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城中村”居民生计方式选择的调查与思考
“城中村”居民生计方式选择的调查与思考
摘 要:“城中村”是我国城市建设进程中的一种特有现象,是在社会文化背景影响和土地管理制度的推进下,城市化快速发展中出现的一种新的社会问题,也是城市化发展中所面临的难题。在“城中村”诸多的问题中,居民的生计问题就是难以解决的主要问题之一。要真正解决好“城中村”问题,应特别关注他们的生活状况,从解决“城中村”人的生计问题入手。对昆明市“城中村”居民生计问题进行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就“城中村”居民生计方式 的理性选择进行了初浅的分析。
关键词:城中村;生计选择;理性
“城中村”问题引起了各类不同学科的专家、学者的特别关注,并对此进行了从理论到实践的深入研究。经济学家从宏观上的城乡经济、城市化进程和微观上对城中村内部经济形态、土地利用等分析了“城中村”的经济要素。政策专家从宏观政策方面阐述了“城中村”问题的政策性规定,关注的重点是“城中村”问题相关政策和解决过程中的政策措施。社会学的研究主要是实地考察,描述“城中村”的现状和城中村居民生活。例如,著名社会学家李培林教授,通过对中国发达地区――广州“城中村”的调查,在调查中详细记录了村落终结的全过程,对此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与研究,完成了《村落的终结》一书;蓝宇蕴博士从社会学角度分析和研究了“都市村社共同体:农民城市化组织方式和生活方式”;王华春博士后等则从“城中村”的成因进行了深层次的研究,等等。专家们通过对我国“城中村”的现状分析,找出了“城中村”存在的问题,并针对这些问题和困难,提出了对“城中村”改造的建议和意见,为加快城市发展建设步伐,构建和谐社会作出了较大的贡献。就云南昆明而言,对“城中村”的研究,主要有王京阳等的“关于对昆明主城区城中村现状、问题和改造的建议”、“关于昆明市城中村现象的调查与思考”; 李如春“关于加快推进城中村改造步伐的建议”等研究,这些研究报告提出了目前昆明“城中村”存在的问题和改进的对策与建议,为昆明市城市建设和发展献技献策做出了较大的贡献。本文认为,要真正解决好“城中村”问题,还应特别关注他们的生活状况,从解决“城中村”人的生计问题入手。
一、昆明市“城中村”居民生计来源的实证分析
(一)昆明市“城中村”基本情况
据有关部门调查,目前,昆明市主城区建成范围内共有“城中村”288个,居民总人口约为141余万,其中,常住人口7.75万户,约21.9万人;非常住人口约120万人,为常住人口的4至5倍以上。村庄占地面积约28平方公里,建筑面积2 276万平方米。“城中村”与“城边村”的比例大约各占50%,从城市核心区向城市边缘曼延,并呈现出小而散状态。分布于昆明市中心地带的“城中村”有66个,总人口为14,200户,约34,500人,总建筑面积600万平方米,平均容积率1.43,户均建筑面积429平方米。余下的200多个“城中村”,均分布在三环路内外。“城中村”的建筑基本上是按照农村传统的方式设计,存在着空间结构不协调、布局混乱、市政设施缺乏、环境质量差、安全隐患多、经济驱动力不足等问题,与现代新昆明建设形成了较大的反差。
(二)“城中村”居民基本生活来源
和全国“城中村”一样,昆明市“城中村”居民主要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本土昆明市居民(常住居民),其维持生计的收入来源主要是房租和集体经济分红(村福利),同时存在大量无职
业、无技术、无投资人员;另一类是外来的流动人口(非常住居民),其收入来自各类务工收入。这些居民是生活于城市发展和建设中的边缘化群体,由于受经济收入、社会地位的低下和居住地管理不规范因素等的制约,“城中村”是社会治安最乱、社会问题最多的区域,这些问题大多是与居民的生存条件有关,由生计问题而引发的。
第一,“城中村”常住居民生计来源较为单一,经济收入差距大。土地被城市化了,农民也就失业了。这些身居城市,又失去土地的“城中村”居民的生计来源主要为:一是出租房屋;二是领取集体经济(用于土地出让、入股金)分红(每年有几千元到上万元不等的分红收入);三是有极少部分居民在城市中找到工作或利用自己的房屋开个小餐饮店、小百货店等为生。虽然“城中村”居民的生计来源大同小异。但是,由于地理位置不同,集体经济实力和经营管理水平差距问题,“城中村”居民生活现状却是参差不齐,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在一些集体经济强大、经营较好的社区,加上出租房收入,居民的生活过得比较富裕。有的居民收入一般,可以基本解决生活问题。还有相当部分居民无房可租,集体经济实力较弱,经济收入较低,生活得很艰难。
第二,外来人口的主要经济收入来源于各项务工报酬,工资收入偏低。外来务工人员承担了城市发展最需要、城市生活一刻也不能缺少的工作。哪里有最需要的服务和城市劳动者又最不愿意做的工作,他们就出现在哪里。从建筑、搬运、送水、送煤汽到自行车修理、补鞋、缝纫、配钥匙;从各类餐饮服务到出卖水果、蔬菜、烧耳块;从打扫城市卫生到医院病人护理;从理发、美容到家政服务;从日常生活用品、农副土特产品销售到夜市、地摊等等。到处都有他们的身影和足迹,哪一处也离不开他们,但是,他们中的一些劳动所得与付出并不相应,平均月工资收入在800元左右。
由于收入偏低,外来务工者只能用降低生活消费来进行原始积累和维持日常生计。有关调查显示,外来务工人员在生活消费方面,每月生活开支在300元以下的占30.5%,每月生活费用在300~500元的占39.0%,达到700元以上生活支出的只有13.1%,基本上维持一种低收入、低支出的生活水平。随着市场物价的上涨,他们的生活水平有可能继续下降。
二、昆明市“城中村”居民生计方式选择的思考
经济学理论认为,现实社会中的人是都是具有理性的经济人。所谓理性经济人,是指生活于现实社会中的人,在一定约束条件下实现自己的效用最大化。所以,经济人在从事社会活动和经济活动的时候,总是希望能够谋求自身社会、经济利益的最大化。但是,在现实社会经济活动的过程中,由于来自各种主观和客观因素的影响,在现有条件的制约下,经济人只能尽其所能,力求能获得较为满意或基本满意的利益。因此,“城中村”居民(原住的和外来的)只能依据自身的现实条件,选择适合自己生计方式是比较理性的。而且,这种选择同时兼顾了他们的长、短期利益。如果不客观地、笼统地说他们是游手好闲的食利族、是难以管理的盲流,就太不公平了。因为,造成这样的结果,主要责任不在他们,更不是他们的主观愿望。
罗海等:“城中村”居民生计方式选择的调查与思考
(一)如果没有出租房收入,本地居民的经济来源难以维持长远生计一是补偿费用较低问题。根据现行的国家征地补偿办法,土地补偿和安置补偿费以最高标准水稻品种计算,每亩为1.08万元至5.4万元。按低线计算,人均2,160元,仅能维持基本生 活一年;按高线计算,人均10,800元,只能维持5年左右的生活,仅相当于昆明市目前享受最低生活保障的城市居民1~4年的生活费。
二是土地增值收益分配不合理问题。农民的土地被变为非农用地后,政府从经营城市、以地生财、筹集城市建设资金出发,对土地一级市场实行垄断,低成本从农民手中征地后,高价拍卖,开发商从土地开发中获取了较大的利润,但失地农民无法分享土地的增值收益,农民被排斥在土地市场之外。
三是居民的就业问题。据有关部门统计,从1993年1月1日~2004年12月31日,昆明市被征地村民在册人数为79万余人,其中,实现农转非的近19万人,已经就业人数仅为4.4万人,占失地人口总数的5.5%,占农转非人口的23%。由于“城中村”人口的文化程度普遍较低,劳动技能差,很难解决就业问题。例如,联盟镇“城中村”劳动力初中文化以下的占90%,其中无技能的占70%。据五华区统计局于2005年6月,组织了对8个涉农办事处被征地农民的基本情况调查。在被征地农民35,145人中,基本失去土地7,674人,完全失去土地的23,169 人,涉农社区农转非人数为23,045人,这部分人口几乎没有解决就业问题。
20世纪80~90年代期间,国家征地后对部分劳动力进行了就业安置,但接收单位多为科技含量低,市场竞争力差的企业。一方面,企业对农民工的工种安排都是一些简单、粗糙、笨重、技术需求低的岗位,在企业经营效益差时,下岗的工人首当其冲的就是农民工。另一方面,这些缺乏市场竞争力的企业相继倒闭,在征地时被招为企业工人的农民工跟随着失业,即便是当时有幸被国有企业接纳的农民工人,也面临着企业重新改组,被淘汰的危机。由于没有生产技能和经营水平,他们只能返回原籍,成为“城中村”新的居民。
四是居民缺乏经营管理能力问题。“城中村”原住居民不仅缺乏文化知识、就业技能,而且也没有经营能力。一些居民的房屋和小商铺,虽然建在临街地段,是做生意的好地方,可以用于开餐馆、旅社、小卖铺。但由于没有经营的能力和意识,也承受不了市场风险,只好出租给外来者经营。笔者曾经到赵家堆的一条街走了一转,采访了几家开小店的老板,据一位来自四川的旅社老板介绍,这条街道约有小旅社20~30家,小餐馆10多家,各类小商店、杂货店等几十家,但是,经营者几乎100%的是外地人,本地人自己不经营。
不仅家庭经济只能以出租房屋为主,集体经济也如此。由于不善经营,缺乏管理人才和社区的人际关系等因素的影响,集体企业的90%以上,也是房屋出租,所谓集体企业经济收入,其实质也是租房收入。因此,“城中村”人把改建和扩建出租房,作为增加家庭经济的主要来源,应该说是较为理性的,就目前的情况分析,在没有社会外界力量的帮助下,他们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解决生计问题。
(二)为增加经济收入,改变生产生活状况,农民做出了离乡背井的选择
进城务工是农民的又一创举,他们的选择也是非常理性的。这些农民工人,大多来自贫困农村,原住地的生产条件差,要改变生活状况,难度很大。在家乡人多地少矛盾突出,问题普遍。而且,土地质量差,科技含量不高,信息不灵,农业增产难度大,自然灾害频繁,增收十分困难。为改变生活状况,他们选择了走离乡背井之路,到城市中去挣钱,要靠自己的辛勤劳动,来获取生计报酬。他们满怀着对城市美好生活的希望和信心,纷纷来到这个让他们充满幻想的城市做工,开始了他们的打工生涯。他们的出走,一方面,不仅是增加了家庭的经济收入,也减轻了当地的土地承载量和国家的扶贫负担;另一方面,为城市的建设和发展“添砖加瓦”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当然,也引发了一些社会问题。
然而,由于历史的原因造成国家了对农村教育的重视程度不足,导致农村人口受教育的机会普遍较少,劳动技能差,只能从事一些简单劳动(出大力、流大汗、有危险的岗位),不仅劳动报酬低,而且极容易被取代。同时,他们还得忍受着来自社会各类的歧视和不公平待遇。与城里的正式工人相比,存在着“同工不同酬”、“同工不同时”、“同工不同权”的问题。他们虽然在城市打工或经商,但农民的身份始终没有改变,只能利用唯一的资源“劳动苦力”,来换取较低标准的生活费用。
尽管收入低,外来廉价劳动者还是在城市中顽强地生存了下来,在城市里他们的家是临
时性的,却年复一年地存在着,毕竟城市里能够挣到他们在家乡不能挣到的现金。为了给远在家乡的亲人寄去一点购买生活用品的费用和化肥、农药的生产垫本,为了让孩子或兄弟姐妹能够交纳学费,也为了改变下一代人的生活环境。他们必须付出更多的辛勤劳动,在生活的各方面尽量减少支出,消费廉价物品,节省下微不足道的薪水,进行原始积累。
综上所述,“城中村”居民理性地选择了自己生计方式,但是,在现实的城市生活中,他们处于社会的边缘化地带,他们抵御各类社会风险的能力十分薄弱,有相当人口的生活状况经不风吹浪打,稍微有一点不测,便马上陷入贫困。2007年以来,一部分失地农民得到了最低生活补助,使他们的生计问题得到一定的改善,但“城中村”居民还没有完全享受到国家的社会保障福利,从而面临着极大的社会风险,成为阻碍城市化进程、影响边缘区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
三、提高“城中村”居民生计能力的建议
(一)加强对“城中村”人口的文化素质和劳动技能教育
加强对“城中村”人的文化教育和各种技术培训,从提高整体素质上,增强他们融入城市主流社会的能力。社会各界应特别关心失地农民和进城民工的生存和发展问题,建立和完善城乡统筹就业制度,促进就业,并创造条件鼓励其创业。
一是抓好基础教育工作。把教育工作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提高教育质量,促进基础教育的发展,取消入学赞助费等歧视性政策,使“城中村”居民子女在受教育上与城镇居民享受同等待遇,提高“城中村”学生的各级教育和各类学校的升学率。
二是大力开展就业与创业教育。在基础教育阶段实施就业创业教育,以提高劳动者素质为根本,以培养学生创业精神和实践能力为重点的教育。加强对“城中村”劳动力的全方位,多学科培训,使劳动者了解社会需求和经济发展态势,减少盲目性,提高经营水平,增加经济收入;
三是专业技术培训,针对不同群体,结合不同人员的特长和爱好,进行各类专业的继续培训,提高劳动者参与就业和创业的竞争能力。
四是把“城中村”的培训工作,纳入城镇下岗人员再就业培训体系。同时,加强对“城中村”劳动者法制教育,让其知法懂法、尊法守法,用法律武器来武装自己,保护自己。
(二)把“城中村”居民统一纳入社会保障范畴
建立健全“城中村”社会保障制度,把“城中村”居民统一纳入社会保障范畴,解决他们在城市生存的后顾之忧。建立健全公平的社会保障制度和农民工利益保护机制,依法落实劳动用工制度,规范用工合同,重视农民工的生产安全和职业病防治,改善农民工工作、生活环境,保障农民工享有养老、医疗、失业、生育和工伤保险等,通过加强社会保障来解决“城中村”贫困人口面临的生计问题。
参考文献:
[1]李培林.巨变:村落的终结[J].中国社会科学,2002,(01).[2]蓝宇蕴.都市村社共同体——有关农民城市化组织方式和生活方式的个案研究[J].中国社会科学,2005,(02).[3]王华春等.城中村问题的制度成因及治理思路[J].社会学,2006,(03).
第二篇:关于被征地农民生计问题的调查与思考
高邮市地方人大工作研究会
2010 年 年 会 交 流 论 文
人大要为被征地农民撑起“保护伞”
——关于被征地农民生计问题的调查与思考
马德龙杨鹏仲元和
[内容提要]
近年来,随着农村工业化、城镇化的推进,一些被征地农民的生计出现问题,表现为:征地标准和补偿金存在矛盾,安置方式比较单一,就业形势较为严峻,社会保障工作不配套、整体生活水平有所下降,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产生被征地农民生计问题的主要原因是:有些地方城市建设与农民出路问题的研究不同步,就业责任分担不合理,农民择业观念跟不上新时代的发展步伐,社会保障机制不健全等,必须深刻反思。
针对存在问题及原因,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要进一步依法履职,督促政府采取得力措施,加强就业技能培训,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机制,为被征地农民撑起保护伞。
※※※※※※※
近年来,随着农村工业化、城镇化的推进,一些地方农村集体土地被征用。解决好被征地农民的生计问题,尊重农民的生存权和普遍-1-
发展权,实现城乡统筹发展,保持政治和社会稳定,摆上了地方政府的重要位臵。总体来看,各级政府对农民生活“出路”和养老“退路”问题,已经和正在采取有效措施加以解决:一是按规定一次性付给土地补偿费、劳力安臵费、赔青费,对有劳动能力的或安排他们进企业务工,或加强劳动技能培训,帮助他们由一产转入二产、三产,特别对有能力的鼓励并支持他们“二次创业”;二是成立农村土地资产股份专业合作社,完善被征地农转非人员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机制;三是对体弱病残的被征地农民给予社会救助,尽可能地保障他们的基本生活不受影响,并能随着全面小康的推进不断提高。但是,由于受地方财力不足、农民劳动技能较弱、转向经营能力不强、养老保险意识缺乏、经济条件不宽裕以及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等因素制约,也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困难和问题。
1、征地标准和补偿金存在矛盾。笔者从接触到的一个郊区乡镇几宗拆让土地的补偿标准来看,目前政府制定土地补偿标准时,都把征地用途作为重要的参考依据,往往造成同一个村、同一地块因公路建设、企业用地、商品房开发用地等用途不同,农户之间的补偿费悬殊太大,部分农民损失较大,存有抵触情绪。还有极少数村擅自提高提留资金标准,直接侵犯了被征地农民的切身利益。更有甚者,有的乡镇为了加快建设工业集中区,在征地时搞上征下租,欺骗农民,一旦被知道,就会引发农民与政府的矛盾,出现上访、集访现象,影响社会安定。听说有一家市属企业早年在某城中村一村民组征地办厂,后企业倒闭,地块拍卖,竟比当时征地面积多出40.86亩,严重侵占了农民利益,引起村民一片哗然,写信、上访直至北京,后经市政府出面调停,适当补发各种征地费用,方才平息。
2、被征地农民安臵方式比较单一。在计划经济时期,对被征地农民采取“谁征地、谁安臵”的原则,要求由企业自行安臵被征地的农民,相对矛盾较小。近年来,随着经济建设和城市建设速度加快,征地用于市政、房地产、土地开发和公共设施建设等非生产性项目越
来越多。同时,随着国家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这类项目单位没有能力、没有兴趣或根本不想安臵征地农民,因而沿用多年的“谁征地、谁安臵”的原则事实上已经难以执行,各地开始探索新的安臵模式,即征地时一次性地支付补偿金,让被征地农民自谋职业。按目前政策规定,被征地农民可以领取3万元左右的一次性补偿费,农民也是乐于取现钱实在,以后的生计问题考虑得较少。同时,受自身文化、素质等因素的局限,大多数农民没有将这为数不多的补偿费用在以后的生存发展上,还有部分农民在短期内进行奢侈消费,给生产出路和养老保险埋下了隐患。
3、被征地农民就业形势较为严峻。据对某城郊镇的调查,一些农民土地被征用后,不得不自谋职业。他们当中除年轻又有一技之长者外,有相当数量的被征地农民因为文化素质较低、无专业特长、年龄偏大、健康状况欠佳,加上长期从事农业劳动,对于变换劳动方式心理也不适应,再就业意识差等制约,在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机制下,农民明显处于下风,很难找到就业岗位。
4、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工作不配套。一是农村养老保险不到位。主要是被征地农民自身参加社会养老保险意识差,加之村集体对农民养老保险没有投入,少数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几乎是空白。二是农村低保标准较低。虽然现在提倡逐步缩小或取消城乡差别,但城乡事实上还存在着差别。就被征地农民享受低保政策而言,农民赖以生存的土地被征用后,所有生活资料全靠非农收入支出,成为事实上的“城里人”,但由于一时难于实现“村改居”,被征地农民低保户所享受最低生活保障金远远低于城市低保户标准。
5、部分被征地农民生活水平有所下降。一些农民在土地被征用前,由于国家惠农措施不断加强,种田没有任何负担,还得到不少的经济补助实惠,加上科学种田水平越来越高,农民种田收入确实可观。而一旦被征地后,农民失去了最稳定的经济来源,由于物价上涨幅度增大,生活成本增加,对部分被征地农民生活质量必然造成一定影响。
虽然这些农民被征地后得到了补偿,但由于缺乏创业能力,有一部分被征地农民补偿费没有用于创业,只是作为维持暂时的生计之需,“坐吃山空”后,生活更麻烦了,有限的补偿金远远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部分农民的长远生活出路问题。
剖析被征地农民出现上述生计问题的主要原因,不外乎以下三方面:一是有些地方对城市建设与农民出路问题研究不同步。政府对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加快二、三产业发展等问题考虑得较多、较周全,但对如何解决被征地农民出路问题研究得较少。有的甚至片面认为,只要经济发展了、城市扩大了,农民就业出路自然就多了。到了真正面临就业问题的时候才想解决办法,有关被征地农民的民生问题已经相当突出了。
二是有些地方被征地农民就业责任分担不合理。据调查,目前在农村征地的情况既有国家占地,也有地方占地;既有本地建设占地,也有外来企业占地。农民为了国家和地方建设失去了土地,也为外来商业、企业发展承担了“失地”风险,但在就业问题上并没有得到相应的解决,结果是投资商入驻了,而农民却失业了。
三是有些地方农民择业和保险的观念落后,文化、技能素质偏低。受传统思想、劳动技能及文化素质的影响,农民在择业上面临诸多制约因素,难以做到“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对养老问题,由于习惯于传统的“老人主要靠子女供养”模式,有些农民土地被征用后,没有或不想“征即保”,而是满足于拿到了补偿费,就不再想到“后顾之忧”,反映出保险意识差。因此,被征地农民的养老问题就显得尤为突出,如果不好好解决,必将影响到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针对上述存在问题及原因,作为地方国家权力机关——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如何依法履职,为被征地农民撑起一张巨大的“保护伞”,笔者经过认真调研思考,建议要从以下几方面作出最大努力:
第一,要督促政府尽最大努力保障农民利益不受侵害。长期以来,农民一直依赖于土地,土地为农民提供了多方面的保障功能,包括为
农民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和就业机会,一旦被征用,这些功能随之一并丧失。要保障被征地农民的利益,则应给予农民在这些权利上的等价补偿。因此,要进一步探索和完善现有土地征用补偿一次性发放货币的办法,使土地补偿费的发放与被征地农民的长期生活保障相结合。对于国家重点工程、公益性建设用地,要在现有基础上,按照公平补偿原则,适当提高土地补偿安臵费的标准,使之与经济发展水平相一致,最大限度地保障农民的经济利益。对于工商业经营用地,应当引入竞争机制和谈判机制,在按规定土地转为建设用地后,农民与用地方自行谈判确定补偿安臵费数额,也可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允许农民以土地使用权入股、出租方式参与土地的开发,分享社会进步产生的土地增值收益。
第二,要督促政府尽最大努力加强对被征地农民的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由于被征地农民的文化素质和劳动技能普遍较低,在非农产业岗位的竞争中明显处于劣势,解决他们的就业问题,根本在于提高农民的自身素质,消除陈旧思想,帮助他们树立全新的就业观念,鼓励其参加就业培训,提高就业技能。政府及相关部门要建立和完善就业培训体系,根据不同情况,有针对性地开展职业教育和技术培训。要加强对被征地农民的就业指导,搭建劳动力交流平台,多渠道安排就业。同时,对招用被征地农民的企业给予政策优惠,并制定相关政策,鼓励扶持被征地农民通过自主创业等方式解决就业问题。
第三,要督促政府尽最大努力完善社会保障机制。解决农民土地被征用后的生计问题,必须着眼于建立和完善长效的保障机制,彻底解决被征地农民的近忧远愁。因为被征地农民即使一次性补偿再多的钱,也像“拔草堆”一样总有花完的一天。解决这一问题,关键是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机制,使农民地被征而“命根子”不失。因此,乡镇人大要督促乡镇政府面对实际,研究出台符合实情的有关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制度,重点建立和完善好四方面的社会保障,即家庭养老保障,解决老有所养问题;就业保障,提供稳定的收入来源;最低生活保障,为生活可能陷于困境的被征地农民提供救助;医疗保障,确保被征地农民有病治得起,从而有效地为被征地农民构筑长远的社
会保障“城墙”。
第四,要督促政府尽最大努力引导和帮助被征地农民积累和经营资产。事实表明,土地、房屋、集体经济等资产收益,在预防被征地农民贫困和减少家庭不安全感方面发挥着积极的作用。从实践来看,建立和健全股份合作社或发展壮大集体经济是一种重要的可行途径。笔者所在乡镇就作过这方面的尝试并取得了较好的成效。新联村系城中村(现已村改居),在城市建设过程中,原有的土地被征用殆尽,但该村党支部、村委会着力引导居民树立正确的资产经营观念,将集体资产进行量化,成立股份合作社,包装对外经营,仅2009年每户居民就从合作社中分得3000多元的“红利”。另外,该村还将一块城中土地发包给有关部门供游乐广场使用,村民又从中获得不少收益,较好地解决了被征地农民的后顾之忧。还有城中村宝塔村,随着近几年瑞和阳光城等小区建成,土地已全部被征用。但该村着眼长远,利用所得资金建设了一幢餐饮楼向外发包,预计每年发包收入可达60多万元。由此,笔者认为,对于国家征用的公益性建设用地,可以在规划区内征用土地中留出一定数量土地,由村集体经济组织开发、经营;对于那些土地征用量大,补偿费较多的村,政府应积极倡导社区股份合作制的改革,促进集体资产保值增值。另外,还可采取“地折价持股进企,按股分红”的政策,与开发商联合开发,如房地产开发等,被征土地的村可将劳动力安臵费入股用于新建居民区的物业管理、建设商业网点等服务业的开发,从而有效解决被征地农民就业和长远的生计问题,千万不要使之成为被遗忘的角落。
此外,为确保被征地农民和利益现在、将来都永远不受侵害,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还要进一步完善有关法律保障体制和机制,努力使人大为被征地农民提供有效监督支持步入法制化、规范化的轨道。最近,笔者喜闻江苏省人大将要出台《征地补偿和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条例》,正在进行立法调研,这无疑为被征地农民带来福音。笔者希望此条例尽快出台,更期盼各地人大及其常委会认真贯彻即将出台的有关法规,尽最大努力确保被征地农民的切身利益不受侵害。
(作者单位:高邮市高邮镇人大)
第三篇:居民休闲娱乐活动方式调查
居民休闲娱乐活动方式调查 1.除去晚上睡觉时间,您每天花费时间最多的事情是:
A 工作劳动B 家事家务C个人护理D学习提高E个人社会交往F娱乐文化体育休闲活动
2.您的休闲方式:
A 体育锻炼B上网C 看电影D 读书看报E在娱乐场所,卡拉等F 逛街购物G户外活动逛公园H 与家人在家I 其他
3.除去工作、家务、睡觉等必要时间花费外,您每天能自由支配的时间大约 是:
A 一小时左右B两小时左右 C三小时左右D四小时左右E五小时左右F不确定
4.对于您个人闲暇生活,您的评价是:
A 充分利用时间,内涵丰富B 强身健体,养成良好的饮食起居C与朋友伙伴增进了友谊D 无所事事,浪费时间E 其他
5.您认为近年来自己的休闲娱乐方式发生了哪些变化:
A 休闲意识提高,知道怎么安排休闲时间B休闲时间增多,活动内容丰富C休闲方式更文明、更充实D休闲消费比重增加了E休闲活动促使自己身心健康F没啥太大变化
6.您认为影响休闲娱乐质量的主要因素:
A 个人休闲观念和认识不到位
B 生活工作压力太大顾不上休闲
C 家务活动及经济状况的制约
D 国家休假制度与政策的不尽合理
E 其他原因
7.您对现在休闲娱乐的状况是否满意:
A 很满意B 比较满意C 一般D 不满意
8.为了提高居民休闲娱乐的质量您认为政府当前最应当做的是:
A 提供更多更好的休闲设施,服务居民
B 整治环境交通,方便出行
C 提高居民收入,使人们有能力进行休闲消费
D 调整当前的工作与休闲制度,增加 休闲时间
E 关注弱势群体,提高社会福利
F 其他
第四篇:关于舞泉镇城中村改造情况的调查与思考
关于舞泉镇城中村改造工作的调查与思考
今年以来,舞泉镇按照县委、县政府的要求,以城乡一体化为基本方向,以拉大城区框架、提升城市品位为目的,以城中村改造为手段,大力实施城区基础设施建设,狠抓旧城改造和新村建设。工作中,该镇坚持试点先行、逐步铺开的原则,组织人员以牛市口村和西蔡村为试点,集中力量,重点攻坚,城中村改造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效。为总结经验,查找不足,更好推动我县城中村改造工作,近日,县政府办组织人员,就舞泉镇城中村改造情况进行了深入调研,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供领导参考。
一、基本情况
舞泉镇牛市口村位于县城西南部,辖4个居民小组,615户,2299人,其中外来户263户,计1072人,居民区占地900余亩。整村改造工程计划分四期、五年完成,其中一期工程计划围绕新西路拆迁130户居民,整合土地150亩。目前,新西路以西39户住户已顺利完成拆迁,共整合村庄占地40亩,其中34亩土地已经完成了“招拍挂”工作,新西路以东91户的宅基地丈量摸底工作已经结束,正在动员群众拆迁。
舞泉镇西蔡村位于城区东北部,辖7个居民小组,350户,1117口人,耕地750亩,村庄占地面积310亩。整村改造工程计划分三期、三年时间完成,其中一期工程重点围绕延伸打通南京路至北三环(下称南京北路),开发土地面积98亩。目前涉及的113户农户拆迁工作已全部结束,拆迁补偿已全部发放 1
到位,群众安臵房用地已划拨到位,南京北路主路面9月份可开工建设。
二、主要做法
城中村改造是城市发展的必然趋势。通过实施城中村改造,不仅可改善城区居民的生活环境,提高城市形象,而且将有力地促进城乡一体发展,提高城镇化水平。但城中村改造工作投资大、政策性强、涉及面广、工作难度大,且直接面对的是农户切身利益,工作中稍有疏忽,不仅会造成群众损失,致使工作被动,而且极可能增加新的不稳定因素。为保证工作的顺利推进,该镇党委、政府主要做好了三个方面的工作:
(一)坚持三个到位,解决思想认识问题。一是组织到位。该镇专门组织成立了由镇长任组长、党政班子成员为成员的城中村改造工作攻坚组,每个试点村配备2名班子成员,抽调5-7名机关中层干部驻村开展工作。牛市口村和西蔡村也分别成立了相应的领导组织,并实行村干部分包农户制度,协同镇政府积极开展工作。二是宣传到位。该镇党委、政府一方面通过张贴标语、悬挂横幅、印发《致城区广大居民的一封信》等不同形式,对城中村改造工作进行定位式宣传,另一方面充分利用村内广播,每天早、中、晚召开三次广播会,重点向群众讲解城中村改造的重大意义、补偿标准、后续安臵等,并采取对比算账的方式,让拆迁群众实实在在感受到拆迁给他们带来的实惠。三是热点难点解决到位。对个别不愿拆迁的农户,镇村组织专门人员不厌其烦的登门做思想工作,并明确人员分包,想尽千方百计做通思想工作;对个别群众提出的特殊情况和具体
问题,镇村干部积极与拆迁户协商,在政策允许范围之内尽量满足群众要求,尽快协调解决,争取群众支持,确保拆迁工作顺利推进。
(二)抓好三个关键,解决利益分配问题。一是合理确定补偿标准。在规划拆迁区内,由于情况不同,其补偿标准也不尽相同。为保证拆迁群众利益,该镇结合两个村的实际情况,专门研究制定了《舞泉镇牛市口村城中村改造工作实施方案》、《舞泉镇西蔡村城中村改造工作实施方案》,明确规定了城中村改造工作的目的、意义、方法和步骤,以及不同情况的具体补偿标准,为拆迁补偿工作的顺利开展,提供了政策依据。二是认真做好排查摸底。为准确掌握每个拆迁户的具体情况,确保农户利益不受损失,该镇组织镇村干部放弃休息时间,顶着烈日,冒着酷暑,挨家逐户进行宅基地面积测量和实物登记,并将登记内容及时反馈给当事人确认、签字,为后期补偿工作的顺利实施奠定了坚实基础。三是及时做好拆迁补偿。补偿工作主要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现金补偿,另一部分是实物补偿。其中牛市口村拆迁群众除可按照拆迁补偿标准获得相应现金补偿外,每户还可在规划集贸市场内分得门面房一间以上。西蔡村在核定拆迁群众补偿标准后,每户可优先购买南京北路沿街门面房3间以上,且每间比市场价优惠5000元,放弃门面房认购的,可获得1.5万元的额外现金补偿。
(三)落实三项举措,解决拆迁资金难题。一是高标准做好规划。为确保规划高标准,且符合当地实际,该镇专门聘请省规划局专家对两个试点村改造工作分别制订了总体规划,提出
了围绕主干道、重点建市场,统一规划、分批实施、稳妥推进的总体开发思路。其中牛市口村以新西路为中心,以公园建设为目标,以商住楼房综合性开发为重点,致力将牛市口村打造成为舞阳县最大的农贸批发市场,最好的休闲娱乐公园。西蔡村以南京路延长线为中心,重点建设汽车修配专业市场。由于拆迁土地规划到位,有效提高了单位土地面积的出让价格。二是开发商第一时间介入。城中村改造工作选择开发商是关键。为保证城中村拆迁改造工作的顺利推进,该镇在拆迁之前就积极与投资意向人联系,征得他们的支持。其中,深圳盛世恒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计划先期拿出2000万元启动资金,用于牛市口村拆迁群众的拆迁补偿和安臵房建设工程。郑州客商计划先期拿出1550万元启动资金,用于西蔡村改造工程,其中拆迁群众的拆迁补偿800万元,南京北路的主路硬化750万元。三是充分利用政策资源。为有效保障群众利益,充分调动他们拆迁的积极性,该镇坚持灵活运用政策。对符合城镇低保条件的拆迁户,积极为他们办理城镇低保手续;对有致富项目的拆迁户,积极帮助他们争取上级政策性资金。西蔡村还抓住上级安臵房工程机遇,将村里给拆迁户规划的宅基地无偿交给房管局,由房管局为拆迁户建设安臵房。
三、几点启示
舞泉镇的城中村改造工作,给我们以下几点启示:
(一)做好群众思想工作是搞好城中村改造的基础。城中村改造工作涉及千家万户,群众工作做不好,就会影响整体工作的推进。尤其是作为内陆和欠发达地区,群众的思想大都比
较保守,故土难离等思想意识严重。舞泉镇政府选准突破口,重点从解决思想问题入手,采取大面宣传、利益引导、逐户动员、重点突破的办法,逐一做通群众的思想工作,真正做到了群众自愿,为该项工作顺利开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保证群众既得利益是搞好城中村改造的关键。城中村改造的最终目的是提高广大群众的生活水平。通过城中村改造,要让群众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真正实现群众得实惠,城市提形象。牛市口村城中村改造后,农贸市场的门面房可以安臵全村65%以上的农户在市场内就业,农户拆迁后得到的补偿可以在购买新住房的基础上,获得一间以上门面房,不但提高了群众居住环境,还为农户找到了有效的致富门路。西蔡村城中村改造后,拆迁补偿款可让群众买到合适的住房,同时可以享受城镇低保,并分得一套安臵房和三间临街门面优先购臵权。汽车修配专业市场建成后还可安臵300—500名劳动力就业。
(三)落实好拆迁资金是搞好城中村改造的保证。旧城拆迁是一项耗资巨大的民心工程,仅靠政府的投入远远不能满足拆迁需求,必须坚持市场化运作,调动社会各界投资。舞泉镇在拆迁过程中,首先注重在拆迁的整体规划上提水平,从而有效提高了单位面积土地的可开发价值,让开发商实实在在看到投资旧城开发的可观利益。其次积极争取开发商的及早介入,用开发商的资金实现改造工作的顺利推进。同时,该镇还鼓励民间资本积极介入,从而撬动社会资金参与旧城改造的积极性,为旧城改造工作提供了充足的财源。
(四)妥善处理存在问题是城中村改造工作推进的必要条
件。舞泉镇城中村改造工作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在改造过程中也曝露出了一些突出的问题:一是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旧房盖新房的群众不断涌现,这必将增加城中村改造的成本。同时,不少群众听说要拆迁,受利益驱使,将自家的平房加高成楼房,由于地基不稳,随时都存在着重大危险。二是城中村改造土地手续报批难。目前,城中村改造土地必须上报省国土资源地厅审批备案,一般情况下审批需要半年左右,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推进速度。致使在改造工作中,有先拆后批、先建后批等违法行为。三是我县的土地价格和房产价格相对较低,城中村改造成本又相对加高,其中利润较低,开发商积极性不高,发展后劲明显不足。因此我们建议:一要及时出台城中村改造限制性文件,明确城管部门对旧城区内建筑许可证发放的限制性规定,坚决制止无证建房或对旧房改造行为的发生,以降低改造成本。二要及时把旧城进行分区划片,及时上报改造项目,储备开发土地,为以后实施改造和开发奠定基础。三要注重城市文化建设,不断加强城市绿化、美化、亮化建设,提高城市品位,增强城市凝聚力和承载能力。四要定期召开城乡一体建设指挥部工作会,听取各村推进情况,了解存在问题,专题研究,现场办理,集中解决,并明确部门分头落实,限期办结,达到合力共建、强力实施、迅速推进的结果。
第五篇:城中村改造模式选择与实施探讨(模版)
城中村改造模式选择与实施探讨
摘要:城中村改造是中国快速化城市进程中的一个特有现象。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逐步引起了各方面的广泛关注。在分析9个城市城中村改造实践的基础上,指出了实施城中村改造应该充分考虑的关键因素,并提出了具体实施过程中操作建议。
关键词:城中村;改造;实施城中村的特征与形成“城中村”,顾名思义,即城市中的村庄。至少应具有如下五个基本特征;(1)从地域空间上看。“城中村”应该在城市总体发展规划所划定的城市范围之内;(2)从土地权属来看,“城中村”的土地为集体所有而非国家所有,这是“城中村”的核心特征之一。也是“城中村”存在的根本条件;(3)从管理体制上看,“城中村”的管理主体仍然是村民委员会,在行政隶属上仍然以乡镇体制为主,少部分是街道办事处;(4)从户籍上看,“城中村”的村民仍然是农业户口,因此在理论上他们仍然可以承包土地,虽然可耕种的土地数量实际上往往很少甚至已经没有I(5)从经济关系上看,“城中村”周围已基本上形成完善的商业环境,村民的现代商业意识也已基本形成,更重要的是,村民的生活来源也基本上依靠二、三产业或全部是房租。城中村是我国快速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一种普遍现象,在沿海发达地区城市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一般认为我国实行的城乡二元土地制度是城中村产生的主要原因。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中国城中村问题尚未显现,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中国城市化进程提速,城市周围土地开始被大量并且快速地征用。为了避免在农村土地房屋补偿和村民安置方面支付巨额经济和社会成本,城市政府选择了绕开村落迂回发展的思路,这就直接导致了城中村的出现。城中村,既是历史的遗留,又是现期的新生活体。城中村改造的主要模式
实施城中村改造,部分城市已先行一步,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和经验。如广州市按照“先行试点、稳妥进行”的原则,选择有代表性的城中村试点改造;杭州市依照社区股份合作制的方法首先对城中村的集体资产进行量化改制;珠海市通过市场机制,引入房地产开发商参与城中村改造等。归结起来,主要有三种模式:
(1)政府总揽,自上而下。如在石家庄等地,政府拿出资金拆旧建新,采取就业培训等措施,鼓励村民融入城市生活。这种方式缺点是前期拆迁安置成本高,政府财政资金有限,难以做到资金平衡;优点在于有利于整体规划与快速推进。能最大地实现土地价值。
(2)自力更生,政府推动。在广州市,对于规模大的“城中村”,主要采取政府提供优惠政策,实行村集体、村民出资和银行贷款相结合的方式,自主实施改造。这种模式需要政府在基础设施、公共设施及资金等方面提供较大支持力度。
(3)引入资金,开发带动。在经济较发达、市场经济较活跃的地区,如珠海等地,通过引入外部资金,以开发的形式带动城中村的改造。这种模式优点在于可以缓解政府资金的局限性,使财政资金可以投入到更多的基础设施及公益事业上,但缺点是开发商在缺乏政府约束和指导的情况下,很难保障村集体和村民的利益。改造模式选择的标准
3.1 改造实施前的历史
城中村的发展过程也是各种错综复杂的关系不断形成的过程,如:复杂的债务关系、盘
结的人情往来、从不同角度伸出的利益之手,这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土地关系。(1)传统体制之下,村级集体所有的土地的处置往往不是非常符合政策的规定,各种隐形的土地交易难以理清I(2)随着城中村的发展。“村民”作为一个利益群体其组成人员是在不断变化的。①在上世纪60、70年代,城市和农村的生活水平差距较大,“城中村”村民很多便利用其离城较近的地理优势进城工作。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人往往只有户口在村、而本人已多年不再回乡。②改革开放初期,不少“城中村”村民放弃了传统的农耕,转而从事现代的工商业。当时鉴于大量土地的弃耕,不少“城中村”引入了外地人员进行承包耕种。这些外地人员部分是当年同时转入了户口,部分没有。在实际改造实施中,如何对待此类村民和原有老村民。在不少地方引起了争议。③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由于大量不合程序的户籍迁移,各地“城中村”大量出现了在本村无人认识的“本村户籍村民”。④各地“城中村”大多在乡镇企业发展的高峰期兴建乡镇企业。其从业人员多为老“城中村”村民,此类人员进入乡镇企业工作时。往往采取的是“押地进厂、地随人走”的方式。由于目前乡镇企业发展大量不佳,而这些人员往往年龄在50岁左右,欠缺谋生能力,并且是家里的“顶梁柱”,所以在改造中理应给予适当关注。⑤历史原因形成的政府信誉的丧失。在“城中村”中主要表现为历史上政府征用土地后承诺的条件不兑现,少数地方的政府甚至采用的“哄着上路、骗着实施、拖着兑现”的不良行政方式,严重损害形象。
3.2 改造实施中的现实
“城中村”要想顺利实施改造,消除村民思想负担、妥善处理利益分配,兼顾好国家、集体和个人是基础。(1)消除思想负担。各种调查显示,“城中村”村民对改造主要有以下三种忧虑:①改造后生活缺乏保障。鉴于自身素质,农民担心转为居民后缺乏与城市居民竞争的能力,找不到工作;改制后的股份合作公司前景未明,收入未知;部分地方社会保障体系的不能及时跟进,养老、医疗缺乏预期保障。②子女上学困难。转为居民户口后,教育资源充分放开,在收入缺乏保障的情况下,有地方农民反映子女到城里上学的额外开支太多,难以负担突然提升的教育消费。③担心政府承诺不兑现。有些村庄的改造是在不安的情绪下进行——担心政府承诺不兑现,损失得不到合理补偿。改造前,可以依托村委会进行“集体维权”;改造后一旦出现问题则只能“孤军奋战”。总之,传统的农业生活习惯让面对与土地突然失去直接联系的农民不知所措。(2)合理分配利益。“城中村”改造中的矛盾集中出现在利益再分配时,这是利益在国家、集体和个人之间的再分配、再调整的问题,主要表现为:①土地级差地租如何分配。随着城市的发展,“城中村”及其周边地区的基础设施以及商业环境都得到极大改善,集体土地大幅升值,土地价格由每亩万元急剧上升为几十万甚至上百万。村级集体组织依靠出租土地、经营厂房获得巨额土地级差收益。城中村改制时,政府、企业、“城中村”的村民等如何合理地分配存量的现金或实物资产,成为改制的核心问题。②集体所有土地变性为国有土地后市场化行为所带来的巨额收益如何分配。改制后,集体土地必将进一步变性为国有土地,除部分用作公益外,还有一部分必然面向市场开展经营,预期的巨额收益应做出合理分配。
3.3 改造实施后的未来
(1)“村的改造”。一个理性的人的决策往往是趋利避害的。也就是说,能否切实有效改变村民当前生活的脏、乱、差的生活环境、为村级组织的发展打下基础、村民收入长期看来是否会增加、财产性收入能否得到保障等等(即实现“村的改造”)将是调动广大村民支持城中村改造的积极性的重中之重。(2)“人的改造”。不少村民对“城市化”有潜在的恐慌——既有对自己的劳动技能、经营能力和文化素养缺乏信心,又有对眼前既得利益即将失去的无助。这在对待房租的态度上表现尤为明显:现有的房子租金虽少但仍有市场,改造后租金收入是升还是降?这些就要求改造的实施者必须使村民观念由农村转变为城市,提高文化修养、掌握
城市生存技能。实施改造模式时的工作要点
(1)抓手。纵观各地的经验可以发现,充分尊重民意是做好城中村改造一条不变的规律。民意从何而来?从农村基层政权组织的运行特点看,村民代表和党员可以作为两条民意主渠道。一方面村民代表和党员是非常广泛地分布在村民间,有了解民意的基本条件;另一方面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组织法》及《中国共产党章程》等对村民代表和党员的权利和义务有制度上的规定;最后,鉴于当前农村村民的学识素养,大量的宣传解释工作是必需的,而村民代表和党员作为村内活动的积极分子是比较好的选择。(2)突破口。如前言,城中村要想得到顺利地实施,调动村民的积极性是关键一环。村民积极性从何来?未来生活的改善预期就是突破口。为了形成好的改造氛围,在实施改造之初就要把村民特别关注的一些问题妥善解决。比如:社会保障体系覆盖到“城中村”村民(即为村民买社保)、农业户口改登为居民户口、居住条件的切实改善,这些基本问题解决所取得的效果远胜于完全口头上的表述。
(2)注意工作重心的变化。以武汉市的改造流程为例。武汉市一个村实施“城中村”改造大致要经历以下几个步骤:村级集体经济组织改制(以股份制方式转变集体经济管理模式)、农业户口改登为居民户口、村改居人员就业和社会保障、土地房产处置和建设规划管理、村委会改居委会等等。在这个流程中。当集体经济组织改制、参加社保以及户口登记完成后,改造工作就会非常专业,普通村民一无时间二无能力去理解。具体到工作上,会出现“一增一减”两种反向异动。“一增”,就是指村级组织的领导人员的能动性增强。改制、参加社保、户口登记等过程是直接与村民的利益相挂钩,并且好坏易见。在这些过程中,为了平息村民的忧虑,大多数地方都在政策上布置了刚性条件,也制定了全体村民共同参与和监督的制度,村级领导人私下操作空间有限。开始编制规划等流程以后,专业化让信息的不对称显著提升,村民参与程度势必下降,村级领导人将有更大的发挥空间。“一减”,就是来自村民的阻力减少。村民参与程度下降的直接后果是改造决策集中化。此将出现两种相反效果。一是提高办事效率,抢占市场先机;二是村民利益难以得到保障,“一增一减”对的最大影响是使剩余工作缺乏有效抓手。一是部分村对规划等工作的重要性认识不够。朴素的产权观点——我住在这里,这地就跑不了——依然存在。把规划作为一种城市化进程中有效保护自身利益的途径尚未形成普遍共识。二是部分村不能形成合理的发展思路,等、靠、要现象一定程度存在。等开发商上门洽谈、等大型企业投资、等政府出谋划策均已不适应当前的发展形势。三是部分已有的发展思路不太符合上级部门规划。积极与相关企业接触,想方设法促进集体经济的发展的初衷是好的,但由于缺乏对产业政策的了解,做了些无用功。村级集体经济的发展只有融入更大的发展思路,才能越走越活。
(3)形成改造推进的长效机制。首先完善城中村改造考核体系。目前很多地方实施了绩效考核,可以在对各城中村改造相关单位、部门或村的考核当中,单列城中村改造工作,增加权重,促使备有关机构积极发挥主体作用。其次增强改造工作透明度。与政务公开和村务公开工作相结合,把城中村改造作为村务公开的重点项目进行管理,加强对执行情况的监督和检查力度。第三注重政策宣传力度。武汉市硚口区长丰街长丰村启动村级集体经济改制之初,相关部门明确要求翻印《武汉市城中村综合改造政策及解答》一书3000本,做到全村男女老少人手一本,很好地起到了消除误解、公开公正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