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经济论文

第一篇：市场经济论文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发展劳动价值论的思考

【摘要】: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发展劳动价值论，应对马克思的生产劳动理论加以发展，对商品范畴的外延加以扩大，对价值的源泉做出新的说明，对我国实行按劳分配和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分配制度做出合理的解释。

【关键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劳动价值论

马克思以当时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为研究对象，运用劳动价值论以及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石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揭示了当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行规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生产方式与马克思当时所面对的情况有本质不同，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不能直接解释和回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全部经济问题。因此，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发展劳动价值论的思考具有很强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发展劳动价值论，应对马克思的生产劳动理论加以发展

劳动价值理论的核心概念之一是“生产劳动”，生产劳动是生产新增价值的劳动，界定好了“生产劳动”，也就界定好了新增价值的源泉。所以从理论上界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生产劳动是研究社会主义劳动价值理论的首要任务。

马克思在研究生产劳动时，从两个角度界定了两对概念。一是从是否生产出物质产品的角度将劳动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生产物质产品的劳动，一类是不生产物质产品的劳动。前一种劳动称为物质生产劳动，后一种劳动称为非物质生产劳动。二是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角度界定了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认为只有与资本相联系、能够为资本家生产剩余价值的劳动才是生产劳动，否则是非生产劳动。马克思从生产关系的角度对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界定无疑是科学的。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当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相对于马克思时代发生了很

大变化，而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生产关系与马克思时代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更有本质上的差别，加上对生产关系具有决定作用的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带来了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与换代，尤其是计算机技术和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及其在各行各业的广泛运用，改变了生产劳动方式。在这些情况下，马克思对生产劳动的界定已不能反映现阶段生产关系的新特征。因而有必要对马克思的生产劳动理论加以发展。

首先，必须把“生产劳动”和“物质生产劳动”区分开来。我国理论界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把社会主义生产劳动等同于物质生产劳动，这种界定既不符合马克思的原意，又撇开了特定社会生产关系的性质，这样的所谓“生产劳动”可以套用于所有的社会形态，从而失去了界定社会主义生产劳动的意义。马克思在界定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劳动时，不是从劳动成果的物质规定性来界定，而是从劳动过程能否体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性质来界定。只要劳动过程能体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性质，不管该劳动是物质生产劳动还是非物质生产劳动，它们都是生产劳动。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十四章说过:“如果可以在物质生产领域以外举一个例子，那么，一个教员只有当他不仅训练孩子的头脑，而且还为校董的发财致富劳碌时，他才是生产工人。校董不把他的资本投人香肠工厂，而投入教育工厂，这并不使事情有任何改变。”马克思还说:“例如一个演员，哪怕是丑角，只要他被资本家(剧院老板)雇佣，他偿还给资本家的劳动，多于他以工资形式从资本家那里取得的劳动，那么他就是生产劳动者。”可见，马克思把不是从事物质资料生产的教员和演员的劳动也算作是生产劳动，这说明，马克思已将资本主义生产劳动与物质生产劳动明确区分开来了。我们在界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生产劳动时，虽然不能完全照搬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劳动范畴的具体界定，但可以运用马克思的界定方法。对应马克思在界定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劳动时是从劳动过程能否体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性质来界定，我们在界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生产劳动时，就应当使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劳动也能体现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性质，从而也将社会主义“生产劳动”与“物质生产劳动”区分开来，将社会主义“生产劳动”的范畴在“物质生产劳动”的基础上加以扩大。

其次，必须使“生产劳动”与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相吻合。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十四章指出:“资本主义生产不仅是商品的生产。它实质上是剩余价值的生产。工人不是为自己生产，而是为资本生产。因此。工人单是进行生产已经不够了。他必须生产剩余价值。只有为资本家生产剩余价值或者为资本的自行增殖服务的工人，才是生产工人。”马克思还说:”一个自行卖唱的歌女，是非生产劳动者。但同一个歌女，如果她是由一个企业家雇佣，在企业家的指挥下卖唱，而以赚钱为目的的她便是一个生产劳动者。因为她生产资本。”这两段话给我们的启示是:资本主义的生产目的是榨取剩余价值，马克思把只有为资本家生产剩余价值的劳动者才算作生产劳动者，这就使资本主义的“生产劳动”与资本主义的“生产目的”相吻合了。我们认为社会主义的“生产劳动”也必须与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相吻合，这样才能使前后两个“生产”一致起来。就是说，进行社会主义的“生产劳动”是为了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只能通过社会主义“生产劳动”来达到。我们知道，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是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这里有两种需要，一种是物质生活需要，一种是文化生活需要，物质生活需要只能由物质生产劳动来满足，文化生活需要只能由精神生产劳动来满足。所以，从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来考察可以发现，社会主义生产劳动必须包括物质生产劳动和精神生产劳动两个部分，如果把生产劳动仅仅说成是物质生产劳动，那么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就只能说成是不断满足

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生活的需要了，而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生活的需要不能算作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反过来说，如果你要把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生活的需要算作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一个方面，那么你就必须把精神生产劳动也算作是社会主义生产劳动的范畴，因为仅仅只有物质生产劳动是不能满足文化生活需要的。虽然电视机、收音机、计算机等行业的劳动是物质生产劳动，其劳动成果也能满足人们一部分文化生活需要，但这并不是电视机、收音机、计算机等产品本身直接满足的，而是由文学艺术工作者、各种理论工作者生产的精神产品满足的，电视机、收音机、计算机等产品不过是人们消费精神产品的工具或媒介。总之，如果仅把社会主义生产劳动说成是物资生产劳动，就无法回答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生活需要由什么劳动来满足。

根据前面的论述，我们将社会主义“生产劳动”定义如下:社会主义生产劳动就是能直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需要的劳动，包括工业、农业、建筑业中工人、农民及管理者的劳动商业部门中的包装、保管劳动运输部门的货运劳动教育部门教员的劳动科学家、文学家、各种理论工作者、各种艺术工作者的劳动旅游、医疗卫生、美容美发、与生活或生产有关的修理服务等部门劳动。

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发展劳动价值论，需要对商品范畴的外延加以扩大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中考察的商品属于物质产品，考察的价值是凝结在物质产品中的价值，考察的价值创造也就是物质产品生产部门(马克思区分为第一部类和第二部类，包含三次产业中的第一、二产业)的价值创造，而将非物质生产部门(第三产业)获得的价值归结为价值让渡和再分配。这在马克思生活时代，第三产业不发达且所占比重不大的情况下做这样的处理有一定合理性。但是在当今第三产业所占比重不断提高，我国第三产业所占比重已越过40%，一些发达国家第三产业所占比重已超过第一、二产业总和的情况下，再不承认第三产业的价值创造，已无法解释现代社会价值的来源，也会使我国大力发展第三产业的政策失去理论依据。

承认了第三产业的价值创造，就需要从理论上将第三产业的成果纳人商品的范畴，这样，我们就可以将商品区分为有形商品和无形商品，也可以在将创造价值的生产劳动区分物质生产劳动和精神生产劳动的基础上，将商品区分为物质商品和精神商品。

工业、农业、建筑业等物质生产部门生产的商品是传统意义上的商品，属于有形商品，商业部门中的包装、保管和运输部门的货运劳动生产的商品是一部分有可能被损坏而因为商业部门的包装、保管和运输部门的及时运输而没有被损坏的产品，这部分产品如果失去了包装、保管和运输劳动，其使用价值就会消失，从而其价值也就不能实现，所以这部分产品应当算作包装、保管和运输劳动生产的商品。教师、科学家、文学家、各种理论工作者、各种艺术工作者生产的商品属于无形商品或精神商品。旅游、医疗卫生、美容美发、与生活或生产有关的修理服务等部门生产的商品属于无形商品。

三、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发展劳动价值论，应对价值的源泉做出新的说明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认为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这就意味着进人交换领域的商品都是劳动产品。然而在现实生活中，有各种各样的非劳动产品进人交换领域成了商品，使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在这里遇到了不能自圆其说的矛盾，如农贸市场的野生动植物、旅游市场的自然风光、矿产开发市场的各类矿产资源等等，按照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这些自然资源都不是劳动产品(将这些自然资源变成商品需要付出的开采、运输等劳动相对于其实际应有的价值小得可以忽略不计)，都没有价值，没有价值就不能成为商品，因为商品必须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两个因素。可见，大量非劳动产品成为商品的事实使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必须对“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和“商品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二因素”两个判断的一个做出修改，要么改变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的判断，要么认为商品可以只具有使用价值一个因素。比较可行的办法是改变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的判断，承认自然资源等非劳动产品具有价值，否则，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中“交换价值是价值的表现形式”的判断又会遇到矛盾:如果自然资源等非劳动产品不具有价值，那么自然资源等非劳动产品在交换中事实上获得的巨大的交换价值又是什么的表现形式呢?

不承认自然资源等非劳动产品具有价值，除了使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在理论上产生上述矛盾，还会在实践上促使人们不加约束地掠夺自然资源，破坏水生态环境，阻碍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要承认自然资源等非劳动产品具有价值，就必须对价值的源泉做出新的说明。本文认为，可将特定时期社会总商品的价值区分为自然资源等非劳动产品的价值、物化劳动的价值、活劳动创造的新增价值三部分，将“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的判断，改为“劳动是新增价值的唯一源泉”。自然资源等非劳动产品的价值的大小可以通过假定人类活劳动生产与进人交换领域的自然资源等非劳动产品等量的相同使用价值所需消耗的一般人类劳动来换算。于是，我们在这里得出一个新的判断:劳动始终是衡量商品价值大小的依据。

四、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发展劳动价值论，应对我国实行按劳分配和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分配制度做出合理的解释

我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实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是劳动创造的新增价值，我们已经认定劳动是新增价值的唯一源泉，那么生产要素所有者参与分配的合理性是什么?本文认为，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合理性在于:生产要素是劳动创造价值的物质条件，也是前提条件，是劳动创造的价值的吸收器或物质载体，离开了生产要素，劳动作为一种活动就无从产生，劳动也就无法创造价值。这里的逻辑是:生产要素所有者通过提供生产要素创造劳动条件，使劳动得以产生，然后劳动创造价值。

既然如此，劳动者就不能独占劳动创造的价值，而要将其中一部分让渡给生产要素所有者，作为生产要素所有者创造劳动条件的报酬，也是生产要素所有权在经济上的实现，也可以看成是劳动者用劳动创造的价值的一部分向生产要素所有者购买劳动条件。生产要素所有者有权要求有偿创造劳动条件，劳动者不能要求生产要素所有者无偿创造劳动条件。劳动条件的价格(或者劳动者支付给生产要素所有者的价值占劳动创造的总价值的比例)的高低主要取决于生产要素和劳动力的稀缺性以及生产要素所有者与劳动者谈判力量的对比。

第二篇：市场经济论文

在我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其时空条件是处在20世纪90年代并向21世纪交替期中的国际国内经济发展环境,其目标指向是发达的现代市场经济。而现代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崇尚经济法治，把法律作为对经济运行实行宏观调控和微观调节的最主要手段，其他各种手段也都必须纳入法制的范围，并要求整个社会生活的法治化与之相适应。只有这样，才能确立一整套完备的市场规则，形成和维护高度规范化的市场秩序，保障市场机制的良性运行。所以，现代市场经济必然是法治经济。为此，本文特就此主题进行一些法哲学的思考和探索，以期有利于深化对这一重大问题的认识。在人类社会发展历程中，有了商品生产和交换就有了市场。然而，在严格的意义上，作为经济类型和经济范畴的市场经济，则是伴随着近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并在出现了权利本位、契约自由、法人制度等重要的法权关系和法治状态的情况下才正式形成的。从封建专制体制下的义务本位进展到权利本位，重视人权、自由、民主、平等，这是人类社会的一个伟大进步。当然，资本主义社会的权利本位实质是私权本位，即主张绝对私有权和私有财产神圣，把私权和私利作为推动人们从事一切活动和交往的原动力。这既给资本主义经济注入了活力，又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渊弊。由于权利本位的确立，使人们的社会关系实现了从“身份到契约”的重大转换，强调人的主体地位和平等权利。特别是契约自由原则又促进了商品生产、经营者在平等、自愿、等价、有偿的原则下进行彼此有利的交往和交易，意味着可以凭靠契约规范来约束交易行为乃至全部经济行为，从而形成所谓“私法自治”的原则，即所谓“协议即法律”。正如法国民法典第1134条规定的：“依法成立的契约，在缔结契约的当事人间有相当于法律的效力。”因此，可以说，权利本位、契约自由，这是市场经济形成和发展的基本法治条件，也是市场经济对法律之需求的深厚基础和源泉。它们并通过民事责任制度中的过错责任原则（即“无过错便无责任”）而得以强化，使对个人人格的绝对尊重和个人意志的充分自由成为市场经济自由发展的宽阔天地。近代发达的市场经济的形成和发展还得益于法人制度的产生和确立。因为生产要素商品化，法人以商品交换为纽带形成交换关系是市场经济运行的前提。法人作为“社会积累的新的强有力的杠杆（”马克思语），使获得资本和积聚资本具有了稳定的法律形式。法人制度有利于确认和保护商品生产经营者的主体地位和权利，有利于确认和维护市场经济关系中社会组织的合法权益。它把法律的保护领域和规范范围从经济活动中的自然人个体扩大到社会组织及其行为，从而进一步促进了市场机制的社会化程度和进程。发达的市场经济经由了从自由经济向垄断经济的发展，虽然由于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私权本位被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的所谓社会本位或团体本位所补充，绝对私有权也受到一定限制，契约自由原则因团体契约和法规限制而有所修正，过错责任原则也因无过失赔偿之成立而受到冲击，但是市场经济存在和发展的法治条件不但未被削弱，反而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市场经济对法律的需求越来越突出、迫切。包括对市场主体的法律地位及其权利、义务关系的确认；对诸如产权关系、市场体系、市场组织和结构等市场经济制度的规定；对各种生产要素的商品化、市场参加者的行为及相互关系等市场经济关系的界定；对市场经济运行机制和各环节的规范等等；以加强对市场经济秩序的法律保障，并反对不正当竞争和垄断等失序性行为。特别还有一个重要方面便是规范政府调控市场的行为，以法制权，以权利制约权力。这些都必须要靠强化法治，健全法制体系和完备法律手段，而且它们已成为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和有机构成。法律对经济运行不仅起着规范和保障的作用，而且起着调节、引导、组织、管理、预测等作用，它为市场交易行为和整个经济发展提供一种稳定、明确、普遍的准则和模式，提供一种平等、自由、公正、公开的空间和条件。这正是市场经济发展所极为需要的。因为市场经济运行的根本规律即价值规律所体现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价值以及商品交换的等价原则和竞争机制决定了商品和市场都是“天生的平等派”，都是自由、民主的载体，都要求体现公开、公平、公正。而且市场经济最需要有序化运转，否则，任一方面和环节脱序，都会造成交易行为和经济运行的紊乱。只有法律才是保障经济有序化的最权威、最切要、也

最有力的武器，因为法律权威为全社会所共识，法定的权利为全社会所共享、法律规范也必须被全社会所普遍遵行。市场经济具有二重性，既具有利益原动力和竞争机制所驱使的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和价值规律所蕴含的一定自我调节能力；又具有自发性、盲目性、时滞性、波动性等非有序化倾向和强调本位物质利益的消极方面，容易滋生拜金主义和利己主义。因此，适度的计划调控和必要的行政管理也是应当的，特别是现代市场经济所不可缺少的。否则就不利于保证经济总量平衡、防止经济剧烈波动、合理调整重大经济结构，以及保护生态平衡和自然资源等，对于防止贫富悬殊、两极分化更是无能为力。计划与市场并不是绝对对立的，而是发展经济的两种不同的手段；计划机制与市场机制也是既具有相斥性，又具有互补性。只能说作为经济类型的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不能同时并存，然而计划经济中有市场，市场经济也需要计划，现代市场经济所要求的计划调控必须是以自觉运用价值规律为前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需要的计划调控是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之上的计划体制。而且无论是计划调控或是行政管理都必须依法进行。要符合法律的规定，由法律授权，受法律所监督和限制。否则，就会使受不到监督和限制的政府意志和权力任意施行和膨胀，从而反过来限制、干扰甚至侵害市场经济的良性运行。发达国家市场经济关于市场经济的法哲学思考发展的经验表明，在一定的条件下，政府对市场事务的直接干预越小，政府机构的职能越是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市场经济运行的效率就越高。法治经济所需要的是有限的政府权能和受控的政府行为。总之，怎样做到使适度的计划调控和必要的行政管理与市场机制有机耦合，关键也要靠法治。法者度也，只有靠法律的力量才能制衡作为权力主体的国家（政府）的干预与作为权利主体的市场参加者（生产、经营者）的行为之间的关系，使之均不失度、越轨。而且法律的规范性作用在于使社会“摆脱单纯的偶然性或任意性”的支配，以有效地防止政府权力的滥用和国家计划的随意性，保障市场机制的自主、独立和稳定性。正如马克思在谈法律的这种重要社会功能时所说：“这种规则和秩序本身，对任何要摆脱单纯的偶然性或任意性而取得社会的固定性和独立性的生产方式来说，是一种不可缺少的因素。”由此可见，统一都纳入法律轨道的计划调控和市场调节，二者纵横结合，成为市场经济发展所要求的经济法治运作中的两翼。至干为什么说现代市场经济必然是“法治经济”而不是通常所说的“法制经济”，个中亦有其深刻的意蕴。“法制经济”与“法治经济”这两个概念虽密切联系，但又有严格区别，这正如“法制”和“法治”有严格区别一样。一般含义的“法制”即法律制度之谓，它与国家和法律相伴并随，与民主没有必然的联系（只是到了近代社会，法制才与民主政治成为形式和内容的关系），因此，既有专制政体下的法制，当然也有民主政体下的法制，所以秦王朝的严刑峻法和秦始皇的暴政正是导致秦朝很快覆亡的重要原因，而希特勒也可以利用其法西斯主义的法律制度来残害人类，因为这些都可以说是一种“法制”，都可以在“法制”的外衣下推行暴虐的专制独裁。可见专制政体下的法制实际上是人治，法律不过是最高统治者实行专制独裁的工具。而“法治”即依法而治，它与人治相对立，由民主相融而共存。作为一种先进的治国方式，法治乃是近代民主制度的产物，它必须以民主政治为前提，它与任何形式的人治和专制绝难并存。换言之，有了国家和法律也就有了法制，只不过其健全和完善程度不同而已。但有了国家和法律，建立了法制，却并不等于就实现了法治，它还须在法制健全的基础上充分实现了民主政治，即彻底弃绝了人治，禁绝了专制，从而使良好的法律得到有效的执行和一体遵行，国家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最高权力层的行为都无例外地纳入了法制的轨道和范围。所以“法制”所重视的不过是法律体系的完善和立法、执法、司法、守法等过程和机构的健全，其关注点是维护公共秩序和约束公众行为；而“法治”所强调的则是整个国家体制和社会机制必须依法而治，其关注点是确保人民权利，有效制约和合理运用公共权力。因此如果仅提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还只能是从形式上说明了市场经济要依靠法制（这是不言而喻的，因为在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之前，我们也都知道改革和经济建设离不开法制），但却没有揭示出市场经济需要什么样的法制？是适应市场经济客观规律，合乎民主、自由、公

平、正义及效益的法制？还是适应计划经济体制要求的很大程度上是搞人治的法制？只有明确地提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才能更确切地表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法律特征及其根本属性，才能准确地概括市场经济对法的内在的深刻的本质需求，也才能体现市场经济对法律的价值选择和理想追求。二 现代市场经济是市场经济所发展到的一个高级阶段，不仅市场领域和规模都空前扩展，市场机制也更加成熟，而且国家调控手段也相应完善，尤其是法律手段和法治条件被予以高度重视和强化。在现代市场经济的作用下，各个国家的市场经济模式，又各具其优劣和特色。目前，从有关资料来看，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主要呈现五种模式：

（1）美国模式，人称“分散型的市场经济”，有的又称为“宏观需求干预型模式”。在这种模式下，微观经济由市场导向，政府通过法律条文和执法程序来保证市场竞争，同时通过财政金融政策对宏观经济进行干预。这样，投资者就敢于冒风险、把资金投入高科技产业，资金流动也比较灵活有利于提高经济效益。（2）英国和北欧等福利国家模式。企业和家庭由市场维系，政府作为第三者调节社会福利和国民收入的再分配。（3）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模式。微观经济自发调节；宏观关系政府控制，实行“尽可能多的竞争，最必要的计划”。同时实施提供社会保障、社会公正和社会进步的社会福利政策，但它们都不能妨碍市场机制作用的发展，主张使带来效率的市场和政府提供的社会保障结合起来。（4）法国的指导性计划模式。生产和交换等由市场组织；由政府制定中长期规划进行指导。（5）日本的国家发展导向模式，或称为“协调型的市场经济”或“社团市场经济”。注重经济关系的协调与和谐，在发挥市场作用的前提下，政府通过产业政策进行引导，限制过度的市场竞争，并与企业巨头紧密协作实施指导性经济计划，着力解决宏观经济体制的互相约束与彼此协调。这些均说明，在现代市场经济中，无论是市场机制或是国家的宏观调控都达到了一个更高的层次。因为随着经济规模和领域的扩展，市场体系的日益复杂庞大，市场经济关系的覆盖面、触及面越来越宽广，现代市场经济已不能单靠“私权自治”或“意思自治”而自发运行和发展，还需要有良好的公共权能体系予以宏观调控，进行间接干预，才能保持在高层次、高水平上运转。但是这种宏观调控和间接干预必须适度和具有自控能力，否则就会打乱市场机制的正常运行，破坏市场经济关系，以至走向它的反面，成为市场经济发展的枷锁。而如何使市场机制与国家的宏观调控有机契合，就只有靠法律，关键就是实行法治。从法治的观点看来，各种宏观调控手段，包括行政手段和经济手段，都可以归结为法律的手段，都必须由法律所武装和整合，受法律的监督和限制，并使其规范化、制度化和更具有权威性，以避免其随意性和偶然性，也便于使计划从指令性向指导性转化，政府职能从管理型转向服务型、协调型。经济调控手段法制化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基本要求，法律手段是行政手段和经济手段的基础和效力依据。法律的手段比起其他手段所具有的优点在于：法律是一种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规范化调整手段，它与经济手段相比更具有权威性、普遍制约性；与行政手段相比也有其特具的优点：第一，它可以避免因政策性变换造成的短期行为等不利后果，有利于保持政策的稳定性、连续性。第二，它不是简单地抑制某一种社会现象，而是通过对人们权利、义务关系的调整，力求消除某一类社会现象产生的条件和原因、并保护和发展所需要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至于制止经济活动中的违法行为、打击经济犯罪、矫正越轨的行为习惯和恢复被破坏的社会关系，就更得靠法律的手段了。所以法律的调整手段比较有利、有效，也更少产生副作用和后遗症。法律的作用不仅仅体现在对经济发展的总量和全局上进行宏观调控，以及规范协调和统筹各种宏观调控手段，而且还深入到了微观经济领域。即无论是市场或是企业的管理和运行，都要靠法律的规范性作用作保证，都必须依法进行，这已无需赘言。同时，企业和市场的管理和运行所需要的一切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制定的内部规章、双边及多边协议、契约等，只要是涉及到人们的权利、义务关系或具有一定规范作用，得到有关部门的认可并符合程序，都具有相应的约束力和效力，从广义上讲，都是经济法治的必要补充和组成部分。由此可见，现代市场经济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发达的市场经济与现代法治相融合，其具体含义就是成熟的市场机制与良好的宏观调控机制都通过法律的整合作用而相契合、衔接。其中，法律贯穿始终、深入到各个环节和领域，通过发挥其全方位的整合作用而实现法治的整体效应，从而使现代市场经济成为一种新型的、规范化、制度化了的市场经济，即法治经济在现代市场经济中，以法律为纽带，以市场为中心，把国家（政府）、社会组织（企业）和个人的活动和行为紧紧地、广泛地与市场经济的各个环节连结在-起，以充分获求和实现经济活动乃至一切社会活动的效率和效益。在这个过程中，法律的影响和作用无时不在、无处不在，经济利益和法律后果支配和左右着人的各种行为。一方面，有利可图成为人们行为的内在驱动力和经济组织、经济关系产生、形成、发展、变更的吸引力、聚合力；另一方面，行为自由和无所顾忌便是法无限止或有法可依，而法律所不允许者是人们作行为选择时必须最慎重予以权衡的社会禁令。因此，效益原则和合法性原则就是现代市场经济的两大基本原则，现代市场经济的利弊优劣都与此相关，现代市场经济社会中的一系列重大矛盾关系都与此相联系。例如，现代市场经济既要求经济上的自由贸易和竞争，又要求秩序和机会均等；既追求效率和效益，又必须考虑社会公平和公正；既要求民主、公开的氛围和人的行为自由及独立、自主的权利，又要求对各种利益倾向、利益主体、利益集团施以统一、协调、制衡。但是，自由并不是为所欲为，真正实现自由贸易必须以反对不正当竞争为前提，反对对市场的垄断、操纵和诈欺行为，反对以权力等非经济因素来肆意干预、左右经济。正当的竞争是平等的竞争，是机会均等而且又是风险均等的竞争。然而竞争既带来效率和效益，又可能扩大社会差别和经济差距；这种差别和差距如果得不到适度的控制和缓解，就会成为妨碍经济进一步发展乃至社会稳定的因素。因此，即使是在现代资本主义国家，也不得不采取社会福利政策和社会保险措施来予以缓解，并通过调整生产结构和产业结构使企业得到平均利润。这一切都离不开法律和法治。法治既可以保障自由竞争和效率，又利于保障和协调社会分配，平衡利益冲突，达到必需的社会公平。公平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实现社会公平是一个动态的辩证的过程，它只能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适应，任何时候都不可能作到绝对平等和公平，公平和平等都以权利对等和机会均等为参照系。绝对平均主义既丢掉了效率又不可能达到虚拟的公平，因为如果缺乏在经济发展基础上的生产要素合理流动和机会均等，就不可能真正实现社会公平，而只能造成普遍贫困。走上现代市场经济的国家都无一不重视运用法律手段来协调和平衡公平与效率的矛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摆脱不了效率与公平这一人类物质生产与生活的固有矛盾，然而通过改革而保持和发挥出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生命力有条件比较更好地解决这一矛盾。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和改革十多年来的经验表明：既不能以单纯追求公平来牺牲效率，因为如果不以生产力的发展和劳动效率的提高为基础，就没有条件实现社会公平；又不可因着意强调效率而忽视、放弃社会公平，因为分配不公、不合理，不仅会刺伤劳动者的积极性，而且会减弱广大人民群众对改革的支持力和承受力，从长远来说，也不利于实现共同富裕。当然，防止分配不公，包括两方面的含义，即既不能再吃大锅饭、搞平均主义；又不应加大贫富悬殊、放任两极分化。至于诸如“脑体倒挂”“非商不富”等不正常现象，则本身就是国民再分配不当、产业结构不合理造成的，是对按劳分配原则的扭曲，须尽快改变，否则也会加大分配不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公有制为主导，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就是兼顾社会公平与效率的良好基础，提供了一种在新的基点和层面上来解决效率与公平的矛盾的条件和可能性，既允许先富后富，提倡多劳多得、不劳动者不得食，分配上拉开档次，经济发展和效益上体现出差距，鼓励在正当、合法的前提下发财致富，以有利于搞活经济、提高综合国力；同时，又要防止两极分化和贫富悬殊。避免加大社会差别和经济差距。特别是制止非法致富，禁止用不正当手段攫取社会财富和他人财富。并通过改革把劳保福利变为国家既承受得起，又有利于调动和保护劳动者积极性，发展社会保障和公益事业，加强人权保障和环境保护等。这样，就便于通过市场竞争机制进行初次分配反映效率和差距，又通过国家调节的作用进行的再分配体现社会公平，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而这一切，更离不开法律和法治。为解决好效率与公平的矛盾，还必须处理好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的关系以及它们在市场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和地位问题。不能把精神生产排除在国民再生产和再分配体系之外，因为科学技术和教育文化，都直接或间接地形成生产力（科学技术乃是第一生产力），特别在现代社会，它们对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正与日俱增。因此，科学技术和教育文化事业不仅要为经济建设服务，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且它们本身就是整个社会生产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智力劳动及其成果，正越来越多地进入市场，变为商品，直接或间接地产生出经济效益。但是，又不能使精神生产、文化领域以及政治行为都一概简单地适用商品交换和市场法则，因为它们有自己特定的价值体系和对经济基础的相对独立性。经济基础的发展只能要求上层建筑与之相适应，而不能要求与之亦步亦趋甚至予以销融和吞并。否则，就不仅会妨碍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发挥积极能动的反作用，而且不利于社会分工和社会结构趋于合理，而社会分工，既是任何社会发展的前提，又是社会发展程度的标示，与社会经济和技术发展互为因果。所以，发展市场经济绝不等于要全民经商和一切社会关系商品化、一切经济关系商业化。现化市场经济越是发达，就越是需要高度发展的科学技术、教育文化与之相配合，否则，经济发展就缺少后劲，还会失去动力。即使是在现代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也是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双重发展，也在努力建设为其物质文明服务的精神文明（只不过性质不同而已）。任何对精神生产和精神文明的削弱和损害，都将导致扼杀经济发展本身。为此，就必须为创造性智力劳动及其产品和服务提供有效的法律保障，使之有力地促进经济建设；同时从法律上明确地区分和界定生产要素和非生产要素，物质生产要素和精神生产要素，直接经济效益和间接经济效益等等，以避免构建市场经济关系时的简单化，庸俗化倾向。可见现代市场经济使社会关系的商品化、市场化程度更高，领域更宽、范围更广、商品及市场经济关系更复杂、内容更丰富、形式更多样，市场经济运行的有序化要求也更突出，就更需要有完备的市场规则和严密的法制保障。否则就会失序和乱套。现代市场经济不仅覆盖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领域，而且要求把整个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都作为其运行空间，要求突破区域限制和关税壁垒。因为市场的存在和发展本身就具有广延性，市场机制本能地就趋向于广泛联系性和不受局限性。市场经济的发展必然要求市场的空间范围不断扩大，从区域性扩大到全国性，从国内扩展到国际。一般说来，市场空间越宽广，交换成本就越低，效益就越高，资源配置也越易趋于合理。所以，现代市场经济不但与条块分割及地方保护主义尖锐对立，并且与狭隘的关税保护、封闭的双边贸易不相适应，而要求整个世界市场都畅通无阻，连为一体。条块分割和地方保护主义既是封建主义的遗物，又是权力经济惯性的表现，使企业“婆婆”“保姆”争属，令出多门，限制和阻隔了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破坏了机会均等，是阻碍市场经济发展的顽敌。而关税壁垒不过是它们在对外贸易上的延伸，是闭关锁国习俗遗留下的经济屏障而已，恢复我国在关贸总协定中的缔约国地位，是我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可使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相衔接，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相接轨，从而使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世界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进程相合拍。这对我国经济建设和法制建设既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又提供了发展的机遇，促使我们加快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换，以及从人治向法治的转换。这就给我们提出了必须使国内法律制度和体系与国际法律体系规范相衔接，国内市场运行规则还应符合有关国际惯例的任务。为此，就既要考虑到中国国情，而不能简单、完全地移植西方市场经济体制；又必须打破空间界限，不囿于姓“资”姓“社”，积极、大胆地引进和借鉴世界各国市场经济的丰富经验和法律规则，制定既符合中国国情又符合世界通例的市场经济法律体系，以便继承人类文明发展的共同财富，收到超前和简便之功效，从而大有益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育和发展。在这个问题上，强调国际性与注意中国国情并不矛盾，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在国际化、全球一体化的大格局中来调配、适用各国特色的国情。三 由此可见，发轫于20世纪80年代，正发育于90年代的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面临的发展条件既有利又有弊。这主要是表现在与世界现代市场经济的关系以及在其发展进程中所处的地位问题上。由于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市场经济制度的建立和发展已历经数百年，因此我国发展市场经济可以通过人类共同体的“获得性遗传”作用而有一个高的起点，即利用其已有的成就与现代市场经济相接轨，这样就不必从头做起，从而简约市场经济发展的历史阶段和行程。显然，这是一个难得的历史机遇。但另一方面，由于我国没有经过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而从半封建、半殖民跃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再加之以住“左”的错误的影响，使我国的市场发育至今还不充分，市场机制不成熟，长期计划经济的固有模式、传统习惯和观念都具有顽强的抗力。特别是市场规则和法制环境不完备、不健全，人治习惯还顽固存在。这些都给发展市场经济造成诸多阻力和困难，使我们尚未具备立即直接迈入现代市场经济的主客观条件。因此，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这些，努力创造好条件，排除种种阻力和困难，力争尽快地与现代市场经济接上轨。在这个过程中，至关重要的一点就在于；必须高度重视法律在引导和保护市场经济发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深切认识和牢固树立现代市场经济就是法治经济的的观念，以便增强我们运用法律手段来引导和规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自觉性和主动性，从而大力加强经济法制建设以及整个民主、法制建设，加速这一转变过程，使我国经济发展快步迈向现代市场经济的新台阶。为此，就需要正确理解“法治经济”的特征和内涵。

（一）“法治经济”是相对于“人治经济”而言，是人治经济的对立面。而人治经济中弊病最多，危害最大，传统势力也最为顽固的，就是权力经济。因此，为使问题更明确起见，现特就法治经济与权力经济作一比较，二者的对立除了以上所谈及的以外，还表现在以下几方面。l、权力经济是一种人治经济，无规则的非程序性经济，排斥平等、公开、公平、公正，也无自由、民主可言。封建社会的所谓“官商”，现代社会的所谓“官倒”，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买办”，都是权力经济的一种典型形态，主要是靠手中的权力或特权来操纵控制经济，以攫取超额利润。权力经济习惯势力造成政府对经济的过度干预很容易导致滥施权力，而政府权力无限制地介入经济活动，就必然造成不平等的竞争环境和发展机遇，从而成为市场经济发育、发展的破坏性因素。在当前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权力经济仍继续以各种方式在顽强地表现自己。如国有企业利用独占生产经营权对市场进行垄断，经济行政管理部门利用行业管理权力实行操纵和控制，行政性冒牌公司牢牢抓权并利用权力抢掠式经营，地方之间为保护地方利益而实行经济封锁等等。这些既是权力经济的恶劣表现，又是计划经济带来的后遗症。以往的计划经济给权力经济准备了土壤和温床，计划经济本质上就是种权力型经济、人治经济。从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史来看，计划经济只适合于政权初建和巩固政权并凭靠政权来变革旧的生产关系的

第三篇：如何写经济论文

一、经济论文最后完成的项目构成一篇完整、规范的经济论文通常要由以下项目构成：标题；作者署名；目录；摘要；关键词；正文；注释；致谢；参考文献；附录。以上所列的10个项目是经济论文的全部构成项目。一篇具体的经济论文，既可能包括所有的项目，也可能不需要完全具备这些项目。通常，在一般的用于学术期刊发表的交流性论文中，标题、作者署名、摘要、关键词、正文、注释、参考文献是必不可少的项目，而毕业论文和学位论文，由于其篇幅较长，除要有一般交流性论文必备的项目之外，还要有目录、附录和内容提要（比摘要略微详细一些）等项目。

二、经济论文各项目的写法与要求

1、标题。标题是作者给论文起的名字，它是论文的总代表，作者必须反复推敲、认真确定。其写作要求参见《经济论文的标题》，书写格式参见《经济论文的文面》。

2、作者署名。署名是文权所有和文责自负的体现。只有直接参加了研究工作，并且能对论文内容负责的人，才有权力，也有必要在论文上署名。至于专家、领导或非研究者挂名，则属于不正常现象，是学术研究中的不正之风，必须予以杜绝。其写法和要求参见《经济论文的文面》。

3、目录。篇幅较长的论文应编写出简单的目录。论文目录也就是论文中的各级小标题的依次排列。排出小标题，并标明标题所在页的页码，便于读者从整体上把握文章的逻辑体系，也为读者选读论文的有关部分提供了方便。其写法和格式与一般书刊的目录格式相同。

4、摘要。摘要是论文内容不加注释和评论的简短陈述，是一篇与论文主要信息量等同的完整短文，重点要说明论文的最终结论。其写法和要求参见《经济论文的摘要、关键词与参考文献》，书写格式参见《经济论文的文面》。

5、关键词。关键词是为了文献标引工作而从论文中选取出来的。

6、正文。正文包括绪论、本论、结论三个部分。这三个部分，一般在行文中不必明确地表示出来，但若论文的主体部分分为若干个章节或部分来论述，应尽可能加上小标题表示出各个部分的论述内容。正文的写法和要求参见《经济论文的绪论》、《经济论文的本论》、《经济论文的结论》、《经济论文的引文》、《经济论文的格局》、《经济论文的构段》、《经济论文的表达》、《经济论文的表现》、《经济论文的语言》，书写格式参见《经济论文的文面》。

第四篇：经济论文

我国金融机构海外并购风险及防范思考

（云南师范大学 魏思琦650000）

摘 要： 随着社会的发展，海外并购成为中资银行制定多元化发展、获取技能或者进入新兴市场的基石。目前，部分资本实力较强的中资银行已经逐步开始通过并购方式推进国际化、综合化经营。如何准确识别和防范并购风险，是稳健推进并购业务时应当考虑的重点问题。本文基于我国银行业海外并购现状的分析，探究了并购的特点和风险，并提出了有效的风险防范措施。

关键词： 金融机构； 海外并购风险； 风险防范

一、中国金融机构海外并购的现状及特点

（一）现状：自2003年12月银监会决定逐步开放中国银行业市场，允许外国投资者最高参股25%以来，国际银行业纷纷掀起了抢滩中国市场，入股中国本土银行的热潮，这对中国本土银行带来了极大挑战。当今形势下，全球银行业竞争日益激烈，外资银行不断在本国“攻城略地”抢占市场，银行的国际化经营成为大势所趋，有实力的中国商业银行必须顺势而为，积极审慎地开拓国外市场，以实施国际化经营。

截至2009年底，全球最大的五家上市银行中，有三家来自中国，其中工商银行和建设银行的市值分别居全球第一和第二位。这说明，中资银行已经步入全球银行业巨头的行列，具备了海外并购的能力。同时随着外资银行在华业务的发展，中资银行面临着较大竞争压力。

（二）特点：与西方发达国家不断掀起的银行业并购浪潮相比，我国的商业银行境外并购正处于起步发展的阶段，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和时代特征，研究中国商业银行境外并购的历史演进，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中国经济金融业的改革开放进程和成效。包含以下几点：

1.并购方式以现金并购为主。

2.混业并购开始出现。

3.股权控制是并购的主要战略意图。

4.并购对象以华语和英语语系地区为主。

二、我国银行业海外并购动因

（一）市场经济环境下，银行作为独立的经济实体，其一切经济行为都受利益动机驱使，银行并购行为的目的也是为实现其财务目标——股东财富最大化。

（二）同时银行并购的另一个动力来源为市场竞争的巨大压力，通过并购可以克服内部增长的限制，迅速扩大资产规模，增加市场份额，提高竞争力。

这两大原始动力在现实生活中会以不同的具体形态表现出来，即在多数情况下，银行并购并非仅仅出于某一动机，而是将多种因素综合平衡考虑的。和国外银行业的并购活动相比，我国银行业跨国并购的历史并不长，由于经济体制、银行业的法律法规和发展策略等因素，除了国际银行业并购的普遍动因之外，我国银行业跨国并购动因还有其自身的鲜明特色。

三、中国金融机构海外并购的风险分析

海外并购是一项充满风险的经营组织活动，从并购前的调研准备开始，直到并购交易结束后对标的行的整合，各种各样的风险因素贯穿其中。我国银行海外并购遇到的主要风险包括：

（一）政治风险。政治风险是指东道国会以并购项目涉及重大国家利益为由，动用法律或者政策直接干预。较其它行业而言，银行业较易遭遇政治风险，因为其并购除了会吸引东道国内的优质客户外，还有可能威胁到金融稳定，增加监管当局风险处置的复杂性。而“中国威胁论”等意识形态也增加了中国银行业并购的政治风险。如中资银行对美国银行业的并购就曾受到美国政府的严格审查。

（二）市场风险。由于中国银行在并购交易和海外市场方面缺乏经验，不太熟悉海外监管和法律环境，中介机构的职能也没有完全发挥，因此许多投资者的质疑将会使银行的海外并购面临严峻的挑战。此外，国内行政审批制度的僵化、缺乏有效的监管体制、行政法规代替国家法律等因素也会影响到银行业抵御风险的能力。比如，中国银行收购法国洛希尔银行的案例中，收购失败的原因是由于在监管审批期限内，银监会未做出反应，导致相关协议自动取消。

（三）财务风险。由于自有资金的充足和融资渠道的丰富，相对其他行业而言，银行业的跨国并购所面临的财务风险会相对小一些。银行业海外并购的财务风险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价格风险。由于信息的不对称，并购方不可能完全了解对方的财务状况、盈利能力、成长能力、运营风险等，据此制定出来的并购价格可能会偏离标的物的实际价值。此外，在公开竞标的并购中，由于出售意图明确，竞争者的参与很明显地增加了并购方的价格风险。比如在招商银行收购永隆银行的过程中，招行就面临着多家中、外资金融机构的激烈竞争，但由于报价不具有竞争力而在第一轮竞标后就被淘汰了。当重返竞购行列后，招行与永隆银行最终达成了协议，但却是以3倍左右的市净率进行收购的。这使得招行的资本充足率也由前一的10.67%降至并购后的8.1%。二是交易风险。由于中资银行的海外并购大部分进行现金交易，并购成本偏高，从而使银行面临支付风险。

（四）整合风险。并购可以给双方带来“1+1>2”的收益，而这仅仅靠企业规模扩大是不够的，还需要对被并购企业的管理结构、原有业务、企业文化等要素进行整合，形成双方的完全融合。整合是整个并购过程中的核心步骤，在这一阶段，企业所面临的风险主要有管理、文化和经营等风险。以文化整合风险为例，中资银行的成长背景、管理模式和规则制度与国外银行相比存在较大差别，对外来文化的排斥极易影响银行整合的进度。目前，中国银行业进行的海外并购均是“以强吞弱”，弱势银行对优势银行的认同感是并购能否成功的关键因素。虽然中国银行是并购方，但由于它们大部分为国有控股银行，国际化程度和知名度较小，因此国外银行能否轻易接受中国银行的文化还有待观察。

四、银行业海外并购的风险防范措施

并购是高风险的投资行为，而我国银行业海外并购的经验较少，因此银行需要做的就是在并购过程中尽可能地减少或规避风险。风险的防范不仅需要并购银行引起警觉并采取相应的措施，在银行国有控股的现实条件下，我国政府也要通过制定合理的法律法规制度和政策来为银行海外并购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一）多管齐下，规避政治风险。政治风险是我国银行业海外并购中最先遇到的风险，有效预测和化解政治风险是银行能够成功实施并购的关键。在了解被并购方所在国的政治经济情况和法律制度的同时，银行要加强对外活动能力，积极培养与东道国政府的合作关系。中资银行应谈化国有控股的身分，以上市公司的角色去同外国机构进行沟通。此外，不断完善自身的政治风险评估机制，充分利用国际上专业的风险评估公司的评估结果，也是中资银行避免政治风险的有效手段。

（二）效规避市场风险，重点防范价格风险。我国银行在海外并购交易实施中，重点应该防范的是价格风险。现阶段我国银行对并购机构价值的考虑更多是从战略价值出发，包括扩展新市场、寻找新的利润增长点和扩大市场占有率等。但如果我国银行在与目标企业进行谈判时，过度强调并购的战略性质和对目标企业志在必得的意愿，反而会为对方所利用，借机提高谈判价格，导致我国银行承担额外的价格风险。因此，银行在对收购企业进行价格评估时，要利用多种分析方法理性考虑目标企业的战略价值，将溢价水平控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另外，银行确定并购方案的可行性后，应该实施快速收购策略，避免股价的过度波动增加并购的价格风险。

（三）快速高效的整合计划，规避整合风险。整合是伴随在并购项目实施的整个过程中的，它应于并购交易达成前的目标银行尽职调查阶段开始。银行在成立并购团队的时候应该包括专门的整合评估团队，如果经过调查发现整合方面有难以克服的问题时，银行应果断撤出并购行动。经营方面的整合，主要是对业务和技术的整合。对于银行业这样一个特殊的行业来讲，IT系统的对接是重点整合内容。因此，设计一个顺利让被并购方连接自身平台的系统成为中资银行的最优选择。我国银行在海外并购过程中文化的整合应坚持求同存异的原则，寻找不同民族文化和企业文化之间的交汇点，通过开展各种各样的企业文化塑造活动，形成新的更具包容性和归属感的企业文化体系。

（四）政府转变职能，服务于海外并购。随着我国银行业海外扩张步伐的不断加快，国内的政策法规支持体系跟不上步伐，这将加大银行并购的风险。因此，政府应出台相关的管理条件，指导银行业的并购，使银行业的国际化扩张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减少盲目的投机因素。对我国银行业重点布局的海外地区，我国政府应尽可能地与这些地区国家签署有保障性的中外双边投资条约或多边投资条约，特别是在金融方面的条约，以具备法律效应的程序来规范双方的权利和义务，规避法律方面的风险。统一银行业海外并购审核批准的基本标准、健全审查程序以及明确各监管机构的基本职责等问题是政府应该做的另一项工作。此外，政府可以考虑利用国家经济信息中心、驻外使馆、国际商会以及银行业本身广泛的海外网点，建立起跨国并购专用的信息数据库，并以此为基础成立专业的风险评估机构，定期发布相关的风险信息，减少并购风险。

五、我国金融机构并购业务发展策略

（一）业务发展策略

1．扩大资金渠道。资金因素是我国投资银行并购活动所面临的最大障碍，也是并购企业

亟需投资银行伸以援手的重要环节。目前，我国证券公司大多数总股本在20亿元以下，可行的融资渠道是通过市场拆借、股票质押和债券回购等方式进行，虽然略比以前有所增加，但由于我国分业经营的管理模式以及对证券公司在开展业务的过程中不能直接为企业或客户提供融资的种种限制，使得融资渠道更加萎缩。在这种情况下，我国投资银行可以考虑组织银团贷款或引进国外大型投资银行共同参与融资策划的方式，不仅解决了资金不足的问题，还在同知名投行的合作中取得经验，扩大了自己在国际市场的地位。.增强风险意识，提高管理水平。目前，我国的资本市场尚处于发展阶段，所面临的金融风险较大。大部分投资银行的风险控制管理薄弱，没有完整的风险防范机制，这无疑加大了经营风险。加之各投资银行质量参差不齐，管理水平不等，人员基础差，信息渠道狭窄，从而又加大了管理风险。我国投资银行必须加强自身的风险管理能力，要设立相应的风险管理部门，建立、健全风险约束和风险管理机制，在稳定运行、保证收益的前提下开拓并购业务。.努力创新，完善资本市场。创新是行业的生命，并购业务在投资银行中的开展，其本身就是一种创新。投资银行要紧跟时代潮流，加大创新力度，分析中国金融市场和行业竞争的风险和收益，组合出一系列新的金融工具来扩展并购业务，防范并购风险，提高并购成功率。同时，可以加大基础金融工具和投资银行基本业务的在资本市场的延伸，通过促进资本市场的发展，反过来带动企业的重组和并购，更为有效的实现资源配置。.实施制度改革，同国际市场接轨。制度因素是近年来促使我国投资银行发展，同时又是制约其扩张的重要因素。主要原因还是我国金融市场根基尚浅，金融体系不健全造成的。国家的经济发展需要一个稳定的金融资本市场为依托，所以迄今为止，我国的金融市场还残留着政策的影子。国外著名投资银行高盛近几年来对中国的并购业务涉及很多，成功的案例也不少，但是其明显感觉到由于对中国的政策和法规的不适应而造成并购过程屡屡受阻。虽然我国正在逐步放松对个别金融业务的管制，但进程缓慢，并不能紧跟市场和行业发展的脚步，投资银行业内缺乏一个统一的业务标准也使得开展并购业务的风险加大。因此，我国投资银行应利用东道主的优势，把握国内经济政策动向，加大金融产品创新和研发，有效地规避市场风险，提高自身的服务质量，最大限度地开拓市场，早日跻身世界先进投行之列。

（二）对我国商业银行并购风险管理的政策性建议.是明确本行并购战略并贯彻执行。如准备通过并购方式实施国际化或综合化经营战略，应当首先衡量本行优劣势和国际化发展的整体思路，明确本行并购战略，并努力贯彻执行，防止目标模糊，执行不力。.是谨慎选择并购区域和并购目标。要综合考虑全球经济走势，区域经济、政治、法律、文化环境和与中国贸易往来等情况选择并购区域，综合目标区域市场环境、监管准入政策、目标银行资质、股东股权转让意愿和方式、与本行战略契合度等因素，谨慎选择并购目标。3.是综合各方面因素，慎选并购时机。要综合考虑经济走势、监管政策变动、资本市场动态、并购机会出现窗口等因素，谨慎选择并购发起时机。但是，并购机会出现往往不确定，稍纵即逝，既要谨慎决策，也要防止过于保守丧失良机。.是规范实施和优化并购操作流程。并购实施是并购战略的具体执行过程，是一项系统性工作。其中既涉及纵向的并购过程组织，也包括横向的支持体系建设，如并购基础条件和部门协作配合等。防控并购风险需重视并购流程，通过规范并购操作流程并严格执行(特别

是重视尽职调查的有效实施)、夯实人员和信息等并购基础条件、优化部门协作配合，最终在人员、流程、内控等方面形成并购质量控制体系。

5.是高度重视并购整合的高效推进。并购整合涉及利益关系复杂，时间要求紧迫，整合效果关系重大，商业银行要高度重视可能的整合难度，尽快开始整合规划，高效推进整合进度，持续进行有效沟通，保持兼容并蓄的沟通心态，及时、高效解决相关沟通问题，尽快完成并购整合过程。

参考文献：

[1] 洪崎.走出去的跟斗与警示[J].商学院,2010；(1):2

3[2]于扬.中国工商银行市值稳居全球银行业之首[N].证券时报,2010；7(A6)

[3]郑士进.中国企业跨国并购风险研究[D].浙江:浙江大学经济学院,2007

[4] 王向荣：“我国银行业跨国并购的路径分析”，《甘肃联合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1月。

[5] 葛兆强：“银行并购、商业银行成长与我国银行业发展”，《国际金融研究》，2005年第2期。

[6] 陈璐：“银行并购实证研究的发展及方法论演进”，《金融研究》，2005年第1期。

[7]路妍：“跨国银行国际竞争力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第五篇：知识经济论文

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食品安全问题

摘要:我国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经济增长方式正在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的增长方式转变。然而,“地沟油”事件无疑又掀起了另一轮食品安全**。以卫生部、商务部以及部分媒体公布的数据与报道的事件,探析了不安全食品现状、出现的原因及其负面影响,得出了不安全食品产生的各种原因,无论是在源头还是生产加工,都会产生食品安全问题的结论,并阐明措施，以期能引起对食品安全政策的一系列反思。

关键词:市场经济;食品安全;经济增长

—、食品安全的现状

民以食为天，关于食物，中国人有着惨痛的族群记忆，吃过观音土、掰指头数过粮票和肉票。这些匮乏造成的记忆，已随着时间慢慢淡去。但近年来，中国人再一次被“吃”困扰，毒奶粉、毒馒头、地沟油和瘦肉精充斥于饭桌。目前我国食品安全状况并不令人乐观：剧毒农药、添加剂的误用、滥用；各种工业、环境污染物的存在；但是,近几年来, 中国人再一次被“吃”困扰如苏丹红一号、“红心”鸭蛋、北京“福寿螺事件”、广东“云斑裸颊虾鱼”事件、大闸蟹涉癌、致癌“民工粮”、甲醛银鱼事件、奶粉肾结石事件、橘虫事件、鸡蛋三聚氰胺、大头娃娃事件等, 地沟油和瘦肉精充斥于饭桌，就连学校附近的商业街也出现了地沟油，无疑又掀起了另一轮对食品安全问题的反思。

二、食品安全问题成因

（一）如果从经济角度着眼剖析食品安全问题，还得从源头谈起。和以谷物为代表的淀粉类食物相比，以蛋奶肉为代表的高蛋白食物需要消耗更多粮食和劳动，因此价格也更贵。也就是说，生产力和收入决定食物结构。这个关于食品的最基本的热力学原理，即使在工业技术，也没有太大改变。但是收入却与食品结构存在矛盾性。如果一国居民的收入水平呈金字塔形或哑铃形分离态势，基尼曲线陡峭，低收入人群占比较大，且收入远低于高收入人群，低收入人群受到的“拖拽效应”就变得严重。于是，低收入人群想购买的食物品类、实际价格，与他们的实际购买力之间就产生了巨大差异，导致“低价预算和高价品类”的畸形需求。现在国内基尼曲线陡峭，多数居民的收入水平不高，据统计，总人口中20%的最低收入人口仅占到整个收入份额的4.7%，而1%的家庭掌握了全国41.4%的财富。从某程度上而言，多数国人都是被“拖拽”着，处于不同程度的畸形食物需求中。在贫富分化严重的状况下，“拖拽效应”把低收入人群的食物品类拉入较高层次，而因此而产生的畸形需求，则导致强烈的议价行为和价格敏感性消费，把高品类食物的价格拉入较低层次。于是，相关食品在这两方面意义上都产生了“跨界”。此类“跨界食品”，如奶粉、红酒，集中体现了“拖拽效应”和畸形需求，也成为最容易滋生假冒伪劣产品的土壤。

（二）若从生产加工方面来分析食品安全问题成因，加工厂

商难逃辞咎。当今世界是个竞争的社会，处处蔓延着惨烈的硝烟，为摆脱被淘汰的命运，为谋取暴利，许多没有先进技术的厂商选择以低价吸引消费者，而低价的背后往往是成本的降低，那么如何使成本降低呢？不良厂商无视消费者的生命健康权，选择用低劣的原材料、偷工减料、掺假、滥用添加剂等方法降低成本，生产出价格低廉的产品以吸引老百姓的眼球。近年来假冒伪劣食品在一些地区,特别是广大农村地区肆意横行,造成食品的安全质量问题严重。有些生产者故意使用劣质原料,在食品中掺假使假,生产假冒伪劣食品,用病死畜禽肉加工熟食肉制品、用工业皮革残品生产假奶粉、水果表面用染料涂色,等等,所有这些食品安全问题都严重影响着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但是,仍然有很多不法分子甘愿冒着的危险和不顾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生产劣质食品,生产数量惊人。

三、食品安全问题的影响

（一）影响食品安全问题目前从民生层面探讨得比较多，但其对消费增长潜力的影响也不容忽视。与发达因家不同，食品支出至今在我国城乡居民的生活中仍然占有相当大的比重。美国自1980年以来的恩格尔系数平均为16.45%，日本1990年以来平均为24.12%。而2010年中国的恩格尔系数达到39.76%。可见，如果食品安全问题得不到有效的改观，国民的消费潜力将被抑制，扩大消费市场也将遇到阻力。发达的今天，也没有太大改变。

（二）在当代国际贸易中，食品安全问题日益成为国际贸易的壁垒，市场准入条件也越来越苛刻。提高食品卫生检测标准，把食品安全作为“关口瓶颈”，已成为制约国际贸易的寻常策略。

中国作为WTO的新成员和农产品出口大国，一些国家以提高检疫标准、增加检测项目为手段，限制中国产品出口、保护本国产业的趋势越来越明显。2002年初，日本认定我国的出口蔬菜农药残留超标，大大提高进口蔬菜的技术标准，将蔬菜检测安全卫生指标由6项增加到40多项，鸡肉检查项目为40多项，果汁检查80多项，大米检测91项。据初步统计，受其影响2002年中国对日出口57亿美元，增幅为零，占比从2001年的35%下降至32%，2003年上半年同比又下降0.2%。此外，2002年欧盟全面封锁我国动物源性产品的进口，理由是药品残留超标，仅此一案就涉及我国94家企业，贸易金额达6.23亿美元；欧盟对蜂蜜的进口标准突然提高了100倍，且对其认为污染水(海)域的水产品完全禁运；美国以反恐为名，于2003年12月开始执行食品注册通报制度；近年来，加拿大、墨西哥、匈牙利等国均对我采取了各种贸易技术性措施。受此影响，2002年中国禽肉产品出口下降32.9%，畜产品下降4.1%，蜂蜜下降16.7%，对欧盟动物源性产品出口下降46.2%，使我国食品出口受到沉重压力。因此食品安全问题刻不容缓。

四、改善对策建议

（1）从生产源头保证食品的安全性。市场经济是开放性经济。商家为了获取利润，实现产品的价值，会不遗余力地开拓市场。合格的商人是通过生产消费者需要的产品，而不是制造假冒伪劣产品来赚钱。民以食为天，商家本身也回避不了食品消费者的角色。为了自己和周围人的的身体健康，商家应遵规守纪，保持诚信，尽到相应的社会责任，把诚信二字贯彻到食品加工、流通的各个环节，企业资本积累贵在有道，损害消费者权益的行为就是自掘坟墓。有报道说，双汇集团至少因“瘦肉精”事件损失了100多亿元，中国企业每年因缺乏诚信而招致的经济损失高达5000多亿元。

（2）信息进行沟通，及时发现问题，披露问题，解决问题，确保食品安全。重建政府公信力。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食品安全问题仍不能得到有效控制，主要原因是监管不力。政府主管部门在执法的时候，不应该受到“影响就业～ 影响财政收入”等等因素的影响。而足执法严格，对所管辖企业的违法违规操作绝不姑息，净化消费市场，对劣质产品的负外部性进行惩罚，并加大经济处罚力度，使违法成本高于违法收益。注重地方政府的监管角色不被经济发展角色所转换，确保食品生产安全。

（3）消费者应理性消费。消费者购买商品时，不能只注重价格，同时应注重质量。应学法、懂法、用法，依法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参考文献 「1」 陈华，2006年中国十大食品安全事件回顾。2006年12月22日《中国日报》

「2」 「3」 高鸿业 微观经济学第三版，2004 年9 月 [ 2] 王长征.企业并购整合[M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2.「4」 杨洁.企业并购整合研究[M ].经济管理出版社, 2005.「5」 「6」 高宏星.我国食品安全现状及对策 2009 翁士洪．整体性治理及其在非结构化社会问题方面的运用

「7」 陈 共．财政学[M](第六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