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论利益 辩论赛
论利益
谢谢主席，对方辩友，大家好!
很高兴，今天有机会和对方辩友来讨论这样一个我们都必须面对的问题，其实人际关系在我们平时的生活当中无处不在，道义和利益都对人际关系有着很大程度的影响，尽管对方辩友强力的认为道义对人际关系的影响更大，但是我方仍然不敢苟同。下面我将从三个方面来论证我方观点：
一.利益的作用。利益在人际关系当中起到了主导的作用，而道义在人际关系中则起到的是调节和缓和的作用。人际关系建立的根本因素是利益的存在，而道义却不是人际关系建立的充分条件。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中指出人有五种需要。人际关系是人的一种需要。而利益只是需要与满足之间的经济关系的转述。马克思说，人所奋斗的一切都是为了利益。人无法满足自身利益需要才会去主动与他人建立关系。如果没有利益，许多关系的基础不复存在。而道义呢，却没有这种驱动力，并不是主导因素。其实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就好比是一台电脑，我们可以将利益定义为电脑的操作系统，它主导着人际关系的方向和范围，而道义则被定义为优化软件，它在人际关系中起到的是维持和缓和正常的人际交往活动。一个是操作系统，一个是优化软件，哪一个对于整台电脑的运行影响更大，相比之下大家不言自明。
二.利益的影响。1.利益影响行为:当人们在追求利益时，会主动去营造一个良好的人际关系。利益的驱使，使人为了满足自身的利益需要，与人建立起各种人际关系。趋利是人的本性，从原始社会人独居而行发展到部落，这种人际交往的建立不正是建立在人生存发展的需要，谋求利益的好处上吗？人性是利己的，为了取得在衣食住行以及情感等物质和精神方面的利益，总会不自觉地在一定的社会人群中营造出各种各种的适应其利益的人际关系商人与商人的关系，上司与下属关系，都是出自各自的需要，是这些关系得以建立，难道对方辩友能认为这些生活中的基本关系都出自道义之手？所以人们自发的去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互惠互利。2.利益影响思想:决定了人际关系交往的方向。众所周知，人活着总是需要满足物质和精神上的需求的，因此产生了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活动，其目的是当我伤心时希望从他人那里获得一丝安慰，当我孤寂时希望得到一些陪伴，当我失落时希望得到一些感情上的慰藉。此时每个人对于利益的需求不同，必然导致他们对于人际交往方向上的改变。然而道义在人际关系中起到的是一种约束作用，却不能完全改变一个人交友的方向。从人际关系的发展来说，道义是维持人际关系，而利益却能加深人际关系。如果道义使两个人结识，那这两个人只是停留在那个阶段，而真正影响到他们实质变化的是利益。从古至今，那些让人称颂的知音之交俞伯牙与钟子期，鸡黍之交，莫不是在互相学习，各有所得的交往中建立。这种互惠互利，是人与人之间交往频率更高，关系越加紧密。所以利益影响人们交到更好的朋友，从而来互相成长。
三.利益更贴近现实生活。联系到现实生活，我们知道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句话虽然说的有点偏激，但却也是真实的反映了人类根本意义上的思想和行为。要知道利益对人从思想和行为上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由于利益驱使的关系，同学和老师之间不再有隔膜，员工和老板不再有嫌隙，长辈与晚辈不再有代沟。因为他们都拥有着属于自己的利益。当利益对人际关系中起到如此巨大贡献时我们还能说道义在人际关系中起到的影响更大吗？所以利益对人际关系的影响更大。
因此，从以上观点，我方坚定地认为利益对人际关系的影响更大。
第二篇：辩论赛—市场经济诚信重于利益
1、对方辩友，市场经济是一种法制经济，你认为对吗？
好的，谢谢对方辩友的回答。既然它是一种法制经济，那么就需要用法律加以调整、规范和引导，请问我国民法的基本原则有哪些？其中被称为“帝王条约”的又是哪一条原则？（民法的基本原则：平等原则、自愿原则、公平原则、诚实信用原则、禁止权利滥用原则。其中，“诚实信用”原则被称为“帝王条约”或最高指导原则。）
2、再请问对方辩友，市场经济是不是一种契约经济呢？
很好。那么市场经济的正常有序运行，是否需要市场主体信守契约？
显然，信守契约体现了我方的诚信。假如今天有一方背信弃义了，那么我们的市场交易就无法完成，这个时候对方辩友所说的利益又从何谈起呢？
3、再想请问对方辩友，市场经济是不是一种竞争经济呢？
好的，谢谢对方辩友。但是竞争有良性竞争和恶性竞争之分。如果像对方辩友所说的那样，利益重于诚信，那么必然会引发恶性竞争，这个时候市场经济就无法正常有序地运行。既然如此，利益又从何谈起？
谢谢主席。
对方辩友对于刚才一系列问题的回答，似乎始终躲不开、绕不过我方的观点。下面我想就刚才的四个方面对我方观点作进一步阐述。
首先，市场经济是一种法制经济。俗话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市场经济要正常有序运行，同样需要用法律加以调整、规范和引导。而在我国《民法》中，诚实守信原则是最高指导原则，被明确称之为“帝王条约”。
其次，市场经济是一种契约经济。市场经济的良性发展需要经济主体信守契约，那些背信弃义之人，在博弈的天平之上选择的是一种必遭淘汰的策略，虽然可能会是暂时获利，但从长远来看，只能被“进化”所淘汰。
再者，市场经济是一种竞争经济。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曾明确指出，市场竞争具有鲜明的双重性：一方面，竞争会把人们的积极主动性、创造性和进取精神充分调动出来；但另一方面，它又会把人们心中那种最自私、最卑鄙、最残忍的东西呼唤出来。于是乎，我们就不知道敢吃什么，敢穿什么，敢住什么样的房子，敢去什么样的医院看病，又敢投资什么？ 最后，市场经济是一种信用经济。刚才说到的信用卡就是一张“诚信绿卡”。中国银行总行行长曾痛心疾首地说：“从1999年起至今，我们一共为我国的大学生提供了695万的国家助学贷款，然而时至今日，拖欠贷款的比例还一直徘徊在20%-40%之间。我们是怀着一颗炽热的心送出我们的帮助，但收获的结果却令人心寒。”
对方辩友，各位朋友，由此可见，诚信不仅关乎每一个人的生命与健康，也关系到每一个企业的生存，更关系到国家与民族的命运，而这却是我们的切身利益。谢谢！
中国是一个有着五千年文明的古国，诚实、守信一直是中华民族引以自豪的品格。“言必信，行必果”、“人以诚为本，以信为天”、“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这种优秀文化熏陶了我们几千年。然而，近些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冲击，人们突然发现，在有些人的行为中诚信在消退，拜金主义滋长，利益取代了美德，诚信让位于欺诈。
信用是现代市场经济的生命。然而我国改革开放已经20多年了，现代市场经济所必备的国民信用体系并没有建立。近年来，经济生活中失信失范的行为越来越广泛，情节越来越恶劣。为此，著名的经济学家吴敬琏疾呼，“信用缺失影响经济大局”。
(3)企业对短期利益追求过火:事实证明,巨额广告投入确实能带 来“惊天动地”的效果。然而任何成功的品牌都要有较高的知名度和忠 诚度来支撑。企业短期的大力宣传只是提升了品牌的知名度,而没有 提升品牌的忠诚度,品牌的忠诚度需要历史的沉淀,它是长时间的结 晶、长过程的升华。
(4)信息不对称造成企业失信:在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单个经营 企业坚持诚信可以看作是一种风险。也就是说,在信息不对称的有限 博弈中,任何一方都没有诚信的动力。骗一把就跑是信息不对称有限 博弈状态下常见的现象。只有信息通畅、重复博弈才能建立起诚信营 销的机制。
诚信可产利益，利益却不可产诚信 追求利益必须讲究诚信
讲究诚信是为了得到更大更多的利益（在商人来说）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二者是相辅相成的 以德为先用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到以德治国，不论什么行业招纳人才都是讲究德才兼备，是以德为先！我们从小就被要求的要“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也是以德为先。从小就被教育先做人在做事，也是以德为先。这是社会的选择，是一种趋势，如果企业想要在大的环境中生存下去，并保持住自己的地位和竞争力，就必须遵循这个趋势，在选贤用人方面也要以德为先，这样才遵循社会发展潮流，才不会被会被淘汰。但丁说过“道德常常能弥补智慧的缺陷，而智慧却永远填补不了道德的缺陷
“诚信”是根本、是长远，并非应急时就能造就的。“诚信”好比方向盘，“才能”犹如发动机。无德之才，犹如失去方向盘的汽车，会误入歧途，而发动机马力愈大，其危害愈烈。对此，孔老夫子的观点是：“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首卷中也给宋神宗讲：才和德是不一样的，二者的关系是“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并指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
诚信代表着一个企业的兴衰
诚信是取得利益的前提。没有诚信，即使有利益，也只是眼前的，一时的，不长久。诚信是经济活动的基础。而利益是经济活动的目的。没有了基础，目的就不牢靠。古往今来，诚信始终是我国民族传统的精华。二千多年前，孔子就说过：“人而无信，不知其可。”连古人也深知诚信的重要性，视之为衡量一个人道德修养的指标，那么，我们年轻一代更应该把这种精神发扬光大。
然而，自上世纪开始，在当今竞争激烈的市场经济中，诚信似乎被人们所忽略，所淡忘，如：高价购买假文凭制造就业机会、合同签了不算数、宣传虚假广告等等。我自己也有类似的经历：从商场购买回来的饼干包装纸上竟没有一个中文字，生产日期、保质期有如“水中望月”般模糊不清„„
诚然，追逐利益最大化是每个商人、每个公司的最终目标。经济学家威廉姆森曾指出：由于利己主义动机，人们在交易时会表现出机会主义倾向，总是想通过铤而走险、投机取巧获取私利。
然而，难道赚取钱财非得要在违背诚信的条件下进行，不能通过合法的手段赚取合法的利润吗？
诚信与利益真的互相矛盾吗？ 坚守诚信就等于放弃利益吗？
从宏观方面来说，假如人人在进行经济贸易中都不讲诚信，那么在不久的将来，人们也就不会相信对方；于是，生意谈不来，贸易不能进行，人类社会无法发展„„
综上可知，诚信与利益非但没有互相矛盾，互相冲突，反而是相辅相承，互相作用的。失去了诚信，便难以追逐更大的利益。
由于政府的全力改善工作，新闻、报纸等媒体的大力宣传，诚信又开始向市场靠近了。很多企业已把诚信作为他们成功的要诀，在经营过程中讲诚信、不欺诈；
“人无信不立，企业无信不存”。在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之下，诚信将引领我们在复杂的竞争环境当中得到更高、更好的利益！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礼仪之邦，讲信义、守诺言是我们中国人的传统美德之一。诚信是现代社会，特别是想要在中国这样的环境下建设好社会主义所必须具备的一个特征。
我们常说“精诚所致，金石为开”这时讲诚信的巨大作用
诚信，是为人之本。它以高尚的心为基础，以责任感道德为前提，不诚信也许可以欺骗一时，但长期下去，丑陋的面目定会露出来，而且从此就会失去人们的信任，实在有点得不偿失，更是自欺欺人。诚信是我们做人最基本的条件，现在很多国家都为每个公民设立诚信档案，人生短暂，岁月无情，让我们以诚信来开出生命灿烂的鲜花吧！
诚信不仅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而且是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诚信是市场经济的基石。是社会信用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保障人民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大意义。
首先，诚信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有序发展的内在要求。
对于个人来讲，与人交往要讲信用、守诺言，言行表里如一。邻里之间，有信用方能真诚相待；朋友之间，有信用方能真诚相处；生意场上，有信用方能赢得客户；就是从政为官，也得有信用方能取信于民。对于市场主体来讲，在经济活动中，要守合同，重契约，不出尔反尔，更不能坑蒙拐骗，大搞欺诈行为。从根本上看，一个企业只有有了信誉才能顺利开展各项活动；寻求贷款、推销商品、吸引资金、招徕顾客、开拓市场等，才能卓有成效地参与竞争，在激烈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在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谁的产品质量好，服务周到，谁的信誉高，谁就能在竞争中占据优势地位。诚信是力量的源泉，诚信是企业的生命。
诚信缺失对市场经济有四大危害 1增加交易成本，阻碍市场经济健康运行 2损害人们身心健康，破坏和谐社会环境 3体现社会不公，降低政府的公信力 4损害国家的声誉，降低我国的国际竞争力
我们恪守诚信能给我们带来更长远的利益，但不仅仅只有利益，还有正义，良知与爱。当诚信与利益冲突的时候，诚信的人是不会想这么多，他们很自然得就选择了诚信，为什么？不是因为长远的利益，而是因为他们内心的良知。
诚信——中华民族流传两千多年的传统美德和民族气节，难道会轻于利益么！对方辩友今天只看了眼前的利益，只看到了商品的本身所带来的利润，但是他们却忽略了更长远的利益也就是说如何让我们的市场经济能够一直可持续发展下去，并且是更好的发展下去，而诚信作为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本质要求，是在市场经济发展中逐步形成的，它适用于一切现代市场经济社会。
▲看来对方辩友为了利益，居然会不择手段，不顾一切，甚至犯下滔天大罪，这样怎能确保市场经济有序运行呢？你难道不怕市场经济就此瘫痪吗？
▲再请问对方辩友，请你实事求是的说，现实市场经济中，有人欺骗亲情、友情甚至爱情，有人骗贷逃税，有人权力寻租，你敢说他们不是为了金钱，不是为了你方所强调的利益吗？
青岛海尔集团之所以能占领国内外市场，美名传遍全世界，就是他们从上到下形成了一个共识：重质量、重服务、重信誉。
曾经有一个好说谎的孩子，整天“狼来了、狼来了”的喊着，最后被狼吃掉的故事就更让我们没齿不忘。
西周的最后一个君王周幽王为了博得美人褒姒的一笑，竟然点起了联络各路诸侯的烽火，结果诸侯们被折磨得苦不堪言，渐渐的他的烽火台也失去了信誉，到后来真正的大敌当前，周幽王的烽火台已经失去了号令诸侯的作用，结果只落得国破家亡。
不讲诚信的代价。借款29万元，久拖不还，19年后，非但没逃了，连本带息要还150万元。据不完全统计：市场交易因信用损失、经济秩序问题造成的无效成本已占我国GDP的15%-20%，直接或间接经济损失每年高达5855亿元，相当于中国2003年财政收入的28.6%
第三篇：论新时期人民内部利益矛盾
论新时期我国干群利益矛盾
朱西周
在新时期经济利益关系不断调整和社会转型逐步加快的条件下，各种各样的人民内部矛盾层出不穷，愈益尖锐、剧烈，这些必然大量反映到领导与群众之间的关系上，通过干群矛盾表现出来。新时期的干群矛盾，是指改革开放以来广泛地存在于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的各个领域、各级领导干部与广大人民群众之间的各种矛盾。而在多种多样的干群矛盾之中，干群之间的利益矛盾是干群关系中基础性的矛盾，也是人民内部利益矛盾的重要方面。胡锦涛同志在2005年2月19日讲话中曾经指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是要使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得到正确处理，社会公平和正义得到切实维护和实现。由此可见，正确认识和处理干群利益矛盾、理顺和构建和谐的干群关系、保持社会的稳定发展，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平抑和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关键。
物质利益是由一定的社会制度所决定的人的需求的满足过程；是能满足人们需要的稀缺客体对象；是需要在经济关系上的表现。主体的需要是利益形成的自然基础，一定的社会关系构成利益的社会基础，社会实践及其成果是利益实现的客观基础。利益是制约干群双方行为的目的和动力，在干群的全部活动中占有着重要地位。干群矛盾较之于改革开放以前比较突出的表现之一是：干群之间的利益矛盾突出。其中交织着个人利益、单位利益、行业和地区利益、国家利益、阶层和小集团利益、群众利益等的矛盾和冲突。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和集体成为唯一的利益主体，不同的利益主体矛盾处于隐性状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使利益公开化了。体制改革包含着利益和权力的再分配；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社会经济生活中逐渐形成众多的经济主体、市场主体和物质利益主体。利益是人们从事一切活动的最终动机和目的。干群关系说到底是一种利益关系，其他种种关系都受利益关系的决定和制约。过去，干群之间政治关系、思想关系、感情关系处于主导地位，尽管这也体现了利益关系，但毕竟是间接的。现在，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人们利益观念的强化，在干群之间多重关系中，利益关系更为突出，利益矛盾也随之显化。
（一）新时期干群利益矛盾的表现
在当前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新的历史时期，干群利益矛盾突出的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由于部分领导干部的腐败而引发的干群利益矛盾。
（1）社会转型期出现的体制漏洞使腐败现象有了滋生的土壤,造成干部与群众的利益矛盾突出。
在二十多年的改革中,尽管我国已经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法制体系,但是法制体系仍存在着空缺与漏洞,存在着不健全与不完善的地方,就为一些领导干部以权谋私提供了机遇。“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①[①]孟德斯鸠曾说过:“在没有监督的情况下,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②[②] 建国以来,我国逐渐形成了集政党监督、行政监督、司法监督、社会监督于一体的监督体系。但是监督系统也存在许多的空缺,致使相当多的环节出现“弱监”、“虚监”,重追惩罚性的事后监督,轻警示性的事前监督,轻对失策监 ①②
督,无法避免决策的重大失误,不能防患于未然等缺陷。这些权力运做过程中的缺陷为官员极度膨胀的私欲提供了直接便利。据中央党校课题组的调查看,地方级干部在2000 年和200
1①年中对影响社会稳定的主要因素的回答,腐败问题仍是头号问题。[③] 腐败问题已成为社会发展的心腹大患,不仅给国家、人民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而且易使群众丧失对领导干部的信任和支持。正如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的:“坚决反对和防止腐败是全党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不坚决惩治腐败,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关系就会受到严重损害,党的执政地位就有丧失的危险,党就有可能走向自我毁灭。”②[④]
(2)少数领导干部干部的腐败与人民群众要求廉政而引发的干群利益矛盾。
腐败原系生物学概念,一般指有机体的恶性变质。在政治学意义上则泛指公共权力的非公共运行。公共权力即政治权力,它具有公共性、工具性、价值性、强制性、侵犯性和扩张性等特点。由于公共权力具有工具性、价值性,因而可以和其他价值物进行交换,即所谓权钱交易；又由于公共权力具有强制性、侵犯性、扩张性,因而它可以强迫非权力主体为其服务。目前,部分干部的腐败主要集中在权力的集中点，体制转换的交汇点，监督系统的乏力点，法律政策的滞后点，人财物需求的关节点上,表现为腐化堕落，受贿索贿，贪污，盗用侵吞公共财产，挥霍公共财产，挪用国家资金，渎职，决策及服务中心偏向,兼职，公贿，乱罚款乱摊派等等。部分干部的腐败损害了人民的利益,破坏了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伤害了人民的感情,激起了人民群众的深恶痛绝,使很多地方的干群关系由战争年代的鱼水状态演变为萍水状态,甚至水火状态。一项调查显示,73%的人对领导干部最不满意的问题是贪污腐化,68%的人认为当前群众最关心，对党委最迫切的要求是惩治腐败
(3)国家机关的特殊利益的存在为部分干部追求私利提供了条件，诱发了干群利益矛盾。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即使是无产阶级的国家机关也有其自身的特殊利益，这种利益会成为祸害。这种国家机关的特殊利益不仅不同于全体社会成员的利益，而且也不必然等同于统治阶级的利益。有时，国家机关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侵犯统治阶级的利益。马克思在谈到路易·波拿巴时说：“统治阶级对生产者大众不断进行的十字军讨伐，使它不仅必须把它自己的议会制堡垒——国民议会——本身在行政机关面前的一切防御手段一个一个地加以剥夺。结果，这个体现于路易·波拿巴其人之身的行政机关把统治阶级一脚踢开了。”③[⑤]在新时期不存在国家机关整体上的特殊利益侵害群众利益的情况。但个别干部利用国家机关的特殊地位和作用来侵害广大干部群众的利益的情况是存在的。如干部办公司。不少地方在“搞市场经济”这块招牌下，许多党政机关、企事业干部纷纷办公司、实体，或从事生产经营性活动，他们“下海”并不“弃政”，以权力进入市场，在官言商，官商不分，即是市场经济的“裁判员”，又是市场经济的“运动员”，这严重破坏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公平公正的竞争秩序，当然也就损害了很多群众的利益；如公款消费，这是一个吞噬国家财富的“无底洞”，它到底吞掉多少国家财富至今没有任何一个部门能够统计出确切数字，人们只能从零星的统计中窥视公款消费的罪恶。这大大损害了作为纳税人的普通群众的利益。公款消费就像腐蚀剂，严重损害了党群、干群关系，成为引发干群利益矛盾的一个重要方面；如行业不正之风，其中主要有农村和国有企业的乱收费、乱集资、乱摊派；公路“乱设卡、乱收费、乱罚款”的公路三乱；铁道系统的“路风”问题；民航系统的不正之风等。在一些垄断性较强的行业和执法部门，行业之风尤其明显，如金融系统以贷谋私，收取回扣，公安系统在路检、处理 ①②
③ 交通事故、办理“农转非”户口和户口迁移、出入境证照等公务活动中，利用职权刁难勒卡、索贿受贿，办“人情案”、“人情证”。工商行政管理系统有的单位开办咨询服务公司或咨询事务所，实行有偿服务。这些都侵害了国家机关自身以及广大干部和群众的利益。
2．由于领导干部的工作失误及在实际工作中改革的不到位所造成的干群利益矛盾
(1)部分干部因工作失误带来的对群众利益的损害而产生的利益矛盾。
众所周知,改革是一场革命,是一种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事业,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正因于此,干部决策的失误机率大。企业领导干部的失误,小则会使企业丧失发展的机遇,大则会使企业破产、倒闭；地区或行业领导干部的失误,则会影响一个地区或一个行业的发展；中央政府领导干部的失误,则会造成全局性的经济混乱和社会混乱；干部的失误造成受损失的对象从大的方面讲是国家、地区、行业或企业,但这种失误往往是通过群众利益直接受损或间接受损(如通货膨胀)表现出来的,因而引起群众的不满。
(2)由于改革的不到位所造成的利益失调和参政议政的渠道不畅,引发干部与群众的利益矛盾。
由于改革的不到位、不配套,有些群众他们不但没有在改革中得到利益反而失去了原有利益。在社会结构重新组合,贫富差距加大的背景下,他们就相对成为弱势群体。据调查研究表明:下岗失业者、低收入者和收入水平下降者是社会不满意的主体。①[⑥]这部分群众从自身状况出发就会感到自身社会地位相对下降,感到自尊受到相对剥夺,就会对领导人的“政治承诺" 产生怀疑。而目前,我国这种为弱势群体参政议政,充分表达自己利益和呼声的渠道不健全、不畅通。必然导致干部与人民群众的矛盾。
3.干群之间的公共权力及掌握的公共信息的不对称所造成的干群利益矛盾
（1）干部队伍中的特权现象与人民群众要求公平而引发的干群利益矛盾。
所谓公平,从静态的角度看,是人民在社会中经济地位、政治地位、文化地位、人格地位等方面的平等；从动态的角度看,它包括条件的公平、机会的均等、结果的平等。条件的公平意味着人们在相同的基础上从事活动,或者说由此出发的社会条件是相同的；机会的均等意味着社会的每个职位向所有人开放,使每个人都具有同等的从事活动和选择职位的权利；所谓结果的平等,也就是社会的财富、权利和利益属于人民。然而,干部队伍中特权的存在,使得部分干部在利益的获得中总处于领跑的位置,总是充当着先富者的角色。这种种特权严重地扼杀了公平,必然导致干部队伍中的种种特权与人民群众要求公平之间的矛盾。
（2）一些干部利用公共权力为自己和亲属谋取私利加剧了干群利益矛盾。
干部作为一个生活于社会中的人，不可避免地有其社会属性，他们也有基于自身的利益诉求，且他们手中掌握有一定的公权力，在监督不够严格的情形下，或是在干部自身道德底线不高的情形下，他们手中的公共权力极有可能用来谋取自己的私利。尤其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受商品大潮的冲击，很多领导干部也“向钱看”了。正如江泽民同志指出的那样： ① “有的搞‘好人主义’和庸俗关系学，面对错误的思想行为缺少正气，尤其是对亲近自己的所谓‘熟人’，能为自己办事的所谓‘能人’，有点影响的所谓‘名人’，处在重要位置上的所谓‘要人’，以及所谓‘有背景的人’和自己的亲人，即使问题严重，也往往宽容有加，甚至姑息养奸。”①[⑦]公共权力即政治权力，它具有公共性、工具性、价值性、强制性、侵犯性和扩张性等特点。由于公共权力具有工具性、价值性，因而可以和其他价值进行交换，即所谓权钱交易；又由于公共权力具有强制性、侵犯性、扩张性，因而它可以强迫非权力主体为其服务，这种行为在政治学意义上被称作腐败。目前，部分干部的腐败主要集中在权力的集中点、制度转换的交汇点、监督系统的乏力点、法律政策的滞后点、人财物需求的关节点上，表现为腐化堕落、受贿索贿、贪污、盗用侵吞公共财产、挥霍公共财产、挪用国家资金、渎职、决策及服务中心偏向，兼职、公贿、乱罚款乱摊派等等。部分干部的腐败损害了人民的利益，破坏了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伤害了人民的感情，激起了人民群众的深恶痛绝，使很多地方的干群关系由战争年代的“鱼水”状态演变为“萍水”状态，甚至“水火”状态。当群众的利益要求在得不满足或者被侵害的情况下，他们就通过干群矛盾来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如一些群众通过投诉、写信、上访等方式来追求自己的利益。新时期，随着利益分化的不断加剧，群众的自主意识和利益观念都有所增强，他们也采用了一些强制性的方式来追求自己的利益，如游行、示威、罢工、罢课、集会、骚动、**等方式，这些都严重危及到了社会的稳定，这些都是干群利益矛盾冲突的表现与结果。
(3)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干群在公共信息掌握和拥有上的不对称，造成了干群利益矛盾
尽管在信息化时代，由于互联网、手机等现代媒体的出现，打破了信息的垄断局面，但是有些信息，特别是某些政策性信息还不能为一般群众所了解和接受，导致了一般群众的盲目性和随从性，因而在实际的工作中不可避免的造成干群之间的关系的激化和矛盾的产生。
某些领导干部，尤其是基层领导干部，不能很好地坚持向群众互通信息，甚至故意地阻止信息的传递，利用对信息掌握的优势，有目的地去欺骗群众，蒙蔽群众，以此来获得更多的政治或物质利益。比如，在一些地方，少数领导干部，在农民土地的征用问题上严重违反国家的有关政策，故意隐瞒这方面的信息，不向群众进行解释，对农民压低土地价格，对买方提高土地价格，从中获得巨额利益，造成了严重的问题，极大地损害了农民的切身利益，导致农民无地或少地，激起很多农民的上访或告状，引发了大量的利益矛盾。
在教育、文化、卫生等很多领域，也存在着类似的公共信息的个人化或部门化，导致干群之间的在信息的拥有和掌握上的不对称而引发的干群利益矛盾。
（二）新时期干群利益矛盾的特点
正确认识新时期干群利益矛盾是解决干群利益矛盾的前提。总的来说，新时期干群利益矛盾具有如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1.干群利益矛盾的复杂性。
早在1956年，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谈到干群矛盾时指出：“在我国现有条件下，干群矛盾主要包括民主和集中的矛盾，领导与被领导之间的矛盾，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官僚主义同群众之间的矛盾。”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干部个体 ① 并没有建立起关心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的利益机制，或者说这种利益机制是间接的、曲折的。在那个特殊的形势背景下，人们更关心的是生产关系或者政治领域里的东西。当时的干群利益矛盾并没有得到太大的发展，更没有得到充分的展露，当时大量的干群矛盾的形成，乃至在部分地区出现激化，主要是由于工作的方式、方法不当和官僚主义所造成的。改革开放之初，干群利益矛盾逐步成为了干群矛盾中最为重要的一个方面。群众更在乎的是少数干部以权谋私，多吃多占，处事不公，以牺牲集体利益优亲厚友，侵占或伤害到了他们的利益，群众对干部的不满，主要是因为干部在利益上直接和群众发生了冲突，造成伤害。简单地说，干部占了群众的便宜，引起了群众的不满，群众对干部执政的重大决策倒是不予以太多的重视。但是，在新时期，随着社会的发展，群众开始对关乎其自身的利益，无论是经济利益，还是政治利益，或者是文化利益都有了或多或少的理性思考，当他们的物质利益受到损害时，他们就突破以前羞于表达，或者无法表达的重重障碍，开始用写信、上访、诉诸法律、罢工、示威等方式来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干群矛盾开始有利益冲突向理念碰撞发展。群众对物质利益的关心与对干部官僚主义、腐败、干部作风不正等的不满交织在一起，使得干群利益矛盾具有了前所未有的复杂性。
2.干群利益矛盾的隐蔽性。
干群利益矛盾在今天虽然日趋严重，但并未引起真正应有的重视。所以如此，一是相当一部分人不敢或者不愿意承认在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绩的背景下，存在着日趋严重的干群利益矛盾；二是由于部分领导干部忽视矛盾、回避矛盾，在矛盾面前消极应付，甚至利用手中的职权压制群众，粉饰太平，掩盖矛盾；二是随着改革的深入，一些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手中的权力越来越大，相当一部分人的上岗、分房、涨工资等，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的去、留、定、夺的权利掌握在干部手中。所以，既使群众自己的利益受到伤害，但由于担心受到更加历害的报复，只好强行忍耐，甚至对一些干部的违法乱纪、强奸民意的行为，不仅视而不见，而且在上级部门考察或进行社会调查的过程中，违心地为之大讲溢美赞美之辞，在貌似平静的下面涌动着不安定因素。
3.干群利益矛盾总体上的非对抗性。
新时期的干群矛盾虽然已成为危及干群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但是，从总体上来说，干群由于利益冲突而引发的矛盾仍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这是因为，广大干部和群众属于人民的范围。对于“人民”这一概念，毛泽东同志有过科学的论述。他认为，人民在我国的不同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在现阶段，广大干部与社会主义劳动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之间的人民群众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由于主观上放松思想改造和客观上社会上一些不良风气的熏染，干部队伍中出现了玩忽职守、以权谋私、挥霍浪费、吃喝玩乐，甚至违法乱纪、贪污受贿、贪赃枉法等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但干部队伍的主流是好的，大多数干部始终能够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坚持群众观点、群众路线，严于律己、勤政廉政，造福于民，造福于社会，是名副其实的人民公仆，得到了群众的认可和爱戴。因此，新时期的干群矛盾虽然存在着局部的对抗性，但在整体上仍然是非对抗性矛盾，无论缩小或夸大都要犯严重的错误。
4.干群利益矛盾地位的突出性。
干群利益矛盾地位的突出是有着两方面的含义的，一方面，是指在干群矛盾中，干群利益矛盾由于其直接关乎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成为影响干群关系的诸种矛盾中最为最重的方面；另一方面，是指干群利益矛盾已成为党和政府以及人民群众关注的焦点之一。在革命战争环境，由于存在着一个强大敌人作为我们的对立面，离开群众就不能生存和发展，就会被消灭，因此我们的党形成了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在和平年代，特别是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一部分党员干部贪图享受，蜕化变质，搞“权钱交易”、“权权交易”、“权色交易”，严重地脱离了群众，甚至损害群众的利益，引起了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据黑龙江省的一项问卷调查统计，57%的人认为“领导干部损害了群众的利益”是当前干群矛盾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干群利益矛盾的存在对干群关系的好坏造成了很大影响，干群利益矛盾作为反映社会主要矛盾的一个重要方面，影响和制约着其它社会矛盾的解决。
5.干群利益矛盾表现形式的多样性和表现领域的宽泛性。
干群利益矛盾的表现是多方面的，主要有：政府干部出于为人民谋利益的目的去行事，但由于缺乏经验，制定的政策在执行上侵犯了人民的利益；政府机构在运行过程中由于程序和组织的不完善而对人民的利益造成了损害；政府官员出于为人民谋利益的动机，但由于个人专横、骄傲，在行使权利时，侵犯了人民的利益；政府官员把权力私有化，以权谋私，一些政府机关及其干部的特殊利益和既得利益思想发展，故意侵犯人民的利益，等等。干群利益矛盾表现的领域也很广，如农村中存有干群利益矛盾，国有企业中存有干群利益矛盾，党政机关干部存有干群利益矛盾等。
6.干群利益矛盾成因的多重性。
干群利益矛盾并不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所特有的现象，而是历时已久并延续至今的。它之所以还存在于新的历史时期，是由多方面的原因决定的。
第一，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不发达，生产关系不成熟。资源仍具有稀缺性，不能充分满足人们的需要，有限资源与人们无限需要构成了一对矛盾。在满足需要时分配不公平就引起了干群之间的利益矛盾。如果领导干部多分了一些东西，就会破坏社会主义民主的物质基础。如果某些领导干部生活待遇太高，房子住得太好，就会引起群众不满。再加上一些领导干部头脑中封建思想的残余作祟，或者以权谋私、搞权钱交易，或者利用职权敲诈勒索、贪污受贿、执法犯法、损公肥私、铺张浪费、多吃多占等，使得人民群众的利益受损。同时，与这种生产力落后相联系，现实社会中还会存在着干部与群众的社会分工，还必须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还必须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这种特殊的国情决定了人们之间的地位还不完全平等、收入分配还不完全公平、由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还不能消除这些不完全平等、不完全公平，因此，群众就可能会对现行的路线、方针、政策产生不认同，并与路线、方针、政策的代表者、执行者——干部之间存在矛盾。
第二，权力运行方面的成因。权力作为影响他人行为的能力，可以被应用到个体、团体、团队、部门、组织和国家。这种影响可能是资源分配、空间分配、目标、录用决策以及组织中的许多其他结果和行为。如果权力的运用没有得到悉心的管理，没有一个良行的制度确保其运用，那么有权力的个体就会利用那些权力较小的个体并以他们自己的个人利益来代替组织的合法化的利益。干部作为权力的运用与管理者，非制度化的运用了公共权力就很有可能为干群利益矛盾产生提供温床。在公共权力被非制度化的、人格化的社会成员和社会组织所占有、使用时，权力就受个人的过度影响和控制。许多建立在亲情、利害关系基础之上并以个人忠诚、集团利益为主要组织原则的非正式组织导致某些通过非正式组织培植个人势力，并通过其他非正式组织成员对所据职位的控制谋取更多的组织权力，造成个人权力与公共权力的混淆，为个人假借公权行一己之私打开方便之门。而我们的政治制度还存有不完善的地方，某些地方甚至还存在着弊端，诸如官僚主义、权力过分集中、家长制作风、职务的实际终身制、干部的腐败现象等，已成为充分发挥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严重障碍，成为横亘于干部与群众之间的一大难以逾越的鸿沟，使得时期的干群利益矛盾的长期存在不可避免。
第三，思想文化方面的成因。新时期干群利益矛盾的存在不仅有着深刻的经济和制度方面的原因，而且还有着深刻的思想根源。这种成因有着两方面的表现。一种是领导干部的官本位、捞一把的思想，一种是群众中的少数人坚持个人私利，弃国家与集体的利益于一边。我国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已经确立，社会主义思想和道德观念已经成为全社会的主导，但是封建主义的、资本主义的腐朽思想和小生产习惯势力的影响还严重存在，还时常侵蚀着党的干部队伍和国家公务员队伍，并在社会上有着广泛的影响。就干部队伍的思想状况而言，现实的情况是，确实有一部分人背离了党性和人民性，忘记了党的根本宗旨和肩负的历史使命，滥用手中的权力，以权谋私，蜕变成了“官老爷”、“硕鼠”，想趁在位时“充分利用”手中的权力，为个人和亲朋好友谋取私利，如人们经常谈到的“59岁现象”，或者是“39岁现象”，就是这种捞一把思想的体现。有些领导干部为了取得相应的职位，请客送礼、行贿受贿、跑官要官，在其上任后自然会想到收回其“投资”。同时，群众的思想文化素质也会促成干群利益矛盾的突显也不容忽视。新时期许多封建保守、愚昧落后意识还不同程度地残存于群众身上，他们看问题更多的是从眼前利益和自身利益出发的，对于反映党和国家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的政策不能理解，更谈不上去拥护执行它们，当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他们的个人利益发生矛盾时，他们会立即产生保护个人利益的本能，甚至以暴力或极端手段来抵抗这些政策的执行。干群利益矛盾会由于干部和群众的种种落后的心理而长期存在。
（三）解决干群利益矛盾的有效途径和方法
正确处理新时期的干群利益矛盾是一项系统工程，我们必须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的实践中探索切实可行的途径和方法，着力达到标本兼治，点面结合，综合治理。
1.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消除产生和激化干群矛盾的经济根源。
第一，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干群矛盾从根本上讲，是由于我国生产力还很落后，不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求。现实中的许多案例都说明，干群利益矛盾的多发“地段”大多集中于经济发展落后群众生活水平提高缓慢的地区、部门或经济效益差、职工收入增长停滞不前或有减无增的企业。因此，解决干群矛盾的根本方法就是把经济搞上去，把蛋糕做大，这样，干群利益矛盾的解决才有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和较大的回旋余地。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手头东西多了，我们在处理各种矛盾和问题时就立于主动地位”①[⑧]第二，新时期干群矛盾的长期存在要求我们在处理干群矛盾问题上必须有打持久战的思想准备，逐步缓解和防止其激化。因此，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转移或分散广大干部和群众对严重的干群利益矛盾的注意力，为找到更好的耦合机制和落实有效的处理措施赢得更多的时间。第三，在收入分配问题上，坚持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 ① 分配相结合，效率优先、注重公平的原则，依法保护合法收入，整顿不合理收入，调节过高收入，规范收入分配，以避免因部分人的收入过高造成部分干部或群众的心理失衡，进一步激化干群矛盾。
2．防止干部群体阶层化——解决干群利益矛盾的重要环节。
自进入新时期以来，随着改革的深化，我国社会阶层演化的总态势，是一个复杂化和单一化的双向互逆过程:先是从单一化到复杂化的过程，后是从复杂化到新的单一化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而利益关系正以强劲的势头凸现出来，说明着当前阶层演化正向着利益集中，标志着人民内部矛盾运动的基本形式以阶层竞争表现出来。这种竞争虽然是非对抗性矛盾，但也使各阶层之间有一定张力，既有促使物质财富充分涌流出来、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一面，也有影响社会稳定和谐的另一面。
在人民内部矛盾空前活跃、阶层重组的过程中，干部群体的演化出现新的动向和趋势。即由分散在各社会阶层中，向独立的社会阶层分化。社会学界的相关研究可以分析和证实这个观点。中国社会科学院 “当代中国人民内部矛盾研究”课题组在对“改革开放以来受益最多的社会群体”的问卷调查中发现，全社会对这一问题回答的统计结果令人吃惊:党政干部首次被认为是改革开放以来受益最多的群体，竟然高于“私营企业家”群和“演艺人员”群体而位居榜首。无独有偶，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上海社会变迁中长期研究”课群题组关于“上海市居民利益结构分化与社会观念调查”也得到了同样的结果:在上海市民的认知中，“党政干部”、“私营企业主”和“文艺工作者”等是改革过程中最大的受益者，而“国有企业工人”、“务农农民”和“进城农民”等为获益最小的群体。按照这样的结果，在阶层分化中干部群体的地位动向是非常明朗的，如果按照这种动向继续演化，在不远的将来，党政干部群体就可能演变为一个独立的社会阶层。作为公共利益代表者的党政干部群体，如果真的作为一个独立的社会阶层凸现出来，这就非同寻常了，因为人们由这个问题自然会和社会上已经出现的“既得利益集团”联系在一起。
这个问题既重要而又非常复杂，需要作具体分析:一是对既得利益集团的认识本身就很复杂。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这种事物更具有两面性。一方面，从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看问题，它对经济社会发展起过积极作用，是共同富裕过程中的必然现象，具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另一方面，就当前而言，它已经从改革的积极因素转变为保守因素，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成了继续改革的阻力。二是这种利益集团存在于何处也是一个复杂问题，除那些先富起来的实业家群体比较明朗外，其他社会群体还很不明朗。三是干部群体与既得利益集团的关系则更为复杂。干部群体利益问题本身就是一个复杂概念，既有其利益界定上的复杂性，又有获取渠道上的复杂性，这里牵涉着许多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在这些问题还不明确的时候，很难确定二者关系。可见，当前干部群体与社会上出现的既得利益集团的关系并不定型，还正在演变。由此看来，当前干部群体阶层化问题上也有两个方面:一方面，干部群体还没有形成一个独立的社会阶层；但另一方面，当前社会上既得利益集团的出现的确为防止干部群体阶层化敲了警钟，如果不加以预防，在利益驱动下，干部群体就有从社会群体中分化出来形成一个独立的社会阶层的危险。如果出现了这种局面，干群关系就会发生质的变化，因而防止这种局面的出现就成了解决干群利益矛盾和当前构建和谐社会过程中一个极其重要的环节和方面。
2．消除合法性障碍——解决新时期干群利益关系和谐的根本途径。
当前人民内部利益矛盾凸现，是新时期以来人们物质文化需要日益增长、人民内部矛盾向着利益矛盾集中的表现，是当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运动新发展的必然产物，因而也是正常的。但是，干群利益关系凸显，出现干部群体阶层化势头，则应该引起警惕。
关于解决问题的途径，人们议论的焦点往往集中在遏制腐败上。实际上，当前影响干群关系的障碍主要有两个:一是非法性障碍；二是合法性障碍。非法性障碍就是腐败，这已经成了不争的事实，但这并不是问题的关键，因为腐败毕竟阴暗的东西，而且还有全社会道义的谴责和党纪国法的制裁，随着民主化进程和制度的完善，将会得到有效的遏制。而特别令人担优的是通过合法途径与民争利。
干部群体手中掌握着公共权力，占据着获取利益的很多有利位置，获取合法利益的途径无处不在，如人事、工资、升学、就业、收入分配、信息资源等等，一些人完全可以凭借“合法权利”将一部分甚至更多理想事物收人囊中，而且安然无事。当前一些当权者可用来谋取私利的合法性权力有诸多表现:一是信息资源的占有和收益权。干部群体手中掌握着大量的信息，这不仅是他本人获取各种利益的方便条件，而且对其周围的人获取各种利益也是一种潜在的资源。二是政策制定执行的优先权。尽管党和国家一再要求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尽管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都是按照党规国法的程序来制定，但党的主张、国家意志、政策法规终究都要由人来制定和执行，一般群众与官员群体在制定执行政策法律法规中的地位和作用显然不能相提并论。就当前而言，尽管每一项政策都强调基层群众和工农群体的利益，扶持弱势群体，但对“内部人利益”的保护现象也是屡见不鲜的。三是经济行为的挂靠权。在当前，几乎所有的经济行为都要寻找保护伞，否则在竞争中很难站住脚。这种情况演变的结局就是“官商勾结，权钱交易”。四是行业垄断中的收益权。当前行业垄断势力是非常强大的。行业的垄断就是利益垄断，而利益垄断的实质就是维护一些官员的利益。五是各种地位带来的优势权。由于各种权力具有极大的灵活性，官员完全可以利用这种灵活性获取各种利益。凡此种种，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通过合法的途径获取各种利益。
找到了当前我国社会和谐的核心和实质及其根源，也就找到了当前社会和谐社会建设的突破口，这就是努力解决干群利益关系的和谐问题，惊惕出现执政党的官员与民争利的现象，而这个途径又恰恰是执政党的自身建设问题。
4.加快民主政治的建设进程——解决新时期干群利益矛盾的必然要求。
只有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才能调动干百万人民群众参加国家的经济建设，社会主义才能建成；只有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才能实现广大群众对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的批评监督，使国家政权真正地为人民利益工作。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解决干群利益矛盾的根本问题是保障公共权力的人民性、公仆性、先进性。要保障干部的公仆性质，必须有良好的公共权力的赋予机制，健全选举制、监督制、罢免制，使得那些愿意为人民谋福利的人成为领导干部，使得那些损害人民利益，贪污腐败的人得以从领导干部的队伍中剔除出去，使他们不能再继续做损害人民利益的事情；必须有良好的公共权力的运行机制，保证公共权力向群众的合理流动，使得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良性的方针、政策得以出台，并能得到正确的贯彻执行，使得那些危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权力不能得到任意运作。因此，要加快政治体制改革，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消除产生和激化干群矛盾的体制根源。
5.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消除产生和激化干群利益矛盾的思想根源。
思想政治工作是我们党的真正优势。无论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们依靠思想政治工作，化解了一个又一个的矛盾。但是，近些年来有所放松。无论是领导干部还是普通群众都对经济给予了过多的关注，而对思想道德方面要求不高。在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入的新时期，党的领导机关应腾出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做好思想政治工作。一方面，必须加强对干部的思想教育。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决议》指出：“领导干部要自重、自省、自警、自立、以身作则、言行一致。要求别人做的自己首先做到，禁止别人做的自己坚决不做，自觉接受党和人民的监督，经受住权力、金钱、美色的考验”。使领导干部明白要真正代表人民的利益，做到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逐步改变一些人的“当官发财”以及官体位的思想。另一方面，必须加强对群众的思想教育。在干群矛盾中，虽然干部是矛盾的主要方面，主要责任在领导，但群众也有责任，如部分群众政策观念、法制观念、是非观念淡薄，拒不承担应尽的义务，拒不服从正当的管理，甚至无理取闹，聚众闹事，因此必须加强对群众的思想政治工作。加强对群众的思想政治工作就是要“教育全国人民做到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正确对待长远利益和眼前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关系，正确处理权利、责任、义务的关系。
6.建立合理的利益分配政策,实现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解决和处理干群利益矛盾的有效方法。
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 把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 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 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 带动和帮助其他地区和其他群众, 最终达到普遍繁荣和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在此基础上, 党的十六大报告又指出, 理顺分配关系, 事关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和积极性的发挥。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 又进一步明确提出要推进收入分配改革制度, 这是关心人民利益实现的重大举措。只有确立合理的分配政策, 收入分配问题才有根本保证。为此, 必须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 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 必须坚持效率优先, 兼顾公平的原则。通过市场机制的作用, 使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这既是对这一部分有先富能力的群体利益的保护, 也是对社会整体利益的保护, 因为社会主义国家是要通过一部分先富起来的地区和群众去带动和帮助其他地区和群众, 其根本目的是实现人民共同富裕, 共同获得利益。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难免有贫富差距加大等问题的出现, 再加上经济体制转轨的特殊历史时期, 新的经济体制还不完善, 还没有完全巩固, 这难免带来利益分配问题上的矛盾冲突, 并会使贫富差距扩大现象在一定时期加剧。这就要求迫切解决好利益分配问题,这是一个体现党的领导能力和维护人民利益的能力的现实问题。因为“效率优先”更多是通过市场机制的崇尚效率与竞争来实现, 而“兼顾公平”, 更多是通过党的有关方针政策的确立和贯彻落实来推进。因此, 必须建立和完善多种形式的分配机制和分配政策, 推进分配改革制度, 以政策来保证利益分配问题的实施。为此,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在“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 的目标中提出“ 合理调节收入分配”, “注重社会公平”, “加大调节收入分配的力度, 强化对分配结果的监管”①[⑨]等根本原则。
（四）解决干群利益矛盾应坚持的原则
在解决新时期干群利益矛盾时，有几个具体原则是不能忽视的。这些原则既是历史经验 ① 的总结，也是新时期解决矛盾的必然要求。
1.以教育和管理干部为着力点，培养和塑造大批德才兼备的领导干部队伍。
领导干部和群众之间的矛盾主要方面在于领导。江泽民同志说：“领导同群众之间发生了矛盾，领导是矛盾的主要方面，解决矛盾的主要责任也在领导。”①[⑩]新时期干群利益矛盾的表现令人眼花缭乱，成因也很复杂，但矛盾的焦点在具体的干部身上。干部自身的问题引起的干群利益矛盾较为突出，例如干部的贪污腐败、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另外，由于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相对落后的社会生产同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的矛盾，它往往集中表现为社会消费品等各种生活资料供应满足不了人们的需要。而解决消费品短缺现象往往落在各级领导身上，尤其是当经济上出现困难，通货膨胀，物价上涨，群众的物质利益得不到的满足的状态，领导往往成为各种矛盾的焦点。即使有些矛盾，并不直接表现为领导与群众的利益矛盾，但这些矛盾经常需要领导处理，如果处理不当，也表现为领导与群众的利益矛盾。在我们国家，无论是一个地区、一个部门、一个单位，绝大部分利益矛盾的产生和解决都和领导有关。在领导和被领导的矛盾中，如果领导方面是错误的，被领导方面是正确的，矛盾的主导方面固然在领导，即使领导方面是正确的，被领导是错误的，矛盾的主导方面仍在领导，即领导是否采取正确的措施处理，将决定矛盾能否妥善地得到解决。所以，在解决干群利益矛盾时，要以领导干部为着力点，对干部加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的教育，加强和改进领导干部的工作方式方法，使他们在行使职权时能够真正代表人民的利益。
2.以反腐败斗争为突破口，不断纯洁广大干部队伍。
干部腐败是干部主人化的一种表现。权力腐败指将公职务视为一种经营活动，继而欲图寻求最大限度的扩大这个职位的收益的行为。权力腐败行为本身以寻租、造租为主要内容。在新时期，“我们党的主流是好的，也不能低估腐败现象的严重性和危害性”②[11]个别干部的腐败行为引起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腐败在新时期逐步普遍化、公开化、结构化，且有随着反腐败而程度加深的趋势。人民群众对这些附着在社会机体上的大蛀虫深恶痛绝，也使得干群关系不断恶化。江泽民同志曾经指出：“反对腐败是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重要政治斗争。我们党是任何敌人都压不倒、摧不垮的。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绝不能自己毁掉自己。如果腐败得不到有效惩治，党就会丧失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③[12]反腐败是解决干群矛盾、防止干群矛盾性质转化的重要方法之一。新时期解决干群利益矛盾、密切干群关系的成功经验就是要以反腐败为突破口。每一次反腐败取得重大成绩，群众都会欢欣鼓舞，干群关系就会进一步密切。而放松反腐败，就会引起干群关系紧张，也会被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利用反腐败来挑起更大的矛盾，导致干群关系的激化。因此，解决新时期干群利益矛盾要以反腐败为突破口。
3.坚持教育和法制相结合，提高广大群众和干部的思想政治素质。
解决干群利益矛盾基本上要靠法制，建立和完善各项政策法规，对已经制定的法律法规，要严格执行；对需要修改的，要抓紧修改、完善。要根据新的情况，尽快研究制定新的法律法规。要严格依法办案。对损害群众利益的领导干部的违法案件，要一查到底，以事实为根 ①②
③ 据，以法纪为准绳，该撤职的撤职，该判刑的判刑。使群众感受到自己的利益能受到法律的保护。解决干群利益矛盾也要靠教育。要通过学习和教育，提高广大群众和干部的思想政治素质。要扶持正气，大力宣传和表彰先进典型，弘扬勤政爱民、乐于奉献、爱岗敬业的新风尚。要使广大群众理解和拥护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使他们树立正确的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观。
4.以干群相互沟通为纽带，密切党群、干群的鱼水关系。
干部与群众互相依存、相辅相成，他们的全部活动就是在这种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矛盾运动中完成的。制约干群矛盾的要素有很多，如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因素。其中利益因素最为根本。干群矛盾运动的基础是利益。协调的基础是干群双方的共同利益；斗争的基础是利益的对立性。利益对干群关系运动具有根本性决定作用。利益和领导方式、领导制度、领导结构、领导职责能力、政策和决策、干部人事制度、群众参与机制等都是把干群联系起来的中介和纽带。新时期，由于现代生活快节奏的形成，各种利益的再次分配，市场经济的复杂环境影响，使干群之间的心距拉大了，干群沟通困难了，由此导致的干群矛盾现象增多了。应采取措施消除干群沟通障碍，进一步研究政治沟通的特点，改善政治沟通机制，使政治沟通朝着有利于建立良好的干群关系的方向发展。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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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胡鞍钢、王绍光、周建明．第二次转型———国家制度建设[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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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M]．张雁深译，商务印书馆，第166页。
[②]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M]．张雁深译，商务印书馆，第154页。
[③]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蓝皮书．中国形式分析与预测[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版。
[④]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历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全会重要文献选编[M]．北京：中
共文献出版社2002版。
[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4页
[⑥]胡鞍钢、王绍光、周建明．第二次转型———国家制度建设[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版。
[⑦] 江泽民：《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364页
[⑧]《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77页。
[⑨]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单行本），人民出版社2005版，第27-29页。
[⑩]《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642页。
[11] 江泽民：《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48页。
[12]《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50页。
第四篇：论死者人格利益的民法保护
论死者人格利益的民法保护
作者：金锐 指导老师：王敏
(山东农业大学 文法学院 泰安 271018)
【摘 要】随着近年来对于尸体进行侮辱的事件越发变多，关于尸体维权事件的频发，人们对于如何保护死者权益的问题考虑也更加认真，对死者权益的保护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本文以资料分析、案例解析、文献借鉴等方法对于如何界定死者的性质（包括社会属性，自然属性），死者人格权益保护的渊源，死者人格权益保护的现状，社会必要性等方面进行了简单地探究。试图通过这几个方面的探究，能够归纳出些许关于死者人格权益保护的方法及经验，对于以后处理死者人格权益案件发挥其借鉴意义。
【关键词】死者
人格权益
社会影响
民法保护
性质
民法通说认为，人的民事权利能力始于出生、终于死亡。自然人享有的各种人身权在其出生时即享有，这是法律赋予人们最基本的权利，也是法律对人的人身权益予以保护的重要体现，这些权益伴随人的一生，在人生各个阶段予以人必要的保护和限制，但是在其死亡以后这些最基本的人身权利是否一定随着死亡消失不见，是值得我们思考的。毕竟人作为社会的一份子，其社会属性的重要性必定是不能忽略的，究其某些人身权益在其死亡后我们是否应当予以必要的保护，值得我们考虑。我们不可否认一个人的某些权利随着其死亡进而消失，但并不是其有所的权利都消失不见。随着近些年在关于死亡的问题上出现的纠纷的增多以及某些个别侮辱尸体案件的发生。关于死者人格权益的保护问题就显得尤为突出，找到合适的方法去解决这些争端也就变得十分必要了。保护死者人格权益的历史渊源
1.1社会对于法律的影响
人格不仅仅只具有法律学上的含义，而且在伦理学、哲学、心理学上都有着不可替代的价值。
人格权是指主体依法固有的，以人格权益为客体的、为维护主体独立人格所必备的权利。[1]这是王利明教授在《人格权法新论》中关于人格权的定义。人格权是法律赋予 1
人们的权利，每个人依法享有并受到法律的保护，而且是一种必备的权利。自然人理所应当的享有人格权益，那么死者是否享有与自然人同等的人格权利呢？本人认为死者在某些方面应当享有与死者同等的人格权益。例如，姓名权。二零零一年《江南时报》曾报道了在二零零零年某公司使用鲁迅姓名用于申请“鲁迅”商标。报道称，鲁迅先生的故乡浙江绍兴的古越龙山绍兴酒股份有限公司，经鲁迅先生之子周海婴先生授权同意，讲在先生一百二十周年诞辰之际推出“鲁迅酒”。然而，国家工商总局正式告知媒体，周海婴向其申请注册“鲁迅酒”商标一案，经初审予以驳回，正式文案将随后送达相关人士。据国家工商总局审查处的具体经办“鲁迅酒”一案的人士表示，“鲁迅酒”商标注册申请目前已被驳回。据称，名人商标是一种特殊的商标，要考虑社会影响。根据我国《商标法》第八条第一款第九项的规定，商标容易引起社会不良影响的不予以核准通过。就本案来说，鲁迅先生是名人，是一代大家，把他的名字作为商标用在商业活动中是不太合适的。遗嘱的效力是指遗嘱人设立的遗嘱所产生的法律后果。遗嘱作为一种法律行为，只要遗嘱人单独的意思表示就可以成立。[2]这也是对死者的民法保护的体现。此次事件明显地显示出了人格权运动社会性在法律中的影响。也 揭示了死者的姓名权在法律应用中应与自然人的姓名权等同对待，侵犯死者姓名权所受到的法律制裁同等于侵犯自然人的姓名权。但是心的问题又出现了，著名人物的姓名权在其死亡后是否可理解为其转化成财富，由其后代继承？这些死者人格权益的商业化问题都值得考虑。1.2儒家文化渗透于我国法律体制之中
对于死者的人格权益保护体现于法律法规等文本之中。儒家思想包含内容丰富的以“礼治”和“德治”为核心的法律思想，随着古代礼法关系分立，对立想合一的演变，中国法律在礼法融合的基础上形成了鲜明的特色。西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家思想确立了其在封建正统思想中的权威。春秋决狱是中国法律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环节，以之为开端，儒家思想在官方的认同和儒学大师的推动下全面灌注到法律中。中国法律儒家化从两汉发端，经过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深入发展至隋唐时期最终完成，对中国法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尊重生命，敬畏生命是儒家学说的基本思想，儒家文化就是围绕着人而展开的，儒学即入学。生命是宝贵的，必须予以重视。孔子曾旗帜鲜明地指出：“天地之性，人为贵”（《孝经·圣治章》）。《孝经》第一章还明确规定：“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毁也。”充分体现了儒学文化对身体完整的尊重。孔子把“祭祀”作为治理国家的四件大事之一，祭祀的核心是要“敬”，“祭思敬”，要“慎终”，谨慎地对待父母的死亡，2
即装殓。保护尸体的完整性，尊重尸体，敬畏死者。作为当时法律准绳的儒家文化对于死者人格利益的保护的思想已经十分鲜明，儒家文化在法律中的渗透式民法上对于死者人格利益的保护的一个重要的历史渊源。
1.3世界各国对于死者的人格利益保护的法律不尽相同
世界上当代存在的法律可大致分为三大法系，分别是：大陆法系、英美法系、伊斯兰法系。虽然法系各不相同，但是三大法系在关于死者的人格利益保护方法却是贯通的。《匈牙利民法典》第八十六条规定：死者名誉受到侵犯时，可由死者的亲属和死者遗嘱受益人提起诉讼。德国法第一条，仅规定公民权利能力始于出生的完成，却没有规定公民权利能力的终期，这对于民事主体死亡之后的人格权的维护提供了余地。德国十八世纪末注明的思想家康德在其晚年的代表作《法的形而上学原理》一书中指出“一位好名声的人死后继续存在的权利”的学说，此学说淋漓尽致地表现了他在对于死者的名誉权应当予以保护的思想。对死者人格权益在民法上予以保护的社会必要性
2.1对死者近亲属的心理安慰
人一旦死亡便不再能够感受到痛苦，对其人格精神利益的侵害，对死者而言并不能发生损害结果。侵害死者人格精神利益，真正遭受损害的是与死者生前有密切关系的人，尤其是与其有密切生活联系的近亲属，一般情况下，其配偶、父母、子女是直接受害人。此外，在某些情况下，其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也是受害人。加害人对死者人格精神利益的侵害，首先侵害了近亲属对死者的感情，这是一种典型的基于一定身份关系而产生的法律上的利益，即使该利益还不能上升为法律上的权利，但是也有值得法律保护的价值。
此外，虽然死者并无精神痛苦可言，但是侵害死者的人格精神利益也是对社会整体利益的侵害，违反社会良好的道德情感和善良风俗。因此，可以这样概括：侵害死者人格精神利益的行为侵害了近亲属对死者美好情感的法律上利益，因此，对该类案件的保护首先是保护近亲属。
值得注意的是，死亡的人享不享有名誉权的问题。对死者名誉侵害，侵害的是死者
[3]近亲属的精神利益，其近亲属有权提起诉。每个人在社会中生活并不是孤立的,人的社会属性也正是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因此人更不能脱离家庭这个社会的基本组织单位,个人的名誉好坏对于所在家庭的其他人员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家庭名誉实质上是所有成员名誉的集合,是一个抽象概念,其具体是指除被侵害的个人名誉之外的所有家庭成 3
员的名誉。因某一成员的名誉受到侵害而使其他每个成员的所有名誉受到影响,也就是整个家庭的名誉都受到了侵害,这种逻辑是部分对整体的关系,个人名誉是家庭名誉的充分但不必要条件,逻辑并不复杂。对死者人格权益的保护对于维护近亲属的名誉有着极大的影响，对死者的人格权益在民法上予以保护是对死者近亲属心理上一种极大的安慰。
2.2对死者人格权益的保护也是对社会道德的保护
我国作为一个文化大国，五千年的文明早就了今天的社会道德准则，对死者的人格权益的保护也就是对人的权益保护。公民生前人格权(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等)死后仍受保护，保护的目的在于维护与死者有关的人和社会的利益。[4]例如曾经轰动一时的“荷花女”一案。在《民法通则》确定了对自然人的人格权进行民法保护原则之后，对人格权民法的一系列问题就在实践中不断产生，对死者名誉利益的保护问题，就是在其实施后遇到的重大问题之一。经过天津市“荷花女”一案后，最高人民法院在集中了学术界和司法界的意见之后，做出了规定对侵害死者名誉权的，受害人的近亲属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民法保护的司法解释，这对于维护社会公平，维护社会秩序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从对个别死者保护的案例到制定司法解释，对于保护死者利益有着重大影响。有了相关保护死者人格权益的各项法律制定对于维护社会道德的稳定有着决定性的作用。贬损死者人格会损害生者对死者的敬爱追慕之情，因为死者本来余存的良好形象被破坏了，此种敬爱追慕之情亦属生者之人格利益，法律应予保护。[5] 2.3对处理侵犯死者人格权益案件的现实意义
二零零八年十二月十七日晚，在尉氏县，将前妻母亲的坟墓挖开，并将汽油泼在棺材上，点燃后离开。造成棺材及尸体部分被焚烧。经查明，开封市尉氏县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吴成在挖掘他人坟墓，并焚烧棺材尸体，有损社会风化，其行为已构成侮辱尸体罪。公诉机关指控罪名成立予以支持。被告人吴成系初犯，当庭认罪态度良好，可酌情从轻处罚，判处被告人犯侮辱尸体罪，判有期徒刑一年。
法律明确了有关侮辱尸体的具体行为，有利于法律的实践，有利于促进社会对于死者的权益保护，对于处理由于报复行为的杀人行为后的对尸体侮辱的行为。以及对某些个别在处理自然灾害，社会暴力事件所导致人员伤亡后尸体的搬运行为的规范有积极的影响。明确死者人格权益的各项规定对于惩治盗卖尸体器官，盗墓等行为有着深远的意义。
2.4对于完善我国民法体系的意义
我国于一九九九年进入法治社会，法制的发展仍有不完善的地方，各项规定已能基本处理现实生活中发生的案件。民事主体在出生前和死亡后，仍存在着人格权利，只是这种权益与自然人的人格利益不尽相同，将这种利益写入法律之中，对于我国已经基本成熟、完备的对死者人格利益保护问题将有着进一步深化的作用。
《捷克民法典》第十五条规定：“公民死亡后，请求保护她的人格权益属于配偶和子女。没有配偶和子女的属于父母。《法国民法典》中关于死者即尸体的规定为：“人体所生之物”或者“出自人体之物”，诸多大陆法系的学者们对于死者人格权益的保护持支持态度，认为死者在某种意义上将仍具有相应的人格。《俄罗斯联邦民法典》第152条第1款规定：“公民有权通过法院要求对损害其名誉、尊严或商业信誉的信息进行辟谣，除非传播这种信息的人能证明它们属实。根据利害关系人的要求，也允许在公民死后保护其名誉和尊严。”[6] 《埃塞俄比亚民法典》第30条规定：当其肖像被展览或售卖的人已死亡或处于不能表达意志的状态时，如果该展览或售卖行为在性质上会导致对死者荣誉与名声的损害，则其权利将授予死者亲属。[7] 《匈牙利民法典》第86条规定：死者名誉受到侵犯时，可以由死者的亲属和死者遗嘱受益人起诉。如果损害死者声誉的行为同时也损害社会利益，则检察长也有权起诉。[8] 《葡萄牙民法典》第71条规定：人格权在权利人死亡后也受到保护。属上款所指之情况，死者之生存配偶或死者之任一直系血亲卑亲属、直系血亲尊亲属，兄弟姐妹、侄甥或继承人，均有请求采取上条第2款所指措施之正当性。[9]这些法律文献以及思想家的理论对我国民法体系的发展有着积极地借鉴作用。世界各国对于死者人格权益的保护现状
3.1对于死者的存在性质定论尚不一致
人在死亡以后的存在，即以尸体的形式存在时其性质上是以物质的形态存在还是以其他以物质的衍生物或者被赋予某种情感的物质形态存在予以看待的观点尚不统一；杨立新教授曾提出“人体变异物”理论，认为“人体变异物”属于物的特别类型，不能将其与一般的物一概而论。《法国民法典》对此将其称为“出资人体之物”。其第十六之一条第三款规定：“人体、人体各组成部分及人体所生之物，不得作为财产权利之标的。”当然，此处“人体”包括自然人与尸体，而黑格尔称“人格权本质上就是物权”，这与《法国民法典》不谋而合，也进一步印证了人体变异物不能以一般物的存在。目前来看，德国通说采用死者“人格残存说”来确定对于尸体的权利规则，德国基本法第一条确定的人格尊严和第二条确定的人格发展自由在法律上保留了死者的人格，其可作为通说的 5
法律基础。基于此，对尸体的权利是源自活着的人对自己身体享有的消极的不受侵害和积极地进行处分的权利，对于死者而言，其积极的进行处分的权利已经不能行使，单并不能说其消极地不受侵害的权利也随之消失，即其仍保留部分的人格权利。德国亦有认为死者为无的观点，但仍不能准确地规定尸体为何种意义上的物。梅迪库斯教授认为，由于现代社会中输血和器官移植的行为的增多，必须承认捐献的血液及取出的、可用于移植的器官为物，而且其被移植到新的生命体上之后即不存在物的性质，从而与新的生命体合为一体，成为一个新的生命体。我国器官移植事业的发展已必须要考虑移植器官的法律问题。近期著名歌手姚贝娜的去世以及死后捐献眼角膜的事件，让人们更加重视移植器官的法律问题，法律规定自二零一五年一月一日起，死者捐献成为器官移植的唯一来源，这也充分保障了死者的人格权益。脑死亡是否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认为该生命体已经失去生命，算作死亡人呢？世界各国学者有着不用的看法，我国仍采用以呼吸停止等生理特征来认定人体死亡。
日本学说多将“非人格性”作为法律上物的要件，因此很多学者否定了脱离人体的器官组织等具有人格权属性，但也有很多学者强调，脱离人体器官组织等得以为物，应以不违反公序良俗为限制条件。对于尸体的性质，日本学者多数意见认为主体死亡后丧失人格性。人的身体只是转化为物，成为所有权的客体，而像德国一样采用死者人格权残存说的属于少数。而日本学者大谷实在其《医疗行为与法》一文中称：“脑死亡患者已经失去了人所具有的人格，是处于‘生于死之间’状态的人，在具备本人生前遗嘱等条件时，摘取其器官移植给患有严重心脏病或者肝脏病的患者，这作为一种医疗措施被认为具有社会相当性”。其文中也透露出对于死者的人格权益即人格尊严的一种保护。
法国学说对尸体的性质确认上并不十分果断。其表现在其民法第十六之五条规定：“任何赋予人体之各部分以及人体所生之物以财产价值的协议，均无效。”第一三八六之十二条规定：“如果损害是由于人体之部分或出自人体之物所造成，生产者不得主张第一三八六之十一条第四项的免除责任之规定”，既不能以“在其产品投入流通是，现有的科学与技术知识并不能够发现缺陷的存在”，条款作为免责事由。显然对其物的属性又有所怀疑。此外，法国与英美国家一样，不承认尸体是所有权的对象，认为人死后对其尸体享有的是本人生前权利的残存。
以加拿大、英国、美国为代表的英美法系同受基督教教义的影响基于固有普通法传统移植坚持人体组织的非财产化，不承认尸体成立所有权。对于尸体的处理受宗教法和教会规则的约束。这与中国法律受儒家文化影响有相似之处，宗教或者传统文化对于法 6
律的影响，特别是对于人在死亡之后的权利问题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没有信仰的国家是可怕的。
王泽鉴教授认为：“人的身体，虽不是物，但人体的一部分如已分离，不问其分离原因如何，均成为物（动产），由其人当然取得其所有权，而适用物权法的一般规定（得为抛弃或让与）。”史尚宽教授认为，人身之一部分，自然地由身体分离之时，其部分已非人身，成为外界之物，当然为法律上之物，而得为权利的标的。虽然社会各界对死者的物的性质定论不一，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死者之物仍具有一般物不同的权益需要民法保护。3.2法律实践存在困难
刚才我们讲过，在死者的物的性质定论尚不统一，这就给制定法律带来了不便，无法准确地对死者的性质进行定位，就无法准确滴在事件发生时适用相对应的法律。例如在美国俄亥俄州发生的奸淫尸体案件，十六年间奸淫女尸上百具，在判刑时只判了监禁18个月，这与强奸罪的刑罚相差甚远。前面我们讲过，死者在死亡后仍拥有消极地不受侵害的权利，对待死者的权益保护应加大力度。这虽然是在刑法上的惩罚，但在民法上对于死者的权益保护仍应正确、准确的定位，为保护死者人格权益提供相应的法律文书，能够更加具体化，更加法制化。理论的研究是为了推进实务的进步。当我们在理论上明确了保护死者人格权益的依据之后，就必须在法律上建立和完善一套保护机制，针对我国目前法律规定的不足，仅用司法解释的形式进行补救，既不具有法律上的权威，又不够全面。具体的讲，死者人格权益受到侵害时，可以请求刑事保护、行政保护和民事保护，现在司法实践中以民事保护为主体，因而死者人格权益保护的机制也应当以民法为主。
我国《民法通则》第九条规定：“公民从出生起到死亡时止，具有民事权利能力，依法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务。”依据法律规定和法理，公民出生前和死亡以后不具有民事权利能力，不享有民事权利，当然也无法承担民事义务。民事权利能力即民事主体依法享有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的资格，仅就《民法通则》第九条规定来看公民的民事权利能力问题，实为公民作为民事主体的资格或身份问题。《继承法》第二十八条对胎儿的集成的问题作出了特别的规定：“遗产分割时，应当保障胎儿的份额，胎儿出生时是死体的保留的份额按照法定继承办理。”公民死亡，民事权利能力终止不再具有民事主体资格，不能继续享有民事权利。因此依照民法学理论，胎儿和死者不是民事主体，但是上述法律条文，司法解释却对人们的传统观念也认为应当予以保护，于是，7
权利主体的确定成了理论上的难题，某种程度上是立法实务反而对理论研究造成了严重的干扰，一九九三年、二零零一年司法解释有意删去了“权”字，只剩下“保护死者姓名，名誉，荣誉”。只规定死者“名誉”、“肖像”等的法律问题，致使关于死亡后能否继续享有人身权的问题，成为学术争论的对象。但是对于如何就侵犯死者人格权益的民事赔偿问题并未能做出明确规定。考虑到民事权益多种多样，立法难以穷尽，而且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还会不断有新的民事权益纳入到《侵权责任法》的保护范围，因此《侵权责任法》没有将所有的民事权益都明确列举，但这并不代表这些民事权益就不属于《侵权责任法》的保护对象。[10] 3.3人格权益的延伸保护
民事主体人格权延伸保护，是指法律在依法保护民事主体人格权的同时，对于其在诞生前或者消灭后所依法享有的人格权益，所给予的延伸至其诞生前和消灭后的民法保护。上文曾说到，康德的“一位好名声的人死后继续存在的权利”的学说。他认为：“一个人死了，即使他不存在于世上的时候如果从法律的角度上看，认为他还能够去占有东西是荒谬的，这里讲到东西都是有形的，以物质形式存在于世上的。但是，好的名声却是能够在精神上是天生的和外在的占有，它不可分离地依附在这个人的身上”，“我们看待人仅仅是根据他们的人性以及把他们看做有理性的生命。因此，任何企图他一个人的声誉或好名声在他死后加以诽谤或污蔑，始终是可以追究的”。其支撑着它的原因是“抽享就是撇开一切存在于空间和时间的那些有形的具体条件，于是，考虑人时，就逻辑地把他和附属于人体的那些物质因素分开”，“这种情况下，他们有可能确实受到中伤者对他们的伤害。”关于人格权延伸保护主要有权利保护说、近亲属利益保护说、家庭利益保护说、近亲属利益保护说主要、利益保护说。权利保护说主要认为民事权利能力始于出生终于死亡的观念已被突破，死者有可能成为名誉权等权利的主体，进而应当予以法律的保护。近亲属利益保护说主张人格权延伸保护的实质是保护死者近亲属的利益，在我国的现实环境下，保护死者的名誉等人格，其作用主要是维护近亲属的名誉。认为侵害死者名誉就是侵害近亲属的名誉。家庭利益保护说跟近亲属利益保护说大体相同，主要是保护的客体由近亲属变为了家庭。利益保护说认为法律保护的不仅仅是自然人所享有的权利，而且对于正当的合法利益也应当予以保护，对于死者人格权益的保护更是对社会利益的保护。因此，死者的人权益作为一种合法正当的利益存在，并受到法律的切实保护。延续人格利益保护范围远比先期人格利益延伸保护范围宽，主要包括延续姓名利益和延续名称利益，公民死亡后，其姓名权转变为延续姓名利益，得为延伸保 8
护；延续肖像利益；延续名誉利益；死者名誉的延伸保护，已成为民法上的通说；延伸荣誉保护，荣誉一经取得，终身享有；延续隐私利益；延续身体利益，关于死者遗体的法律保护，近年来学者提出肯定的主张，根据宪法“公序良俗”的原则，也应当予以保护。
保护期限—不宜规定统一时限。此问题其实与行使主体这一问题紧密相连。有学者提出，以死亡人近亲属提起诉讼，限定人身权延伸保护期限，是国外立法通例，并认为
[11]我国保护期限大约在50年左右应属适当。德国法律对死者人格保护在时间上并非无限制，保护的时间跨度依具体案情确定。在这一问题上，起主要作用的是损害的强度以及死者人格形象的知名度和重要性。[12]请求权人自己不能直接去的作为权利内容的利益，二无比通过他人的特定行为间接取得。[13]死者的人格权益应当得到民法的保护，这个结论在今天已经是不正的结论，这个结论的得出，却经历了长期的实践和理论探索的过程。死者人格权益的保护方法及范围
个人性基本权利在西方宪法文本中的具体内容主要包括：（1）人身完整的权利，主要指出生命权；（2）人身自由 与人身安全，这其中包括人身及人身自由不受侵犯，免受奴役，迁徙自由，通讯自由，保有私生活秘密，住宅不受侵犯的权利；（3）人格 尊严的保护；（4）宗教信仰的自由。我们主要讨论人格尊严和人格利益的保护。在一九九三年八月七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第五条规定：死者名誉受到损害的，其近亲属有权向人民法院起诉。《著作权法》、《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费的若干问题的解释》都对于死者的人格权益进行了保护。个人认为，应从以下几点考虑：
4.1在关于民事权利能力的立法上
应当坚持《民法通则》第9 条“公民从出生时起到死亡时止，具有民事权利能力，依法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务”的规定，在所有立法和司法解释中不出现诸如“死者名誉权” 等容易产生误解的用语，将理论的研究成果落实到实务中。4.2在著作权保护的立法上
《著作权法》第20 条与《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20 条的用语应作修改，建议修改为如下条文：“作者的署名权、修改权、保护作品完整权在作者生存期间受法律保护。作者死亡后，其近亲属有保护其作品之署名和作品完整性并排除他人非法侵害的权利。”“自然人和法人有侵害死者作品署名和作品完整性行为的，应当停止侵害、消除影响并 9
向死者近亲属赔礼道歉。”在最终判决做出前，法官还可以做出预先裁判，责令行为人停止出版、禁止发行流通，或责令将出版物全部或部分予以查禁。4.3完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
采取财产方式和非财产方式并重“双轨制”。在保护死者人格利益的责任方式下，也应适用民法上的精神损害赔偿责任。因为对死者人格利益的侵害，往往也侵害了死者近亲属的精神利益，所以此时适用精神损害赔偿，不仅是对死者人格利益损害的补偿，也是对其近亲属精神利益损害的一种抚慰。但我国民法通则在精神损害的责任方式上虽也采用了“双轨制”，但非财产方式和财产方式是一种“主次适用型”的关系，而是不并重关系，这不符合人格利益保护的发展趋势。实践中主要是名誉、隐私、姓名、肖像，《最高人民法院公报》公布的几起案件均为对死者名誉的侵害。有学者提出，保护范围仅限于姓名、名誉和肖像。披露死者隐私并不因此损害死者名誉，则不应使行为人承担侵权责任。[15]本人认为，是否承担侵权责任还需具体分析。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社会文明的进步，对人的评价，不仅注重道德的评价，而且注重经济价值的评价。从世界各国的立法来看，大都采用财产方式和非财产方式并重的责任方式，值得我国借鉴。4.4关于保护死者人格利益的期限问题
请求保护死者人格利益的期限不能是毫无限制的，具体情况应当具体分析。笔者认为这需要从两方面来考虑：
1、当侵害死者人格利益损害死者近亲属利益时，应该有期限限制。比如设定为正常的三代人的时间距离。2、当侵害死者人格利益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时，比如侵害毛泽东、邓小平、周恩来、朱德的肖像时，提请侵权损害赔偿请求诉讼可以不受时间限制；如果侮辱死者将构成对历史的玷污、伤害全体国民的感情, 即使是死者年代久远，也应当允许有关国家机关或者个人提出诉讼。
我国对于死者人格利益的法律保护,还处于探索之中,虽然取得了一些进步,但总的来说,我国死者人格保护立法还不完善。无论学术界还是司法实务界都在为完善我国法律体系而不懈努力,相信死者人格利益在不久的将来会得到完善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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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 王利明，《人格权法新论》，法律出版社，2013年6月，第109～111页。[2]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配套解读与案例注释》，2013年5月第一版，139页。[3] 王利明，《家事法》，法律出版社，2013年6月第一版，449页。
[4] 佟柔主编，《中国民法学•民法总则》，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98～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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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黄道秀等译，《俄罗斯联邦民法典》，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版，第77～78页。
[7] 薛军译，《埃塞俄比亚民法典》，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20页。[8] 马晓龙，《我国死者人格法律保护的理论研究》，重庆大学2008年硕士学位论文，第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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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奥]考次欧等，于佳楠等译，《针对大众媒体侵害人格权的保护：各种制度与实践》，中国法制出版社2013年版，第170页。
[12] [德]马克西米利安·福克斯，齐晓琨译，《侵权行为法》，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68页。
[13]王利明，《家事法》，法律出版社，2013年6月第一版，147页。[14] 赵中孚主编，《商法总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2页。[15] 梁慧星主编，《中国民法典草案建议稿附理由》（侵权行为编、继承编），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125页
致谢词
我的毕业论文是在王敏老师的精心指导和大力支持下完成的，老师渊博的知识开阔的视野给了我深深的启迪，论文凝聚着老师的汗水，王老师以严谨的治学态度和敬业精神深深的感染了我对我的工作学习产生了深渊的影响，在此向王敏老师表示衷心的谢意。
这三年来感谢山东农业法学文法学院法学专业的老师对我专业思维及专业技能的培养，你们在学业上的心细指导为我工作和继续学习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在这里我要像诸位老师深深的鞠上一躬！特别是我的指导老师王敏老师，这三年来，在思想以及生活上给予我鼓舞与关怀让我走出了很多失落的时候，“明师之恩，诚为过于天地，重于父母”，对王敏老师的感激之情我无法用语言来表达，在此向王敏老师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和最真诚的谢意！
感谢这三年来我的朋友以及法学（双）7班的四十多位同学对我的学习，生活和工作的支持和关心。三年来我们真心相待，和睦共处，不是兄弟姐妹胜是兄弟姐妹！正是一路上有你们我的求学生涯才不会感到孤独，马上就要各奔前程了，希望你们有好的前途，失败不要灰心，你的背后还有法学（双）7班这个大家庭！
最后我要感谢我的父母，你们生我养我，纵有三世也无法回报你们，要离开你们出去工作了，我在心里默默的祝福你们平安健康，我不会让你们失望的，会好好工作回报社会，为祖国的伟大复兴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金锐 2015年3月20日
第五篇：论律师事务所的双轨制利益分配机制
论律师事务所的双轨制利益分配机制
发布时间： 2013-06-03 14:16:56 作者：李群河 杨维维 刘晓林 来源： 恒和信律师事务所 我要评论(0)摘要： 律师事务所是否有一套完善的律师分配管理机制，关系其生存与发展。但目前部分合伙制律师事务所的分配制度...恒和信律师事务所 李群河 杨维维 刘晓林
一、律师事务所利益分配制度的发展阶段
回顾我国律师业发展的历史，律师事务所分配方式的发展大致可分三个阶段。（1）律师业恢复之初，律师事务所具有浓厚的计划经济色彩，律师的身份属于占编人员，按级别领取工资和津贴，因而此阶段基本上无所谓分配问题。（2）进入上个世纪90年代后，合伙合作制律师事务所由试点到推开，随着律师对社会生活的参与度加深，律师的收费也逐渐提高，出现一批有一定知名度的律师事务所，在某些领域（如金融证券、涉外业务领域等）形成一定的品牌优势。其时，律师事务所的内部分配机制大都采用成本分担制，事务所各律师业务相互独立，业务创收及成本独立核算，收益分配各自为政。（3）90年代中后期，随着国办所的改制，涌现出一批合作更紧密、更注重整体及事务所品牌的律师事务所，事务所利益分配机制逐渐由成本分担制向利润共享制过渡，但这种模式只限于经济发达地区的大所名所，大部分所实行的是提成制或以提成制分配方式为主其他方式为辅的分配制度。
二、律师事务所几种主要分配方式的论述
目前，合伙制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利益的分配制度主要有以下几种：（1）平均分配制；（2）份额分配制；（3）各自提成制；（4）计点制。
（一）平均分配制
所谓平均分配制，是指合伙人均摊成本，均享收益的分配方式。在这种分配方式下，合伙人间不再计算每个人的创收数额和应摊成本，每年的事务所的收入减去支出后的余额由合伙人等额进行分配。
这种分配方式比较适用于合伙制事务所的发展初期，此时事务所的规模较小，业务量也较少，合伙人之间的业务能力没有明显差异，合伙人的主要关注点在于如何尽快拓展业务，而较少关注个人利益。因此，在发展初期采用这种分配方式有利于保持合伙人队伍的团结，促进合伙人之间的协作，并通过这种团队的形式使合伙人互相进行磨合，建立起合伙人之间的相互信任。但是当事务所发展到一定规模，事务所的业务量逐渐增加、合伙人数目逐步增多且合伙人间的业务发展不大均衡的情况下，平均分配制就会逐渐暴露出某些问题。
（二）份额分配制
所谓份额分配制，是指合伙人之间按照出资份额或者约定份额分配利润的分配方式。在这种制度下，合伙人分配利润的多少取决于合伙人出资的多少或约定的分配比例的高与低，而不是取决于其对事务所的贡献。对于这种分配方式，不论其承担成本的方式是均摊成本，或者是按比例（约定比例、出资比例或者创收比例）承担成本等等，都不是一种可取的分配方式。对于按照出资份额分配利润，实际上抹杀了合伙制“人合”的特征，抹杀了事务所的发展动力和创收来源都在于合伙人、律师及其拥有的知识这一规律，而使事务所从性质上成为了“资合”公司。
（三）各自提成制
各自提成制完全是按照个人贡献来分享利润，虽然尊重了合伙人的个人贡献，能鼓励合伙人个人快速发展，但对于合伙制律师事务所的发展来说，各自提成制忽略了合伙制要求的共同性，这种共同性要求合伙人之间共同努力，共同促进合伙事业的发展，要求合伙人之间权利义务的一致性。而在各自提成制的情况下，实际上合伙制已名存实亡，合伙几乎已变成了合伙人个人开业的联合。可见各自提成制无法充分发挥合伙人的整体优势，提高事务所的整体竞争力，必然会使事务所在一些需要综合法律服务的大型项目中处于劣势地位。
（四）计点分配制
所谓计点制，一般是指根据每个合伙人的资历及贡献等要素按照事先确定的标准折算成相应的点数，再根据每个合伙人的点数来确定其在利润分配中应占的比例。合伙人根据其点数的多少来决定当年应分配利润的多少。
计点制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平均分配制和各自提成制在事务所发展到一定规模后的弊病，既考虑了合伙人权利义务的一致性，维护了合伙人队伍的团结，从而使合伙人能够充分团体优势，又考虑了合伙人对事务所贡献的不一致性，鼓励了合伙人发展的积极性，从而使合伙人能够充分发挥个人才能。因此，目前对于规模比较大的事务所，计点制不失为一个比较好的分配制度。当然，计点制在实行中也会有一定的困难，主要体现在合伙人就如何确定能够折算成点数的具体指标以及如何将这些指标具体量化为点数上会产生一定矛盾，这就需要合伙人之间进行协商、沟通和妥协，最终达成一个大家相对比较满意的方案。
通过以上四种利益分配制度的比较，每种制度都有其优缺点，都在事务所的不同发展阶段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并且，后面发展起来的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比之前的制度更加的完善，更加的科学，但是，因为每个事务所面临的具体发展问题不相同，所以在利益分配方式的选择上各具特色。
三、律师事务所利益分配方式的选择
事务所在发展的不同阶段所采用的分配方式可能会有所不同，因为不同阶段的发展需要与其相适应的分配模式，适宜的分配模式会激发律师的潜能，促进律师事务所的长足发展，反之，不适宜的分配模式将会阻碍它的发展甚至出现倒退，因此，律所应当因时制宜，明确自身的发展阶段和发展需求。
比如中伦金通，他在合伙形式和分配机制方面经历了三个阶段，从合伙人“利润均享”阶段到“成本计点制”阶段再到目前采用的“利润计制”，可以说，目前的分配制度暂时满足了他的发展需要，并且在不断地改进；再比如君合律师事务所，君合采用整体核算式的收支统一管理制度。对成本承担，君合采用的是事务所综合成本和个人成本分别支付的方式。对于利润的分配方案，则根据三个原则来确定：一是多劳多得、鼓励创收。二是体现事务所的整体合作。如规定事务所纯利润的30%可以按照合伙人人数平均进行分配；三是考虑综合因素。金杜在经济体制上采取整体核算式的管理制度，事务所成本由事务所同一支付，利润分配按照利润评价结果，实行计点制分配。对于合伙人的业绩评价，强调以完成业务收费定额和为事务所工作时间总量并重为基础，由管委会依据合伙人协议规定的内容和要求综合评价。事务所对合伙人的年终评价应优先肯定和考虑那些业务收入额大且为事务所工作时间量大的合伙人，并根据合伙人协议予以肯定、鼓励和奖励。
就笔者所在的四川恒和信律师事务所的现状为例，原有的提成制利益分配模式不能满足恒和信所的发展要求，已经成为恒和信所发展壮大的瓶颈，因此，制定新的行之有效的利益分配模式已经迫在眉急，在新的阶段，综合分析恒和信所的利益结构模式和发展方向以及律师的利益诉求的前提下，恒和信所的利益分配模式偏向于计点制。它对于激发事务所的团队建设、业务交流和沟通以及长期的可持续发展是有促进作用的，所以，这种计点制作为律所发展背后的利润分配模式将成为选择的重点，在计点制下，又包括了很多种计点方式，如成本计点制、利润计点制等，具体选择何种计点制要充分权衡其利弊以及该种方式是否有利于律所的长期发展。
可以说每个律师事务所的分配机制各不相同，因为每个事务所的发展问题千姿百态，所以恒和信所的发展模式不能照搬其他所得具体措施，而只能因地制宜，制定适合自身的分配制度，当然，可以以其他所的成功模式为借鉴，在此基础上，根据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同律师、助理以及行政人员等本身在事务所中的职责不同，形成有恒和信所特色的双轨制利益分配机制。
四、恒和信所的双轨制绩效考核机制
恒和信所在分析各种分配方式以及其他事务所的实践状况后，初步形成了具有自己特色的分配制度，并根据管理对象的不同，制定了两套不同的利益分配体系，两套体系都主要还是以计点制为核心，但在具体操作上又不同于现有的实施计点制的事务所。所谓双轨制绩效考核机制就是指根据对象的不同制定不同的考核机制，具体而言，就是在事务所中划分为合伙人和律师、律师助理、行政人员两大类，根据两大类在事务所中的角色不同制定不同的绩效考核机制。双轨制制定的必要性在于两套制度的目的不完全相同，针对合伙人的考核制度的目的在于合理平衡合伙人之间的利益分配，使合伙人在不断拓展业务的同时，还能积极的投身于事务所的行政管理和品牌的建设中去；而针对律师、行政人员等的考核制度的目的则在于激发他们的主观能动性，并关注事务所的公共建设。
（一）针对律师、行政人员等的绩效考核
针对所有律师和助理以及行政人员的绩效考核机制，考核的内容包括主要业务完成情况和公共事务建设，两部分的基准分分别是60分和40分，在主要业务下，根据员工工作性质的不同，制定相应的业务标准，每一等级的业务标准对应规定的计点数，年终，根据员工的业务完成情况计算出其计点数；而在公共事务建设方面，则主要由两方面内容组成，分别是加分项目和扣分项目，在加分项目下包含一些具体的要素，比如在某著名刊物发表文章或得到奖励；被评为优秀律师扩大了事务所的知名度；承办影响力案件提高了律所的声誉；通过电视、广播等媒介扩大了律所的知名度等，根据具体的情形予以增加相应的分数，同理，减分项目也包括一些具体的要素，诸如:上班迟到或者不参加每月的集体学习；服务态度不好，被客户投诉等其他有损事务所声誉的行为。根据增减分的具体要素对员工进行考核、计分，被考核对象两部分的年终综合得分将成为评选优秀员工的标准以及作为调薪的依据。这种制度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克服律师只关注业务，不注重整个事务所团队发展的弊端，使其在做好自身的本职工作的同时，还能积极的投身于事务所的建设中去，而不仅仅把律所只当做是工作的载体，使事务所不单单是合伙人的事务所，而是整个团队中每一个成员的事务所，这样才有利于事务所的长期发展和不断的壮大。
（二）针对合伙人的绩效考核
而对于合伙人，因其业务和工作范围以及职责的不同，所以需要制定一套不同于一般的律师、助理以及行政人员的制度，这样的区别性制度的建立主要是为了工作的效率化和专业化。以恒和信所为例，如在合伙人之间，通过协议将事务所税后利润总额的30%作为待分配利润（30%M），将计点的基数分为四部分，分别为事务所投资、资历、业绩以及事务所公共建设贡献，所占比重根据合伙人会议达成一定的比例（如12%，8%，70%，10%），首先，根据合伙人的原始投资额来确定一定的计点数，并且该投资除了参与本的利润分配以外，还可以累积参加下一的分配；其次，对于资历，资历是一名律师工作经验的最直接的证明，同时，资历还包括律师的学历，所以资历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律师的职业能力，因此也成为考核的重点，如工作一年计点为1，以此类推，直到达到最高限制，同样资历作为经验的累积，除了参与本的利润分配以外，还可以继续参与下一年的的分配。再次，业绩作为合伙人的核心事务，在所有的考核内容中占的比重自然也应该是最重的，应该是考核的核心部分，如规定以10万为一个计点档次，每增加10万计1点，事务所可以根据自身发展阶段的不同，来规定相适应的计点档次，促使合伙人不断的拓展自己的业务，发展业务量；最后是事务所公共事务建设，将合伙人对事务所的公共事务建设具体为若干要素，如：担任社会公共职务或者是参与政府活动、发表重要学术论文或者著作并扩大律所荣誉、获得重要嘉奖或者通过电视、报纸等媒介扩大事务所知名度等等，根据合伙人的完成情况来确定计点数；年末，统计出每个合伙人各计点项目的计点数（如xn，yn，zn，wn），计算出合伙人的各项目计点数分别在该项目所有合伙人计点总和中所占的比重（xn/∑xn，yn/∑yn，zn/∑zn，wn/∑wn），再根据个项目在待分配利润中所占的比重，利用加权平均计算出每个合伙人的四个项目分别应分配的利润，即：30%M*（12%* xn/∑xn+8%* yn/∑yn+70%* zn/∑zn+10%* wn/∑wn）。
通过计点制作为合伙人之间利润分配的依据，能够有效的调动合伙人的工作节奏，能相对兼顾律所建设的其他方面，使其工作重心有所偏移，不至于一味的倾注在自身业绩方面，当然，业绩作为律师的本职工作肯定也是计点考核的核心所在。根据已经实行计点考核制度的律师事务所的发展经验，这种制度在事务所的发展中体现出了他的优越性，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事务所的发展矛盾。恒和信所制定的双轨制也将在事务所的发展实践中来检验其实用性和科学性。
五、总结
以上是以恒和信所对自身现阶段的认识以及为了更长远的发展初步形成的利益分配模式，其实，在国外，绩效考核，不管是针对律师、行政人员抑或是合伙人，都是人力资源管理中的一部分，绩效考核对于事务所业绩的快速增长起到了积极地推动作用，同时，对于律师和行政人员的素质，对外树立品牌形象以及推动事务所的稳定发展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是，在中国，真正实施绩效考核机制的事务所寥寥无几，考核不仅仅同奖励、惩罚联系在一起，更重要的是透过绩效考核，可以建立和健全选用人才制度，并根据律师事务所发展目标和价值决策的取向，以系列可量化指标来激励约束员工的社会行为，激发和提高员工事业心和社会责任感，从而建立良性的监督、培训及管理循环机制，以促进事务所的繁荣稳定和健康发展。因此，恒和信所也是在发展中不断的寻求和探索适合自身发展需要的利益分配制度，并且敢于在实践中来验证这些制度的合理性和适当性，以求寻找到一条真正能满足发展并能够促进发展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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