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对乡镇机构改革和转变政府职能的几点思考
温家宝总理在今年召开的全国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会议上强调:要巩固税费改革的成果,积极稳妥推进以乡镇机构、农村义务教育和县乡财政体制为主要内容的综合改革试点。各级领导要充分认识这场改革的艰巨性、复杂性和长期性,统一思想,把握形势,认清肩负的历史使命,组织领导好这场改革。
下面我就乡镇机构改革和转变政府职能讲几个问题。
工业反哺农业:我国农村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
全国解放以后,中国农村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土地改革和互助组、初级社时期。农民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梦想,农民翻身得解放,农村经济发展出现了一片繁荣景象。
第二阶段:高级社和人民公社化时期。1956年,在合作化高潮中,推行了高级社,1958年又推行了“一大二公”人民公社化运动。1960年全国粮食产量和其他农产品大都下降到1951年的水平。农村出现了“三年困难”时期。从1961年起国家被迫采取“调整”的方针。经过几年的调整,情况刚刚好转,又在农村开展了“四清运动”,接着又发动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政治运动不断,社会动荡,人民生活水平急剧下降。由于“十年**”,使国民经济处于崩溃的边沿。这个时期是曲折困难时期。
第三阶段,推行家庭联产承包制时期,即改革开放时期。安徽凤阳县小岗村,率先实行了大包干家庭联产承包制,得到了中国改革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的首肯和支持,大包干责任制,到1983年迅速在全国95%以上的生产队普及开来,“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体制彻底被否定,亿万农民又重新获得了土地使用权、经营权和产品支配权,农民既是劳动者,又是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农民的积极性空前高涨,粮食和其他农产品产量、农民收入成倍增长,迅速解决了温饱问题,生活水平有很大提高。由于农村改革的成功,进而推动了城市的全面改革,开创了我国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新纪元。
农民的贡献与牺牲:“三个剪刀差、一条鸿沟”
中国农民为工业化、城市化积累资金,在不同时期是采取不同的方式进行的。大体上可概括为一句话,即“三个剪刀差、一条鸿沟”。
第一个“剪刀差”:为了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国家通过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的办法,从农村积累了巨额的资金用于工业化、城市化建设。在工业化初期采取这种办法,是正确的,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我国工业化从农村积累资金的时间拉得太长。国民经济发展遭到了严重干扰和破坏,延缓了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进程,推迟了工业反哺农业阶段的早日到来。
第二个“剪刀差”:改革开放后,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突破了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开始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了加快工业化、城市化的建设,全国各地出现了建设各类开发区和房地产热,因而形成了大量圈地的热潮。中国的土地政策规定,农村的土地不能进入一级市场,建设开发区和开发房地产的用地,必须先由政府征用,然后才能进入一级市场。由于征用价格低,转手高价出售给开发商,因而形成了第二个剪刀差。这个剪刀差比第一个剪刀差大得多,积累资金更多。各地政府把圈地作为第二财政收入的来源。圈地成本低、收益高,搞了开发区、房地产,又是各级政府的“政绩”,因而圈地风屡禁不止。但是对农民来说,则失去了土地,有的变成“三无”农民,再加上野蛮拆迁,对社会稳定造成极其不利的影响。
第三个“剪刀差”:中国已有1.4亿农民离开家乡到城市打工,他们的工资和城市职工的工资存在着一个很大的剪刀差。他们为国家创造了巨大的财富,却不能同城市职工享受同等待遇。就世界范围来说,中国存在着巨大的廉价劳动力,凭借着我国廉价劳动力的优势,我国的产品具有强大的竞争力。2004年中国的外贸总额超过10000亿美元,外汇储备达6099亿美元,中国的外汇储备量居世界第二位。
中国具有质优价廉的劳动力优势,不仅能吸引外资到中国投资,推动了我国的经济发展,成为“世界的工厂”。中国的GDP仅占世界的4%,但中国的经济增长占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20%左右,为世界所瞩目。
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思危的报告指出,我国的劳动力成本不到美国的百分之四。美国每小时的工资是16美元,墨西哥约4美元,中国约为0.5美元。据2003年的统计,城市居民人均收入是农村居民的3.23倍,城市居民的购买力大约是农村居民的四倍。这是就全国而言的。如果说,在国内城市职工每月工资大约1000—2000元,那么,农民工工资只有500—800元左右,差距是很大的,我认为这也是一个剪刀差。
一条鸿沟:农业与非农业户口制度使城镇和农村之间形成了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曾几何时,从农村积累提取资金,而把农民封闭在农村的狭窄土地上,只能从事以粮为纲的低效劳动,农民分享不到工业化、城市化的成果,长期处于贫困落后状态。这种严格的城乡分割的户籍管理制度,把城乡的差距、工农差距、地区差距不断拉大,致使国民经济的发展严重失衡,终于形成了城乡分割二元经济结构,延缓了工业化的进程,推迟了工业反哺农业时期的到来。
城乡统筹发展:“多予、少取、放活”,关键在放活
实现“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农村”的方略,必须按照科学发展观,实行城乡统筹发展,坚持“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全面发展。
“多予”,就是要不断加大财政对农村的投入,如果不增加投入,“工业反哺农业”就是一句空话。“少取”,也就是“多予”。过去是向农民索取甚至是剥夺,现在是少
取或不取了,减轻农民负担,取消农业税和各种收费,也就等于多予了。现在有人认为,国家的投入力度不够大。但是我们要考虑到,我国是一个大国,各方面还存在不少困难,要量力而行。我们完全可以相信,国家投入的力度是会逐年加强的,并逐步建立增加投入的长效机制,实践也完全证明了这一点。我认为,当前我们面临的任务不仅是要求国家加强“多予”、“少取”的力度,更重要的是针对当前“三农”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困难,应从各地的实际出发,继续深化改革,在“放活”上下功夫。
(一)积极稳妥地推进乡镇机构改革。自国家实行分税制以后,“财权上收,事权下放”,县以下财政压得很紧,本来日子就不好过,许多县乡靠“吃财政饭”,甚至发不出工资,因而乡镇债务剧增。现在,乡镇机构林立,人员庞大,冗员过多,财政不堪负担。取消了农业税和三提五统(改为一事一议)后,有些乡镇财源已断,而中央及省的转移支付不能及时到位或到位不足,只能靠出卖乡镇企业或出卖乡镇合并后闲置的资产,或靠出让土地的差价,或靠借债、欠发工资来维持。根据国务院的部署,最近几年在税费改革中,湖北、安徽、山东等省已采取措施,开展了对乡镇机构改革的试点,并取得一定的成效。他们的做法大体是:
1.并乡并村,减少乡、村的数目。据统计,1995年全国共有乡镇47136个,2003年减到38290个,8年间共减少了8846个,减少了18.7%。
2.精简机构。湖北的经验是,把现有机构合并成“三办一所”。“三办”即党政综合办公室、经济发展办公室、社会事务办公室,“一所”为财政所,取消政协联络处,同时实行党政领导一肩挑,领导班子交叉任职。湖北的做法是党委书记兼乡镇长,副书记3人,一人兼人大主任、一人兼纪委主任、一人兼副乡镇长,党委委员有的兼副乡镇长,有的兼武装部长、组织委员等职。不仅减少领导职数,而且使班子更加精干,团队优势更加明显,既减少了行政成本,又提高了行政效率。山东省还推进村级综合改革。全省共精简村干部13.6万人。他们的做法是村级两委实行成员“交叉任职”,“联村自治”,调整村级规模,全省共减少村干部11万多人,再加上在换届时陆续减少2.5万多人,合计13.6万人,减幅达30%以上,每年可减少支出近4亿元。据湖北省的报导,乡镇机构改革后,精简人员也超过1/3以上。
3.实行“乡财县管”,按编制和预算开支,堵死随意设立临时机构、乱聘工作人员、乱开支的漏洞。加强县乡财政体制改革和财税征管工作,不断扩大财源。要管好用好国家和省级财政不断增加的投入和转移支付,以及各种专项补助的资金,规范化管理,防止截留、挪用,保证各项经费到位,使其真正发挥效益。
乡镇机构改革是农村税费改革的配套之举。特别是精简人员是改革的关键和难点,阻力大,风险也很大,必须上下联动,精心设计,循序渐进。各地的情况千差万别,必须从各地的实际出发,发挥群众的首创精神,大胆地闯,大胆地试。
(二)关键在于转变政府职能。农村税费改革是继土地改革、家庭联产承包之后的第三次重大改革。2005年全国大部分省份已经完全取消农业税,基本结束了中国以农养工,以农养政的时代,进入了以工哺农的新时期。在这种情况下,继续走依靠农民供养乡镇的老路是走不下去了。我们精简机构、精简人员的目的,就是要转变乡镇政府的职能,建立与市场经济要求相适应的运行机制,由行政管理型的政府转变为服务型的政府。现在不能再向农民伸手了,而是要为农民服务,带领农民致富。主要任务是:
一是要认真贯彻落实党在农村各项方针政策,主要是党的扶农惠农政策。二是调整农村经济结构,带领群众搞好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包括兴修农田水利、减灾防灾、搞好科学种田,引导农民致富。三是放活经济。加强小城镇建设,指导和扶持乡镇企业、民营企业的发展,搞好招商引资;放活市场,发展龙头企业和特色农业,引导农民走产业化经营之路,在条件具备的情况下,引导农民组织专业化合作社或培养发展经纪人,搞活流通。四是加大对农村义务教育和农村合作医疗事业的改革力度,巩固以政府投入为主的经费保证机制,要加快改革农村教育和医疗卫生的管理体制,精简师资队伍,加强对师资和医务人员的培训,不断提高师资和医务人员的素质。五是依法贯彻落实基本国策,如生态环境、土地规划、计划生育等。六是加强对村民自治的领导。要转变职能,转变作风,要加强对村民自治的领导,调整好村党支部和村委会的关系,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领导群众走富民强村之路,构建和谐社会,坚持公正、公平原则,加强社会治安、信访、扶贫、精神文明(包括文化建设),发展公益事业和民间组织等,搞好各项公共服务。
(三)加强对基层干部的管理和培训工作。对干部不能光使用不教育,对基层干部布置工作任务下达指标时,还要注意和他们研究如何完成任务的工作方法和应注意的问题。任务布置以后,要不断地进行检查,要善于发现典型,用典型引路方法指导工作,发现问题及时解决。要善于通过总结工作提高干部的工作能力和水平。要爱护基层干部、关心基层干部,要表扬先进,以先进带动后进,要以正面教育为主,切忌一棍子打死。现在全党正在开展保持党员先进性教育的活动,在这个基础上要建立对干部管理、监督、培训的长效机制,不断促进干部工作作风的转变,扎扎实实为农民办实事、办好事。
第二篇:对乡镇机构改革和转变政府职能的几点思考
“ 温家宝总理在今年召开的全国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会议上强调:要巩固税费改革的成果,积极稳妥推进以乡镇机构、农村义务教育和县乡财政体制为主要内容的综合改革试点。各级领导要充分认识这场改革的艰巨性、复杂性和长期性,统一思想,把握形势,认清肩负的历史使命,组织领导好这场改革。下面我就乡镇机构改革和转变政府职能讲几个问题。工业反哺农业:我国农村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 全国解放以后,中国农村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土地改革和互助组、初级社时期。农民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梦想,农民翻身得解放,农村经济发展出现了一片繁荣景象。
第二阶段:高级社和人民公社化时期。1956年,在合作化高潮中,推行了高级社,1958年又推行了“一大二公”人民公社化运动。1960年全国粮食产量和其他农产品大都下降到1951年的水平。农村出现了“三年困难”时期。从1961年起国家被迫采取“调整”的方针。经过几年的调整,情况刚刚好转,又在农村开展了“四清运动”,接着又发动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政治运动不断,社会动荡,人民生活水平急剧下降。由于“十年**”,使国民经济处于崩溃的边沿。这个时期是曲折困难时期。
第三阶段,推行家庭联产承包制时期,即改革开放时期。安徽凤阳县小岗村,率先实行了大包干家庭联产承包制,得到了中国改革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的首肯和支持,大包干责任制,到1983年迅速在全国95%以上的生产队普及开来,“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体制彻底被否定,亿万农民又重新获得了土地使用权、经营权和产品支配权,农民既是劳动者,又是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农民的积极性空前高涨,粮食和其他农产品产量、农民收入成倍增长,迅速解决了温饱问题,生活水平有很大提高。由于农村改革的成功,进而推动了城市的全面改革,开创了我国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新纪元。农民的贡献与牺牲:“三个剪刀差、一条鸿沟”
中国农民为工业化、城市化积累资金,在不同时期是采取不同的方式进行的。大体上可概括为一句话,即“三个剪刀差、一条鸿沟”。第一个“剪刀差”:为了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国家通过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的办法,从农村积累了巨额的资金用于工业化、城市化建设。在工业化初期采取这种办法,是正确的,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我国工业化从农村积累资金的时间拉得太长。国民经济发展遭到了严重干扰和破坏,延缓了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进程,推迟了工业反哺农业阶段的早日到来。
第二个“剪刀差”:改革开放后,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突破了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开始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了加快工业化、城市化的建设,全国各地出现了建设各类开发区和房地产热,因而形成了大量圈地的热潮。中国的土地政策规定,农村的土地不能进入一级市场,建设开发区和开发房地产的用地,必须先由政府征用,然后才能进入一级市场。由于征用价格低,转手高价出售给开发商,因而形成了第二个剪刀差。这个剪刀差比第一个剪刀差大得多,积累资金更多。各地政府把圈地作为第二财政收入的来源。圈地成本低、收益高,搞了开发区、房地产,又是各级政府的“政绩”,因而圈地风屡禁不止。但是对农民来说,则失去了土地,有的变成“三无”农民,再加上野蛮拆迁,对社会稳定造成极其不利的影响。
中国具有质优价廉的劳动力优势,不仅能吸引外资到中国投资,推动了我国的经济发展,成为“世界的工厂”。中国的GDP仅占世界的4%,但中国的经济增长占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20%左右,为世界所瞩目。一条鸿沟:农业与非农业户口制度使城镇和农村之间形成了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曾几何时,从农村积累提取资金,而把农民封闭在农村的狭窄土地上,只能从事以粮为纲的低效劳动,农民分享不到工业化、城市化的成果,长期处于贫困落后状态。这种严格的城乡分割的户籍管理制度,把城乡的差距、工农差距、地区差距不断拉大,致使国民经济的发展严重失衡,终于形成了城乡分割二元经济结构,延缓了工业化的进程,推迟了工业反哺农业时期的到来。城乡统筹发展:“多予、少取、放活”,关键在放活
实现“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农村”的方略,必须按照科学发展观,实行城乡统筹发展,坚持“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多予”,就是要不断加大财政对农村的投入,如果不增加投入,“工业反哺农业”就是一句空话。“少取”,也就是“多予”。过去是向农民索取甚至是剥夺,现在是少取或不取了,减轻农民负担,取消农业税和各种收费,也就等于多予了。现在有人认为,国家的投入力度不够大。但是我们要考虑到,我国是一个大国,各方面还存在不少困难,要量力而行。我们完全可以相信,国家投入的力度是会逐年加强的,并逐步建立增加投入的长效机制,实践也完全证明了这一点。我认为,当前我们面临的任务不仅是要求国家加强“多予”、“少取”的力度,更重要的是针对当前“三农”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困难,应从各地的实际出发,继续深化改革,在“放活”上下功夫。
(一)积极稳妥地推进乡镇机构改革。自国家实行分税制以后,“财权上收,事权下放”,县以下财政压得很紧,本来日子就不好过,许多县乡靠“吃财政饭”,甚至发不出工资,因而乡镇债务剧增。现在,乡镇机构林立,人员庞大,冗员过多,财政不堪负担。取消了农业税和三提五统(改为一事一议)后,有些乡镇财源已断,而中央及省的转移支付不能及时到位或到位不足,只能靠出卖乡镇企业或出卖乡镇合并后闲置的资产,或靠出让土地的差价,或靠借债、欠发工资来维持。根据国务院的部署,最近几年在税费改革中,湖北、安徽、山东等省已采取措施,开展了对乡镇机构改革的试点,并取得一定的成效。他们的做法大体是:
” 3.实行“乡财县管”,按编制和预算开支,堵死随意设立临时机构、乱聘工作人员、乱开支的漏洞。加强县乡财政体制改革和财税征管工作,不断扩大财源。要管好用好国家和省级财政不断增加的投入和转移支付,以及各种专项补助的资金,规范化管理,防止截留、挪用,保证各项经费到位,使其真正发挥效益。
乡镇机构改革是农村税费改革的配套之举。特别是精简人员是改革的关键和难点,阻力大,风险也很大,必须上下联动,精心设计,循序渐进。各地的情况千差万别,必须从各地的实际出发,发挥群众的首创精神,大胆地闯,大胆地试。
(二)关键在于转变政府职能。农村税费改革是继土地改革、家庭联产承包之后的第三次重大改革。2005年全国大部分省份已经完全取消农业税,基本结束了中国以农养工,以农养政的时代,进入了以工哺农的新时期。在这种情况下,继续走依靠农民供养乡镇的老路是走不下去了。我们精简机构、精简人员的目的,就是要转变乡镇政府的职能,建立与市场经济要求相适应的运行机制,由行政管理型的政府转变为服务型的政府。现在不能再向农民伸手了,而是要为农民服务,带领农民致富。主要任务是:
一是要认真贯彻落实党在农村各项方针政策,主要是党的扶农惠农政策。二是调整农村经济结构,带领群众搞好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包括兴修农田水利、减灾防灾、搞好科学种田,引导农民致富。三是放活经济。加强小城镇建设,指导和扶持乡镇企业、民营企业的发展,搞好招商引资;放活市场,发展龙头企业和特色农业,引导农民走产业化经营之路,在条件具备的情况下,引导农民组织专业化合作社或培养发展经纪人,搞活流通。四是加大对农村义务教育和农村合作医疗事业的改革力度,巩固以政府投入为主的经费保证机制,要加快改革农村教育和医疗卫生的管理体制,精简师资队伍,加强对师资和医务人员的培训,不断提高师资和医务人员的素质。五是依法贯彻落实基本国策,如生态环境、土地规划、计划生育等。六是加强对村民自治的领导。要转变职能,转变作风,要加强对村民自治的领导,调整好村党支部和村委会的关系,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领导群众走富民强村之路,构建和谐社会,坚持公正、公平原则,加强社会治安、信访、扶贫、精神文明(包括文化建设),发展公益事业和民间组织等,搞好各项公共服务。
(三)加强对基层干部的管理和培训工作。对干部不能光使用不教育,对基层干部布置工作任务下达指标时,还要注意和他们研究如何完成任务的工作方法和应注意的问题。任务布置以后,要不断地进行检查,要善于发现典型,用典型引路方法指导工作,发现问题及时解决。要善于通过总结工作提高干部的工作能力和水平。要爱护基层干部、关心基层干部,要表扬先进,以先进带动后进,要以正面教育为主,切忌一棍子打死。现在全党正在开展保持党员先进性教育的活动,在这个基础上要建立对干部管理、监督、培训的长效机制,不断促进干部工作作风的转变,扎扎实实为农民办实事、办好事。
第三篇:对乡镇机构改革职能转变的思考(模版)
对乡镇机构改革职能转变的思考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适应“三农”形势发展,乡镇政府是关键,乡镇工作是基石,政府职能转变是当前发展的需要,更是当务之急。实现城乡统筹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的重任在新农村尤为重要。乡镇职能作用发挥得好坏,直接关系到农村社会的稳定与发展。乡镇职能转变的快慢关系到实现新农村和构建和谐社会的快速发展。因此,为了适应新农村建设发展要求,化德县在乡镇机构改革职能转变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针对机构改革后,乡镇的区域面积变大了,人员相对地减少了,尽管税费改革后不收取费用了,表面上的工作少了。但税收免征后土地流转矛盾、退耕还林后农村经济分配矛盾、税费改革后农村不良负债引发的矛盾等等,这些矛盾有乡镇管理体制与农村发展需要不配套问题、乡镇干部素质状况与农村工作现实需要不适应问题、乡镇工作方式方法与新农村建设要求不相适应问题,加之乡镇干部的经营管理理念淡薄,乡镇政府执行性工作思维惯性尚未打破,部分地方社会经济管理仍处于自治、法治、行政干预和经济调节四轮驱动之中,“小政府,大服务”的管理职能难以发挥,就在这种情况下,提出了自己一些看法和建议。要实现农村经济社会和谐发展,迫切需要转变工作作风,改进工作方法,加速推进乡镇工作重心的转移,努力建设一个与农村社会发展要求相适应和农村改革相配套的经济发展体系、社会管理体系和公共 1
服务体系,把乡镇政府的工作精力真正集中到加强社会管理、提供公共服务和发展农村社会事业上来。积极调整农村工作的组织领导方式、经济增长方式和经济管理模式,找准工作着力点,加快乡镇职能的转变,积极发挥乡镇政府在服务和引导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创新工作运行机制,推动农村经济社会快速健康发展。通过调控、政策引导和信息服务,推进农村经济社会全面健康发展。
为了不断适应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农村综合改革新形势,遵循“精简、效能、统一”的原则,乡镇职能从转变行政管理机制和工作运行体制入手,建设服务型政府和法制型政府。
一是由行政管理型向引导服务型转变。坚持以服务为宗旨,把服务作为贯穿农村工作的主线,在服务中体现行政管理;坚持把示范带动作为乡镇工作的有效抓手,充分发挥典型示范辐射带动作用,积极推进引导型服务。也就是说把过去那种指令性、强制性行政管理模式转向引导型、示范型、协调型的服务工作模式。乡镇的工作重点转移到抓产业促进经济发展、抓服务方便人民群众、抓稳定构建和谐社会上,每个干部的工作也由“要”字型转向 “帮”字型和“带”字型。首先,实现观念的转变。充分利用县乡两级党校培训阵地,聘请和抽调熟悉农业和农村工作的专家组成技能培训队伍,分期分批对农村基层干部进行农村政策和工作技能大培训,重点是加强对乡村干部的农业科技、市场经营和改革政策的培
训学习。通过培训学习,强化干部的转变意识,逐级疏通乡镇政府职能转变的渠道和环节,努力提高乡镇干部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和指导农村工作的综合素质,促进乡镇工作实现新的跨越。其次,提高自身素质,增强他们适应市场经济的能力。按新农村建设的要求丰富自身知识,不断提高执政能力。再次,上级政府加强指导与支持,积极发挥政府的职责作用。特别是对于其公共服务、社会服务、经济环境维护、社会治安治理等在内的职能进行强化,特殊情况由县级进行垂直管理或实行社会化管理。
二是由计划干预型向市场调节型转变。通过深入研究和探索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村工作的方式方法,按照市场经济法则要求指导生产,发展经济,以市场为导向,帮助农民跑市场、选项目、找准产业发展路子,积极引导农民向现代农业迈进。坚持在职能范围内服务到位不越位,充分发挥市场主体作用,积极让政府与企业、政府与社会联手互动来推进经济发展和社会服务的新机制。通过培植市场主体、组建产业协会、完善产业服务体系等方式,加快乡镇角色转换,逐步让龙头企业、产业大户和协会组织担当经济发展的主角,全力搞好政策引导、组织协调,把产业经营、产业管理和技术服务等有机结合,同步进行;按照产业化、专业化服务要求,大力推进乡镇干部的职能转型,加快乡镇干部由计划型向市场经济调节型转变,提高乡镇干部自主创新能力。彻底地改变过去传统的农村工作领导模式和经济运行机
制,向产业化、经营企业化管理方向转变。
三是由“全能政府”向有限责任政府转变。在推进乡镇职能转变过程中,对一些不宜由政府承担的经济活动和经济行为,逐步交由群众或社会中介组织实施,变过去的直接管理经济为间接管理。积极发育农村民间组织,如专业经济协会、设岗定职帮联小组等等,让村民自治替代一部分政府的职能,这样乡镇政府管理公共事务相对降低,政府指导性、服务性功能相对加强,有了民间组织的介入,乡镇机构的职能才能简化,其工作人员也可以大大减少。同时,按照产业化服务要求,对干部推行包产业、包项目、包技术、包效益等管理责任制,实行权责统一、目标量化和效能管理,转变过去单一的数量考核为数量与质量并重考核;推行新型考核机制,鼓励干部大胆创新,敢于作为,以农民增收和产业发展为根本,以业绩论取向,打破“下乡驻队、考评出勤”的量化模式,制定科学合理的考核标准和办法,来强化干部的责任心、事业心和紧迫感;
四是由行政管理型干部向技术服务型干部转变。坚持科学行政、依法行政、民主行政,规范乡镇行政行为,学会运用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发展和管理经济;以提高乡镇政府指导水平和服务质量为目的,加强乡镇干部专业技术力量。一方面在本乡镇现有人员中,选择责任心强、有进取精神的年轻干部到大专院校、农业科研单位进修、培训,学有所成后回本乡镇工作。通过培训学习,变农业型干部为经济型干部,变管理型干部为服务型干
部,以适应形势发展要求和农民群众的愿望。完善乡镇服务体系,落实干部服务责任,不断提高乡镇干部的服务本领和服务质量,真正把服务工作具体化和制度化,努力建设服务型政府。另一方面,通过吸引专业科技人员来基层工作,特别是针对目前大学生就业形势严峻的现实,通过考试考核,广泛吸纳专业技术人才,为乡镇充实新鲜血液。
五是由行政推动向依法行政转变。随着农民法律意识的增强和政策透明度的提高,依法行政已经成为乡镇职能转变的关键。按照《行政许可法》和各项农村政策法规要求,进一步规范乡镇行政行为,避免行政随意性,减少行政干预性,积极推行政务公开、村务公开和村民自治制度,提高乡镇干部的法律观念和政策水平,自觉做到依法办事、按政策办事。充分尊重群众自主权,更多地运用经济的、法律的、教育和引导的手段推动农村工作,逐步建设法制型政府。同时把维护好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思考问题和开展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认真贯彻执行农村改革政策,以强烈的责任感、紧迫感和事业感促进干部自身素质,转变领导作风和工作作风,建设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基层政府。
六是从粗放型管理向效率型管理转化,在促进农民增收方面,拓宽领域,把发展非农经济收入作为农民增收主渠道,鼓励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促进农村劳动力就业从体能型向技能型转变。工作重心转到落实
政策、行政执法、高效率地为农村社会、经济全面发展提供必要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上来;三是乡镇政府机构设置上应向专业化分工转变,改变以往机构职能交叉,有事谁都管、谁都不管的情况,各司其职,消除人浮于事的弊端。
第四篇:乡镇政府职能转变
乡镇机构改革的核心是转变乡镇政府职能。乡镇政府职能转变得如何,事关行政效率,事关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进程。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农村税费改革直至取消农业税,为乡镇政府按现代行政管理模式转变职能提出了客观要求,提供了有利条件。转变乡镇政府职能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付出艰辛探索,做扎实的工作。这里,就推进乡镇政府职能转变谈几点粗浅看法。
一、明确转变职能方向
《国务院关于做好2004年深化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的通知》明确指出:“要加快乡镇政府职能转变,加强乡镇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功能。”温家宝总理强调乡镇政府要“把主要精力转到加强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上来”。这就为乡镇政府转变职能指明了方向。乡镇政府作为最基层政府有三个明显特点。一个是行政职能不全。由于设在乡镇的站所基本上“三权在上”,经济调节的功能小。另一个是自主权小。乡镇政府的决策受上级政府和相关部门制约较大,基本是按上面部署抓落实,上级部署啥抓啥。再一个是手段少。乡镇政府行政执法权、行政处罚权很小,抓工作难以运用经济的和法律的手段。乡镇政府作为我国最基层政府的特点决定,其职能总的应是在落实国家经济调节相关政策措施,协助上级行政执法部门搞好市场监管的同时,加强乡镇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乡镇政府应循转变职能方向,认真解决职能越位、错位、缺位问题,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创造良好环境,提供有效的公共服务。吉林省一些地方转变乡镇政府职能,重点在“两还”、“一剥离”、“四加强”上下了功夫。即:从催种催收退出来,还农民经营自主权;从直接管理村级事务退出来,还村民自治权;将适于市场运作的事务从政府工作中剥离出来,交给企业、社会组织;加强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引导,帮助农民拓宽生财之道;加强公共事业基础建设,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加强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积极扶持弱势群体;加强社会治安管理,维护农村稳定。在改革实践中坚持这样探索下去,必将收到乡镇政府职能转变带动农村经济发展、农村经济发展促进乡镇政府职能转变的互动效应。
要把握好方向,积极稳妥地转变乡镇政府职能,主要应把握好四点。一是积极主动。乡镇政府转变职能,关键在于乡镇干部特别是领导者的积极主动性。应引导乡镇干部自觉转变观念,打破“全能政府”观念,树立“有限政府”观念,改变“全面控制”的做法,主动从不应该管的事务中退出来;破除“政府至上”的观念,树立服务的观念,从政府主导型经济模式走出来,把主要精力用在为经济发展服务上;矫正片面对上负责的政绩观,把对上负责与对下负责统一到建设服务型政府上来。二是循序渐进。转变乡镇政府职能不能一蹴而就,应尊重客观规律,根据客观可能逐步进行。三是从本地实际出发。乡镇间参差不齐的生产力水平和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决定,转变乡镇政府职能,在客观条件上有高有低,在步伐要求上也应有快有慢。四是在改革中推进。应把乡镇政府职能转变与机构改革统一起来,根据必须行使的职能“量体制做”,设机构,定岗定员,使转变职能与机构改革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二、培育和发展相关社会组织
转变政府职能的一个基本途径是放权于社会。乡镇要将适于市场运作的事务从政府职能中剥离出去,需要社会组织以足够的能量承接下来。因而应按“小政府、大社会”的现代管理目标模式,在精简机构的同时,培育和发展相关社会组织。行业协会、中介服务等社会组织,以其自治、自律等特点,处于政府与农民、政府与市场、农民与市场之间,起着桥梁纽带作用。在市场经济中,为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政府要下放一些资源控制权。但在一些公共领域,市场机制会出现失灵,政府又无力包揽下来,就需要一种介于政府与市场、公共与利益个体之间的社会组织来承担这些职能。行业协会以其在会员间的公正、公平,社会中介以其在市场主体间的公正、公平,可依法发挥相应的管理、监督、公证等职能作用,促进有序竞争,维护市场秩序。社会组织通过承担政府不该管的事或管不了的事,为政府和市场提供多种服务,成为市场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政府转变职能不可替代的社会
力量。
培育和发展相关社会组织,应从乡镇政府和农村两个实际出发,上下配合,采取综合性的措施。
第一,政府主动“瘦身”,放权于社会。政府把可剥离的管理权下放给社会,社会服务组织才能有发展的空间。政府瘦身放权,是一场行政管理的重大变革。一方面要把不该管、管不好的事情,根据可能,逐步交给社会组织去办。另一方面,要下决心撤掉不该设的机构,精简不该设的岗位,从根本上克服人浮于事、没事找事做、挤占社会组织发展空间等倾向。政府放权于社会,乡镇政府需要作出努力,但主要在于县以上政府的相关部门。这些部门的原有职能,基本是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按政府配置资源的模式形成的。应在行政体制改革中,下决心简政放权,为社会服务组织的发展提供宽松空间和有利条件。
第二,拆除“官办”门槛,坚持以民间组织为主。改革开放以来,各种类型行业协会、中介机构等社会组织得到长足发展,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一大“先天不足”是“官办”色彩浓厚。行业协会、中介机构,多数是由政府部门牵头设立的,人员来自机关或下属事业单位,往往按政府部门的意愿开展业务活动,不注意服务对象的需求和市场效应。对于官办行业协会、中介服务等机构,应纳入行政体制和事业单位改革中,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将需要政府办的服务机构全面规范,净化职能,脱掉行政色彩,完全依据法律法规和市场规则运作。对于适合民间办的,应借鉴国企改革经验,全面进行体制转换,逐步实现民办化。同时,应在人才政策、财政政策、信贷政策等方面给予适当优惠,扶持民间社会服务组织的发展,从而以政府小的付出,实现社会化的大服务。
第三,由小而大,在发展中整合。乡镇政府面向农村培育社会服务组织,应根据相关资源条件,由小抓起,由不规范的雏形抓起。农村中以能人带动型、专业户集聚型的专业协会、研究会,为农户提供信息、技术、供销等服务,并减轻了乡镇政府工作负担。应以此为基础,培育和发展农村社会服务组织。
第四,以城带乡,统筹推进社会服务组织发展。设在大中城市的服务、培训、监督、公正、认证等社会服务机构,应面向周围农村张开服务网。这样,既可为乡镇政府转变职能创造宽松环境,又可发挥城市辐射带动作用。设在城市的社会服务机构向农村张网,是要有投入的。政府应通过一定的扶持,支持社会化服务业下乡。
三、建立覆盖城乡的公共财政制度
公共财政是为市场提供公共服务并弥补市场机制失灵的国家财政。为确保市场机制的有效运行,弥补市场的失灵,政府要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乡镇政府要把主要精力转到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上来,特别是要强化缺位明显的公共服务职能,必须增加公共财投入。国家确立的农村综合改革目标之一,就是建立覆盖城乡的公共财政制度。我国现行的税收制度和财政制度,有利于国家宏观调控,有利于集中财力办大事。但除发达地方外,县乡两级财政较困难,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能力很低。建立覆盖城乡的公共财政制度,必须由上而下,统筹考虑,采取相应措施。
首先,应加大上级财政面向农村的专项转移支付力度。为实现以公共财政支持公共服务,县级以上财政应设专项资金,通过转移支付方式,用于面向农村的公共服务业,重点应该用于扶持五个领域的公共服务。即:农业、牧业等技术推广;农村成人教育网络建设和农民培训;交通、通讯、信息等基础设施建设;农村教育、医疗卫生事业;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国家和地方政府面向农村增加公共服务的专项投入,既可加强农村公共服务,又可解决乡镇功能不全在转变职能上遇到的困惑。
其次,加快经济发展,增加县乡财政收入。面向农村建立公共财政制度,根本的途径是发展县域经济,增加县乡财政收入。在产业政策上,应为县域经济发展创造合理空间。农业产后部门,尤其农副产品加工部门,今后上项目,应布局在县(市)城区及小城镇。这样,不仅
能增加地方财政收入,也有利于农民增收。
第三,建立节约型政府。建立公共财政制度,开元与节流并重。有些地方乡镇财政拮据,但并没有抑制住开支的膨胀,其节省开支的潜力远远大于精简人员。在解决“食之者众”的同时,还应解决食之者“奢”的问题。建立节约型政府,应以治奢作为突出口,将思想作风建设和制度建设统一起来,努力集约开支,调整支出机构,增强对农村公共服务的扶持力度。
四、围绕依法行政目标加强法制建设
转变乡镇政府职能,需要理论上的探讨,也需要对实际问题的研究,这其中就包括法律问题。应以十年基本建成法制政府的目标要求,完善相关法律法规,逐步实现政府职责法制化,行政行为法制化。
第一,依法规范国家公权力。随着法制建设工作的深入,国家公权力在制衡关系上得到加强,公权力受到一定约束。但按建设法制政府的要求和转变政府职能的需要,还应依法进一步规范国家公权力。首先,应依法进一步规范县级政府权限。乡级作为基层政府,基本是按上级政府的部署工作,其中相当一部分是由上而下压下来的任务。往往出现上边越位它越位,上边错位它错位。应进一步规范上级特别是县级政府职责,防止不问基层实际,一刀切式的往下压任务。其次,规范县级及其以上行政主管部门与乡镇政府的关系。有的上级行政主管部门,凭借具有在农村兴办事业的财力、物力及掌握的人权,向乡镇政府下达工作任务。部门下达任务,很少考虑农村工作全局和基层实际,往往影响农村工作统筹安排,影响乡镇政府职能转变。依法规范这种“条块”关系,应考虑五点。其一,对乡镇政府工作部署,由县级政府“一个漏斗向下”,有关部门不能面向乡镇政府部署工作。其二,对乡镇工作考核,应由县级政府按国家的相应规定,统一确定考核内容,设定考核指标。政府有关部门不能对乡镇政府工作进行考核、设奖。其三,部门在农村兴办事业,应与乡镇政府各负其责,防止部门以督查者对乡镇政府指手划脚。其四,用于农村的财力、物力,尽可能由县级政府统一掌握。在财力、物力分配使用上,应当公开透明。其五,设在乡镇的事业站所,应强化当地政府与上级主管部门的双重领导,由乡镇政府定期组织服务对象评议事业站所工作,并作为对事业站所业绩考核的基础。从而使事业站所的服务工作既能突出行业特点,又能符合当地需要。第二,依法规范行政管理方式和管理手段。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在政权建设上相继清除了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一些错误观念和做法。但在一些地方以行政手段在基层搞形式、摆花架子之类的做法,时有发生。这些问题不解决,乡镇政府难以分神于公共服务。在依法规范行政管理方式和管理手段上,应加强“四个控制”。一是控制会议数量和质量,防止将“落实”演绎为繁衍会议。二是控制文件的数量和质量,特别应防止“政出多门”,使基层无所适从的问题。三是控制检查评比。依法精选有实效的评比活动,取消形式主义的检查评比。四是控制奖励。奖励是广泛使用的激励手段。但一部分乡镇,财政拮据,甚至举债维持运转,而先进乡镇的奖牌、奖状挂满“会议室”的墙壁。应依法规范,提高奖励效应,减轻基层政府压力。
第三,依法维护社会法人和农民的权益。维护社会法人和农民权益,是建立有限政府、法制政府和服务型政府的重要环节,应制定农民权益保障法,进一步落实村民自治法,加强执法监督,防止乡镇及其以上政府职能越位、错位,促进政府职能转变。
第五篇:转变乡镇政府职能
乡镇职能转变问题
随着农村改革,特别是税费改革的不断深入,农业与农村工作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面对新形势、新要求,目前乡镇突出表现为四个不适应:
1、机构设置与市场经济要求不相适应,现行乡镇机构设置和职能配置,与务实、高效、法制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不适应。机构臃肿, 不仅造成人浮于事,效能低下,而且严重影响和制约了农村经济的发展。
2、乡镇工作方式与农村发展需要不相适应。特别是新形势下,广大农民群众最盼的是脱贫致富,最厌烦的是行政命令,最欢迎的是示范服务,迫切要求乡镇政府和基层干部摒弃目的工作模式,把引导示范、服务农民为工作重点来抓。
3、乡镇干部素质与农村工作需不相适应。做好新时期的农村工作,关键在建设一支懂政策、懂经济、懂服务的高效、务实、充满活力的干部队伍。
4、财政实际缺口大,基层运转难,实施农村税改后,尽管各级财政给予了大量的转移支付,但实际缺口仍然较大,乡镇一级尤为突出。
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实际就是如何解决当前乡镇职能转变和乡镇机构改革中的突出问题,真正将乡镇的主要职能从管理型向服务型转变,把主要精力放在指导农民增收、财政增长和维护农村社会稳定,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