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笔记 原创系列《国家兴衰探源》

第一篇：读书笔记 原创系列《国家兴衰探源》

《国家兴衰探源》读后感

姓名：许磊学号：2052707327班级：艺术074班

闲暇之余，翻看了《国家兴衰探源》，这本书中奥尔森根据自己对不同历史时期世界各国发展状况的考察和研究得出结论：允许自由地建立各种组织而又长期没有**或入侵的国家，其经济增长受到分利集团的阻碍和危害也就更严重；极权主义政府或外来入侵者削弱或废除了分利集团的那些国家，在建立了稳定或自由的法律秩序之后，其经济就会相当迅速地增长。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的衰落和日本、西德奇迹般的增长就是上述结论的有力例证。他还指出，分利集团的数目及其成立时间的长短同经济增长具有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负相关。

奥尔森进一步指出像行会、工会、卡特尔以及议会院外活动集团等这样一些分利集团之所以会阻碍经济增长，主要是由于这些特殊利益集团具有排他性，它们阻碍了技术进步、资源的流动与合理配置；它们降低了生产经营活动的报酬，而提高了利用法律、政治与官僚主义进行讨价还价等活动的报酬；它们提高了社会交易成本而降低了社会经济效益。作者认为，希望采取集体行动以增加其收入的分利集团不会关心社会总收益的下降或公共损失，因而分利集团的活动不是增加社会总收入而是减少社会总收入，与其说它们是“分蛋糕”不如说它们是有破坏性后果的“抢瓷器”。对传统经济学理论无法作出完满解释的“滞胀、失业和经济周期”也可从分利集团作用的角度得到合理的解释：分利集团决策缓慢，使决策日程愈益纷繁，从而引起工资和价格“黏性”，使社会垄断性增加，市场无法结清，从而导致失业增加，社会总收入减少，需求下降，最后导致经济的衰退和萧条。

奥尔森将《国家兴衰探源》一共分为七章，分别是问题的提出与答案的判别标准、逻辑方法、推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西方发达国家、管辖权统一与对外贸易、不平等、歧视与发展、滞胀、失业与经济周期：宏观经济学的进化论方法。

在第一章的开始，奥尔森就提出几个问题：为什么许多声威赫赫的庞大帝国逐渐衰亡或毁于一旦？为什么许多蛰居蛮荒默默无闻的民族崛然兴起，创造了巨大的财富与灿烂的文化？然后大约地说了几个典型，如罗马帝国、中国（不过我不同意号“称东方巨龙的中华帝国也不止一次地被它视为蛮夷的蒙满部族或穷乡僻壤的贫苦农民所灭亡”的说法，并不不是灭亡，只不过是朝代的更迭而已，这与罗马帝国的灭亡不一样）、美国。在第一章中奥尔森提出了全书所要解答的问题，并且一开始就提到了“滞涨”的问题。

在第二章逻辑方法中阐明本书全部结论所依据的逻辑，从而使读者可以理解全书的脉络。他说“本书的论述从分析集团行为中的矛盾现象入手。”他还讲到了关于他的另一本书《逻辑》中的一些内容并引用了美国钢铁工会的前主席大卫·麦克唐纳关于工会早期曾经采

用过的一种手段的描述。

在第三章的推论中奥尔森得出了九个推论：

1．不存在这样的国家：其中所有具有共同利益的人群都可能组成平等的集团并通过全面协商而获得最优的结果。

2．凡边界不变的稳定社会中，随着时间的推移，将出现愈来愈多的集团和组织。

3． “ 小型 ” 集团的成员具有较强的组织集体行动的能力，而这种优势随着社会稳定时间的延长而递减。

4.总的说来，社会中的特殊利益组织或集团会降低社会效率和总收入，并使政治生活中的分歧加剧。

5.广泛性组织一般都倾向于促使其所在的社会更加繁荣昌盛，并力图在为其成员增加收入份额的同时，尽可能地减轻其额外负担，从而只有当国民收入再分配中所产生的利益与由此引起的全社会损失相比较大时，才支持这种再分配行动。

6．分利集团进行决策较其中的个人与企业决策迟缓，从而使议事及协商日程拥挤；其决策多半倾向于固定价格而不固定数量。

7.分利集团使全社会采用新技术延缓以及在生产情况变化时阻碍重新分配资源，从而降低了经济增长率。

8．当分利集团发展到足以取得成功的规模时，它必然采取排他性的政策，并力图使其成员限制在收入相近与贡献相近的范围之内。

9．分利集团的扩大将增加法律的繁文缛节，强化政府的作用，造成协议的复杂性，并改变社会演化的方向。

在第四章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西方发达国家中奥尔森分析了西方国家（他将日本也归纳到西方国家中）的兴衰。奥尔森说“本书理论预示，在中世纪以后移民并享受长期稳定和免遭入侵的国家中，其工会组织及现代院外活动集团更类似于英国而不像那些起源于中世纪的结构或文化特点。本书理论还提出，在其他条件都相同的情况下，近代移民社会的收入水平或经济增长率至少略高于其他在同样长时期内享有政治稳定和未遭入侵国家的相应水平。本书理论很难确切地预示美国的经济增长率的幅度那样，它同样也难于准确地评价美国经济情况的好坏程度。但至少在战后的多半时期内，美国是各个主要国家内人均收入最高的国家；这部分是由于（至少在本世纪初的几十年间）美国的技术水平高于其他国家。这就是说，至少在战后的部分时间里，其他国家有机会通过采用在美国已使用一段时间的先进技术来赶上美国，同时也有机会采用当时新发展的技术；而在美国大多数工业中，任何技术的改进只能是采用最新发展的技术。因此，如果要用美国的增长率来校验本书中的模型，就可能需要向上作一些调整才比较公正，但没有人知道应当向上调整多少才合适。”并用数据检验了影响美国经济增长的因素。

在第五章中奥尔森通过分析一些国家的经济发现管辖权统一后都相继发生了相当高速的经济增长，这对应了第二章中的推论2。他认为管辖权统一意味着，政治决策现在由另外的人在距市场很远的另外的机构中作出。此外，为了改变统一管辖区的政策所需要的政治影响力量，将远大于先前在相对狭小的管辖区内所需要的政治影响力量。当实行管辖区统一的时候，还不会立即产生适应更大管辖区的特殊利益集。通过分析奥尔森还发现实行对外贸易业可以促进经济增长。

在第六章的不平等、歧视和发展中，奥尔森是以中国与印度为例的，他认为虽然早期中国由于落后的科学技术和体制使得经济落后，但近几十年中国与受中国影响比较深的国家发展都比较迅速。相对的他引用了尼赫鲁对印度的衰退的原因分析，“印度社会的静止本性，它不能随变化着的世界而变化，而所有固步自封的文明都会衰落下去。他推论说：‘也许这是印度那种以种姓等级制度为主要特征的社会制度日益僵化和排外的必然结果。’他写道，这种种姓等级制度是一种‘阶级的僵化’，它‘引起退化’，而且它目前仍是一种‘枷锁和祸害’。”然后奥尔森分析了印度的种姓等级制度并认为它与分利集团相似并进行了分析。

第七章是滞胀、失业与经济周期：宏观经济学的进化论方法。我认为这是全书的重点，这一章中奥尔森从宏观方面进行分析经济兴衰，对凯恩斯理论、货币主义理论、“非均衡”理论、与理性预期“均衡理论”进行对比和分析。但这些理论都不能完全解释经济发展现状。在我们能找到一种至少是暂时有效的宏观经济理论之前，首先有必要弄清楚我们对这种宏观经济理论究竟有什么要求？首先，这一理论必须完全根据有关个人经济行为的合理的并经过验证的假说推论出来：即在任何方面都不应违反已确立的微观经济理论。其次，正确的宏观经济理论必须既能解释非自愿失业又能说明自愿失业，既能解释大规模的经济萧条也能说明小规模的经济衰退。第三，正确的理论必须能够解释：为何非熟练工人失业比例较大；例如少年工人、受歧视的少数民族工人等。第四，正确的理论必须既能解释均衡状态又能说明非均衡状态；这主要是由于此两种状态在实际经济中是并存的。第五，正确的宏观经济学理论必须既能解释景气现象又能说明衰退现象，即必须能够解释一般统称的“景气循环”。第六，此理论应能客观地、而不是主观随意性地解释不同时期内与不同社会制度下宏观经济的明显差异。第七，一种理论若能解释更广泛的现象，说明其正确程度较高；确实如此，这种宏观经济理论，至少在它完整的形态下它应能够很好地解释一些宏观经济之外的现象。第八，正如第一章内已指出的：这种理论应当是相对简单而明了的。然后他相对应这几点提出了符合不同条件的宏观理论。

《国家兴衰探源》中奥尔森主要是研究了分利集团对经济的影响，现在由于经济发展的全球化，很多国家的发展开始渐渐相似，我认为当分析我国的经济增长问题时可以借助奥尔森的思想。

第二篇：《资治通鉴与国家兴衰》读书笔记

《资治通鉴与国家兴衰》读书心得笔记

《资治通鉴与国家兴衰》 由清华大学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张国刚著，全书分二十讲，按照时间顺序，以历史人物为主线，深入分析了从三家分晋春秋转向战国时代开始，到浪漫天子唐玄宗终止，前后约一千二百年的历史，阐明了国家兴亡的主要原因。在这一千多年中，中国经历了秦始皇统一六国、大汉立国、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开元盛世等国家繁荣富强的辉煌，也经历了三家分晋、三国鼎立、五胡乱华、魏晋南北朝分裂等国家分崩离析的苦难，有秦始皇、汉武大帝、唐太宗等千古大帝，治世明君，也有杨广等有名昏君。期间有成有败，历史的车轮一直在前进，但无论成败其原因则皆相似，成有成的因，败有败的由，成功的原因相似，失败的原因雷同。王朝更迭如此，人生成败亦如此。

史书的价值分为史料价值和史著价值。读史最大的意义在于，通过学习历史，汲取前人的经验教训，让自己能够更好的修身养性，从而在人生的道路上少走弯路。虽然我们不应该惧怕失败，但毕竟每个人的时间和精力都是有限的，不能一直采用试错的方式逐步的成长。须善继人之志，善述人之事。其实，仔细想想，今天我们所遇到的问题，很少是新问题，类似的或者完全相同的问题在历史上都发生过，为什么会是这样呢？其中一部分是规律性的东西，会反复的出现，但更多的我想应该是人性问题，人的“健忘”、短视、人性中“恶”的东西不断膨胀，再加上制度不健全，没有完善的外部约束机制，完全依靠个人道德对权力的约束力远不如制度，从而导致历史的简单“轮回”。相似的悲剧事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雷同的发生。历史是人写的，历史悲剧也是人主导的。

道理往往是抽象的，而历史是具体的，具体的历史蕴含着抽象的道理，从中就可以明白权变的道理。或许，历史事件、历史人物成就霸业都有机遇或运气的成分在里面。无论是王朝建立，如刘邦以弱胜强胜西楚霸王项羽建立大汉王朝，还是群雄征战，如曹操官渡之战打败袁绍以少胜多，还是新君即位，如商人吕不韦支持异人继位并传位给嬴政，成就了千古一帝秦始皇。看似都有很大的运气成分在其中，但仔细分析却又不难发现，偶然之中也有必然。历史的主流是前进的，不可能是偶然或者运气因素决定历史的发展，否则，历史将无规律可循，学习历史的意义和价值将大打折扣。

一个真正优秀的人，应该比别人更加谦卑，有潜力可以成为领袖人物的人，应该比别人更加自律。这也是历史一再告诉我们的，或者说，学习历史可以让我们更好的懂得如何做人，更明白清虚卑弱的为人之道。人做不好，从大处着眼有可能失去王朝江山，胡亥、项羽皆是此类，从小处审视将会丢掉卿卿性命，战国时期的吴起母死不奔丧，杀妻求将，虽然从鲁到魏再到楚，屡立奇功，但最后楚悼王薨后吴起本人却死于乱箭之下。密谋篡改秦始皇遗诏，拥立胡亥即位的赵高也是多行不义而自毙。既要相信人的天赋存在差异，不可能每个人都成为帝王之师，也要相信“五常异禀，百行殊轨，能有兼偏，知有长短”，带着感恩的心，与人为善，不断提高自己的个人修养和境界格局。特别是作为领导人，需要有大的格局，在很大程度上格局大小决定了事业大小。领导人的胸怀要大到能够藏污纳垢。曹操的儿子曹丕格局就不够，利用自己的王权，对过去得罪过他的人进行报复，缺少为大事者不计小怨的胸怀。

不仅要会做人，也要会做事。很多事情不是完全依靠个人主观努力就可以解决，而需要因势利导，需要随机应变。人不遇其时，虽贤亦不能行。为人处世需要居仁由义，刚柔并济，内刚外柔，内刚讲究的是原则，外柔看重的是手段。“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一个道理、一个方案，没有什么对不对的，关键是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使用。战争中必要时需要采取“将欲败之，必姑辅之；将欲取之，必姑与之”的骄兵策略，日常事务也需要灵活运用策略。正如唐太宗所言，“道以光大为功，术以神隐为妙。” 在坚持守好道德底线不突破的情况下，如何做事的“术”考验的是每个人的智慧。把精明用在大事上，把厚道用在小事上，也成就了东汉开国皇帝刘秀。曹操的机敏睿智也是表现在大事上不糊涂。

再者，要知常、知止，让人生留白。要给自己准确的定位，无论功劳多大，都要适可而止，真正做到识时务，以成俊杰。富贵到极点，就离遭遇祸患不远了，一定要谨慎。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帝国破、谋臣亡。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功劳是历史，人活的是未来，该退出时要及时退出。为刘邦立下汗马功劳的韩信，其经历和最后的下场需要引起深思。不知进退的霍光也存在类似的问题，虽然他本人得以全身而退，并且没有被历史否定，但家人惨遭灭族。王莽更是如此，在辅政的过程中，自己逐渐恃权高傲，为权所惑，篡夺王位，最后祸国殃民，身败名裂。人的行为之大者，没有超过谨慎、恭敬的。世能祖祖，鲜能下下，祖祖为亲，下下为君。为人者，需要善于处下，难的也是处下。这方面真正能够做好，很难，也很有益。

第三篇：《大国兴衰》读书笔记-

《大国的兴衰》读书笔记

王瑞 10368006

《大国的兴衰》读起来，开始给人印象最深的是笔者对近代欧洲各国的军事对抗的细致表述和分析，笔者仿佛不是文人或学者，而是一个军事专家。但是仔细读下去，却发现作者不止在书写军事史，还包括经济史、国际关系史。笔者广泛考察500年来影响大国兴衰的各种可能因素，提出诸如“在大规模联盟战争中，可以预计拥有雄厚经济实力的一方会取得最终胜利”这样的观点，加之严密的逻辑推理分析令人信服，也让我对500年来大国的起起落落有了一个较为清晰的了解。但是这本书也有值得反省之处，正如许知远主笔的《推荐序一：兴衰的秘密》中所指出的，保罗·肯尼迪描述的大国的兴衰过于倾向于经济技术决定论，历史证明苏联的崩溃不仅仅是由经济的因素决定的，历史也告诉我们世界是复杂的，不是简单的就可以条理化成清晰的认识，“过分清晰化只是学者头脑想像中的产物”。

无论这本书存在何种缺陷，但是它确实引起了我的思考，什么是兴衰的秘密？相对于美国的崛起和英国的衰退，中国如何超越美国，再次实现大国的兴替？中国人经历了长达一个多世纪的苦难与衰弱，可以说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是现实主义者，我们都相信弱国无外交，落后就要挨打。如何回复中国昔日的地位？经济的发展是必需的，但也不仅仅是说经济发展了国家就必然强大，例如今日的中国，经济的飞速的发展不只带来了国家的荣誉，带来的更多是问题，不论是国内的还是国际的。作为一向具有“天下主义”抱负的中国，作为力图回复汉唐盛世的中国，如何在当今的国际社会中占得先机，拔得头筹？作为一个大一学生，我自己的学术水平有限，无法对于“兴衰的秘密”这一命题做出令人信服的权威论断，只能接过保罗·肯尼迪的接力棒，在下文谈谈自己的粗浅的认知与理解。

很明显，影响大国实力的因素，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时代都有所不同，经济决定论并非绝对。普鲁士统一德国后，德国始终被东西两方的强大的国家所掣肘，但到今天的它却占尽天时地利人和；大清国因为国力虚弱而被外夷反复侵略，而今天中国的主要问题也许看向国内了，社会弊端丛生，政治改革停滞不前，社会阶层裂痕拉大；冷战的美国时刻面临着苏联的威胁，但今天它却深陷经济衰退的泥潭，不可自拔。

人类社会发展到了今天，好多事情已经清晰化了，但更多的事情仍然模糊不清。中国式的政治体制在效率方面更盛西方民主政体一筹，但是它内部决策机制是否也能够保持令人羡慕的正确性和前瞻性呢？中国的教育，是否真的如大家公认的那么不堪呢？又如何解释中国人在航空航天、超级计算机、农业革命、军事现代化等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呢？仅仅认为窃取西方的技术并不能解释这些。总的来说，中国人自1912年建立中华民国、1949年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以来，中国人相比于大清国，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前者作为亚洲四小龙之一，实现了经济的腾飞，并且开始了西方式的民主的尝试；后者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虽然内陆地区惊人的贫穷仍然少见不鲜，但是沿海省市高水平发展和几乎全民温饱问题的解决已经体现了这一个伟大的成就），并在立下大志，准备进行大规模的经济转型。这是康有为、孙中山等伟人毕生为之奋斗的目标，也是为什么好多人都要称中国当今为“盛世”的依据。伴随着经济的飞腾，科技、教育、文化、体育、国防、医学、法制等事业也蓬勃发展起来。中国在超级计算机、高铁、载人航天等方面拥有可以和西方国家抗衡的实力，并且大力投资着新能源、生物、计算机等决定未来的战略新兴行业，为未来而准备。但与此同时中国的技术水平整体来说还是不如欧美日韩的先进，这与中国改革开放时间较短有很大关系。中国的军事技术不断进步，歼-20战机、东风反舰导弹、新式坦克、航空母舰、“晋”级潜艇等一系列世界级装备正在研发，或已取得巨大突破，或已经投产；但同时也要看到，中国2010年GDP总量为397983亿元，但军费预算仅有5321亿元，占GDP的1.3%，这低于西方

大国的普遍的3%到4%的安全标准，所以中国军费开支仍然过低，在中国并没有参加军事联盟的情况下，这是不足以保障中国的安全的，按专家的说法，将军费提至GDP的4.7%是合理的，也就是18705亿人民币（2010年），军事上升空间还是很大的。在教育方面，大学的普遍扩招使得受高等教育的人数提高，甚至高于的市场的需求，推动了经济的发展。但是，中国大学的教学质量值得怀疑。学术方面虽然取得了不少成就，比如中山大学教授朱熹平破解世界级难题，但是学术腐败令人吃惊，还有惊人的学术垃圾的制造。有一次我参加两岸学者共同出席的一个研讨会，中大的部分教授表现令人气愤，意味照本宣科，讲着陈旧的东西，让人想起了腐朽的树。而坐在上面主持的中大副校长吊儿郎当，旁边台湾的嘉宾正襟危坐，高下立显。社会构建方面，应当看出我们还相当的落后，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完全没有建立起来。收入分配方面，更不消说，消费主体的收入一直不见明显增长。有一种民富论是如此描述的：国家的经济向高级形式——以消费为基础的、以知识密集型企业为导向的、以第三产业为主体的——的必要条件是居民的收入大幅提高。可想而知，如果美国人均收入只是每年1000美元的话，Iphone这种产品在美国根本不会被研发出来，因为很少人买的起，也就是没有市场。而低端的商品，如电视之类的会更受欢迎，电视工厂的兴旺是可以想象到的。所以中国的收入分配不公，阻碍着中国的十二五的目标——实现中国经济的转型，这是中国的一个软肋，毕竟没有现代经济就谈不上国际竞争力，进而只能沦为发达国家的廉江商品批发商，永远谈不上复兴„„

关于中国的优势和缺点，可以写好多好多，而如果将同时期其它国家考虑进去，就可以写一本21世纪的《大国的兴衰》了。这种工作大可不必做，因为意义不大，正如前文提到的，保罗·肯尼迪笔下的世界相当的简单，浮于表面。再次回到中国的角度，你可以写到中国的弱点，学术腐败和学术垃圾问题，如何改进？大学教育为人诟病，如何改变？收入分配不公，如何改进？腐败盛行，如何革除弊端？实际上，中国的社会一直在进行着反思（除了比较敏感的政治领域），我们不再需要另一本《大国的兴衰》来开拓我们的视野了，我们需要的是深入思考，需要的是如何去做。关于教育，大学校长都知道学校教育的问题，但他们不能确定哪种方式适合中国。北大建立元培学院，华东师范选择和纽约大学共办大学，两个大学走着截然不同的路，探索着中国大学教育的改革之路。收入分配悬殊已是共识，其危害也被广泛讨论了，认知方面已经不存在问题，关键是政府怎么打破即得利益，提高人民收入。所以现在的我们认识水平已经很高了，但缺乏具体合理的行动措施方案与意见。

即使如上文所说，但《大国的兴衰》的观点还是可以用来观察这个世界。正如一战让美国提前超越欧洲各国一样，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一下子被推到了国际舞台之前，显示出了一直无人重视的力量。许多人认为中国已经是超级大国了，西方强国也要求中国承担必要的责任。别人可以出于不同的目的捧中国，但我们自己要清楚，我们还不够强大。即使从有争议的经济决定论来讲，虽然美国正遭受着金融危机的余波和过大规模的债务拖累，力量相对下降，但中国的GDP仍只有美国1/3。美国仍然是现代科技创新、理论创新的策源地，是中国最重要的技术来源国。它保持这世界上最大军费开支和最精锐的部队，它的盟友遍布全球，它的社会比我们的要先进„„我们仍然是一个年轻人，虽然在猛长，但还是打不过大哥。也许中国需要100年的时间全面的才能超过美国，但那已经不是我们要考虑的问题了，当下许多紧迫的问题需要我们解决。如何保证中国的安全？如何继续保持高速的经济增长？如何成功实现中国的经济转型？这些问题的解决是中国进一步复兴的基础，我辈必需殚精竭虑，这也是保罗·肯尼迪告诉我们的：

“„„经济影响率的相对变化决定到了大国的相对地位的变动。”

“„„历史从来不曾赋予任何国家永久地超越其他社会的权力„„。”

第四篇：食品安全问题探源系列评论

食品安全问题探源系列评论之一 ——“餐桌保卫战”屡战屡败原因何在

民以食为天，悠悠万事，惟此为大。

可近些年，从“三聚氰胺”到“瘦肉精”，从“地沟油”到“染色馒头”，这“天”不敢说塌了，起码是千疮百孔。吊白块馒头、苏丹红鸭蛋、避孕药黄鳝、硫磺腐竹„„种种匪夷所思的有害食品，让许多国人悲叹：我们到底还敢吃什么？ 餐桌不安，国必不宁。为保卫餐桌，国家付出了艰苦努力。几年来，对食品安全底线的屡屡失守，媒体的呼吁不可谓不痛心疾首，政府的查处不可谓不严厉坚决，企业的整顿不可谓不深入彻底，但苦口婆心的道德规劝也好，严惩不贷的法律威慑也罢，都未能阻遏食品安全问题接踵发生。

“餐桌保卫战”屡战屡败说明，现有的提高生产者销售者道德自律、加强监管部门落实责任、“重典治乱”的治理思路一定是遗漏了些什么。

我们希望回答，为什么同是中国食品企业，出口到国外的产品就比内销产品的质量和安全性要好？是不是企业越大，越有利于食品安全？ 我们认为，食品加工行业较重的税负和一味求大的行政引导思路，都不利于打赢“餐桌保卫战”。

据了解，现在，许多农产品加工企业和食品加工企业税赋较重，生存艰难。目前农产品加工业进项抵扣税率13%，深加工的销项税率与一般工业品一样，均为17%。由于存在进项抵扣，农副产品深加工企业即使没有增值，仅保本销售，但从账面上看，仍需缴纳增值税。农产品加工行业具有较强的季节性，在具体操作中，税务部门均据进货和销售的发票扣税，人工成本开支无发票可抵扣，这样一来，对于劳动密集型的农副产品加工企业，税收就显得较为沉重。

内销税负重，农产品和食品加工企业只得将目光转向出口，通过退税来提高收益。而要出口，就必须选用最好的原料、对质量进行最严格的把关，以符合进口国家或地区的标准，开拓和稳定市场。这种税制安排，导致中国出口到国外的食品比内销食品质量和安全性都好，价格反而便宜。

此外，国内的连锁商场、大卖场，基本被国外各种品牌所垄断，进入的门槛畸高，一般的企业内销很难打入那些连锁商场、大卖场，这样就只能通过不正规的渠道销售。销售渠道不正规，竞争又非常激烈，许多企业为了生存，就铤而走险，以次充好、甚至用有毒添加剂来降低成本。数以万计的农产品加工内销企业面临艰难的生存环境，许多企业之所以勉为支撑，是由于企业的地皮年年升值，企业与银行都把“宝”押在随着城镇化推进，不久的将来土地能够“变性”，由工业用地变为商业或住宅用地，卖地皮来偿还银行的贷款。如果中国的大量食品加工企业要依靠房地产业才能获得最后的“解脱”，这种状况下形成的企业心态，食品安全焉能不出问题！

现在，一些专家和政府部门认为，提高生产企业的准入门槛是解决食品安全问题的正道。可是，几年前的“三聚氰胺”和最近的“瘦肉精”事件，就发生在如假包换的大企业身上。这说明，这一思路是存在问题的。可是，最近完成的对于乳制品生产企业的整顿，就以提高准入门槛为准则，要求生产企业必须配备相应的检测设备，业内人士称：“小企业投入资金要400万，而大企业投入则要上千万，大批资金本就紧张的乳品企业将会被淘汰。”这些奶企一旦因此关张，人们不得不担心，原来为这些奶企提供原料的大批养牛场、大量奶农，会不会在奶业“前所未有的大洗牌”中，沦落为监管空白地带的黑奶场、黑工厂？这样是会保障食品安全，还是会危害食品安全呢？ 食品生产销售点多、线长、面广，监管不易。单纯依靠加强执法或指望通过消灭中小企业来提高安全性，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食品安全问题频发的现状。要形成保卫餐桌的长效机制，唯有综合运用执法、税收、加强行业自律等手段，为食品企业创造宽松的良性竞争环境，才能为洁净的餐桌，提供制度保障。（作者为北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

食品安全问题探源系列评论

之二：食品安全监管者如何重获百姓信任

最近一段时间，与食品安全有关的新闻不断。先是上海染色馒头新闻“发酵”，接着沈阳毒豆芽新闻“泡发”，在各级相关主管部门加大工作力度深挖狠抓后，26日，海南的“地沟油”又“下流”地流了出来。

24个肮脏的大油桶，一把沾满污垢的大勺子，空气中弥漫着潲水沸腾后发出的恶臭——这就是海南省儋州市城郊那大镇北吉村非法加工地沟油的一个窝点。与之前的一系列事件一样，海南地沟油事件向公众展示出食品安全领域的造假行为多么触目惊心。

民以食为天，食品安全是天大的事。

在上海染色馒头事件中,如果不是央视《消费主张》的曝光，不会有此次染色馒头**；如果馒头企业的老板“大方”一些，为司机交了200元的罚单，就不会有司机举报，人们也就不会知道每天餐桌上的馒头还有那么多说法，原来还可以染色。

染色馒头不是一两天了，为何执法者一直未能发现？非要等到偶然的举报，被媒体曝光，才兴师动众地大查特查？平时，你们都干什么去了？

一起起食品安全事件，无疑也是一场场诚信危机；表面是企业的诚信危机，其实更是执法者的诚信危机。

在沈阳的40吨毒豆芽新闻中,各部门的“不归我管”令人如芒在背。工商、质监、农委三个部门的理由都看似有理，而且也有法可依。但是我们是否也要问一声：你们究竟在管些什么？

中国的市场经济日渐完善，行使管理职能的相关部门的职能也在增强，可是与公众的基本需求相比，现有的食品安全执法能力还远远不够。这一方面需要相关法律法规的完善，另一方面还需要监管部门勇于担责的责任心。不能功来了都抢，责来了都推，拿出条文条例把自己应该履行的职责一退六二五。

在“餐桌保卫战”中，监管部门是主力。如何让主力不打盹，时时刻刻盯紧与餐桌相连的每个渠道，是打赢“餐桌保卫战”的前提条件。而要这些监管部门打起十二分的精神，就应该赏罚分明，对取得成绩的予以奖励，对失职赎职的严厉查处、绝不姑息，只有这样，才能让监管部门恪尽职守，让百姓恢复对监管者的信心。

食品安全问题探源系列评论之三： 食品安全监管应丢掉“权力幻觉”

“监管不到位”被普遍认为是食品安全问题迭出的主要原因，而“加强监管”的一个习惯思维和常规举动就是“收权”：包括强化政府部门的职能，扩张其权力，颁布名目繁多的标准，抬高市场准入门槛等等，不一而足；而为了解决“多龙治水”导致的职能交叉、分工不明的问题，又层层成立所谓的“领导小组”、采取联合执法等措施，以求统筹和协调。

笔者认为，这样做虽然能促进和体现对食品安全的“统一认识”和“高度重视”，但未必能收到所期待的成效。

食品行业的基本特征是点多、线长、面广，生产的方式种类繁多，销售的渠道五花八门，使监管者不免有防不胜防、捉襟见肘之感。以农产品加工的“公司+基地+农户”模式为例，对于“基地”和“公司”管理起来相对容易，对原料生产的“第一车间”，也就是分散到千家万户的种养业主，要确保农药、化肥、饲料添加剂的规范使用，确保他们在生产过程不掺假甚至掺毒，政府职能部门要一竿子插到底管住管好，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特别是那些零零散散的家庭作坊、直接进入市场或端上餐桌的农产品或加工食品更是如此。

所以，无论是“四顶大盖帽管不住一根豆芽”，还是“八个部门管不住一头猪”，并不是有关部门不努力，而是有限的行政执法力量面对浩瀚的市场，实在管不胜管，任你步步为营，层层设防，问题食品仍然“跑冒滴漏”。这样的状况，并不等于说食品安全是一道“无解方程”。“加强监管”是保障食品安全的工作目标，而实现这一目标，并不只有政府自身扩权这“华山一条道”。

手头有一个现成的例子：广西北海市加工的干海味远近闻名，当地的海味市场几年前曾经两度“出事”，一次是一些加工者使用颜料生产染色虾米，另一次是在周边地区销售的腌制红鱼被查出为了防虫使用有毒药品。事发后工商部门频繁检查、四处出击，管理者疲于应付、业主不胜其扰，可成效并不显著。后来，他们针对众多家庭作坊从事海味加工的情况，主动放权，从销售环节着手，指导海味市场的经营户成立行业协业，加强自我管理，行业协会对会员“约法三章”，规范会员经营海味的进货渠道、品名和标签，并订立10户一组的“连坐”受罚制，互相监督。5年来，海味市场食品安全“零”投诉，营业额逐年上升，成为了当地的特色食品品牌。

由此可见，认为政府无所不能的想法，其实是一种“权力幻觉”。通过调动社会资源来管理社会，这样的做法恰恰符合中央提出的“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要求。食品安全是社会管理的重要内容。一个运行规范、秩序井然的食品行业，应该有一个最具稳定性的“三角形”支撑：除了强有力的政府监管和从业者个人道德上的自律，还需要行业协会的自我管理。针对市场经济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新特点，勇于创新，转变已往那种把加强监管等同于增机构、加人员、广覆盖的思维，充分依靠群众，发挥社会力量，这才是从根本上解决食品安全问题的正确方法。

第五篇：干部学习讲稿：大党兴衰的历史探源(上)

课程前言

各位学员，大家好。今天我跟大家交流的题目是大党兴衰的历史探源，今天的课程里边我准备从一个组织学的角度来和大家探讨这个题目。今天这个题目主要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大党兴衰的规律性的命题，看看我们党历史各个阶段是怎么认识这样一个大党兴衰的历史命题的；第二个，从组织学的角度来研究一下政党这样一个组织的兴衰、生命周期有什么样的规律；第三个，以最典型的一个案例，苏共解体的案例，用我们的分析框架来看它为什么会衰亡，它衰亡的原因在哪里；第四个，最后我们回到一个未来究竟应该怎么办，然后来探寻怎么来让我们的执政党永葆生机，能够更加地长寿。

一、大党兴衰的历史命题

第一个部分，大党兴衰的历史命题。《资治通鉴》里边有一句话叫做“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中国古人也讲“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忧患意识是中国人自古以来，中国文化里边一个很核心的精神。我们党也恰恰是善于从正反两个方面的历史中来汲取教训，才找到了进步的动力，这是我们的一条进步经验。对于一个国家，对于一个政党都是要讲究大势和规律的。而我们今天要探讨的这样一个问题是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政党如何能够避免走向衰亡，如何能够保持勃勃生机？

要探讨这个历史兴亡的问题，我们不得不提一提在建国之前，我们在夺取政权之前非常有名的“窑洞对”，“窑洞对”是我们的民主爱国人士黄炎培先生和毛泽东同志的一个对话，毛泽东同志其实很早之前，中国共产党就对这样的一个问题已经进行了很深入的思考。1945年，当时的黄炎培作为一个国民参政会的代表访问延安，当时延安还属于一个边区的位置，黄炎培先生当时是这么说的，他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没有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然后他最后说：“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屈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跳出这周期律。

所以，当时，毛主席，包括中央的一些领导同志是非常推崇这样的一本著作的，而当年恰恰是《甲申三百年祭》发表七十周年的日子，所以这本书今年的时候也引起了进一步的讨论，这本书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是具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的，当时毛主席看到郭沫若同志写的甲申三百年祭》以后，是把它当做了“延安整风”时候的一个重要读本，他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说：“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以为戒，不要重返胜利时骄傲的错误。”他还写信给郭沫若说，“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看作整风文件看，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这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所以，在著名的“窑洞对”之所以能够信心满满地说住民主新路的时候，毛泽东同志已经对这个问题有了很深入的思考。我们党当时还没有夺取政权，也没有发生国内战争，和国民党进行正面的大规模的较量。在那样一个时候，毛泽东同志却看到的整个国家发展的大势，在思考党兴衰起伏的命题。

在经历了三大战役的艰苦卓绝的努力以后，我们到1948年、1949年的时候，整个全国和平统一的局势基本上已成定居，而当时的中央准备离开河北西北坡，搬迁到北平，临上车之前，当时毛主席又提到了这样一个李自成败亡的教训，他说：“我们是进京赶考，我们绝不当李自成，李自成进京后就变了，我们一定要考一个好成绩。”这是特别有名的“进京赶考”的说法。同时在西柏坡会议上，我们党提出在夺取全国政权后一定要经受住执政的考验，提出了“两个务必”的思想，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这是当时的一种对于整个精神懈怠这一方面的忧患。在我们党的这样一个建党90周年的时候，胡锦涛同志发表了“七一讲话”，更进一步阐述了我们党的这样一种忧患思想和执政理念。“七一讲话”里讲到，要落实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任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繁重、更为紧迫。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这是“四个危险”。

同时，在十六届四中全会上，我们党当时标志着一个非常重要的对于执政党理念的认识，在十六届四中全会上提出来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也提出来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我们必须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深刻汲取世界上一些执政党兴衰成败的经验教训，更加自觉地加强执政党能力建设，努力始终为人民执好政，掌好权。可见，这样的一种忧患意识在我们党的认识中是不断去深化的，精神懈怠对政党衰落所带来的影响，我们一直是有这样的一种警惕的。

包括十八大以后，总书记也一再提到了从严治党，党要管党的这样一种理念。我们最近推行的，包括像整个的“八项规定”、党的群体路线教育实践运动，所针对的“打四风”，我们要开展民主生活会，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都是要全党必须警醒起来，必须要打铁还需自身硬。习近平同志就此进行了很多的讲话，包括提出要善于运用底线思维的方法，凡是从坏处准备，努力争取最好的结果，做到有备无患，遇事不乱，牢牢把握主动权，要让我们党时时刻刻有一种警醒、警惕之心。

（二）对大党治国的忧患意识

同样，我们看到除了精神懈怠一方面的警惕以外，我们还能看到对于我们党的这样一种大党治国忧患意识的看法。黄炎培先生当时讲的区域一步步扩大的原因的分析，我们当时并没有太遇到，当时是处于一个从革命党到执政的转变过程中。在随着我们党组织一步一步的规模的扩大，党员数量、干部数量一步一步地增多，这样一个党的组织规模的扩大，对于我们政党管理和组织的整个的成败也带来了越来越多的不确定性和它的问题。在这一方面，这样的认识是近年来才慢慢地有体会的。

我们看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的一个基本情况，从一大到十七大的时候，一大的时候，当时1921年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新生的政党成立的时候，我们只有13个代表参加代表大会，当时的共产党员只有50多个人，到了1949年，我们党成立的时候，当时的党员数量是449万名，占到差不多5亿人口里边的0.83%。而2011年的时候，全党的党员按照中组部的统计是达到了8026.9万名，差不多占到总人口的5.85%。

这样一个庞大的队伍给整个的发展带来了很大的问题，到去年十八大的时候，按照统计我们已经有了8512.7万名的党员，基层组织有420.1万个，这样一个党现在已经是世界第一大政党，有的人也许会说，和我们整个的人口总量，十三点几亿的这么一个人口总量，这么多党员好像也不算多，只占到将近十三点几亿人口的6%，但横向去比较一下，2013年，欧盟最大的一个国家德国，全国人口是8033万人，而法国人口就6000多万人一点，这些国家全部是由我们的中共党员来组成的话，这个人口的规模和数量带来的管理难度是很难以想象的，治理拥有这么多人口的一个庞大国家，治理拥有这么多党员的一个大党，我们既感到一种光荣，我们觉得我们党的事业欣欣向上，但同时我们又感到这样一种压力和困难。我们刚才提到一个数字是，我们党的党员大概占到总人口的6%，但这个6%恰恰有很多学者来看，恰恰是存在这样一个危机和危险。

有的学者提出一个罗马尼亚悖论的现象，这个罗马尼亚悖论是指在上个世纪（20世纪80年代前后）的时候，当时很多的前苏联，东欧剧变的前夜，这些国家的党员占人口的比例都不低，一般都在6%以上，其中，像罗马尼亚的党员比重是最高的，达到了16.1%，差不多6个人里边就有一个人是党员，但在苏东解体的过程中，垮得最厉害的恰恰是罗马尼亚，政权还没有瓦解的时候，这些共产党员基本上各自土崩瓦解，最后就作鸟兽散了，包括罗马尼亚总书记齐奥塞斯库最后也是通过很暴力的活动然后来把他进行枪毙，把他给拉下政权。这就存在一个问题，为什么党员的人数能够越来越多，但政权却垮得越来越快？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种罗马尼亚悖论？党员数量越来越多，干部越来越多，是不是意味着这个党就勃勃生机？恰恰不是的，罗马尼亚悖论恰恰要告诉我们，党员人口的这样一种发展对于一个政党的组织的健康成长来讲也不一定是件好事。

我们党对于大党治理，尤其是人口规模越来越大的现象，近年来越来越有警醒，我们在90年代的时候，当时江泽民同志就曾经指出，说：“我们党这么大一个队伍要管理好不容易，如果放松管理肯定会出问题，甚至出大问题。”

今年在总书记在河南召开民主生活会的时候也专门提出来这么一个大党治理的命题，他讲到，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当中，我们党的这么大一支队伍怎么给它充分发挥作用？他说聚沙成塔，聚水成涓。800万的公务人员，8000万的党员，如果都能在每一次的群众路线中解决一起群众的实际困难，那党的事业就会取得长足的进步，群众的困难就能解决8000万个，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就能取得巨大成功。他是对8000万的党员提出勉励。同时，在中央纪委第二次全体会议上，他也提出，说，我们党现在是一个拥有8000多万党员，380多万个基层组织的大党，又处在长期执政和改革开放的环境下，保持党员队伍和干部队伍的纯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困难，也更为重要。现在有的人入党当干部是认为能够给自己带来好处，要把入党当干部作为个人和家庭、亲属获取利益的政治资本，所以，发展新党员的时候必须认真分析入党动机，要严格掌握标准和程序，确保质量，切忌带病入党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