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制度的作用。doc
制度的作用
核科学技术学院核反应堆工程091班 学号：20094160127姓名：王志皓
经过几个周上齐老师的当代西方经济选修课后，让我从一个有一个经济学知识上的白痴成为了一个 对经济学有了一点点初步的了解和认识。同时老师上课的幽默风格也是我十分喜欢听他的经济学课，或许是爱屋及乌吧这样就是我也对经济学产生了一点小小的兴趣。上了几堂经济学课程之后齐老师叫我们谈谈在经济学中制度的作用。我现在站在作为一个经济学的爱好者的立场上将谈一谈我对制度作用的理解和认识。我将首先从社会和谐这个大的方面引入我今天要谈的内容。
首先社会和谐的相对程度可以用交易成本的高低来刻画。社会是一个分工而又合作的社会。分工深化及其效率能否实现，合作能否达成并获得合作剩余，这将完全取决于行为主体之间的冲突与矛盾能否化解、相互交易能否顺利。由于协调行为主体的任何关系与交易都必须耗费一定的费用，所以交易成本的高低决定着社会的和谐程度。但是，交易成本的高低又取决于人们在交易过程中所形成的一系列规则即制度是否合理。若制度合理，则交易成本就低，交易也会较顺利进行，进而分工所带来的收益也就能顺利实现；否则，分工虽然能降低生产成本，但交易发生困难，分工带来的收益就会因交易成本过高而受损，甚至根本无法实现分工的收益。可见制度对经济运行和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正因为如此，所以新制度经济学家认为，造成国家间贫富差别的主要根源就是是否有一套好的制度有效地减少社会运行的交易费用。
制度是约束人们行为及其相互关系的一套行为规则。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在于以有效制度安排来调节矛盾和冲突，减低社会运行的交易成本。良好的制度对于社会和谐具有多方面的价值：
一是制度的规范功能。在一个竞争开放的现代社会中，透明公正的制度可以为行为主体确定竞争规范，减少人们行为预期的不确定性，这样可以大大降低交易
成本，从而增进社会福利。因此，制度主义者认为现代政府最重要的公共服务就是通过提供优良的制度尤其是政治和法律制度，来为社会行为主体确定行动的边界，确定他们的权利与义务。
二是制度的凝聚功能。制度背后无疑都承载着特定的精神观念与意识形态。因此，一个得到贯彻的良好制度的背后，本身就反映着社会共同体成员对某种价值观念的承认与尊重。共同的制度精神及其价值观，会强化社会成员彼此之间的认同感，从而起到凝聚社会力量的作用，特别是将大大增强社会在面临危机和挑战时的能力。
三是制度的协调功能。一方面是协调个人行为。个人对现行制度安排的法理性的认同和信赖，能淡化机会主义行为，减少搭便车行为，降低交易成本。另一方面是协调交易行为。制度是个人与环境达成“一致”的一种节约交易费用的工具，即人们通过在实践中形成的意识形态和习惯准则，达成一种个人与外部世界的确定关系，并以“世界观”的形式出现，从而减少了是与非、善与恶、美与丑等若干价值判断与行为判断，从而达成“一致同意”的信息费用与谈判费用，因而大大简化了人们认知和选择的过程，节约了信息费用。同时，它所包含的与公正相关的道德评价，有助于缩减人们在相互对立的理性之间进行选择时所耗费的时间和成本，节约交易费用。
构建和谐社会依赖于制度建设，依赖于一套好制度的形成。而所谓的“好制度”，就是能够存在自发地持续有效地减低社会运行的自动解决冲突的自我执行机制。而这类执行机制至少包括三个方面：
首先是市场机制，因为市场机制能够有效地分配机会。将市场看作是一个交易场所是大众化的认识，但经济学家更多的是把市场看成是一种资源配置方式。在市场上，各种资源的稀缺程度通过价格形式得到反映，交易参与者则根据价格及其变化来作出反应，即价格是市场配置资源的最主要形式。由于价格信号在市场机制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人们往往也把市场机制称为价格机制。哈耶克深刻地
指出，价格制度是一种使用知识的机制。由于市场信息的分散分布，往往只有个体最清楚什么对他才是最优的，而其他人很难代其作出决策，因而资源配置最有效的方式就是分散决策，而对于分散决策只有价格机制才是最适合的。
其次是保障市场有效运行的明确而分立的产权，因为明晰的产权运行机制能够有效地界定责任。产权制度是一种基础性的经济制度，它不仅独自对资源配置及其效率有重要影响，而且又构成了市场制度以及其它许多制度安排的基础。产权制度既是市场交易的前提，又是市场交易的结果。一个有效的产权制度，应明确界定行为主体获取与其努力相一致的收益的权利。而只有明晰的产权才能使当事人的利益得到尊重与保护，从而使行为主体的内在动力得以激励。
再次是维护竞争并保护公平的道德约束及其治理机制，只有存在有效的治理机制才能够协调各种社会组织并形成行为约束，其中政府的作用尤为重要。和谐社会的执行机制既是资源配置的运行机制，更是一种制度体系、社会组织方式和信念体系。因此，构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和谐社会，必须强调政府的作用。市场制度的存在是有其前提的。市场制度由于其本身是公共物品，可能会出现“公地悲剧”，因此需要一些制度安排及治理机制来促使市场制度发挥作用。政府为市场经济的运作提供基本必需的制度基础，比如界定和保护产权，维护合作与竞争秩序，通过动员道德资源降低社会运行成本等。构建和谐社会的制度基础，政府作用的关键是维护经济自由、保护个人权利，并提供必要的政治条件和法律条件。
从上所述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到制度在社会和谐这个大的方面所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无规矩不成方圆，任何的事情都需要一个制度来约束，制度应该在我们每个人心中建立起来，每个人都做到心中时刻有制度，做一个有制度遵守制度的好公民。最后让我们心中牢记用制度去构建社会的和谐，美丽自己，美丽家园！
第二篇：制度的作用是什么
制度的作用是什么
---读《好战略，坏战略》有感
为什么要有制度？如果把企业比作是一个国家，制度就是法律，它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制度是维护公平、公正的有效手段，是我们做事的底线要求，违反了制度，就要受到惩罚。同时，在制度以上，我们也还有无限的空间可以把事情做的更好。比如说，我们的制度规定，每天上班时间是早上8：30，这就是底线，迟到了就要受到惩罚，但我们也可以7：00或7：30就到岗，提前打扫卫生或进行班前准备工作。好员工是具有这种优秀品质的，他们就像生活中那些品格高尚的人一样，会赢得周围人们的尊重。
制度如何维护公正、公平？激励有正激励和负激励之分。工作做的非常好，我们给予奖励，这是正激励。违反了制度规定，我们进行处罚的，这是负激励。如果有人违反了制度规定，而不予处罚的话，无疑是处罚了那些遵守制度规定的人们，显然有失公允。因此制度的制定、实施，是和奖惩体系密不可分的，通过即时奖惩，从而维护了更多员工的利益，保证了公平和公正。
制度会限制人们的自由吗？不会！所谓民主，是指制定规则的程序是否公开，是否考虑了各团体的利益而言。自由是指通过民主程序制定的规则以内，人们的行为空间。所以只要规则的制定过程是合理的，我们会更加自由。美国的法律数千种，你听说他们没有自由吗？
总之，制度的作用在于使我们知道，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惩恶扬善、维护公平。一个企业，在30人以下时，可以用直接命令的方式进行有效管理；30人以上800人以下，则必须制度化，才能进行有效管理；800人以上时，不仅要有完善的制度，还要有优秀的企业文化，才能进行有效的管理。我们必须建立起制度化的管理模式和执行文化，才能使公司走得更远、更好。
由于制度的“内生性”问题导致我们无法区分制度的作用和产生这些制度的特定环境的作用，因此任何对制度作用的简单看法都是站不住脚的。
下面列举了一些制度案例，解决制度“内生性”问题的出路在于进行反事实推理。但是进行反事实推理面临着重重的现实困难，而一个制度的好坏最终还是要看它产生的结果如何。哪怕是一群流氓，靠好的制度也能建立文明的国家，澳大利亚就是例子。
英国人首先把澳大利亚作为一个流放囚犯的地方。1788年1月18日，菲利普船长率领战舰押解700多名犯人来到这个不毛之地，11月26日，英国流放到澳的第一批犯人抵悉尼湾，英开始在澳建立殖民地，后来这一天被定为澳大利亚国庆日。
此后80年间共有16万英国犯人被流放到此，澳洲被戏称为囚犯创造的国家。如今的澳洲生活富余，大家都有所了解。这就是一个制度起正向激励导向作用的例子。下面再讨论几个有关制度的案例。
（1）据说盗墓一般要两个人，比如打一个洞，其中一人下去取珠宝玉器，另一人上面用绳子系上来，但一开始，经常发生了拉绳人见财起异抛弃下面同伙而去的事。于是演变为盗墓团伙以父子居多，但也发生了儿子扔下墓里亲爹的事。最后行成行规：儿子下去取货，老子上面拉绳子，就再没出现过把人落在墓坑的事。
如果这算是制度建设的鼻祖，那么不妨以贼为师。
（2）有七个人曾经住在一起，每天分一大桶粥。要命的是，粥每天都是不够的。一开始，他们抓阄决定谁来分粥，每天轮一个。于是乎每周下来，他们只有一天是饱的，就是自己分粥的那一天。后来他们开始推选出一个道德高尚的人出来分粥。强权就会产生腐败，大家开始挖空心思去讨好他，贿赂他，搞得整个小团.体乌烟障气。然后大家开始组成三人的分粥委员会及四人的评选委会，互相攻击扯皮下来，粥吃到嘴里全是凉的。
最后想出来一个方法：轮流分粥，但分粥的人要等其它人都挑完后拿剩下的最后一碗。为了不让自己吃到最少的，每人都尽量分得平均，就算不平，也只能认了。大家快快乐乐，和和气气，日子越过越好。同样是七个人，不同的分配制度，就会有不同的风气。
没有组织制度的组织是危险的。我们没必要非要讨论人性本善还是本恶，合理的组织制度，必然是授权与监督同时存在的，既相信你的能力，又怀疑你的本性，但我要用制度来激发你性格中天使的一面，还要用制度来威慑你恶魔的一面。如果只有前者，再好的制度.也终将会毁于一旦，因为“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是人的天性；如果只有后一样，那就是暴政，也不能长久，因为人性中崇尚自由与平等的信念必然喷发。只有两者的结合，阴阳相济，才会保证组织制度的健康良性的发展。
（3）有位律师朋友，跟我说他这两年“丢失”了不少朋友。这位律师为人豪爽，凡事喜欢“搭白算数”。众所周知，律师这个行业，是先收费后办事。但他帮朋友打官司或 者协调案子，都是先帮人把事办了再说，事办妥了，案子结了再收费。他说这是对朋友的真诚。但他不理解的是，这些朋友接受过他法律援助或其它帮助的朋友，后来却大部分成了陌路人。原因在于，他一开始没有签订收费标准的协议或合同，要钱的时候双方就会产生争执。最后做不成朋友。后来，我给他建议，让他在给朋友办事之前，也要先签定合同，谈好服务费用。签定合同或制度的目的，就是不让朋友有做坏人的机会。一开始就声明会产生哪些费 用，哪些属于朋友帮忙，哪些属于工作责任。先小人后君子，就不至于让朋友最后想赖帐，一方面有言在先，另一方面，即使赖帐也还有合同作为法律依据。让对方心存芥蒂，不敢去“演”坏人。这样能让友谊长存。人的欲望是无限的，本性的好坏也是随时而变的，只有在明晰了名分之下的责权利，再有一套组织制度去监督，这样才能人尽其能，才会有一个和谐的环境。（4）某县法院有一位庭长。他工作认真负责，执法刚正不阿，特别是不讲情面，不许谁打招呼。只要是有违法律公正，他都置之不理。因此，他就得罪了许多人。这些人散布一些无中生有的谣言，某些领导也经常到他办公室“查岗”，由于这位朋友经常走访当事人或者外出做庭外调解，于是便经常被领导查出溜岗的“缺点”。于是，在年底的人事调整中，他被免去庭长，在法院里安排了一个闲职。这样的人事调整，给他极大的打击，也促使他反思自己的所作所为，渐渐地悟出了某些“道理”： 多做事、多出错、多得罪人。于是，他便准时上下班，天天坐在办公室，喝茶、看报、玩电脑游戏。不料这样一来，群众反映反而好了，领导也表扬他上下班准时，也似乎改变了对他的看法。
（5）小平同志有一句名言：好的制度能让坏人干不了坏事，不好的制度能让好人变坏。通常认为，如果一个人在同一个地方摔两次跤，他会被人们笑为“笨蛋”，如果两个人在同一个地方各摔一跤，他们会被人笑为两个笨蛋。按照“修路”原则，人们正确的反应应该是：是谁修了一条让人这么容易摔跤的路？如何修正这条路，才不至于再让人在这里摔跤？如果有人出错，可能是个人的原因；如果有人在同一地方重复出错，那肯定是路有问题。
如果你发现有人工作偷懒，不一定是人的本质是惰性的，很可能是因为现行的规则即“路”能给他人偷懒的机会；如果你发现有人不求上进，不一定是他不思进取，很可能是因为现行的激励措施还不够得力；如果你发现一个人经常加班到很晚，不一定是他具有为公司奉献的精神，很可能是因为他自己的工作方法不得当甚至故意赚取加班费；如果你发现一个公司经常出现扯皮现象，不一定是大家都喜欢推卸责任，还很可能是因为“路”上职责划分得不够细致明确。只有好的制度，才不会让好人有变坏的机会。
殷松瑜 2015.10.18
第三篇：监事会制度的作用
监事会制度的作用
第一,保护股东利益,防止董事会独断专行。公司规模尤其是股份公司规模越来越大,出现了大多数股东的投机化现象,即股东更多关心的是自己在股市的投资收益,而不是公司的经营状况,股东以及股东会显然不可能有效行使公司经营的监督权。而且监事会对股东大会负责。对公司财务以及公司董事、总裁、副总裁、财务总监和董事会秘书履行职责的合法性进行监督，维护公司及股东的合法权益。正是基于此,监事会凭借出资者(股东)赋予的监督权,代替股东专职行使监督董事及董事会的职权,成为了保护股东利益、防止董事会独断专行的必然选择。
第二,维护公司及其股东的财产安全等合法权益。监事会制衡机制的工作重点在于监督,而监督的最终目的也正是为了保障公司和股东的合法权益,主要是财产安全的权益。
第三,保护债权人利益,防止损害债权人利益行为的发生。依据 《公司法》规定,无论是股份有限公司还是有限责任公司,承担的均是有限责任,而这种有限责任是以牺牲债权人的利益为前提的。公司财务会计的任何虚假记载都是对债权人的欺骗,公司财产的实际减少也直接对债权人债权的收回构成威胁。法律为了公司债权人的利益得到充分的保护,设立了监事会制度,监督公司的财务会计状况,防止公司违法行为的发生。
对监事会制度的建议
第一，深刻认识到监事会监督是法人治理必不可少的环节。一是要加大宣传力度，让被监督企业董事充分认识到监事会监督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要积极配合监事会工作，树立在监督下履行职务的意识。二是要对专职监事进行职业培训，端正思想，深刻认识到监事会工作的重要性和历史使命。
第二，健全监事会相关法律制度，赋予相应工作职权。依法治国的前提是必须有法可依，监事会工作毕业要做到监督有章。《公司法》应进一步明确规定监督所必须的参会权《国有企业监事会暂行条例》应该尽快修订，增加监事会对企业重要事项决策和领导履行职务的情况监督的内容。增加监事会对董事会和经理层考核评价任免建议的权利和比重，增加企业配合监事会工作的相关约束性制度等。
第三，创新监事会体制机制，积极探索监督新方法。建议监事会成员结构应该采用互补优势的模式，融合财务审计企管法律经济等专业的架构，增强监督力量，适应国资监管发展新要求，同时，建议探索监事会原有体制下的分工合作机制，完善重点联系人制度勉强监事会与国资委、会计师事务所、企业内审等机构的合作，形成不同层次的监督合力，推动监事会工作的新台阶。
第四，健全监事会人员的考核激励机制。监事会是个特殊机构，具有双重属性，监事会的业绩考核与薪酬体系应该有所调整，给予监事会补贴或者奖金等，此外，建立健全监事会与企业和国资委干部交流制度，以激励其提高工作积极性和有效性。
第四篇：劳动合同制度的作用
【劳动合同制度的作用】关于制定《劳动合同法》的几点思考
一、应当明确劳动合同法的立法指导思想和宗旨。劳动法开宗明义旨在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劳动合同法是不是还应当秉承这一宗旨，以劳动法为依据继续贯彻落实这一“以人为本”的精神。这一点十分重要。劳动合同表面上看规范的是平等主体之间的劳动关系的法律制度，事实上劳动者相对用人单位依然并永远处于弱势地位。因此，劳动合同法也应该遵循劳动法确定的基本原则，向劳动者倾斜。
二、制定劳动合同法必须明确其基本性质和作用。劳动合同作为一项法律制度是调整劳动关系的，还是规范劳动关系的，涉及立法的基本定位问题。泛泛的讲法律都是调整一定的社会关系的，但是劳动法已经明确是“调整劳动关系”的法律，作为下位法，劳动合同法似乎规范劳动合同制度的意义大于调整劳动合同制度的意义。建议明确：为规范劳动合同制度，保护劳动者及用人单位的合法权益，建立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依据劳动法制定本法。
三、关于劳动合同的定义问题。目前草案的界定是不妥的，草案的定义突出并肯定了在劳动关系中，用人单位是主动、强势、管理方，职工只是附属于用人单位的“提供有偿劳动”的被“管理、指挥、监督”的对象，似乎是劳动关系的客体，这不符合以人为本的基本要求，也不符合劳动关系平等主体之间的互惠互利关系的实际。这样的规定其导向是非常值得斟酌的。作为劳动合同的一般规定，应当是：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为建立劳动关系，就合同期限、劳动条件、劳动报酬、保险福利等事项确定双方劳动权利义务的书面协议。
四、关于调整范围问题。劳动合同中的用人单位指的是什么范围的用人单位，是否包括劳动法所界定的所有的企业、事业单位和机关。这是一个涉及事业单位改革方向的大问题，需要结合制定中的公务员法统筹考虑，回避不了的是劳动合同与聘用合同的关系问题。劳动合同包括不包括聘用合同，亦或是两种并列的合同制度。
五、主管部门对劳动合同制度实施监督管理的问题。加强监督完全没有问题，关键在于如何管理和监督，登记备案、鉴证审批、制定标准文本……这需要结合行政许可法并总结实践的经验和教训认真研究。思路是加大处罚力度，减少审批程序，取消标准文本和收费。
六、工会如何在劳动合同变更、终止、解除等重要环节上发挥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的作用问题。劳动合同是建立劳动关系的起始点，关系到劳动关系的合理、和谐，根据工会法的规定，工会有帮助指导劳动者与用人单位订立劳动合同，依法维护劳动者在订立和履行劳动合同过程中的合法权益的重要责任，在劳动合同法中应当将这些规定具体化，使之更有操作性。
七、关于劳动合同期限的问题。劳动法确定了三种劳动合同期限，即有固定期限的、无固定期限的和以完成一定工作为期限的。在考量如何解决用人单位“用新不用旧”、“使用职工黄金年龄段”问题的时候，其中一个思路就是限制有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期限和续约次数，同时规定终止劳动合同必须给予职工劳动合同终止的补偿金，且标准相对较高。这样可以通过经济手段引导用人单位签订相对长期、稳定的劳动合同。但是目前劳动合同法草案的3年限制性规定基本没有相应的配套制度支撑，即无前提、无制约、无激励机制。因此可能产生事与愿违的效果，是否符合中国国情值得商榷。某种意义上还侵犯用人单位的用人自主权，剥夺了劳动关系双方选择劳动合同期限的自由，虽然立法的本意是保护劳动者，避免劳动关系短期化，但是在目前中国劳动关系的实际情况下，这样的规定恰恰使短期化合法化了。
至少不应当排除签订直至职工退休年龄的有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的存在。如56岁的职工签4年的有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应该是准许的。
八、关于非全日制劳动合同的形式问题。非全日制劳动合同的确有灵活和短期的特点，但是这并不是对非全日制劳动合同不做书面形式要求的理由。劳动法规定劳动合同必须以书面形式订立，并不是没有关注到短期合同问题，之所以这样规定，是因为我们国家劳动关系双方法律意识相对都比较差，具体合同制度不发达，工会的制约力仍然不够等等，所以为证明劳动关系的存在和规范并证明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劳动法要求劳动合同一律以书面形式订立。非全日制劳动合同由于其灵活和短期的特点，更容易发生争议、更难于取证，因此更需要以书面形式订立。实际上，非全日制劳动合同不等于不确定性劳动合同，更不一定就是短期的。
九、关于劳动合同的试用期问题。劳动法关于劳动合同试用期的规定是过于原则了，急需细化。但是劳动合同法草案关于试用期的规定并没有解决这一问题，同时又违反了劳动法关于最长不超过6个月的规定，明确限制有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不得超过30日，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不得超过90天。这是不可取的，虽然我们欢迎缩短试用期。有固定期限的不超过30日，如果劳动合同本身就是25天如何解决，是否可以约定为25天为试用期。建议参考上海和北京的规定，分别不同情况作出有针对性的规定。
十、关于竞业限制问题。目前在实际操作中竞业限制有滥用的趋势，问题的关键不在于限制的时间和补偿而在于范围。我们认为应该严格限定“知悉本单位商业秘密”的范围界定，目前的规定太宽泛了，难以保护相对人的合理利益。如果用人单位采取全员约定将产生极大的社会问题。
此外，劳动合同中止时的待遇问题需要明确，情况不同待遇标准和来源也肯定不同;裁员的经济补偿标准过低，建议增加，应当与非过失性的解除拉开档次;用人单位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的程序，建议依照工会法的规定加以明确和具体化。
新华网北京2月11日电(新华网记者 王敏、陈菲)“《劳动合同法》实施两周年以来,多数省(区、市)规模以上企业劳动合同签订率在90%以上,大型国有企业达到100%。”全国总工会法律工作部部长刘继臣告诉记者,“两年来《劳动合同法》贯彻实施情况总体良好,劳动合同签订率明显上升”。
据了解,作为我国劳动法制史上一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法律,《劳动合同法》实施两年来,企业用工行为更规范,劳动者就业稳定性更强,劳动争议化解更及时,劳动关系更趋和谐。
1、劳动者保护有法可依 劳动者维权理直气壮
国际金融危机来袭时,一些企业把减员作为增效的手段,唐山贝氏体钢铁有限公司却不裁减一名员工,经工资集体协商后员工的人均收入比上年同期还增长了7.9%.这一举措,换来了员工士气大振。去年上半年,该公司实现利润1.2亿元。据统计,《劳动合同法》实施后,多数省区市规模以上企业劳动合同签订率在90%以上,且劳动合同短期化现象减少,中长期和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逐步成为主流。目前,广东省新签劳动合同期限60%以上为3年左右;江苏省1—3年期限的劳动合同数量比《劳动合同法》实施前增长12.89%。
据了解,《劳动合同法》实施后,劳动合同质量有所提高。与之前相比,各地新签劳动合同条款比较完备,对双方权利义务的规定比较明确,并且适应形势需要及时补充合同内容。记者了解到,截至2009年9月,全国参加基本养老、基本医疗、失业、工伤、生育保险人数分别达到21474万人、27399万人、12203万人、13459万人和8797万人,分别比上年增加1337万人、5088万人、558万人、1286万人和1022万人。1—9月,五项社会保险基金收入9471亿元,比上年同期增加2233亿元,增长30.8%。
2、促使企业用人从“粗放式”到“集约式”转变
“《劳动合同法》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是促使用人单位开始重视人力资源的管理,摒弃原有‘粗放式’的管理模式。”用人单位应根据《劳动合同法》的规定,修订或起草单位的规章制度,从而避免不必要的劳资纠纷。《劳动合同法》的实施,促使企业加强人力资源管理,用工秩序进一步规范。据了解,多数企业派出人员参加培训,学习《劳动合同法》,修订完善规章制度,补签劳动合同,规范薪资发放,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落实法律各项规定。
原来企业喜欢大量使用派遣工,认为这是企业规避劳动法的最好手段,《劳动合同法》颁布后,用人单位和派遣单位的义务都加重了,用人单位发现使用派遣工不但不能够转移风险,反而用人成本大大提高了。“越来越多的用人单位开始直接和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自己对劳动者实施管理。这说明企业越来越重视人力资源的管理,开始尝试对原有的管理进行细化。”国际金融危机下,企业用人更要走集约化管理之路。
3、劳动者维权意识逐步增强
《劳动合同法》的宣传和普及,使劳动者的法律观念逐渐加强。我国的劳动者开始重视维权,用法律的手段保护自己。”
“国际金融危机中,受影响最大的是劳动者,《劳动合同法》以法律形式规范了劳动关系的劳动契约,即使企业遇到危机,也不能随便辞退和裁员,劳动者可以用这部法律来保护自己。加上政府实施了其他政策,如就业、社会保险、补贴等来帮助企业走出困境,所以去年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4.3%,《劳动合同法》发挥了重要作用,功不可没。”记者了解到,《劳动合同法》实施后,全国各级工会推动配合各级劳动保障机构加强日常巡查、专项检查和举报专查,查处违反《劳动合同法》行为,有效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
据了解,各地在贯彻实施《劳动合同法》工作中,高度重视加大对农民工权益的保护。云南省对使用农民工集中的建筑业、住宿和餐饮业、制造业等开展劳动合同签约、工资支付等情况的重点检查。辽宁省沈阳市成立专门农民工维权中心,为农民工提供法律服务和帮助。
各地工会还帮助指导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积极会同劳动行政部门,针对不同行业以及不同类型企业的用工特点,分类制定规范、简明、实用的劳动合同示范文本。据了解,截至目前,全国各省(区、市)劳动合同签订率普遍达到或超过85%,据北京、上海等10个省、市调查,企业劳动合同签订率上升到92%以上,一些地方的劳动合同签订率达到95%。
同时,全国各级工会进一步推进集体协商和集体合同制度建设,规范劳动合同的签订
和履行,促进建立企业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和支付保障机制。目前,全国基层及基层以上工会参与签订集体合同110.7万份,覆盖企业190.8万个,覆盖职工近1.5亿人,占全国企业职工的60.2%。签订区域性、行业性集体合同20万份。开展工资集体协商、签订工资专项集体合同达41.7万份,覆盖职工5110万人。
4、切实加强和保障《劳动合同法》的顺利实施
目前《劳动合同法》贯彻执行总体情况良好,但还存在对《劳动合同法》的认识有偏差、配套制度不够完善、行政执法需要加强等问题。全总建议要进一步发挥各级人大权力监督职能,加大执法力度,保障职工劳动权益的落实。“要强化劳动行政执法工作,加强执法队伍建设,畅通投诉举报渠道,严肃查处违法行为。”刘继臣表示,要尽快出台《劳动合同法》相关配套制度,完善相关机制,推动《劳动合同法》贯彻实施。建议立法、司法、执法等机关和部门加快出台立法解释和答复,制定配套性法规、规章和司法解释,对《劳动合同法》中一些原则问题予以具体规范,增强法律的操作性,推动相关规定落在实处。
第五篇：浅析明朝的内阁制度及其作用
浅析明朝的内阁制度及其作用
徐德亮
赤峰学院历史文化学院，内蒙 赤峰
内容摘要：本论文的主要内容是研究明朝的内阁制度，首先通过明朝废除宰相设立内阁来阐述明朝内阁的前世与今生。然后再探讨出内阁它对皇权及对有明一代的两大辅政之一的阉党的制约及影响。再次通过对内阁权力的探析最终得出它依然是皇权的御用工具。关键词： 由来 内阁 皇权 权力架构 政治效能
一 明朝的废相与内阁的由来
在明朝初期一直秉行的宰相制度，皇权作为九五之尊享受至高无上的权威，而相权则把持全国最高的行政权力。宰相虽号为“奉旨办事”但实则不然，王朝的很多事情宰相是不与皇帝商量直接独断专行的。在这种情形下，如果当朝皇权是个“懒王”还好，如果当朝皇帝勤俭持政且有很强的权力欲那就糟糕了，君权与相权就会必然产生裂痕与矛盾，皇帝与宰相争权夺势形同水火，严重时国家的政策说瞬息万变有时也不夸张。国家机器无法正常运转下去了。前朝教训无数而距明太祖最近的教训就是蒙古人建立的元王朝。
在元王朝统治中原时期，由于很多帝王的文韬和武略都不足，元代皇权孱弱无能，所以宰相擅权。这些种种给明太祖朱元璋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而且明太祖也阅读了很多的史料，也发现了很多相权对皇权的掣肘。故而他终结了延续一千多年的宰相制度，并认为元代灭亡的原因就是将政权委臣，并最终导致欺上瞒下的原因所致。再加上明太祖对开国功臣本就有猜忌之心。终于借“胡蓝之狱”最终废除了宰相制，权分六部。
相权最终被废除了，皇权自然得到极大的膨胀。随之而来的自然是政务的大量增加。太祖每日批阅的奏章据《明史》记载大约为200多件。处理的各项杂务多达400多件。太祖的工作可以用“昧爽临床，日宴忘餐”①来形容。但依然无法做到完美无暇，唯恐出现差池。于是明太祖终于在身体所力所不及的情况下诏天下举贤才。于洪武14年（1380年）设立四大辅官。四大辅官皆来自民间，帮助皇帝协理政务监调四时。四大辅官是按照春，夏，秋，冬四季设立的，同时还作为太子的宾客。四大辅官按时令入朝，官位为正三品，以补皇权力所不及。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这四大辅官皆来自民间，对朝典朝章并不熟悉，难以娴熟。故而四大辅官在设立了不到两年便废止了。但却是明太祖对后世中枢制的进一步改革打下的一个很好的基础。
内阁制的真正开始形成始于明成祖朱棣时期，《明史》对内阁的解释为“以 其授餐大内，常侍天子殿阁之下，避宰相之名，又名内阁。”明前期由于皇帝都比较勤勉政事，内阁还只是作为一个“垂询”机构，同时为了避免内阁专权，成祖时期规定阁臣不得设立官署，不得专制诸司。阁臣的品位很低甚至不如一个外
省的知府。更不用说节制六部的尚书了。但是到了明仁宗朝的时候就发生了变化，内阁的职权和地位得到快速发展，其位高权重丝毫不亚于隋唐时期的宰相，《 明史》载：“ 仁宗而后，诸大学士历晋尚书，保、傅,品位尊崇,地居近密,而纶言批答,裁决机宜,悉由票。”②
有明一代内阁的职责范围是“献替可否，奉陈规诲，点检题奏，票拟批答，以平允庶政。”③“献替可否”是内阁帮助君主减否政务的主要方式。内阁大臣据皇帝的垂问阐述意见，这叫作“献”。君主表示认可并指示可以执行这叫作“献可”。如果阁臣对皇帝的方案有不同的看法称为“可否”。简单地将就是封驳之权。“奉陈规诲”,“陈”就是四书五经儒家经典著述，前朝明主的政绩和先皇祖考的遗训，“规”就是规章方法，用来教育和培养皇帝的，奉陈规诲就是内阁大学士利用课堂的形式向皇帝传授四书五经和安邦定国之术。“点检题奏”，因公事上书叫作“题”，因私事上书叫做“奏”，点检题奏就是内阁对诸司的各种奏章有预览之权。“票拟批答”始于英宗朝，也是明代中后期，内阁帮助皇帝平章政务的主要形式。除了上述职权外内阁同时还具有起草懿旨，参政议政，撰修帝王实录的权利。到了明后期，内阁大学士甚至拥有了选任官署的权力，例如万历首辅张居正在进行官制改的时候就提出“用舍进退，一切功实为准。”④在明崇祯帝在位时期，内阁又拥有了辖制军事的权力，如崇祯2年（1629年）后金侵明，而明朝派遣攘外的是内阁大学士孙承宗，他在通州誓师，比北方一定程度上收复了部分失地。
有明一代选任内阁大学士还是比较严谨的。明代的内阁成员一般是5到7人，有时也多达10多人。明代前期内阁成员并无品级高低之别，到了明代中后期，尤其是嘉靖朝开始设立首辅之职。内阁成员统称为辅臣，其中资历最深的人被称为首辅，往下是次辅和群辅。首辅位高权重，次辅和群辅只能望其项背。首辅主持内阁会议，次辅和群辅是没有资格的。明代内阁的选拔最首要的一点便是必须出身翰林，非翰林是不允入阁的。有明的的170多位内阁大学士中，通过尚书入阁的有110位，通过侍郎入阁的也有24位。绝大多数出身翰林，所以在明代翰林院又被称为“清要之地”。对于大学士的任用，明代初期是由皇帝直接提点的，称为“特简”。明代中后期，由于内阁权势的膨胀，内阁成员的选用变成了内阁成员向皇帝举荐人才入阁。
二 内阁制产生后对专制皇权及司礼监（宦官）的制约
明太祖朱元璋过逝后，其子朱棣即位后在其父亲的基础上又搞了个创举，设立内阁选拔阁臣协御机务。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明代内阁制度的演进也正是体现了我国传统官僚主义主义发展的一般规律。是顺应王朝的需要而建立的，但建立后却又有了要摆脱王权束缚的需要。内阁的设置本是为了加强皇权的需要，但随着内阁制度的发展，内阁被委以协御国政，替代帝王言行也成为必然事件。其由原
来的“垂询”机构发展并逐步拥有了参政权。并最终拥有了整个王朝官僚机构认可的最高决策的参与权。
内阁作为整个王朝运转机器的核心他们通过为皇权平章政务，力挽时艰，直言谏诤，发挥着对军国大政的核心参与及居中调停的作用。明代中晚期，虽然官场上对内阁首辅制度多有非议，并对内阁所拥有的部分职权大加攻击。但我们要清晰一点内阁的根本是服务皇权，内阁与皇权的关系是相互依存的矛盾关系。一定程度上来说内阁权力的稳固与皇权的稳固是基本一致的。特别是当王朝蒙尘之时，往往整个朝野都向内阁寻求悬壶济世之方。所以自成祖朱棣到末帝朱由检，历代皇权虽赋予内阁的职权有轻重差别，但均未想过要去取消它。也就是说内阁的稳定与整个王朝的稳定成正相关的关系。也意味着明代中央权力构架中内阁不可缺少，专制政治的强化离不开阁臣的调节和维护。同时当内阁彻底被冷落，内阁群体无法再挽救时艰，明朝的气数也就到头了。
对内阁制的整体进行分析，我们又会发现一种有趣的现象，他们必须协调好与皇权，司礼监（宦官）和六部尚书的关系。内阁群体虽然依附皇权受制于司礼监的辖制同时又有统调六部之权。尚是如此也不能轻视内阁之权威。因为内阁依附皇权就同时也拥有了节制司礼监的能力。司礼监与内阁是相互制约最终为皇权服务。如上文所述，内阁的建立是为加强皇权的权威而建立的，但是内阁一旦建立又同时拥有了脱离君权意志的现象。毫无疑问内阁的存在已依附皇权为为根本前提，这是谁也不能否定的。但我们也应同时看到作为内阁的辅臣群体在为皇权服务的时候是一个发挥主观能动性的过程，内阁可以用各种方式和途径来影响帝王的决策，甚至制约帝王的决策。无论是通过对帝王每日的传经布道，还是通过票拟，召对等形式面君。这其中的种种无不都夹杂了内阁辅政的个人的思想感情。特别是在格君心，正君德方面更是影响深刻。尤其到了明英宗朝的时候，票拟制度成了内阁的专司属权并且成为一种定制。票拟制度的专司化很快成为全朝野上下必须准守的准则和指南，甚至君权也得顺其令。可以这样说内阁的票拟很大程度上上就是最终的决定，帝王的“旨从中出”变得很少见。当内阁拒绝票拟政令，这便是一种对皇帝发布错误政策的一种否定。君王的召旨，内阁不满，可以拒绝票拟，递回中朝从新奏对，对皇帝的变乱朝纲起到了一定抵制作用，尤其是到了明代中后期由是如此。除此之外明代内阁群体还可以利用旧皇崩驾或退位的时候，内阁利用为先帝草拟遗诏和登极诏书的时候，借以表达自身的安邦理念，以达兴邦除弊的目的，同时对新君也起到了引导作用。凡此总总无不体现着内阁对皇权的能动性引导和制约作用。
评价内阁内阁制度对皇权的制约作用再有明一代不得不提下一宦官，也就是 前文一直重复提到的司礼监。本来用朱笔圈阅奏章是皇帝的特权，也是控制内阁越权的利器，但是明代中后期后，君主多少不更事或倦怠朝政，因此这种“批朱”
特权便被身边的宦官把持了，拥有了“批朱”之权就使得宦官的权利伸到了外朝。就是所谓的“然内阁之票拟，不得不绝于内监之批红，而相权转归之寺人。”但是在有明一代宦官始终未坐大这不能不说与内阁的制约作用有直接的关系。可以这么理解每到了明代生死存亡的转折时期，内阁均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才令明朝一次有一次度过了危难时期。就内阁与司礼监（宦官）的关系来看，二者的存在都是为了皇权服务的。内阁掌管“票拟”之权，司礼监掌管“批红”之权。而这又是一种制衡关系。内阁通过“票拟”来影响中央的决策，而司礼监通过“批红”来限制内阁行使职权。内阁与司礼监这种打打和和的局面也是出于无奈。内阁的“票拟”往往不得不取决于司礼监的“批红”。司礼监成为阁员与皇帝沟通的重要方式。内阁大学士想要顺利辅政经常需要宦官的配合。但是需要要注意一点我们不能以此就断定出内阁的权势受制于宦官群体。我们必须看到这样一个史实，即在明代以前历朝历代宦官狭天子以令诸侯的事件层出不穷,如“至唐则宦官之权反在人主之上,立君,弑君，废君,有同儿戏”，造成“自(唐)穆宗以来八世，而为宦官所立者七君”⑤。有明一代虽然阉党之烈于不亚于唐代，但却始终难以威胁皇权，这与内阁的有效制约是分不开的。从明代的体制上来说，内阁拥有朝野上下最为认可的权力职能，因此相较于司礼监来说内个还是处于主导的地位。然后就从中国的传统儒家脉流来看，宦官掌政毕竟不是什么光明正大的事，难以得到朝野广大臣僚的认可，这是我们从总体上进行的把握。然后我们再从内阁与司礼监的交往中来看内阁对宦官的制约作用。第一，我们从内阁与司礼监所拥有的职权票拟，批红来说。首先“票拟”是全朝野所认可的权力运行规则，内阁具有独立性，可以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而“批红”是司礼监代君主而为之的，是基于内阁给出的票拟而定的，具有一定的被动性。一般情况下，司礼监给出的批红只能遵循皇帝给出的方式办，不能随意改动票拟。第二，内阁对司礼监权力的限制在朝野往往被认为是正义行为而获得大为的支持,内阁常常借用祖制来圈范宦官的作为，力图将宦官的权力限于内廷。所以若果没有内阁对宦官的制约，有明一代的宦祸也许会更为严重。第三，有明一代，在很多公务面前，与其说是内阁在不断地溜须宦官，到不如说是内阁在灵活的利用各种形式对以司礼监为首的宦官群体在进行利用。明代君主喜欢玩平衡感，所以内阁一定程度上在利用司礼监反制帝王专权对阁权的削弱。研究者研究表明：“在有内阁的二百四十 余年中，宦权超过阁权的时间不及五分之一，五分之四的时间是阁权超过宦权”⑥。
三 内阁依然是皇权的御用工具
明朝的中枢权力机构明显与前代不同，它是有两大机构组成—内阁与司礼监组成，二者都不是国家的最高行政机构，均是辅助皇权的办事机构，因为彼此之间的制衡，所以谁也无法异军突起成为威胁皇权的力量。
如前文所述内阁的权力极不稳定，虽然出过严嵩，张居正这样显赫一时的人物，但也是趁皇权“玩忽职守”的时候才会出现代行王政的现象。内阁成员一般出身翰林，进入内阁后其权力的强弱与皇帝采纳票拟的情况成正相关，所以内阁缺少连续性和保障。与前朝相比，明代内阁的功勋并不卓著。这一方面与内阁群体的资历有关，前朝的宰相都要在基层有一定时期的锻炼，而明代内阁基本出身翰林，缺乏从政经验，自然无法提出切实可行的措施。但另一方面，由于他们的权力缺乏连续性与保证，容易被皇权控制。所以，显而易见有明一代的内阁只能加强皇权而无法成为皇权的威胁。
有明一代的司礼监不但是明廷设置的24个衙门中最具权威性的一个，而且在宦官所处的12衙门中也是首屈一指的。司礼监掌管着明廷“皇城内一应礼仪刑名，钤束长随，当霆，听事各役，关防门禁，掌理内外章奏及御前勘合，章奏文书及照閤票批红等事”⑦。司礼监对明政权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嘛：第一，代行皇权，特别是代替皇权进行批红。第二，执掌厂卫，司礼监还控制着东厂，西厂，和锦衣卫等特务机构。但是我们必须注意一点，宦官始终无法掌握兵权，并全市中掌握在政府派遣的总兵手中。所以虽然宦官距离皇权如此近，但是终明一代，宦官绝对处在皇权的绝对操控下，无法越雷池一步，只能是促进皇权的进一步加强。虽然如此说，但司礼监的设置毕竟还是有它的重要性在那里：第一，始终贴近皇权，而且也常被授权代行皇权，被身在职场较量中占据了很大优势。第二，替代皇权监视文武百官，势力甚至在皇权的怂恿下超越内阁的职权。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第一，内阁成员因缺乏实际的执政经验，而且确立缺乏连续性而且不稳定，所以很难僭越皇权，只能是维护皇权的办事机构。第二，如果有的同志还认为这样还是有些缺乏说服力，那么通过上文我们可知司礼监始终是皇权的御用机构，而且司礼监与内阁并称为明代两大辅政机构，因此亦可用司礼监来牵制内阁势力的壮大，反之亦然。所以内阁，司礼监与皇权的关系更像一个三角形的关系，皇权高高在上处在顶端，内阁与司礼监位于两边的底端，谁强谁弱，完全是与皇权的亲疏而定。内阁通过“票拟”来加强皇权，司礼监通过“批红”来辖制内阁。很大程度上，明代皇帝利用宦廷代行“批红”，与其说是下放权力，不如说是利用宦官在牵制内阁的势力。从而这也保证了整个王朝的稳定，从明代中后期多出昏庸的皇帝，而整个王朝并未紊乱就可以看出。四 客观评价内阁群体：
我们在评判内阁群体的时候，不用过于纠结内阁到底是“宰职”还是非“宰职”。尽管向前文所述的严嵩，张居正等所掌控的权力已经很类似前朝的宰相，尽管内阁的存在终明一代也无法找出典章制度的依托。但我们必须清晰一点那就是从明代中期开始，百卿就开始称内阁的阁员为“宰辅”，而皇帝面对如此毫不隐晦的称呼面前，也丝毫没有横加斥责，甚至连帝王本身也无法避免称内阁成员
为相职。阁僚成员本身也俨然以“宰职”自居。但是，也如前文所述，内阁无论权势多么如日中天，细论起来内阁与“宰职”还是有很大区别的，总的来说，宰相位极人臣，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高级行政官吏，拥有法力说依托的权力和衙署，有直接统领的下属。而明代的内阁则不然，他们缺少法定地位，权力也无法辖制六部九卿。阁员，职责，有明历代也不尽相同。内阁作用的大小完全取决于皇权的“慵懒”和信任程度。所以评价内阁不能笼统的用似“相”还是“非相”来论。
终明一代，内阁势力的强弱总是处在不断地强弱变化中，这里既有皇权的需求使然，也与帝王的为君能力有关。同时也与内阁过硬的能力和协调六部的能力有关。也与国家时艰的危局和历史发展的必然性有关。所以有些同志争论的内阁到底是否为“宰职”之辩，更多的更像是表层认识，而并未明晰其内。
如同前朝历代宰相一样，明代的阁僚也大多抱着一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一种以天下为己任的远大抱负。而缺乏典章的依托，又使他们有一种“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气不长”之感。所以每当内阁得到皇帝的认可时，内阁往往表现出极大地抱负欲，恨不能将自己的治国理念全数展现在皇帝面前，让皇帝知道内阁并非徒有虚表，是能够匡扶社稷，扶大厦之将倾的。同时我们还应注意到，内阁与皇帝的见面方式有隐晦和明面之别。有通过奏章传达的，有通过与皇帝直接面禀的，也有通过宦官代为传禀的。即使内阁在一定时期内在皇权面前失宠，也不见得内阁的言语在皇帝面前就油盐不进了，也就是不可能丧失的一点影响力都没有了。熟话说谋事在人，政治人物的能量有时并不是我们可以完全揣摩透的。终明一代的内阁辅政开创了前代未有的先河，阁僚群体贵为天子的左膀右臂，但由于前文所述的种种原因，其实阁僚的立身环境是比较险恶的，如履薄冰。
此外内阁统辖六部也要辩证的来看待。前文已述，朱元璋废相以达权分六部。后来明成祖朱棣明确规定“不得专制诸司，诸司奏事，亦不得相关白(内阁)”⑧。但是虽然如此我们也要明白一点，无论从整个皇权的需要还是六部统协的需要，内阁势必必须要统辖六部的，这是毫无疑问的，这也是中央权力运行的主要方式。但同样的我们不能说内阁专有诸司，这也是缺乏历史依据的。明太祖权分六部，皇帝一人总摄政务，听起来想法是不错的，但是在整个王朝的运转实践中是无法做到的。因为六部是无法调节朝政与庶政的，所以内阁的建立与发展很大程度上是作为六部之上，皇权之下的一个决策机构。而六部激吻上就可以称为最高权力的执行机构。如果六部各自为战，都是各扫门前雪，哪管他人瓦上霜，那么整个朝政可定会运转失灵。同时内阁要想统辖六部也必须对六部事务有一个比较明晰的认识。关于此事，明神宗万历年间的阁僚申时行有过很精辟的描述，他说“夫国家纪纲法度，分掌于部院，而统归于朝廷。阁臣则参机务，备顾问者，若于诸司之事全不与闻，即皇上有问，臣等凭何奏对？即有票拟，臣等凭何参酌？此岂皇上委任责成之意哉 ”⑨。又云“夫阁臣之参机密，自永乐以来二百余年，天下之政出于一，自古记之矣。所贵择人而任之，主上虚己而听之，自可兴化致理。若使六曹各司其事，则意见纷出，事权涣散，其执必不能安”⑩。从政权运行上来说，内阁是作为六部的上层机构而存在的，是一种上级与下属的关系。若果真是这种上下级的关系，其实是更利于朝政的稳固运转的。但是终明一代怪就怪在这里，六部居然是抗衡内阁平章政务的障碍。如果内阁不与六部关系的融洽，那么内阁的辅政实际上是缺乏现实基础的，如果内阁与六部就权力问题吵得不可开交，唯一造成的只能是办事效率低下，甚至一发不可收拾。同时我们也应看到，自明代中后期以来，多出昏庸无能的帝王，怠惰朝政更是家常便饭。在这种情形下，如果内阁不统辖六部，不难发现先明朝是无法保持存在200多年屹立不倒的，危局肯定会层出不穷。所以放大到整个王朝来看内阁，内阁辅政更多的是起到一种稳定器的效果，从内阁统辖六部的程度来看，内阁更多的是以签署命令的形式，而非直接掌控。内阁统辖六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中央政权体制的缺失，更加有利于六部之间的配合，更大发挥皇权的统治功效。总的来说内阁统辖六部是一件积极的事情。五 总结
明代内阁制度的建立是封建社会中后期的一种对上层建筑的一种变革，内阁并最终成为有明一代的最重要的中央权力机构之一。中国历代的中央政权机构，自秦代开始，直到明朝初年都实行的是宰相制。宰相是最高行政长官，享受着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崇高待遇，所以历数中国历朝历代充满了皇权与相权的争斗，这就使得提高皇权削弱相权成为历代加强皇权的总的大方向。在这点上，经过前朝的不断摸索，终于在明朝开花结果了，明代太祖朱元璋利用“胡蓝之狱”，彻底废除了相权，权分六部。但是作为帝王本面对如山的政务即便是殚精竭虑也是无法完成的，所以设立四大辅臣官。到了明成祖朱棣的时候，内阁开始正式形成。内个最终发展成为明代很重要的中央机构，本质上是封建地主阶级在不改变政权性质上的一种框架内的调节。到了明代仁宗朝，内阁更是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明史》有云：“ 仁宗而后，诸大学士历晋尚书、保、傅，品位尊崇，地居近密，而纶言批答，裁决机宜，悉由票拟，阁权之重，偃然汉唐宰辅，特不居丞相名耳”。如前文所述内阁一定程度上可以制约皇权。但是同时我们也会看到皇权是不会令自己被束缚的，他利用阁僚的选用和司礼监的“批红”来反制内阁无时无刻的越权企图，最终令内阁知识作为皇权统治下的御用工具而已。
总的来说内阁作为存在于明朝中央的一类高级官僚群体，其所作所为都对整个王朝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明朝是一个鲜出贤主的王朝，可以说内阁为了整个明朝的政权稳定运行，做下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是明朝能够延续270多年的加
固器。
对于明代内阁我们还应了解到下面这几点：第一，内阁作为一个群体，它与明代的其他僚属一同构成了皇权的保护盾牌；第二，内阁作为一个由政治人物组成的群体。需要明白的是政治生活只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并不是全部。所以阁僚的治国理念与思想感情是饱受个人的生活经历，社会交往关系，生活需求等方面影响的。所以对其的政治作为的剖析不能以事论事，更应要把他们整个人生经历做一个全方位的解读，寻找着其中的关联性，这样才能比较可观的解读内阁群体，才能做到恰如其分地评判他们的所作所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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