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劳动教养制度的弊端及其出路

第一篇：试论劳动教养制度的弊端及其出路

作者简介：曹宁，男，西北大学法学院，2010级法律硕士

试论劳动教养制度弊端及其出路

曹 宁

（摘要： 劳动教养制度是一项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律制度。其自1957年正式创西北大学陕西西安710061）立至今，在维护社会稳定，预防和减少违法犯罪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是随着我国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各方面的变化，以及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进程的加快，劳动教养制度有违法治精神和人权保障的缺陷日益明显。本文拟就从我国劳动教养制度的缺陷出发，谈一谈对劳动教养制度所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其出路。

关键词：劳动教养问题弊端出路

一、概述：

劳动教养制度的构想最初产生于1955年的内部肃反运动。在经过一年多的试办之后，1957年8月1日，由全国人大委员会批准了《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在法律上正式确立了劳动教养制度，成为世界法制史的首创。到了1982年1月21日国务院转发了公安部制定的《劳动教养试行办法》，这一办法实际成为我国劳动教养制度最基本的规范性文件。由此，这一制度从上世纪50年代一直沿用至今。然而，随着中国法制建设的发展进步和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深刻变革，以及《行政处罚法》和《立法法》以及《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相继出台，现行劳动教养制度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受到各方面的批评和指责。有的学者据此提出废除劳动教养制度，然而笔者认为尽管劳动教养制度存在着种种弊端和不足，但并不意味着要将婴儿和洗澡水一起倒掉。这项制度至今依然具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在维护社会安定，预防和减少犯罪方面是有不可替代作用，是我国刑法和治安管理处罚法之间地带的必要填补措施，因此在保留劳动教养制度合理部分的同时革除其弊端就成了目前最好的选择。

二、劳动教养制度现存的主要问题和弊端我们可以从实体方面和程序两个方面来进行总结，主要有以下七点：

(1)劳动教养制度法律规范违反《立法法》、《行政处罚法》等相关法律关于

人身自由的立法规定以及立法目的。我国《立法法》规定，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只能通过制定法律来设定。《行政处罚法》也规定,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只能由法律规定。基于此，涉及到限制公民基本权利——人身自由权的劳动教养制度，也必须由法律规定。然而，劳动教养制度作为一种限制和剥夺公民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其主要法律依据是《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的规定》和《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的补充规定》以及公安部《劳动教养试行办法》这些规范性的文件均不是上述两法所要求的法律。因此，可以说，现行的劳动教养制度“无法可依”。

(2)现行劳动教养制度法律规范调整的范围和对象过于笼统和模糊,适用条件不明确，有违处罚法定的原则。处罚法定原则要求对公民的强制处置措施应事先有法律规定，并且意思清楚，不得含糊不清或模棱两可。但现行劳动教养制度在适用对象及条件上采用的是概括、模糊的规范，缺乏明确性及可预测性，这就给了部分执法者可乘之机，极易造成执法者权力的扩张和滥用，而权力的过度扩张和滥用，则是对公民的合法权利的巨大威胁。例如：“河北郭光允案以及辽宁的周伟案”就是其中的典型。

(3)劳动教养制度作为一种行政处罚措施违背违法行为应与处罚相适应原则。违法行为与处罚相适应原则也称为适当原则或比例原则，即实施的行政处罚必须与受处罚人的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及社会危害程度相适应。但是对劳动教养的期限以及被劳教人员被剥夺人身自由的程度而言，却比刑罚处罚中的管制和拘役甚至短期有期徒刑还要严厉。管制的刑期为三个月以上二年以下，但劳动教养的期限却长达一年至三年，必要时还可以延长一年，被判处管制的犯罪人在其原居地执行，而被判处以劳动教养的人员却要被收容于专门的劳教场所。同样,《刑法》规定被判处拘役的犯罪人可就近执行,每月还可回家1-2天。但被劳教人员却不能享受这种权利。劳动教养的这种内在严厉性与某些刑罚处罚的严厉性的前后颠倒，导致实践中出现了种种令人不可思议的现象：当事人“主动求刑”。一个真实的案例，江西南昌有一人四年偷了两个项链，公安机关认为其不构成犯罪，就由南昌市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对其处以劳动教养。但当事人却坚称自己犯了罪，因此将南昌市劳教委告上了法庭，要求撤销劳教决定，转为追究他的行刑事责任。最终，南昌市东湖区人民法院支持了他的请求，认为其已构成盗窃罪,应该追究其刑事责任。(《法制月报》2007年8月23日)

(4)现行劳动教养制度对于程序的规定存在严重缺陷,有违程序正义原则。首先，劳动教养决定权归属不当。《试行办法》规定，劳动教养的审批有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大中城市人民政府成立的劳动教养委员会负责，而对劳动教养人员的管理、教育和改造，由公安机关设置的机构负责，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有公安、民政、劳动部门的负责人组成，领导管理劳动教养工作。但另一方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下发的有关通知规定“劳动教养的审批机关设在公安机关，受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的委托，审查批准需要劳动教养的人”。尽管公安机关为此付出很多，但由于其不仅拥有对违法行为的侦查权，同时又行使对公民劳动教养的决定权，即一方面是运动员，一方面又是裁判，因此，兼具劳动教养案件的申请者与决定者身份的公安机关在作出劳动教养决定时，显然不可能摆脱利益纠缠，完全保持中立性。因而裁判者必须中立这一程序正义最基本的要求在劳动教养程序中

难以存在。

(5)现行劳动教养制度有违程序参与原则。程序参与原则要求“裁判者必须听取双方的意见”，即那些利益受法律决定直接影响的人应有机会充分、有效的参与到法律决定的完成过程中。我们以某市的情况为例，劳动教养案件审批的具体过程如下：(1)公安机关的办案部门，将符合劳动教养条件的人的材料报所属的公安局(分局)的法制科审查。(2)法制科经专人审查后，如果同意报送劳动教养，经分管局长批准后，向分管劳动教养的局长回报(法制处处长在场)研究决定是否批准劳动教养及期限，并以市劳动教养委员会的名义作出决定。在上述劳动教养决定过程中，就如同在一场足球比赛中，我们看到的是“裁判员”满场飞奔，唯独却缺少“运动员”的身影。本应是作为劳动教养审批过程中一方主体的当事人被异化成了一个消极的客体。在整个过程中，不经诉讼，也没有类似诉讼的听证形式，没有举证、质证、辩论，公安机关采取的是不公开、书面、间接的审批方式。当事人既无法为自己辩护更无法聘请律师保障自己的权利，从而对一个即将决定自己是否失去人身自由的法律程序，当事人完全丧失了参与的机会，这显示出目前这一制度缺乏基本的程序正当性。

（6）现行劳动教养制度缺乏救济途径。根据《行政复议法》规定，被决定劳教人员可以向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劳动教养委员会的上级机关提起行政复议。但是实践中，由于劳动教养几乎都是以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劳动教养委员会的上级机关的名义作出的，也就是说，在审批机关和复议机关几乎是同一机关的情况下，复议的效果可想而知，行政诉讼也是劳动教养的救济途径。但由于劳动教养制度的不完善，这给人民法院审理劳动教养的诉讼带来了极大的困难，而且行政诉讼的提起并不影响决定的执行，这种“事后司法救济”的诉讼对被劳教人员权利的救济往往是滞后的，即使法院判决被劳教人员最后胜诉，那“迟来的正义也不是正义”，当事人的各种权利也已遭到了侵犯不可能再恢复。但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这种状况近些年已有所改善。笔者在此仅举一例：2003年1月，河南省洛阳市柴小瑞诉洛阳市劳教委员会一案，经洛阳市西工区和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两审认定，洛阳市劳教委败诉，被判决赔偿柴小瑞各项费用9000余元。而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庭对此判决的定义是：达到了“迂回公平”的目的。

(7)现行劳动教养制度的使用缺乏有力的监督。根据《劳动教养试行办法》及《人民检察院劳教检查工作试行办法》等有关规定，人民检察院对于劳动教养工作有法律监督权。但这种监督实际上难以发挥作用。这就在于，这种规定只是一项空洞的原则，缺乏实际的可操作性，没有任何可供落实此项监督的具体的程序方面等有关规定。同时，客观上劳教审批和执行机构（公安部门和劳教所等）对法律监督职能重要性缺乏必要性的认识，对人民检察院的法律监督存在一定的抵触情绪。而且在我国目前的法治环境下，人民检察院的法律监督职能因为各方面的原因，在实践中并未获得有效的实行。这就更加不利于人民检察院行使法律监督的职责。而且，根据相关规定，这种监督也是一种事后监督，对当事人权利的保护同样存在滞后性及不充分性，难以做到对当事人的各项权利全面及时地保护。

三、劳动教养制度的出路

不可否认,现行劳动教养制度的不足与弊端有很多，但我们对于任何一项制度的评价，都应当全面理性的分析其弊与利，并应当辨明其发生问题的根本原因，对待劳动教养制度也应如此。而且劳动教养制度作为特殊年代的特殊制度，运行到今天难免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其存在历史局限性也是在所难免的。因此，虽然劳动教养制度饱受学界和舆论诟病，但我们更应正视劳动教养的社会功效与其弊端作为整体的存在，在保留其作为行政强制措施的前提下进行必要的改革。使之能够适应我们建设民主与法治国家的要求，这是在我国目前情况下所能做的最佳选择，在此，笔者建议，我们应当加快《违法行为矫治发》的立法步伐，解决目前劳动教养制度的“无法可依”局面，并就其存在的各种弊端，在劳动教养的原则、性质、范围、对象以及使用审批程序，当事人的权利救济和人民检察院的法律监督职能以及劳动教养决定具体执行过程所存在问题等各方面作出合理并且细化的规定，同时，对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存在的不注意保护当事人权利的现象（如引起网友热议的“冲凉死”和“骷髅死”事件），如何使其更趋人性化也是亟待解决的问题。学界也应该把目光转向研究如何改革劳动教养制度上来，不再一味纠缠于存废之争。使其真正成为服务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制度，这才是我国现行劳动教养制度的根本出路。

参考文献：

[ 1 ] 陈兴良 《劳动教养：根据国际人权公约之分析》[J].刑事法制,2001年第10期.[ 2 ] 夏宗素 《劳动教养改革的理性思考》[J].中国司法,2003年第10期.[ 3 ] 傅宽芝 《劳动教养宜改造为违法行为矫治制度》[N].检察日报,2007年9月4日.[ 4 ] 施嵩 《关于启动违宪程序审查废除劳动教养制度的若干问题》[J],山东社会科学,2009年第1期.

第二篇：劳动教养制度面临的挑战和出路

-劳动教养制度面临的挑战和出路

内容提要：劳动教养制度是我国特有的一种法律制度，自1955年产生以来，经过40多年的发展和完善，已成为维护社会治安稳定，预防和减少违法犯罪，教育挽救失足人员的重要制度，但随着我国民主和法制建设的不断发展，这种制度难以适应形势的发展需要，面临着许多挑战。如何迎接挑战，使之继续发挥自身作用，笔者认为应从三方面寻求出路：一加强劳动理论研究；二加强劳动教养立法；三努力创办劳动教养工作特色。

关键词：劳动教养 制度 挑战

劳动教养制度是我国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创立并发展起来的教育挽救有违法和轻微犯罪行为人员的法律制度。40多年来，劳动教养制度教育、感化、挽救了一大批违法犯罪人员，在维护社会稳定，保障和促进经济建设，预防犯罪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植根于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劳动教养制度，因其难以克服的历史局限性和传统经验的束缚，在新时期“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背景下，原有的理论、制度、经验与模式的缺陷都充分凸现出来。如何正确认识劳动教养工作的历史和现实，适应时代变革的要求，进行理论、制度与方法上的创新，探索并构建能体现时代特征的劳动教养制度，是我们当前面临的一个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

在探讨我国劳动教养制度所面临的挑战和出路之前，有必要先简要了解一下我国劳动教养制度的基本情况。

一、我国劳动教养制度概述

劳动教养是指对那些具有轻微违法犯罪行为，但尚不够刑事处罚的人员所实行的一种强制性教育挽救措施，是我国特有的一种法律制度。具有惩罚性、强制性和习艺性等特征。

（一）劳动教养制度的产生、发展及其作用

我国劳动教养制度始建于1955年8月，这是建国初期的阶级斗争形势和中国共产党的刑事政策所决定的。建国之初，清查出了10万多名反革命分子，其中的一部分用说服教育方法是无效的，采取简单的惩罚方法也不行；在机关、团体、企业内部也决不能继续留用；让他们另行就业又没有单位愿意收留他们。因此对于这些人，就需要一个既能改造他们，又能保障其生活出路的妥善办法……把他们收容起来，实行劳动教养，就是最适当的也是最好的办法。表现了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对于这些人的生活、劳动、前途的关怀和负责精神。国家对他们的处理和安排，也正是为了保障绝大多数劳动人民的自由幸福生活和社会主义秩序不受破坏。

1957年以后，国内的剥削阶级、反革命残余势力已经肃清，为巩固政权，维护社会治安秩序，1957年8月3日国务院公布了《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这一决定由第一届人大常委会批准通过。该决定明确规定了劳动教养的目的、性质、工作方针、收容对象、报批程序、批准机关以及劳动教养工作的领导和管理机关。文革期间，劳动教养制度遭受破坏，发展基本停顿。

1979年1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公布了《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的补充规定》，1980年2月重新公布了《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1980年2月29日发布了《关于将强制劳动和收容审查两项措施统一于劳动教养的通知》，1982年1月21日国务院又转发了公安部《劳动教养试行办法》。劳动教养制度在中国断了十余年后，其适用对象也由原来的“反革命分子”、“坏分子”为主调整为以那些违反了社会治安又不够刑事处罚的人为主。劳动教养的政治色彩大为减弱，并伴随着中国法制建设的进程，成为行政法制制度的一部分，劳动教养也成为维护社会治安的一项重要制度。

1982年以后，劳动教养在适用对象上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大量的法规、行政法规、司法解释、部门规章甚至地方性法规等争相扩大劳动教养的适用范围。适用对象上的扩大化一方面表明劳动教养在行政处罚和刑罚处分之间的特殊地位，另一方面却也由于立法上的混乱、制度上的缺陷、救济机制的不完善出现了诸多现代法治原则相悖的情形。

（二）劳动教养的性质、任务

根据现阶段对劳动教养性质的理解，“劳动教养是对被劳动教养人员实施强制性教育改造的最高行政处罚”

⑵，可从以下两方面理解：

第一、劳动教养是对被劳动教养人实施的一种强制性教育改造措施。劳动教养的性质首先是由法的本质决定的。劳动教养作为我国所特有的法律制裁制度，必然具有法的基本特征。而法的最基本特征就是它的强制性，只是不同的法的强制程度不同而已。其次是由劳动教养人员的自身情况决定的。被劳动教养的人都是具有一定违法犯罪行为的人，其中绝大多数又是青少年，他们是一批家里管不住，单位管不了，学校不敢管的“马路天使”，他们一般恶习较深，道德品质低下，法制观念淡薄，无政府主义严重，没有遵纪守法的自觉性和自我控制行为的能力，更不能用正确的思想来指导和调节自己的行动。他们大法不犯，罪错不断，劝说不听，屡教不改。对他们仅用一般的说服教育的方法是无济于事的，必须采取强制的方法才能奏效。

第二、劳动教养是一种最高行政处罚措施。劳动教养的行政处罚性主要体现在现行劳动教养法律、法规以及部颁规章，属于国家行政法律的范畴；劳动教养的决定、领导、管理和执行机关主要由法律赋予行政权的特定国家行政机关负责；劳动教养的适用对象是触犯了国家行政管理法规的违法犯罪人员，其中主要是违反了国家治安行政管理法规的违法犯罪人员。劳动教养的最高行政处罚性表现在：较长时间（1——3年，必要时延长1年）地限制了被劳动教养人员的人身自由。其处罚的严厉程度，是其他行政处罚（包括治安管理处罚）措施所不能比拟的。因此，它在行政法律体系中属于最高、最严厉的处罚。

劳动教养的任务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依法准确及时地决定和收容劳动教养人员，这是劳动教养的首要任务，劳动教养机关要切实负担起党和政府赋予的重任，充分运用劳动教养这一有效手段，依照劳动教养法律规定，对符合劳动教养的人，要及时予以劳动教养，以充分发挥劳动教养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的职能作用，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保驾护航。

第二、依法对劳动教养人员实行严格管理和教育挽救，促进其转变思想，矫正恶习。依法对劳动教养人员实行严格管理，是教育、感化、挽救劳动教养人员的前提条件，只有对劳动教养人员依法、严格、科学、文明管理，才能保证劳动教养场所的安全和稳定，保证劳动教养人员学习、劳动和生活的正常进行。第三、认真做好对劳动教养人员的教育挽救工作，努力提高教育挽救质量。教育转化是劳动教养的基本手段，具有目的性、针对性、综合性和社会性等特点，劳动教养场所要根据本单位人力、物力、财力等实际条件和劳动教养人员的文化程度等具体情况，因地、因人制宜，最大可能对他们进行比较系统的文化、技术教育，努力把劳动教养人员培养成为具备一定的文化修养，并学得谋生的一技之长的社会劳动者。第四、积极发展劳动教养经济。开展劳动生产是教育挽救劳动教养人员的基本途径和重要手段，通过生产劳动的锻炼，使劳动教养人员逐步养成劳动习惯，洗刷好逸恶劳，不劳而获的思想污垢，学会自立和就业谋生的本领。通过生产劳动，使劳动教养人员树立集体主义观念，培养他们协作精神和发展劳动教养经济。

二、我国劳动教养工作的成功经验

在长期的实践中，劳动教养工作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对这些成功经验进行总结概括并加以继承，对于应对新时期劳动教养制度面临的挑战，探索应对措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劳动教养工作的基本经验简要概括如下：

（一）以教育人、挽救人为根本宗旨。认真执行“教育、感化、挽救”的劳动教养工作方针和“三像”要求，以把劳动教养人员教育培养成为守法公民和有用之才作为劳动教养一切工作的出发点，这是我国劳动教养工作的根本经验，也是始终不渝坚持的指导思想。

（二）与时俱进，改革创新。坚持按照劳动教养性质办劳动教养。严格区别劳教人员与罪犯的界限，在现有法律、法规的框架下深入探索管理教育、生产劳动和队伍建设的新模式，充分体现劳动教养工作特色。同时，努力办好劳动教养学校。

（三）切实保障劳动教养人员的合法权益。尊重劳动教养人员的人格，不准打骂、体罚、侮辱、虐待劳动教养人员，保证劳动教养人员的生活、卫生、医疗、教育、学习和劳动的基本条件以及他们依法应享有的合法权益。

（四）对劳动教养人员以政治思想教育为核心，以职业技能培训为重点，辅之以文化教育。坚持理论联系

实际、因人施教、疏通引导、以理服人的原则，使劳教场所既是执法机关，又是教育人、挽救人的特殊学校。

（五）坚持对劳动教养人员实行依法、严格、科学、文明管理。充分发挥管理的矫正和行为养成功能，使劳动教养人员转变不良的思想品德和行为习惯，成为守法的公民。

（六）坚持向社会开放。充分运用社会力量，把所内教育与社会帮教紧密结合起来，全面落实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七）实行执法公开。自觉接受法律监督、社会监督，严格执法环节，规范执法行为。

（八）切实加强劳教人民警察队伍建设。坚持从严治警，从优待警，努力培育和锻炼出一支政治坚定、业务精通、作风优良、纪律严明的专业化劳教人民警察队伍。

三、当前劳动教养制度面临的挑战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作为上层建筑的劳动教养制度已不能适应经济基础的发展需要，其历史局限性日益暴露出来，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劳动教养理论研究亟待加速

“理论是行动的先导。实践需要科学理论的指导，没有理论指导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恩格斯说过：„只有清晰的理论分析，才能在错综复杂的事实中指明正确的道路。‟”⑴由于劳动教养制度是中国特有的一项法律制度，在工作实践中可以借鉴和参考的东西不多，加上在管理体制上长期依附于劳改工作，从总体上来说，劳动教养理论研究起步晚，底子薄，成果还处于松散、零星状态，缺乏深度，没有形成体系，与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还有较大差距。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依法治国方略的深入实施，适应维护社会稳定的需要和健全法制的要求，探索和建立中国特色的劳动教养制度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历史课题。为此，必须加快劳动教养工作的理论研究步伐。

（二）劳动教养的法制化建设亟待加强

劳动教养制度是在国家整体法制建设不完善的条件下建立起来的，作为其立法依据的宪法无论从理念、原则、规范以及由此确立的法治框架都发生了变化，源于宪法中关于公民义务基本规范的依据，也需要重新加以审视；作为其基本规范依据的《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以及《补充规定》，因缺少部门法基础且法制化程度较低而影响了劳动教养的法律地位。尽管后来在原有立法规范的基础上，通过制定一些相应的行政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作了修补性努力，但并未从根本上解决劳动教养法制化问题。随着以部门法的法典化运动为标志的法制现代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制体系的框架已基本形成，劳动教养制度与现代刑事法、行政法的矛盾与冲突日渐显现。具体而言，体现在劳动教养制度的内容结构上，有以下几方面亟待调整：

首先，在劳动教养调整对象的特殊性及其法定化标准问题上，从社会危害程度上认定，劳动教养调整对象与刑法调整对象有一定的“同类重叠”，只是刑法中关于罪刑规范的量化因素作了“非罪”调整。因此，劳动教养实际上以刑法作为“准据性”标准。从社会管理的需要角度考察，劳动教养调整对象与同一领域的部门法《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调整对象“同质交叉”，只是行为人主观恶性状态和危险程度不同而已。由此造成劳动教养制度在调整对象的规范方面，难以形成实证性客观标准和独立的法治品格。

第三篇：我国劳动教养制度的弊端及立法建议

我国劳动教养制度的弊端及立法建议

(1)劳教制度在我国已运行近50年，对解决社会问题起了巨大作用，但随着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不断完善，劳教变得越来越自由，越来越失控，越来越远离法治的轨道，其弊端日益暴露。为完善劳动教养制度，全国人大常委会已将制定《违法行为矫治法》列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规划，以《违法行为矫治法》替代“劳动教养”制度。本文试分析我国劳动教养制度存在的弊端，并就违法行为矫治法立法提出一些看法。

一、劳动教养制度的弊端

1、劳动教养缺乏法律依据

现行劳教依据的是《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1957年发布）、《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补充规定》（1979年发布）和《劳动教养试行办法》（1982年发布），仅此一个决定，一个补充规定，一个试行办法而已。其中决定和补充规定虽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但其发布主体是国务院，其法律地位仅处于行政法规之档次。而试行办法则是国务院转发公安部的文件。被转发的试行办法在内容上较为完备，对决定和规定作了补充，成为了劳教的主要依据。

（1）劳动教养制度明显违反了《宪法》和《立法法》的有关规定。我国现行《宪法》第三十七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不受逮捕。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立法法》第8条第五款规定：“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只能由法律规定。”而劳动教养不经正当的司法程序，不需审判，甚至被劳教人员没有上诉的权利，仅由劳动教养委员会审查决定，事实上是由公安机关或党政领导决定，就可限制公民人身自由长达3年，还可延长为4年。

（2）劳动教养制度与现行《行政处罚法》的规定也不符。《行政处罚法》第9条规定：“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只能由法律规定。”第10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法规可以设定除限制人身自由以外的行政处罚。”第64条第二款规定：“本法公布前制定的法规和规章关于行政处罚的规定与本法不符合的，应当自本法公布之日起，依照本法规定予以修订，在1997年12月31日前修订完毕。”由此可见，作为行政法规的《劳动教养试行办法》规定“劳动教养”这样一种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不但不符合《行政处罚法》的规定，与规定矛盾和冲突，而且已经在事实上处于缺乏法律依据的状态。

（3）劳动教养制度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规定上违背。1998年，中国加入《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公约第9条规定：除非依照法律所规定的根据和程序，任何人不得被剥夺自由。此处的法律指的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

2、劳动教养成为公安机关滥用权力的“温室”

依据1982年《劳动教养试行办法》，对劳动教养的决定只需经过公安局有关科室的批准，不需经过任何形式的取证、控辩、一审、二审等程序。这样，司法机关就无权对决定劳动教养对象的决定过程进行合法的控制和监督，而被决定劳动教养的人甚至连申辩的渠道都没有。这就必然会导致公安机关滥用这一权力的现象发生，成为公安等机关滥用劳教职权、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打开了方面之门。

（1）将刑事诉讼案件作劳教处理。有的公安机关对一些在法定羁押期限内无法侦查结案提起刑事诉讼的案件，取证困难、证据不足、怕移送起诉后被退查的案件，办案经费紧张、办案人手有限畏于追查的案件，或案情复杂根本无法查清的案件，都处以劳教了事。前两年中央对超期羁押进行清查，许多地方就将证据缺乏和证据不足的案件以劳教处理，而且一律三年。

（2）利用劳教进行创收。有的办案单位为了完成上级下达的创收指标，或者受自身利益的驱动，以劳教相威胁，对卖淫、嫖娼、赌博、吸毒等处以高额罚款。而被罚者往往因为畏于劳教的严厉，只能忍气吞声。

（3）利用“劳教”打击报复上访和维权人员。劳动教养无需经过法律程序，就可剥夺一个公民的自由，有的“刑期”甚至比正式有罪的人还长。在党风和社会风气还未根本好转、法制和监督环境还未完全令人满意的情况下，这个制度确实有可能成为某些腐败分子、贪赃枉法者打击和迫害群众的工具。

3、劳动教养的性质被扭曲

劳动教养作为一种治安行政处罚，其适用对象主要是有轻微违法行为，不够刑事处分的人。然而，劳动教养的期限和对被劳教人员人身自由的剥夺程度却相当于犯有严重罪行的人。犯罪的人最低一档处罚是管制，是部分限制自由的开放性刑罚，在居住地执行，期限最短3个月，最长2年；第二档刑事处罚是拘役。是剥夺自由的，就近执行，每月可回家1-2天，期限最低1个月，最长6个月；第三档刑事处罚是有期徒刑，最低6个月，最长15年，但可以处3年以下的罪名占刑法总罪名的90%以上，而3年以下，还有缓刑的机会，被劳动教养的期限起点1年，高可达4年，被劳教者一般在戒备森严的劳教所执行，节假日照常进行。于是人们都把劳教和劳改混为一谈，都称之为坐牢。久而久之，国家机关也将劳教与劳改一视同仁了。例如：在198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处理逃跑或者重新犯罪的劳改犯和劳教人员的决定》第1条规定：劳动教养人员逃跑的，延长劳动教养期限，劳教人员解除劳教后三年内犯罪，逃跑后五年内犯罪的，从重处罚，并且注销本人城市户口，期满后除确实改造好的以外，一律留场就业，不得回原大中城市。其中情节轻微，不够刑事处分的，重新劳动教养或者延长劳动教养期限。第三条规定：劳教人员、劳改罪犯对检举人、被害人和有关的司法工作人员以及制止违法犯罪行为的干部、群众行凶报复的，按照其所犯罪行的法律规定，从重或者加重处罚。显然，劳教人员与劳改犯是等同的。

更为混乱的现象是：在一个共同犯罪中，主犯被起诉，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从犯被处劳动教养三年，主犯在外面，从犯在里面。难怪有的劳教人员刚进所后立即挖空心思交待多年前的违法犯罪行为或者捏造犯罪行为。因为他多年前的犯罪行为至多被判有期徒刑一、二年，而且极有可能缓刑。这使劳教与劳改颠倒了。

4、劳动教养程序缺乏监督

按照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大中城市人民政府设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由民政、公安、劳动部门的负责人兼职组成，负责劳教工作的领导和管理，主要负责审查批准劳教，提前解除劳教和延长劳教期限。但实践中，这个管委会形同虚设，劳教的审批机关是公安机关，不服劳教决定申请复议的复议机关是上级公安机关。不仅大中城市的公安可以决定劳教，县公安局也可以决定劳教，派出所也可以决定劳教，连派出所所长也可以决定劳教。（作者：3COME未知本文来源于爬虫自动抓取，如有侵犯权益请联系service@立即删除）

第四篇：劳动教养的弊端及其废除原因

劳动教养的弊端及其废除原因

一、劳动教养的弊端

1、劳动教养缺乏法律依据

现行劳教依据的是《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1957年发布)、《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补充规定》(1979年发布)和《劳动教养试行办法》(1982年发布)，仅此一个决定，一个补充规定，一个试行办法而已。其中决定和补充规定虽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但其发布主体是国务院，其法律地位仅处于行政法规之档次。而试行办法则是国务院转发公安部的文件。被转发的试行办法在内容上较为完备，对决定和规定作了补充，成为了劳教的主要依据。

(1)劳动教养制度明显违反了《宪法》和《立法法》的有关规定。我国现行《宪法》第三十七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不受逮捕。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立法法》第8条第五款规定：“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只能由法律规定。”而劳动教养不经正当的司法程序，不需审判，甚至被劳教人员没有上诉的权利，仅由劳动教养委员会审查决定，事实上是由公安机关或党政领导决定，就可限制公民人身自由长达3年，还可延长为4年。

(2)劳动教养制度与现行《行政处罚法》的规定也不符。《行政处罚法》第9条规定：“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只能由法律规定。”第10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法规可以设定除限制人身自由以外的行政处罚。”第64条第二款规定:“本法公布前制定的法规和规章关于行政处罚的规定与本法不符合的，应当自本法公布之日起，依照本法规定予以修订，在1997年12月31日前修订完毕。”由此可见，作为行政法规的《劳动教养试行办法》规定“劳动教养”这样一种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不但不符合《行政处罚法》的规定，与规定矛盾和冲突，而且已经在事实上处于缺乏法律依据的状态。

1(3)劳动教养制度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规定上违背。1998年，中国加入《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公约第9条规定：除非依照法律所规定的根据和程序，任何人不得被剥夺自由。此处的法律指的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

2、劳动教养成滥用权力的“温室”

依据1982年《劳动教养试行办法》，对劳动教养的决定只需经过公安局有关科室的批准，不需经过任何形式的取证、控辩、一审、二审等程序。这样，司法机关就无权对决定劳动教养对象的决定过程进行合法的控制和监督，而被决定劳动教养的人甚至连申辩的渠道都没有。这就必然会导致公安机关滥用这一权力的现象发生，成为公安等机关滥用劳教职权、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打开了方面之门。

(1)将刑事诉讼案件作劳教处理。有的公安机关对一些在法定羁押期限内无法侦查结案提起刑事诉讼的案件，取证困难、证据不足、怕移送起诉后被退查的案件，办案经费紧张、办案人手有限畏于追查的案件，或案情复杂根本无法查清的案件，都处以劳教了事。前两年中央对超期羁押进行清查，许多地方就将证据缺乏和证据不足的案件以劳教处理，而且一律三年。

(2)利用劳教进行创收。有的办案单位为了完成上级下达的创收指标，或者受自身利益的驱动，以劳教相威胁，对卖淫、嫖娼、赌博、吸毒等处以高额罚款。而被罚者往往因为畏于劳教的严厉，只能忍气吞声。

(3)利用“劳教”打击报复上访和维权人员。劳动教养无需经过法律程序，就可剥夺一个公民的自由，有的“刑期”甚至比正式有罪的人还长。在党风和社会风气还未根本好转、法制和监督环境还未完全令人满意的情况下，这个制度确实有可能成为某些腐败分子、贪赃枉法者打击和迫害群众的工具。

3、劳动教养的性质被扭曲

劳动教养作为一种治安行政处罚，其适用对象主要是有轻微违法行为，不够刑事处分的人。然而，劳动教养的期限和对被劳教人员人身自由的剥夺程度却相当于犯有严重罪行的人。犯罪的人最低一档处罚是管制，是部分限制自由的开放性刑罚，在居住地执行，期限最 2 短3个月，最长2年;第二档刑事处罚是拘役。是剥夺自由的，就近执行，每月可回家1-2天，期限最低1个月，最长6个月;第三档刑事处罚是有期徒刑，最低6个月，最长15年，但可以处3年以下的罪名占刑法总罪名的 90%以上，而3年以下，还有缓刑的机会，被劳动教养的期限起点1年，高可达4年，被劳教者一般在戒备森严的劳教所执行，节假日照常进行。于是人们都把劳教和劳改混为一谈，都称之为坐牢。久而久之，国家机关也将劳教与劳改一视同仁了。例如：在198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处理逃跑或者重新犯罪的劳改犯和劳教人员的决定》第1条规定：劳动教养人员逃跑的，延长劳动教养期限，劳教人员解除劳教后三年内犯罪，逃跑后五年内犯罪的，从重处罚，并且注销本人城市户口，期满后除确实改造好的以外，一律留场就业，不得回原大中城市。其中情节轻微，不够刑事处分的，重新劳动教养或者延长劳动教养期限。第三条规定：劳教人员、劳改罪犯对检举人、被害人和有关的司法工作人员以及制止违法犯罪行为的干部、群众行凶报复的，按照其所犯罪行的法律规定，从重或者加重处罚。显然，劳教人员与劳改犯是等同的。

更为混乱的现象是：在一个共同犯罪中，主犯被起诉，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从犯被处劳动教养三年，主犯在外面，从犯在里面。难怪有的劳教人员刚进所后立即挖空心思交待多年前的违法犯罪行为或者捏造犯罪行为。因为他多年前的犯罪行为至多被判有期徒刑一、二年，而且极有可能缓刑。这使劳教与劳改颠倒了。

4、劳动教养程序缺乏监督

按照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大中城市人民政府设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由民政、公安、劳动部门的负责人兼职组成，负责劳教工作的领导和管理，主要负责审查批准劳教，提前解除劳教和延长劳教期限。但实践中，这个管委会形同虚设，劳教的审批机关是公安机关，不服劳教决定申请复议的复议机关是上级公安机关。不仅大中城市的公安可以决定劳教，县公安局也可以决定劳教，派出所也可以决定劳教，连派出所所长也可以决定劳教。

一个人有轻微违法，要劳教三年可以基本上无程序可言。但一个人如果犯了罪，要判三年徒刑则难上加难，公安机关要立案、侦查、报捕、移送起诉，已经很繁琐了，检察机关还要批捕、起诉，法院还要开庭审判，审判时，还有精通法律而又精于讼技的律师横挑鼻子，竖挑眼，稍有某一份或几份主要证据不能采信，则此人会无罪释放。在此，从犯罪嫌疑人到被告人再到罪犯，要经过三堂会审，加律师辩护，还极有可能成漏网之鱼，检察院可以不批 捕，不起诉。法院可以判无罪，可以定罪免处，还可判缓刑。相比之下，为什么公安一家就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将一个人定劳教三年。

二、废除劳动教养的原因

近来劳动教养制度的存废成了社会关注的焦点，这个长期受到社会各界普遍反对的制度终于看到了废除的曙光。应当说，这个长期在法律外运作的制度它的非法性受到社会关注本身是一个社会的进步。对于这个制度的态度无非是两种，一是废除，二是改进，第三条道路没有。在主张改进的人们中，大部分的主张是将劳动教养一分为二：重的进刑法，轻的进行政处罚，这种主张其实也属于废除论。我主张废除劳动教养。因为它没有存在的必要，半个多世纪的实践证明它无法合法化，而且没有它，中国的社会将更加美好。我主张废除劳动教养的理由集中在合法性上，用宪法第五条确立的法治原则来评价它。我的主要理由是：

第一，劳动教养违反宪法

这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违反宪法规定的法治原则（第5条）和人权保障原则（第33条）。二是直接违反宪法规则。宪法第37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第一款）。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不受逮捕（第二款）。”而劳动教养制度是剥夺公民人身自由长达数年甚至几十年的处罚，这是一种比逮捕更加严重的侵害公民人身自由的行为，理所当然应遵守宪法第37条的规定。

第二，劳动教养违反《立法法》规定的法律保留原则

《立法法》第8条第五项规定：“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只能制定法律”。劳动教养剥夺公民人身自由一次最长达四年之久，如果考虑在在执行过程中不少地方采取“连续劳教”的方法，则时间更长。依据《立法法》的规定，这样的事项毫无疑问只能用法律规定。但是劳动教养的基本文件仍然是《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1957）》，且不说此前它的依据只是“党内文件”。这个决定充其量只是“行政命令”而非法律。因为1954宪法规定的是全国人大的单一立法制，它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行使国家立法权的唯一机关（第22条）”，制定法律的权力只属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连全国人大常委会也只有权“解释法律”、“制定法令”（31条）。至于国务院，它只有权“根据宪法、法律和法令，规定行政措施，发布决议和命令（49条）”。仅仅从立法形式上看，用行政命令来剥夺人身自由，已经与法治国家的要求不相符。第三，劳动教养违反正当法律程序

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劳动教养这种长期剥夺公民人身自由的处罚没有经过刑事诉讼程序，本身违反正当程序。二是由于执行中公安的强势违反正当程序。虽然根据相关规定，劳动教养的决定由各地的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作出，但是实际上由于该委员会的常设机构设在公安机关，日常事务也由公安来处理。公安机关是承担维护社会治安任务机关，劳动教养的对象又是可能破坏社会治安的人。这就导致公安机关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的情况。即使公安机关是出于公心，也不排除仅仅从本单位职责出发，而导致不公正的情况发生。

第四，劳动教养违反罪刑相当的要求，显失公平

这有一个前提性问题要解决，劳动教养与刑罚的关系。劳动教养是不是刑罚？它是“事实上的刑罚”，尽管没有刑罚的外貌，但有刑罚的实质。这一点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劳动教养日期可否折抵刑期问题的批复（1981年7月6日）》为证。这个批复在回答安徽省高院“关于劳动教养与刑期是否可以折抵”的请示时规定：“如果被告人被判处刑罚的犯罪行为和被劳动教养的行为系同一行为，其被劳动教养的日期可以折抵刑期；至于折抵办法，应以劳动教养一日折抵有期徒刑或拘役的刑期一日，折抵管制的刑期二日。” 既然劳动教养与刑期可以折抵，而且“劳动教养一日折抵有期徒刑或拘役的刑期一日，折抵管制的刑期二日”，可知，劳动教养就是刑罚，而且它比管制刑还要重。实际上，劳动教养比短期有期徒刑也要重。有期徒刑可以判处几个月，管制的期限是3个月以上2年以下，拘役的期限是1个月以上6个月以下，而劳动教养呢？原来的劳动教养没有期限，相当于无期徒刑，1961年4月, 公安部《关于公安工作十个具体政策问题的补充规定》首次规定了劳动教养的期限一般为2年到3年，1979年至今的规定是“一年至三年。必要时得延长一年。”所有这些规定都包含了一条：劳动教养最低期限是一年！因为劳动教养不经过法院和检察院，从立法者的思路来看，是把它当作轻于刑罚、介于刑罚和行政处罚之间的惩罚形式设计的，但是实际上这个理应“轻于”刑罚的惩罚却远远重于刑罚，明显违反罪刑相当的现代刑罚原则。

第五，劳动教养严重侵犯公民权利

除了侵犯公民正当程序权利以外，劳动教养主要是侵犯公民的人身自由，甚至生命权，并以此为威慑，影响到公民表达权、信访权、财产权的行使。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它成为“罪疑从有”的处罚方式，使许多人蒙受不白之冤；在反右运动中，无数右派成为劳动教养的受害者，许多右派没有活到“平反”的那一天。在青海，5000 多女劳教人员中“非正常死亡”1000多人。没有死亡的女劳教人员所受到的屈辱、苦难，常人难以想象。

第六，劳动教养成为地方政府谋政绩与谋利的工具 2009年，于建嵘曾专门调查上访劳教案，通过分析，他认为，在一些地方劳教制度“已沦为了地方政府官员假以维稳为名、行打击报复之实的工具”。于建嵘实名认证的微博8月13日发布了劳教警察的来信：称其所在的劳教所曾因年龄大、身体不适合拒收一名多次上访者。“但地方政府为了不让他再上访，通过各种渠道施压迫使我们接收。”2009年，深圳发布《关于依法处理非正常上访行为的通知》，《通知》规定对多次非正常上访行为人，除予以行政拘留、追究刑事责任等，符合劳教条件的，将予以劳教。许多地方都有类似的规定和要求。今年5月30日，河南省南阳市召开全市领导干部会议，会上明确提出对发生重复非正常上访的人员“该劳教的必须劳教”。在河南某乡镇政府门口还曾挂出这样的标语：“非法上访，一次拘留，两次劳教，三次判刑。”在维稳第一的气氛中，许多上访者成为劳动教养受害者并不说，更有无数公民仅仅因为发一个帖子、转一个帖子、反对非法强拆、甚或合法行使表达权而被劳教。最近引起强烈民愤的劳动教养个案当数仅仅因为要为被强奸的13岁女儿讨回公道而被劳教的唐慧劳动教养案。此种极端野蛮个案的存在从一个侧面反应了劳动教养整体上的非法与残忍。

第七，劳动教养成为不稳定的根源，破坏党和政府的形象

劳动教养原本就在法律外运作，成为地方政府规避刑事诉讼程序任意剥夺公民自由的利器，且不说反右那种整体上迫害知识分子的劳教，就是现在的维稳劳教亦然。此种政府的非法律行为在整体上不是促进社会稳定，而是社会不稳定的根源。这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说明。一是劳动教养在法律外运作，破坏了规则的权威，规则没有权威的社会必然不稳定。二是政府官员在法律外惩罚公民的权力，使社会不稳定。因为法外惩罚权力的取向强化了公权私用行为，它的进一步后果是加剧官员行为的“失范”。官员行为的失范必然引发社会的反弹，社会的反弹引发官员更加严重的暴力反应，最终社会陷入了不稳——维稳——更加不稳的恶性循环，官民关系成为暴力博弈。这几年频发的大规模“群体性事件”背后常常存在此种逻辑。因此，即使不考虑劳动教养对公民权利的侵犯，单单从维稳的角度来看劳动教养，它也是得不偿失的：劳动教养的“维稳”意义是短期的，局部的；从长期、整体的眼光来看，劳动教养实为**的根源。除了不能达到“维稳”这一初始目标外，依赖劳动教养维稳的制度设计一个附带的效应是党和政府的形象受损。

第八，劳动教养违反国际义务，有损国家形象

未经正式法庭的审判不得剥夺公民自由，这是国际人权法的基本原则。《世界人权宣言》第10条是这一原则的最权威的国际人权法依据，该条宣称：“人人完全平等地有权由一个独立而无偏倚的法庭进行公正和公开的审讯，以确定他的权利和义务并判定对他提出的任何刑 事指控”。《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对《世界人权宣言》第10条作了细化。我国早在1998年就签署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4条第1款明确规定：“人人有资格由一个依法设立的合格的、独立的和无偏倚的法庭进行公正的和公开的审讯。”劳动教养除了与上述人身自由权原则相悖外，劳动教养还面临两个指控：一是强迫劳动，《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8条之三项（甲）规定：“任何人不应被要求从事强迫或强制劳动”；二是酷刑。这些无疑严重损害了国家的形象。

这仅仅是从规范上来讲的，在实际社会后果上，它起的作用可以用“遗害无穷”来形容。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劳动教养对中国社会造成了无穷的危害。1957年8月正式建立劳动教养制度，至当年末，全国共收容劳动教养人员36983人。在“反右”和左倾思潮的影响下，从1958年开始，全国收容劳动教养人员的数量急剧增长，当年末收容人数达到355777人，1959年达到435325人，1960年达到劳动教养历史上的最高峰，为499523人。这么多人未经司法程序而被剥夺自由长达数年，甚至终身，这不能不说是个严重的问题。它理所当然地受到学界的严厉谴责。

废除劳动教养有充分的民意基础。网络舆论几乎是“废除论”一边倒，据网络调查，主张取消劳动教养的公民大约在90%左右。新华网的专题调查显示，通过微博参与投票的网友中有86.7%认为应该废除劳动教养制度，仅有4.4%认为不应当废除。据第一调查网对“你是否赞成废除劳动教养制度”的调查，主张“强烈赞成和赞成”的占91%，“不赞成”的不到10%，没有“非常不赞成”的。最近的调查是财经网作出的。这项调查始于2012年8月28日，截至8月29日13时，已有189人参加投票。在看待劳动教养制度上，认为它是“坏制度，它不经审判就可长期剥夺公民人身自由”的票数为173票，占92%；认为它是“好制度，程序简单，可以有效维护社会治安和稳定”的票数为6票，占3%；其他投票者认为“说不清”，占5%。在劳动教养制度的存废问题上，“赞同废除”的票数为163票，占86%；“赞同对它进行改革”的票数为22票，占12%；“说不清”的票数为4票，占2%。调查数据显示，越是新近的调查，主张废除劳教的比例越高，一个原因是越来越多的滥用劳教迫害访民与其他主张改革的人士有关，最新的一项调查主张废除的比例超过98%。

近十年来，学界与政治界以种种方式试图推动废除劳动教养制度的立法。2007年，经济学家茅于轼、律师李方平等69位学者和法律界人士发表公开信，呼吁废除劳教制度。2008年，学者范亚峰在互联网发表公开信。2010年，学者于建嵘主持研讨推动修法。在立法程序方面，早在2003年，朱征夫等7位广东省政协委员联名提出《关于在广东省率先废除劳动教养制度的提案》，该提案明确提出废除的四大理由。近几年来，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 也不断有代表提出方案，要求废除劳动教养制度，或把它纳入司法范畴。全国人大代表陈忠林在人大任期内，8次提出改革劳动教养制度、制订新法律的议案，他认为，劳动教养制度涉及数以十万计的公民的人身自由。认为现行劳教制度中的很多规定既极端不合理，又严重不合法，极大地破坏了现行法律体系的和谐，必须得到改变。有一项不完全统计，到2007年，已有420名全国人大代表提交议案，要求改革劳教制度。2008年，全国人大代表马克宁建议废除劳动教养。

有人可能会说，劳动教养有利于社会稳定。我们暂且不说这是“稳定第一”的非法治、反人权思潮的表现，即使在逻辑上，它也是站不住脚的。因为这样的推理需要事实支撑。我们看看，在没有劳动教养的地方，是不是社会就不稳定了呢？恰恰相反，世界上的国家除了中国，我没有看到劳动教养，他们都很稳定，难道独独中国没有了劳动教养天下就要大乱？毫无疑问这犯了“证不出”的逻辑错误。而在实践中，无数的事例证明，恰恰是非法的劳动教养减低了党我政府的权威，丑化了党和政府的形象，激化了干群关系，是社会不稳定的根源之一。

结论：劳动教养只能废，不能改，无法改。办法可以归纳为八个字：重者入刑，轻者归行（行政处罚）。

第五篇：劳动教养制度

小议我国劳教制度的废除

劳动教养制度，简称劳教制度，指的是政府相关机构根据现行相关法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对有违法和轻微犯罪行为，而又不够或不需要给予刑事处罚的人施加的一种剥夺人身自由、强迫劳动、进行思想教育的处罚制度。

追根溯源，我国的劳教制度实际上是从前苏联引进的。据考证，劳动教养制度的原型即为列宁时代的“劳动营”，全称是“苏联劳动改造营业总管理局”。新中国建立后，我们引进了前苏联的这一制度，并将其演变为我国独有的一项行政处罚制度。应该看到，劳教制度施行50多年来，确实教育挽救了一批危害社会治安秩序的违法人员，对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的维护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劳动教养制度的实质在于：公安机关无须经过法院审判程序，即可将尚不构成犯罪的违法之人投入劳教场所，限制人身自由长达一至三年，必要时甚至可延长一年。由此不难看出，我国的劳教制度之所以在较长时期内饱受诟病，完全在于其从内容到形式的不合法和不合理。

废除劳教制度应当注意两方面问题：一是劳教制度的废除必须依照相应的法律程序。劳教制度应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废除。本次人大常委会的决定明确：劳教制度废止前依法作出的劳教决定有效；劳教废止后对正在被依法劳动教养的人员，解除劳动教养，剩余期限不再执行。二是劳教制度的废除应与其他相关制度改革完善同步进行。这就意味着我们需要对刑法、刑事诉讼法、治安管理处罚法、行政法、行政诉讼法等法律中的不少条款进行重新修改和完善，以便对原来属于劳教的对象进行分流处理。

劳教制度废除后，将有更完善更合理的制度代替其惩罚犯罪分子，比如社区矫正。在我国，社区矫正是将管制、缓刑、暂予监外执行、假释等符合法定条件的罪犯放在社区内,由专门的国家机关在相关社会团体、民间组织和社会志愿者的协助下，在判决、裁定或决定确定的期限内，矫正他们的犯罪心理和行为恶习，促进他们顺利回归社会。在监督管理方面，制定社区服刑人员报到、居住地变更、外出请销假、教育学习等制度，成立由司法所、村委会、居委会、其所在单位、就读学校、家庭成员或监护人、保证人、社会志愿者等组成的矫正小组，他们会和服刑人员谈话，对其进行走访，对服刑人员监管，防止他们脱管、漏管和重新违法犯罪。还会对在社区服刑的人员进行法制教育和社会公德教育，帮助他们提高道德修养和法制观念。执法人员、社会工作者和志愿者们还运用社会学、心理学、教育学、法学等专业知识，对服刑人员进行心理矫正，矫正他们的犯罪心理和行为恶习，帮助他们重新融入社会正常生活。

劳教制度废除后，或许会被其他惩罚制度取而代之。然而，无论采用何种制度，也无论对何种制度进行改革完善，以取代原有的劳教制度，我们都应该彻底摒弃隐藏在劳教制度背后的潜意识：即由公安机关等行政机关一家独断的观念。做好权力的分工和制约，防止其他替代性措施重蹈劳教制度覆辙，是我们工作的当务之急。当下，在劳教制度废除后，我们应该防止出现另外一种超越宪法法律的惩罚制度，特别是要避免“换新瓶、装旧酒”的情况再现。劳教制度被废除后，各级行政部门在失去了这一用惯且有利治理社会的“工具”时，可能感到很大程度的不适应，甚至可能会想办法通过其他方式加以 “弥补”。对于这些可能出现的现象，我们应当高度重视并坚决予以杜绝。特别是在进行相应的制度设计时，一定要充分认识到原劳教制度给公民基本权利带来的严重危害，在限制行政权力过度行使的理念下，设计合理的制度，以真正做到“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