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佃农生计困苦原因思考

第一篇：近代中国佃农生计困苦原因思考

近代中国佃农生计困苦原因思考

作者：刘克祥

中国封建租佃制度在二千余年的漫长岁月中，经历了萌发、兴盛和蜕变、衰朽的全过程。与此相联系，佃农家庭经济也有一个产生、成长和衰萎的历史过程。近代时期、特别是20世纪初，佃农极度贫困化和贫农雇农化，完全无力维持简单再生产和最低限度的生活，封建租佃制度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资本主义的路又被堵死，彻底废除封建租佃和整个封建制度，恢复历史发展的活力是唯一的选择。

近代以来佃农生活水平直线下降

在不同历史时期，佃农的身份、地位和经济状况多有变化和反复。佃农家庭经济的产生、成长和贫困化，有一个发展过程。早期的“佃客”地位低下，被附载于主人户籍，没有独立的身份和家庭经济，是一种世袭的私属性分成制佃农，其性质近乎家丁。封建社会中后期，随着封建制度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佃农对地主的人身依附逐渐松弛，开始具有独立的户籍、身份和家庭经济，不过对地主土地并无使用权或支配权。直至明清之际，时人仍然认为，“佃户出力代耕，如佣雇取值”，①佃农地位接近于长工。

明中叶后期、特别是进入清代，城乡商品经济加速发展，明、清两朝政权先后推行赋役改革。万历初年制定“一条鞭”法，康熙末期宣布“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实施“摊丁入地”。封建地租形态加速变化，由劳役地租向实物地租、实物分成租向定额租、实物定额租或分成租向货币地租演进，押租制和永佃制也开始在一些地区流行。所有这些都促进了封建宗法关系的松弛，原有的超经济强制部分为经济强制所取代，提高了佃农的人身自由和生产独立性、积极性，有利于佃农个体经济的成长。早期押租的基本功能是保证地主的征租权，但也有稳定佃农耕作的一面。在永佃制下，租额固定，地主只能照额收租，不能增租换佃或收回自种，佃农除了耕牛、农具，还有土地使用权(俗称“田面权”)，由以前“出力代耕取值”的佣工式佃农上升为“佃主”、“面主”，与“底主”(地主)分庭抗礼，地位明显提高。同时，清政府推行垦荒政策，农业生产有较明显的恢复和发展，乾隆时期人均耕地面积超过10亩，人均粮食产量上千斤。佃农经营规模较大，生活相对充裕，佃农经济的发展呈上升态势，有学者将其概括或冠名为“佃农中农化”。②

鸦片战争后，特别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历史条件发生根本性改变。中国由独立的封建帝国沦为帝国主义共同支配下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列强军事侵略和经济掠夺不断升级，农业生产和社会经济发展最具潜力的台湾、东北三省及热河先后被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帝国主义日益扩张的经济掠夺和渗透，严重破坏农民家庭手工业，将农民卷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外国资本势力成为插入农民躯体的巨型吸血管;国内战争不断，兵祸连绵，农民不仅失去了农业生产所需的和平环境，而且人员、劳力、牲畜、房屋、器具损失不菲，税捐、兵差空前沉重。同时，随着人口增加，人均耕地面积和粮食产量下降，20世纪三四十年代，全国人均耕地面积不足3亩，南方地区不足2亩;1931~1937年间，全国人均粮食产量只有622市斤，扣除种子、饲料、工业用粮，人均口粮仅353市斤，每天不足1市斤。③耕地、口粮如此紧缺，家无寸地的广大佃农生计自然更加严酷。

封建租佃关系也发生重大变化：押租恶性膨胀，功能蜕变，不仅地主将增押换佃作为加强地租压榨的捷径，城乡富户和高利贷者还合伙集资，高息贷与佃农缴押以谋利，押租由原来的地租保证蜕变为残酷的地租和高利贷盘剥。佃农负担的押租越高，租佃期限反而越短，土地耕作越不稳定。20世纪40年代，法币急速贬值，进一步刺激地主退押换佃，佃农所交押金大幅缩水，甚至变成废纸。四川一些地区，佃农原交银元、法币等押租，折合多石稻谷，退押时只能买几斤盐巴甚至一个烧馍、一根油条。④没有押租的租田，同样地租加重，期限缩短，不少地区的租佃期限已短至二三年或一年、一季，而且是先纳租后种地，谓之预租或“上打租”。国民党政府虽然明文禁止押租、预租，但从未实行。永佃制也加速瓦解。因佃权可以典卖，意味着永佃农随时可能丧失佃权。故永佃制从形成之日起，即伴随着瓦解或分解。近代特别是20世纪初叶，地权兼并加剧，永佃权越来越成为地主富户的兼并对象，永佃农因欠租或经济恶化等原因而失去佃权的情况日益普遍。同时，永佃权失去了地方官府和习惯法的保护，国民党政府采取种种措施限制永佃权，规定佃农欠租2年或地主自种，均可撤佃，并禁止永佃农将土地转租。⑤于是地主以各种借口侵夺佃权，永佃制加速没落。永佃权一旦同佃农分离，不论地主收回，还是他人购买;土地不论原佃继续耕作，还是他人承租，耕者都必须同时缴纳田底、田面双重地租，剥削成倍加重，愈加残酷。

封建地主的变化同样明显。洋货倾销，西风东渐，商业和城市发展，地主生活日益奢靡，家庭开支大增。光绪初年即有报道说，地主“用度之奢侈，百倍前人”。⑥20世纪后更是变本加厉。加上农村治安恶化，地主经商、居城之风更盛，商人地主和城居地主成为封建地主的重要成分。地租(含押租)是地主商业资本的主要来源，1931年四川温江县城7家绸缎铺中，4家的本钱来自押租。⑦地主以地租为资本经营商业、高利贷，复以商业利润、高利贷利息买地收租，地租、利润、利息辗转增殖，地主、商人、高利贷者三位一体的紧密关系进一步强化。山东莱芜全县的银行、钱庄、油坊以及百货商店，全操在地主手里;山西平顺，不仅交易规模最大的花椒和党参由地主富农或行商直接收购外运，并无市面和专营商号，就是粮食和其他商品买卖的商业权，也并不由商号操控，而是在地主手中。佃农出卖农产品，购买生产、生活资料，都必须通过地主;广东潮州，更是地主、高利贷者、中间商和官府政策执行人“四位一体”，地主直接掌控地方政权，兼营商业、高利贷。佃农所需肥料、日用品，都必须从地主经营的商店采买或赊购，农产品也只能卖给地主商店或抵偿债款。⑧

显然，鸦片战争后尤其是民国时期，佃农经济的发展出现重大逆转，不仅地租剥削加重，生产经营规模缩小，家庭手工业衰败，农业、副业收入减少，经济困窘，甚至连原来有所增强的生产经营独立性、自主性也明显削弱或消失。若将清代前期佃农经济的发展态势称作“佃农中农化”，那么近代尤其是民国时期佃农经济的发展，无疑是“佃农贫农雇农化”。随着佃农的“贫农雇农化”，佃农中的贫农雇农比重不断增大。到民国时期，贫农雇农已成为佃农的主体。据1938年对四川双流、温江3个村的调查，佃农中的贫农占80.4%。⑨四川部分县区土地改革时，佃农单设从贫农到富农的阶级序列。数据完整的巴县、永川、铜梁、大足、壁山、合川、万县、渠县、南溪等9县，佃贫农占佃农总数的63%，而且只限于以租种田地为主要或全部生活来源的佃农，那些租种小块土地并从事小贩、佣工、手艺，或农忙种地、农闲行乞的贫苦佃农，以及帮工式佃农，都被划入了佃农以外的贫农、雇农序列，故佃农占农户总数的比重仅为39.7%，明显低于实际数字。佃农中的贫农、雇农实际比重应在80%以上。⑩有的地区佃农中的贫农、雇农比重更高。广西凭祥土地改革时，845户佃农中，仅有佃中农64户;镇向、龙茗两县地主出租土地3625亩，只有佃中农10户。11虽然3县佃农中的富农(其数极少)等成分不详，贫农雇农的比重无疑大大超过90%。某些地区，佃农甚至几乎全是贫农，如安徽滁县，佃农单列而未划分成分，全部置于贫农之后。12在北方一些地区，佃农则主要由几乎完全丧失生产资料的“帮工佃种制”(亦称“分益雇役制”)雇农构成。13原来“帮工佃种制”罕见的南方地区，20世纪三四十年代也开始多起来。据1941年的调查，四川全省“帮工分租法”占7.7%。14

生产资料、生活成本急剧上升，佃农负债累累

对于以贫农雇农为主体的佃农，在主佃关系上，地主居绝对统治和支配地位，强势专行、说一不二，佃农只能俯首帖耳、仰其鼻息;在产品分配上，地主得大头，佃农得小头或零头;在商品和市场交换中，佃农的所付价格总是大于所得价格。在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工农业生产和商业交换的进行，都是以剥夺农民尤其是广大佃农为前提的。20世纪初，工农产品“剪刀差”进一步扩大，佃农和自耕农民所受剥削愈益残酷，经济落后和偏远山区尤甚。如云南陆良，鲜梨每斤1分钱，生猪每头2.5元;宣威火腿每斤0.2元，而红糖每斤1元，5斤火腿才能换1斤红糖。15广西向都，10斤稻谷换不到1斤食盐，40斤稻谷换不到1斤洋纱，农民“卖尽了所获农产还不够主要日用品的费用”。16

这样，无论勤惰与否，因为经营规模小，大多佃农生活艰难。20世纪30年代，江苏无锡一个生活极为简单的佃农，每人全年需生活费44.15元，一亩租田年收24元，扣除地租、工资、种子、肥料、灌溉、农机修理等开支18元，仅余6元，必须租种7亩半水田，方能勉强维持一个人的生活，而妻子儿女的生活费用全无着落。另据调查，该地一个家有3口、租种10亩水田的佃农，全年米麦收入316元，种子、肥料、车水、除草人工以及全家生活费支出共330元。尚未计算地租，已亏短14元。如以半数(即158元)交租，实际亏损达172元，足见亏损数额之大。17何况在地狭人稠的无锡，能够租种10亩水田的3口之家佃农是极少的。四川雅安，佃农耕种一亩水田，年收19元，地租、牛力、种子、人工、肥料等支出共19.2元，净亏0.2元，但这还是人工出自己力，膳食自备，肥料亦用粪肥，无需外购。如果雇用人工，外购肥料，亏损愈加严重，一家老小的衣食更无从筹划。18成都平原一个租田10亩的佃农，大春亩产折价20.98元，纳租16.74元，仅余4.24元，10亩合计42.4元。而生产费用需50元，亏损近7元。亏损部分和全家老小的生活全靠小春和副业弥补。但小春每亩不过10元，合计100元，扣除生产费用后，余额甚微，无异杯水车薪。而且在成都平原，租种10亩水田，仅押租和中人酬谢就需七百数十元，非小康农户无此能力。小康佃农尚且如此，赤贫下佃更不待言。19在北方，河北玉田佃农以种田10亩计，产粮6石，折款36元，纳租30元，种子、肥料10元，其他杂费4元，合计44元，尚未计算人工和家人消费，已亏损8元。20另据1936年的调查，一户租种15亩水田的佃农，亩产大米1石，15亩合计折款90元，对半交租，或每亩3-5元纳钱，共扣租45-75元，按户缴纳的捐税、摊款，1934年为每户60.8元。这样，即使不算生产成本和家庭消费，已亏短15.8-45.8元。调查者不禁哀叹：“农民真还想活命吗?”21

种植经济作物一度获利的佃农，也都亏折，其程度甚至超过粮食作物。江西鄱阳烟叶种植区，一个劳力种烟一亩，收烟2担，过去可得款100余元，扣除地租，尚可换回全年食用的米麦。到20世纪30年代，一亩所得仅三四十元，扣除地租和成本，所余无几，半年以上要靠苦菜和草根活命。22安徽凤阳、河南襄城、山东潍县等地的种烟佃农，亏损比种粮食的佃农更严重。凤阳、襄城种烟佃农的亏损分别比种高粱的佃农多6倍和3倍。潍县种大豆的佃农尚可每亩获利1元，而种烟佃农每亩亏损5元。江苏武进的养蚕佃农，因茧价低落，经济一年比一年艰难。茧价由每担八十而七

十、而六十，1936年已降至30余元乃至20元左右。桑叶更不值钱，几角钱一担，尚无买主。因蚕桑生产难以维持，只得又回到稻麦种植。从前拼命开辟的桑园，现在又拼命挖掘，恢复为稻田。但谷价也持续低落，还是“还了租籽，不够偿债;偿了债款，不敷还租;自己吃的穿的，完全落空”。23

为了活命，度过眼下难关，佃农除了勒紧裤带，最大限度减少消费，还不得不压缩生产开支，降低耕作质量。江苏海门佃农的肥料、人工费用，分别从1929年的50元减少到1934年的30元，种子费用从10元减至5元，5年间减少了40%~50%。24一些佃农家庭收支统计显示，尽管各地佃农生产费用、生活费用各自所占比重互有高低，但地租始终是生产支出的最大项。耕畜、农具、种子、肥料、饲料等费用，反而无足轻重，能省则省，能免则免。据20世纪30年代的调查，江苏吴县，浙江武义，四川江北、巴县、犍为等5县，生产费用平均占佃农家庭支出的57.9%，其中68.6%是地租，犍为更高达91.4%。种子、肥料、饲料和耕畜、农具费用，分别只占31.4%和8.6%，所摊数额很少，甚至空缺。25广西玉林、藤县、果德等3县，因地租率不算太高(一般为50%左右)，地租占佃农生产开支的比重相应稍低，平均为42.5%。但因收入很少，生产费用占家庭支出的比例亦低，仅有38.2%。地租以外的生产费用，同样微乎其微。26生产开支的缩减，直接导致经营粗放，生产萎缩，收获歉薄，家庭收入和生活水平进一步下降。

生活费用则绝大部分用来果腹充饥，家庭消费的最大比重是食品，衣着、教育和医疗卫生等方面的费用极少。上述江苏吴县等5县佃农，食品平均费用占消费开支的73.4%，加上煮食燃料，达85.8%。衣着占11.4%，家用器具、教育、医疗、卫生、嗜好、年节礼情等，仅占2.8%。广西玉林等3县佃农，食品比重相对稍低，平均占消费开支的65.3%，加上煮食燃料为81.3%。不过这不表明广西佃农生活水平相对较高，主要是当地婚丧、生子等酒席、礼情开销大，一次婚丧的费用往往接近全年消费开支，拉低了食品、衣着在家庭消费中的比重，尤其是衣着费用，其比重低至2.3%。更有21.5%的佃农全年没有一分钱的衣着(包括棉花、纱线、布匹、印染、成衣、缝衣等)开支，显见该地佃农生活水平之低。27

即使如此，大部分甚至绝大部分佃农还是入不敷出，连最低限度的生活也无法维持。20世纪30年代末有调查者对四川佃农生活所下结论是：“无论大佃小佃，纯依佃耕之收入，大都不能维持其全家最低之生活，尤以小佃为甚”。28同期调查统计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浙江兰溪410户佃农中，310户收支不敷，占75.6%;嘉兴1404户佃农中，1271户收支不敷，占90.5%。29云南昆明73户佃农中，57户收支不敷，占78.1%。30广西玉林、藤县、果德等3县的情况尤为严重，65户佃农中，62户入不敷出，占95.4%。平均每户不敷金额为101.5元，相当收入的31.5%，高的为80%~90%，最高达173.5%。31收入只是家庭开支的零头，可见收支不敷的严重程度。

佃农在生产严重亏损、家庭入不敷出的情况下，若不乞讨，唯有典当、借贷之一途。因此，各地半数以上乃至全部佃农负债。上述兰溪410户佃农的负债率为77.8%，嘉兴1404户佃农为89.1%。安徽合肥调查的198户佃农有191户欠债，负债率为96.5%。云南昆明，1938年调查的526农户中，佃农负债率为50.4%。32广西玉林等3县65户佃农，仅1933年一个年度中，典当衣被、农具的17户，借贷现金、粮食的11户，典当加借贷的25户，合计53户，占总数的81.5%。33加上旧债未偿者，可能接近100%。河南洛阳、陕州，则80%以上的佃农负债于地主，不过并非地主贷给佃农现金，而多为佃农欠租折款或借粮折款，往往新旧相积，既还而复欠，永无休止，最终完全破产。34其他地区的情况也大同小异。

帝国主义掠夺剥削是佃农破产“罪魁元凶”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佃农被剥削、贫困破产，与鸦片战争前不同，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封建剥削和贫富分化，而是一种特殊形态的资本原始积累。

剥夺农民、使其成为一无所有的“自由”劳动者，是西方国家资本原始积累的基本手段，英国的“羊吃人”是其典型。对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佃农的剥削，则是这种资本原始积累的延续和扩张，是西方资本将对本国农民的剥削转移和扩大到殖民地半殖民地和落后国家，而且，这种剥削是以暴力劫夺、军事侵略、领土占领和大规模屠杀、驱逐为前提和手段。这不能叫“羊吃人”，而是“狼吃人”。

“羊吃人”和“狼吃人”这两种资本原始积累的性质和结果不同：“羊吃人”是本国资本剥削国内农民，将社会分化为一无所有的“自由”劳动者和被役使劳动者的资本两极，以加快生产力的发展，它是早期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前提。而“狼吃人”是外国资本剥削中国农民，既有中世纪的匪盗式劫夺，又包含资本主义条件下特有的行业、地区间经济剥削。在国内，具体表现为工业剥削农业，城市剥削农村，被剥夺的佃农财富和资金，绝大部分流向城市，导致农村资金枯竭。结果，农村只有破产农民一极，并无役使破产农民的资本聚集，形成“一头沉”式的贫困积累。有些地区甚至只有小贫赤贫之别，并无贫富之分，问题已经不是佃农普遍借债和无力偿债，而是无债可借。35由于农村失业、半失业和富余劳力数量庞大，人工低贱，不仅机器耕作无望，连畜力使用也显得不经济，以致一些地区纷纷由牛耕倒退回到锄耕。在国际，欧美列强和日本是先进工业国，中国是落后农业国，全国大部分或绝大部分资金和财富流往欧美列强和日本。即使充当剥削农民主要经手人的官僚、军阀、地主、商人、买办、高利贷者，也只分得一杯残羹。就是这杯残羹，相当部分也因购买洋货或出国观光、旅游、考察、探亲、医病、留学、置产、移民，或将金银、钱财存入外国银行等，最终流向了国外。资本、财富积累全部集中在欧美列强和日本，中国成为贫困一极，全国一穷二白，建设无资金，产品无市场。

抗日战争前国民党政府的财政支出中，有经济建设开支和有数可稽的1934—1936年，共支出“企业资本”6300万元，折银4410万两。3年的国营企业建设资金，相当于同期财政支出318100万元的1.98%，军费及债务支出213600万元的2.9%，财政赤字74900万元的8.4%，对外贸易入超88280万海关两的5%，白银净出口55130万海关两的12.5%;36相当于《马关条约》对日赔款及辽东半岛赎款23000万两的19.2%，庚子拨款本息98000万两的4.5%。这组数字十分简单，中国的财政状况和财富、资金去向，一目了然。

国穷民更穷。广大佃农、村民和城市工人、贫民，生活困苦，购买力极其低下，绝大多数农民连火柴都买不起。37在农产品不断商品化的条件下，一些地区的农民也只卖原料，而不买产品。如只卖小麦、棉花，不买面粉、机纱机布。出售小麦大多是“粜精留粗”或“粜精籴粗”，即出售精粮小麦，保留或籴进高梁、玉米等粗粮自食，根本吃不起白面;出售棉花，则所得钱款几乎全部用于完租、纳税、偿债，衣不蔽体而无力购买机纱机布。38国内工业品市场本已十分狭窄，又被进口洋货和外国资本产品抢占先机，留给本国资本的产品市场愈加少得可怜，民族资本主义根本不可能正常生存和发展。

这正是西方列强所希望的。基于利益最大化法则和白人种族主义信条，列强宁愿中国维持落后、腐朽的封建制度，永远充当其农产品、工业原料供应地和工业品销售市场，不愿意也不允许中国正常发展资本主义，成为主权独立的资本主义国家，与其平起平坐。它们用掠得的资本，大批掳买“华工”(贬称“猪仔”)用于发展美洲、澳洲的资本主义，就地役使中国破产农民进行资本主义生产，尚居其次。因此，寄希望于外国资本，试图通过半殖民地殖民地化的途径实现中国的资本主义化，绝对行不通。事实上，近代时期由殖民地转化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全是白种人殖民和鸠占鹊巢，并无一个有色人种土著民为主体的国家。

显然，“狼吃人”的资本原始积累，既为加速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从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的演变创造了条件，又釜底抽薪，从资本和产品市场两方面堵死了中国农业资本主义和整个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

剥削者将佃农的生产和生活资料吸吮殆尽，却不可能也不愿意在中国农村建立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完成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转变。中国佃农的命运比英国农民更惨，既无能力维持传统的简单再生产和最起码的生活，又不能离开土地和农村，另谋生计，封建租佃制度已经走到了尽头。“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中国共产党领导开展土地革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推翻国民党政权，赶走外国侵略势力，实行土地改革，实现孙中山“耕者有其田”的革命主张，彻底废除封建土地制度和租佃制度，消灭封建剥削，解放生产力，推动和加快了历史发展的步伐。事实证明，废除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并非中国共产党人的单纯主观意志，而是历史发展的必由之路。

(本文系作者主持的“十二五”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近代经济史(1937~1949)”阶段性研究成果，批准号：10&ZD074)

注释

①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第93卷)，“漳州府·田赋”，清代抄本，第3页。

②方行：“清代佃农的中农化”，《中国学术》，2000年第2辑。

③刘克祥，吴太昌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1927～1937》(上册)，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808页。

④参见《綦江县志》，重庆：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283页;《蓬安县志》，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1994年，第221页;《巫山县志》，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7页。

⑤吴经熊：《中华民国六法全书理由、判解汇编》(第一册)，1936年增订本，第454、259、453页。

⑥《申报》，光绪三年三月初二日。

⑦陈太先：“成都平原租佃制度之研究”，《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第62册)，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美国]中文资料中心，1977年版，第32461页。

⑧天津《益世报·农村周刊》，1934年9月15日、7月28日、4月17日。

⑨据陈太先：“成都平原租佃制度之研究”，《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第62册)，第32451~32452、32454、32457页各表综合计算。

⑩据1936年和1941年的调查，9县的佃农比重分别达64.3%和73.7%，高出24.6和34个百分点。这部分缺漏的佃农，全是贫农、雇农。(参见刘克祥：“关于押租和近代封建租佃制度的若干问题”，《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1期。)

11《凭祥市志》，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235页;《天等县志》，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66页。

12《滁州市志》，北京：方志出版社，1998年，第242页。

13参见刘克祥：“试论近代北方地区的分益雇役制”，《中国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2期。

14应廉耕编：《中国农民银行四川省农村经济调查委员会四川农村经济调查报告第七号·四川省租佃制度》，中农印刷所，1941年刊本，第7页。

15国民党政府铁道部财务司调查科编：《粤滇线云贵段经济调查总报告书》，1930年调查、印行，第83页;国民党政府铁道部财务司调查科编：《湘滇线云贵段附近各县经济调查报告书》，1930年调查、印行，第57页。

16梁建民：“广西经济出路应注重农业以促进工商抑注重工商以保户农业”，《广西经济出路讨论集》，1934年刊本，第45页。

17章子键：“中国佃农问题之检讨”，《新中华》，1933年7月第1卷第14期，第26页。

18李铮虹：“四川农业金融与地权异动之关系”，《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第89册)，第47143~47144页。

19陈太先：“成都平原租佃制度之研究”，《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第62册)，第32580~32582页。

20“玉田农村破产，农民辛劳得不偿失”，《农村经济》，1934年1月第1卷第2期，第71页。

21志明：“防共自治下的玉田农村”，《中国农村》，1936年3月第2卷第3期，第65~66页。

22沙芸：“鄱阳县的种烟农民”《中国农村》，1936年2月第2卷第1期，第63、65页。

23念飞：“剧变中的故乡——武进农村”，《东方杂志》，1936年3月第33卷第6号，第115~116页。

24沈时可：“海门启东之县佃租制度”，《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第60册)，第30933页。

25金履昌：“吴县尹郭区农村的一瞥”，《农村经济》，1934年5月第1卷第7期，第101~102页;《中国经济年鉴续编》，1935年，第141~142页;李铮虹：“四川农业金融与地权异动之关系”，《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第89册)，第47143~47144页。

26273133据前社会调查所广西经济调查团编：《广西省农户经济调查表》各表综合计算。

28郭汉鸣，孟光宇：《四川租佃问题》，北京：商务印书馆，1944年，第132页。

29冯紫岗：《兰溪农村调查》，浙江大学1935年刊本，第128页;冯紫岗：《嘉兴县农村调查》，浙江大学、嘉兴县政府1936年刊本，第159页表170。

30林定谷：“昆明县租佃制度之研究”，《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第63册)，第32698~32699页。

32冯紫岗：《兰溪农村调查》，第128页;冯紫岗：《嘉兴县农村调查》，第159页表170;赵世昌：“合肥租佃调查”，《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第58册)，第29809~29810页;林定谷：“昆明县租佃制度之研究”，《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第63册)，第32700~32701页。

33孟光宇：“洛阳陕州之租佃制度”，《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第65册)，第29809~29810页。

34张肖梅：《四川经济参考资料》，中国国民经济研究所1939年刊本，第M48页。

36[美]阿瑟·恩·杨格著：《1927至1937年中国财政经济情况》，陈泽宪、陈霞飞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486~489页附录一“1928年7月1日至1937年6月30日常年岁入和岁出·岁出部分”。

37青岛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史料组：《中华民族火柴工业》，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第46页。

38参见刘克祥：“1895~1927年通商口岸附近和铁路沿线地区的农产品商品化”，《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集刊》，第11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第二篇：近代中国衰败原因分析

中国近代衰落的原因

中国是一个屹立在世界东方的文明古国，我们有灿烂的五千年文明，我们也有值得骄傲的贞观盛世，康乾盛世，但是到了鸦片战争，中国这个曾经的天朝上国，为什么就成为了世界上的鱼腩，成了每个西方列强的欺凌对象呢？这个问题值得我们深思，值得我们探究。在我看来中国近代的衰落是多方面的，是综合多方面要素决定的。

文化方面，中国的灿烂文化值得我们骄傲，但是往往骄傲的东西也是我们的拖累。因为我们的儒家文明，决定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道德观念，圣上的意思是不能违背的，再加上明朝开始的八股科举，一切的一切，将我们那时的年轻一代都束缚起来，思想僵化，没有了创新意思。自然我们的文明没有了前进的动力。还有明朝的倭寇侵袭，我们开始了漫长的闭关锁国，刚刚萌芽的资本经济毁于一旦。我们开始沉浸在我们的灿烂文明当中无法自拔，而那时的西方列强，开始他们的工业革命，开始了他们的强国之路。甚至在西方列强用坚船利舰轰开我们的国门后，我们的统治者还是没能有一点前进的思想。文化的牵绊使我们的的改革动力降到了无法启动的地步，我们的封建文明其实在唐朝已经到了顶峰，但是直到清朝我们的封建文明还是这样，没有得到过改革。没有进步的文明是不值得强大的，我们的文明在将近一千年的时间里没有进步自然要衰落。天朝上国的梦终究要在别人是坚船利炮下破碎的。所以文明可以是我们的骄傲但也可能是我们的累赘。好好对待文化的利与弊才能使我们的今天走的更远。

社会矛盾方面，中国近代的矛盾是阶级矛盾，是特权阶级和平民阶层的矛盾。但是当时的清朝抑或是后来的民国都是如此。他们没有认识到这点所以一味的用自己手中的武力来镇压那些反抗的人们。在当时的社会，西方的思想已经有点传入中国，人民是思想已经开始开放，他们对封建君主的统治已经感到厌倦，甚至是憎恨。再加上在鸦片战争以后的战争中，屡屡失利。割地赔款，丧权辱国。封建的君主制已经没有市场，但是当时的统治者没有认识到这点，当然无法在世界强林中立足，自然衰落啦。我们的民国也是如此，在攘外必先安内的思想下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打了这么多不该打的战争，一个没安定环境的国家是不能富强的，衰落在所难免。我们如果在那个时候能够紧追世界的潮流，我们的衰落或许就是一个短暂的片段，但是历史说明这都是想象，我们的衰落成了百年的痛楚。认清现实的状况才是一个统治者者的本职工作。社会矛盾，这个社会的本质需要我们的重视。

科技方面，近代我们还在抱着四大发明开心的时候，人家已进是大船大炮了。我们的义和团还在神功护体是人家的枪一枪就将你解决掉了。科技实力真的不如人家的先进，我们的科技还停留在冷兵器，人家已经是热兵器的时代，没有国防的国家时没有立足的地方的，只能衰落下去，所以我们的邓爷爷提出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句话是牛的，有见解的。第一次，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成果已经将我们甩在了后面，我们的科技已经不能和他们同日而语了。我们应该奋起直追的，但是没有，我们还是原地踏步，就算是买来了大炮大船，有了远东第一舰队，还不是一样战败在日本的手中，割了台湾，赔了白银，这个样子的政府，这个样子的国家当然不能富强，只能衰落了

我们习惯于对祖国予以歌颂,比如说，中国有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和勤劳的人民等等，并且从启蒙教育到现在一直在其氛围中“熏”大成人，要在这里谈论中国国民性格之极端性就很不合时宜了。但是我们的民族与国家应该“吾日三省吾身”，这样才不会出现错误的“因果轮回”。

人的意志一直是改变的实质。没有一个与时俱进的思想，国家的衰落是不可避免的。换做现在流行的话就是没有改变，没有出路。我希望我们的社会主义中国在一个有改革思想，有抱负是政党的领导下，走得更远，更棒。

第三篇：近代中国屡战屡败的原因

.0近代中国屡战屡败的原因，：社会制度腐败，自鸦片战争之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愚昧腐朽落后；经济技术的落后，西方通过工业革命经济技术飞速发展，而当时的中国已久保持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双方的综合实力相当悬殊；历史教训

天朝田亩制度：天朝田亩制度是最能体现太平天国社会理想和这次农民起义特色的纲领新文件。它确立了平均分配土地的方案，即根据“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的原则。《天》实际上是其农民提出的一个已解决土地问题为中心的比较完整的社会改革方案。《天》意义：a从根本上否定了封建社会的基础即封建土地所有制，表现了广大农民要求平均分配土地的强烈愿望，是以往农民战争中“均贫富”，“等贵贱”和“均平”“均田”思想的发展和超越，具有进步意义b他并没有超出农民小生产者的狭隘眼界，是小农业生产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传统生活方式c同时又是一个没有商品交换和绝对平均的社会，具有不切实际的空想性质d《天》中的平均土地方案及实在太平军占领地区并未付诸实际资政新篇： 是一个具有资本足以色彩的方案。内容：在政治方面主张加强中央集权，学习西方制定法律、制度。在经济方面主张发展近代工况、交通、邮政、银行等事业，奖励科技发明制造，将向西方的学习从生产领域扩展到生产关系领域，即开始提倡资本主义的雇佣劳动制。在思想文化方面建议设立新闻官、新闻馆，破除陈规陋习，提倡兴办学校、医院和社会福利事业。在外交方面主张各国交往平等、自由同上，但严禁鸦片输入。辛亥革命的成败：辛亥革命是失败的从根本上说在帝国主义时代，在半殖半封社会中资本主义建国方案是行不通的教训a没有提出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b不能充分的发挥和依靠群众c不能建立坚强的革命政党作为团结一切革命力量的强有力核心

几次论战：第一次论战是19世纪末维新派同封建顽固势力的论战，第二次论战是指革命派和保皇派之间的论战。第一次论战。

1、背景：甲午中日战争后，中国面临瓜分危机；民族资本主义发展，资产阶级要求救亡图存，发展资本主义；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维新派形成，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利益，要求维新变法，开展了维新运动。

2、内容：要不要维新变法；要不要兴民权、实行君主立宪；要不要提倡西学、改革教育制度。

3、作用： 是资本主义思想同封建主义思想的正面交锋，使一些知识分子开始摆脱封建思想束缚，推动了维新变法运动的高涨。第二次论战。

1、背景：资产阶级维新派领导的戊戌变法失败，宣告了改良道路的破产；《辛丑条约》签订后，中国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形成，成立同盟会，领导推翻清政府的民主革命；康有为、梁启超等沦为保皇派。

2、内容：要不要以暴力推翻清朝政府；要不要实行民主政治；要不要改变封建土地制度。

3、意义：通过论战，民主革命思想得到进一步传播，有力地推动了民主革命高潮的到来。

洋务运动19世纪60年代目的为挽救清政府的统治危机内容a兴办近代企业b建立新式海陆军c创办新式学堂，派遣留学生作用a客观上对中国的早期工业和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起了某些促进作用b培养了通晓洋务的人才，开办了近代学堂，开始了中国近代教育，开阔了人们的眼界c社会风气和价值观念开始改变，工商业者地位提升，促进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失败原因a洋务运动具有封建性b洋务运动对外国具有依赖性c洋务企业的管理具有腐朽性新文化运动1915.9陈独秀《青年杂志》口号：提倡民主与科学五四运动1915.5.4导火索：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历史特点a表现了反帝反封建的彻底性b是一场真正的群众运动c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及其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中国近代半殖半封的基本特点a资本-帝国主义侵略势力不但猪肚操控了中国的财政和经济命脉，而且逐步控制了中国的政治，日益成为支配中国的决定性力量b中国的封建势力日益衰败病痛外国侵略势力勾结，成为资本-帝国主义压迫、奴役中国人民的社会基础和统治支柱c中国自然经济的基础随遭到破坏，但是封建剥削制度的根基即封建地的土地所有制仍然在广大地区内保持着，成为中国走向现在花和民主化的严重障碍d中国新兴的民族资本主义虽然已经产生，并在政治文化生活中起到一定作用，但是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剥主义的压迫下，它的发展很缓慢，力量很软弱，而且它的大部分与外国资本-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都有或多或少的联系e由于近代中国处于资本-帝国主义列强的争夺和间接统治之下加之中国地域广大，以及在地方性的农业经济的基础上形成的地方割据势力的存在，近代中国各地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房展是及不平衡的，在资本-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下中国的广大人民尤其是农民日益贫困化一只大批的破产，过着饥寒交迫和毫无政治权利的生活。

为何说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步走向半殖半封a鸦片战争中外国资本主义列强用武力打开中国的门户，把中国卷入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和世界市场之中，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破坏了城市的手工业和农民家庭手工业，但是促进了中国城乡商品经济发展，给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造成了某些客观条件b西方列强对中国进行了经济掠夺与压迫

评述近代中国三种不同的建国方案第一种是地主阶级与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的方案。地主阶级与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

是半殖半封社会里占统治地位的力量，因而主张继续试想地主阶级、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的军事独裁统治，使中国继续走半殖半封社会道路。第二种是名族资产阶级的方案。主张建立一个名副其实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使中国成为一个独立的资本主义社会，这对于地主阶级与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专政的专政是一种批判，但是实际上却并不具备现象是的可行性。第三种是工人阶级和其他进步势力的方案。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是中国革命的基本动力很主要依靠，他们的政治代表中国共产党主张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以便建立一个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并经过这个共和国住不达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报告》1957.2发表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但还存在着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必须区分社会主义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用民主的、说服的、教育的、“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去解决。《》是一篇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文献，他创造性的阐述了社会主义矛盾学说，是对科学赎回主义理论的重要发展，对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

第四篇：失地农民生计问题解决措施思考

达县杨柳工业配套园区管理办公室 关于园区失地农民生计问题的措施

杨柳工业配套园区占地面积2.74平方公里，4110亩。涉及南外镇杨柳垭村1、2、3、4、6组，堰坝村1、2、3、4、7、8组，共需搬迁村民户1127户，3284人。截止目前，园区共征地1200余亩，已搬迁村民户380户，1325人。土地是农业最基本的生产要素，也是农民生产和发展的重要保障，随着园区的快速推进，城市化建设加快，成为失地农民可持续生计的一大障碍。为切实保障失地农民的生计问题，园区办已将失地农民的房屋安置、社会保障、培训就业等问题纳入议事日程。采取适应措施以增加失地农民收入为出发点，建立健全保障机制，推动自主创业和培训就业，为失地农民解决后顾之忧。

一、完善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制度。

一是建议建立健全失地农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将所有符合条件的征地农转非人员纳入城镇最低生活保障范围，做到应保尽保，将符合条件的农村失地农民纳入农村最低生活保障。

二是建议建立健全失地农民失地养老保障制度，对征地范围杨柳垭村、堰坝建立社区，将失地农民转为非农业户口，按照相关制度统筹解决养老保险。确保失地农民老有所养、老有所依。

三是建议建立健全失地农民医疗保障制度。对已转为城镇居民户口的，应当参加城镇医疗保障制度；对仍为农村户口的，应当参加农村新型合作医疗，防止失地农民医保两头落空。

四是建议建立健全失地农民失业保险机制，对失地农民在劳动年龄段、已参加养老保险且符合其他规定条件的失地农民办理失业保险，由社保机构发放失业保险金。

二、安居工程全面保障。

一是由于园区安置房正在建设中，各项目正在快速入驻，辖区两村失地农民无房租、无房住。园区征地搬迁坚持先拆除村民房屋稀松地块，较密集地块用于被拆迁村民的租住房屋，待今年一期安置房建成后，再大规模拆除。

二是园区统筹安置房的出租。园区项目多，用工大，项目设计上也不允许大规模修建住房，园区办正在征求村民意见，在保障失地农民的住房后，多余房屋集中起来统筹设立租赁公寓，增加失地的农民的收入。

三、培训就业、循环对接。

一是开展失地农民与培训基地对接。积极帮助失地农民参加各种形式的职业技能培训，建立学员培训档案，创建企业用工人才库。不断提高失地农民的业务素质和劳动技能。今年预计举办培训班10期，参加培训人员1000人。

二是开展毕业学员与企业对接，联系学员深入企业实习锻炼，鼓励引导园区企业优先安置培训班毕业学员就业上

岗，签订用人协议，明确劳动合同，实现企业用工制度化、规范化。

据了解，我县现有八所师资力量强、教学质量高、办学规模大、学员就业高的定点培训学校，长期从事下岗失业人员，农村劳动力和其他人员的职业技能培训工作，此次培训工作可依托这些培训学校开展失地农民培训工作。

1.委托式培训：根据杨柳园区企业所需专业，衔接职业技术学校开设相关培训班，与职业技术学校签订委托培训合同。

2.订单式培训：由村民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自主选择所学专业，培训单位进行分专业分期分批培训。

3、企业定岗培训：由企业根据所需用工条件和岗位，针对岗位所需知识开办短期培训班，培训完毕后安排在企业所需岗位就业。

妥善解决失地农民社会保障问题，千方百计维护他们的合法利益，让他们居住有房，就业有岗，社保有份，生活有着，真正成为城镇化、现代化发展的受益者、参与者和拥护者，这不仅是实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目标和维护社会大局稳定的重要举措，也是各级政府和相关部门义不容辞的职责。

第五篇：近代中国农民起义的点滴思考

中国自古以农立国，农民占人口的绝大多数。中国任何革命与社会变革，没有农民的参与是不可能成功的。辛亥革命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农村没有实现大的变动，农民没有一个大的变动。而新民主主义革命之所以胜利，是因为农村有了一个大的变动，农民有了一个大的变动。

毛泽东将农民称之为中国革命的主力军，这是

一个十分准确的定位。农民不仅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力军，也是旧民主主义革命的主力军。但是，中国农民存在着许多严重的自身难以克服的缺陷，例如皇权主义、帝王思想、绝对平均主义、流寇思想、山头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等等。这种思想，那种主义，在时机成熟的时候固然要表露，在时机并不成熟的时候常常也表露得一览无余。

中国社会由封建社会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后，农民作为中国革命和社会变革的主力军，依然是中国社会的弱势群体。长期处于弱势群体的农民时时都想改变自己的命运，所以，生活陷入绝望的农民往往敢于铤而走险，揭竿而起，太平天国运动就是近代农民希望改变自己命运的一次生动写照。在这次运动中，农民的弱点也再次表露出来：他们痛恨不平，所以拥戴平均主义甚至绝对平均；他们痛恨皇帝，但自己也想做一回皇帝梦；他们痛恨政治腐败，但自己也羡慕奢豪腐化的生活。

延安时期，毛泽东为了把主要由农民组成的中国红军改造成无产阶级领导下的革命军队，特意请郭沫若写了著名的长篇史论《甲申三百年祭》。1944年4月12日，毛泽东联系《甲申三百年祭》说，“我党历史上曾经有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的”，“全党同志对于几次骄傲、几次错误都要引为鉴戒。”毛泽东在致郭沫若的信中说：“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倘能经过大手笔写一篇太平军经验，会是很有益的。”当时，中央将《甲申三百年祭》全文印行，作为全党整风的学习文件。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政治部还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向全党发出通知：“郭文指出李自成之败在于进北京后忽略敌人，不讲政策，脱离群众，妄杀干部，实为明末农民起义留给我们的一大教训。”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一代伟人毛泽东特别希望总结历史上李自成和洪秀全两次农民起义的教训，也特别要求我们党要吸取这两次农民起义失败的教训。

而毛泽东之所以要突出明末农民军和太平天国的教训，显然是这两次农民起义失败的教训实在太典型了，而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又确实有太多的相似相通之处。例如：

1、大胜即骄。作为胜利者，特别是农民革命的胜利者，骄傲的反映是腐败。在胜利到来或快要到来时，农民起义的首领丢弃了革命的宗旨，迅速地走向腐败，几乎是中国历史上所有农民起义的通病。李自成在极短的时间里取得了极大的胜利，在凯歌声中滋长了骄傲情绪。李自成和大顺王朝的农民领袖们在接受大明江山的同时，也接受了大明王朝的专制与腐败。他们在北京纵声色、夺名利、掠财物、杀功臣，“纵贪横于京畿”，弄得京城民怨沸腾。与李自成如出一辙，洪秀全与太平天国的农民领袖们在定都天京的同时，也接受了大清王朝的专制与腐败。无论洪秀全还是杨秀清，其贪婪、奢侈的程度较之他们革命的对象有过之而无不及。

2、忽略强敌。农民起义领袖在取得胜利后几乎无一例外地急于敛财享乐而置当前大敌于不顾。李自成农民军进京后，大敌在关外虎视眈眈，他却熟视无睹，听任数十万大军在北京城饮酒作乐。洪秀全的大敌在北方，他却只派了两万人的部队北伐，而自己在南京城大修天王府宫殿，所用兵丁达十多万。无论是李自成还是洪秀全，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忽略了敌人，结果吃了大亏。

3、不讲政策。李自成在起义之初以民谣的形式宣传起义军的纲领：“吃他娘，穿他娘，开了大门迎闯王，闯王来了不纳粮。”洪秀全也宣传“天下多男人，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姊妹之群”。革命的宣传是必要的手段，但是虚假的宣传却是革命运动的大敌。李自成与洪秀全的革命宣传可以说从一开始就是一张永远无法兑现的空头支票。李自成提出建立政权后将实行“三年免征”。可是，面对如此庞大的一支军队，军饷从何而来？为了筹集军饷，李自成纵容其部下在北京对明代高官富豪严刑拷打，勒索钱财，结果造成社会剧烈动荡。洪秀全宣传的平等，只是遮人耳目的一面旗帜。在这面旗帜的背后，他自己娶了88个老婆，他十几岁的儿子也娶了4个老婆，却不允许他的“兄弟姊妹”合家团聚。李自成也好，洪秀全也好，廉价的许诺终于引起天怒人怨。

4、脱离群众。李自成是一个军事家，身先士卒，历经百战，马上18年，夺得大明江山。他在西安立国称帝，国号大顺。奇怪的是，山海关战后，李自成败归，匆匆在4月28日于北京武英殿再次登位，接受百官朝贺。当夜五鼓，李自成仓皇出京。李自成两次称帝，说明他的帝王思想非常浓厚。其实，岂止是李自成，历史上所有的农民领袖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有浓厚的帝王思想。洪秀全起义之初，迫不及待地在武宣东乡称王。定都南京，尚未取得全部江山，便在南京城里当起逍遥自在的太平天王了。洪秀全深居简出，以至于清军一直以为洪秀全只不过是太平天国虚拟的一尊偶像，可见洪秀全脱离群众到了何等程度！

5、妄杀功臣。妄杀功臣是历朝历代的通病，所谓“狡兔死，走狗烹”，农民起义领袖也未能例外。李自成听信牛金星谗言，妄杀李岩、李牟两兄弟，引起大顺政权内部分裂。1856年，天京发生内讧，韦昌辉杀了杨秀清，洪秀全杀了韦昌辉，太平天国早期核心领袖六个人到内讧后仅剩洪秀全一个孤家寡人。民间流传说：“天父杀天兄，江山打不通。长毛非正主，依旧让咸丰”，民间传言竟不幸而言中。

重庆《新华日报》当年在刊登郭沫若的文章时，同时刊登了毛泽东的一段名言：“今天的中国是历史中国之一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该割断历史。”是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确实不应当割断历史。这是因为，我们需要将历史作为一面镜子。

纵观历史上一朝一代的更迭，莫不与农民有关。一个王朝的崛起，往往是借助农民的力量；一个王朝的覆灭，往往也是出自农民的力量，真所谓“成也农民，败也农民”。李自成和洪秀全的教训告诉我们，一个王朝的灭亡首先是人心的丧失，也即道义的丧失，而丧失人心、丧失道义的王朝注定是短命的。《甲申三百年祭》是史学家对三个世纪前农民起义失败的总结，对共产党人而言，则反映了共产党人以历史为镜对未来命运的思考，这正是《甲申三百年祭》的思想价值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