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功利主义,民主集中制和少数人的合法利益
功利主义,民主集中制和少数人的合法利益
功利主义英文为utilitarianism,又译为功用主义或乐利主义,是一种以实际功效或利益作为道德标准的伦理学说。功利主义是以行为的目的和效果衡量行为价值的一些伦理学说中最有影响的学说之一。这些学说通统被称为'目的论',或者称为'效果论'。功利主义以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原则来作为对一切事物和一切行为评价的好坏标准。但是,功利主义不能保证少数人的正当幸福和利益。比如说,在一个医院里,十个人都快要病死了,牺牲其中的一个可以救另外的九个人,那按功利主义的原则,为了最大多数人的生存,就要牺牲其中的一个人,这样才符合功利主义所谓的“善”和“好”。但是,我们显然不能这样做。因为每个人都有生存的权利。这里我想起了一个故事:美国政府要修建一条铁路,而这条铁路要经过一个老妇人的农场,于是美国政府找专人说愿意赔偿十倍于农场的价钱希望老太太允许铁路穿过。但是老太太对一生居住的农场非常有感情,不愿意破坏农场的原貌。无论政府官员怎么做工作,说这关系到铁路的造价和将来火车行驶的方便,关系到全体美国人的利益,但是老太太就是不答应。于是,最后只好将以修好的铁路拆掉,绕道而行,尽管这样做损失巨大。显然,在这个故事里,个人,哪怕是一个人的正当财产权利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哪怕这会成全多数人的快乐和利益也不行。这就是公民最基本的权利,而功利主义却没有顾及到这些。
与功利主义相类似,我想起中国党内的组织原则——民主集中制。民主集中制同样是为了保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一种决策,但是,如果完全按此原则,就存在少数人的正当权利得不到保障的危险。基于此,我国颁布了宪法和法律,将公民的基本权利事先确定下来,防止任何机构、任何团体、任何人借民主的名义剥夺少数人的基本权利。现代民主与古代民主的最大区别就在于,现代民主是建立在完善法制基础之上的相对民主。从某种意义上说,法律是民主的结果,但法律一旦生效,又会反过来节制民主,防止民主的过程中出现多数人暴政的倾向。因此,在完善民主体制的过程中,我国相继颁布了一系列的法律规范,引导民主改革,维护公民的基本权利
第二篇:浅谈功利主义
浅谈功利主义
范冬妮
20110061
哪一个会更痛苦呢?是现在去看牙医,知道牙齿完全补好,还是牙痛之后拔牙,以及随后没牙的烦恼?
哪一个带给我更多快乐呢?是一本十分好看的书,还是去参加一场自己毫无兴趣的聚会,但是有非常好吃的零食?
有时候,在一种情况下存在着两个不同的,又相互矛盾的事情,但两者似乎都是对的,有时候,做一个选择是那么困难以至于我们茫然不知所措。我们犹豫不决的根本原因不是诱惑或怀疑主义,而是事件本身真正的道德困境。处理这些困难的事件,并且给行动制定规则以便告诉人们什么才是正确的选择,我想要归于功利主义。
或者让我们来看一个更让你难以抉择的问题:一列火车正从远处驶来,你身边是可以改变轨道的手柄,在火车的正常轨道上有五个正在玩耍的孩子,另一条上只有一个孩子,他们都没有意识到这十分危险的情况,而火车已经来不及刹车,这个时候,你又会怎么选择?
“我相信,人们平时对功利主义的理解存在着许多偏差,那是阻碍它为人接受的主要障碍:假如能够消除误解,哪怕仅仅是比较粗浅的误解,问题就会大大得到简化,它的一大部分难题也会被消除。”穆勒在他的《功利主义》中如是说道,的确,我想在我读这本书之前也只是从报纸或人们口中接触到这个名词,而它多数是贬义的,倘若没有查阅资料,我一定会把这样的概念带入坟墓,即功利主义就是忽视人性,忽视道德,忽视社会制度从而得到更多的私人利益。这是令人惊讶的自私,而且还得到那么多名家的支持。
尽管我本人对功利主义还是有所保留,但是我不得不说,就穆勒或边沁所述的功利主义的概念实际上恰恰是一种“伟大”的观念。与世人狭隘的定义不同,它指的是我们应该始终努力去使尽可能多的人获得尽可能多的幸福。由于这个缘故,它有时又被称为“最大幸福原则”。让我将它说的更简单一点,就是我们在做任何事情时唯一好的理由就是增加人类经验中快乐的总量,或者至少减少痛苦的总量。衡量一件事时的原则是:它是促进幸福还是抵制幸福。
这么看来,功利主义告诉了我们如何去做困难抉择,我们能将一个不可能的道德困境转换成一个加减法的问题。想象一下我们生活在一个很久以前的农业社会中,那是还没有发明几何学,每年,当河中的洪水消退之后,为了春耕,就很有必要重新划分土地,这些小块土地必须是三角形的。在划分过程中谁的土地更大,谁收到了轻视,使得争端不断,有智慧的人聚集在一起,通过大量的祷告和冥想,也没有人真正地满意最高祭司的裁决。忽然某人发现了这个简单的几何学定理——一个三角形面积等于底边乘上高的一半。现在想想它会意味着什么。所有那些道德的和宗教的争论会在一瞬间化解成一个计算的过程。测量员只需要测量计算出各块土地面积,这样每户家庭都能得到同等的面积。边沁希望他的“最大幸福原则”对于现代的法官和律师们能发挥同样的作用。他认为,各位理性的立法者,运用功利主义的原则,就能制定出促进最大多数人最大幸福的法案,而非一头扎进他们的法律书堆里到处搜挖先例,他们可以走出去并搜集一些事实来解决这个问题。
比如一个想要离家自立的青年人需要在留在家里或是离家自立之间做出选择,他把任何一个人在这种情况下留在家里所经验到的所有快乐与痛苦相加,并将每一个离家自立的快乐与痛苦之和相比较,然后他就能够选择正面总和最高的可选择项。离开家,他将获得高度快乐,而他的父母也承受的了,即中度痛苦;留在家,他将忍受高度的痛苦和父母中度的快乐,由此可以得出一个离家自立的决定。
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人曾经或将来会提出很多反对意见,但是我们应该正视功利主义的力量。一,功利主义假设每个人都想获得幸福。二,功利主义用每个人都能理解的术语来解释幸福。它说幸福就是快乐,不幸福就是痛苦,而快乐越多或痛苦越少就越好。
让我们来审视一下我也很赞同的反对意见。如果总量的幸福是世上所有人经验到的快乐总和减去他们所遭受的全部痛苦,那么一个由10亿个具有些微幸福的人组成的世界,在道德上就会好过一个由100万个具有极度幸福的人组成的世界。关键在于:如果非常幸福的人仅仅比轻微幸福的人幸福500倍,那么第一个世界中10亿倍的小幸福,在总量上将大于第二个世界中100万倍的巨大幸福。而这是错误的。因此边沁的真正意思也许是使得已经生活在地球上的人所经验到的平均幸福最大化。那么一个由100万个非常幸福的人组成的世界显然比另外一个世界更有意义,因为其幸福的层次——平均幸福更高。但是问题是假使我们能够使一些人非常快乐,但其实是通过使另外一些人痛苦来达到(奴隶制就是这样一种社会体系),这样的社会会是最佳的选择吗?如果不是,究竟怎么样才能保证让所有利益相关人获得最大幸福呢?事实上,似乎根本不存在这样完美的社会制度。
有时候生活给我们提供一种可以让所有人感到高兴的选择,但更经常地是,我们所做的会使一些人更高兴,而其他人更不悦。如果我们能同时使自己和其他人幸福,那么我们就不需要边沁来告诉我们去做什么了,但是功利主义就应当给我们一个方法来处理好这样的事情,在其中,一个人的快乐必须与另一个人的痛苦想权衡。这就又冒出了一个难题,究竟怎么去衡量幸福与痛苦的程度?并没有什么标杆或尺子来量出具体的数目,我们只能通过自己的感觉或是常识,经验来判断,而人和人毕竟不同,得出来的结果也不相同,又怎么能要求法律把所有人一一照顾到呢?所以“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听起来有道理,但在实践中它并没有成功地发展出一条规则来为我们解决任何难题。
其次,根据功利主义的观点,如果折磨所产生的幸福,在总量上比向我们开放的任何其他选择都要大,那这就是件绝对正确的事。假设我们制作一期电视节目“整人秀”,其中的受害者是真正受到折磨,受害者都是从大街上随便抓来的路人,根据功利主义的观点,如果有足够的观众热血沸腾地观看这个节目,那么他们的快乐一定超过受害者的痛苦,那么我们就认为,上演整人秀不仅是正当的,而且在道德上也是必须的。你认同吗?
这个提议错在哪里呢?真正让人感到这是不道德的原因在于,社会没有权利来使一个男人或女人仅仅为了其他人的娱乐而体会痛苦。所以通过加减快乐和痛苦的总量来找出该做什么是错误的方法,如果那些观看节目的施虐狂们必须承受失去这心爱节目的痛苦,那么对他们而言这是最糟糕的事了。这让我想起一个古老的故事,故事讲述的事A城的公主十分美丽,B城的国王想娶她,可是公主已经有了心上人,不愿意出嫁,于是B国王出兵征战,由于实力悬殊,A城很快就濒临破城,此时B国王提出,如果送公主出来他就可以收兵回城。此时应该作何选择?如果通过功利主义的加减法来计算,显然A公主出嫁是最优选择,可是为了城市,而剥夺一个人自由的权利,这是对的吗?
“善”并不等同于“快乐”,所以当我们进行社会算数时,为了评估一项社会政策而把痛苦和快乐加起来,我们最好不应该吧施虐狂的快乐放在正值的那边,他们并没有权利得到这样的快乐。诚如康德所说,有一些思考比对快乐和痛苦的思考更重要,就是对正义和自由的思考。这个整人秀既侮辱了受害者也侮辱了观看者的人格,因为它仅仅把他们当做工具来对待,而不是作为自在的目的本身。
第三篇:功利主义
功利主义思维
目录
功利主义的发展 功利主义的主要概念 功利主义的派别 功利主义的应用 边沁的功利主义 功利主义思维,就是在思考任何事情的时候,本能的首先第一念头反映就是“这事能给我本人带来什么好处?” 人类受制于苦与乐的统治,只有这两个主宰才能给我们指出应当做什么和不应当做什么。这两个主宰是人的本性,因而人类的基本规律主要是“避苦求乐”,即功利主义原则。(边沁的观点)
功利主义概述
功利主义,即效益主义是道德哲学(伦理学)中的一个理论。提倡追求“最大幸福”(Maximum Happiness)。主要哲学家有约翰·史都华·米尔(John Stuart Mill)、杰瑞米·边沁(Jeremy Bentham)等。
功利主义的发展
早在功利主义正式成为哲学理论之前,就有功利主义思想雏型的出现。西元前5世纪的亚里斯提卜(Aristippus)、前4世纪的伊比鸠鲁、中国古代的墨子及其追随者的伦理学中都存在着如何促使最大快乐的思维,他们是古人中的功利主义先驱。近代英国哲学家与伦理学家如坎伯兰(Richard Cumberland)、法兰西斯·哈奇森与休姆都有功利主义的倾向。据边沁指出,他在英国化学家约瑟夫·普利斯特里、法国哲学家爱尔维修(Claude-Adrien Helvetius)、意大利法学家贝卡里亚(Cesare Beccaria)以及休姆等的著作中都发现了功利原则。功利主义正式成为哲学系统是在18世纪末与19世纪初期,由英国哲学家兼经济学家边沁和米尔提出。其基本原则是:一种行为如有助于增进幸福,则为正确的;若导致产生和幸福相反的东西,则为错误的。幸福不仅涉及行为的当事人,也涉及受该行为影响的每一个人。
19世纪末期的功利主义代表人物亨利·西奇威克(Henry Sidgwick)认为功利主义来自对“常识”的道德系统的反省。他论证多数的常识道德被要求建立在功利主义基础上。他也认为功利主义能解决常识学说的模糊和前后矛盾而产生的困难和困惑之处。在20世纪功利主义虽然经过摩尔(G.E.Moore)的批判,但英美哲学家与英国自然科学家兼伦理学家图尔明(Stephen Edelston Toulmin)、牛津大学的诺埃尔·史密斯(Patrick Nowell-Smith)、厄姆森(J.O.Urmson)、美国哈佛大学的约翰·罗尔斯以及澳大利亚的斯马特(J.J.C.Smart)等人仍为功利主义辩护。功利主义的主要概念
功利主义认为人应该做出能“达到最大善”的行为,所谓最大善的计算则必须依靠此行为所涉及的每个个体之苦乐感觉的总和,其中每个个体都被视为具相同份量,且快乐与痛苦是能够换算的,痛苦仅是“负的快乐”。不同于一般的伦理学说,功利主义不考虑一个人行为的动机与手段,仅考虑一个行为的结果对最大快乐值的影响。能增加最大快乐值的即是善;反之即为恶。边沁和米尔都认为:人类的行为完全以快乐和痛苦为动机。米尔认为:人类行为的唯一目的是求得幸福,所以对幸福的促进就成为判断人的一切行为的标准。功利主义的派别
功利主义根据应用的方式可分为以下几种: 情境功利主义(act-Utilitarianism)
普遍功利主义(general-Utilitarianism)规则功利主义(rule-Utilitarianism)
有人认为,普遍功利主义和规则功利主义本质上都属于情境功利主义的一种。功利主义的应用
功利主义的影响甚为广泛。它在法律、政治学、经济学方面更有特别显著的重要性。例如在惩罚方面,功利主义反对“一报还一报”的“报应”理论。功利主义者认为惩罚的基本原理是通过改造罪犯或保护社会不受罪犯破坏,从而避免发生更多的犯罪行为,同时也使其他人因惧怕受到惩罚而不敢犯罪。在政治哲学上,功利主义者赞成将民主作为使政府利益与公众利益取得一致的一种方法。他们认为每个人的最大自由和其他人的同等自由是一致的。不过也有人因为强调政府利益的一面,而走向保守主义、甚至独裁主义。另一方面,也有人因相信人性本善,认为最大的幸福是来自社会的根本变革,从而走向无政府主义的共产主义,如威廉·戈德温。在经济学上,所谓边际效用分析学派如威廉姆·斯坦利·杰文斯,则是从边沁那里吸取了许多思想,所谓“福利经济学”是以“比较爱好”代替“比较效用”,也表现功利主义的基本精神。在经济政策上,早期的功利主义者倾向自由贸易,反对政府干涉。后期的功利主义者由于对私人企业的社会效率失去信心,又希望政府出面干涉来纠正私人企业的弊病。在当代的讨论中,人们对伦理学语言的分析,以及对边沁的“快乐计算”均已失去兴趣;功利主义出现了种种修正的和复杂的形式。边沁的功利主义
强烈,持久,不可避免,飘忽,充实,崇高—— 苦、乐皆具此特征,人生本该寻快乐,众人都应乐中生,避苦就乐乃真性,如苦必降但愿少而轻。
上面是边沁功利主义思想的综括。
功利主义是指以超阶级的功利作为人们行为标准的资产阶级哲学思想。18世纪末英国哲学家、经济学家J.边沁创立,对西方经济学研究曾产生过很大影响。出发点和前提。边沁之前,A.斯密在启蒙学派的“自然秩序”和“理性观念”的基础上,把人性归结为个人利己主义,认为个人追求一己利益,便会自然而然地促进全社会的利益。边沁在《道德和立法原理导论》(1789)一书中进一步阐明功利原理,并把它应用于法学、政治学、经济学、伦理学之中,并以此作为判断一切行为和立法措施的准则。
边沁的功利原理有两个出发点和前提:①功利原理或最大幸福原理;②自利选择原理。关于功利原理,边沁认为,人们一切行为的准则取决于是增进幸福抑或减少幸福的倾向。不仅私人行为受这一原理支配,政府的一切措施也要据此行事。按照边沁的看法,社会是由各个人构成的团体,其中每个人可以看作是组成社会的一分子。社会全体的幸福是由组成此社会的个人的幸福的总和。社会的幸福是以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来衡量的。如果增加社会的利益即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的倾向比减少的倾向大,这就适合于功利原理。边沁把功利原理应用于经济学,各种经济制度和经济政策恰当与否以功利原理作为权衡标准。
所谓自利选择原理,按边沁的说法是:什么是快乐、什么是痛苦,每个人自己知道最清楚,所以什么是幸福也是各个人所知道的。各个人在原则上是他自身幸福的最好判断者。同时,各个人追求一己的最大幸福,是具有理性的一切人的目的。在人类社会生活中,自利的选择占着支配地位。当人们进行各种活动的时候,凡是对自己的最大幸福能有最高的贡献,不管对自己以外的全体幸福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他都会全力追求,这是人性的一种必然倾向。自由放任主义
边沁以所谓功利原理和自利选择原理为依据,在经济方面鼓吹自由放任主义。他认为,在经济活动中应以个人的活动自由为原则,国家应为之事,只限于保护个人活动的自由和保护私有财产的安全,除此之外,不应作任何干涉。按照边沁的解释,在经济上实行自由放任,生产上将会得到最大量,分配上将越趋于平等,从而使幸福也达到最大量。如果安全与平等不能两立,就必须放弃平等,而维护私有财产的安全。边沁功利主义的影响
边沁的功利主义思想深深影响当时和以后英国及欧洲大陆上许多经济学家如J.B.萨伊、D.李嘉图、J.密尔、J.S.密尔、A.L.C.德斯蒂·德·特拉西(1754~1836)、W.S.杰文斯、A.C.庇古等。J.S.密尔从小受到边沁功利主义的熏陶,始终坚信“幸福”是人类一切行为的规则和标准,并且是人生的目的。但在他生活的年代,阶级矛盾比边沁时代尖锐化了,他同情无产阶级的悲惨境遇,因而对功利主义作了新的解释,认为人生的目的应脱出图谋一己幸福的范围,而去关心他人的幸福和人类状况的改善,也就是从 “自利”转变为“自己牺牲”。他晚年写的《功利主义》(1861)认为人类有为别人的福利而牺牲自己的最大福利的能力,如果是不能增加幸福总量、或没有增加幸福总量的倾向的牺牲,不过是白费。他强调功利主义在行为上的标准的幸福,并非行为者一己的幸福,而是与此有关系的一切人的幸福。当你待人就象你期待他人待你一样和爱你的邻人就象爱你自己一样,那么,功利主义的道德观就达到理想完成的地步。他幻想通过某些改良主义措施,来调和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
19世纪70年代西方经济学中出现的边际效用学派仍以边沁功利主义作为其理论的出发点。英国边际效用学派代表杰文斯认为经济学的目的是求以最小痛苦的代价来购买快乐,而使幸福增至最高度;要求对快乐和痛苦进行计算,因而把经济学叫作“快乐与痛苦的微积分学”。
在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后,功利主义在西方经济学中仍然发生影响。由英国庇古奠定的福利经济学,就认为一个人的福利是他所感到的满足的总和,社会福利则是各个人的福利的总和,各个人总是力图使自己的满足成为最大量。
第四篇:读后感功利主义
《功利主义》读书报告
读了密尔的《功利主义》,似乎觉得这本书比他的《论自由》更加好懂一些,可能是因为对我来说自由有些抽象了,功利具体一些。第一次看到“功利主义”这四个字,脑子中的第一反应就是现实主义,即在现实生活中人们所做的一切往往都是为了追求个人的私利,人们一般只关注自身的利益。
所以呢我就郁闷了,在我看来功利主义说白了就是财富,名利至上,那么为什么如此浅薄的伦理道德观念会在西方有如此之大的影响呢。于是我迫不及待得读起《功利主义》来,读后才发现真的是一叶障目啊。在《功利主义》中,密尔所指的“功利”并不是我们世俗地对功利的理解,即“狭隘的仅仅存在于口语中的意义上使用的一词,将其看作快乐的对立面”抑或是“把一切都交给快乐来处理,而且是交给最粗俗的快乐”。书中密尔认为:“功利主义的标准不是指行为者自身的最大幸福,而是指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 所以我们不能光从“功利主义”四个字去肤浅地理解《功利主义》,否则很可能误解和曲解,庸俗地认为功利主义仅仅是追求个人功利和幸福的个人主义。
当下中国社会面临着各种挑战和矛盾,包括信仰缺失、贫富差异不断加大、环境污染愈演愈烈(各地的雾霾频发不断)、道德底线不断被践踏„„面对这种种中国社会问题,中国的一些所谓的公知往往谈及这些问题时说,这些矛盾就是由主张功利主义的思想导致,急功近利的发展导致社会的不协调的发展,导致社会出现裂痕,最终只是恶性循环。我不能否定他们的观点,但是我想说的是他们在这里说的功利只能说是典型的功利主义,并不是密尔书中所指的功利主义。这种用功利主义批评功利主义的情形屡见不鲜,说明人们很容易想当然将典型的功利主义和密尔的功利主义混淆,同时也说明人们这种典型功利主义已经根深蒂固,只要一提起功利主义人们潜意识里就将它与典型功利主义等同起来。
无独有偶,一些人针对密尔的“最大幸福原理”:功利主义的行为标准不是行为者本人的最大幸福,而是全体人员的最大幸福。他们说“如果按照密尔口中的功利主义标准来看,倒不失为共产主义的伦理基础。人人皆为全体相关人员的最大幸福采取行动,而对那些造成危害的人给予惩罚,则世界大同不远矣”。这种观点我就不敢苟同了,这里的密尔所说“最大幸福原理”并不是要人们追求所谓的绝对公平主义,只是实现社会的最大幸福,那我们来想想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社会这个大群体中,只有社会实现了最大的福利个人才会有最大的幸福,虽说社会有最大的幸福,不一定每个人都有最大的幸福,但是如果社会没有最大的幸福,个人更不可能有最大的幸福。所以密尔的“最大幸福原理”一方面肯定个人对利益的追求,另一方面又强调顾及他人利益,有利于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即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是一致的。而绝对公平主义是理想化的,真正的绝对公平主义虽然不存在贫富差距,但是社会大同人们就不再有动力去追求“功利”了,这样社会只会原地踏步踏甚至退步。所以密尔的“最大幸福原理”与绝对公平主义显然是不同的。
密尔在书中也说“做一个不满足的人胜于做一只满足的猪;做不满足的苏格拉底胜于做一个满足的傻瓜。如果那个傻瓜或猪有不同看法,那是因为他们只知道自己那个方面的问题。”我只能说icouldn’t agree with him more。常听别人说懒人创造了世界,的确比如说世界上最富有的人,比尔盖茨,他是个程序员,懒的读书,他就退学了。他又懒的记那些复杂的dos命令,于是他就编了个图形的界面程序,于是全世界的电脑都长着相同的脸,而他也成了世界首富;人们懒的爬楼,于是他们发明了电梯; 懒的走路,于是他们制造出汽车,火车,和飞机;懒的每次去计算,于是他们发明了电脑„„这些懒人虽然懒,但是不满足现状,于是他们改变了世界。所以只有做一个不满足的人,才会得到更多的幸福,社会才会不断得前进。一旦整个社会满足现状那是怎么可怕的现实,那我还会有电梯乘坐吗?还会有电脑来查阅资料吗?还会有3D电影可以观看吗?想想都可怕。看来这个社会是很需要密尔的功利主义的,我们现在的大多数的人对政府不满,对这个社会不满,是因为爱之深责之切,是希望它们更好。因为有不满足,我国沿袭两千年之久的农业税收制度2006终于告别舞台;双规制度今年也开始取消了等等。因为不满足,这些都有了进步。但是还有腐败问题,官员财产公示问题,空气质量问题,民主问题„„我们依然在不满足的道路上„„
第五篇:功利主义与自由主义
以我对这两者的理解,我认为“自由主义”和“功利主义”是冲突的。
功利主义认为,我们所做的事情都应当是使“功利”最大化的。“功利”则指的是“快感,以及痛苦的缺失,这里考虑的是所有人的“快乐”,而非自己一个人的。功利主义由分为两派:行为功利主义以及规则功利主义
功利主义认为,当且仅当某个行为能使功利最大化时,我们应当这样做。这种观点的问题在于,他对于人的行为的要求过于苛刻。如果你的行为无法使功利最大化,那么你所做的就是“错”的,是“不应当”的。
规则功利主义认为,当且仅当某个行为遵循能使功利最大化的规则时,我们应当这样做。这种观点的问题在于,能否存在破例的情况?如果能够破例,那么所谓的“规则”还有什么意义?如果不能破例,那么这就很难称为功利主义了,因为其行为的目的不再是使功利最大化,而是遵守规则。所谓“规则功利主义”则会成为一种“教条主义”。
从上面我们可以看出,功利主义对人们的行为要求是很苛刻的。而自由主义者认为,我们每个人都有权利自由的去决定自己的人生。这明显是相冲突的。
但是我又认为,功利主义是人类的终极目的,我们为什么要自由?是为了要促进效用的最大化,也就是功利主义的要求。那么我们要如何实现这个人类的终极目的呢?通过自由主义,如果能够实现每个人的自由,也就能实现功利主义的要求。所以说二者并不矛盾,一个是目的,一个是手段而已。至于题主给的密尔那段话,我认为密尔是给出了一些对功利主义的错误看法,对少数人的自由的侵犯或许在某个特定情况下会增加更多的效用或者说功利,但长久来看,是不利于功利主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