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电子决策_预防行政领导职务犯罪的有效手段
电子决策:预防行政领导职务犯罪的有效手段
徐晓林
摘要:运用手中的决策权力谋取不正当利益,滥用决策权力是导致行政领导职务犯罪(下简称“职务犯罪”)的重要原因之一。要有效预防行政领导职务犯罪,就必须有效约束和监督行政领导手中的决策权力。电子决策能有效推动政府决策模式的改革和创新,能实现决策程序的规范化、决策过程的透明化,让决策权力得到有效制约和监督。随着信息技术在政府管理领域的应用,电子决策将成为政府决策的主要模式之一,电子决策也将成为预防腐败的重要手段。
关键词:决策权力电子决策预防职务犯罪
作者简介:徐晓林,男,华中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教授、博导。
一、电子决策概述
(一)电子决策的内涵和特点
电子决策是政府信息化环境下的一种新型决策模式。电子决策的本质是政府应用信息技术等电子化手段实现决策过程的自动化和智能化。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广泛应用,其对决策信息、决策组织结构、决策效率、决策权力等方面已产生深刻影响,电子决策可以看作是信息技术推动政府决策模式变革的一种结果,电子决策具有如下几个基本特点。
电子决策是一种科学化的决策模式。所谓科学决策,就是在科学决策理论的指导下,形成科学的决策体制、决策组织,并且科学地提出决策的目标,按照科学的决策程序,运用科学的决策方法而进行的决策①。决策科学化的本质是充分应用专业技术知识和信息技术实现决策的可重现性和可重复性。电子决策应用信息技术手段将科学的决策程序,科学的决策方法固化在管理信息系统和决策支持系统里,能去除人为的干扰,其必然是一种科学化的决策。电子决策是一种民主化的决策。决策民主化就是要依法保证公民充分参与,保证公民有畅通的渠道充分表达其偏好,在决策过程中深入了解和充分考虑公民的偏好。电子决策应用互联网和通信技术能为公民和政府提供双向沟通平台,公民有渠道就某项即将出台的决策充分发表个人意见。可见,电子决策是一种基于民意的决策,是一种民主化的决策。
电子决策是一种群决策。群决策通过一种在成员之间进行有关假定、证据和解释性关联等信息的交换,达成意见一致性②。我国城市政府决策还基本停留在经验决策和领导个人决策等非科学的决策模式,决策失误较多,究其原因主要是:领导者的个人才智、经验和精力有限。电子决策是面向决策组织所有成员的开放平台,每个决策组织成员都可以独立地依据赋予自身的决策权力,就决策问题表达自身的偏好,电子决策在集结所有成员偏好的基础上,从备选方案中优选出一致满意的方案进行执行。群决策机制的建立,可以防止个别领导或少数人操纵决策结果。①刘雪明,刘东文.“政府决策科学民主化机制”研讨会综述,CPA资讯,2006(6)
②Thagard P.Coherence in thought and action.MIT, Cambridge,2000
电子决策是一种智能化的决策。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是电子决策的最大特点。电子决策模式下,各个决策环节都通过特定的信息系统予以实现,如问题发现和报警系统能自动识别需要关注和解决的问题,采集系统能自动采集决策问题的基本信息,专家系统能自动给出每个备选方案的评价结果以及实施后可能出现的后果。可见,电子决策能实现决策程序的自动流转,能突破决策者在知识面、反映速度等方面的瓶颈,能有效提高决策的质量和效率。
电子决策是一种虚拟化的决策。电子决策环境下,政府决策过程变得不可见和虚拟化。一方面,决策者之间的沟通交流和协作在虚拟的环境中完成的,不需要面对面,但可以紧密地合作。另一方面,决策者的部分决策权力被程序所替代,不需要人为的参与,就能按照事先的约定和规范做出最终的决策。
(二)电子决策的层次框架
电子决策的层次框架模型由决策体制层、决策实体层和决策系统层构成。决策体制层是基础层,决策实体层是中间层,决策系统层是应用层。决策体制层主要包括决策组织、决策机制、决策权力配置、决策流程等。决策组织是决策的实施机构,主要包括决策委员会、决策核准委员会、决策咨询委员会、公民社会、决策执行委员会、决策监督委员会等。决策机制主要包括察觉机制、沟通机制、公众参与机制、专家参与机制、制约机制和协调机制①。决策权力配置主要是解决决策权能在各个职能部门之间的划分问题。决策流程是对决策问题提出、决策信息采集、决策问题分析、各方偏好信息集结、决策准则确定、备选方案设计、备选方案评价和后果预测、决策方案选定等决策过程和环节的设计。
决策实体层主要是对决策问题的描述集合。每个决策问题的描述内容包括决策目标、决策环境、备选方案集、后果集、决策准则②等。决策目标用来表示决策人的愿望或决策人所希望达到的、努力的方向集。决策环境是对决策问题所处的自然状态和时空状况的一种描述。备选方案集用来表示决策人可能采用的所有行动的集合。后果集用来描述每种可选方案的各种可能后果的集合。决策准则集用来描述决策者必须遵循的原则。
决策系统层主要包括政府业务系统、政府信息资源共享平台、群决策支持系统、专家系统、决策监察系统、决策反馈系统等。政府业务系统是政府各个职能部门管理信息系统的统称。政府信息资源共享平台是各种政府数据创建、管理、维护的综合平台,是政府信息资源整合、集成和获取的基础平台,是协同办公的数据支持中心,是电子决策的数据支持中心,为应用系统提供数据访问、提取和转换服务。群决策支持系统(GDSS)综合应用通信技术、计算机技术和决策支持技术,同时关注社会需要和活动任务,能系统地指导讨论的方式、时机和内容,能提供构造决策分析模型的技术③,是电子决策的工作平台。专家系统(ES)是电子决策的专业技术知识支持中心。决策监督系统是权力机关监督决策权力是否正当使用的窗口。决策反馈系统能及时反馈决策方案执行的状况,以便决策者及时调整决策。
决策体制层、决策实体层、决策系统层是相互联系的整体,是电子决策的基本要素,也是电子决策实现的先决条件。电子决策能从体制和技术两个层面规范决策行动,能实现决策①
②
③王满船.政府决策机制的内涵及其完善[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3(6)岳超源.决策理论与方法[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3G.DeSanctis and R.B.Gallupe, “A foundation for the study of group decision support systems,” Manage.Sci., vol.33, pp.589–609, 1987.的科学化和民主化,更重要的是能有效预防决策者滥用决策权力。
二、电子决策能从机制上有效预防行政领导职务犯罪
科学规范的决策程序是预防职务犯罪的必备条件之一。职务犯罪的基本特点是行政领导不按照基本法规,利用自己职务上的便利和决策权力为自己或他人谋取私利,其本质是决策者有意做出了损害公共利益的“错误”决策。要预防职务犯罪的发生,就要通过建立科学规范的决策程序防止行政领导故意做出有损公共利益但利己的不正当决策。电子决策通过推动政府决策机制的改革,通过建立科学规范的决策程序,能有效预防职务犯罪的发生
(一)电子决策的发展能逐步改变政府决策的组织结构和决策模式,使得职务犯罪滋生的土壤逐渐消失。政府组织中的决策划分为三个层次:一是战略层次的决策;二是管理控制层的决策;三是管理操作层决策(Anthony,1965)。其中战略层次的决策主要是高层次管理考虑的范围,决定组织未来的走向;管理控制层的决策则主要集中于组织资源使用的效率;操作控制层的决策则涉及到具体任务的实施。信息技术的运用能改变这种决策组织结构,“我们过去创造的等级制、金字塔管理制度,现在由电脑记录,我们可以把机构改组成水平式”(约翰.奈斯比特,1984)。具体来说,电子决策的发展,使得原有决策组织结构中专门从事信息收集和处理的中层机构会大量减少,同时决策组织结构会趋于扁平化(Rainey et.al.,1993)。这样通过决策组织结构的扁平化,使得行政领导不再位于政府官僚组织结构的塔尖,其所拥有的决策权力也将受到严格的限制和制约。
(二)随着政府信息化和电子决策模式的发展,政府决策机制逐渐由单个领导决策机制向群决策机制转变。无论代表大会,领导班子,还是咨询机构,在决策理论中都称为群(Group),群所作的决策称为群决策(Group decision making),或称多人决策①。群中的成员各有其所长,也各有其偏好,群决策就是要集中群中各位成员的意见,充分利用众人的经验和智慧,发挥集体的优势,形成集体的意见,制订出符合广大群众利益的正确决策,而不是谋取个人私利的不正当决策。群决策能通过一种在成员之间进行有关假定、证据和解释性关联等信息的交换,达成意见一致性②。如果,个人决策带有固有的情感性,那么群决策就要求,通过在成员间共享大家对不同行动、目标的肯定或否定的情感,以达到一种情感的一致。群决策者的决策是对理性认知和感性因素的一种综合,社会心理机制能促进在群决策者内部达成情感的一致。情感感染、利他主义、争论方法、类推、移情作用等机制能传播个人的感情态度,从而导致决策方案的冲突。感情驱动的群决策者之间的交互能导致包括达成意见一致等在内的有趣结果③。可见,群决策机制是一种每个成员独立表达自身偏好,逐步达成意见一致的决策机制,能确保决策过程和结果不被少数人操纵。同时,在群决策过程中,个人偏好和决策信息在成员间相互透明,在机制能保证群体成员间的互相监督机制。总之,群决策能在决策机制上有效地防止行政领导的决策权力被滥用,可以看作是在政府决策组织内部防止职务犯罪的第一道防线。① 同
4②
③ Thagard P.Coherence in thought and action.MIT, Cambridge,2000Paul Thagard, Fred W.Kroon.Emotional consensus in group decision making.Mind & Society,2005,1(三)电子决策能推动建立科学规范的决策程序。电子决策模式在实际中主要表现为各种类型的管理信息系统、决策支持系统、群决策支持系统和专家系统。这些系统的建设过程,是决策业务重组和梳理的过程,也是决策程序规范和简化的过程。已制定好的各种决策准则和规范主要通过计算机软件程序来实现,在软件程序的编制过程中,这些准则和规范也就自然而然地固化在程序里了。这有点信息技术强迫执行决策准则和规范的味道,当然在实际中还需要健全的系统权限管理和安全机制做保证,不然也可能无法避免人为的干涉。不过,至少在客观上决策程序难以被人为地任意改变和超越。如,群决策支持系统(GDSS)能帮助群体有效改进群决策的过程,实现更快、更满意和更好的决策①。
三、电子决策能实现政府决策过程的透明化和决策民主化
决策信息的不公开和决策过程的不透明是当前行政领导职务犯罪频频发生的根本原因。在不公开、不透明的决策环境下,行政领导就能够 “暗箱操作”,就敢于滥用决策权力,职务犯罪自然就难以避免。同时,决策过程中公众参与的缺失,使决策权力失去基本的监督机制,腐败的发生就成必然。当然,决策信息的公开和决策过程的透明是公众参与决策,保证决策民主化的基础,这两者缺一不可。电子决策环境下,决策过程的透明化和决策民主化能够得到很好的保证。
(一)电子决策能构建新的政府沟通机制,为决策信息的公开提供技术支撑。传统决策模式下,决策组织成各相关主体间的信息传递和交换都是通过正式的层级权威体系进行,金字塔顶端的决策者和金字塔的底层的决策者之间难以进行直接的沟通。一方面,不管是自上而下的信息传递,还是自下而上的信息传送,各参与者都能从自身利益出发,对信息进行过滤和删减,以免对自身不利的信息传送出去,信息失真的现象就经常发生。另一方面,行政领导往往会以各种理由,利用各种手段,封锁一些本该公开的信息,以免给自身带来不必要的麻烦,这将导致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在这种环境下,政府职能部门就成为一个个“黑箱”,外人难以知道这个“黑箱”正在发生或已经发生了什么事情,行政领导的“暗箱操作”就能顺利开展,不轨行为也就能堂而皇之地“瞒天过海”。在电子决策模式下,信息技术将彻底改变信息采集、存储、加工、传递的方式,政府组织内部成员之间、政府组织与公众之间能全面地实现信息资源共享,处于不同行政层级的决策者几乎能同时获取各种信息。在电子决策模式下,信息资源共享将成为决策者获取信息的主要方式,行政决策部门的决策者不需要繁琐的权威信息链就能直接获取自身决策所必须的各类信息。当然,由于在信息资源共享方式下,信息将有效地向任何人公开和开放,行政监察部门的决策者能实时获取某决策问题的事实前提信息和价值前提信息,以及决策准则和最终的决策结果,任何滥用决策权力的迹象可能被及时发现,从而能有效遏制决策者的违规操作和腐败行为。
(二)电子决策能再造政府决策流程,能有效地实现决策过程的透明化。政府职能部门的任何一项决策一般都包括决策问题构造、决策问题分析、决策方案产生、决策方案评价① Nunamaker, J.F., A.R.Dennis, J.S.Valacich, and D.R.Vogel.Information technology for negotiating groups: Generating options for mutual gain.Management Science, 1991,37,10:1325-45.和后果分析等决策过程。这每一个决策环节都存在决策者违规操作的可能和机会,要有效防止行政领导滥用决策权力,就必须实现决策的透明化操作。传统的决策方式下,政府只会对外公布最终的决策结果。政府组织内部,除了真正参与决策的主要领导之外,其他人对决策过程也一概不知,社会公众就更不了解诸如重大政策之类的决策是怎么出台的,在他们心中这些永远都是一个“谜”。正是决策过程的不透明,给行政领导提供了广阔的活动空间,以权谋私等滥用决策权力的职务犯罪行为就不断滋生。在电子决策模式下,各种群决策支持系统和专家系统的广泛应用,让决策过程像“鱼缸中的鱼”一样清澈透明,政府组织内部各成员的决策行为都互相公开。尤其电子监察系统、联网核查系统的投入使用,让监察部门能实时监控政府职能部门的决策过程。在这种决策模式下,行政领导难以节外生枝,通过操纵决策过程,让决策结果实现个人利益的最大化。由于政府组织的任何一项决策都是在给定的价值前提和事实前提的基础上作出的。决策者是否以实现社会利益最大化等组织价值目标为决策准则,进行备选方案的选择,在透明化的电子决策模式下,社会公众和行政监察人员都能看得非常清楚。深圳市纪检部门曾经做过一项统计,深圳建市以来,因腐败而被绳之以法的党员干部,90%以上都涉嫌行政审批——领导干部腐败就是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批”出来的。2006年,深圳市28个部门的197项非行政许可的其他审批事项也纳入监控。在这个监察系统下,软件系统会自动采集每一项行政审批办理过程的详细信息,监察机关同步监控行政审批的实施过程。服务窗口上还设有视频监控,能够现场监督公务员的服务态度和办事效率等情况。一旦审批过程中发生违规行为,或者有发生违规行为的苗头,系统就将根据预先设置的每一项行政审批事项的审批内容、法律依据、审批条件、审批程序等14个规范化要素和罚则,分别给予“预警”“黄牌”和“红牌”警告,还自动通知行政审批责任人,同时监察机关将进行调查处理、督促整改。这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行政首长“一支笔审批”、权钱交易、权色交易等腐败现象。同样,2006年,广州市财政局利用电子化财政监督信息系统,查出了违规使用财政资金2.45亿元,针对这违规事项财政就收回资金1.3亿元。可见,决策过程的透明化是预防行政领导职务犯罪的有效途径。
(三)电子决策能为公众参与政府决策创造有效渠道,能推动决策民主化。决策民主化是预防行政领导职务犯罪的重要机制之一。在我国,社会公众的偏好是政府决策的事实前提,社会公众的利益是政府决策的价值前提,即民意是政府决策的基础,追求群众利益最大化是政府组织决策的价值目标。国家权力机关赋予政府的行政决策权力是为人民谋福祉的。要实现此决策价值目标,并非易事。决策者在缺乏公众有效监督的机制下,极易利用手中的决策权力谋取私利。决策民主化,即公众的广泛参与是保证政府决策实现这一决策价值目标的重要机制,也是防止腐败的有效手段。在传统的决策环境下,公众要了解政府的决策信息都难,参与决策就更难了。电子决策环境下,信息技术能为公众参与政府决策提供丰富多彩的各种方式。广大公民可以通过政府门户网站,了解政府的动态,随时表达自己的政见;可以通过网络直接和政府高层进行在线沟通;可以通过上网进行投诉,也可以及时了解投诉处理的状态和结果。这种方式本身就能给决策者的决策行为安置密密麻麻的“电子眼”。政府①
②①②③④徐晓林.联网核查:对政府管理过程实施监督的思考[N].光明日报,2004年11月29日 任建明, 杜治洲.在全球互联网新时代 网络效应催生反腐新气象.人民论坛,2007年7月30日 ③ 同上
④ 广州市纪委.广州市大力推进电子化网上财政监督.监察部网站,2007年06月26日
也可通过自身的门户网站,就某项具体的决策广泛征集社会公众的意见和建议,将民意作为决策的基本依据。最主要的还是,公众可以在纪委和监察部门的举报网站上直接举报各类腐败分子,行政领导的违规行为在网络世界里几乎无藏身之地。据调查,80%的职务犯罪是通过举报发现的。举报在反腐工作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如何充分发挥举报的质量对于有效打击腐败尤为重要,而互联网可以提高举报的效率,提高腐败的发现率。如,关于韩桂芝案导火索的黑龙江宝马案以及东海龙宫袭警案的讨论异常热烈,网络信息传达出民间强有力的声音,网友跟帖超过了50万条,引起中央的高度重视,最终成功地将韩桂芝的不法行径曝光,将其绳之以法。可见,政府决策在网上接受公众监督是反腐的利器。
综上论述,电子决策的发展成熟,能从制度、技术等多个层面建构预防行政领导犯罪的防护网,但是,电子决策模式的建立并非易事,需要决策体制创新和政府信息化的同步发展。②①
①
② 同上同上
第二篇:浅谈行政领导的决策艺术
浅谈行政领导的决策艺术
摘要: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形势下,行政领导的决策艺术应该怎样认识决策、如何进行决策,决策的特征以及在决策时应该遵循哪些原则?本文分析了决策的特征,从四个方面提出了决策时应该遵循的原则。关键词:领导决策艺术特征原则
在当今社会里,领导决策的艺术性已经成为领导在管理工作中密切关注的问题,也是适应社会发展的迫切需要。艺术性的决策不仅体现着一个领导者独具魅力的领导风格,同时也对于决策的执行效果至关重要。因此本文拟就如何进行领导决策艺术做以简要的分析。决策是领导者最基本的职责,它关系领导活动的成败。从一定意义上说,领导史就是一部决策史。按照赫伯特·A·西蒙的决策理论,领导决策不仅要遵循决策的一般规律,按照一系列程序进行,而且还要讲究决策艺术,因为它往往是决策成功的要件。决策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个瞬间。[1]
一、领导决策的涵义
领导决策是指领导者为了实现组织目标,制定和选择行动方案的过程。1.1决策的主体是领导者
没有合法的领导职务,没有合法的领导者身份,就不能作出领导决策,当然这个决策领导者可以是指个体,也可以是指集体,就是领导班子。1.2领导决策是选择行为 由于主客观环境的复杂性,组织的具体目标和实现目标的行动方案都是有多样性的,作为领导者应该在具体目标和行动方案的选择上进行比较,力求实现最大的优化,从决策意义上说,没有选择就没有领导决策,领导决策行为就是选择行为,也就是决策意思。[2] 1.3领导决策是个过程
就领导决策概念而言是一个动态概念,它是指领导者的一种实践行为,实际上领导决策过程,往往是由一些工作阶段,或者具体的工作环节,构成的这么一个逻辑程序。二领导决策的艺术
决策是管理的范畴,决策艺术是管理艺术的范畴,研究决策艺术必须从管理艺术开始。“艺术”一词在管理领域中频繁出现。谈话艺术、领导艺术、指挥艺术、管理艺术、决策艺术等等。由于引用者引述的角度不同,观点不同,对管理中艺术的认识也就不同。一种观点认为,研究如何在管理实践中创造性地运用管理科学和一般原理,去解决各种复杂的问题,以取得满意的效果称为管理艺术,即创造性管理=管理艺术。另一种观点认为,管理分硬管理与软管理。硬管理又称管理中的硬件,指决策、计划、组织、指挥等;软管理又称管理软件,指企业内成员的共同信息、士气、价值观、责任感以及团体向心力、集体主义精神、荣誉感等。认为硬管理是一种定式,只有软管理才是千变万化的,如何在管理实践中搞好软管理是种艺术,即管理艺术=软管理。[3]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凡是非理性的管理行为均属于管理艺术的范畴,也有人认为,管理艺术就是管理者在自身的素质、才能、经验的基础上形成的非规范化的、创造性的管理技能。三领导决策艺术的特征 3.1有原则,不失灵活
这种灵活性有时看起来是突破了原则性的限制,即所谓不“墨守成规”、“不拘一格”,但是这种被突破了的“成规”却都是非原则性的成规,即不能反映决策规律或决策问题本身运行规律的成规,这种成规只能是行政意义上原则,不是科学意义上的原则。3.2力求规范,兼顾灵活 决策中的原则性是规范的,而灵活性则是多变的,非规范性的灵活是在原则规范下的灵活,这是其一。规范性又是可以由非规范性转化而来,这是其二。决策原则、方法等多次灵活运用,以致变成规律性认识,从而形成规范。3.3创造性是决策艺术的体现
决策原则的灵活运用本身就具有创造性意义,因为实际决策问题与决策原则的具体的灵活的组织结合与表现是前所未有的。[4]决策艺术的创造性还在于,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结合,可能导致对决策规律及决策问题所指向的管理对象的新的或更深入的认识。3.4科学的统一决策与艺术
决策科学是对决策规律的认识,科学决策是建立在运用科学决策规律基础上的决策。决策艺术是对决策科学规律的肯定,它是对规律的灵活的、科学的、创造性的运用,是达到决策科学化的手段,是决策科学化的组成部分,因而决策是科学与艺术的统一。3.5重理性,多权衡。
如果说原则性的方面具有相对稳定性,那么灵活性则是它的反面,灵活性的体现不能否认决策中非理性因素的作用,即决策者的经验、直觉等因素对灵活地运用原则的作用,某些想法的产生过程可能具有非理性的特点,但决策的行为更多地是理性行为,因而决策中的灵活性则更多地是理性思维的结果。即使由非理性产生的想法,也往往要伴以理性的逻辑推理才能给予肯定。
3.6决策艺术贯穿管理
西蒙说:管理就是决策。决策贯穿于管理的一切方面,因而决策艺术也就贯穿于管理的一切方面。它不仅存在于“软管理”方面,更存在于“硬管理”方面。决策艺术始终存在于管理之中,使管理学更具魅力,更具有科学性。四领导决策艺术的原则
4.1善于宏观把握,方向导引。
大气是对领导者个人能力和人格的评价。领导者在决断时既要抓住带根本性、全局性的事情,又要给属下放活具体操作的“小权”,通过抓大放小达到发现问题、处理问题的目的。抓大放小有三项原则:一是抓大事,明大非的原则。领导工作的内容是大量的,在这大量的工作中既有是的成分,也有非的成分,而领导者的精力是有限的,如果什么都抓、什么都管,就会大事抓不住,小事抓不完,甚至抓了芝麻丢了西瓜,是非界限不清。因此,对于下属的请示,领导者要分清孰轻孰重,把主要精神放在决断那些影响全局的大事上,把一些相对来讲无关紧要、不影响大局的事情交给秘书、机关去办。二是抓根本,定方向。就是要学会运用矛盾分析的方法,弄清楚哪些是事情的主要矛盾,哪些是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抓住了这些就能够抓住事物的本质。三是抓大权,放小权的原则。大权者,乃是决策、宏观调控之权。它是用来制定政策、决策、决断用的;小权者,乃是执行之权,办具体事之权,如果领导权力和角色越位,就会事不分巨细一切包揽,一竿子插到底,大事小事都抓,什么事都过问。长此以往,势必会造成领导忙忙碌碌,其他人无事可干的局面,这既伤害下属感情,又影响了工作。
4.2善听多方意见,全面权衡决策 决策虽然是领导者重要职责,是领导处事的手段,但决策也是一项极其复杂的高级的思维活动。在复杂的事件面前,领导者由于受个人知识、经验、阅历的限制,其决策往往会出现失误,如果领导者无视自己的“短板”思维,任意决策,这样的决策就是主观武断,其结果往往会以失败而告终,给国家造成一定的损失。因此,领导者面临决策情景时,除运用自己的经验外,应更多地听取其他人的意见,如集团成员的意见,群众的意见,相关专家的意见。其实,在决策中博采众议是一个尊重民主的过程,因为民主可以弥补一个人的经验、阅历、知识之不足,可以团结人,形成合力,焕发斗志。此外,博采众议也体现了一个领导者平时的民主作风,如果一个领导者在平时的工作中一贯独断专行,骄横跋启、为所欲为,眼里没有他人,没有下属,在重大事件面前他同样不可能容得下别人的谏言。从这一层面上说,摒弃武断,博采众议,练的是平常之功。领导者如果在日常的领导活动中养成了讲民主、讲科学、讲团结的品格,在决策面前,他就会集思广益形成合力。[5] 4.3立足实际,决策长远,忌好大喜功
好大喜功,是目前领导者做决断时比较突出的问题。比如,有的领导为了追求所谓的政绩,经常搞一些“形象工程”,而忽视当地的实际情况,看似轰轰烈烈却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效果,从而导致决断失误,执行起来半途而废,出现一些“半拉子工程”、“害民工程”。好大喜功看似简单,实则危害大矣。轻者给一方百姓利益带来损失,造成很多麻烦,重者可造成一个地区的重大经济损失。究其原因,好大喜功就是领导者的私念在作怪,即以公利换取私利,如博取名誉、捞取钱财,谋得官位、以求迁升等。在这种领导眼里,利益的天平失衡,以个人利益为重,民为轻,他人者次之。殊不知,这种领导的价值观是最愚蠢的价值观。古语云,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试想,在法治日益健全的今天,贪功者给人民群众造成的损失终有一日会被清算,被查处,到那时,轻者会脱下乌纱帽,失去手中的权力;重者会身陷图圈,把牢底坐穿,甚至失去性命。像权重一时的成克杰、胡长清、王怀忠之流,他们既给人民和国家带来了严重损失,同时也为自己掘下了坟墓。所以说,利害相权的哲学道理决不是一句空话,应值得好大喜功者警示。
4.4善用决策环境,把握决策力度。
领导者在决断某一件事时,不要满打满算,把事情定得太死,要留有余地,给下属以发挥创造力的空间。因为在决断时,可能由于情况不明会发生某些变化,导致事件的性质发生改变,需要进行某些修正或更改。如果在决断时满打满算,计划上不留余地,一旦情况有变化,修正或更改就比较困难;若留有余地,修正或更改起来就比较容易,比较顺利。而且,如果领导者把话说得太死,就好比用绳索捆住了自己和下属的手脚,双方都无法伸展。下属在完成某项任务过程中就不便于发挥主观能动性,只能消极等待、被动应付。领导者在决策时要特别注意不要过头,过头了,同样危害深重,正所谓“过犹而不及”。邓小平同志指出:下指标、订计划,遵循的原则应该是积极的、留有余地的、经过努力才能达到的。这一原则对领导者做决断很有意义。领导者做决断的“积极”包含了“留有余地”的“积极”和“积极”的“留有余地”。也就是说,领导者做决断时应尽可能指明方向,掌控全局,抓好关键,但也不要规定得过细,而要给下属以回旋的余地,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以弥补个体思维和能力的不足。
当今,我国正全面推进建设小康社会。面对国际经济一体化、国内现代化建设的新形势,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要求各级领导者,提高科学判断形势的能力,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应对复杂局面的能力,依法执政的能力,总揽全局的能力。这些,不仅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提高领导科学发展的能力,而且也包含着要提高领导决策艺术。领导干部只有认真学习,勇于实践,才能成为一名优秀的战略家,一名杰出的领导者。参考文献
1周振国谈谈领导决策艺术 [J] 领导之友 2009.6 2董红霞施工企业的领导决策艺术 [J] 山西建筑 2003.3 3蔡世淦等主编.管理集锦 [M] 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1992.4李学栋等论决策艺术 [J] 工业工程 1999.3
第三篇:浅析有效预防职务犯罪的思考
浅析有效预防职务犯罪的思考
[论文摘要]预防职务犯罪是反腐倡廉工作的重点方面和主要内容,是实现源头治理的根本途径。长期以来腐败案件之所以屡次发生,根本原因在于制度,有些制度并未有效约束和制约职务所带来的权力。领导干部要认清形势,加强各个方面的自身修养,增强免疫力,才能在前进的道路上不越轨,不掉队,为社会作出应有的贡献。
[论文关键词]预防腐败 职务犯罪 途径
近日,湖南省人民检察院预防职务犯罪处处长饶力明同志应邀株洲市烟草局讲授预防职务犯罪工作,鲜活的案例、精辟的见解、朴实的语言使得员工好评如潮,笔者亦感慨良多,结合多年分管纪检监察工作实际,认为应从以下三个方面对职务犯罪进行预防。
一、做到“四平”,领导干部要从自身修养上下功夫
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外因须通过内因方能起作用。所有走上犯罪道路的领导干部,主要原因是“内因”方面出了问题,妄自尊大、贪得无厌、侥幸等心理占了上风,党性原则沦丧,忘记了自己手中的权力是谁赋予的,应该为谁服务,最终用手中这把“双刃剑”葬送了自己。领导干部要让“内因”发挥正能量,必须从自身修养上下功夫,做到“四平”:
(一)有平民的意识
一定不能忘本,要把自己看作芸芸众生中的普通一员,别因为当上了党的领导干部,“一朝权在手”便自抬身价,飘飘然不知今昔何年。要明白,今日为官只是分工不同,“上台终有下台时”,“做官一阵子,做人一辈子”,要永远牢记“潜心做事,低调做人”的行为准则,始终牢记“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的宗旨,保持良好心态,这样才能更多地得到群众的尊重。
(二)做平凡的工作
领导干部也要从小事做起,不要认为自己到了哪个职位就是干大事的料,非惊天动地的事不为,任何一项工作对于整座“大厦”都有其重要意义,组织上安排了,就要尽心尽力、尽职尽责去做好。世界上当然有大智慧、成大器者,有经天纬地之才者,有力挽狂澜拯救苍生者,但毕竟这样的巨人凤毛麟角。领导干部如果始终把自己看作团队中的普通一员,甘于做平凡的工作、过平凡的人生,将会更加得到员工的尊敬和拥戴。
(三)有平静的心态
人生难得一帆风顺,总有一些磕磕绊绊,面对荣辱利禄,进退去留,要心胸坦然,拿得起,放得下,平心静气,宠辱不惊。如果“这山望见那山高”,妒贤嫉能,邀功争宠,追名逐利,不仅使人活得累,而且极易导致违反规则、铤而走险,滑向犯罪的深渊。
(四)过平淡的生活
宽裕的日子、体面的生活人人向往,但精神和物质的追求应该有个节制,过
分追求只会为欲、为利所累。天天迎来送往,鱼肉荤腥,一掷千金,不仅伤身劳神,吃出“舌尖上的腐败”或吃成现代富贵病,而且极易损害党和干部的形象,无形中把自己置于群众的对立阵营。相反,顺其自然、恬淡生活、返璞归真,不仅有益于身心愉悦、健康长寿,而且让群众觉得你平实可敬,无形中树立了领导干部的良好形象。“诱惑很多,陷阱很多,问题也很多,关键是每个人从内心要有这种思想信念和宗旨意识,内心要有道德底线,要抵制得住这些诱惑,只有这样,外在的制度才变得可有可无。”
二、提高“五力”,领导干部应从率先垂范上下功夫
作为一名领导干部,仅有上述“四平”还远远不够,要成为群众拥戴的好干部,笔者以为,要不断提高品质上的感染力、作风上的影响力、廉洁上的自控力、学习上的坚毅力、服务上的亲和力,做到率先垂范,不辱使命。
(一)培养良好的品行,不断提高品质上的感染力
领导干部有了良好的品行,在职工中形成了个人的人格魅力,则不怒自威,不令而行。如何培养个人的人格魅力呢?个人认为,首先,要讲正气,政治上任何时候都要清醒和坚定,都要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与单位党组保持一致,要敢于坚持原则,有一股浩然正气。其次,要讲诚信,要时刻牢记“人无信不立”,做到为人处事守信用,为公立业讲诚实。第三,心胸要豁达,要襟怀坦荡,宽厚待人,牢记“兼听则明,偏信则暗”的古训,听得进不同意见,从善如流,闻过则喜,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第四,要以情动人,以理服人,要关心、理解、体贴下属,在工作中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用真情换来职工发自内心的拥护。
(二)培养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不断提高作风上的影响力
一要脚踏实地,埋头苦干,不断改进工作方式,健全工作机制,积极针对基层困难出主意,围绕基层需求想办法,按照工作要求思良策,扎扎实实把本职工作干好、干出成绩。二要讲求实效,养成严谨务实的工作态度,做到既细致认真、勤奋敬业、扎实肯干,又敢于开拓、务实进取、精益求精。三要有敢于担当的精神,要“沉下去”多了解工作的各个节点,能发现、能解决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做到职务面前多思责,困难面前多担责,干工作有“向我看齐”的勇气和底气。
(三)培养严于律己的工作作风,不断提高廉洁上的自控力
一要严格遵守党的组织纪律,牢固树立组织纪律观念,正确处理组织与个人关系、民主与集中的关系、自由和纪律的关系,自觉接受党组织的教育、管理和监督。要经常打扫思想上的灰尘,检查自己的思想和行为是否符合工作的要求,是否辜负组织的重托和群众的期盼。二要严格遵守工作纪律,公道办事,照章行事,坚持原则,扶正祛邪,主持公道,坚决同各种歪风邪气作斗争。三要以《廉政准则》为准绳,严格自律,洁身自好,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做到自重、自省、自警、自励,管好自己和身边的工作人员以及家属,“守得住清苦,耐得住寂寞”。
(四)培养终身学习的习惯,不断提高学习上的坚毅力
一要勤于学,勤学政治理论知识,运用辩证的方法认识、分析、解决问题;勤学业务知识,解决实际工作问题;勤学法律、经济、科技、文化等方面的新知识,适应新形势的要求。二要善于思,俗话说,“学而不思则罔”,要结合自己的实际工作,对要学的、所学的东西进行有效选择和甄别,凡事多问个为什么,把所学之识运用到今天的工作实际,这样才能真正做到学以致用,使之能有效提高
自己的履职能力。三要敢于闯,即不仅要善于学习借鉴,更要有敢于创新的精神,通过学习,从陈旧的思维方式和工作方式中解放出来,善于从纷繁复杂的事情中抓住主要矛盾,创新工作思路,不断改进工作方法、提高工作效率。
(五)培养有效服务的意识,不断提高服务上的亲和力
服务有优与劣、适度与过度、有效与无效之分,培养有效的服务意识,对服务对象要做到:第一,真心尊重,以得体的言行举止吸引人。工作态度热情、行为端正,衣着整洁,做到心里装着服务对象,凡事多换位思维,多替对方考虑。第二,真情交往,以随和的交往方式对待人。做任何事都要以理服人,谦虚谨慎,平等待人。第三,真诚服务,以满腔的热情帮助人。工作中既要雷厉风行,又要讲求方法,不揽功推过,帮助员工总结成绩,找出不足,不断改进。人的问题其实质就是意识问题,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最根本的。
三、实施“三化”监督,真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
职务犯罪的外因也不可小觑,腐败的根源在于权力失控,这是制度、机制的问题,我们应着眼于此,设计一套行之有效、切实可行的制度“笼子”,构建以制度建设为基础、风险防控为目标、电子监察为载体的“三位一体”的工作架构,对权力实施规范化、精细化、数字化监督。
(一)完善制度体系,对权力运行过程实施规范化监督
“过去我们注重的是事后惩处,加大力度惩处,要查处大案要案,现在要考虑制度创新,要考虑从源头预防腐败。”要按照配置科学、制约有效、程序严密、裁量规范、运行公开、监督到位、权责统一、追究严格的原则,为制度完善指明正确的方向,使制度建设更规范、更科学、更有成效。坚持“一项权力制定一项制度”,对每项权力的职责权限、行权标准、办事时限、公开办法等作出明确的规定和要求,使权力运行的各个环节都受到约束和监控,有效杜绝监督工作的“盲点”。建立党组会、外部评审、监督检查、绩效考核、责任追究等配套制度,引入网上行权和电子监察,全过程监督制度的执行情况,严肃追究没有严格执行制度的行为,增强权力行使人执行制度规定的自觉性,使得事前防控有目标、事中监督有抓手、事后惩戒有依据。
(二)深化风险防控,对权力运行过程实施精细化监督
在推进廉政风险防控工作过程中,各个岗位、部门以及单位职责权限的清理确认,风险点的准确描述,权力流程的清晰梳理,为准确监督、精细化监督提供基础性保证。在廉政风险防控工作中,结合单位实际,研究确定坚持齐抓共管、立足实际、实事求是、突出重点、查防结合等五项工作原则,总结提出岗位职权界定法、业务流程梳理法、制度建设评估法、工作方式分析法、相同岗位类比法、典型案例分析法等多种排查风险点的方法。分岗位、部门、单位三个层次,采取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方式以及自己找、领导提、群众帮、专家评、组织审等办法,查全、查深、查准风险点,为廉政风险防控奠定基础。针对各个风险点,逐一制定相应的防控措施。准确定位监督权力运行的关键节点,使防控措施更能贴近实际,更有制约和规范效力,更具实用价值。对权力运行流程的梳理和再造,让合理的流程充分发挥作用,让不规范的流程得以完善,让有严重缺陷、容易产生腐败问题的流程能够改造更新,堵塞行权漏洞,把监督工作融入权力运
行的全过程,用科学、规范的工作程序保证权力的正确运行。对权力大、风险高、容易出现腐败问题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单独立项、进行重点监督和防控,可以取得事半功倍的工作效果。
(三)强化电子监察,对权力运行过程实施数字化监督
在电子监察网络中嵌入防腐预警软件系统,与电子监察各系统同步运行,既可以实时监督、即时监控,又能够早期预警、及时纠错。当项目交易出现违规操作时,系统自动预警,为监察机关提供警示信息,达到了事前防控、事中监督、防患于未然的目的,提高监督工作的自动化、数字化水平。
总之,勤政廉政盛行之日,则国家昌盛;贪污腐败猖獗之时,则国势衰弱。党的“十八大”报告要求我们,必须以“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决心把党风廉政建设作为当前的首要任务常抓不懈。而预防职务犯罪又是党风廉政建设的重中之重,只有努力做到“四平”,加强自身修养,提升“五力”,做到率先垂范,实施“三化”监督,真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才能有效预防职务犯罪。
第四篇:预防职务犯罪
近年来,我局认真贯彻落实区预防职务犯罪的指示精神,围绕“堵源头,抓建制,求实效”的工作要求,坚持“以制度建设为基础,以法制教育为手段,增强全局干部队伍防范意识”的预防工作思路,充分发挥纪检监察机构的职能作用,使我局的预防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一、加强组织领导,深入贯彻《条例》
做好预防职务犯罪有利于从根本
上改善党群、干群关系,密切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增强党的凝聚力、影响力和号召力,不断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切实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做好本部门的职务犯罪预防工作,局党委高度重视,成立以党委书记陈祖芳为组长,纪委书记王国栋为副组长,部门负责人为成员的预防职务犯罪领导小组。按照《武汉市预防职务犯罪工作条例》把单位目标与职务犯罪预防工作紧密结合起来,把个人权利职责与工作人员的年终考评结合起来,规范本单位的依法行政行为。
二、以预防为主,狠抓思想教育
做好预防职务犯罪工作必须从源头上遏制腐败现象的滋生,从思想教育上抓起,做到警钟长鸣。一是根据水务行业特点,我局仔细研究分析可能引发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的领域和环节,重点关注水务工程建设。制定相应的预防措施和方案,建立完善的制约机制。二是加强工作人员的理想信念教育,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权力观,构筑思想政治防线。深入开展“三个代表”的学习教育活动,结合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强化党员干部对党的宗旨意识,坚定理想信念。三是加强职业道德教育,强化工作人员的自律意识,树立良好的职业道德,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利用每周开展的政治学习时机,组织领导干部和机关全体工作人员学习《武汉市预防职务犯罪工作条例》、《公务员法》、《行政许可法》等与工作实际相关的法律、法规知识。在公务活动中,正确使用自己手中的权力,不越权不失职,树立爱民意识,全心全意为服务对象服务,做依法行政的楷模。四是开展警示教育,做到警钟长鸣。在思想上敲警钟,在行动上行规范。组织观看《盛世警钟》、《公仆本色》等反腐倡廉录像片,在观看中邀请局主要领导干部配偶及职工家属共同参与。通过典型的案例剖析,加深干部职工对手中权利和肩负职责的认识,在思想上牢固树立公仆意识。领导干部配偶及职工家属积极争做“廉内助”,不利用亲情、友情做人情交易。五是开展思想交流,批评与自我批评。组织大家撰写学习教育心得体会,开辟学习专栏和以会议的方式交流学习体会。局党委班子之间,党委班子与工作人员之间,工作人员与工作人员之间,广泛开展交心谈心活动,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坦诚交换意见和看法,解决工作和思想上的矛盾,增进大家相互之间的了解。通过教育使大家对“预防职务犯罪”重要性有了充分的认识,增强了法纪意识、责任意识和防范意识。
三、抓好措施落实,建立自律机制
认真落实党员领导干部廉洁自律的各项规定,做到廉洁不贪占,勤政不失职。一是认真开好民主生活会,对重大问题实行集体决策,坚持实事求是,民主集中的原则。敢于说真话讲实话,以事论事,有根据地提出个人的看法和意见,使领导在大事上能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进行科学决策,促进各项文秘家园工作正确实施。二是建立领导干部约束机制,严格执行“五不许”规定,坚持领导干部个人重大事项报告制度和责任
第五篇:职务犯罪及其预防
职务犯罪及其预防
目 录
内容提要—————————————————————————1 职务犯罪的概念和基本特征—————————————————2 职务犯罪的特点———————— —————————————3 职务犯罪的原因——————————————————————4 职务犯罪的预防——————————————————————7
内容提要
【摘要】:体制改革还未形成具有预防职务犯罪的最佳机制,不能更好地服从和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大局,认识职务犯罪的危害、特点、原因,是开展预防职务犯罪工作的前提。预防,应从权力的监督和制约入手。控制,必须采取各种手段综合治理,方可取得最佳的控制效果,通过政治、法律的手段实现预防。
【关键词】职务犯罪;危害;特点;原因;预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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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近年的工作实践看,虽然在预防职务犯罪方面作了许多有益探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现实中仍然存在着一些需要澄清的认识和亟待解决的问题。要搞好预防职务犯罪,必须对职务犯罪有充分的认识。职务犯罪是伴随着生产力、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到一定程度,公共权力的产生而产生,已成为当今社会经济、文化、政治、科技发展的强大阻力,是造成社会不稳定的主要因素。
一、职务犯罪的概念和基本特征
(一)、职务犯罪的概念。职务犯罪是一个比较现代的概念,到二十世纪中叶国际上才普遍使用“职务犯罪”一词,经查中外法律辞书,至今尚无“职务犯罪”一词的解释。在法学理论界,对“职务犯罪”的解释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极难有科学统一的解释。笔者认为,“职务犯罪”简言之就是指行为人的犯罪行为与职务相关的各种犯罪。但是,由于“职务”二字的含义极为广泛,我们必须从以下三点准确把握职务犯罪的科学内涵:一是职务犯罪的主体是国家任命与委托的从事公务的人员;二是其行为与职务有密切的、不可分割的联系,如果其行为与职务没有联系,即使其行为构成犯罪也不能定为职务犯罪;三是其行为方式可以是作为,也可以是不作为或不正确作为,如滥用职权、超越职权、以权谋私等行为。
(二)、职务犯罪的基本特征
1、职务犯罪的主体标志,离不开“职务”二字。如前所述,我国目前职务犯罪的主体主要界定在从事公务的国家工作人员的范围之内。新刑法有的职务犯罪还限定在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之内。这一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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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法律意义在于:标志着职务犯罪与非职务犯罪界限的明确划分;标志着与国家工作人员以外,职务身份主体上的区别;给打击与预防职务犯罪提供了准确、鲜明的法律依据。
2、犯罪的行为标志,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犯罪与职务的关联性,职务犯罪行为的基本特征,其犯罪行为必须是与职务相联系。而且,法律规定这种联系还应有必然的、并具有因果关系。否则,既是执行职务期间实施的犯罪行为,也不能构成职务犯罪。二是犯罪行为方式的多重性。行为方式的多重性,是职务犯罪又一个基本特征。从目前法理上讲有三种行为方式,即利用职务、滥用职务、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职务。利用职务,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故意犯罪,如贪污、受贿、挪用公款、刑讯逼供、报复陷害等;滥用职务是指,行为人把人民赋予的职责与权利,当作私利,胡作非为,滥用权力,亵渎只能的行为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职务,是指应当预见到可能会发生危害社会、危害人民利益的严重结果,玩忽职守,造成国家和人民生命财产的重大损失。这不仅是职务犯罪的重要标志之一,也是区别非职务性其它犯罪的重要依据。因为,其它非职务性的任何犯罪行为,都不存在利用、滥用与不用职务的问题。
二、职务犯罪的特点
1、在行为的严重性上,大案要案急剧增多。过去贪污受贿数万元可算是大案,而现在犯罪金额在几十万元、几百万元甚至上千万元的屡屡出现。
2、在行为的主体上,领导干部利用职务之便卷入腐败活动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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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有上升趋势。虽然所涉及人员的绝对数量不大,但由于卷入者位高权重,所造成的破坏性后果极为惊人。陈希同、王宝森、褚时健、成克杰、胡长清案件就是典型。
3、有组织的团伙作案日益增加。近年来出现大量窝案和串案,一些腐败分发在权力部门内结成有领导、有分工的违法犯罪团体,有组织地滥用权力。湛江走私本、厦门走私案令人触目惊心。
4、在腐败现象发生的领域方面,职务犯罪广为蔓延。腐败不使在经济管理和资源分配部门大量发生,而且在文化、科技、教育、司法等传统上认为是“清水衙门”的部门也出现。如金融机构的公职人员利用特权之便,贪污、挪用资金案件的频频发生。
5、企业中的腐败现象日益严重。我国拥有庞大的国有企业群,用于国有企业管理体制存在着深刻弊端,发生在国有企业中的贪污腐败事件近年来呈上升趋势,并且已构成了当前腐败现象的多发区和高发区,近年来,企业中发生的领导利用职权贪污受贿、挥霍浪费、挪用公款等现象日益突出,部分国有企业陷入亏损的原因之一,就是某些企业领导和其他经营管理人员对国有资产实施猖狂掠夺和恣意浪费而造成的。
6、权力的廉洁度普遍下降。在任何社会,对腐败行为的判断都有一定的量和质的标准。这些标准构成了追究违法违纪责任的起点。但我循知道,公职人员行为规范的底线往往高于这一基点。于是在权力的廉洁状态和腐败状态之间,形成了一种未达到追究违法责任的地步但权力本身并不干净的空间,这种状态被称为“准腐败”。“准腐败”
4 的大量发生使权力的廉洁度普遍下降,而其严重性是它构成了职务犯罪等腐败现象群发的丰厚土壤。
三、职务犯罪的原因
职务犯罪现象如此严重,其产生和发展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微观层次上个人素质方面的,也有宏观层次上制度结构方面的,而究其根本原因则应该是权力的失控。
(一)从政治层面来看,我国政治生活和公共管理中所发生的权力失控现象,主要由于现行政治体制中权力配臵上存在一些弊端,概而析之,其原因表现在如下几方面:
首先,权力过于集中。权力过分集中是我国党政领导体制中传统的弊端。早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同志就指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中的主要弊端之一是权力过分集中,过分集中往往把党的领带变为个人领导。“必然造成官僚主义,必然要犯各种错误”“不少地方和单位,都有家长似的人物,他们的权力受限制,别人都要惟命是从,甚至形成对他们的人身依附关系”。有些人自恃大权在握,专横跋扈,违法乱纪,贪污受贿,最终滑入腐败的深坑固然,腐败分子的堕落有其个人品质的原因,但是他们的腐败活动既然发生于体制内,这就要求我循必须认真检讨制度环境存在的内在疏漏。在实践中,很多腐败活动在其初期已初群众发现和举报,但集权体制为其提供了排队障碍的力量,直至违法行为不可收拾,对国家和人民造成极大损害,才受到制止和追究。
其次,权力过程中缺乏有力的制约监督。权力现象的一个客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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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律是,没有制约的权力容易被滥用。在失控和约束不力的情况下,个人意志常常会由于没有压力和牵制而轻易地进入权力过程,从而使用权人形成不谨慎甚至是随意的精神状态。由于缺乏制约机制作保障,权力行为的规范也往往流于形式,丧失应有的权威和严肃性,得不到真正贯彻。正因为制约监督不力,才使得某些 人有恃无恐,肆意妄为。
第三,权利对权力的监控力不足。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人们的参与手段主要是两种,公职人员依靠公共权力,而公共大众主要运用宪法所规定的权利。在具体生活中,公共权力是为实现公民的权利而服务。为了保证权力行使用权的合理正当,通常必须建立和完善权利对权力的监控控制制度,防止权力践踏和侵犯人民的权利和利益。权利对权力的监控是现代权力制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这样的制度尚未健全。
(二)从权力的实施一看,公共权力过程中的腐败活动对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精神文化的发展具有致命性的危害。这一过程导致职务犯罪的原因,表现为以下几方面:
首先,在政治上,权力腐败破坏国家的政治和法制的统一,引发和激化社会矛盾,破坏政治稳定。现代化建设的过程是一个国家实现政治整 合的进程,它要求有统一的法制实践和程定的政治局面。而官员的腐败行为使统一的权力体系陷入了被各种私欲分割隔离的境地,导致法制权威的极度削弱。近年来行政权和司法权的职能活动中普遍存在的地方保护主义就是一种典型表现。各种滥用权力的行为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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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着公民的合法权装,刺激社会矛盾和冲突的爆发。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动荡直接导因于权力的严重腐败。我国过去政治局势的波动也有类似教训。
其次,在经济上,权力腐败制造分配不公,刺激不正当竞争,催发经济利益的恶性冲突。腐败分子以权创收,以权获利,直接破坏了按劳分配的等价交换的原则。而当权力一旦成为交换或掠夺的手段,成为侵犯市场法则都能带来丰厚利润的特殊商品;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必然遭到破坏,最终必然造成经济局面的混乱以及整个社会健康的经济机体的毁损。
第三,在精神文化方面,权力腐败步长腐朽没落思想,瓦解了民群众对现代化事业的信心,滋生对执政党的政府的离心离德倾向。我国社会近年来泛滥的极端个人,义和拜金主义思潮,同腐败浊流的推波助澜有直接关系。
四、职务犯罪的预防
职务犯罪等腐败现象已经侵蚀着社会结构的每一环节,已经泛及社会的各个领域。我们党和国家一贯清楚地认识到腐败的严重危害性,一贯重视与腐败斗争。检察机关应加强宣传教育,推行法制,实施监督,这也是宪法和法律赋予的神圣职责。履行法定的检察职责是检察机关开展预防职务犯罪工作的核心。
但是,反思我国历次的反腐败斗争,虽然功不可没,但也存在不少问题。针对目前现实,深感检察机关开展预防职务犯罪工作任重而艰难,似乎是被动的预防,以我个人看来,预防职务犯罪是一项全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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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的系统工程,主要应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一)强化权力制。这是根本,因为腐败的根源在权力失控,这是制度、机制的问题,我们道德应着眼于此。
在现代化进程中发生的问题应当通过推动现代化的全工建设予以克服,通过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为清除腐败、实现、立法政治打下坚实的基础。
首先,在战略上大力推进中国的政治现代化进程。中外历史的实践表明,现代化建设是一个国家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的全面发展的过程。我高现代化建设的目标是实现国家的富强、民主、文明,这是一个全方位的目标。它告诉我们,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决不等于经济现代化的价值压倒一切。如果政治现代化如政治民主、政治效率、权力结构科学化等没有相应的发展,经济增长创造的财富就很可能成为腐败分子饱食的美餐或被其挥霍浪费。以国有资产为例,一方面在不断增值,另一方面却因企业单位中管理、经营权力滥用而大量流失,进入小集体和个人私囊。严峻地现实提醒我循,必须坚持经济和政治局调发展的指导思想,在经济现代化的同时加速政治现代化的进程。所以必须依照经济发展的要求切实改革权力结构的种种弊端。这一点应当是反腐败斗争重要 战略性指导思想。
其次,完善权力体制,强化制约监督。腐败表现为权力的滥用,因此应当在权力体制和结构的改革上寻求对策,改善权力运作的体制环境和相关环境。针对传统体制中过分集权、缺乏制约功能的弊端,主要应做到:①权力体制的调整和改革应在民主和科学的原则下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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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②改革过分集权的弊端。③建立系统严密的权力监督机制。
第三,强化对权力的社会监督充分发挥舆论对权力的监督作用。社会监督是指公民、企事业、社团和其他社会组织依法定权利对公共管理权力进监控和督促。它是权力监督和制约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行社会对国家行为的规范和约束力量。权力腐败损害着社会公共利益,那么,动员各种社会力量保卫自身的合法权益,维护正常管理秩序,必然构成对违法犯罪的有力抵制。
(二)以法治腐,把反腐败斗争纳入法制化的轨道。面对性质恶劣危害极大的腐败现象,加大惩治力度不失为一种有效做法。其中,主要应该作好三方面的工作:一要抓紧制定从宏观强化反腐败、廉政建设地位的法律,使“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取得法律上的保证;二要抓紧制定规范市场经济行为的法律;三要抓紧制定对违法违纪和犯罪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进行严惩的法律,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预防职务犯罪的工作机制。
(三)加强政治思想教育工作。反腐斗争光有外在的约束机制还不够,还必须从干部自身的素质里育入手,我国宪法规定,国家通过思想教育、道德教育、文化、纪律和法制等各个领域的教育,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根本方针之一。邓小平同志说:“要教育全党民志发扬大公无私,服从大局、艰苦奋斗、廉洁奉公的精神,坚持共产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道德。“我们要加强对干警的各面的教育,使他们自己充分意识到腐败的严重危害,并坚决制止此类现象在自己身上和身边发生。在进行教育的同时,9
也要注意有效的教育方法的运用,可以开展学习讨论,进行法制观念教育,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增强党性、建章立制,纠正错误问题等。
总之,预防职务犯罪,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只有从职务犯罪产生的内因和外因找准切入点和突破口,多管齐下,彻底铲除职务犯罪滋生蔓延的一切主客观条件,使其主观上不想犯罪,客观上不能犯罪,监督上不让犯罪,从力度上不敢犯罪,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有效地控制和解决职务犯罪,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大局。
参考文献
①李键化、周小毛:《论腐败》,中南工业大学出版社,1997年8月 ②张穹:《职务犯罪概括》、中国检察出版社,1991年7月。④樊风林、宋涛:《职务犯罪法律对策及治理》,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4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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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郭星华:《当代中国社会转型与犯罪研究》,文物出版社,1999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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