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创业失败的三个顽疾

第一篇：中国式创业失败的三个顽疾

中国式创业失败的三个顽疾

中国现在也已经步入了创业的大时代，全社会从上到下都在关注创业这个时代标杆。但是相对于西方发达国家，我们的创业环境和成功率还是有多差距的。下面我们来分析一下中国式创业一般失败的几大主因。

为什么创业者多成功者少?调查显示盲目创业，缺乏契约精神，过分倚重人脉是中国式创业失败的三大主因。

国内创业企业每100家企业中只有20家到30家可以熬过1年，而熬过3年的企业只占这其中的30%;至于如今流行的大学生创业，其失败率更是高达99%。

一项调查显示，国内创业企业每100家企业中只有20家到30家可以熬过1年，而熬过3年的企业只占这其中的30%;至于如今流行的大学生创业，其失败率更是高达99%。创业企业从无到有，创业者需要做资金分配与调度、人才招募、营销策略制定、管理控制，以及面对来自竞争和市场的变化，因此，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对于脆弱的创业企业而言都是致命的。

一、40岁创业晚不晚?

年轻人不宜盲目创业，要先积累一定的职业经验和商业运营经验，有了一定的资金、客户资源或者独特的商业模式后，再寻求创业，那样失败的几率就会大大降低。

陈碧富20岁出头进入台湾奥美广告公司，从调研员做起，一步一步做到北京奥美的总经理，这期间几乎跨越了20年，积累起来了丰富的行销经验和客户关系。直到40岁，陈碧富觉得已经完全可以自己创业的时候，就果断放弃了北京奥美总经理的职位，出来创立了观唐广告公司，以前奥美的很多客户都成了观唐广告的客户，公司成立第一年营业额就做到了几千万元。

陈碧富当时对媒体谈论自己创业最大的感受就是：水到渠成。当自己的经验积累、资金实力、人脉关系、团队建设都达到一个比较成熟的层次后，出来创业就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也许在很多年轻人看来，陈碧富40岁才开始创业，显得太保守了，失去了很多机遇，但是其创业成功的概率却是大大提高了，10年来这家不求最大的广告公司依然比较健康地活着。创业失败往往源于盲目，创业前的准备是很重要的。创业者在创业前需要明确地知道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在哪里，是技术、产品、服务、人脉资源，还是资金实力、政府关系等等，如果上述资源中在所在的领域具有一定的优势，创业初期就比较容易生存下来。

因此，创业咨询专家普遍建议，国内的年轻人不要盲目的进行创业，而是先积累一定的职业经验和商业运营的经验，有了一定的资金、客户资源或者独特的商业模式后，再寻求创业，那样失败的几率就会大大降低。

一直坚持走自己的路，与创业者们共同分享创业的成功得与失，让创业者，特别是青年创业者在人生的首次创业路途上能够少走弯路，找到属于自己的海阔天空。同时创业致富网也告诫各位创业者，任何投资都有风险。

创业初期，大家目标一致，同心协力克服艰难，共同打天下。但是相对于有难同当来讲，有福同享显得更加困难。创业团队往往在后期的利益分享上出尽问题，这种分歧如果得不到好的解决，对于创业团队来讲将是毁灭性的打击。

二、如何避免敌人式散伙?

在创业之初，合伙人之间最好都建立起契约精神，把未来可能预想到的情况设计出来，体现在公司章程中，使未来的变化有据可依。另外可以拿出部分股权给后来地业绩出色的合伙人进行再分配，预留出一个活口，在制度上保持一定的弹性。

国内某知名的咨询顾问公司最近还是解散了。这家顾问公司曾经是国内管理顾问方面最成功的咨询公司之一，公司的4位合伙人在业界也拥有一定的影响力。当初 4位合伙人

在组建这家公司时按照每人25%的股份平均分配，每人负责一块业务。由于这4位创始合伙人每人都在各自领域具有较强的业务能力，该公司在创业初期一帆风顺，很快就发展成为业内知名的管理咨询公司。

然而，随着业务的发展，公司的4块业务出现了发展的不平衡，其中两块业务占据了公司经营额的80%。很快4个合伙人之间出现了矛盾，但是当初约定的25%的股份却难以改变，在矛盾难以调和的情况下，该公司意外地解散了，4位合伙人各奔东西。

初创企业的合伙人或者股东之间往往是按照出资的比例来决定股份，忽视了个人能力和智力层面的无形资产，尤其在技术导向或者智力导向的行业，企业后续的发展往往更依托专业技术和智力上的推动，资本反而成了次要因素。创业型企业最大的特点就是发展变化非常快，协商不好就容易分家。

目前很多创业型公司多数采取的是有分红权无股份和股份制模式，这两种模式各有优缺点，也都有成功和失败的个案，需要根据不同企业的特点进行摸索。但是在创业之初，合伙人之间最好都建立起契约精神，把未来可能预想到的情况设计出来，体现在公司章程中，使未来的变化有据可依;此外，除了按照出资的比例，分配出一个相对合理的股份比例，并在企业发展过程中对团队骨干成员进行评估，对股份的比例可以做出适时的调整，而不是一成不变。

还可以在初创的时候，除了出资人，规定可以拿出多少比例的股权给后来的业绩出色的合伙人进行再分配，预留出一个活口，在制度上保持一定的弹性。

三、社会关系能一劳永逸吗?

在创业过程中不可过分倚重人脉关系，以此为支点开始创业没错，但问题是关系并不能保障一劳永逸，一旦失去，创业之路就很容易戛然而止。毕竟最终还是业务决定人脉，不是人脉决定关系。

陈风多年以来从事着一个相对自由的职业——个人工作室，帮助一些小企业做一些设计印刷的业务。然而一个机遇改变了陈风的命运。陈风的一个老朋友张岩在一家外企刚被提拔为运营总监，手里掌握着一年几百万元的印刷业务。在张岩的“帮助”下，陈风顺理成章地拿到了这个大业务，于是招兵买马，迅速成立了一家颇有规模的制作公司，一年几百万元的印刷和设计业务，利润竟然也可以达到上百万元。

在张岩的照应下，陈风很知足地做着这家外企的印刷业务。然而两年后张岩意外地离开了外企，接替张岩的继任者毫不犹豫地把这笔印刷业务给了自己的关系户。失去了业务支柱的陈风很快就支撑不下去了，几个月后只得关闭了公司。

“中国式创业的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关系创业。中国人比较看重关系，在创业过程中也比较倚重人脉关系，往往以此为支点开始创业，但是问题是关系并不能保障一劳永逸，一旦关系失去，创业之路就很容易戛然而止。毕竟最终还是业务决定人脉，不是人脉决定关系。” 不能过度地依赖关系资源，而应当未雨绸缪，人脉资源在国内的创业过程中虽然很重要，但加强人际资源优势以外的其他方面才是根本之道。

第二篇：中国式创业

中国式创业——无奈的选择与无言的结局

作者：何行

关于创业，大家能联想起来的东西真是太多了，或许每个年轻人都曾梦想过自己创业的场景，但真正能走上创业之路的人似乎并不多，也因此大部分人对创业这个词很是有些好奇的。“创业”这个词经过不断演化和包装，终于在现代这个经济社会成为一个听起来能让年轻人热血沸腾的词语。它是那么的有感召力，那么的让人充满憧憬和向往，就好像每个创业的故事后面都拥有一个美丽的传奇。

然而，这样一个词语来到中国，它必然也会体现出一些“中国特色”，所以就如标题所示我在这里称为“中国式创业”。“中国式创业”跟其他的创业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只是内涵稍微有一点点变化罢了。国外的创业多数为主动创业，而中国之创业很大一部分皆为被动式创业。让我们看看新中国成立以来到底是哪些人在创业吧？

第一个阶段：新中国成立后到改革开放之初——创业黑暗时期

新中国建国之后，推行了计划经济体制，通过一系列国有化措施,实现了生产资料的公有化，使原外国资本、官僚资本、民族资本收归国有。要知道社会主义国有化是无产阶级掌握国民经济命脉，巩固政权，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基础。这个时期无疑是创业史的黑暗时期，在这个年代里埋没了我国大量的创业型人才。（他们中很多人在经历三年自然灾害，文革和上山下乡）当然这之中也有另类的，居然敢在这一非常时期出来搞创业，在1960年代的创业叫“投机倒把”，投机倒把者是要被绳之以法；在1970年代创业之人又叫“二道贩子”，也是见不得人的勾当；到1980年，创业者就有“倒爷”这一毁誉参半的称号了。

第二个阶段：八十年代初期到九十年代初期—— “下海”与“个体户”时期

改革开放之初，市场经济开始繁荣，一个新的自由空间正在出现。一些人，主要是****机关人员、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等放弃在传统体制内的位置，转而到这一新的空间里创业经 1

商、谋求发展，这样的行为被称作“下海”。“下海”是八十年代中期到九十年代中期最火的词语。当大多数人还在计划经济的温室里观望时，最先从国有单位辞职从事商业活动的“下海”者确实有一番“弄潮儿”之雄风。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国务院修改和废止了400多份约束经商的文件，大批官员和知识分子投身私营工商界，可谓“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冯仑、潘石屹就是当时的下海者，这些曾一文不名的游子，成了叱咤房地产业的亿万富翁；下海者还多有官员，包括两度下海的前国家计委官员顾宁珂等。人事部统计，1992年，辞官下海者12万人，不辞官却投身商海的人超过1000万人。从以上“下海者”情况可以看出，他们可分为两类人，一类是以用“二元经济”特征，利用手里的特权，不脱离官职而经商，他们“只在海边泡一下脚”；另一类是在国企或事业单位里混得不如意，而“自己跳入海中游泳”。

这一时期的创业者，除了“下海者”还有另一个形态“个体户”。知道80年代初期的“个体户”都是什么人吗？基本上都是社会上的“待业青年和劳改犯”，他们平时没事就喜欢打群架。那个时候不像现在可以有那么多人上大学，他们面临的选择不是在高考，而是在初中毕业。可以有的出路有：考上高中，考上中专，考上技校，或者拖关系就业，或者顶替父母工作。如果以上都没能去成呢？那他就成了“待业青年”，除了在社会上飘着也没什么事做了，在这期间没事打个架不小心犯点事也就成了“劳改犯”！（写《同桌的你》的高晓松曾经跟我说过，没有拿砖头砸过别人脑袋的就不是男人，我想这也是那个时代的真实写照吧！）偏偏就是这帮人，赶上了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一波，赶上了流通领域的市场化，他们就开始练摊，倒腾。倒服装，倒电器，把广州的东西运回内地来卖，就凭跑个差价，硬是发了，成了万元户。那时候公务员的月薪也就是一两百元，万元户是个什么概念！有了钱，也就有了地位，渐渐的，女人也愿意嫁了，丈母娘脸上也有光了，“个体户”也就渐渐脱离了贬义词的范畴。从以上分析可以小结，这一时期的创业者“个体户”大多是在初中毕业之前没能好好读书，成为待业青年以后被动地选择了创业。

第三个阶段：九十年代初期到两千年初始——创业黄金期和“下岗”时期

从邓小平“春天的故事”开始，市场经济的浪潮一发不可收拾，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之人起到了很大的带动作用，同时也拉大了私有企业与国有企业的收入差距。一些在公务员岗位及企事业单位不得志的青年，看到原单位混下去前途渺茫，纷纷跳出国有的圈子，当时记得有个名词叫“停薪留职”。这一部分跳出来的人，一般来说都具有一定的文化程度，如

果不是原单位效益不好是不会跳下海的，他们可以说是被市场经济的第一波浪潮逼出来的。应该说这批人是幸运的，他们选择主动提前离去，而不是等到九十年代后期企业倒闭，职工下岗再被迫走上重就业道路。

市场经济的浪潮进一步翻滚，竞争的结果是大批国有企业面临淘汰和破产。本来还在观望，不喜欢市场竞争的人们也被新的浪潮拍打出来。随着国有企业一个接一个倒闭，人们渐渐失去了原来的工作和职位。同时，为了挽救国有企业，“下岗”这个不叫“失业”的失业把越来越多的人们拉出了舒适的国企老窝。人们彷徨了，恐慌了，但日子还是要过的，他们无奈重新寻找工作，其中有些能力和积蓄的人也开始试着做生意，被迫走上创业之路。所以中国从这个时候开始，“下岗”和“创业”两个词语就成了好朋友，成了“难兄难弟”，只不过后一个词语经过包装，比前一个词语好听很多。其实中国人是有惰性的，如果有个好的工作，一般来说他们不会选择自主创业，因为那样做的风险真是太高了。这一时期的创业，有太多是被逼出来的，因为没了工作，也就没了机会成本，当你一无所有的时候，又不想给别人打工，那还是创业算了。

第四个阶段，两千年初始到现在——全民打工和全民创业的悲惨时期

此时，“下岗”时期所带来的被动式“创业”开始蔓延，经过老国有企业改制和私有化浪潮，能挤进国有保护圈的人们越来越少，大量的劳动力被排挤出温馨的计划经济体系，被迫出来打工和被迫出来创业。加上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引进的“穷爸爸，富爸爸”系列，在其影响下大量的年轻人都义无反顾走上了创业之路，其中也包括刚走出校园的大学生。创业是需要准备的，它需要具备很多先决条件，但是这些被迫出来创业的人们，还有被激励着的热血青年，很多还没有经过积累和准备就匆忙踏上了创业之路。他们可能有一定资金，或者有一定技术，或者有一定关系，但他们无疑是莽撞的，没有经过系统学习和思考，根本不懂如何经营企业。他们讲的最多的是在创业期间摸爬滚打，慢慢走向成熟。

这样一批无畏者闯进创业圈子的后果是什么呢？

中国所有低门槛的竞争性行业都充斥着这样的无畏创业者，带来的是这些行业的恶性竞争，其结果是使得行业内只能维持很低的利润，小企业难以壮大和发展。这样恶性竞争的结果，再加上国家对知识产权保护不力，山寨横行，想要创造出一批龙头企业带动各行业发展

无疑是天方夜谭。所以，我一直认为，中国的市场上，不是创业者太少，而是创业者太多。只要是门槛不高的行业，一般来说都充斥着大量的被动式创业的人们，他们开着小小的店面，做着小小的生意，获得小小的盈利，维持着简单的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下，他们没有更高的追求，不求企业做大，只求能够生存，为了生存，为了微薄的利润，他们什么都肯做，这也就不难解释为什么国内市场上有那么多的有毒食品，那么多的伪劣产品。

在这里我要说，中国只有两种市场：一种是开放的恶性竞争市场，另一种就是关系国家经济命脉的垄断市场。在恶性竞争市场上，充斥着大量的创业者，唯利是图，带来的是微薄的利润和低劣的产品。在垄断市场上，残留的是强势的计划经济堡垒，高额的垄断利润侵蚀着消费者剩余，带来大量无谓损失。“十年河东，十年河西。”之前还是计划经济圈内人往圈外跳，现在呢？计划经济残留的垄断行业内部工资大大高于外部的工资，所以我们看到大学生毕业后，使命往这些垄断行业里钻。（包括金融业、交通运输业、建筑业、电信业、能源行业等，还有公务员队伍）现在的人们都很怀念温馨的计划经济体制，只是这个圈子越来越小，这是否是钱钟书的小说《围城》现代版呢？

以上已经讲完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创业的四个阶段，而当下的我们就正处在第四阶段里，大家要问那我们怎么办呢？

从****的角度，我想为了给创业者更大的空间，第一步是进一步开放垄断性行业，放松管制引入竞争，缓解其他行业的恶性竞争局面；第二步是****为创业者提供更多培训和创业后续支持服务，让他们增加风险意识和承担风险能力；第三步是****提供信息支持，完善市场信息，规范市场秩序，统一产品和服务标准；第四步是****大力抓好大学生就业和失业人员再培训问题；第五步是****平衡垄断行业和一般行业的工资收入差距。

从个人角度，如果你想创业，请做好准备，尽量避免与无畏的创业者进行ＰＫ。选择创业进入的行业，一定要谨慎。问清楚自己有没有这个实力，在没有一定经验和不懂企业运作之前，请不要随便试水。

在这里我抛给大家一个经济学概念叫“经济租”。定义是这样的【当厂商占有某种稀缺资源（自然资源、技术、人才、品牌、权力）时，它就具有了寻租能力。因为这种资源能带给

企业利润而其他企业却无法学到这种能力，也不拥有这种资源，其他企业为了获得这种能力和拥有这种资源而愿意支付一笔报酬给它，其值超过获得资源时的价格。】当你想开始创业的时候，请看看你现在有没有，以及将来能不能创出这样的“经济租”。只有你确信自己拥有“经济租”的时候，你才可能抛开那些无畏的创业者，才可以避免恶性竞争，才可以追求企业的长期成长。

这五种稀缺资源中的“自然资源”和“权力”在****手里，我们初级创业者可以不考虑，那么你主要弄明白的就是现在所有的技术、人才还有将来可能获得的品牌。你看你能不能“引入新产品；采用新的生产方法；开辟新市场；获得新的原料来源；采用新的企业组织形式。”如果以上都没有，请暂时放弃创业，选择打工，进一步了解企业运作，积累实力为自主创业做好前期准备。

第三篇：中国式创业

中国式创业——无奈的选择与无言的结局

关于创业，大家能联想起来的东西真是太多了，或许每个年轻人都曾梦想过自己创业的场景，但真正能走上创业之路的人似乎并不多，也因此大部分人对创业这个词很是有些好奇的。“创业”这个词经过不断演化和包装，终于在现代这个经济社会成为一个听起来能让年轻人热血沸腾的词语。它是那么的有感召力，那么的让人充满憧憬和向往，就好像每个创业的故事后面都拥有一个美丽的传奇。

然而，这样一个词语来到中国，它必然也会体现出一些“中国特色”，所以就如标题所示我在这里称为“中国式创业”。“中国式创业”跟其他的创业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只是内涵稍微有一点点变化罢了。国外的创业多数为主动创业，而中国之创业很大一部分皆为被动式创业。让我们看看新中国成立以来到底是哪些人在创业吧？

第一个阶段：新中国成立后到改革开放之初——创业黑暗时期

新中国建国之后，推行了计划经济体制，通过一系列国有化措施,实现了生产资料的公有化，使原外国资本、官僚资本、民族资本收归国有。要知道社会主义国有化是无产阶级掌握国民经济命脉，巩固政权，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基础。这个时期无疑是创业史的黑暗时期，在这个年代里埋没了我国大量的创业型人才。（他们中很多人在经历三年自然灾害，文革和上山下乡）当然这之中也有另类的，居然敢在这一非常时期出来搞创业，在1960年代的创业叫“投机倒把”，投机倒把者是要被绳之以法；在1970年代创业之人又叫“二道贩子”，也是见不得人的勾当；到1980年，创业者就有“倒爷”这一毁誉参半的称号了。

（百度资料：“投机倒把”一词产生于计划经济色彩浓重的七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计划内部分实行国家统配价，同时企业超计划自销产品并按市场价格出售，形成了特殊的“价格双轨制”。当时，市场价格往往比国家统配价高一两倍。当时，有背景的倒爷们凭借手中权力，通过计划或走后门，搞到平价的紧俏产品，通过层层转手加码，最后以较高价格在市场上出售。在这一历史背景下，1979年7月1日开始实施的《刑法》笼统地规定了投机倒把罪。1981年,为了禁止乡镇社队企业的“无序”生长，避免同国企争夺原料，国务院两次发出紧急文件严厉打击投机倒把。同年，韩庆生等4名国企工程师到乡镇企业“炒更”，设计了两套生产污水净化器，韩庆生却因“技术投机倒把罪”被判入狱。1982年，温州柳市镇的8名个体户因投机倒把被通缉，这就是著名的“八大王事件”,也是当时全国打击投机倒把的一个缩影。这一年,有3万人因投机倒把被判刑。1997年《刑法》取消“投机倒把罪”，2009年8月24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再次审议的关于修改部分法律的决定草案，删去法律中“投机倒把”“投机倒把罪”的规定，并作出修改。）

第二个阶段：八十年代初期到九十年代初期—— “下海”与“个体户”时期

改革开放之初，市场经济开始繁荣，一个新的自由空间正在出现。一些人，主要是职能部门机关人员、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等放弃在传统体制内的位置，转而到这一新的空间里创业经商、谋求发展，这样的行为被称作“下海”。“下海”是八十年代中期到九十年代中期最火的词语。当大多数人还在计划经济的温室里观望时，最先从国有单位辞职从事商业活动的“下海”者确实有一番“弄潮儿”之雄风。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国务院修改和废止了400多份约束经商的文件，大批官员和知识分子投身私营工商界，可谓“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冯仑、潘石屹就是当时的下海者，这些曾一文不名的游子，成了叱咤房地产业的亿万富翁；下海者还多有官员，包括两度下海的前国家计委官员顾宁珂等。人事部统计，1992年，辞官下海者12万人，不辞官却投身商海的人超过1000万人。从以上“下

海者”情况可以看出，他们可分为两类人，一类是以用“二元经济”特征，利用手里的特权，不脱离官职而经商，他们“只在海边泡一下脚”；另一类是在国企或事业单位里混得不如意，而“自己跳入海中游泳”。

这一时期的创业者，除了“下海者”还有另一个形态“个体户”。知道80年代初期的“个体户”都是什么人吗？基本上都是社会上的“待业青年和劳改犯”，他们平时没事就喜欢打群架。那个时候不像现在可以有那么多人上大学，他们面临的选择不是在高考，而是在初中毕业。可以有的出路有：考上高中，考上中专，考上技校，或者拖关系就业，或者顶替父母工作。如果以上都没能去成呢？那他就成了“待业青年”，除了在社会上飘着也没什么事做了，在这期间没事打个架不小心犯点事也就成了“劳改犯”！（写《同桌的你》的高晓松曾经跟我说过，没有拿砖头砸过别人脑袋的就不是男人，我想这也是那个时代的真实写照吧！）偏偏就是这帮人，赶上了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一波，赶上了流通领域的市场化，他们就开始练摊，倒腾。倒服装，倒电器，把广州的东西运回内地来卖，就凭跑个差价，硬是发了，成了万元户。那时候公务员的月薪也就是一两百元，万元户是个什么概念！有了钱，也就有了地位，渐渐的，女人也愿意嫁了，丈母娘脸上也有光了，“个体户”也就渐渐脱离了贬义词的范畴。从以上分析可以小结，这一时期的创业者“个体户”大多是在初中毕业之前没能好好读书，成为待业青年以后被动地选择了创业。

第三个阶段：九十年代初期到两千年初始—— 创业黄金期和“下岗”时期

从邓小平“春天的故事”开始，市场经济的浪潮一发不可收拾，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之人起到了很大的带动作用，同时也拉大了私有企业与国有企业的收入差距。一些在公务员岗位及企事业单位不得志的青年，看到原单位混下去前途渺茫，纷纷跳出国有的圈子，当时记得有个名词叫“停薪留职”。这一部分跳出来的人，一般来说都具有一定的文化程度，如果不是原单位效益不好是不会跳下海的，他们可以说是被市场经济的第一波浪潮逼出来的。应该说这批人是幸运的，他们选择主动提前离去，而不是等到九十年代后期企业倒闭，职工下岗再被迫走上重就业道路。

市场经济的浪潮进一步翻滚，竞争的结果是大批国有企业面临淘汰和破产。本来还在观望，不喜欢市场竞争的人们也被新的浪潮拍打出来。随着国有企业一个接一个倒闭，人们渐渐失去了原来的工作和职位。同时，为了挽救国有企业，“下岗”这个不叫“失业”的失业把越来越多的人们拉出了舒适的国企老窝。人们彷徨了，恐慌了，但日子还是要过的，他们无奈重新寻找工作，其中有些能力和积蓄的人也开始试着做生意，被迫走上创业之路。所以中国从这个时候开始，“下岗”和“创业”两个词语就成了好朋友，成了“难兄难弟”，只不过后一个词语经过包装，比前一个词语好听很多。其实中国人是有惰性的，如果有个好的工作，一般来说他们不会选择自主创业，因为那样做的风险真是太高了。这一时期的创业，有太多是被逼出来的，因为没了工作，也就没了机会成本，当你一无所有的时候，又不想给别人打工，那还是创业算了。

第四个阶段，两千年初始到现在——全民打工和全民创业的悲惨时期

此时，“下岗”时期所带来的被动式“创业”开始蔓延，经过老国有企业改制和私有化浪潮，能挤进国有保护圈的人们越来越少，大量的劳动力被排挤出温馨的计划经济体系，被迫出来打工和被迫出来创业。

加上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引进的“穷爸爸，富爸爸”系列，在其影响下大量的年轻人都义无反顾走上了创业之路，其中也包括刚走出校园的大学生。创业是需要准备的，它需要具备很多先决条件，但是这些被迫出来创业的人们，还有被激励着的热血青年，很多还没有经过积累和准备就匆忙踏上了创业之路。他们可能有一定资金，或者有一定技术，或

者有一定关系，但他们无疑是莽撞的，没有经过系统学习和思考，根本不懂如何经营企业。他们讲的最多的是在创业期间摸爬滚打，慢慢走向成熟。

这样一批无畏者闯进创业圈子的后果是什么呢？

中国所有低门槛的竞争性行业都充斥着这样的无畏创业者，带来的是这些行业的恶性竞争，其结果是使得行业内只能维持很低的利润，小企业难以壮大和发展。这样恶性竞争的结果，再加上国家对知识产权保护不力，山寨横行，想要创造出一批龙头企业带动各行业发展无疑是天方夜谭。所以，我一直认为，中国的市场上，不是创业者太少，而是创业者太多。只要是门槛不高的行业，一般来说都充斥着大量的被动式创业的人们，他们开着小小的店面，做着小小的生意，获得小小的盈利，维持着简单的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下，他们没有更高的追求，不求企业做大，只求能够生存，为了生存，为了微薄的利润，他们什么都肯做，这也就不难解释为什么国内市场上有那么多的有毒食品，那么多的伪劣产品。在这里我要说，中国只有两种市场：一种是开放的恶性竞争市场，另一种就是关系国家经济命脉的垄断市场。在恶性竞争市场上，充斥着大量的创业者，唯利是图，带来的是微薄的利润和低劣的产品。在垄断市场上，残留的是强势的计划经济堡垒，高额的垄断利润侵蚀着消费者剩余，带来大量无谓损失。“十年河东，十年河西。”之前还是计划经济圈内人往圈外跳，现在呢？计划经济残留的垄断行业内部工资大大高于外部的工资，所以我们看到大学生毕业后，使命往这些垄断行业里钻。（包括金融业、交通运输业、建筑业、电信业、能源行业等，还有公务员队伍）现在的人们都很怀念温馨的计划经济体制，只是这个圈子越来越小，这是否是钱钟书的小说《围城》现代版呢？

以上已经讲完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创业的四个阶段，而当下的我们就正处在第四阶段里，大家要问那我们怎么办呢？

从职能部门的角度，我想为了给创业者更大的空间，第一步是进一步开放垄断性行业，放松管制引入竞争，缓解其他行业的恶性竞争局面；第二步是职能部门为创业者提供更多培训和创业后续支持服务，让他们增加风险意识和承担风险能力；第三步是职能部门提供信息支持，完善市场信息，规范市场秩序，统一产品和服务标准；第四步是职能部门大力抓好大学生就业和失业人员再培训问题；第五步是职能部门平衡垄断行业和一般行业的工资收入差距。

从个人角度，如果你想创业，请做好准备，尽量避免与无畏的创业者进行ＰＫ。选择创业进入的行业，一定要谨慎。问清楚自己有没有这个实力，在没有一定经验和不懂企业运作之前，请不要随便试水。

在这里我抛给大家一个经济学概念叫“经济租”。定义是这样的【当厂商占有某种稀缺资源（自然资源、技术、人才、品牌、权力）时，它就具有了寻租能力。因为这种资源能带给企业利润而其他企业却无法学到这种能力，也不拥有这种资源，其他企业为了获得这种能力和拥有这种资源而愿意支付一笔报酬给它，其值超过获得资源时的价格。】当你想开始创业的时候，请看看你现在有没有，以及将来能不能创出这样的“经济租”。只有你确信自己拥有“经济租”的时候，你才可能抛开那些无畏的创业者，才可以避免恶性竞争，才可以追求企业的长期成长。

这五种稀缺资源中的“自然资源”和“权力”在职能部门手里，我们初级创业者可以不考虑，那么你主要弄明白的就是现在所有的技术、人才还有将来可能获得的品牌。你看你能不能“引入新产品；采用新的生产方法；开辟新市场；获得新的原料来源；采用新的企业组织形式。”如果以上都没有，建议你延迟创业，选择打工，进一步了解企业运作，积累实力为自主创业做好前期准备。

第四篇：中国式胡萝卜加大棒的失败

中国式胡萝卜加大棒的失败

丁咚文

美国新一轮对台军售计划引发了中国密集的强烈抗议浪潮。这笔高达58.5亿美元的军售案比此前外界所传的42亿美元，高出了整整16个亿还多。据信，此举激怒了中国政府，遂由外交部、国防部、国台办对美表态强烈抗议，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张志军紧急召见美国驻华大使骆家辉，当面表达不满；中国外交部长杨洁篪在联大访美期间，也对美国呛声，希冀美国考虑到对台军售的影响，顾全两国关系大局。

几乎与此同时，菲律宾22日召集东盟10国的海事专家开会，讨论将南海明确划分为无争议和有争议的区域，美联社消息称，中国政府也对此表达了强烈抗议。

稍早前，媒体报道，菲律宾总统阿基诺多路出击，与日本一唱一和，鼓励日本加入南海领土争议；他在参加联大期间对美国人鼓吹确保南海航行自由，美国必须展现其在该地区的存在，并说，其实中国政府好面子，只要给它台阶下，就会通情达理好说话。

官方喉舌《环球时报》对此不屑一顾，认为阿基诺在胡说八道。然而从阿基诺访华后获得中国方面高度配合，共同签订《联合声明》，高唱和平，以及与中国商界继续保持良好关系，带着大笔合同满载而归来看，阿基诺所称中国好面子说，并非毫无根据，倒像是他在亲身经历后的由衷体会。

由此不难看出，中国在对外交往上也在效仿超级大国的做法，即希望以“胡萝卜”加“大棒”的手段，迫使对方合作。但从效果来看，无论是所谓的“胡萝卜”（即以大笔订单来换取其他国家的谅解与合作），还是“大棒”（即中国向他国喷出的“超级口水”），都未取得真正的成功。

从历史的角度看，每次美国对台军售，或者南海区域国家做出一些小动作，中国政府都少不得要“强烈抗议”、“坚决反对”一番，然而没见过哪次真能以此吓唬别国的，倒是在每次抗议之后，中国政府不得不与相关国家“重归于好”，并在下一次更大规模的“挑衅”时，喷出更多的口水。由此看来，这个战略唯一的功效，是加速了中国的血液循环，有利于体内的经络疏通而已。

更有甚者，越是对中国进行挑衅的国家，越是容易同中国建立更紧密的贸易关系，并取得大笔经济合同。美国、菲律宾都是好例子。但这样的“胡萝卜”除了使他们的胃口越来越大之外，并未达成预期目的：即遏止他们在台湾、南海等敏感问题上和中国过不去的行为。

中国式的“胡萝卜”加“大棒”政策，似乎并非在所有的外交案例中都无效果。比如在对法外交中，就曾取得“成功”。萨科齐总统曾在西藏问题上与中方交恶，中国政府就以大量唾沫对付他们，并取消了大笔经济合同。

但中法之所以在强烈对峙之后握手言欢，最根本的原因，不是由于中国的“大棒”，或者“胡萝卜”，而是法国不甘于在失去中国这个重要的战略伙伴之后，在世界上沦为无足轻重的二流国家，这不符合法国自戴高乐以来的政治传统。怀抱雄心壮志的萨科齐总统更是法国传统政治的信奉者，在金融危机加剧的情况下，只有寻求中国的合作，才能实现其愿望。这才是萨科齐绕了一圈之后，再度与中国拥抱的深刻原因。

中国学习美国，在国际关系中交替使用“胡萝卜”加“大棒”的外交策略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两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冷战结束以来，国际关系现实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一超多强、群雄纷起的格局更加明显，中国经济总量虽然已经超越日本跃居全球第二，但是不管是硬实力还是软实力，都与超级大国相差甚远，与诸强也未拉开明显差距，使用这个两手策略的基础尚不坚实。二是中国式“胡萝卜”“订单外交”向来不附带条件，官方既想以此拉拢有关国家，又羞羞答答，欲言又止，不愿意将自己的底牌亮出来，因此这个“胡萝卜”脆得够劲，吃起来相当地爽口，同时由于中国的实力不够强、底气不够足、政治意愿不够大，因此“大棒”的力度远远不足以威服四方。大吐口水，力道一次比一次强，除了能吓唬小孩子，没有任何益处，反倒因为经常使用，其威力呈现递减效应，乃至于让人家看笑话。——对于中国的反应，那些与中国交恶的国家早就预料到，并准备好钵子接这些口水，随手扔进垃圾堆......美国在口水战中对台军售金额越来越大，并被奥巴马、马英九夸耀成“政绩”，以及阿基诺不顾中国汪洋恣肆的口水，固执己意，竭尽全力把南海问题搞大，把水搅浑，就是显著的例子。

不过，虽然有这种种的不如意，反过来说，中国难道就可以真的在国际关系中使用大棒了吗？中国的军事、政治、经济乃至外交实力，是否足以支撑中国的“大棒”政策？这是另一方面的问题了。中国政界、军界、学界以及民间，也有大批好战分子存在，他们也在嚷着给有关国家来点扎扎实实的“教训”，采取军事的、政治的、外交的、经济的手段对所在国施加“报复”。比如军事学会的某罗姓副秘书长，向来就是大话王，屡屡在对外政策上讲“硬话”。但其最终的结果将表明，他这些所谓的“鹰派”只能过过嘴瘾而已，中国对外战略策略不会有任何实质性变化。

正如前文所指出，中国还不具备像美国等西方国家强硬到底的经济、政治、军事实力，中国的经济虽然一直向好，但仍很脆弱，能否在复杂多变的经济形势下保持平稳较快发展；中国的政治框架能否适应经济基础的变化，能否在不做任何真正的改革的情况下，保持内部稳定；中国政府能否让民众信服，在它的领导之下，中国经济会越来越好，民众生活越来越好，以及公民权利得到有力保障，所有这些问题，都还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

在这种情况下，很难有底气对外示硬，中国遭受到任何失败，都将对内产生深刻影响，不仅将影响执政党的权威、领袖的威信，而且将由外向内带来变革的力量，继而影响长期执政，这是当局不愿意看到的，因此竭力避免在国际争端中出现真正的对峙，造成难以收拾的后果，因此，也只有采取中国式的“胡萝卜”和“大棒”，而不能照搬照用美国式的“胡萝卜”加“大棒”。

这些年来，中国政府将加强外交战作为对外战略的重点，使用软实力从西方阵营中拉拢对自己有经济需要的国家，在出现国际纠纷时使用强硬手段时顾虑较多，难以放开手脚施展对外战略，也是由上述因素决定的。

第五篇：创业失败感慨

失 败 感 慨

去年五月始，我与三个伙伴创立了一家小顾问公司，一年半时间里勤劳经营，人员分分合合，业绩上上下下，到目前为止赔了不少钱，而且不知往哪里去。从血泪家史中，与同学们分享一些心得。(我宁可称其为心得，而不是教训，因为痛苦实在是一种养分。)

1.MBA可能是一种障碍。

培根说，知识就是力量。这可能是几世纪的误导。知识不是力量，如同汽油不是动力。能否产生力量，关键看你是什么人，开的是什么车。在这方面，知识远不如权力甚至美貌来得更为直接。糟糕的是，过多、过早的理论学习会成为一种本能天性的障碍，而潺弱的天性无法驾驭庞大的知识。就好比刚过了儿童期，便只会戴着有色眼镜看世界一样。

以我本人的经历为明证：公司开业之初曾考虑过“客户开发模式”，后来决定在写字楼、车辆、CI等方面进行投资包装，树立专业公司的形象，同时雇佣十余名销售人员进行“扫楼”，直接进入中高端市场(合伙人当中有两位具备多年的客户资源)。一年半之后，我们意识到了当初的决策有问题，或者说运行一段时间后出现隐患未及时调整。再深入剖析，发现我们似乎违背了商人 “ 量入为出 ” 的基本原则，以及缺乏对市场反应的敏锐嗅觉，不能应时而变。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

总之面对问题时，我们(至少我)倾向于用别人教给我们的理论框架分析问题，分析得越透澈越放心，结果可能离本象越远。我现在相信，任何伟大的决策不会是分析调研的结果。调研再充分，最后的一刹那还是靠直觉。就好比1945年阴霾的日子里艾森豪威尔决定是否登陆，或者李建军描述的孟良崮之战一样(真是一篇好文章)。

让我担心的是，长年精于企管理论学习的我们，是否正逐步被戴上一幅眼镜，而逐步放弃自己的商业本能，或喜欢总结理论，在抽象为理论的过程中忽略了事实的全貌。理论学家和实践学家本来就是两路人，我们读很多企业家的自传像韦尔奇，他们的概括逻辑能力都偏弱，不是吗?

2.学做一个农民。

几年前的我，对农民企业家多少有些不屑一顾。现在倒觉得，在中国的民营经济发展的萌芽阶段，先富起来的很可能是农民。有点夸张，不过至少农民种庄稼，懂得一份耕耘一份收获，办企业非常务实，少些浮躁，心态懂得知足，耐力比较持久。而我们这些城里的 “精英人士”呢?看看我们每天接触的那些传媒时尚，口口相传的故事，宣扬的英雄传奇，不是一夜入主董事会身价八亿的杨澜，就是因与金正日私人关系良好成为新一州创办人的 **，或者是那些比我们还小十岁的模特明星。

没错，这些东西影响了我。当我去年创办公司时，曾预想通过两、三年的经营走上壮大与致富。现在我明白了，这个时间表要大大延长，也许五年，也许十年。我没有准备。我知道了，靠借贷、吸引投资、特殊的ZF关系发家会很快，但只有少数人能够那样，不是我们，我们多数人只能像农民这样，一份耕耘，一份收获，甚至要先学会，只耕耘，不收获。所 以我在向农民学习，学习他们的老实、踏实、务实，无论将来是自己创业还是打工。农民播种时要深耕细作，搞经营也一样。想想以前在企业做 marketing的时候，方案虽然漂亮，但是否真的有效?

至少我没有做过销售，去一线品尝一下建立关系的艰难，也就不能形成对客户真实的体验，再漂亮的方案恐怕也经不起推敲。这样个人发展会十分受限。我现在相信 “实践出真知”。一个理财投资专家，假如他自己从未炒股，家庭帐目亦不十分清楚，那千万别相信他;一个SH心理学家，假如他不能妥善处理自己与家人同事的关系，他的书也不要买。(可惜现在SH上这样的专家、作家、学家太多了)。如果我现在回到企业去做营销，我会认真地补上销售这一课，至少要大大加强与客户的直接接触;如果我去做人力资源，我会把许多时间花在与人的交流上，真正去了解他们所思所想;如果我去做企业战略 „„如果我不能对企业的内在情况、市场情况与竞争对手有直观体验，我还是不要做的好。我在向农民学习，还包括他们的忧患意识。

从我出生到从清华毕业，我其实没遇到过生存的危机，没有品尝过从不被人尊重的逆境中崛起，甚至在高考时都没有 “拼命过”，孤注一掷地全心投入。而这种从底层环境锻炼造就的内驱力非常重要。因此上帝非常公正，他给了挣扎于底层的人一种自发向上求生拼搏的意志，同时也给了那些背景优越的人太多的退路，让他们在退路中糜烂了自己的潜力。

3.走出阳春白雪的陷阱行业没有贵贱之分，工作没有高低之分。

不幸的是，在我创业的时候，我对此的认识很局限，认为自己的方向必然是搞些咨询或新产品开发等。我从来没有想尝试与人合伙开一家汽车修理厂或家政服务公司等。当然理由很充分，前者才能发挥我在理论方面的优势与经验。其实所有的行业都是一样的，经营都不容易，但一定有钱可赚(否则它为什么会存在?)。

所以，一家 IT软件公司未必比一家餐馆高雅，一家房地产开发公司未必比一家生产打火机的厂家牛B，或者换句话说，一个从事投资银行业务的合伙人未必比一家经营洗脚桑拿的老板更有前途。相反，正是大批良好背景智商较高的人都去阳春白雪了，所有在那些下里巴人的行业里竞争会少一些，管理的优势可能会凸显一些。举两位成功人士为证：我在新华社的前任领导现在在深圳跟人合伙做牙刷，做了很多品牌牙膏的 OEM(附赠牙刷)，据说还开发了许多采用新材料、造型新颖的产品;一位以前学美术的朋友在通州开了一家汽修厂，做得不错又买了二十亩地。

以前没有经营“下里巴人”的另一个理论支持是：这些行业接触的人档次太低，无法对话。而现在对此的感受也今非昔比。干任何行业，你都需要面对并征服一些与你生活背景不同的群体。如果我选择干餐饮，我会面对众多从农村招工的姑娘小伙，培训他们的确不易;但是我选择了干房地产策划，却要面对一群号称北京最油的 “油条子”们聚集的开发商，适应这些人的交际方式向他们要钱又谈何容易!正是都不容易，方显英雄本色。我的那位曾是画家的汽修厂老板，现在可以轻松在外面应付客户而不需内部管理，一度他的厂子出现危机却有几名铁杆员工坚持要留下来陪他;而我们公司呢，公司一倒，员工早已准备好下家，临走前还不记追索欠下的佣金。与他相比我们是失败的。

差别在于能力、涵养、待人、留人。无论这件事业是雅是俗，是曲是难，是苦是累，都没有干不好的事业，只有干不好事业的人。而且这种做人、待人再做事的能力需要从基层培养。

4.加入创业的队伍

说一年半的血泪家史太夸张了，我所遭遇的这一些经历对于很多经商多年的人来说根本算不上什么。虽然这段经历是失败的，让我痛苦过，但我还是要感激它，它让我从童话的二十七年中猛醒了一下，我抛弃了那幅眼镜，过得更真实。无论下一步如何选择，这段经历都很有营养。

在此也特别想鼓励那些骨子里埋藏着创业冲动的同学，去试试吧，打一辈子工可能会让你在两鬓斑白的一天抑制不住的后悔。如果我们再理智地算一笔帐，会发现打工风险也很高。我们以十年为期。假如我们确定十年后，只有10%的小企业会生存并壮大下来，作为股东的你自然会拥有较一般人高得多的收益;如果你选择了在一家大企业集团打工，十年后你有多大可能达到 top management并获取相当的收益?能上去的人比例也非常低。

自己创业每天身先士卒，废寝忘食，但打工也一样劳心劳力，压力丛生，除非你很知足一个较低的 offer。小企业会倒闭，大企业会裁员，裁员可能还在其次(相信同学们都有抗裁员的硬功夫)，关键是当你四十多岁以后，如果你未能升到理想的高管位置，结果会怎样?中国改革开放时间还短，在外企和民企中尚未有应付员工老龄化的经验。不过不可想象这些公司会养着一大批四五十岁的高工资的员工甚至中层。

中国最大的一个竞争优势便是人力资本便宜，二十岁的年轻毕业生大批供应前赴后继，这一点与国外不同。我相信再过十年，新闻媒体最热衷的话题之一便是外企民企中高资历大龄员工的 “下岗分流”问题。打工是职业生涯中最容易选择的一种。但一般来说最容易的往往也最危险。多数人(包括我)喜欢知难而退，避重就轻，最后一步步把自己送入危险的绝境。所以，还是那句话，如果你骨子里有创业的冲动，趁年轻，试一下吧!毕竟我们班七十多个同学时里，创业的只有三个，比例不高。

照“移民打分法”，我也设计了一个创业打分表，可以自检一下，供大家一乐。有利创业的加分条件：

(1)无论做什么，总能兢兢业业把本职工作干好。+20分

(2)做工作时容易从中发现一些兴趣。+10分

(3)大多数时不对工资或其他方面抱怨，满足于工作中取得一些成果。+10分

(4)对不同性格的人有较强的包容度。+15分

(5)曾独立把一件别人看似不可能或难办的事(无论多小)办成办好。+15分

(6)认真考虑过如何与一些不好相处的领导或同事如何相处，并付诸实施。+15分

(7)长年如一日的侍奉过一名老人。+10分

(8)拥有一批真心喜欢你敬佩你的朋友。+15分

(9)曾诚心诚意地向别人道过歉。+5分

(10)不太受媒体的影响，比如一些流行的观点等。+10分

不利创业的减分条件：

(1)在一个岗位干一段时间，就会发现许多问题，觉得这个工作不值得干不去。-20分

(2)对同事间分配的不平很愤怒，极大挫伤了工作情绪。-15分

(3)老板不把工资提到相应的幅度，就缺乏工作动力。-10分

(4)喜欢时尚，热衷名牌，动心于广告的魅力并成为它的牺牲者。-10分

(5)对自己最亲近的人如父母、夫妻的一些缺点老是看着刺眼，遇到类似的问题时总会吵架。-10分

(6)对自己的孩子、侄子等缺乏耐心。-5分

(7)对流行的“对自己好一点”、“率性而为”等观点非常认同。-10分

(8)从没有某种长期的、比较鲜明的爱好。-10分

上述表格是随意编的，不必当真。不过我倒相信大家分数都不会低。不是因为我们学习了MBA课程，而是因为我们有过共同的从千军万马中冲刺独木桥的成功经历，因为我们共同的不轻易服输的自尊。

5.从今天开始，认真修练。

我不是个对创业的鼓吹者，对没有创业行为或创业冲动的人，我十分尊敬，并相信做一名优秀的职业经理人也十分不易，连我自己也考虑是否应回到打工生涯。但我想，无论我们处于什么岗位，我们都应在人际关系方面下更大的功夫，甚至是比专业技能还要大的功夫。还 记得王雪莉讲过的 “成功的管理者”与“有效率的管理者”之间的不同吗?那真是千真万确。

记得小时候听评书 “三国”，我始终不能理解为何刘备才具平平，却能坐拥为王，文如孔明武如赵云都能为他卖命，难道只因为他姓刘吗?现在想来其实刘备最难，他的那种征服各种人的能力也最珍贵，因此市值最高。既然作为 MBA我们学了管理，我们首先就应在对人的研究上下工夫。如果我们从现在开始，每天都争取多认识一个人(不管他看起来与我们多么不同)，琢磨他，努力与他交朋友，并不期望从他身上有任何回报而只出于对人的兴趣，那么到我们四十岁时，我们的大脑里就会存储一千个活生生的人的模板库，他们的性格、嗜好、遗传特点、背景、职业、观点、心理特征、优弱点都栩栩如生，而你也能大致了解与各类人相处的基本规则，学会了做人，那么你做任何一个行业的管理都能胜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