识也更加清醒。俄罗斯在危机感空前加强的同时，迫切需要加强与我国的战略合作，以抗衡北约、打破美国的战略遏制。正如《关于反导问题的联合声明》所指出的：美国建立国家导弹防御体系的“计划的实质是谋求单方面的军事和安全优势。实施这一计划不仅对俄罗斯、中国和其它国家的安全，而且也对美国自身的安全以及全球战略稳定造成最严重的消极后果。中国和俄罗斯坚决反对这一计划。”“中国和俄罗斯对某些国家在亚太地区部署非战略性导弹防御系统的计划表示严重忧虑和坚决反对。以任何形式将台湾纳入外国导弹防御系统都是不可接受的，都将严重破坏地区稳定。”13与此同时，中俄两国“互视对方为在多极化世界体系形成条件下维护和平与稳定的重要因素的大国，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合作，包括在解决全球性问题上的合作”。14“中国和俄罗斯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有责任共同努力维护联合国及其安理会在国际事务中，首先是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的主导作用，以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向前发展。”“中国和俄罗斯认为，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不允许外部势力对解决台湾问题加以干涉，强调这种企图只能加剧亚太地区的紧张局势。”15 由此可见，中俄两国在国际事务，尤其是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处理国际事务中，对许多事关全球和地区和平、安全、稳定和发展的的问题上负有重大责任，同时面临类似挑战；中俄两国都面临着美国等西方国家推行遏止战略的巨大压力，都反对美国建立单极世界的企图，都主张建立多极世界。与此同时，两国在地区和边境问题上都面临着打击民族分裂主义分子、国际恐怖主义分子、极端宗教主义分子以及跨国犯罪的要求。进一步发展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将有助于弱化西方国家敌视性的对华对俄政策，遏制世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行经，有助于维护地区及世界的和平与稳定，有助于促进世界向多极化发展和为建立国际新秩序拓展道路。

基于以上各项分析，我们可以对21世纪的中俄关系发展作出以下几个结论： 建立在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基础之上的中俄关系具有较好的合作历史，并有牢固的政治法律基础。普京总统与******主席在北京签署的《中俄北京宣言》和《关于反导问题的联合声明》体现了俄罗斯新任总统对俄中关系发展的连续性政策。新世纪中俄关系将继续得到健康发展，并有望通过即将谈判的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两国关系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

中俄两国的经济现状及其发展战略，要求两国拥有和平稳定的周边与国际环境，以振兴经济，提高综合国力。中俄两国独特的地缘优势使得两国在经济领域具有很大的合作前景。两国在资源、经贸合作等方面的互补性有望通过各种大中型合作项目表现出来，从而使得两国贸易额得到大幅度增加，真正做到“把两国间经贸合作提升到与政治领域的合作相匹配的水平，”使“经贸合作成为发展双边关系的强劲推动力”。16

中俄两国在重大国际问题上的共识不断增多。面临北约东扩、日美军事同盟的强化、美国国家和战区导弹防御系统的部署，中俄两国在安全领域的合作和磋商将进一步得到加强；反对一极主导、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加强和巩固中俄两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处理国际事务中的作用和地位的斗争将更加激烈。中俄两国睦邻友好，不仅可以稳定周边环境，更可以与西方求得平衡，提高两国的国际地位，增大两国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和影响。

尽管如此，我们还必须注意到，鉴于普京实行“强国富民”政策，力图实现经济振兴，经济务实主义压倒国际关系意识形态，一再强调“国内目标高于国外目标”，要求外交为经济服务，因此，俄罗斯在与中国不断发展两国关系的同时，必将继续保持与在资金、技术和管理上占有优势的美国和欧洲各国的关系。俄罗斯对外关系的重心依然在欧洲。正如普京在接受英国记者采访时所明确表示的：“俄罗斯是欧洲文化的组成部分，我无法想象自己的国家被孤立于欧洲以及我们常说的„文明世界‟之外。”

中欧关系

「内容提要」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欧经贸关系进入“历史最好时期”。这不仅表现为中欧经贸往来规模的不断扩大和质量的日益提高，而且还得到了强有力的政治支持和法律保障。2003～2004年之交，随着“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确立，中欧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期，意义深远重大。与此同时，我们对此也须有清醒认识。在中国-欧盟关系中，无论在经济还是政治领域，都还存在着一些分歧和矛盾。如何使中欧关系具有更多、更强、更高的对称性与互补性，乃是双方应共同致力善处的课题。

「关键词」中欧关系；经贸关系

1994年至2002年为中欧关系发展的战略转折阶段。欧盟出于自身战略的需要和重大实际利益的考虑，开始改变它在此之前一直相对轻视亚洲与中国的政策。这一阶段的主要特点是：这是中欧关系开始发生具有战略意义转变的启动阶段，中欧双方都为此做出了贡献，但是欧盟方面的努力似乎显得更为积极主动一些。为此，欧盟在此期间相继公布了一系列涉及亚洲特别是对中国的重要政策文件；在政治方面，构筑重要的沟通渠道，包括始于1996年的亚欧会议，始于1998年的中国－欧盟领导人会晤；在经济领域，2000年5月，中国与欧盟就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达成双边协议，中国“入世”进入最后成功阶段，2001年11月中国正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在科技、文教、环保、职业培训、支持中国融入国际贸易体系的WTO 项目等方面，中欧合作的广度和深度都有了长足的进展。

2003～2004年之交，中欧关系发展进入新时期。这期间，中欧双方各自发表的重要政策文件和高层领导人的频繁互访，明确建立了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这一阶段的主要特点是：在中国、欧盟（欧洲）和世界局势进一步发生重大变动的背景下，中欧在双边关系和国际问题上出现愈来愈多的共识与共同利益，同时也面临着新的挑战。为此，在中欧领导人第六次会晤时确定建立完全自主性的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以利于中国、欧洲和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中国在这一进程中采取了前所未见的积极主动行动，2004年几乎成为中国的“欧洲年”，并为发展对欧关系成立了新的相应机构，表明双方都在重新认识对方，并已从中得出重要结论。

循着上述观点思路，本文重点研究中欧关系现状以及存在的主要问题，侧重贸易投资方面；探讨促进未来中欧关系发展的两个关键问题，重点考量中欧关系政治、经济领域中存在的不对称性以及如何寻求更多的对称性与互补性。

中欧关系发展的现状及主要问题

中国-欧洲联盟关系，特别是在经贸领域，近年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但是中欧双方仍需进一步努力，包括拓展经贸合作、妥善解决分歧摩擦等。

（一）历史最好时期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欧经贸关系进入“历史最好时期”（欧盟驻华使团团长安高胜语）。这不仅表现在中欧经贸规模的不断扩大和质量的日益提高，而且还得到了强有力的政治支持与法律保障。

1.2003年，欧盟已经是中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不久有望成为最大贸易伙伴，而中国也已经升为仅次于美国的欧盟第二大区外贸易伙伴。据中国海关统计，2003年中欧双边贸易额为1252亿美元，比上年增加44.4%*，进出口总值已接近于日本（1336亿美元）和美国（1263亿美元），增长速度则超过日本（31.1%）和美国（30.0%）。同中国与欧共体（欧盟前身）1975年正式建交时双边贸易额24亿美元相比，2003年已为当年的52倍。截至2003年底，欧盟对华直接投资项目16158个，实际投资377亿美元；其中，2003年欧盟投资项目2074个，实际投资38亿美元。欧盟一直是中国重要的外资来源地：2003年当年列第6位。截至2003年底，在欧盟对华直接投资的16158个项目总数中，45%（即7318个）发生在1979～1996年18年间，在实际投资总额377亿美元中，则只有24%（即89亿美元）发生在上述时间段；相应地，有55%的项目和76%的实际投资发生在1997年至今的7年时间内。欧盟对华直接投资与贸易的关系国都相对集中在欧盟的5个成员国身上：截至2001年底，欧盟15个成员国对华直接投资占中国累计吸引外资总额的7.65%，其中7.00%集中在英国（2.48%）、德国（1.79%）、法国（1.26%*）、荷兰（0.95%）和意大利（0.52%）5国，占欧盟对华直接投资总额的92%；在2003年中欧双边贸易额1252亿美元中，德国（419亿美元）、荷兰（154亿美元）、英国（144亿美元）、法国（134亿美元）和意大利（117亿美元）5国合占了欧盟对华贸易的77%，即欧盟在中国外贸中所占14.7%的比重中有11.4%来自上述5国。

除了贸易投资领域之外，中欧关系的良好现状还体现在其他许多方面。这里仅以最近二三年达成并执行的若干重要的协议项目为例。2003年10月，在北京举行第六次中欧领导人会晤时，双方正式签署了《伽利略卫星导航合作协议》，该协议规定了卫星导航在诸多领域，特别是科技、工业制造、服务、市场开发、标准化、频率和认证方面的合作和日程。中国将为“伽利略计划”投资2亿欧元。协议达成后不久，中欧全球卫星导航系统技术培训和合作中心在北京中关村高科技园区落成。该中心将成为“伽利略计划”在中国进行所有活动的重要场所，它的落成是中国加入《伽利略卫星导航合作协议》的关键一步。在中欧领导人第六次会晤时还草签了《旅游目的地国地位谅解备忘录》。2004年2月12日，欧盟与中国国家旅游局签署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旅游协议，该协议赋予了欧盟大多数国家“旅游目的地国地位”，将为欧洲带去数量可观的中国游客，促进中欧双方人民的交往。在中欧领导人第六次会晤时双方还提出要加强环保对话，2周之后，中欧双方就在北京达成了一个建立环保对话机制的政治性协议，旨在重点加强在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和水资源等方面的合作。2004年2月1日，欧盟和中国启动新的WTO 项目，其目标是支持中国进一步融入世界经济，帮助中国政府履行和实现WTO 的职责、义务和权益，促进中国在更广泛的经济、调控、法律和行政领域的改革过程中增强自己的能力，并进一步推动贸易自由化。中国目前还参与了大约4%的“欧盟框架项目”，该项目是世界最大的研究合作平台之一，欧盟每年为此拨款40亿欧元。根据2000年生效的中欧科技协议，欧盟第六个框架项目（FP6）内的所有项目都对中国的研究人员开放，预计中国的参与率将最终增加到20%.在欧洲空间局的支持下，中国国家航天局于2003年12月29日成功发射了“地球空间双星探测计划”的第一颗科学探测卫星。“双星”将紧随欧洲空间局“星簇计划”的脚步，密切注视太阳风暴和地球磁层空间的相互作用。中欧科学家将从“双星计划”中同等获益。中国-欧盟工业职业教育培训项目是中国与欧盟签订的政府合作项目，目的是通过在中国实施工业培训项目来增强在华的中欧合资企业员工的技能和强化中国培训中心的人力资源。该项目正在执行中，如此等等。

2.政治支持是经贸关系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中欧经贸关系长期相对稳定而又迅速地发展，本身就是这种关系“质量优良”的一个标志，它同商品、服务贸易结构改善及其产品质量提高一样重要。然而，更值得强调的是，中欧经贸关系之所以能够得到相对顺利的发展，除了建基于各自日益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双方彼此都有巨大的经济利益需求之外，强有力的政治支持是推动中欧经贸关系发展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这里仅以建立中欧双边高层领导人会晤机制和政治与人权对话为例。中欧新的双边政治对话机制建立于1994年，1997年恢复了1996年中断的人权对话。1998年4月，在伦敦举行的欧盟-中国政治对话升级为首次欧中领导人会晤。从1998年至今，中欧会晤已经举行了6次。2003～2004年之交中欧之间一连串的政要互访尤其重要。这些高层领导人会晤的积极成果给中欧经贸关系的健康发展指明了方向，提供了动力。上述内容已经足以表明这一点。

3.中欧经贸关系近些年来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不仅得到了强有力的政治支持，而且还有一系列重要的法律文件做保障。1978年，中国和欧共体签署了第一个贸易协定，相互给予最惠国待遇，同时成立了欧中经济贸易混合委员会。1985年，在该贸易协定的基础上又签订了《欧中贸易和经济合作协定》，双方同意在工业、农业、科技、能源、交通运输、环保、发展援助等领域开展合作。1989年之后的几年，欧共体与美国等一起对中国实行制裁，使中欧经贸关系受到严重损害。但自1992年起大体恢复的中欧政治关系又为中欧经贸关系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1995年，欧盟委员会提出了《欧中关系长期政策》，强调要同中国全面发展政治、经济和贸易关系，这是欧盟制定的第一个对华长期发展战略，初步形成了欧盟对华战略性政策框架。1996年，欧盟委员会又公布了《欧盟对华合作新战略》，将欧盟对华长期政策进一步具体化，再次强调欧盟对华政策的全面性、独立性和长期性，表示要进一步促进双方在经贸、科技、发展援助等领域内的交流与合作。1998年，欧委会公布了《与中国建立全面伙伴关系》文件，要把欧中双边政治关系提高到与欧美、欧日关系同等的水平上，支持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等等。2001年，欧委会在2000年报告的基础上提出了《欧盟对华战略：1998年文件执行情况和促进欧盟政策更为有效的未来步骤》文件，制定了具体务实的中短期目标及行动要点。2002年，欧盟发表了《国家战略报告：中国》文件，继续强调1998年和2001年欧盟对华文件所确定的对华政策目标，并进一步明确了对华合作的三个重点领域，即支持中国改革，协助中国可持续发展，鼓励中国良治、法治、民权。2003年9月，欧委会又推出新的对华关系战略文件：《一个成熟的伙伴关系——欧中的共同利益与挑战》，主要内容包括：提高双方政治对话的效果，尤其是就全球和区域安全问题的领导人定期会晤，深化人权对话，认同和支持中国向更开放社会的转变；把帮助中国实现对世贸组织的承诺和完成多哈回合谈判作为优先目标；继续支持中国的改革进程；在建设信息社会、环保、能源等领域加强对话和合作；在竞争政策和人力资源开发等领域，开展新的对话与合作；推动民间接触，尽快完成签署《旅游目的地国协定》的谈判；提升欧盟在中国的认知程度等。

上述一系列文件对欧盟来说实际上相当于法律。从这些法律文件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欧盟对华政策在广度、深度、具体化、战略性、严肃性、明确性以及认真程度等诸方面都有明显进展。自1998年欧委会公布《与中国建立全面伙伴关系》文件以来，欧盟几乎每年都在对自己的对华政策做出评估并提出新的具体的政策落实措施。与此相对应，中国也在为发展良好的中欧经贸关系做出自己的政策努力。2003年10月，中国首次发表《中国对欧盟政策文件》。一个对中欧经贸关系的促进与服务体系正在由制度支持、法律支持与信息支持构成一个系统。可以预期，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化和双方利益的需要，中国和欧盟对发展双边关系的政策主流在可预见的将来仍将是积极的，这对拓展经贸合作有利。

（二）拓展经贸合作

拓展经贸合作不只是指做多做大中欧之间“生意”本身的问题。为此，还需要进一步提高中欧双方对对方重要性的认识，继续致力于强固和开辟有效的经贸渠道以及及时准确地把握对方对一些有关重要问题的观点认识与政策主张。

1.进一步提高中欧双方对对方重要性的认识。根据经合组织（OECD）统计，欧盟在人口、对外贸易、资本输出等方面均超过美国，在国内生产总值方面大体与美国相当。欧盟努力要在世界经济生活中起重要作用，它的目标不仅是要发挥日常影响，而且要争取主导制定世界贸易规则，还要争取主导参与制定国际货币规则，欧元是谋求这个权力的起点。在国际政治领域，欧盟正在谋求并且逐步成为与美国追求世界霸权明显不同的重要政治力量。欧盟不仅要在欧洲成为主导力量，而且要在全世界树立自己的风范，它的国际权力需求采取了不同于美国强权政治与单边主义的“温和模式”，主张在国与国之间通过接触、对话和合作来扩大共识和解决分歧，不搞硬性对抗，在处理国际事务中重视并寄望于多边主义，强调共同利益、权利分享和遵守有约束力的共同游戏规则。九一一事件不仅更加强化了欧盟的上述信念，也更加增进了国际社会对欧洲模式的某些认同。不仅如此，欧洲还为世界提供了一种不同于美国的、可供参考的社会-经济模式，即重视市场经济，但不听任市场社会，而不奉行美国式的市场经济加市场社会。随着欧盟成员国扩大为25国，欧盟的经济政治力量与影响将趋向进一步加强。与此同时，随着经济实力与政治影响的迅速加强，中国的国际地位也在日益提高，而且前景乐观。中欧双方各自认识到对方的重要性，是中欧关系发展的一个基本前提。

值得强调的是，中欧双方对对方重要性的认识还需要进一步提高。这是因为：首先，无论是欧洲还是中国，在外交排位中都长期突出地把对美关系放在首位（在欧洲，当然是欧洲内部事务第一）；有的欧洲人甚至直截了当地说，因为历史和文化原因，人们很难想像欧中关系会比欧美关系更近。其实，这里不存在简单的“远近”类比问题。欧-美-中相互间关系各有其特殊的重要性。其次，在欧洲内外和中国都有人认为，欧洲联合的政治前途不容乐观，特别在东扩之后。诚然，随着2004年10个新成员国入盟以及在接着的二三年后可能还有几个国家加入欧盟，欧洲联盟的政治气氛会发生一些改变。例如有人认为，在今后几年里，欧洲人的注意力将首先放在内部：“大欧洲”也许暂时比今天的欧洲“脆弱”；欧盟将需要对其新的边界邻国实施一项新的“东方政策”；欧盟成员国间的关系将变得更为复杂；表决机制问题尚有待解决；欧盟内部的资金分配冲突将变得更加尖锐等。但这些都决不意味着欧盟会让外部世界听不见它的声音，一种变动的外部局势本身也属于“大欧洲”面貌；同时，欧洲在世界经济与世界贸易中的分量会变得更大，这将唤起欧洲内外对欧盟在世界政治中所起作用有新的期待。①「①［德］约瑟夫·扬宁：《新的欧洲面貌》，载《Deutschland 》，2002年12月/2003年1月第1期。」最后，在欧洲内外和中国还都有人对欧洲经济增长和竞争力提高的前景缺乏信心。诚然，在世界经济论坛《2002～2003年全球竞争力报告》所列的80个国家2002年经济增长竞争力排序中，美国位居第一，而欧洲主要国家英国排在第11位，德国第14位，法国第30位，意大利第39位。②「②［德］彼得·K.康纳利斯、［美］迈克·E.波特、［瑞士］克劳斯·施瓦布编，方丽英、罗志先等译：《世界经济论坛：2002～2003年全球竞争力报告》，《摘要》部分XV页，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3年版。」但是，人们完全没有理由因此而对欧洲经济失去信心。

欧洲前途取决于它对全球化的全面适应能力，取决于它对一体化的创新吸纳程度，取决于它在新现代化进程中所取得的实际成就。而欧洲联合和欧洲改革正是它达到这些目标的可靠途径。欧洲的联合与改革都在步步前行，尽管困难不少。从屡屡挫折中不断取得成功，这本身就是“欧洲建设”事业的逻辑。同时，对美国经济前途也未必有理由过于乐观。美国在世界经济中既起牵引作用，又起破坏作用；而欧盟则主要是起稳定与平衡作用。

2.强固和开辟有效的经贸合作渠道。首先，要恰当利用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地位对中国的影响。我们必须认真履行义务，放弃原来那些准予我国一些企事业单位的特权以及违规保护；同时，我们应该充分享有权利，其他世贸成员现在有义务来依照世贸法规重新审查其以往对待中国进口产品的政策和做法，那些曾经适用于中国进口产品上的武断的和歧视性的贸易保护措施，现在应依照世贸组织的规定而进行改变。在实施反倾销措施时，世贸组织成员理论上仍可能在今后十来年将中国作为“非市场经济国家”对待。然而，与以往不同的是，中国政府将可以利用世贸组织的公平和透明度原则来监督并干涉其他成员在实施对中国“非市场经济国家”待遇时的不合理行为。作为世贸组织的成员，中国从此可以参与世贸组织新规则的制定。这些规则实际上是世贸组织成员政府间达成的协议，但受这些规则影响的真正利害关系方是它们那里的工商企业。因此，我国有关工商企业应当学会如何利用世贸组织规则，主要通过自身的努力，同时也可合理地借助政府和行业组织等来为自身合法利益服务。

中国“入世”后，世贸组织反倾销协定第15条（优惠发展中国家的普惠制）仍适用于中国。

尽管中国没有市场经济国家地位，也没有自动的（市场经济地位的）个案待遇，我们仍应充分利用普惠制中尚存的部分。最后，中国自己也可以发起合理的反倾销行动。为此，国务院已于2001年12月16日公布了新的反倾销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新条例》。

其次，我们对欧盟的经贸工作还需要进一步细化。为此，我们应当进一步重视欧盟一级，它的法律文件、政策决定甚至具体的合作项目都具有定向意义。可以预期，欧盟今后的技术壁垒之类的法规将会变得更加严格、更加复杂。欧盟未来的“共同外交政策”可能也会体现在对外经贸、对外援助等领域。欧盟的官方合作项目与私人企业贸易、投资相比，虽然金额不大（2002～2006年欧盟对华合作项目资金总额仅为2.5亿欧元），但具有重要的导向意义：根据欧委会通过的一系列对华关系“战略文件”安排的这些资金，使用重点突出，50%用来支持中国改革，30%用来帮助中国可持续发展，强调欧中合作的新思路，不只是资金问题，更注重提升“软性”援助的重要性；资金与合作项目今后主要由欧盟驻北京使团就地管理，不再事事、时时、处处请示布鲁塞尔总部。同时，我们要继续重视对欧盟成员国的工作，这是中欧经贸关系的主要实际内容所在。在这里，我们只想强调指出，除了重视欧盟上述5个最重要的对华贸易投资伙伴国之外，我们还必须从不同角度重视欧洲其他国家地区，例如环波罗的海地区、巴尔干地区等。

最后，在“微观”领域，为拓展中欧经贸合作，我们也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包括优化出口商品结构和出口商品本身（品质、档次、品牌、服务等），大力培养一批真正的中国“欧洲通”人才，积极扶持有竞争力的企业（不分“公”、“私”，不管大、中、小），重视贸易与投资的复合运用，而且应该是双向的。

3.及时、准确地了解、把握对方对一些有关重要问题的观点认识与政策主张，并恰当予以应对，是拓展中欧经贸合作的关节点。例如，如何评估中国“入世”后中欧双方的行为表现、中国的“市场经济国家地位”问题、反倾销与技术壁垒问题、普惠制“毕业”制度、欧盟对华贸易逆差以及随时可能出现的某个政治问题等。在上述列举的问题中，内含着一些分歧与摩擦。妥善解决这些分歧摩擦是推动未来中欧经贸关系健康发展的重要因素。、中日关系

论中日关系的现状及发展前景

从经济角度来讲,中国是日本的第一大贸易伙伴, 日本是中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双方经贸往来频繁，互补性强。并且日本需要中国广阔的市场、原料和劳动力，而中国需要日本的先进技术、市场和资金。双方在节能环保、绿游、能源、金融等领域合作紧密，加之日本要重振长期疲软的经济,它没有理由失去中国。从政治方面来讲，日本与韩国的竹岛问题,朝核问题,与俄的北方四岛问题,联合国的入常问题等等,都要中国支持或不想与中国另生争端。日本在“入常”、绑架问题、8国峰会等问题上也需要中国的帮助。然而自安倍晋三和福田康夫首就任日本国内阁总理大臣以来，中日关系出现很大改善。经过破冰-融冰-迎春-暖春，双方关系异常转暖。此外,日本也会看美国眼色行事,现在看中美关系应该最差也是维持现在这样,中美关系正常,日本也不会太出格.我想最重要的是中国本身的强大,大地震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凝聚力,奥运的成功举办,这都让世界更好地认识了中国,这也让中国影响力又增加了一个重重的砝码。民间的现状则是：近日《读卖新闻》的调查结果显示40%以上的中国人认为日本是可以信赖的国家，60%以上的人认为日本在战后走和平发展道路，但70%以上的人在历史对日本还存在怨恨。而日本只有20%左右的人认为中国可以信赖的国家，而40%以上的人持相反意见。可以说中国民众对日情感有所改善，但在一年前日本对中国的信任度还在70%以上。

最近日本更换了新首相，麻生从他以前的言行来看有很深的鹰派背景，但他今后还会延续福田外交的部分理念。麻生虽然曾公开表示支持首相参拜靖国神社、并主张日本应该拥有核武器等被人们称为“大嘴麻生”。但他在一次演讲中说：“如果我当选将继续改善对华关系，发展中日友好是一种手段，符合日本的国家利益，我将继续推动日中战略互惠关系的发展。”当他在当选总裁后再次阐述对华关系时表示：“日中友好是发展两国战略互惠关系的一种手段，有利于双方的国家利益。”在竞选演讲中他也曾说：“以前发表的言论只代表我的个人意见，今后将及时闭嘴。”26日他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时表示：“日本今后将继续加强与中国的互惠与互益发展日中友好。”就在今天他在国会参议院接受议员质询时表示：“将慎重对待历史问题，继承村山谈话和小泉首相对战争受害者道歉的谈话的精神，推动与中国的战略互惠关系。”总之，今后麻生太郎身为日本国内阁总理大臣，他的一言一行代表着日本的国家整体，他必然会慎重行事。安倍晋在未当首相前应该说比小泉还“右”，但上任后第一件事竟然是访问中国，任内也没有参拜过靖国神社，但他在上任前与卸任后都去了。不管他个人对华感情如何，但今后他必然会从国家总体利益出发，毕竟国家利益高于一切。当然他今后不会向福田首相在任时如此“亲华”，但大方向不会有重大调整，只是在一些涉及到国家利益的问题上强硬一些，今后在双方的谈判桌上增加了一些难度。国家关系是由国家利益和国家力量决定的，无论是谁上台都会以国家利益为重，加强中日关系。当然我们希望麻生能够像福田首相一样推动中日关系向前发展，在此我也对福田康夫首相任职日本国内阁总理大臣1年间对中日关系有好向前发展做出的积极贡献表示高度赞赏。双方和则两利，敌则两害，对立甚至战争不利于任何一方，只要是头脑清醒的人都应该认识到这个浅而易见的道理。日本现在内政方面危机重重，谁也不想在外交上再找麻烦。中国现今是日本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加强与中国的友好关系符合日本的国家利益，如果首相有何“过激举动”那势必会损害日本的国家利益特别是经济利益，一些大财阀的在华利益也会受到损害，那些老板们想必不会让这些政治家好过吧！中日关系向友好方向发展，这是大势所趋的历史必然，并不是某个人所能决定的。中日战略互惠关系必将不断向前发展并上升更高层次！

发展前景：从三个方面把握中日关系的未来，然而，要改善处在低谷时期的中日关系，使之健康发展，必须从如下三个方面予以把握：

首先，日本要认真解决历史认识问题和摈弃冷战思维。中日双方要认真落实胡锦涛主席的五点主张精神，认真解决历史认识问题。阻碍中日关系发展的重要原因是历史认识问题。近10年来，日本不断有否认和美化战争的行为，但日本朝野、媒体却不顾事实，不顾被害国家的感情，将中国民众的不满情绪，归结为中国进行所谓“反日”教育的结果，这种误导和煽动日本民众的冷战思维是当前中日政治关系严重倒退的主要原因之一。日本应本着负责任的精神，尽早解决历史问题和摈弃冷战思维，遇到问题应保持理性、冷静的态度，通过对话的方式解决，而不是任意恶化。

其次，重视柔性的文化外交和民间交流，促进相互理解。今天推动中日友好的力量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动，老一代从事中日友好的政治势力和民间人士逐渐退出历史舞台，而中日大学生却彼此缺乏了解，对双方历史的了解程度有相当明显的差距。最近由笔者组织实施的一项调查显示，中国学生对日本历史理解的人数比例为55%，而日本学生仅为28%。尤为遗憾的是，维系两国关系的重要纽带——中华文化在日本民众中正被逐渐淡忘。所以，加强文化外交和民间交流，以文化为使者，以第二轨道的民间外交为纽带，通过心与心的沟通和理解，弥合互不信赖的鸿沟，增进互相理解势在必行，而这也是构建未来中日关系的方策之一。最后，客观地认识和理解对方，培养具有未来思考型的中日青年。客观地认识和理解对方，走出中日关系的歧路，媒体负有重要的责任。它不仅是中日理解和交流的窗口、桥梁和阵地，也是中日民间交流的文化载体。所以，媒体应以宽阔的胸怀，多方位、多视角，客观公正地报导对方。同样重要的是，中日双方还必须要注重培养大量具有未来思考型、开拓性的青年，因为青年睿智则国家关系睿智，才能以史为鉴、携手面向未来，共同走出中日关系的阴影，开创明朗、健康的两国关系新局面。中日关系的发展，一定程度上影响中国的经济发展，以及中国正在实施的科教兴国战略。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在抓住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需要一个和平稳定的周边环境，同处东亚且紧邻的两个大国保持稳定的双边关系至关重要。为了维护长期以来历经艰难形成的中日关系大局，我们应本着“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方针，以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为重，为构筑健康、稳定的中日关系而共同努力。日本是中国的近邻，彼此间有着充分的利益交融，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这一趋势将进一步发展。友好相处，合作双赢，是符合中日两国根本利益的唯一正确选择。在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下，继续本着“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精神，实现中日关系的健康稳定发展，对中日两国都具有重要意义。虽然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但中国政府始终把维护和发展中日睦邻友好关系作为长期国策，置于对外关系的重要地位，并一向认为，中日友好关系的发展不仅有利于两国人民，而且有利于亚洲和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在此希望中日关系可以得到改善，希望我们中国和日本可以从此共同进步，共同发展，中日的明天会是美好。

作为中国民众我们应以发展的眼光看待中日关系。况且也毛泽东说过：“要把军国主义分子与日本人民区分对待，日本人民对我们还是很友好的”。以双方关系长远发展的大局为重我们应该牢记历史，但更应该忘记怨恨。我们应该以史为鉴，但更应该面向未来。我们要以正确和发展的眼光看待日本，忘记怨恨，相互宽容。福田康夫首相也说过：“我们要一同前进，一同探索，一同开辟我们共同的未来。”不要受一些媒体片面报道的影响，盲目爱国，更不要盲目反日，不要总以“历史的眼光”看待今天的日本。上一代人所犯下的错误，为什么要让他们的后代来承担呢？历史应该成为我们前进的动力，不应该成为我们前进的阻碍。要提醒中国民众的是我们应该学会如何爱国、怎样才是爱国的最佳途径，并不是凭着一腔热血，万不可感情用事。但日本国民确实对真实的历史了解不够，特别是年轻一代，这与政府的教育有很大关系。而且一些右翼分子对一些确凿的历史，加以诋毁，确实令每一个中国人感到愤怒。但我们要深知日本人民是无辜的，他们同样是受害者。中国民众普遍存在的心理是要让日本将道歉挂在嘴边上，但日本民众大多了解那段历史的人，都不愿提起，他们认为很悲惨，不想接以前的伤疤。有这样一句话，英国前首相帕莫斯顿爵士曾说：“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 中日友好关系是长远的，不能因为一时的波动而否定两国长远的友好系。中日也应是友好的、稳定的邻居关系。发展中日友好关系是两国政府和人民的共同事业，任何一方的政府都不应忽视它，更不能破坏它，任何忽视、破坏中日友好的行为归根到底是违背了中日人民的长远利益。

中美关系

50多年来，在国际舞台的大背景和两国自身现实的影响下，中美关系起伏跌宕、阴晴变幻，走过了极不平常的道路。大致分为四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72年，这是中美战略对抗阶段。在这一阶段中,1950年爆发的朝鲜战争和60年代美国卷入越南战争是中美两国战略对抗的标志性事件。这期间中国先是一边倒向苏联社会主义阵营抗击美国后对美苏“两面出击”，美国则对中国进行封锁、包围和直接干涉，中美关系经历了残酷的“热战”和尖锐的“冷战”,是全面对抗的敌对关系。

第二个时期，是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到上个世纪80年代末，这是中美战略合作阶段。这一阶段中美关系的特点是:双方出于各自国家利益和对付苏联扩张的战略需要，终于走上了和平对话、求同存异的轨道。在这一阶段中,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发表是双边关系发展进程中的标志性文件。美国在完成同台湾“断交、废约、撤军”和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建交后，基本上遵守了三个公报的原则和精神，使中美关系保持正常、良性发展势头，中美双方是战略合作的准伙伴、朋友关系。

第三个时期，是上个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期，这是一个防范性的接触阶段。从1989年中国发生“六“四”事件开始，随着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中美战略合作的原有基础逐渐失去，新的基础尚未巩固，美国对华采取“接触与防范”的双重战略○1。这一时期中美关系**不断、曲折起伏，“六”四”事件后美国宣布对华“全面制裁”，利用“银河号事件”向中国无理挑衅，1995年允许台湾李登辉访美，1996年台海危机时派遣航空母舰向中国示威，阻挠北京申办2000年奥运会……美国通过“„接触战略‟保持美国和中国的正常联系，推进美国的各种利益和目标”，同时针对中国崛起的“潜在威胁”，“加强对中国的防范”○2。这一时期的战略尚不成熟稳固，既没有明确内容和目标，前后也不连贯，属过渡时期，其间中美双方敌对关系强于朋友关系。

第四个时期，是1997年至现在，这是中美关系重建阶段。1997年10月和1998年6月中美两国元首互访,双方决心“致力于建立面向21世纪的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3可是，1999年5月美国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事件，严重破坏了中美关系的正常发展。2000年中美之间继中国加入WTO与美国完成双边贸易谈判以后,美国众参两院又分别于5月和9月通过了对华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议案。然而,新当选的小布什政府又把中国作为美国“战略竞争对手”来定位，并发生了中美军机在中国南海上空相撞事件和美国大规模售台武器。从2001年“9•11”事件开始，布什总统重新调整对华政策、重新定位对华关系，对华政策基调的积极面增加。这一时期，尽管双方表达了“致力于建立面向21世纪的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的良好愿望，但其关系更准确地说是一种有限合作性的竞争对手关系。几十年来，中美之间既有对抗也有缓和，既有合作也有竞争，经受了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但中美关系仍然克服了各种困难和障碍，在惊涛骇浪中向前发展。中美两国之间的矛盾与分歧,这是美国遏制中国的根本原因,但共同战略利益的存在,这是两国开展合作的基础。美国对华采取遏制还是合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对中美之间共同利益的当今世界，在一超（美国）多强（俄罗斯、欧盟、日本、中国等）并存竞争的现实背景下，政治多极化态势与经济全球化趋势共同发展，以美国为首的霸权主义继续作用于国际舞台，借重合作与牵制防范共同构成了大国间的相互关系。中美两国之间虽然存在着不少的矛盾和分歧,但同时也存在着广泛的共同利益。正是这种共同利益才架设了一座联系太平洋两岸两个大国关系的桥梁,构成了两国战略关系的基础。扩大和巩固共同利益，减少矛盾对抗，加强对话合作，进行伙伴式积极的竞争，是构筑和发展中美战略关系的有效途径。认定。当今影响中美关系的决定因素主要有三个：安全、经济、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