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主导下的市场化——中国教育制度的变迁方向（共5篇）

第一篇：国家主导下的市场化——中国教育制度的变迁方向

国家主导下的市场化——中国教育制度的变迁方向

中国教育制度（人力资本生产制度）必然发生变迁。变迁的方向是：国家主导下的市场化，即在国家的控制、指导、调节或准许下，使市场机制的作用在教育与培训领域得到逐步发挥和全面贯彻。理由如下：

第一，国家的主导作用具有必要性。在中国，党中央、国务院和全国人大三位主体，具有完全一致的利益追求和目标函数。由这三位主体构成的“国家”，内部交易成本较低、工作效率较高，功能强大，控制和主导着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经济转轨、社会转型，是在国家的完全控制、指导、调节下发生的。人力资本生产制度变迁，作为经济和社会制度创新工程的一部分，只有在国家的主导下，才可能顺利实现。违背或不顺应国家意志的制度创新活动，现期内，至多是短期内，可能会有“机会主义”行为带来的收益，但用不了多久，创新的边际成本就会高于边际收益，因而不可能持久。

第二，经济和社会制度创新的方向具有决定作用。人力资本生产制度，是社会系统中具有开放性的子系统，主要功能是为经济建设服务。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必然会导致人力资本生产制度发生变迁。变迁过程遵循一定的内在规律，但变迁方向主要决定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方向。在国家的主导下，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制度发生市场化方向的变迁。竞争机制和价格制度，不仅在物质资料生产过程中得到全面应用，而且广泛作用于教育与培训、科学研究、技术创造、医疗保健、文化繁荣、社会保障、非营利部门和组织管理等多个方面。人力资本生产制度的创新过程已经开始，竞争机制和价格制度正在教育与培训领域逐步实施。

第三，国家与人力资本生产制度的关系具有历史性。在西方国家，现代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主要起源于宗教和非宗教民间组织和个人发起的教育活动。目前，在欧洲和美国、日本等地，非公立教育十分发达，著名高等学府的举办者多数是民间法人而非政府。非公立教育制度的变迁会受到政府政策的影响，但主要取决于民间举办者的决策。与西方国家现代教育的发展史不同，中国现代教育的发展，是在政府主导下的发展。自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清政府创办第一所国立大学——京师大学堂，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在这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尽管出现了由教会等民间组织和个人举办的私立教育机构，但从未获得充分的发展机会。处于支配地位的始终是国立教育。

第四，国家与人力资本生产制度的关系具有现实性。1949年至改革开放前，中国的教育基本上处于国有国营状态。改革开放以来，虽然非公立教育有所发展，但公立教育仍然是全国教育制度的绝对主体。国有教育与培训制度的创新，自然必须由所有者主导和参与。事实上，迄今为止所进行的全部教育制度创新活动，无一不是在国家主导下发生的。

综上所述，可以认为，中国人力资本生产制度的变迁，只有通过国家主导下的制度创新活动才能够实现。制度变迁的方向，与经济和社会变迁的方向具有一致性。人力资本生产制度发生国家主导下的市场化变迁，意味着国家按照市场经济规律改造现存教育与培训制度，以达到优化国有人力资本生产资源（教育资源）配置，提高生产效率，最大化人力资本产出的目的。（好范文版权所有）

第二篇：中国民办教育制度变迁看中国改革开放

中国民办教育制度变迁看中国改革开放

作者：王冉 年级：12电商 学号：201224040136

摘要

从我国民办教育制度的变迁过程看我国改革开放的发展。我国的民办教育制度变迁是从开始的不允许到后来的鼓励再则最后的扶持过程。从中我们看到中国对于这一制度变化我们看到的中国改革开放的发展和中国起到的变化。

关键字：

中国民办教育中国改革开放变迁

一个国家强大的同时他会考虑到他，在世界的影响力度，综合国力水平，文化程度等。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中国的一个全新的转折点。然而改革开放他有很多方面的改革开放，下面我们就从中国的民办教育制度变迁这个角度看看我们中国的改革开放。

民办教育是指相对于公立学校，除国家机构的社会组织或个人利用非国家资金面向社会自己建立的学校或其他教育机构活动。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民办教育作为国民教育体系中的重要部分，走向与公办教育“共同发展”的道路，其发展速度不断加大。与此同时，其制度、政策建设的步伐也不断加快。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民办教育制度变迁大致经历了从“允许”、“鼓励”到“扶持”与不断走向“规范化”的发展进程，具体阐述如下：从 1978 年到 1982 年这段时间，国家对民办教育从制度、政策上可以概括为“允许”其发展。我国的民办教育制度从 1953 年来存在有民办教育，到后来民办学校全部变成公办学校，直到从 1978 年到 1982 年这段时间又重新“允许”民办学校的存在，其制度发展可谓几经波折，到最终取得在法律制度上与其他教育同等发展的地位。“1978 年以后，国家开始允许社会力量办学，允许国家、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公民个人举办学校，这些单位和个人都不用国家的财政经费，这就叫社会力量办学，现在叫民办学校。”在这样的政策背景下，湖南中山进修大学成立，即第一所民办学校问世，打破了单纯由公立高校一统天下的格局。中国的民办教育开始起步，乘上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春风。1982 年《宪法》第九条规定：“国家鼓励集体经济组织、国际企业事业组织和其他社会力量依照法律规定举办各种教育事业。”举办民办教育纳入我国的基本大法，这就第一次依照法律形式确立了民办教育的地位。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它从１９７６年１０月，我们党一举粉碎“四人帮”，从危难中挽救了党和国家，但“文化大革命”遗留下来的政治、思想、组织和经济上的混乱还极其严重，党的指导思想上的是非并没有得到应有的澄清，广大干部群众强烈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方针和政策，彻底扭转十年内乱造成的严重局面。也许经过文化大革命我们深刻的感觉到很多人还是很盲目的跟从大众，没有自己的想法，从而导致文化革命的最

后不可控制局面。从这件事上我们了解到中国人的教育还不够，只有共立学校是不能解决问题的，我们应该活跃我们教育的市场，从而我们有了我们从不允许到允许除国家机构的社会组织或个人利用非国家资金面向社会自己建立的学校或其他教育机构活动。

从 1992 年至 1998 年这段时期，国家对民办教育的态度是制度上采取“鼓励”其发展。其间的我国民办教育发展的特点是带有明显的市场化趋势，许多学者对民办教育的“营利性”与“公益性”、教育的市场化、产业化展开激烈的辩论，但政府对民办教育发展的决心并没有动摇，采取“鼓励”的方针、策略。其重要标志是，1992 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和党的十四大召开，我国开始了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十四大”明确提出，“鼓励多渠道、多形式社会集资办学和民间办学，改变国家包办教育的办法。”

这表明，我国的民办教育发展开始有了较为明显的向市场靠近的趋势。1993 年 2 月颁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首次提出：国家对社会团体和公民依法办学，采取“积极鼓励、大力支持、正确引导、加强管理”的方针。在新形势下，跟着十六字方针，民办高校雨后春笋般地发展开来。1998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以法律形式确认了民办高等学校的地位，确立了形成以政府办学为主体、公办学校和民办学校共同发展的高等教育发展格局的目标。在国家鼓励民办教育发展的机遇下，人们群众投身、创办民办教育热情不断高涨，许多民办高等学校也逐渐增多。

在国家的这一时期，国家深深的感觉到文化的重要性，一个国家的未来就是我们的青年，而我们应该从年轻的抓起，让他们有更多的机会学习，从而改变自己的命运同时也是改变国家的命运，为中国以后发展打下基础。即使很多的学者对

于允许民办教育制度怀着很多的质疑，但是我国还是坚持鼓励民办教育。说明中国的改革开放真正的最终在公民教育和经济方面进行可改革开放并且坚定不移的走改革开放道路。

1998 年至今，国家对民办教育采取“扶持”的策略并努力使其在制度上走向规范化发展。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谈到 2007 年的教育工作时，特别指出要继续加大力度扶持民办教育，支持和规范民办教育的发展，发挥社会力量办学的积极性。这个带有指向性的报告预示着我国的民办教育要取得更大发展，除了政府的扶持之外，还要在制度上使得民办教育发展更具规划性、规范性，这与我国的“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是一致的。从1982 年的《宪法》上承认民办教育的法律地位，认为民办高等教育成为我国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到《民办教育促进法》进一步规定了民办学校与公办学校具有同等的法律地位、国家保障民办教育相关人员的合法权益、民办学校享受国家规定的税收优惠政策，继而《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等行政法规的实施，这一系列制度的规定，表明我国对民办教育的重视与扶持，民办教育的合法性也逐步得到确立起来。2006 年底，国务院办公厅下发了《关于加强民办高校规范管理，引导民办高校教育健康发展的通知》。据此，教育部对全国民办高等教育发展情况、存在的主要问题、鼓励扶持政策的落实情况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分析和研究，并联手中组部下发了《关于加强民办高等学校党的建设工作的若干意见》，教育部长周济又在 2007 年 2 月 3 日签发了《民办高等学校办学管理若干规定》。《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下面简称《纲要》）中提出：要“完善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完善治理结构„„加强章程建设。各类高校应依法制定章程，依照章程规定管理学校”。民办高校是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由于治

理结构不健全等原因，民办高校在规范化办学方面还存在着诸多问题。建立监事会制度，完善民办高校法人治理结构，对于规范民办高校办学行为，提高民办教育质量具有重要意义。

由此来看，我国的民办教育自改革开放以来，其制度是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的，这种变革的发生的根本目的是促使民办教育得到更大发展，尤其是《民办教育促进法》的颁布实施具有特殊意义，它从法律上肯定了中国的民办教育是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使得我国的教育事业形成了民办教育和公办教育共同发展的格局。我国民办教育经过不断摸索、实践，正在逐步走向有序化、规范化的发展道路。

从民办制度变化我们可以看出中国改革开放一直在不断的摸索的道路，并且坚定不移的进行改革开放，从根源发现社会问题，从而结合马克思主义，进行着我国的改革开放。我国的民办教育从不允许——鼓励——扶持的过程中不断的改革中。目前我国的民办教育在我国的地位已经很重要的，他不但带动我们的文化程度提高，而且带动经济发展，是我国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了。

参考文献：

附录

1、党的十七大报告解读之四（新华网）

2、民办教育的百度百科

3、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背景分析

4、改革开放以来我过民办教育制度变迁分析

第三篇：浅析中国货币政策变迁的市场化路径论文

浅析中国货币政策变迁的市场化路径论文

摘要：我国货币政策的改革及发展，体现了我国经济体制由高度集中向市场化的转变，较好地适应了经济体制及金融体系的变迁。本文以市场化的视角，系统论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货币政策体系改革、变迁、演进的渐进主义路径，总结、归纳了我国货币政策适应市场化经济体制变化的特点，并对我国货币政策未来变革及演进方向进行了展望。

关键词：货币政策；市场化；变迁；路径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面向市场的一系列制度安排及制度结构的持续演进，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货币政策作为这些制度安排及结构中的一项重要内容，随着改革的深入而逐步深化，体现了我国渐进式的市场化改革路径。研究我国改革开放以来货币政策的变迁路径，有利于理清货币政策的发展趋势，规避改革过程中的制度性风险，从而进一步完善宏观调控体系，推动市场化改革进程，因而具有比较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我国货币政策变迁的市场化路径回顾

我国中央银行在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实践中，初步形成了间接化的货币政策调控体系。可以说，中央银行货币政策体系的形成是以市场化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的必然产物。本文首先从货币政策体系的各个方面，结合我国市场化导向的改革进程及经济金融演进的历史，对货币政策变迁路径做一简要回顾。

（一）货币政策目标的转变和确立

由于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前，我国尚无货币政策目标之说。1986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管理条例》，首次将金融机构的任务界定为“发展经济、稳定货币、提高社会经济效益”，这可以理解为对货币政策目标的一个粗略表述。1993年12月《国务院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我国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是“保持货币的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这是对多年来我国货币政策双重目标的重大改革。1995年的《中国人民银行法》为“价格稳定”的单一目标提供了法律依据，明确规定“货币政策目标是保持货币币值的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这一货币政策最终目标转变的意义在于，它肯定了货币政策在市场经济中应当并且能够发挥作用，明确了货币政策对经济发展的贡献主要在于创造一个良好的货币环境。

20世纪90年代前期，在直接调控方式下，我国将信贷总量和现金发行量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1993年《国务院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规定中介目标为“货币供应量、信用总量”。1996年，中国人民银行正式将货币供应量作为中介目标，开始公布M0、M1和M2三个层次的货币供应量指标。此后，现金发行量不再作为货币信贷计划中的控制指标。1998年，中国人民银行取消了对国有行业银行的贷款规模控制，继续编制贷款规模控制，正式编制基础货币规划，货币政策操作向间接调控迈出重要一步。

（二）我国货币政策工具的变革及演进

1.存款准备金制度的变革及演进

1984年，中国人民银行建立了存款准备金制度，当时制度设计的主要目的是集中必要的资金，平衡信贷收支、发放再贷款及政策性贷款的需要。1998年，中国人民银行对存款准备金制度实施重大改革，将原来各金融机构的法定准备金存款和备付金存款两个账户合并为准备金存款账户，健全了存款准备金的支付、清算和调控功能。自2003年9月至2008年6月，针对外汇大量流入的情况，中国人民银行先后20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由6%提高至17.5%,发挥存款准备金工具冻结流动性的作用。

2.再贷款和再贴现工具的变革及演进

长期以来，中央银行贷款业务是我国中央银行调控基础货币的重要渠道。中央银行贷款从1984年开始发放，这些贷款投向农副产品收购、国家重点建设项目等重点领域，对经济发展起到积极作用。1997年以后，中央银行贷款的主要用于农业发展银行收购农副产品、资产管理公司剥离不良资产以及支持地方关闭资不抵债的中小金融机构。这种情况导致对国有商业银行的贷款余额更加迅猛地下降。再贴现业务始于1986年，由于诸多原因的限制，再贴现业务量在中国人民银行资产中的比重微不足道。

3.公开市场操作的变革及演进

伴随着1994年外汇管理体制的重大改革，中国人民银行公开市场也从外汇市场操作开始起步。2003年4月以后，中国人民银行将发行央行票据作为央行调控基础货币的新形势，通过发行央行票据收回银行体系多余的流动性。自2007年9月起，中国人民银行启动并逐步加大以特别国债为质押的正回购操作力度，搭配使用央行票据、特别国债等工具，灵活开展公开市场操作。公开市场操作目前已成为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日常操作的重要工具。

4、利率工具的变革及演进

由于市场经济体制尚未成熟、金融市场不规范等诸多条件的限制，我国还不能完全实现利率的市场化及自由化，因而利率并不作为货币政策的操作目标或中介目标，而是货币政策操作的重要工具。1996年以来，利率市场化改革得以稳步推进。至1999年年底，已实现了银行间市场利率、国债和政策性金融债发行利率的市场化，先后简化了120种左右的利率种类和档次，在金融机构资产、负债业务中，受利率管制约束的比例由改革前几乎100%下降到51%和74%。

5.汇率政策的变革及演进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汇率体制经历了官方汇率与市场汇率并存的双轨制时期。1994年1月，人民币官方汇率与市场汇率并轨，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2005年7月，我国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人民币汇率弹性显著增强，并保持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

（三）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变革及演进

改革开放以后，经济金融领域的变革使得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发生了重大变化。如金融组织体系不断健全、金融市场尤取得了较快发展、信贷资金管理体制及存款准备金制度的不断改进、利率市场化改革的稳步推进等因素，使依靠行政手段的直接管理（信贷计划→贷款总额→投资与消费→物价与国民收入）转变为运用国际通行的依靠利率、公开市场操作等工具影响经济的间接管理（间接货币政策工具→金融机构流动性→货币供应量→物价和国民收入）。

二、我国货币政策市场化变迁路径的特点

（一）渐进主义的变迁路径

同经济体制的变革相适应，我国货币政策体系遵循了一种渐进性的变革路径。这种渐进性的变革路径，在不触及经济金融的核心问题及正常的经济金融秩序的前提下，采取非均衡的策略，由易到难，逐步放松管制，稳步推进。渐进式的变迁保持了改革的稳定性和连续性，降低了改革的摩擦成本，但同时也增大了改革的时间成本和实施成本。

（二）强制性变迁为主，诱导性变迁为辅

回顾我国近30年来的货币政策的变化，每一步重大变革都体现着政府自上而下强制性的制度供给。政府作为推动货币政策体系内诸因素变革的“第一行动集团”，出于确保国民经济快速增长、维护经济稳定、实现政府利益最大化等目的，在决定货币政策变革的取向、深度、广度、速度及战略选择等方面有着决定性的作用。但当改革一旦启动，其他方面的因素如各方经济利益的冲突就会对改革产生影响，如1998年中国人民银行的各地分行划区重组、重新设立，从某种程度上就是中央与地方博弈的结果，应当归为诱导性变迁的范畴。总之，货币政策体系的变迁是一个强制性变迁为主、诱导性变迁为辅的过程，两种方式互为交叉，相互作用，共同推动货币政策的演进。

（三）货币政策工具由直接走向间接

近30年的经济体制改革体现在货币政策领域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货币政策工具从直接走向间接。1998年我国央行取消对商业银行的贷款限额管理、2000年以来央行日益成熟的运用公开市场操作工具以及正在进行的利率市场化改革都是这一转变的重要标志。间接性的货币市场工具是依靠市场供求为基础来发挥作用的，具有更大的灵活性，对提高市场效率，优化资源配置，增强货币政策的有效性等方面都比直接管制具有更大的优越性。

（四）货币政策操作由封闭走向开放

随着市场化改革的逐步推进，我国经济金融的开放程度日渐提高，使货币政策操作从只考虑国内均衡转变为同时兼顾内外两个方面的均衡，同时不得不考虑货币政策的国际协调问题。在开放经济的条件下，货币政策操作在各种因素的作用下，货币政策将不完全有效，同时，操作的空间也受到挤压。如2003年以来，我国经济经历着流动性过剩和通货膨胀，在人民币升值及美元出于降息通道的背景下，利率工具完全失效，央行大量使用准备金工具和公开市场操作对冲流动性，效果也不甚明显。

三、我国货币政策进一步演进的方向

如前文所述，我国货币政策正沿着一条适应经济体制变革的市场化路径演进，由于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机制的作用，遵循着这条路径，我国货币政策体系应会沿着以下几个方向改革、发展和变迁。

（一）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以先易后难及渐进的原则，不断完善利率的市场形成机制，将现有的市场化利率与实体经济联系起来，增强中央银行对整个利率体系的影响效率，使资金价格能真正引导实体经济资源的配置。

（二）进一步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增强货币政策的独立性

根据蒙代尔三角理论，独立的货币政策、固定汇率、资本自由流动三者只能得其二。从我国现状来看，独立的货币政策必须坚持，因而下一步的改革目标就是进一步在坚持渐进、主动、可控的原则下健全面向市场，更加有弹性的汇率制度，并在更加远期的目标内实现资本项的可兑换。

（三）大力推进金融“基础设施”建设，畅通货币政策传导

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取决于传导机制的效率。微观层面的金融企业改革、金融市场及支付清算体系的发展，有助于提高资金的运转效率，增强微观主体对货币政策工具反应的敏感度，从而提高货币政策操作效率，使货币政策传导更为顺畅。

（四）加强对经济金融运行的监测，提高货币政策的前瞻性和科学性

必须提高央行自身调查统计的科学性、有效性，对经济金融运行状况进行全面监测、科学分析和预测，以准确判断可能出现的通货膨胀和系统性金融风险，迅速反应，缩短政策时滞，增强货币政策决策前瞻性和有效性。

第四篇：中国职业教育兴衰的制度主义分析—“市场化”制度变迁的考察

【摘要题】职教史

【关键词】职业教育/兴衰/制度分析/市场化

职业教育是以培养能够适应社会需要的、具有专门职业技能的人才为目标的。因此，职业教育是整个教育体系中，最容易与社会、市场相联系的教育种类。但是，回顾我国职业教育的发展历程，我们却发现这一原本能够最好适应市场的教育种类却没有得到兴旺的发展，笔者以为这是一

个值得我们关注和思考的问题。我们把兴办和从事职业教育的院校作为一个组织群落进行研究，揭示我国职业教育的发展历程，并分析其制度学含义。职业教育具有内容多元化、结构多层次、城乡发展不均衡等特点，因此，我们只能择其具有代表性的部分进行研究。我们以中等职业教育为主要研究对象，分析过程中也会涉及少量的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内容。

在考察中国职业教育发展历程的基础上，利用新制度主义的分析视角对其市场化取向的兴衰加以分析，我们发现，中国职业教育之所以会走出这样的轨迹，是外部力量和内部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外部力量包括：政府的作用、高等教育“市场化”制度变迁的影响以及市场的作用；内部力量则表现为职业教育组织内部一些重要条件的缺失。

中国职业教育的兴旺依靠的是政府的扶持和市场的需求，以及高等教育因自身发展不完善而留下的发展空间；中国职业教育的衰落则缘于自身缺少制度化的努力以及高等教育“市场化”制度变迁的稳扎稳打和成功完成。也就是说，中国职业教育始终没有完成市场化的制度变迁，只是单纯地依靠并满足于政府的倾斜政策和资金划拨，以维持存在和发展。这使得它既无法长期稳定地从市场中吸纳资源（生源、办学力量、信息等），也无法有效地将资源（毕业生、信息等）反馈市场。而中国职业教育依赖并满足于这基础不牢的兴旺的原因在于，其内部没有形成压力团体，没有精英力量的支持。对此，下文将予以详细分析。

一、中国职业教育的兴衰过程

文革期间，以江青为代表的政治集团批判刘少奇提出的两种教育制度和两种劳动制度，使得各种形式的职业技术教育停办下来。中等教育前期和后期的衔接，由多项变为单项，几乎所有的初中毕业生都升入普通高中。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进入新的发展时期，中国的职业教育也开始恢复和发展。我们将中国职业教育的发展过程分为三个阶段，但是需要说明的是，阶段的划分是以全国的整体情况为依据的；由于各省市、各地区的职业教育有起步早晚、发展快慢之分，所以个别地区和事件并不完全与之对应。大致说来，中国职业教育的发展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

1.恢复阶段

这一阶段从1978年开始，至80年代中期结束。这一阶段的特点可以概括为政府和市场共同要求并推动了职业教育的恢复和发展。

(1)政府恢复了职业教育的合法地位，并在政策和资金予以扶持。

五届人大二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也提出：“中等教育要有计划地多举办各种门类的中等职业教育，这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多方面的迫切要求，同时也有利于解决大量中学毕业生的就业问题，”（注：中国教育年鉴1949-1981，1986:182.）之后，中共中央就职业教育发展的问题频繁发布文件。最重要的文件是1981年5月批转的《关于中等教育结构改革的报告》。《报告》明确了职业中学的性质、学制、教学内容以及培养目标等。各地方政府也出台了很多政策，如北京市《关于当前中等教育结构改革的几点意见》、辽宁省《关于中等教育结构改革情况和今后意见的报告》。这些文件不仅使我国职业教育的发展有了政策依据，还有效地为职业教育创造了宽松的发展环境。如在招工用人方面给予倾斜性政策。

各级政府还切实地给予职业教育以资金支持。1983年6月中共中央发布《关于追加发展城乡职业技术教育开办补助费的通知》规定，1983年由中央财政对教育部门办的职业技术教育追加一次性开办补助经费，各地政府要把钱用在发展职业技术教育最急需的方面。1983年—1985年中央财政每年划拨5000万元的职教补助费，各省、地、县财政也相应增加了职教补助费（注：中国教育年鉴1982-1984，1986:97.）。

(2)我国的职业教育开始面对市场，走出多样办学的道路。

在政府决策的同时，市场的指挥棒也开始发挥作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土地承包责任制在农村得以落实，城市经济改革开始启动，小城镇发展也呈现兴旺的态势，市场上需要大量的实用性技术人才。以农村为例，农民们普遍反映普通高中的毕业生“不顶用”、“啥也不是”，他们文化底子薄，又不会科学种田等劳作技术（注：辽宁教育科学研究所.农村公社中学教育情况的调查[J].教育研究.1980，(5).）。市场要求一部分学校改革教育模式，采用文化课与技能课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学方式，按需设科，有针对性地培养实用性专业技术人才。

事实上，从恢复发展之初职业教育就坚持走多样办学的道路。除原有的办学力量——

教育部和学校外，社会上的办学力量也被动员起来。企业与教育部签订办学协议，争取双赢；社办职业中学赢得好评；政协动员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兴办各类职业教育和补习班。而农村的职业教育学校，教育部门可以办，公社、联队和生产大队集体可以办，各单位自己可以办，私人也可以办（注：匡计洪.农村经济变化给教育提出的问题[J].教育研究，1981.(3).）。

2.发展阶段

从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的中国职业教育基本上属于这一阶段。这一阶段的突出特点表现为职业教育的招生数逐年上升，毕业生的就业形势喜人，形成良性循环的态势。

进入这个发展时期，我国中等职业教育的学校数大量增加，招生数和毕业生数也有大幅增加。

表1　1982-1992年全国职业中学统计表

职业学校数（所）招生数（万人）在校生数（万人）

1982年310442.670.41983年548175.7122.0

1984年700293.9174.51986年8187112.83256.0

1988年8954119.59279.37

1989年9173118.30282.27

1991年9572137.82315.5

21992年9860152.14347.76

资料来源：《中国教育年鉴1982-1984》，湖南教育出版社，1986年

《全国各级普通学校基本情况》，《中国教育统计年鉴》(1988-1992)，人民教育出版社

职业学校的毕业生符合用人单位的要求，受到市场的欢迎。1982年，北京市首届职业高中班毕业生有707人，他们蠃得了社会各方面的赞扬和欢迎。人才需求之紧迫，甚至出现了提前预定的争抢局面（注：陈朴、金宝成.发展职业技术教育的重要意义和作用[J].教育研究，1983(4).）。

喜人的就业形势刺激了职业教育的招生。1985年沙市职业技校在校生比普通高中多（注：丁炳昌.沙市职业技校在校生比普通高中在校生多[N].光明日报，1985-4-4(2).）；常州市职业学校在校生比普通中学多（注：毛荣方.吧中等教育机构改革纳入经济发展轨道常州市职校在校生比普通中学在校生多[N].光明日报.1985-12-16(2).）。北京、武汉等市的初中毕业生流向大变：普高招不满，职业学校成热门（注：武汉今年初中毕业生流向大变：普高招不满，职业学校成热门[N].人民日报，1988-7-3(2).）。过去倍受冷落的职业高中如今变得门庭若市，尝到了面向市场办学的甜头。

此时，政府的态度是再接再厉，继续推进。1991年11月，国务院发出决定，要继续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各地方政府也积极推动职业教育的发展。1992年2月，陕西省政府对培训与就业做出明确规定：要就业吗？先参加职业技术教育（注：陕西队培训与就业做出明确规定：要就业吗？先参加职业技术教育[N].人民日报，1992-2-19(2).）。

如此兴旺的发展态势，使得职业教育在1993年实现了7年前提出的发展目标，即中等职业学校与普通高中学生数的比例达到1:1（注：张殆复.七年前提出的职业教育发展目标已实现中等职教和普通高中学生数1:1[N].光明日报，1993-2-5(1).）。

3.发展停滞阶段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职业教育的发展开始出现停滞状态，后来甚至出现衰落的迹象。表现为招生人数减少，招生后不报到的人数增加，毕业生在就业市场上的竞争力迅速减弱。

表2　1996-2001年全国职业中学招生数和毕业生数统计表

招生数（万人）毕业生数（万人）

1996年188.9

11997年211.22162.29

1998年217.57166.76

1999年194.14177.0

2000年182.66174.522001年185.02140.72

资料来源：《中国教育统计年鉴》(1996-2002)，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0年和2001年的职业中学的招生情况甚至不如1995年；反观普通中学的招生情况，招生数量逐年增加，增长的幅度也比较蟆Ｒ虼耍诟咝！⑵胀ǜ咧欣┱械那榭鱿拢耙笛Ｐ律荒鼙ǖ降娜耸兴黾印Ｒ?999年的北京市为例，中专学校统计未报到的新生达2500多人，职业高中未报到的新生达6200人（注：中国教育年鉴，2000:386.）。此外，更值得指出的是职业教育的整体规模效益不高。1998年我国中等职业学校约2200所，除普通中专校均约1200人以外，其他几类学校校均规模只有500人左右（注：中国教育年鉴，2000:153.）。这似乎也说明了我国职业教育的发展困境。

二、中国职业教育兴衰过程的制度分析

中国职业教育的发展经历了恢复、发展和发展停滞这三个阶段，为什么会有如此的发展轨迹呢？笔者以为，这是职业教育在“市场化”制度变迁过程中的得失所致。下文对这一过程将予以详细分析。

1.政府协助职业教育完成了初步市场化

(1)为职业教育奠定合法化基础

文革结束后，政府看到了市场与普通高中及高校人才培养能力之间的张力，并试图以国家的力量来解决这一问题，提出了改革中等教育结构的思路。出台政策，落实拨款。

1978年之后，邓小平等中央领导相继发表讲话、中央政府也陆续发布了不少文件，如《关于中等教育结构改革的报告》、《关于经济部门和教育部门加强合作，促进就业前职业技术教育发展的意见》等，表明中央政府对发展职业教育的意见。在《关于中等教育结构改革的报告》中，明确规定发展中等职业教育的途径是将普通高中改办成中等职业学校。这样就使职业教育以改革中等教育结构的名义恢复和发展起来了。

地方政府制定的倾斜性文件更加具体化。北京市出台了“六优先”分配政策，即劳动就业优先安排；招工招干指标优先安排；毕业生不参加招工考试，优先直接录用；允许联办单位、委托代培单位、预定毕业生单位，按协议优先挑选毕业生；允许优秀毕业生挑选工作岗位；个体开业者，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批准优先发给营业执照。另外，各地政府还组成中等教育结构改革小组，切实解决职业教育办学经费和校舍等问题（注：中国教育年鉴1982-1984,1986:96.）。

这些倾斜性政策对于稳定招生、合理分配毕业生等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为职业教育的发展开辟了空间。这些政策凭借政府独有的强制力增强了市场对中等职业教育的认可度，使毕业生的就业形势一度呈现喜人的局面。

(2)推动职业教育走向市场

对职业教育的发展，政府一方面直接给予拨款支持，1983年—1985年中央财政每年划拨5000万元的职教补助费；另一方面，政府以优惠政策鼓励、吸引社会力量办职业教育，如减免校办工厂的税收，使一些企业愿意投资职业教育。政府还出面为学校和社会力量牵线搭桥。政府以这样的方式将职业教育推向了市场，使职业学校和市场直接面对面，从招生到毕业生就业都以市场导向为主。

政府通过发布倾斜性政策和提供办学资源的做法，使职业教育获得了合法化地位，也使职业教育从市场中吸纳了办学资源，并将其毕业生顺利投放回市场。由此，职业教育获得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市场，完成了初步市场化。但是依靠政府营造发展环境也为职业教育的后续“市场化”发展埋下了危机。要彻底完成“市场化”的制度变迁，终归要依靠组织内部的力量，而这正是中国职业教育所缺乏的。

2.职业教育的内部力量缺失使其发展丧失后续力

组织内部力量的缺失以及组织自身利益目标的尚未形成是造成中国职业教育走向衰落的根本原因。

(1)组织内部缺少精英力量

我国中等职业教育的办学力量是在高等教育的控制下选择出来的。1977年高考制度恢复，这意味着中等教育要遵照高考指挥棒的指示行事。在此情况下，只有那些升学率高、教学质量高的中学才能生存。而所谓的“四低学校”——师资水平低、学生起点低、教学质量低、高考升学率低——则面临着严峻的生存危机。他们想继续生存和发展，就要另辟蹊径，提供社会所需的教育内容，即开办中等职业教育。

由“四低学校”作为中等职业教育的办学力量，决定了其组织内部缺少精英力量。这一点在与高等教育的对比中，显得愈发清楚。职业教育中缺少有实力的人物——充当国家的智囊团、甚至本身就是国家政策的制定者。这样，职业教育与国家讨价还价的机会就很少，没有能力像高等教育那样提出明确的市场化要求，又不敢冒然放弃政府提供的扶植，否则连仅有的合法化地位以及初步的市场化成果也可能丧失殆尽。

职业教育对政府的依赖使其无法突破原有的制度框架，只能承受框架的约束，这突出地表现为，在政府配套改革滞后的状况面前，职业教育发展受阻。由于劳动准入制度不完善，一些用人单位继续招聘未经职业教育和培训的低素质劳动力，挤占了职业学校毕业生的就业机会。又由于在政府有关部门的管理职能方面，出现职业技术培训、国家技术等级考试、安置就业三者合一的现象，因此导致了内招和名义上“培训”的弊端。由于内部缺乏精英力量，职业教育无法解决这些问题，只能默默惺堋?br>(2)缺少合法化的根本依据，未形成组织利益

职业教育始终都没有凭借自身能力完成其真正合法化的过程。我国职业教育的状况是，学历、文凭的等级认可程度低，且没有形成贯通的职业教育体系（这一点在下文中将做详细阐述）。高等教育合法地位的巩固、“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社会心态以及缺乏贯通的职业教育体系等问题都迫切地要求中等职业教育建立起强大的认可体系，这既是其进行合法化的根本依据，也是其组织群落形成明确而坚实的组织利益的前提。可是，即使在职业教育发展到鼎盛的时期，这一过程也没有能够完成，而只是单纯满足于对国家技术等级考试这一制度的依赖。但是，这一资格考试制度却由于人事制度等配套改革的滞后而缺乏效力。

3.高等教育“市场化”制度变迁带来的竞争效应：职业教育的生存和发展空间被进一步缩小

我国的教育制度是以高等教育为主导的，因此高等教育的“市场化”势必会引发职业教育组织群落生存环境的相应变化。笔者以为，我国高等教育“市场化”制度变迁的基本完成，不仅缩小了职业教育的市场生存空间，而且还表现出对职业教育体系发展的控制性特点：

(1)选择职业教育的办学力量

高考制度的恢复意味着教育制度的筛选功能开始启动。只有教学质量高、升学率高的普通高中才能在这样的教育制度环境中生存，而面临生存危机的“四低学校”则转而以开办职业教育为突破口寻求新的生存空间。这就是高等教育为职业教育选择办学力量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职业教育恢复和发展的途径也同时被确定下来，即由普通高中改办为职业学校。

在巨大的市场力量面前，在急需大量实用性技术人才的现实面前，自身发展尚不完善的高等教育不可能完全压制职业教育的发展，但它却可以为其选择低下的办学力量，使职业教育的组织内部缺少精英力量，从而限制职业教育的发展潜力。

(2)控制职业教育生源的整体水平

众所周知，要进入高等院校，就必须经过层层筛选，其形式是通过各个层次的选拔考试——从中考到高考。如果以职业教育为考察对象，我们就不得不承认职业学校接收的都是逐级“淘汰”下来的学生。

(3)对职业教育办学空间的影响

高等教育对职业教育办学空间的影响，在不同时期是不同的，这与高等教育自身发展的程度有关。职业教育的兴起期正是高校改革的尝试期，此时，高等教育中存在的很多问题还没得到解决。这对职业教育来说无疑是一个很好的发展时机。具体说来，高等教育存在以下问题：①专业设置过细过窄，与社会经济发展相脱节；②忽视对学生实践操作能力的培养；③包分配使学生的学习积极性降低，上进心受到削弱，毕业生不受市场欢迎。

而这些问题在职业教育中得到了克服：①职业大学的专业设置是与当地经济发展需要紧密相联的，许多专业都是老高校的缺门或薄弱环节。如金陵大学的档案、商业会计、工业会计、给水排水等22个专业，都是事先与省、市财政、城建等厅、局以及石油化工公司等20多家单位共同调查协商确定的。专业设置灵活，针对性强（注：我国短期职业大学已达52所[N].光明日报，1984-3-5(2).）。②职业大学改革了一切都由国家“包下来”的做法。如南京热能工程学院就是依靠社会学术团体的力量办起来的，不要国家一分钱。职业大学的学生缴纳一定的学费，实行走读，生活社会化，毕业后不包分配。克服“大锅饭、铁饭碗”的弊端，激发学生的上进心。③毕业生在社会上供不应求，普遍反映肯干、好学、顶用。

但是当高等教育的组织利益确立之后，高校渐渐实施扩大招生、自主择业等政策，改革过细过窄的专业设置，密切联系社会上的各种组织，力争使其培养的人才符合社会的多样需求。高等教育在提高自身实力的同时缩小了职业教育的发展空间。

(4)对职业教育合法化的影响

在高等教育的利益稳固形成后，它切断了职业教育贯通发展的道路，进一步降低了社会对职业教育的认可度。如果说高等教育对职业教育发展途径的选择是自下而上的——利用普通高中与职业中学的竞争关系，那么它对职业教育合法化的影响就是自上而下的——造成职业大学对普通高校的依附关系。

高等教育对职业教育后续发展能力的限制是通过两种途径完成的。一是借助普通高中与职业学校竞争优秀的生源和良好的师资。从最初的“四低学校”我们就可以看出职业教育办学力量之薄弱、办学力量地位之低下。二是使职业大学依附于它，途径是为职业大学中通过自学考试的学生颁发普通高校的文凭。职业大学并非提供我们期待的“高等职业教育”，而是成为了自学考试的培训基地。这样，高等教育就截断了职业教育从中等到高等的贯通发展之路。这意味着进入中等职业教育，就进入了一个孤岛，因为其毕业生在职业技术方面继续深造的后续可能性很小，他们很难走向高级技术领域，很难得到更高的技术学历。由于缺少持续发展的机会和能力，社会给予他们及其毕业学校的认可度就十分有限了。而市场的需求与市场的认可度是共同起作用的，只有当需求增加、认可度提升同时具备的时候，职业教育的发展空间才能得以保证和拓展。这二者缺一不可。

这一点通过职业教育兴起时期和没落时期情况的对比，可以清楚看出。70年代末80年代初，随着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农村的落实、城市经济改革的开展以及小城镇的兴起，市场对职业技术人员的需求量猛增。此时，市场对职业教育的认可度也很高，这是由于政府在稳定招生、促进就业、筹集资源等方面的大力扶持；还因为高等教育在人才培养等方面存在弊端，其毕业生不符合市场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职业教育虽然还远远未达到真正合法化的程度，但已经足够调动社会力量的参与——投资办学、接受毕业生。然而，90年代中期以来，职业教育一直面临市场认可度降低的困境，因此，即使市场对实用性技术人才的需求依旧迫切，职业教育的发展空间还是在急剧缩小。造成市场认可度降低的因素包括，职业教育自身没有高等学历授予资格、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政府配套改革的滞后等。

三、总　结

20世纪70年代末，我国进入新的经济、社会发展模式的探索时期，国家选择同时发展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以满足不断加大的人才需求。前者培养大量的实用型专业技术人才；后者则为社会提供另一类型的专业人才。二者本应是齐头并进、共同发展的，但是高等教育却由于其既往的优势地位，迅速而扎实地形成了组织利益，在教育资源的争夺过程中排挤了了职业教育的发展空间。但是职业教育没能形成自身的利益才是其发展停滞乃至衰落的根本症结所在。我国职业教育最初的兴旺靠的是政府的扶植和市场的需求，占据的是高等教育因自身发展不足而留下的发展空间，并非自身开拓的结果。由于职业教育组织内部缺少精英力量，无法提出明确的市场化要求，仍然禁锢在原有的制度框架之中；加之职业教育没有建立起强大的认可体系，缺少合法化的根本依据，因此始终没有取得真正的合法化地位，无法完成其“市场化”的制度变迁。

当然，在看到正规的学校职业教育衰落的同时，也应看到社会上各种职业培训开展得如火如荼的事实。如何整合这部分市场资源，对这些社会培训加以规范以保证其质量和秩序，并使之与正规的职业教育体系结合是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的一个很好的出路。当然，还要力争为职业教育营造一个更有利于其建立合法地位的、更有利于其健康发展的制度环境，这是我们在研究中认识到的重要结论。

第五篇：中国社会保险行政管理体制的历史变迁及改革方向思考

中国社会保险行政管理体制的历史变迁及改革方向思考

一、中国社会保险行政管理体制的历史变迁

(一)以内务部、劳动部、卫生部为主的“三部主管”格局(1949年10月-1954年8月)1949年10月19日,毛泽东同志主持召开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次会议,通过了政务院下属委、部、会、院、署、行34个行政机构的决议,任命内务部、劳动部、卫生部三个部门负责社会保险的管理工作[1]。具体业务分工为:内务部干部司主管各级行政人员的社会保险等事务,劳动部劳动保险司主管企业社会保险事务,卫生部主管公费医疗保险事务。1950年10 月,干部司及其主管业务被划入于1950年10月在政务院人事局基础上重新组建的人事部。值得一提的是,受当时社会条件所限,这一时期的社会保险覆盖面和保障程度都不高,但就企业劳动保险业务的行政机构管理体制而言,当时所执行的监督权和执行权相分离的经办模式是值得充分肯定的。1951年2月26日,政务院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中明确规定:各大行政区工会组织对“所属各省、市工会组织及其区域内产业工会组织的劳动保险工作,负指导督促之责”;中华全国总工会为“全国劳动保险事业的最高领导机关,督导所属各地方工会组织、各产业工会组织有关劳动保险事业的执行”;各级人民政府劳动行政机关“监督劳动保险金的缴纳,检查劳动保险业务的执行,并处理有关劳动保险事件的申诉”;中央人民政府劳动部为“全国劳动保险业务的最高监督机关,贯彻劳动保险条例的实施,检查全国劳动保险业务的执行”。这种“管办分离”的行政执行原则也是这一时期社会保险不同于社会救济与社会福利“管办合一”行政管理体制的重要特点之一。受历史条件所限,在当时正式的社会保障制度还未真正确立的情况下,虽然这一时期存在企业与机关事业单位社会保险分割化管理、社会保险覆盖面和保障程度偏低等问题,但当时执行的内务部(后由人事部经办)、劳动部、卫生部“三部门”主管,相关部门辅助配合的管理行政格局,以及企业劳动保险“管办分离”的经办模式对当时稳定社会局势、巩固政权、恢复生产起到的积极作用是值得肯定的。

(二)以总工会、内务部、卫生部为主的“三部主管”格局(1954年9月-1968年12月)1954年9月20日,第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制定和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指出由国家举办社会保险,成为中国社会保险事业发展的里程碑。1954年至1959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行政机构精简整顿工作使得这一时期的社会保险行政管理机构经历了一定程度上的改革。1954年5月28日,政务院颁布《关于劳动保险业务移交工会统一管理的通知》,同年6月15日,劳动部、全国总工会下发《关于劳动保险业务移交工会统一管理的联合通知》,对移交劳动保险业务、文件、撤销劳动部门的劳动保险机构等做出了具体规定。此后,各级工会统管全部劳动保险工作。至此,在上一时期实行的执行权与监督权相分离的管理模式演变为执行权与监督权相统一的管理模式,形成了 工会参与拟法、政府立法、工会具体经办的社会保险业务管理格局。进入20世纪50年代中期之后,在精简机构政策的推动下,1959年7月,由国务院直属的原人事局改由内务部管理,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社会保险业务也随之划归内务部新成立的政府机关人事局管理,内务部的社会保障职能逐步得到加强。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卫生部新增的农村合作医疗保险业务成为这一历史阶段社会保险经办管理体制演变中最值得肯定的成绩。这一时期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依然传承上一阶段的三部门主管经办模式,机关事业单位的社会保险与企业社会保险仍被分割在两个管理部门,事实上,全国总工会取代劳动部经办企业劳动保险业务意味着劳动保险经办管理模式已经由上一时期的执行权与监督权相分离演变为实质上的“管办合一”,这也标志着中国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管理体制“管办不分”的开始。不能否认的是,在当时经济水平极为有限的条件下,这一时期由卫生部经办负责的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制度,不仅使卫生部门自身的职能得以增强,更推动了农村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

(三)“文革”时期的社会保险经办管理格局(1969 年1月-1976年底)1969年1月,内务部被

撤销,其主管的包括机关事业单位社会保险在内的社会保障业务被分散到公安部、财政部、卫生部等部门接管,其中,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社会保险业务被国务院政工小组办公室接管。1970年6月,劳动部被撤销,成立国家计划革命委员会,劳动部工作并入计委所属的劳动局负责。直到文革后期,社会保险行政管理机构工作才逐步恢复正常。1975年9月,国家劳动总局成立,由国家计委代管,其主要职责之一便是负责管理企业劳动保险。1979年7月,劳动总局设置保险福利司,实施劳动保险拟法和部分管理工作,劳动总局管理职能的确立标志着社会保险经办管理权利开始逐步向劳动部门转移。此外,由于这一时期主管企业社会保险业务的全国总工会和地方工会组织被迫停止运转,企业社会保险的筹资机制也发生了根本性改变。1969年2月,财政部颁布了《关于国营企业财务工作中几项制度的改革意见(草案)》,规定国营企业一律停止提取劳动保险金,原在劳动保险金中开支的劳动保险费用,改在企业营业外列支。这一规定改变了企业劳动保险金的原有筹资机制,形成了待遇标准按国家规定执行, 费用由企业实报实销的“企业保险”,标志着劳动保险由工会组织在全国范围统筹调剂18年之后,转为由企业自行支付劳动保险待遇。相对而言,卫生部门是社会保险主管部门在“文革”中受到冲击最小的部门。虽然公费医疗制度受当时“极左”思想的影响,被诬蔑为修正主义,但在毛泽东同志的肯定和倡导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进入了快速发展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