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性教育典范

第一篇：创新性教育典范

创新性教育典范

——小社会、大课堂教学方法

“互动式教学方法——小社会、大课堂”是我院的重要办学理念之一，在整个教学过程中，学院始终坚持把这一创新性教学理念贯彻到每一个教学盲点，落实到每一个管理细节。

3月18日，学院分党总支书记孟虹在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动员大会上做出“办学为人民，办学靠人民，办学成果与人民共享” 的重要指示，并希望全院师生正确把握指导思想，正确把握学习的总要求。“小社会、大课堂”教学方法在学院深入开展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之际亦得到充分印证，它不仅是“狩猎场”教育理念的一个缩影，更是我院建设高水平财经大学的基石，还是我院取得各项教育成果的力量源泉。

所谓创新性教育，是以培养创新意识、创新精神、创新思维、创造力或创新人格等创新素质以及创新人才为目的的教育活动。而互动式的教学方法则是创新性教育的重要突破口：教学并非教师的独舞，而是一个教与学相长的互动过程。课堂上广泛采用案例教学，通过小组讨论，互动沟通，分工协作等，形成小组研究报告，最后或以辩论的形式或以陈述的形式，在公众场合把自己的观点表达出来，使得每位学生都能想得到，并敢于当众表达。此外，还有户外体验式训练穿插于管理课程教学之中，寓教于乐，让学生充分体验团队合作，深刻感悟如何与人沟通，真正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

而现实生活中，很多人拥有很高的学历却依然不会做事。但我院要培养的是必须会做事的人——让学生在真实的市场环境中经受锻炼，接受挑战。“学生实验超市”、“有间水吧”、天府168报社、BCS学生组织、天府调查社„„在学校这个“小社会”中，处处都是一个个真实的“大课堂”。让同学们在思考问题方面比以前全面多了，在分析问题方面比以前透彻多了，在人际交往方面比以前成熟多了，在处理事情方面比以前理智多了。更难能可贵的是：各学生企业均拿出营业利润的50%作为学院扶贫基金按月发放给贫困同学，并且还向这些同学提供工作岗位；各学生社团也纷纷涌入到社会慈善的浪潮中，他们体验贫困，关爱弱势群体，珍爱生命„„这些发生在身边感人的一幕幕让学生们明白了比怎样赚钱更为珍贵的东西——奉献。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传统的计划式教育体制并不适应当今社会的发展，而需求式教育模式更符合社会科学发展的客观规律，而“小社会、大课堂”教学理念则深刻阐述了科学的“订单式、流动式”教学方法必然取代传统的“配菜式、固定式”的传统教育。“小社会、大课堂”教育理念的提出正是创新性教育的有力佐证，它涉及了一系列关于人才、教育、教学、教师、学生等多方面、多维度的崭新模式，并且在学院的实际教学过程中得到充分印证：课堂上营造活跃的氛围，鼓励学生独立思考，强调学生个性发展；工作中养成真理面前人人平等，通过师生互动式学习打开彼此思维，知识面前人人是老师的工作方法。

在全国深入学习“科学发展观”之际，学院依托西南财经大学的教育品牌、国际认可的培养模式、强大的师资队伍、独具特色的办学理念、现代一流的教学资源，定能在教育改革的历史浪潮中书写光辉的一页！

西南财经大学天府学院张藜山

2009-3-21

第二篇：创新典范推荐

“创新典范·浙江最具影响力党政工作创新典型”推介

（一）20年一以贯之的坚持与探索

——椒江试行党代会常任制

【创新关键词】党代会常任制

1988年12月，经省委批准、中组部同意，椒江率先在全国试行党代会常任制。20年来，椒江区党委始终着眼于加强党的建设，着眼于探索党的生活制度化、科学化，着眼于党内民主建设不断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全力构建以“党代会代表任期制、党代会年会制、党委会负责制”为主要内容，具有椒江特色的党代会常任制制度体系和运行机制。

具体做法是，积极探索发挥党代表作用的方法途径，先后建立健全了代表资格管理、述职评议、询问与质询等10项制度；积极探索强化党代会年会职能作用的新形式，先后建立健全了代表主题发言、提案提议与建议意见等5项制度；积极探索全委会工作的运行机制，先后建立健全了党代会代表列席党内有关会议、“三重一大”票决(即重大决策、重要干部任免、重大项目安排和大额度资金使用事项实行集体议事、票决决定)等6项制度。

椒江区委书记王建平认为，椒江坚持20年不间断试行党代会常任制，主要得益于椒江区委始终坚持遵循党章和党内法规的原则，保证了试行党代会常任制工作的正确方向；得益于上级党委和组织部门的悉心指导，使椒江区委始终坚持试行党代会常任制的目标要求和工作标准；得益于椒江历届党委把试行党代会常任制工作，当作党内民主的一项制度建设长抓不懈，形成了制度化、规范化、常态化的工作格局。

椒江20年来持之以恒的探索也证明，实行党代会常任制有利于党委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推动了党内民主，激发了广大党员群众推进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带动了基层民主政治建设，营造了风清气正的从政环境。

【专家点评】中央党校原副校长李君如：椒江试行党代会常任制，是充分挖掘和利用现有制度的“存量”，把过去我们没有用好的一些好制度用起来，把它们科学化。这是完善党内民主的好办法。

【受益者感言】党代会代表、台州市椒江区景元社区党支部书记陈招领：椒江党代会代表的责任很重。因为党代会常任制建立了党代表履行职责的各种制度，充分尊重和保障了党代表权利，使党代表在任期内能充分反映民意、参与决策、监督批评。

谈出民主谈出和谐

——温岭“民主恳谈”让百姓有话就说出来

【创新关键词】民主恳谈

今年2月，温岭市政协举办了一场关于推进温岭科学发展的在线民主恳谈会，邀请该市政府有关负责人与网友通过网络进行交流，解答网友提出的问题。这场延伸到网上的民主恳谈打破了空间和人数的限制，吸引当地市民发帖91个主题，回帖323个。

从“对话”到“参与决策”，从“网下”到“网上”对话，温岭“民主恳谈”的形式、内容不断创新丰富，群众参与公共事务的渠道不断拓宽。

以“民主恳谈”为载体探索基层民主政治建设，最初是在温岭组织部门的组织引导和参与下产生发展起来的。1998年10月，温岭市在开展村级管理规范化试点工作中，选择牧屿镇(现隶属于泽国镇)试行“民主日活动”。1999年，全省开展农业农村现代化教育，温岭松门镇“农业与农村现代化教育论坛”邀请村民同镇领导坐在一起进行交流，村民们畅所欲言，取得了出乎意料的成效。2000年8月，温岭市委在松门召开现场会，并将此前已经在各地开展的“民情恳谈”、“村民民主日”、“农民讲台”、“民情直通车”等活动形式统一更名为“民主恳谈”，并将活动范围由镇村两级延伸到非公有制企业、社区和市级政府部门。

目前，温岭的民主恳谈主要有对话型、决策型、参与式预算民主恳谈。值得一提的是，温岭的参与式预算民主恳谈将民主恳谈这一体制外制度创新与现行制度相融合，把民主恳谈引入镇人代会的预算审查、监督过程。这不仅强化了民主恳谈自身的制度化，而且有效地“激活”了基层人大，促使基层人大更好地依法履行自己的权力，推进了预算民主，走在了全国参与式预算改革的前列。

【专家点评】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房宁：温岭民主恳谈，是一种新社会条件下化解人民内部矛盾和平衡不同社会群体利益的新型基层民主制度。民主恳谈更为重要的意义在于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既定制度框架内，扩大了基层民主，促进人民群众有序参与政治，形成了一种新的民主协商机制，落实了民主监督。

【受益者感言】温岭市泽国镇西岸村村民叶浇莲：我参加过很多次民主恳谈会，这个交流方式搭建了我们群众与干部沟通、参与政府决策的平台。我们百姓把想说的话说出来，想让政府办的事办成了，心情自然舒畅，社会也和谐了。

群众办事干部跑腿

——玉环“全程代理制”让村民不出村就能办成事

【创新关键词】全程代理、从2001年2月28日起，玉环县龙溪乡开始实施“全程代理制”：前来办事的群众只要填一份承办单，把相关原始资料交给乡里的干部，就可拿到结果。群众申办的事项，如果乡里能即刻办理，他只要坐着喝点茶，看看电视，就能等到结果；如果需要县里部门办理，乡干部则会承诺办结时间，到时也能拿到结果。、这一制度一出台，便被当地群众称为办事“绿色通道”，很快在全县推广，玉环各乡镇党委、政府和县有关部门都纷纷在显要位置设置受理室，受理室墙上标明全程承办事项、程序、办结期限和全程承办人。群众不必再找相关科室和经办人，只需向受理室提出办事申请，提供有关材料，受理室便在承诺办理期限内办结事项。、近年来，这项制度进一步完善，玉环各部门和乡镇又在办事代理制的上伸和下延上做足了功夫。“上伸”，即开通乡镇与部门窗口的“直通车”，对群众需要报送县级部门办理的事项，由乡镇派专人专车送到县为民服务中心或部门受理室，构建绿色通道。“下延”，就是在各村设立全程为民办事代理点，确定村级代办员，专门代理申办事项，让村民不出村就能办成事。

现在，“上伸下延”已经取得明显效果。如玉环县国土资源局在基层6个土管所设立便民窗口，实行“一窗受理，窗窗联动”，乡村群众如要办理涉及到好几个管理区域的土管事项，可免去很多麻烦。

【专家点评】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奚从清：老百姓办事有困难，干部就思考怎样让百姓方便。这可能不需要经过多大周折、花费多大精力、付出多大财力,但这就是人文关怀，是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体现，是个了不起的进步。

【受益者感言】龙溪乡渡头村村民蔡卫良：半个月前，我们村的驻村干部张良土得知我母亲生病住院，就上门帮我把母亲的医保报销凭证带到乡里，交给全程办事代理室，很快这笔6430.43元的报销款就批下来了。办整个事情我只要跑一次就够了，真是方便。全程代理制把方便留给了群众，麻烦留给了干部，真是一种为民办事的好制度。

村里的事让村民作主

——天台探索村级民主决策“五步法”

【创新关键词】民主决策“五步法”

从2005年开始，天台县探索实施了“民主提案、民主议案、民主表决、创业承诺、监

督实施”为主要内容的村级民主决策“五步法”。

村级民主决策“五步法”是指村级重大事务民主决策具体分五步进行：一是民主提案。年初或届初村级各种组织或村民围绕本村的村计大事及热点、难点问题，提出提案。二是民主议案。村党组织统一受理提案，对一般事务召集村“两委”联席会议作出决定，对村级建设规划、村集体经济所得收益的使用、村集体经济项目的立项、征用土地各项补偿费的分配使用方案、村公益事业的经费筹集方案等涉及村民利益的重大事务则召开民主恳谈会、党员议事会等广泛征求党员、群众的意见，研究确定需提交表决的事项，并拟定表决方案。三是民主表决。召开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对村内重大事务进行表决，并形成书面决议。四是创业承诺。表决通过的事项，作为村干部创业目标，由村“两委”公开作出承诺，并落实责任人，组织实施。五是监督实施。村“两委”通过村务公开、年中创业承诺汇报、年底述职评议等方式，接受村民的监督和质询。

“五步法”通过民事民议、民事民决、民事民评，确保村民自治在基层党组织领导下有序进行，畅通了群众意见表达和利益诉求渠道，落实了农民群众的主人翁地位，形成了民主发展与群众支持良性互动的局面，推动了新农村建设顺利开展，促进了农村社会稳定。

【专家点评】省委党校教授董明：天台“五步法”从村民自治最关键的民主决策入手，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等三项内容有机贯穿在一起，确定了一套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运行机制，从而将村级事务的决策、管理和监督推上了制度化和规范化轨道，实现了农村“四个民主”的有效对接。

【受益者感言】天台县白鹤镇皇都村党支部书记陈统龙：“五步法”简单、直观、易行，方便群众操作，也使村级事务变“一头热”为“两头热”。由以前的“干部干、群众看”为“干部群众合力干”，有力推动了村里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

第三篇：煤化工核心技术自主创新的典范

煤化工核心技术自主创新的典范

9月22日，第三届多喷嘴对臵式煤气化技术推广及应用研讨会在江苏镇江举行，240多位政府官员、专家、学者和企业代表参加了研讨。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会长李勇武、兖矿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王信、江苏索普(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宋勤华和华东理工大学校长钱旭红院士出席会议并作大会致辞。

目前拥有我国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多喷嘴对臵式水煤浆气化技术近几年在市场推广中取得良好业绩，已在国内外煤气化技术转让市场上占据一席之地，代表了我国自主煤气化技术的先进水平。

为了更好地推广自主知识产权煤气化技术，兖矿集团成立了山东兖矿国拓科技工程有限公司，并与华东理工大学洁净煤研究所合作，积极开展技术推广工作。截至目前，多喷嘴煤气化技术已经在国内外29家企业推广，共计83台气化炉，已有22台气化炉投入运行，单炉最大生产能力达到日处理煤3000吨，其运行周期和工艺指标均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多喷嘴煤气化技术成为我国煤气化技术的主流技术之一，并且已向美国最大炼油企业VALERO公司进行了转让，开创了向国外输出煤气化技术的先河。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会长李勇武在会上表示，开展先进煤气化技术攻关，是根据我国资源特点，促进行业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战略决策。兖矿集团、华东理工大学以及相关的科

研院所走出了一条成功的产学研相结合的科技创新之路，使多喷嘴煤气化技术成功实现了工业化、大型化，为促进行业调结构、转方式作出了重要贡献。

兖矿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王信表示，兖矿集团始终把科技创新作为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基础保障。这次研讨会的深入交流，将进一步完善提升自主煤气化技术水平。兖矿国拓公司董事长丁辉告诉记者，自主煤气化技术不仅要重研发，更要重视推广应用。目前多喷嘴对臵式水煤浆气化技术在应用中获得了广大用户的认可。

华东理工大学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钱旭红指出，经过两代人20多年不懈努力开发成功的多喷嘴对臵式煤气化技术，彻底打破了国际跨国公司的垄断，实现了大规模煤气化技术的应用，这对引领煤化工行业转型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多喷嘴对臵式水煤浆气化技术的使用客户江苏灵谷化工、江苏索普等企业一致认为，这项技术对生产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据江苏索普公司技术负责人介绍，60万吨/年醋酸项目气化装臵选用多喷嘴煤气化技术，自投产以来，装臵运行稳定，在较短时间内达到了设计能力，2011年双炉在线率达到96.5%，各项指标在同类装臵中处于领先地位。

国家化工行业生产力促进中心高级工程师方德巍表示，目前多喷嘴对臵式水煤浆气化技术已经进入成熟阶段，今后煤化工行业应该更加重视鼓励这种创新，推动行业可持续发展。

今年8月，我国开始启动运行替代石油路线大型化工过程与装备技术协同创新中心。面对我国石油资源短缺，煤炭和非传统油气及生物质资源丰富的现状，在教育部大力支持下，由华东理工大学牵头，浙大、清华、大连理工、华南理工、中国石油化工联合会、中石化等共同组建了该协同创新中心，将实现高效、深度联合，与科研机构、行业组织、企业开展广泛合作，建立战略联盟，实现人、财、物共享，资源共享，在关键领域取得重大突破。中心由政府、大学和企业共同投入资源，实现了各种创新要素与资源的高度汇聚、融合和共享，以服务国家能源化工领域的重大需求为出发点，以体制机制改革为依托，深入开展协同创新，根据国家和企业的重大技术需求开展项目研发攻关，是一个向全国企业开放的中心，期待更多的企业加盟。

第四篇：驱动零售模式创新 树立行业典范

——苏宁囊括2013中国零售业四项大奖

近日，第十五届中国连锁店展览会及连锁业会议在成都隆重开幕，会议重点探讨了互联网时代零售业的转型模式、高成本环境下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动力机制，并围绕购物中心、便利店的营运以及零售业的多渠道发展和创新等开展深入交流。会议期间还揭晓了2013的人物、零售创新奖、员工最喜爱公司、金牌店长、购物中心金百合奖。

中国连锁业年会是国内连锁零售领域最具权威性和影响力的行业盛会。该年会“自1999年以来，已连续成功举办了14届。大会覆盖了全国上百个城市、上千家企业，受到了来自国内、国际零售行业人士的关注与参与。此次连锁年会上，苏宁凭借企业发展成就和对行业创新转型的积极引领作用，一举囊括了“2013年中国连锁人物大奖”、2013“中国零售创新大奖 ”、“2013CCFA员工最喜爱的公司”、“2013CCFA十佳金牌店长”等四项大奖，成为获奖最多的企业。

为表彰推进本企业和连锁行业发展做出重要贡献的个人，连锁经营协会设立了中国连锁业人物大奖。入选“人物”者，由中国连锁经营协会评审委员会提出候选人物名单，通过公众网上投票和中国连锁经营协会个人会员投票，历时数月对2013全国连锁人物进行评定，鉴于苏宁董事长张近东对中国零售行业的突出贡献，评委会授予张近东此项荣誉。

评委会认为，张近东带领苏宁专注零售本质，在面对全球竞争、互联网技术竞争时代，面向消费者多元化的需求，主动创新，全面转型互联网零售。2月份发布“店商+电商+零售服务商”的“云商”模式，6月推进“线上线下同价”，开启O2O模式的全面运营，9月份推出双线开放平台“苏宁云台”，10月战略投资PPTV，并在11月举办首届O2O购物节。一系列大刀阔斧的创新举措带来的变革升级，包含了张近东及苏宁创新变革的决心和魄力，为中国零售业未来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也为其他零售企业的转型提供了范本。

在20 多年的成长历史中，苏宁从来不缺乏变革的基因，持续的创新和强大的战略执行贯穿苏宁发展历程。当前，苏宁正积极实践云商模式，不断推进互联网零售的转型步伐，建立O2O融合的、多终端互动的全渠道经营模式和全资源的核心能力体系，以及开放平台的经营模式，从而形成系统推进的“一体两翼互联网路线图”。希望通过互联网的零售、物联网的服务、大数据的管理，开启线上线下融合新模式，对于消费者、行业和社会的发展都将创造新的价值。与此同时，苏宁

持续强化信息平台、物流平台、人才平台建设，为不断推进互联网零售的发展搭建强大后台。

百年企业，人才先行。在人力资源密集型的零售行业，苏宁坚持“国家、企业、员工，利益共享”的价值观，锻造了一支专业、敬业、团结的事业经理人团队，成为推动苏宁高速稳健发展的根本力量。从终端服务人员到中高层管理干部，都能在苏宁得到明晰的职业规划和完善、全面的培训；快速的晋升通道和完善的薪资福利制度，使员工能够立足企业发展实现个人价值。“我们的工作虽然很繁忙，但在这里工作，很快乐”不少苏宁员工说，就算是小职员也能为企业的发展提意见。有次，苏宁的高管到商场里巡视，遇到苏宁门店的一位导购员小何，小何向领导提出了自己对于门店布置方面的想法，建议增加门店的潮流元素和顾客休息区。该高管很快接受了这位普通员工的建议，让门店“大变身”，为顾客精心打造出“家”的感觉。与此同时，苏宁还开展丰富多彩的员工活动，如运动会、文艺晚会、节日团聚等使员工在紧张工作之余愉悦身心，一年一度的“苏宁之夏”晚会更是成为员工展示才华的舞台，员工自编自导自演，节目取材于苏宁各个体系与各地公司员工的日常工作和生活，充满苏宁人的真诚与汗水、创意与灵感。正因企业与员工的和谐发展，苏宁此前已获得CCTV最佳雇主、《财富》中国最适宜工作公司等认可。

另据了解，此次来自香港苏宁的欧振华获得了“2013CCFA十佳金牌店长”的奖项，其所在的苏宁旺角银行中心店，在坪效、人效、损耗率、销售增长率、净利润率等门店核心指标上表现突出，年销售额数亿元，门店的净利润增长也是稳居前列。当初旺角银行中心店开业的时候，全新的销售方式，开放的商场，员工的热情，让当时的香港人感受到前所未有的新鲜和兴奋。然而随着新鲜感的渐渐退去，顾客日益减少。“顾客是不会主动找上门的”，欧振华开始带领店员到周边的居民家里去了解他们的生活，主动帮忙检测顾客家里旧电器的使用情况，还和顾客坐在一张桌子上吃饭了解他们的生活习惯。正是通过这样贴近顾客的行动，让欧振华及时了解顾客需求，并运用到店面商品构成和布局的调整上，放弃固有经验，贴近顾客，从而建立了和顾客之间的信赖关系。以欧振华为代表的香港店长“素质高、肯学习、原意学习”，面对互联网大潮的冲击，保持创新态度和敬业精神，获得了消费者的一致认可。

截止目前，已有二十多位苏宁店长获评“CCFA金牌店长”。他们大多数是苏宁“店长梯队”自己培养出来的。从“店长梯队”建立以来，苏宁已经培养出了1000余名优秀零售管理人才，现有门店店长中大部分为“店长梯队”培养出来的自有零售人才。

第五篇：典范相关分析

讲稿

下面我们将一边分析文章，一边为大家讲解如何利用典型相关分析的原理分析两组变量之间的关系。

典型相关分析的研究焦点是，研究一组变量的线性组合和另一组变量的线性组合之间的相关关系。想法是这样的：首先求一对线性组合，它有最大相关系数，下一步则从最初挑选的这对线性组合不相关的线性组合配对中，选出有最大相关性的一对，如此继续下去，这些选出的线性组合配对成为典型变量，它们的相关系数称为典型相关系数。

而本文所研究的职业流动(Occupational mobility)，是指劳动者在不同职业之间的变动，是劳动者放弃又获得劳动角色的过程。职业流动是社会流动形式之一。

将典型相关分析应用到对职业流动的研究中是因为。Part1 在以往对代际间和代际内的职业流动的研究中，在为流动表中职业类别分配分数或权重的问题上，社会科学家在为流动表中职业类别分配分数或权重的问题的两大困难：（这里流动表中的职业类别指的是父亲的职业类别和儿子的职业类别）：1父亲的职业和他们的儿子的职业之间的相关性会有所不同，这取决于分配给职业的分布上个月。2反映当前儿子职业中某些基础维度差异的分数可能不同于反映父亲在同一维度上的职业差异的分数。换句话说，尽管两代人的职业分类是相同的，但人们可能希望给父亲的职业分配不同的权重。

解决职业评分问题两个主要方向：1职业声望（occupational prestige scores）：要求人们对特定职业的“社会地位”进行排名或评分。但这种方法只能获得少数职业的声望得分，而无法得知所有职业或所有社会成员的声望位置，这不能满足社会学家进行社会声望分层的需要。2职业的社会经济指数（a socioeconomic index of occupations）:邓肯：基于职业声望测量所获得的各类职业的声望得分，以及相应职业的平均收入和教育水平，建立一个回归方程，求出收入和教育对职业声望的回归系数（即权数），然后应用这一回归方程，求出所有职业的声望得分。彼特·布劳和邓肯后来在对美国职业结构的研究中,进一步发展了这一方法，他们用45种职业声望调查取得的收入和教育权数，估计出446种职业的社会经济地位指数，并根据各个职业的社会经济地位指数的高低，把这些职业归为17个社会地位等级群体。

本文在职业流动研究中使用Duncan社会经济指数，并认为社会经济地位（SES）是决定职业流动的最主要因素。

正如Blau和Duncan所做的那样，在职业流动研究中使用Duncan社会经济指数（后来称为Duncan SES指数），这就意味着社会经济地位（SES）是决定职业流动的最主要因素。

在本文中，我们提出两个假设：

1.职业之间的社会经济距离决定了流动表中两组职业之间的相关性。2.职业的相对地位依然存在。Part2 这些假设将通过为职业分配权重或者分数的标准来检验，这些职业的社会经济地位在分析上是独立的（但不一定在经验上独立）。

这里的权重指的是，将两组职业各自分配到一个表格中，使得两组变量的线性组合之间产生最大相关系数时的权重。

通过这一程序获得的权重与职业类别的收入和教育等SES衡量因素相关联，以检验SES是否是代际内以及代际间职业流动的最重要变量（即变量产生了表格的最大相关性）。

此外，通过检验父亲和儿子的职业之间的最大相关性是否是通过对两组职业分配相似的权重而得到的，验证职业的相对地位随着时间的推移保持不变（就他们之间的流动的可预测性而言）。用于从职业类别的交叉分类中获得受访者之间的最大相关性的方法是典型相关性的方法，并且为了最大化相关性而分配给类别的权重或分数是典型相关系数。

与典型相关的通常用法不同，目前情况下的变量是“虚拟”或二元变量，其值代表每个职业类别中个体存在或者不存在，然后在交叉分类表中表示的两组虚拟变量之间获得典型相关性（例如，一组用于父亲职业类别和一个儿子职业类别）。

该技术在数学上等同于由Guttman和Hayashi独立开发并由Alker 描述的属性定量缩放技术。Part3 在讨论我们的数据和应用典型相关技术的结果之前，我们应该提及两个关于典型相关性的具体使用的技术要点。

其中之一是，为父亲的职业和儿子的职业设置的虚拟变量均包含线性依赖性（a linear dependency）。

为了消除这种依赖性，我们在每个集合中消除了一个类别（即农场劳动者）。所有系数（coefficients）都表示为与省略的类别的偏差（deviations），得到的权重为零。

第二点是系数全部以非标准化的形式呈现。

由于原始变量是虚拟变量或二元变量，每个原始变量的方差取决于属于该类别的案例的比例；因此，我们不会表达与其变异性相关的系数（通过标准化）。

要做到这一点，就要让系数在很大程度上由边际频率决定。

下面的结果是基于对Blau和Duncan提出的三个基本频率表的分析。这些表格是：

1、儿子1962年的职业和父亲的职业交叉分类

2、儿子的第一份工作和父亲的职业交叉分类

3、儿子1962年的职业和儿子的第一份工作交叉分类

这些数据代表了美国人口普查局调查的20至64岁男性的全国样本，以研究“一代人的职业变化”。

Blau和Duncan提出的三个移动表的最大相关系数如下: 以下各项之间的最大相关性（第一个典型相关性）

父亲的职业和儿子的1962年职业= 0.447 父亲的职业和儿子的第一份工作= 0.577 儿子的第一份工作和儿子的1962年职业=.574 这些相关性与Blau和Duncan使用Duncan的SES指数[3，pp.117-281。Blau和Duncan在他们对上述变量的测量之间得到了.405,417和.541的相关性。他们与父亲的职业和儿子的第一份工作的相关性与我们的相关性之间存在着最大的差异。由邓肯的SES指数分配给职业的分数产生了父亲的职业和儿子的第一份工作之间的相关性，这大大低于可以使用不同分数获得的最大相关性，这表明：

1.最大相关性的一部分是由于职业SES以外的其他因素，以及（通过暗示），2.最大化这种相关性的分数是由一个变量产生的，它与最大化前面列出的其他两个相关性的变量略有不同

表1中给出了三种移动性表中每一种的非标准化典范系数或第一个典型变量。在每一组中，系数除以一个常数，因此最大系数等于1.0。没有必要仔细检查分数。除了少数几个例外情况外，当人们从专业人员到农场劳动力职位的任何一栏中都可以看到稳定的单调下降趋势。如表2所示，当这些系数与中位收入，中位数教育和邓肯的相关职业类别的SES指数相关时，我们发现所有情况下的潜在变量似乎主要是社会经济地位。任何一组系数与任何SES变量之间的最低相关系数为0.646，最高为0.952。然而，相关性的模式总体上支持推论：SES（由这些变量衡量）在确定儿子第一份工作的系数时不足以从父亲的职业中预测，反之亦然，因为它是其他系数的系数。与其他相关性相比，涉及这些系数组的相关性相当弱。但是，它们足够强大，足以表明任何可能更充分地代表基础因素的变量都必须与SES高度相关（比赛，也许？）。总而言之，我们可以说，我们的研究结果提供了经验证据，即对于决定他们之间流动性的职业的一个最重要的维度是他们在社会经济地位上的差异。

在典范系数的基础上，我们也可以回答这个问题：决定职业间距离的因素在多大程度上（在距离由最大化父亲和儿子的职业地位之间的相关性的分数决定的范围内）随时间推移保持不变？ 权重集合之间的差异表明，父亲职业分数的基础因素不同于儿子职业基础分数的基础因素，即职业地位模式在世代之间发生了变化。如下面的相关性所示，情况并非如此。

典范系数（第一典型变量）之间的关系为：

父亲的职业预测从儿子的1962年职业和儿子的1962年职业预测父亲的职业=.982 父亲的职业从儿子的第一份工作和儿子的第一份工作预测的父亲的职业预测=.988 儿子的第一份工作预计从儿子的1962年的职业和儿子的1962年的职业预测从儿子的第一份工作=.995 当然，相关性是对称的，所以预测的方向可以颠倒。这些相关性的大小显着地表明，职业地位的基础连续统一体的位置在代际间或代际内都没有改变。作为父亲职业得分基础的变量实际上与儿子1962年职业得分的基础相同，因此通过另一种方法证实了Hodge，Siege1和Rossi [9]的结论，即职业声望结构随时间保持显着不变。

将典型相关方法获得的权重与另一种方法分配的分数进行比较也是有益的，该方法也不使用预先分配的职业分数。Blau和Duncan进行了Guttman-Lingoes最小空间分析-I关于职业目的地相对于起源的距离，反之亦然，用相异指数衡量（任意两类职业起源之间的正百分比差异的总和关于职业目的地，以及任何两类目的地之间的原产地）。在Guttman-Lingoes技术中，解决方案的标准是最小化一组点之间的距离，在这种情况下的点是职业之间成对距离的三角矩阵，用不相似度的指数来度量。解决方案可以是obt。根据期望的多个维度排列，取决于解与原始数据矩阵之间所需的拟合优度。然而，Blau和Duncan决定采用二维解（在因子分析中使用前两个因子或前两组典型变量）。他们通过检查结果得出结论，第一维表现为SES。邓肯慷慨地为我们提供了在本文讨论的三个表格上计算的二维解决方案中职业得分或价值观的差异指数。表3显示了第一维和我们的第一个典型变量之间的相关性。如表3所示，在二维Guttman-Lingoes最小空间分析解中得到的第一维与我们的第一组典型变量非常相似，证实了再次相似的研究结果是以非常不同的方法得出的。

Part 4 除第一典型变量以外，我们还没有分析其他典型变量。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这些并不重要。因为特定移动性表格中的每个权重组在与个人相关时，与该表格的其他正交。

考虑到本研究中三个流动表的第二个典型相关系数，从父亲职业所预测的儿子1962年职业为0.80，从父亲职业所预测的儿子第一份职业为0.343，而儿子的第一份工作预测的儿子1962年职业为0.413。从父亲职业所预测的儿子1962年职业为0.80为最大相关系数。接下来若要继续研究，第二组典型变量可以用与第一组相似的方式进行分析，以查看哪些其他因素决定了职业系统中流动性的可预测性。从权重本身来看，这些因素可能是不明显的。

Part 5 本研究的重要性在于它提供了对这个假设的独立验证，即职业之间的距离是由最大化父亲与儿子职业地位之间相关性的因素所定义的一个连续体（事实证明，是沿着社会经济连续体的距离）对于两代人以及在一代人中的初始和后期职业阶段是相同的。

前面的分析还表明，与父亲的职业和儿子的第一份工作之间的关系相比，社会经济因素包括中位数收入，中等教育和邓肯SES指数更准确地反映了父亲职业与儿子目前职业之间以及儿子第一份工作与儿子目前职业之间关系的变量。

第三，典型相关性可用于研究种族和宗教通婚或城际和跨国移徙等现象，族裔群体，宗教团体，城市和国家可作为各职业类别的类比。典型相关也可以用更传统的方式开发基于连续变量的索引。

最后，本研究希望为社会学家和其他社会科学家扩大使用典型相关技术提供基础。一个是将典型相关性应用于更详细的职业流动性表格，因此SES以外的因素作为流动性的决定因素将变得更加明显。如上所述，第二个用途是确定给出的第二个典型变量的基础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