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刑讯逼供原因的几点思考（写写帮推荐）

第一篇：关于刑讯逼供原因的几点思考（写写帮推荐）

文章标题：关于刑讯逼供原因的几点思考

关于刑讯逼供原因的几点思考

刑讯逼供，是指司法工作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使用肉刑或者变相肉刑，逼取口供的行为。该行为严重的侵犯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权利和民主权利，为此，我国刑法中规定了专门的罪名，刑事诉讼法也列有专条，然而，法律的明文规定并不一定等于生活中的事实，从

传媒报道中，我们不时可以听到刑讯逼供事情的发生，有些甚至闹到死人的地步，这严重影响了司法机关的形象，破坏了社会的稳定。

刑讯逼供之所以产生，我以为和法律制度、认识观念有很大关系。

一、法律制度方面。

（一）“如实回答”义务的不合理。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九十三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这句话明确规定了犯罪嫌疑人有“如实回答”的义务，同时也意味着他们如果不“如实回答”的话，就必须承担相应的责任。但是“如实回答”的前提是犯罪嫌疑人开口说话，如何才能使其开口本身就是一个问题；即使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问话予以回答，也面临着其回答是否“如实”的问题。如果侦查人员认为其没有回答或者其回答并不“如实”，没有尽到“如实回答”的义务，那么就意味着其必须承担不尽义务的责任，并受到相应的惩罚。

然而对此我却有几点疑问：“如实回答”的合法性我们姑且不论（在1966年12月16日，第21届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其中第14条就规定“任何人不被强迫作不利于他自己的证言或强迫承认犯罪”，1998年10月5日，我国签署加入了该公约，然而我国刑事诉讼法现在却依然规定了“如实回答”的义务），就是按照权利义务相一致原则，犯罪嫌疑人如果尽到“如实回答”义务，那么他就应该获得相应的权利，但是犯罪嫌疑人有何权利法律并没有规定。此外，义务与惩罚也是相联系的，不履行义务，就必须进行惩罚，否则就是对其他履行义务个人的不公正，但是这种惩罚是什么？是不是就意味着可以进行刑讯逼供呢？我国目前并没有规定。而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绝大多数国家由于确立了“沉默权”制度，被告有权保持沉默，口供与定案失去了必然联系，刑讯逼供也就大大减少了。

（二）侦查活动未受监督。

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侦查机关除了有侦查取证的职责外，还有对犯罪嫌疑人采取强制措施的权力，这使得对犯罪嫌疑人的讯问客观上处于一种严密控制的不公开情形之下。这时候，不仅犯罪嫌疑人的亲属、律师无法与其见上一面，就是负有检察职能的检察机关也无法对此进行监督。所以，犯罪嫌疑人是否曾经遭到过刑讯逼供，外人根本无从而知。而遭到刑讯逼供的犯罪嫌疑人即使在法庭上以曾遭到刑讯当场翻供，他也很难提出证据加以证明。审判机关最终还是以证据不足为理由，认定犯罪嫌疑人在侦查机关曾做的供述是合法有效的（尽管事实上并不如此），从而做出不利于犯罪嫌疑人的判决。这客观上为刑讯逼供的发生提供了有利条件。我认为我国可以借鉴其他国家的相关制度，将关押犯罪嫌疑人与提审分为两个不同的部门，犯罪嫌疑人一旦从关押场所被提走，即开始全程录音、录像，在时间上不得有间断。该录音、录像资料一式两份，并交给犯罪嫌疑人一份留存。或者确立律师介入制度，规定讯问犯罪嫌疑人时必须有律师在场，如律师不在场，则所取得的口供视为非法证据予以排除。

（三）证据制度的不完善。

因为口供具有取得容易、证明价值高等特点，故而其深得侦查人员的“喜爱”。但是这种对口供的偏爱，不但会鼓励和怂恿刑讯逼供行为的产生，更严重的是，它会使侦查人员产生工作惰性，办案时过分看重口供　为此，我国刑事诉讼法第四十六条对口供做出了明确的规定：侦查人员不得轻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希望能够减少办案时对口供的依赖，但这条规定其实并不完善。因为口供总是以书面形式存在的，而这书面的口供并不能如实反映犯罪嫌疑人是否遭到过刑讯逼供；相反，侦查人员却可以通过口供中具体的犯罪情节，获得其他的证据材料。这样，口供与其他证据相互印证，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证据链，还是可以对犯罪嫌疑人定罪量刑的。

二、认识观念方面。

（一）封建残余思想的影响。

在漫长的历史中，中国一直走的是重人治轻人权的道路，刑讯逼供现象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一直合法的存在着：北魏时，曾使用过使人不堪忍受的“重枷”来逼取口供；南梁时，对那些不招供的人要“断食三日”；就连包公也把刑讯作为看家手段，动不动就“大刑伺候”，声称“不用大刑，焉得实供”。解放后，尽管在法律上刑讯逼供被加以严禁，但是刑讯逼供的思想依旧存在并影响着人们的思维、生活。

这种错误的思想之所以会存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我国一

直存在着重实体轻程序的思想。实体、程序孰轻孰重尽管目前尚未有定论，但是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万鄂湘对程序公正价值的评价却很值得我们借鉴，“程序公正是司法追求的目标，程序是诉讼的游戏规则，只有依据程序进行的诉讼才是法律意义上的诉讼。”并且，目前绝大部分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国家，对刑讯逼供都持否定态度，在美国，法律不仅排除因刑讯逼供而获得的证据，就是因违法取证行为而间接获取的其他证据——“毒树之果”，也一概予以排除。

（二）司法工作人员法制观念淡薄。

可能有些人会认为刑讯逼供尽管有其不合理的一面，但是它有利于查明犯罪事实，挖清余罪，客观上提高了侦查活动的效率。这实际上也涉及到一个学术界争论不休的问题，即效率公正两者谁最重要。根据沈宗灵教授的观点，应该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在我看来，这似乎有点片面。刑事诉讼不同于市场经济，它并不是以追求最大利益，有利于生产力发展为目标，相反，由于它与个人的生命权、人身权等基本权利密切相关，并且又具有不可逆性、不可补偿性等特点，这客观上要求刑事诉讼必须以公正为基础。并且，为了一部分人的权益，而牺牲另一部分人的权益（包括最根本的生命权益），国家是否有这个权力还有待商榷。所以，在这一点上，刑讯逼供的合理性也是站不住脚的。

很多人有着这样的想法，他们认为刑讯逼供之所以被否定，是因为它可能会使无辜的人受到不应该的惩罚；而对于那些确实实施了犯罪行为的人来说，他们不但触犯了刑法，而且还拒不交待，对于这种人进行刑讯逼供是完全合情的，也是合理的。但这种思想完全忽视了犯罪分子也具有合法权利。犯罪嫌疑人对于侦查人员的问话固然应该如实回答，但如果其拒不交待或者不“如实交待”，那么这只能作为其认罪态度不好，在审判量刑时给予考虑。如果此时对犯罪嫌疑人进行刑讯逼供的话，这不但有违人道主义精神，更严重是它将动摇法律赖以存在的规范性基础，使人们对国家的权威产生动摇。试想一下，如果代表国家权力的司法机关都不按法办事，那又如何让普通的民众遵守那些国家制定的法律规范呢？

幸好，目前有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看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并且也做出很大的改进。目前，福建省人民检察院就进行了有效的创新。他们在犯罪嫌疑人接受调查时，发给两份《告犯罪嫌疑人书》，上面有法律规定的12项权利和义务，并且还有检察官必须遵守的3条纪律，以及上级和同级检察机关的举报电话。在侦查讯问完毕后，犯罪嫌疑人都要在这份“告知书”上签字，一份留在笔录，一份留给犯罪嫌疑人自己，以便其随时可以维护自己的权利。

这项措施的实施，很大程度上防止了刑讯逼供行为的发生。如果公安部门也能够参照执行的话，那么刑讯逼供消失的那一天就不远了。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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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刑讯的造句

刑讯拼音

【注音】： xing xun

刑讯解释

【意思】：用刑具逼供的审讯。

刑讯造句：

1、而后，几次对她施行的水淹和火烧的处决都失败了，这也使得目睹了她的刑讯过程的众人转而投身基督。

2、这些或是更加常规的刑讯常常引出暂时的认罪，但这些人数年甚至数十年地坚持为了民主而斗争。

3、这个问题，在美国内引发分歧，几近半数的人称：刑讯在某种情况下是合理的。

4、另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同样几近半数的人认为：刑讯业已使有价值的情报得以搜集。

5、间谍，枪战，背叛，刑讯，任何一条都足以致人死地。

6、这是我们列表上唯一一个不属于中世纪欧洲刑讯的项目。

7、他从未在伊拉克监狱中看到过刑讯行为，但他相信此举一定在这里发生过。

8、如果这并非过于怪异的措辞，那我们需要的是更好的刑讯逼供设计。

9、对酷刑的容忍，会永远腐蚀刑讯者的品格，更糟的是，腐蚀大众的品格。

10、他对美国的仇恨来源于他对安瓦尔·萨达特暗杀事件后对他监禁和刑讯的穆巴拉克政权。

11、他说刑讯逼供反映出美国‘正在失去我们的道德观念’。

12、两所监狱，白公馆和渣滓洞，和那些配备了美国装备的刑讯室，被作为中美合作所＂集中营＂的一部分展出。

13、人权团体经常对岛上的残酷状况进行揭露，包括对犯人的刑讯折磨和谋杀事件。

14、从欧洲直到太平洋地区，我们是一个关闭了刑讯室和以法治取代暴政的国家。

15、它只是被犯人和美军指控为过度拥挤、超期羁押，以及刑讯逼供的该省几所监狱之一。

第三篇：用引导式发问,逼员工思考

用引导式发问，逼员工思考

部属变只做不想的传令兵，怎么办？请看杜书伍—— 用引导式发问，逼员工思考

这是一场为期十年的「宁静」革命。

「宁静」的意思是，领导人从发号施令到懂得闭嘴，改由部属找出问题、提出解决方案，企业也从一人思考领导，转型成一群专业经理人思考。

吹响革命号角的人，是联强国际总裁杜书伍，一个最难闭嘴、也是最不须要闭嘴的人。

进入职场前，杜书伍高中时代便兼差教书，教到大学毕业；在三十七年职场生涯，除了头一年他担任工程师，是部属，接下来三十六年都是主管。一九八四年，他推动神通、神达和联通（联强国际前身）三家公司分割，并出任联通电子总经理，俨然成为创办人。过去，他强势命令 下对上的请示，开始不分大小

老师、主管、创办人三重角色，外加完美主义和性急，造就杜书伍的强势沟通。每一次，部属在业务执行上面临困难，找老板讨救兵，问题才讲完，杜书伍便直接给答案，部属不用想、执行就好；甚至有时候部属口都还没开，杜书伍就知道要问什么问题，然后给答案。给完答案如果没反应，杜书伍立刻开口骂人。「强势沟通的优点是效率。公司十个人，用讲的就好；变成百上千人，要建构制度，制度要被遵守，还是要强势沟通，」杜书伍说，「我就像个传教士一样，不停的、不停的讲。」 讲了十六年，二○○○年，联强国际全集团年营收已达六百一十六亿元、员工人数两千人，但杜书伍在峰顶，却感受团队氛围异常被动。

首先，下对上的请示开始不分大小，一有问题便依赖总裁想解决之道。

过去杜书伍擅长找空档思考未来策略，但此时发觉自己的时间，全都用在解决部属的问题，解决完累得只想睡觉。其次，上对下的沟通越发没效率，沟通对象永远随机分布。杜书伍发觉同样的内容，有人听了三、五次，有人还没听过；就算把员工全部集合起来沟通，隔天又有新的主管没听过，动不动就发觉又漏掉一个人没讲；他疲于奔命。

此时，宏碁创办人施振荣宣布「传贤不传子」，到○四年正式交棒、退出宏碁集团，四年间科技圈最热门的话题，就是「接班」。

后来，他不给答案

给部属四次机会，不行就换掉

身分同为科技业创办人，虽然杜书伍当时才四十八岁，距离接班还早，他忍不住思考：为何接创办人的班那么困难？怎样接班才会顺又容易呢？ 他认为最终解决之道，就是企业要用专业分工取代强人领导，背后根本不同就是，由各部门独立思考，共同运作，取代单人决策。

接班人的角色，由全能创业者转化为整合者，他不必什么都懂，但要会组合企业内部功能、订出策略；简言之，他要造就一个没有杜书伍，也可以运作的联强国际。这，谈何容易？他决定从「闭嘴」开始。

「要改变沟通风格，我第一个想法是，怎样让员工更独立思考，而要让他们练习思考，就要忍住少说到不说，」杜书伍说。

杜书伍开始用「引导式思考」取代过去的强势沟通，也就是不给答案，用问题诱导部属思考。一开始，部属都没想法便带着问题来找杜书伍，他会先反问对方：「你说该怎么办？」然后闭嘴，挤出对方的想法，然后继续发问挤出对方想法，直到对方完全没想法为止，他才会给部属提示，然后要他回去再思考；「沟通时间至少比从前慢上三到五倍，」杜书伍说，「我称为必要的无效率。」

但是知难行易。急性子的杜书伍在前几年很不习惯自创的「引导式思考」，问上两回合对方仍然支支吾吾，便会破口大骂，直接告诉解决方法，以求效率；「憋得很难受啊！」他笑说。

为了提醒自己给部属耐心，他在左手无名指戴上戒指，每次又急起来要发怒，便把戒指不规则的那面转入掌心，用力握住，提醒自己要闭嘴，给部属空间。

最后，杜书伍养成一套新的「沟通—闭嘴」模式：第一次不说话，让部属自动发现问题；第二次给提示；第三次直接告知解决之道；第四次，开骂。「还是要讲求某种效率，不能永远引导，」杜书伍说。

如果就是没办法独立思考怎么办？

「那就只好把他换掉，」他比了个「砍头」的手势，脸色严肃，「以前强势领导，有做就及格；现在不思考，还要人家推，就不及格。」现在，他学着放心 看到员工自发成长，喜悦更大

经过十年调整，杜书伍从强势命令到学会闭嘴、让部属讲出想法，一个沟通模式的转变，背后更深刻的意义竟是企业改造－从强人领导转变成组织运作的有机体；「我现在就算休两、三个月的假，公司也可以很好，」杜书伍说。与创业期十几年间，他只看过两、三部电影，不可同日而语。然而意外的是，这个转变不只对组织有意义，对杜书伍而言，竟让他重新感受到一股自发于人的喜悦。「你看到有些人不断提升、进步，会非－常－高－兴，」杜书伍激动的说，「他想得比你完整、跳脱，他愿意动脑筋，我心里不知道怎么形容，真的是，好像你真的看到一个人才……，很高兴。」 也因为这股对人的喜悦，尽管有时候他仍然担心引导式思考耽误进度，但每次一开始担心，他就告诉自己放宽心，反正天天难过天天过，哪有什么事情都照自己的意思走呢？他发觉自己对事情的容忍度比以前更宽广；「我自己也渐渐在改变，这就是成长，」杜书伍如是说。

第四篇：关于刑讯逼供原因的几点思考

刑讯逼供，是指司法工作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使用肉刑或者变相肉刑，逼取口供的行为。该行为严重的侵犯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权利和民主权利，为此，我国刑法中规定了专门的罪名，刑事诉讼法也列有专条，然而，法律的明文规定并不一定等于生活中的事实，从传媒报道中，我们不时可以听到刑讯逼供事情的发生，有些甚至闹到死人的地步，这严重影响了司法机关的形象，破坏了社会的稳定。

刑讯逼供之所以产生，我以为和法律制度、认识观念有很大关系。

一、法律制度方面。

（一）“如实回答”义务的不合理。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九十三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这句话明确规定了犯罪嫌疑人有“如实回答”的义务，同时也意味着他们如果不“如实回答”的话，就必须承担相应的责任。但是“如实回答”的前提是犯罪嫌疑人开口说话，如何才能使其开口本身就是一个问题；即使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问话予以回答，也面临着其回答是否“如实”的问题。如果侦查人员认为其没有回答或者其回答并不“如实”，没有尽到“如实回答”的义务，那么就意味着其必须承担不尽义务的责任，并受到相应的惩罚。

然而对此我却有几点疑问：“如实回答”的合法性我们姑且不论（在1966年12月16日，第21届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其中第14条就规定“任何人不被强迫作不利于他自己的证言或强迫承认犯罪”，1998年10月5日，我国签署加入了该公约，然而我国刑事诉讼法现在却依然规定了“如实回答”的义务），就是按照权利义务相一致原则，犯罪嫌疑人如果尽到“如实回答”义务，那么他就应该获得相应的权利，但是犯罪嫌疑人有何权利法律并没有规定。此外，义务与惩罚也是相联系的，不履行义务，就必须进行惩罚，否则就是对其他履行义务个人的不公正，但是这种惩罚是什么？是不是就意味着可以进行刑讯逼供呢？我国目前并没有规定。而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绝大多数国家由于确立了“沉默权”制度，被告有权保持沉默，口供与定案失去了必然联系，刑讯逼供也就大大减少了。

（二）侦查活动未受监督。

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侦查机关除了有侦查取证的职责外，还有对犯罪嫌疑人采取强制措施的权力，这使得对犯罪嫌疑人的讯问客观上处于一种严密控制的不公开情形之下。这时候，不仅犯罪嫌疑人的亲属、律师无法与其见上一面，就是负有检察职能的检察机关也无法对此进行监督。所以，犯罪嫌疑人是否曾经遭到过刑讯逼供，外人根本无从而知。而遭到刑讯逼供的犯罪嫌疑人即使在法庭上以曾遭到刑讯当场翻供，他也很难提出证据加以证明。审判机关最终还是以证据不足为理由，认定犯罪嫌疑人在侦查机关曾做的供述是合法有效的（尽管事实上并不如此），从而做出不利于犯罪嫌疑人的判决。这客观上为刑讯逼供的发生提供了有利条件。我认为我国可以借鉴其他国家的相关制度，将关押犯罪嫌疑人与提审分为两个不同的部门，犯罪嫌疑人一旦从关押场所被提走，即开始全程录音、录像，在时间上不

得有间断。该录音、录像资料一式两份，并交给犯罪嫌疑人一份留存。或者确立律师介入制度，规定讯问犯罪嫌疑人时必须有律师在场，如律师不在场，则所取得的口供视为非法证据予以排除。

（三）证据制度的不完善。

因为口供具有取得容易、证明价值高等特点，故而其深得侦查人员的“喜爱”。但是这种对口供的偏爱，不但会鼓励和怂恿刑讯逼供行为的产生，更严重的是，它会使侦查人员产生工作惰性，办案时过分看重口供。

为此，我国刑事诉讼法第四十六条对口供做出了明确的规定：侦查人员不得轻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希望能够减少办案时对口供的依赖，但这条规定其实并不完善。因为口供总是以书面形式存在的，而这书面的口供并不能如实反映犯罪嫌疑人是否遭到过刑讯逼供；相反，侦查人员却可以通过口供中具体的犯罪情节，获得其他的证据材料。这样，口供与其他证据相互印证，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证据链，还是可以对犯罪嫌疑人定罪量刑的。

二、认识观念方面。

（一）封建残余思想的影响。

在漫长的历史中，中国一直走的是重人治轻人权的道路，刑讯逼供现象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一直合法的存在着：北魏时，曾使用过使人不堪忍受的“重枷”来逼取口供；南梁时，对那些不招供的人要“断食三日”；就连包公也把刑讯作为看家手段，动不动就“大刑伺候”，声称“不用大刑，焉得实供”。解放后，尽管在法律上刑讯逼供被加以严禁，但是刑讯逼供的思想依旧存在并影响着人们的思维、生活。

这种错误的思想之所以会存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我国一直存在着重实体轻程序的思想。实体、程序孰轻孰重尽管目前尚未有定论，但是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万鄂湘对程序公正价值的评价却很值得我们借鉴，“程序公正是司法追求的目标，程序是诉讼的游戏规则，只有依据程序进行的诉讼才是法律意义上的诉讼。” 并且，目前绝大部分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国家，对刑讯逼供都持否定态度，在美国，法律不仅排除因刑讯逼供而获得的证据，就是因违法取证行为而间接获取的其他证据——“毒树之果”，也一概予以排除。

（二）司法工作人员法制观念淡薄。

可能有些人会认为刑讯逼供尽管有其不合理的一面，但是它有利于查明犯罪事实，挖清余罪，客观上提高了侦查活动的效率。这实际上也涉及到一个学术界争论不休的问题，即效率公正两者谁最重要。根据沈宗灵教授的观点，应该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在我看来，这似乎有点片面。刑事诉讼不同于市场经济，它并不是以追求最大利益，有利于生产力发展为目标，相反，由于它与个人的生命权、人身权等基本权利密切相关，并且又具有不可逆性、不可补偿性等特点，这客观上要求刑事诉讼必须以公正为基础。并且，为了一部分人的权益，而牺牲另一部分人的权益（包括最根本的生命权益），国家是否有这个权力还有待商榷。所以，在这一点上，刑讯

逼供的合理性也是站不住脚的。

很多人有着这样的想法，他们认为刑讯逼供之所以被否定，是因为它可能会使无辜的人受到不应该的惩罚；而对于那些确实实施了犯罪行为的人来说，他们不但触犯了刑法，而且还拒不交待，对于这种人进行刑讯逼供是完全合情的，也是合理的。但这种思想完全忽视了犯罪分子也具有合法权利。犯罪嫌疑人对于侦查人员的问话固然应该如实回答，但如果其拒不交待或者不“如实交待”，那么这只能作为其认罪态度不好，在审判量刑时给予考虑。如果此时对犯罪嫌疑人进行刑讯逼供的话，这不但有违人道主义精神，更严重是它将动摇法律赖以存在的规范性基础，使人们对国家的权威产生动摇。试想一下，如果代表国家权力的司法机关都不按法办事，那又如何让普通的民众遵守那些国家制定的法律规范呢？

幸好，目前有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看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并且也做出很大的改进。目前，福建省人民检察院就进行了有效的创新。他们在犯罪嫌疑人接受调查时，发给两份《告犯罪嫌疑人书》，上面有法律规定的12项权利和义务，并且还有检察官必须遵守的3条纪律，以及上级和同级检察机关的举报电话。在侦查讯问完毕后，犯罪嫌疑人都要在这份“告知书”上签字，一份留在笔录，一份留给犯罪嫌疑人自己，以便其随时可以维护自己的权利。

这项措施的实施，很大程度上防止了刑讯逼供行为的发生。如果公安部门也能够参照执行的话，那么刑讯逼供消失的那一天就不远了。

第五篇：-中东问题原因背景及思考

中东问题由于涉及到众多国家的利益，所以长期未能得到解决，给国际社会带来了很大的不稳定因素。这些年由于以色列实行强硬政策，以及美国政府的偏袒政策，巴以问题陷入了新的僵局，中东局势依然处于动荡之中。在阿巴斯上台之后，中东问题并未发生实质性的变化。直到现在，稍显平静的中东局面依然藏有暗忧，前景不容过于乐观。

一、中东问题的现状

上世纪90年代巴以双方在挪威首都奥斯陆经过多轮秘密谈判之后,在华盛顿签定了原则宣言。它标志着中东问题的核心---巴勒斯坦问题迈出了重要的，实质性的一步。但是在2000年9月沙龙强闯圣殿山激起巴勒斯坦人民再次起义。巴以局势再次恶化。2001年2月沙龙在以色列总理选举中高票当选总理后,开始镇压巴勒斯坦人民起义,大大发展铁拳政策。

2003年中东和平路线图计划公布，路线图计划分为三个部分。在中东和平“路线图”计划公布后，包括哈马斯在内的巴激进组织曾单方面宣布停火3个月。但是8月21号，哈马斯三号人物阿布.沙纳布遭以军“定点清除”，巴激进组织中止了停火。随着针对以色列目标的自杀性爆炸事件不断，以军加强了哈马斯激进组织的打击力度。中东和平“路线图”也流产了。

其后中东局面几经风云，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也先后更换政府，而巴解组织领导人阿拉法特的病逝更是为中东问题平添愁云。近来，国际风云重心因为世界经济危机和伊朗核问题等得影响，而偏离了中东地区；稍显平静的表象下面其实依然暗潮涌动，重启的“中东和平路线图”计划生命力依然面临考验，中东和平何时能够真正实现依然是个大大的问号。

二、造成现在局面的原因

造成中东问题现状的因素诸多，但大多数都紧紧的围绕着宗教冲突以及领土冲突。在中东问题上，美国和以色列的政策在巴以和平进程中起主要的作用，下面从美国，以色列、巴勒斯坦及其相关的国际因素分析其成因。

巴勒斯坦因素

中东和平进程中的弱势一方------巴勒斯坦。巴勒斯坦为争取自身的权利和民族利益积极为实现中东和平进程而努力。但是由于内部和外部的种种原因，依然在中东和平之路上举步唯艰。下面分析一下其原因：

巴勒斯坦方面主要政治力量包括得到国际社会和以色列承认的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另一部分是激进的“哈马斯”和“杰哈德”等组织。面对以色列军队频频的出击，巴民族权力机构也无能为力.阿拉法特去世后,整个中东的局势更加的复杂.另一方面，巴勒斯坦激进组织是在犹太复国主义和以色列的打压政策下，被迫做出的强烈反应。但这些做法给以色列单方面行动和强硬政策提供了借口，随着巴民族权力机构威信的下降，这些激进组织的力量就更难控制。频繁制造的自杀性爆炸事件，威胁到以色列的安全形势。本来其反抗压迫无可厚非，但其斗争方式恶化了巴以局势，“把大多数以色列人推入反对以土地换和平的右翼阵营，使巴方在很大程度上丧失道义优势，这为以色列宗教、民族沙文主义力量的发挥创造了条件”。换来的是以色列更加强硬的政策，恶化了巴以局势。

以色列因素

以沙龙政府为代表的以色列右翼力量 深受犹太复国主义、宗教和民族沙文主义的影响，长期推行铁血政策。造成巴以冲突激化的现状的直接原因，是鹰派人物沙龙上台后推行的铁血政策，以色列的宗教民族沙文主义窒息扼杀了巴民族解放事业，使得中东和平进程崩溃。从以色列角度看造成现状的原因，是有深刻思想根源的右翼政府的强硬政策的原因，而国家安全环境不佳的情况下，以民众的支持，又是政策能够站住脚的原因。这更成为了目前中东问题得不到解决的一个重要的因素。

在中东问题上不应过于追究以色列的责任（个人观点，不同意的也无须抗辩），所以以色列因素就略写了。

美国因素

参与协调巴以问题的国际社会成员除了美国还包括联合国、欧盟、俄罗斯等。但从本质上看，给与以色列政治、经济、军事支持的美国才是影响巴以问题外部因素中唯一关键的因素。美国在中东有巨大利益，支持以色列这个民主的非伊斯兰的国家符合其利益。一定程度上可以说以色列在美国的支持下才得以在阿拉伯世界中生存和发展，以色列对美的依赖性很大。所以几乎只有美国才能从外部影响到以色列。但是美国在中东问题上偏袒以方的态度显然有失公正，其结果不但不能提出合理的解决方案，而且还在阿拉伯及伊斯兰世界中撒下仇恨的种子。

三、中东问题发展前景

阿拉法特去世后，以巴领导人互抛橄榄枝。在内部动力和外界协助下，和平进程重新启动。以巴和平进程确实面临着新的突破。以巴和平的实现有利于以巴人民的利益，有利于带动阿以实现全面和解，有利于消除国际恐怖活动的主要借口，有利于最终实现中东地区的稳定发展。而中东地区的稳定发展不仅符合该地区人民的利益，也符合所有石油进口国的利益。

总的来看，虽考虑到美、以两国政府的更可能对现在局势发展的方向有影响。但就以往的经验由于宗教领土等诸多因素，即使出现缓和，也有很多尖锐的斗争和问题摆在各方面前。在未来，犹太复国主义这一意识形态仍对以政局有很大影响，美国不会从根本上改变支持以色列，并有所偏袒的政策，而巴勒斯坦又无法得到强大力量的支持。所以，中东问题的前途总的来说是比较暗淡的，不可能很快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只有随着国际力量的变化，各方力量平衡后，才有可能得到各方满意的答案。才有可能更好的推动中东和平进程的发展，重开巴以和谈之门。由此可见，中东和平之路是相当复杂而漫长的路，前景是比较暗淡的。

在阿布扎比举行的题为“美国、新兴大国与跨国威胁”的国际研讨会。会议的议程上没有关于中东形势的议题，但是由于这次会议是在中东形势发生剧变的情况下召开的，会议地点又在海湾地区，会上讨论和会下交流都涉及到中东形势。

在阿布扎比的研讨会上，来自美国和欧洲的一些代表，都认为中东剧变来得很突然。但是，我在同与会的阿拉伯人讨论时，他们觉得并不突然。去年5月，我曾到多哈参加一次国际问题研讨会，会上一位中东著名企业家发言简短，但引起与会者的注意。他说：“中东地区有一颗巨大的定时炸弹，这就是中东地区人口增长迅速，就业压力巨大。今后六七年，在中东需要创造1亿个就业机会，来吸收这些走向劳务市场的青年。要做到这一点，必须使中东地区的经济保持每年8%的增长率。然而，中东各国的经济增长率仅为4%左右，远远满足不了就业大军的需求。”他最后很担心地说：“这颗定时炸弹随时都可能爆发。”看来一些中东人士对中东目前的剧变是早有察觉的。

我在阿布扎比期间，出席了英国前首相布朗的一次新书发布会。他在会上说，推动中东地区正在发生剧变的是数量庞大的失业青年。以埃及为例，埃及人口70%是30岁以下的青年，埃及的失业率高达30%，而失业者中，90%是青年。

为什么在中国的经济社会大发展，在中东地区没有发生？我思考了很久，还是邓小平讲得对，“发展才是硬道理”。过去30多年，中国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一心一意谋发展，使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提交本次人代会审查的“十二五”规划看，我们国家在继续一心一意谋发展的同时，会更加重视民生，让改革、开放的成果惠及全民。

在阿布扎比研讨会上，也有些西方代表认为中东发生的事情是民主化浪潮的结果，但是，许多美国人、欧洲人会下谈起来，却忧心忡忡。他们说民主固然好，但是民主化浪潮并不一定就会导致在中东地区出现西方希望看到的政权。在中东地区民众中，反美情绪非常强烈和普遍。我在阿布扎比参观了谢赫扎伊德清真寺，它是世界第三大清真寺。建筑宏伟壮观，令人震撼。我同清真寺一位管理人员聊起来，他知道我是中国人之后说：“中国好，中国与我们合作发展经济；美国不好！美国人打阿富汗、打伊拉克、反对巴勒斯坦。美国人说穆斯林反对非穆斯林，这个说法不对，中国就是非穆斯林，但我们并不反对中国。”

世界希望中东地区保持和平与稳定。因为中东地区不稳定，已经导致国际油价的飙升，油价飙升会导致粮食价格进一步上涨。在过去一年里，世界粮食价格已经上涨20%—30%，再上涨会带来许多问题，这对世界的稳定是没有好处的。

中东剧变是在世界大变化的背景下发生的，剧变说明“发展才是硬道理”。我们一心一意谋发展，是正确的选择。中国持续、稳定的发展不仅是中国人民的福祉，也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